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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西都护府的设立
  从西汉开始设立的西域都护府，为西域的统一事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此长久留在各族人民的历史和记忆中。在魏晋南北朝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割据中，各族人民都渴望统一。唐代顺应历史的发展，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统一了包括广大西域在内的中华大地，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代。
  隋末唐初，西域的地方政权主要受西突厥汗国控制，惟隋朝势力早已深入西域，并已在西域东部门户哈密地区设立伊吾郡。隋末国内动乱不定，于是伊吾又为西突厥夺占。唐初贞观四年（630年）伊吾首领石万年倾慕唐朝，乘西突厥内乱，摆脱西突厥贵族的暴政，举所属七城内附唐廷。太宗即在其地置西伊州，贞观六年（632年）又改称伊州。那时西域各族人民听到唐朝已统一全国，都络绎前来进贡和学习，而各族商人更贪恋于丝绸贸易，可以牟取高额利润，但他们都得经过吐鲁番盆地的高昌王国及伊吾入中原，因为那时的罗布泊通道已断。于是高昌王麴文泰就利用所占的特殊地理位置，勾结西突厥一小撮分裂贵族，阻难西域各族前往唐廷的使者和商人。唐太宗多次派使者前去，晓以利害，麴文泰却始终坚持分裂叛乱。于是李世民即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和薛万钧、萨孤吴仁、契苾何力、牛进达等率步骑数万人击灭了高昌王国。太宗准备在高昌地区设立和内地一样的州县以治理。
  向以谏官著称的魏徵听到后，却坚决反对在那里设州县，向太宗申说：“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抚其人而立其子，所谓代罪吊民，威德被於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及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遣办亦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①唐太宗在别的问题上大都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可是在这件事上，太宗衡顾国家民族利益，及当时西域形势，却坚持在高昌地区设州县治理，并从统一西域大业出发，还同时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历史证明了唐太宗的这个战略措施，推进了西域的统一事业，发展了各族的经济文化。公元640年第一次设立的安西都护府由于西突厥地区还未统一，所以只可能设在原高昌王国所在地的吐鲁番盆地。但很清楚，安西都护府顾名思义是统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应该设在龟兹是最为确当和适中的地点。在龟兹以外地区设立安西都护府，都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一俟统一大业完成，一定要迁往便于总掌全局的重地——龟兹。
  不少研究者对于第一次设立西州及安西都护府的地点有争议，归结起来不外是设于交河和高昌城的两种说法。在《旧唐书·高昌传》中只说平定高昌国后，“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可见西州和安西都护府设在同时同地。而《元和郡县图志》、沙畹、徐松等都把西州及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地点定在交河，即今吐鲁番市西二十里的雅尔湖地区②。而冯承钧、邝平樟、《新疆简史》等则认为西州及安西都护府一开始就在今吐鲁番市东五十里的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二村南的高昌故城地区③。
  笔者认为唐朝在吐鲁番盆地设置的西州，以及初设的安西都护府址均在高昌地区，并不在交河。从《唐会要》卷73所说贞观十四年九月“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这种说法显然是矛盾的，因为唐太宗平定麴文泰后，即以高昌王国都城高昌置西州，这个历史记载很明确。这里既说在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又说治交河城，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西州与交河之间相距近百里，西州非交河甚明，那么安西都护府既设在西州，就不可能治交河城。所以“治交河城”一语应为衍文。
  设立安西都护府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西域，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焉耆和龟兹都在西突厥贵族的煽动下发动叛乱，先命郭孝恪平定了焉耆叛乱，少数分裂酋领逃往龟兹。贞观二十年（646年）起，太宗即“遣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率五将军，又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以伐龟兹”①。获得大胜，全歼了分裂叛军，并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把原设于西州的安西都护府移置龟兹。
  从公元640年到658年间，除在648年安西都护府曾有短暂时间迁往龟兹外，其余时间都在西州，在此期间担任都护的共有四人。过去不少书上把西州时期的第一任都护说成郭孝恪②。唯经过一些新的出土文物及新史料的发现，已可大致肯定先后有四任都护。第一任都护应为乔师望；第二任都护才是郭孝恪。因为在《文馆词林》卷664载《贞观中巡抚高昌诏》称：“宜遣五品一人驰驿往西州，宣扬朝旨，慰劳百姓，其僧尼等亦宜抚慰。高昌旧馆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乔师望，景（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庶其安堵本乡，咸知为善。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这件诏书应是初平高昌时所颂，所称“分给旧官人”，即指麴氏高昌国旧贵族，所以乔师望首任安西都护的时间应为贞观十四年九月至十六年九月（640～642年）。
  郭孝恪 贞观十六年九月至二十二年十二月（642～648年），继乔师望之后任安西都护，《旧唐书·郭孝恪传》称：“金紫光禄大夫，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
  柴哲威 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初至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649～651年），据《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称：“敕使使持节伊西庭三州诸军事，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③
  麴智湛 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十一月至显庆三年（658年）五月，《册府元龟》卷991称：“天山县公麴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可是到658年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时，麴智湛并未随都护府同时迁往，而是由安西都护、西州刺史调任为西州都督，所以《册府元龟》卷964称：“显庆三年（658年）五月，以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麴智湛为西州都督，统高昌之故地。”而刘松柏先生所说：“高宗永徽年间，安西都护府治所尚在西州，当于此时升置为安西大都护府，故府治在西州的最后一任都护麴智湛（651～658年）亦当为安西大都护。”④这种说法与史不符。麴智湛未任安西大都护，在位的七年时间里一直是安西都护，因那时龟兹还未平服，所辖疆土不大，无改升大都护府的必要。只有龟兹平服，疆域大为扩充后，才有必要从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
  第二节 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的历史
  太宗贞观末年，安西都护叶护阿史那贺鲁“率其部落内属，诏居廷州”莫贺城①，置瑶池都督府，册任阿史那贺鲁为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唐政府“割二千余帐，令其统摄”②。后来阿史那贺鲁势力渐大，私结党羽，发动叛乱，唐朝先后派出程知节、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苏定方、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等大将及各族战士的奋战，即于657年平定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为了有效地治理西突厥地区，即在原辖瑶池都督府所属巴尔喀什湖东西广大草原区域分设了昆陵（在碎叶东）、濛池（在碎叶西）两都护府，归安西大都护管辖。葱岭以西、波斯以东也分置都督府、州、县、军府③。
  这样，巴尔喀什湖东西和葱岭以西“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兼隶于安西都护府”④。在吐蕃历史记载上也说显庆二年（657年）“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到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⑤。原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平定龟兹的同时，即在龟兹设龟兹都督府，在焉耆设焉耆都督府；在疏勒（都伽师城，今喀什市）设疏勒都督府；在于阗（都西山城，今和田县治西）置毗沙都督府。在此同时，还设置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也都归安西都护府管辖。但因阿史那贺鲁的叛乱，这些机构并未能巩固。直到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完全统一了西域，并恢复各级原有的军政机构，有效地统治着辽阔的西域山河。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原有西域都护府的建置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由上都护府改为大都护府，才能应付纷繁复杂的军政事务。
  在唐朝的都护府分大、上两种，大都护府比上都护府的组织较大。安西大都护府有大都护一员，从二品，副大都护二员⑥。副都护四人，正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下五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五、参军事各一人，并正七品下；参军事三人、正八品下。上都护府的都护为正三品。大都护比一般都护高半级，原安西都护，以及昆陵、濛池都护均系下三品，如果不升级为安西大都护，就不可能领导和指挥归属的昆陵、濛池都护。
  从显庆三年（658年）起安西晋级为大都护府后，其所任大都护可考者为：
  杨胄 《通鉴》卷200显庆三年（658年）条称：“初，龟兹王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相那利私通，布失毕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党与，互来告难。上两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至龟兹东境泥师城，龟兹大将羯猎颠发兵拒之，仍遣使降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发病卒，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上面既已阐明麴智湛仍留西州，未去龟兹任大都护，而其他史书又未明说西迁龟兹后的第一任大都护姓名，则杨胄率军平定龟兹的内乱后，必然军政大权在握，成为龟兹第一任大都护。至龙朔三年（663年）龟兹再次叛乱，杨胄突然匿迹于史册，可能杨胄即在龟兹变乱中被杀。是以其大都护的任期应为显庆三年（658）至龙朔二年（662年）。
  苏海政 龙朔二年至三年（662～663年）继任为安西大都护。因龟兹叛乱后，唐政府即于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十二月，命〓海道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①。可知苏海政奉诏前往龟兹平叛，同时又有统率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军队之权，显然只有他已就任安西大都护才有此指挥权力。
  高贤 高宗龙朔三年至麟德元年（663～664年）。《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三年十二月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
  匹娄武彻 麟德元年至二年（664～665年）。《千唐志·匹娄瓦墓志铭》称：“武彻，秦府库真、骠骑将军、右卫中郎将，檀、云、朔等州刺史，安西都护，使持节上桂国，济源县开国公。”
  以上高贤、匹娄武彻二人，先后曾任安西都护，可是于公元665年至667年间主政安西的裴行俭所领官衔却是“安西大都护”，可知自658年晋级为大都护府后，至裴行俭任职大都护时，安西大都护府未有变迁。由此可推断高贤、匹娄武彻二人的官衔“安西都护”漏一“大”字，也应该是安西大都护。
  裴行俭 高宗麟德二年至乾封二年（665～667年）。《旧唐书·裴行俭传》“显庆二年，六迁长安令..左授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附，征拜司文少卿”。而《文苑英华》385所收张说《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记得更详细：“公讳行俭..明（显）庆中，与长孙太尉、褚河南论及中宫废立，国家忧患。有公伯僚潜行于季氏，出为西州（长）史（当为西州都督府长史之简写——引者），又改金山副都护，又拜安西大都护，西域从政八九年间，穷荒举落，重译向化..乾封岁，征为同（《新唐书》、《旧唐书》均为司，此处误）文少卿”。说明裴行俭在西域先后出任过西州都督府长吏，金山副都护，安西大都护，从政期
  ①《资治通鉴》卷201《唐纪十七》。《册府元龟》卷449则说：“苏海政为〓海道行军总管，检校左武卫将军。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受诏讨龟兹及疏勒，敕昆陵都督（护）阿史那弥射及濛池都督（护）阿史那步真发兵以从海政。”
  间，颇著政绩，赢得各族人民的称赞。因而在仪凤四年（679年）发生的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的分裂叛乱，能够在裴行俭的建议下，不动兵威而智擒都支、遮匐，充分显示了裴行俭的政治、军事才能，为西域的统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由上史实可知，从公元667年以后，天山以北广大草原少数突厥贵族，以及在喀喇昆仑山南北的吐蕃贵族经常勾结一起，烽火不息，骚乱各族人民。这时安西大都护府迫于形势，又复原为安西都护府。这一时期有史可考的都护为：
  陶大有 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667～669年）。《江苏金石录》卷4《宣州刺史陶府君（大举）德政碑》指出“（陶）大有，□□通事舍人，廓州刺史，安西都护”。并称其后任陶大举于“总章元年（668年）特授使持节廓州刺史，守廓州刺史”。由此可推知陶大有主政安西应在公元667～668年间。
  董宝亮 总章二年至咸亨二年（669～671年）。咸亨四年（673年）所立《戎州刺史董宝亮碑》（收入《金石录》）指出“宝亮，安西都护、陇州刺史、天水公”。死于公元673年，主政安西都护前，还曾任陇州刺史、戎州刺史，则其主政安西都护只可能在公元669～671年间。
  杜怀宝咸 亨二年至仪凤二年（671～677年）。自咸亨二年杜怀宝任安西都护后，直到王方翼随裴行俭西行，被任命为安西都护时，再未见他人担任安西都护。问题是裴行俭讨叛究从何年开始？尽管《资治通鉴》卷202及《旧唐书·高宗本纪》称裴行俭讨叛时间为仪凤四年（679年）六月叛，九月即平，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从长安至中亚，迢迢万里，即使快马也得半年，可知记载失实。而《新唐书·裴行俭传》则说：“仪凤二年（677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诱蕃落以动安西朝廷欲讨之。”①至仪凤四年夏裴行俭“擒都支、遮匐而还”②。经过近两年时间取得胜利，符合历史事实。由此可知，杜怀宝的安西都护应止于仪凤二年（677年）。
  王方翼 仪凤二年至永淳元年（677～682年）。据《新唐书·王方翼传》载：“裴行俭讨遮匐，奏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这里未说明王方翼于何年迁为庭州刺史。不过在此期间曾发生阿史那东薄啜的叛乱。《新唐书·王方翼传》称：“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车薄啜叛，围弓月城，方翼引军战伊犁河，败之，斩首千级。俄而三姓咽麴兵十万踵至，方翼次热海，进战，矢著臂引佩刀断去，左右莫知。所部杂虏谋执方翼为内应，方翼悉召会军中，厚赐，以次出壁外，缚之。会大风，杂金鼓，而号无呼无闻者，杀七千人..西戎震服。”可知于永淳初王方翼仍是安西都护。那么徙为庭州刺史，当在永淳初热海之战胜利之后，即公元682年。
  杜怀宝 永淳元年至永淳二年（682～683年）。这是杜怀宝第二次主安西都护。《全唐文》卷333载：“诏公（指王方翼——引者）为庭州刺史，从波斯军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
  李祖隆 永淳二年至垂拱二年（683～686年）。《千唐志·裴沙钵罗墓志》称：“属藩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裴沙钵罗）再谋奏拔四镇。”李祖隆曾于咸亨四年（673年）任沙州刺史。唐朝常由肃州、沙州、伊州刺史调任安西都护。
  自公元667年起中亚局势不稳，直到686年的20年时间中，吐蕃和西突厥少数贵族曾进行多次分裂叛乱。特别是咸亨元年吐蕃贵族攻陷龟兹后，未见安西都护撤离西域，可是也未见从龟兹撤往西州，仅在《新唐书·高昌传》中说：“始仪凤（676～678年）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旧唐书·龟兹国传》也说：“高宗嗣位..其后，吐蕃大入，焉耆以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唯这里的四镇并不包括碎叶在内，因这时已以焉耆代碎叶为四镇，而吐蕃也从未攻陷碎叶，所以上述六位安西都护驻地已不在龟兹，而在碎叶，除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方翼神道碑》中明说“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外，其余几位安西都护驻地也在碎叶。这是有线索可寻的。当裴行俭带领王方翼等至西州时，《旧唐书·裴行俭传》仅称“人吏郊迎”。如果安西都护府迁驻西州，至少应该说都护府官员郊迎，在《新唐书·裴行俭传》中则说：“传契箭，召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说明碎叶城是唐朝在中亚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时也表明驻守碎叶的安西都护府很好地配合了裴行俭的军事行动，所以短时间取得了胜利。为了进一步巩固唐朝在中亚的统治，在平定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的叛乱后，即命王方翼扩建并增修了碎叶城。所以《新唐书·王方翼传》生动地描述了碎叶城军事设施的巧妙与精奥：“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迁回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宝。”实际是王方翼加固了这个军事堡垒。
  由于这时龟兹还未收复，西域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因而安西大都护府仍复原为都护府，有的文章把杜怀宝、王方翼都说成安西大都护，不妥。
  武则天秉政后，亟想规复西域，即于垂拱二年（686年）册拜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濛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落，并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平定西突厥他匐叛乱，十姓安定，四镇收复。唐朝又有效地统治着天山南北，于是安西第二次晋级为大都护府。这一时期主政安西的都护均领大都护名号。
  王世果 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年）。《新唐书·王雄诞传》载，其子“世果，垂拱初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
  阎温古 垂拱三年至永昌元年（687～689年）。《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称：垂拱一年（685年）十二月壬辰，“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以击吐蕃”。同上书则天皇后永昌元年（689年）“五月壬辰，韦待价及吐蕃战于寅识迦诃，败绩”。“七月丙子（8月16日），流韦待价于绣州、杀阎温古”。
  由于韦待价与吐蕃在寅识迦诃之战失败后，龟兹复为吐蕃所占，于是安西都
  护府只好再次由龟兹东迁西州。随着领疆的缩小，安西大都护府只好再次降为都护府。所以这一时期主政安西的领衔均为安西都护，非大都护。
  咎斌 永昌元年至天授元年（689～690年）。《芒洛四编》卷四：“大周绛州稷山县右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别检校安西都护。”
  唐休璟 天授元年至长寿元年（690～692年）。《旧唐书·唐休璟》传》称：垂拱年间（685～688年）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文昌右相韦待价及副使阎温古失利，休璟收其余众，以安西土。迁西州都督。可知天授元年时唐休璟仍为安西副都护，其时都护应为咎斌。可能是在他收散亡余众，抚安西土立功后升为安西都护。由于他熟悉边情，立刻“上表复取四镇。则天遣王孝杰破吐蕃、拔四镇，亦休璟之谋也”。足知他是数立功绩后才被正式提升为安西都护。他从垂拱初开始到西域任副都护，奋斗六年多才提升为都护正职。
  第三节 安西大都护府建置垂为定制
  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听取了从吐蕃返回的大将王孝杰的汇报和阅看了西州都督唐休璟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的呈文，决心赶走西域的吐蕃势力。即命“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①。可知从公元692年开始，唐朝又统一了西域，安西都护府再次从西州迁往龟兹，其所统疆域已包括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东西及葱岭内外。由此直到开元四年（716年）东突厥汗国政权破灭的一段时间里，唐朝国势一直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势头，从而安西第三次晋级为大都护府，并垂为定制。在这24年时间内任安西大都护的有：
  许钦明 长寿元年至万岁通天元年（692～696年）。《旧唐书·许钦明传》：“少以军功历左玉钤卫将军、安西大都护，封盐山郡公。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授金紫光禄大夫、凉州都督。”
  公孙雅靖 万岁通天元年至圣历元年（696～698年）。《元和姓纂》卷1“雅靖，安西（大）都护”。
  田扬名 圣历元年至长安四年（698～704年）。《旧唐书·西戎传》：“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扬名，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则张孝暠、杜暹皆有政绩，为夷人所伏。”《新唐书·西域传》则说：“长寿元年，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于是沙碛荒绝，民供赀粮苦甚，议者请弃之，武后不听。”同时也赞称了田扬名的政绩。他为何有名，《新唐书》、《旧唐书》并
  ①《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
  未为其立传，只是在《册府元龟》卷986指出：“（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九月，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斩吐蕃阿悉吉薄露，传首神都。”这条史料至少说明在西域称霸一时的吐蕃，在田扬名的有力统治下，不仅遏止了吐蕃贵族的嚣张气焰，并击败了吐蕃的入侵，使西域各族人民获得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宜乎为人称道。这里田扬名的官衔应为安西大都护，非安西都护，因为在其前任的许钦明、公孙雅靖均为大都护，田扬名也应当为大都护。
  郭元振 神龙元年至景龙四年（705～710年）。《旧唐书·郭元振传》：“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制以元振为金山道大总管。”《文苑英华》卷92《兵部尚书口公赠少保国公行状》：“景龙中（707～710年）..授公（郭元振）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而《全唐文》卷338进一步指出：“景龙中..骁卫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睿宗即位，徵拜太仆卿。”这些史料表明公元705～710年郭元振任职安西大都护。
  在郭元振任职安西大都护期间，发生并处理了一些重大政治军事问题。最突出的是突骑施部乌质勒、娑葛与西突厥贵族之间的不和与互相侵掠，不得安宁。因为其间既有深刻的政治矛盾，又有民族矛盾。当时西突厥是统治民族，对各族压迫很深，遭到各族人民的反对；乌质勒统领的突骑施部是由哈萨克族祖先乌孙的后裔发展而成，他们一直是中亚的土著人民，人数远比突厥族多。郭元振以他渊博的学识，深知其内幕，又有政治远见，从而向唐政府建议：“娑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屡相侵掠，阙啜兵寡弱、渐不能支。元振奏请追阙啜人朝宿卫，移其部落入瓜、沙等州安置，制从之。”本来这是一个重要决策，是抵制吐蕃分裂势力的正确措施，却遭到破坏。“当阙啜行至播仙城时，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以悌谓之曰：‘国家有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非唯官资难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纳，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贶二公，请留不行。仍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马甲以助军用。既得报仇，又得存其部落。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阙啜听了周以悌的①坏主意后，立刻勒兵攻陷于阗坎城，掳掠不少金宝及人民，然后派人携重金，走间道，纳贿于宗楚客、纪处纳。郭元振闻讯，立刻上书，痛斥这种破坏统一的行为：“今忠节乃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作乡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顷缘默啜凭陵，所应处兼四镇兵士，岁久贫赢，其势未能得为忠节经略，非是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忠节则在其掌握，若为复得事汉？往年吐蕃於国非有恩有力，犹欲争十姓、四镇；今若效力树恩之后，或请分于阗、疏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②郭元振对周以悌所言上述各点，一一驳斥。但疏奏不省。
  宗楚客等受阙啜忠节的贿赂后，立刻增派他的党羽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带领甘、凉以西军队，兼征吐蕃军；还由御史中丞冯嘉宾前去安抚阙啜；另由御史吕守素调集四镇兵力，准备一举剿除维护统一，忠于唐朝的突骑施部娑葛，另一方面宗楚客利用权力撤换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而以周以悌主政安西。
  当阙啜忠节勾结宗楚客、周以悌等人发军进围娑葛时，娑葛立即发兵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阙啜，杀冯嘉宾、牛师奖，占领安西。然后给郭元振写信说：“与汉本来无恶，只仇于阙啜。而宗尚书取阙啜金，枉拟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次而来，奴等岂坐受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乱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①郭元振立刻奏报了娑葛的书信，宗楚客反而诬郭元振别有异图。郭元振使其子郭鸿间道具奏其状致使周以悌被定罪流放于白州，宗楚客终于被诛。
  从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十一月癸未，宗楚客“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征元振入朝”到“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定西土..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②。可知周以悌窃夺安西大都护郭元振的权力不到半年。牛师奖任安西副大都护的时间更短，可能任命后没有到职，就被娑葛军队击毙了。
  张玄表 景云元年至先天元年（710～712年）。《资治通鉴》卷210，景云元年（710年）十二月“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怨而未绝和亲”。《旧唐书·吐蕃传上》“睿宗即位..时张玄表为安西都护，又与吐蕃比境，互相攻掠，吐蕃内虽怨怒，外敦和好”。这里的安西都护应为安西大都护，因在其前的郭元振是大都护，这时西域形势并无多大变化，所以张玄表自也为大都护。而《新唐书·方镇表四》景云元年（710年）“安西都护（领）四镇经略使”。可知张玄表还兼顾四镇经略使一职。
  吕休璟 先天二年至开元三年（713～715年）。《资治通鉴》考异卷12。开元三年（715年）“五月，诏葛逻禄、胡屋、鼠尼施等..宜令北庭都护汤嘉惠与葛逻禄、胡屋等相应。安西都护吕休璟与鼠尼施相应”。在此之前吕休璟曾任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大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的要职，当大食和吐蕃连兵攻拔汗那时“拔汗那，兵败，奔安西求救。孝暠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暠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暠平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足见这是一次重要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从而遏制了大食的东进和吐蕃势力的北上。
  自开元四年至天宝十四载（716～755年）的近四十年时间内由玄宗李隆基之子李琮和李玢先后遥领安西大都护，安西主政者则降为安西副大都护。由于唐玄宗于712年继位后，于713年前改元开元。到开元四年出师北伐，破灭了后突厥汗国，于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唐朝国势再度中兴，被称为“开元盛世”。
  玄宗为了削弱边将的权力，创设了遥领安西大都护的制度，并不履职，只是加强了对安西边将的政治监督，安西军政事务仍由主边将领全权负责，名分上则保留安西副大都护的官衔。计先后担任遥领职衔的亲王有靖德太子李琮、遥领期为开元四年至十五年（716～727年）。《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载：“，玄宗长子也，本名嗣直。……开元四年正月，遥领安西大都护，仍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其后由延王李玢（李洄）继任，任期为开元十五年（727年）至大宝十四载（755年），这时除遥领安西大都护府外，还加碛西节度大使衔。《旧唐书·玄宗诸子》：“延王玢，玄宗弟二十子也，初名洄。..开元十五年，遥领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
  郭虔瓘 开元三年至五年（715～717年）。《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十一月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至开元四年（716年）正月十九李琮遥领安西大都护以后，郭虔瓘即降为安西副大都护。《全唐文》卷21称：“嗣升可安西大都护，仍充河西四镇诸蕃落大使..右羽林军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上柱国、潞国公郭虔瓘..可安西副大都护仍兼陕王府长史、安抚诸蕃副大使，余如故。”《旧唐书·郭虔瓘传》：“俄转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进封潞国公。”同传又说“寻迁右威卫大将军”。《册府元龟》卷157：开元五年（717年）六月“苏绿潜窥亭障，安西东（都）护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献皆反侧不安，各以表闻”。是月病死于军中。
  第四节 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的历史作用
  汤嘉惠 开元五年（717年）七月至开元八年（720年）。郭虔瓘于开元五年六月卒于军中后，即于开元五年七月拜汤嘉惠安西副大都护。《唐会要》卷8：“开元六年三月，杨（汤）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自始有节度使之号。”在此之前，于安西四镇带使持节者，未冠“节度”之号。自汤嘉惠都护冠有“安西四镇节度”的正式“节度”之名后，“始有节度使之号”。《新唐书·方镇表四》记称：开元六年“安西（大）都护领四镇节度、支度经略使，副大都护领碛西节度、支度、经略等使，治西州”。这时的大都护为亲王李琮遥领，副大都护即汤嘉惠，依法又兼碛西节度使名号。《新唐书·西域传》“焉耆国”载：“开元七年，龙赖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而颜真卿《欧阳使君碑》则称：“开元十八年解褐安西参军，充节度使汤嘉惠推官。”查开元十八年四镇节度使为来曜，此处所指开元十八年当为开元八年之误。由此可知，汤嘉惠从开元五
  年开始为安西副大都护直任职至开元八年。
  张孝开 元八年至十二年（720～724年）。《旧唐书·郭虔瓘传》载：“嵩身长七尺，伟姿仪。初进士举，常以边任自许。及在安西，务农重战，安西府库，遂为充实。”说明张孝嵩任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后，很重视屯田积谷和军事训练，所以在他主政安西时，能遏制吐蕃势力的扩张。《资治通鉴》卷212载：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八月：“癸未，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应为四镇节度使之误——引者）张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番步骑四千救之..”那么张孝嵩究于何年调离安西？据《旧唐书·杜暹传》载：“（开元）十二年，安西都护张孝嵩迁为太原尹，或荐暹往使安西。”而《资治通鉴》卷212更指出“开元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等使”。可知张孝嵩是开元十二年（724年）三月离职，而《旧唐书·郭虔瓘传》所说“（开元）十年转太原尹，卒官”。此处十年应为十二年之误。因张孝嵩在任时能做到务农重战，府库充实，绝非一两年时间可成。其在职时间应为四年多为确。
  杜暹 开元十二年三月至开元十四年九月（724～726年）。杜暹于开元十二年接任安西副大都护之前，已很熟悉西域情况。《旧唐书·杜暹传》指出：“开元四年（716年）迁监察御史，仍往碛西覆屯。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不叶，更相执奏，诏暹按其事实。”曾深入中亚草原突骑施部游牧区域，一些酋领送其重金，均未受，得到敬重。开元十二年，安西副大都护张孝嵩调任太原尹后，即推荐杜暹主政安西。《资治通鉴》卷212载：开元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等使”。《旧唐书·杜暹传》指出：“番人伏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夺情擢拜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暹单骑赴职。明年，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番国图为叛乱，暹密知其谋，发兵捕而斩之，并诛其党与五十余人，更立君长，于阗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禄大夫。”《新唐书·杜暹传》赞扬杜暹的功绩说：“守边四年，抚戎练士，能自勤励，为夷夏所乐。”《新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四年，九月乙丑，碛西节度使杜暹检校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杜暹从开元十二年三月至十四年九月赴长安拜相，主政安西时间应为两年半，《新唐书》、《旧唐书》都说他守边四年，是把他任监察御史期间在西域的政绩也算计在内。至于他所任的碛西节度使，应为碛西节度副使，因碛西节度使的正职仍由亲王遥领。
  杜暹的安西副大都护任期并未届满，何以被唐廷匆忙调回，主要是和草原民族突骑施部没有搞好关系。据《资治通鉴》卷213指出：“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禄大怒，发兵寇四镇..既而苏禄闻暹入相，稍引退，寻遣使入贡。”由此可知，主要错误在杜暹，盛气凌人地以高压方式处事，使千匹骏马倒毙，自然要举兵击杜暹。后听说杜暹
  入朝，苏禄再未围攻，并遣使入贡。足证苏禄并非反唐。
  赵颐贞 开元十四年至十七年（726～729年）。《资治通鉴》卷213载，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会暹入朝，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婴城自守，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存。”《新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五年闰九月寇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之。”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这里的赵君即指赵颐贞。《资治通鉴》卷213则载：开元十六年（728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而在《全唐文》卷343记有“安西都护赵含章昌于货贿，多以金帛贿赵廷之士”。此处的赵含章可能与赵颐贞为同一人，一为名字，一为字号而已。
  吕休琳 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729～730年）。《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载：“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东天竺国人..开元十八年（730年）安西节度使为吕休林（琳——引者）表荐入朝，利言随师，以充译语。”可知开元十八年时安西节度使为吕休琳，此处虽未说安西都护，按唐制应为安西副都护兼节度副使。《新唐书·方镇四》开元十九年：“合伊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这里安西、北庭皆只设都护，不再设大都护。
  来曜 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730～731年）。《旧唐书·来瑱传》：“父曜，起于卒伍。开元十八年，为鸿胪卿同正员、安西副都护、持节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后为右领军大将军、仗内五坊等使，名著西陲。”
  徐钦识 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731～733年）。《全唐文》卷343：“安西都护、高平县公（徐）钦识子女。”此处未领节度使衔，可能是漏写。
  王斛斯 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733～736年）。《唐会要》卷78载：“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全唐文》卷284张九龄敕文称王斛斯为“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另在《全唐文》卷286张九龄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顷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秋后渐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此处说与突骑施攻战三年，则王斛斯的任职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也可能是三年。即从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冬。
  田仁琬 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六年（737～738年）。《旧唐书·高仙芝传》：“（高仙芝）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指明开元末高仙芝为安西副都护，因而田仁琬只可能在公元737年起任安西副大都护，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在他主政安西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对付日益嚣张的吐蕃势力。据《旧唐书·高仙芝传》指出：“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后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詧累讨之，不捷。”足见田仁琬对吐蕃征讨不力，所以任期不到两年，就被撤换，由盖嘉运接替。
  盖嘉运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至开元二十八年六月（738～740年）。《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六年夏六月辛丑，“莫贺达干夜袭苏禄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既而复与之异，立苏禄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余众，与莫贺达干相攻。莫贺达干遣使告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上命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旧唐书·西突厥传》也在开元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盖嘉运。嘉运率兵讨之，大败苏摩度之众，临阵擒吐火仙..”可知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时盖嘉运是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副使。《资治通鉴》卷214还指出：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三月甲寅，“盖嘉运入献捷。上赦吐火仙罪，以为左金吾大将军。嘉运请立阿史那怀道之子昕为十姓可汗，从之。”夏六月“上嘉盖嘉运之功，以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使之经略吐蕃”。可知盖嘉运任职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副使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至二十八年六月共两年半时间。
  夫蒙灵詧（马灵詧） 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六载（741～747年）。《新唐书·段秀实传》称：段秀实“天宝四载，从安西节度使马灵詧讨护密有功，授安西府别将”。《旧唐书·封常清传》称：天宝六载（747年）十二月“（高）仙芝代夫蒙灵詧为安西节度使”。应该说夫蒙灵詧为安西副大都护、安西节度使。
  高仙芝 天宝六载十二月至天宝十载（747～751年）。《旧唐书·高仙芝传》称：“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这个职衔为夫蒙灵詧所推荐，因为在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于帕米尔高原和吐蕃贵族的大战中取得胜利归来，夫蒙灵詧厉声责问高仙芝，你的“安西副都护”、“安西都知兵马使”是谁使你获得？高仙芝都肯定说是由夫蒙灵詧保荐而得，灵詧也说“皆我所奏”。而在《高仙芝传》中进一步指出“天宝六年六月①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詧为四镇节度使，征灵詧入朝。”《旧唐书·封常清传》又指出：“十载（751年），仙芝改河西节度使，封常清为判官。”可知高仙芝任职四镇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是在公元747～751年。
  王正见 天宝十载至十一载（751～752年）。《旧唐书·封常清传》，天宝十载“王正见为安西节度，奏常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行军司马。十一载，正见死”。王正见的职衔全名应为安西节度副使，安西副大都护。因其遥领安西大都护的为宰相李林甫。《通典·杜环经行记》还指出：“又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可知王正见任安西节度使之前，曾为北庭节度使。
  封常清 天宝十一载至十四载（752～755年）。《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一载十二月丁酉，“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17指出：天宝十三载（754年）三月，甲子“以千里为金吾大将军，以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旧唐书·封常清传》中进一步扼要指明：“十一载..以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将，知节度事..俄而（指天宝十三载三月——引者）北庭都护程千里入为右金吾大将军，仍令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这里的“持节充伊西
  节度等使”即“持节充伊西北庭节度瀚海军使。”可见这时安西与北庭合置。《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平叛。
  梁宰 天宝十四载（755年～？）。《新唐书·段秀实传》：“肃宗在灵武，诏嗣业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节度使梁宰欲逗留观变，嗣业阴然可。秀实责谓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称丈夫，今诚儿女耳。嗣业因固请宰，遂东师，以秀实为副。”其任职上限应为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封常清入京之日开始，下限应在天宝十五载七月，即肃宗即位改元之时。在《新唐书》、《旧唐书》都只说安西节度使梁宰，未说安西副大都护，实际梁宰任安西节度使时，也行安西副大都护之权。所以其职衔全名应为安西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这是因为安西副大都护一职，自高仙芝起已成虚悬，节度使实已控制安西军政之故。
  第五节 安史之乱后的安西军政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安西、北庭除受诏发兵勤王外，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仍保持建置，而四镇、伊西节度使名号虽为新组建的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所袭用，但其节度使建置也仍维持原来体制，不过由节度留后负责西域军队的指挥和战斗任务。
  《文苑英华》卷917《四镇节度副使杨公碑》：“嗣子预，初以右武卫郎将见于行在，天子问以中兴，遂西聚铁关之兵，北税坚昆之马，特拜左卫将军，兼瓜州都督，又迁伊西，北庭都护。”杨预究于何时任四镇节度副使，文中并未言明，唯按当时情况判断，当在梁宰任四镇节度使时，被任为四镇节度副使。肃宗接位后即征西域兵前往内地平叛，并于乾元元年（758年）三月组成“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由李嗣业任行营节度使。此后西域留守部队再无节度使之官，而由四镇留后负责。是以杨预的四镇节度副使只可能是在至德元年（756年）七月至乾元元年（758年）三月之前的时间内。
  尔朱某 广德元年至建中二年（763～781年）。《唐大诏令集·喻安西、北庭诸将制》：“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微三臣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有汉矣。”另在《庚年次未详河西节度使判集》中有“朱都护久典军州，饱谙边州”等语，此处朱都护即尔朱某都护的讹写。
  郭昕 《新唐书·德宗上》建中二年（781年）秋七月：“自河陇陷虏，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间者李嗣业、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初，李元忠、郭昕为留后，隔绝之后，不知存亡。”可知中原所以有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之名，一方面表示遥领西域的两个军政机构，所以李元忠、郭昕是留后；另一方面也表明广大西域地区仍然是唐直接统辖的地区。
  《新唐书·郭昕传》：“昕，肃宗末为四镇留后。关陇陷，不得归，朝廷但命官遥领其使。建中二年，昕始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诏曰：‘四镇、二庭，统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与率职。自关陇失守，王命阻绝，忠义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将交修共治之劾，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赐姓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诸将吏超七资叙官。”《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六月：“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而唐圆照撰《大正藏·十力经序》、《悟空入竺记》载大德沙门悟空贞元三年至安西时，见“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这是悟空在安西住一年多后的纪实。从而可知各书所记“安西大都护”应为“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使”也为“四镇节度副大使”，因系亲王宰辅遥领之故。
  安史之乱后，安西一地，万里孤悬，中原阻绝，南有吐蕃，西有大食，北有游牧各族，纷纷扰攘。安西境内，番汉杂处，粮断饷绝，军疲民贫，首尾难于相顾。英雄郭昕，受命于危难之际，置生命于度外，以少有的谋略和智慧，团结西域各族，克服难于想象的困难，团结奋战，像天山和喀喇昆仑山一样，屹立在西域三十余年之久，为中国史和世界史谱写了一曲光彩照人的英雄史诗。《资治通鉴》卷203指出：“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从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逻戍，万里相望。”安史之乱后，中原戍卒来源已断绝，只好征集本地少数民族人民充当，在今新和县属的通古斯巴什古城内，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那里发现“罗文罗”（织品）残片及大历十四年（779年）“白苏毕梨领屯米状”等文物多件①。这里的白苏毕梨当为龟兹人的屯田戍卒，同时还出土了汉人屯田戍卒间的借米粮契。说明自安史之乱后，安西与中原间声闻隔绝者十多年，这时内地汉人戍卒已难至西域，只能征募龟兹人为屯田戍卒。这些文书正说明这种艰难支撑危局的实情。
  在库车县境内哈拉哈塘乡北10公里处的克孜尔古城遗址内出土有“建中通宝”钱，绿釉陶孟、罐、磨片、红陶片、粗砂黑陶片、骨殖和木炭，还有用以储粮的一个大陶罐。足证这个屯城在8世纪末还在活动。
  在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古城内还出土“将军批闰奴烽子钱残纸”，长22.5厘米，宽4.2厘米，文称②：
  将军批闰奴丙午年烽子钱伍百文支付……
  大铺丙午三月十一日王思〓抄……
  这里称丙午年，以干支纪年而无年号，足见唐在西域已失统治势力，所以不奉内地正朔，而用干支纪年。此纸可能已属唐末或五代时所写。
  龟兹境几条醒目的烽燧线，都是维护统一的重要军事设施。于唐代的一些烽燧中，不仅多处出土了建中通宝钱，同时还出土芨芨草绳头、麻绳头、麻鞋帮缘、麻秆二、麻毡、麻毯。麻绳头是用许多索子一样的麻线编织而成，约10根索子成一大股，共4股，又像编辫子一样的编结成绳，因此绳的横截面为椭圆形，大径8厘米、小径5厘米，乍看似棉绳，制作细密，总长30厘米，这些都是唐代戍卒的手工作品。所见麻秆的麻是当地产的，麻鞋即是饷源匮乏的烽卒在艰难苦斗的环境中制作而成。结合各地的建中钱币看，可知安史之乱道路被隔绝，四镇节度留后郭昕仍然坚守大唐西境，各烽燧士卒，以戍边守士之忠诚，英勇坚守在大漠荒野之中，警戒着吐蕃军队的入侵。在没有任何外援情况下，守护西域三十多年，实在是可歌可泣的壮举。那些残留于今的烽燧遗址及其各种出土物，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郭昕于建中二年（781年）秋七月被唐政府由四镇节度留后擢升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副大使后更加英勇地和吐蕃贵族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战斗，一般史书都把安西都护府的陷落写为贞元六年（790年）北庭陷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被回纥大相颉干迦斯所杀之时，可是根据考古发掘及龟兹石窟壁画所见，贞元六年之说不确。因为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四章中指出，在拜城克孜尔石窟所获文书有“贞元七年（791年）西行牛二十一头”及“□□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而在克孜尔千佛洞内更有“贞元十年（794年）的题记”。足见于公元8世纪90年代龟兹地区仍在唐朝军民手中，在名将郭昕的指挥下正北联回纥及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和吐蕃贵族展开了浴血奋战。直到9世纪初，吐蕃贵族可能仍未牢固地占领安西都护府。因为据《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①中说：“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指保义可汗——引者）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复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奔入手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天可汗躬惣师旅，大败贼，奔逐至真珠河（今那林河）。”②按保义可汗在位时间为808821年。
  综观上述碑文，在保义可汗进攻龟兹的吐蕃军时，所以很快就把吐蕃占领军击溃，至少表明吐蕃军队在龟兹还立足未稳，或者说郭昕统带的唐军仍未退出龟兹境，因而在回纥军队进攻龟兹时，与唐军相配合，很快赢得了胜利。这就可见郭昕指挥下的唐军，对西域的保卫战竟长达三十多年，确实是世界史上少见的。诚如由常衮为德宗皇帝起草的《谕安西北庭诸将制》中所说的：“……战事致命，出于万死，赖天之灵，以战则克，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棱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每念战守之士，十年不得解甲，白首戎阵，忠劳未报，心之恻但，难忘终身。要当候大旆所指，穷荒荡定。悬爵位以相待，倾府库之所有，以答西州贤士大夫忘身报国之诚。”①
  第六节 安西大都护府在龟兹地区的军政设施
  一、安西大都护府在龟兹的府址
  安西都护府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从西州迁往龟兹后，由于西域民族复杂，在西突厥败亡后，吐蕃势力又不断伸向西域，因而统一和分裂的斗争十分激烈，所以应该设在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仍然数次迁移。
  公元648年安西都护府第一次迁到龟兹后不久，被封为瑶池都督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率众叛乱，西域又遭糜烂，刚迁往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只能暂迁回西州。《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称：“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直到657年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才于658年再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可是到了咸亨元年（670年）又因吐蕃的进攻，安西大都护府只好再次迁离龟兹地区。《资治通鉴》卷201称：“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而第三次迁安西大都护府于龟兹，应在公元673年。《旧唐书·高宗纪》称：咸亨四年（673年）“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时机，再迁安西大都护府于龟兹。可是吐蕃和唐在西域的争夺十分激烈，吐蕃必欲夺取唐之西域重地，以加强其人力和物力，是以于公元678年再次攻陷龟兹。《旧唐书·吐蕃传》称：仪凤三年（678年）“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这次吐蕃所以能迅速攻陷龟兹，是由于勾结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叛乱，这样安西大都护府又被迫撤出龟兹。可是唐廷立即采用裴行俭的计策，于调露元年（679年）派裴行俭护送波斯侍子之便，擒获了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这时又在龟兹恢复了安西大都护府。可是到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又因唐宗室琅郎王李冲等叛乱，无力西顾，再次放弃安西。《资治通鉴》卷204载，垂拱四年陈子昂上书称：“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阶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这是唐代第四次撤出安西大都护府。而第五次在龟兹设大都护府，当在长寿元年（692年）破吐蕃之后，《旧唐书·吐蕃传》称：“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四年载：“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百姓苦其役。”到天宝年间驻军虽稍减少，也有二万四千人。《资治通鉴》卷215载：天宝元年（742年）“春、正月，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新唐书·地理志》载：“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疋段。”可知自此起直到贞元十年（794年）才再被吐蕃攻陷。《旧唐书·地理志）“安西都护府”称：“其后吐蕃急攻沙陀、回鹘部落，北庭、安西无援，贞元三年竟陷吐蕃。”可是贞元五年（789年）高僧悟空由印度回国途经疏勒、于闻至龟兹境时仍说：“次掘瑟德城使卖诠。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亦云丘慈），正曰屈支城。”可知公元789年吐蕃尚未占领龟兹，足证《旧唐书·地理志》所记不确。根据近代考古发掘及龟兹壁画题记等实证，应以公元794年陷落较妥。
  由上史实可知，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的时间里，和它的主要敌人吐蕃贵族的斗争十分激烈，安西都护府几乎经常处于被敌人包围之中。特别是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以后，疏勒、于阗数镇，尽被吐蕃占领情况下，诚如《唐会要》卷79“安西都护府”条指出的：“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因而对于都护府位置的选择，城墙的加固，周围防御工事的设施和粮食、武器的存储等都需要周密部署。为此，唐代在西域的安西都护府址应在龟兹王都延城所在地。在此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后，又大大扩充了城市规模，由原有的六里扩大为十七八里，改称为伊逻卢城，唐杜佑《通典·边防典》载：“今安西都护府所理则龟兹城也。”可知安西大都护府即驻节于龟兹王城。公元8世纪初，高僧慧超从疏勒东返，途经龟兹时，记称：“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此。”①这些史实说明唐代安西都护府自迁至龟兹后，先后一百多年时间一直在龟兹王都城——伊逻卢城，即位于今库车新城和老城间的皮朗旧城。
  有人把安西都护府地址定在渭干河边的库木吐拉①。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新唐书·地理志》早已指出：“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这里白马河即渭干河，柘厥关设于渭干河边，即为现在残留的玉其吐尔，夏克吐尔城堡之南。史书明说自安西都护府西出柘厥关，不是南下柘厥关。事实上玉其吐尔、库木吐拉等古城虽依山傍水，但其北面的却勒塔格山，一片荒拓，难于防止西突厥游牧贵族的突袭，同时又位于农耕区边缘，一旦粮道被截断，随时有困守孤城之虞，所以这里几个古城堡只是唐代的军事要塞遗址。
  玉其吐尔位在最北，处于东经82°41′30″，北纬41°41′30″，海拔1052米，有四周一公里有余的城址。遗址之南约200米为库车县水管站及乌鲁木齐通往喀什的公路，西南临渭干河谷，东北傍绵绵沙山，稍北即为库木吐拉石窟寺沟口区石窟群，从北进入城内首先是一大院，其南部为中心堡。第二大院为住宅残垣；第三大院系马厩畜圈之类，形成严密的战斗和生活集体。而位于其南的夏克吐尔城堡系树梢城意。外城建筑方式主要为一层沙石，一层土坯，垒积而成。其南约三公里处为库木吐拉城堡遗址，城垣部分为版筑，上部为土坯，厚9～10厘米，是唐代建筑中常见的土坯厚度。在此曾拾得建中钱及剪边钱（鹅眼钱）各一枚；还出土了草绿釉孟、枣红色陶片、黄釉红陶片、无釉红陶片等，大都是细泥红胎陶，质地细腻，紧凑结实，均轮制，上釉的技术很高，釉薄如纸且匀，有草绿、浅黄、枣红三种颜色；有盂、罐、盆、瓮、缸等种类，这些都是唐代龟兹使用比较普遍的陶器皿，并且渗入了汉文化的影响，花纹简单而粗糙。
  据这些残存唐代遗址看，绝非安西大都护府府址所在地，而系安西大都护府外围的军事要塞。柘厥关就在这三个军事堡垒之南，在危急情况下全力保卫着大都护府的军政指挥人员。
  二、龟兹都督府
  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后，即在天山以南设龟兹、焉耆、疏勒、毗沙四个都督府。因四个地区原都相袭有王，即各任命其王为都督。在都督府之下还分设有州，
  ①梁志祥《库车县古遗址简介，《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1）。
  图23新和县柘厥关城堡遗址州设有刺史，也由各地民族酋领充任。《新唐书·百官志四》称：“都督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廪）、总判府事。”可知都督府州负有主管各族少数民族地区军政事务之责。在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另设有龟兹都督府，负责处理原龟兹辖境内少数民族的军政事务。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派阿史那社尔率军征讨和西突厥连兵的龟兹，叛乱平定后，安西都护府即从西州迁往龟兹，并同时设立了龟兹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称：“龟兹都督府，本龟兹国，其王姓白，理白山之南。贞观二十二年，阿史那社尔破之，虏龟兹王而还，乃于其地置都督府，领蕃州之九。”可是唐兵还后，国内各酋长争立，互相攻击，所以又于永徽元年（650年）八月“诏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遣归国，抚其众”①。
  现在史书都引《旧唐书·西戎传》所说：“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这种说法与史实有出入，因为高宗接位于公元650年，而永徽元年八月高宗仍派布失毕为龟兹王回国任都督之职，这时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实际已在萌动，庭州刺史骆宏义也早有报告到唐廷，到651年时更公开掀起了叛乱，可见并不是高宗一继位“不欲广地劳人”，放弃了四镇，而是由于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才一度破坏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
  直到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春正月龟兹大将猎颠降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才“诏左屯卫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病卒，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戊申，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②。这又是在贺鲁叛乱时中断了都督府而从新恢复了龟兹都督府。到夏五月，癸未，又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回龟兹。
  龟兹都督均由白氏王室承袭，其府界：东接焉耆都督府，南接毗沙都督府，西南邻疏勒都督府。据《新唐书·地理七下》“龟兹都督府，领州九、阙”。在龟兹都督府下所辖九个州，在《新唐书》、《旧唐书》仅列出姑墨州、温肃州、郁头州、乌垒州四个州的名称，其余五个州名称未列出。仅将已知之州稍作考订于下。
  1.乌垒州
  乌垒州是属于龟兹都督府管辖的位于今轮台县境内的地方军政机构。西汉时乌垒国的驻地是在今策大雅地方，唐朝的乌垒州是不是仍然在策大雅地方呢？根据近代考古发掘所得材料看，唐代的乌垒州，已不在汉朝乌垒城，也即西域都护府所在地。因为迄今为止，未在策大雅周围地区发现恰当的古城遗迹可以当做乌垒州城。同时根据两汉、魏晋南北朝六百多年的发展，到唐朝时，今轮台境内的政治、经济重心已在迪那河主要支流克孜尔河流域，那里已成为人口较多，农牧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乌垒州城既然是主管地方的军政机构，自然也应把乌垒州城设在轮台境内的克孜尔河流域。
  位于今轮台镇东南约20公里的碱滩上有一座称为阔纳协海尔古城遗址，当地维吾尔居民称它为“黑太依协海尔古城”。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称它为“黑太沁古城”，均为“汉人城”之意。城堡呈方形，周长700米，城墙夯筑，墙基宽约5米，墙垣残高约3～7米，城墙四周有凸出的“马面”，四隅还有角楼建筑遗迹，城内沿墙垣有大量的房屋遗址。城内出土文物有“开元通宝”、“大历元宝”、“龟兹小铜钱”、“汉龟二体五铢铜钱”；唐代瑞兽葡萄纹铜镜：还有陶瓮、陶罐、大型铺地方砖（素面、灰褐色、每块长28厘米、宽28厘米、厚5厘米）、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和铜、石、骨质的文化用品等。而在城内还有一定规模的佛教寺院遗址，并出土有佛教塑像。这样一个重要的唐代城堡遗址，在轮台境内只有作为乌垒州府较为妥当，同时也反映了自汉至唐在轮台境内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2.郁头州
  据贾耽《道里记》指出：“自拨换、碎叶（此处碎叶为衍文——引者注），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达干故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二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据此可知龟兹西南界至据史德城。而据史德也即龟兹都督府所属郁头州所在地。文中的赤河即为喀什噶尔河；岐山、孤石山即为遗址附近的图木休克山、麻扎塔格山。近代中外考古学家考察郁头州遗址后，均称其为托库孜萨来，因其“庙宇高敞，类客房者九”。故维吾尔语称其为托库孜萨来，汉人则呼为唐王城，因樵者在内掘得开元钱。黄文弼教授考察托库孜萨来遗址后说：“此城正在旧河床北岸山上，与唐地志所述郁头州城形势完全相合。则此地亦即唐代内属诸胡州之郁头州也。又为古龟兹国西境据史德城。”①
  在图木休克山口两旁，围绕着托库孜萨来城堡，散布着一大片烽燧、寺院、房屋的遗迹，占地约数平方公里。单言托库孜萨来城堡就有内城、外城和大外城三重，周长约1600米，城墙用泥土和石头构筑而成。现存残墙宽3～5米不等，在遗址地表，陶片、丝绸残片俯拾即是，有的地方古文化层堆积厚达7～8米。曾先后出土龟兹文、汉文、粟特文、佉卢文、古婆罗谜文文书、钱币、钱范、陶器、铜器、大量棉、麻、丝、毛织物、装饰品、农作物种子和其他生活用品；还有精美的壁画、塑像、木雕等各种佛教艺术品。充分显示郁头州在唐代是丝绸大道上的一个要站，商贾云集，丝绸塞道，寺塔遍地，钟鼓和鸣。东西方商人、僧侣、艺人、军士穿着各种服饰，讲着各种语言，带来色彩迥异的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产生了郁头州的重要文明。
  3.姑墨州
  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四夷通道》称：“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由此可知唐朝拨换城内设立了姑墨州政府。唯据贾耽所记东通龟兹为四百二十里，而自安西大都护府至白马河（渭干河）之间里程未写。可知四百二十里之数不确。《汉书·西域传》则说：“姑墨国..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新唐书·西域传》则载：“白龟兹赢六百里，逾小沙碛，有跋禄迦，小国外。一曰亟墨，即姑墨州国。”特别是《大唐西域记》，经玄奘实地经行后指出自龟兹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讨龟兹，社尔因拔都城。王轻骑遁，社尔留孝恪守，自率精骑追蹑，行六百里。王据大拨换城，婴险自固。”可知龟兹至姑墨原实际里程以六百余里为确，非四百余里。
  那么，姑墨国城究在今天何地？《汉书·西域传》称：“姑墨国，王治南城..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人。”从这个人口数看，姑墨国于汉朝时就是塔里木盆地人口较多的一个城邦，所以它的辖区较大。玄奘《大唐西域记》称：“跋禄迦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就西域自然地理言，凡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水愈多，绿洲亦越大，当然人口就多。因而姑墨国所在地只可能在今阿克苏河地，即今阿克苏市和温宿县城之间地区，因那里水多。而《西域图志》卷十六，将姑墨国拨换城及姑墨州府均放在“雅哈阿里克（Yaga-ariq）左右”。徐松《西域水道记》卷2则说：“（阿克苏河）经哈喇裕勒衮军台西（回语裕勒衮谓垂柳，柳且深黑，故名。军台在阿克苏城东一百六十里），其地古姑墨国也。哈喇裕勒衮之东百二十里为滴水崖，皆沙碛。《唐书·西域传》自龟兹逾小沙碛，谓此也。”这些解释均不妥。哈喇裕勒衮和雅哈阿里克不仅距龟兹均不足五百里，且水少水小，也未出现古城遗址，均不可能为汉时姑墨国城和唐代姑墨州城。因而汉时姑墨国城和唐代姑墨州城只能在现今阿克苏市和温宿县城区域内，这是由该地的地形及水利实情所决定。
  4.温肃州
  《汉书·西域传》指出：“温宿国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胜兵千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东通姑墨七十里。”唐代贾耽在《四夷道里记》对温宿州的具体位置说得很清楚。指明自姑墨州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闻境之胡芦河（此处于阗为于祝之误——引者）。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据此，温宿州的位置实际已清楚，即在汉代姑墨国、唐代拨换城所在地向西再行二百多里即为温肃州。上面笔者对姑墨州已经考定在今阿克苏市一带，则温宿州显然就在今阿克苏市以西二百余里的乌什县境内。可是《西域图志》卷16却说：“按汉温宿国在姑墨西二百七十里，今阿克苏东距雅哈阿里克二百八十五里，道里相合，则今阿克苏城疑即温宿城也。”即此可知，把姑墨定在雅哈阿里克或哈喇玉尔衮都有违于地理实情。因为玄奘《大唐西域记》明说，自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源，水多东流矣”。显然自跋禄迦国西行二百七十里才至唐温宿州，即汉之温宿国地。然后再西北行数十里至凌山，即今称之拔达岭，进入中亚。此为古代丝绸通道，也为玄奘进入中亚经行之道路。如把温肃州定在阿克苏市，则自姑墨至凌山间的三百多里就成为荒无人烟的戈壁沙碛，与古今自然实情均有相违。事实从原始社会起今乌什县境内就有人类在活动，到秦汉之时发展成为城郭之国——温宿国，唐代于此更设温肃州，说明耕牧更有所发展。而古城遗址和佛教洞窟壁画在今乌什县境内屡有发现，即为明证。民国时期所以把温宿县治放在阿克苏市之北近处，正是由于少数学者对温宿地名考证错误所造成。
  三、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军事屯戍设施
  考订安西大都护府的府址设在龟兹王城内后，就可进一步看到唐代为了保卫大都护府的安全，曾做了周密部署。究竟如何部署，在史书上虽缺乏明确记载，但从残存的军事设施遗迹看，仍可见到大唐经营西域的恢宏气派和坚固的军事建筑。史书明说驻于龟兹的汉军多时三万，少时二万四千人，不包括本地都督府所属的民族武装在内。这些军队不可能都集中于龟兹王城一处，必然分散集居于龟兹境内各险隘要害之处。根据《唐六典·屯田郎中员外郎》的规定：“凡军州边防镇守，转动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可知唐朝戍守西域的边防军，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除战时外，都要参加屯田。因此，凡有驻军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屯田区，无论军队多少，都要量力屯种。从而在各守捉城、各烽戍、各州县，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屯田。可知各地遗留下的唐代屯城，也即唐代的军营所在。据此，略述唐代在龟兹境内的主要军营分布点。
  从渭干河边的柘厥关向西，沿着却勒塔格山麓，至新和县城西北10.4公里，属大尤都斯乡的托普古城，处于北纬41。34′，东经82°30′城方形，海拔1012.7米，
  面积3.8万平方米，南北长190米，东西宽200米，周长，590米，城墙厚10米，墙高6米，有六处缺口，估计为城门出口，城墙均用土块筑成，经多年风雨侵蚀，现已成土围墙。古城内东部有一长25米、宽25米、高6米的土台墩。围墙四周及城内有长满骆驼刺、红柳、芦苇、苦豆子、胖姑娘等花草的绿草滩一片。城外东西两面已辟为农田，种植小麦；城北缺口前有一条6.5米宽，东西走向的排碱渠。已被定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确定为唐朝遗址，应即唐朝戍兵军营，周围为其屯种之地。这里位于渭干河以西，土地肥沃，水源较充足，地位重要，既可拱卫安西大都护府，又可控扼却勒塔格山间通道，斥候拜城盆地动静。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约25公里左右有一座通古斯巴什古城，已靠近沙雅县辖境，也为唐代的屯戍之城。正方形，城周长825米，占地72亩。今残存城垣宽约10米，平均高3米以上，东北一隅城垛现今仍高6米以上，气势雄伟，城墙夯土基，土块砌成，有南北两座城门，城门两侧有箭楼，城垣每50米有一箭楼，城内虽已开垦种植苜蓿，但其起伏不平之状，可推为当时建筑物的遗痕。在通古斯巴什古城西南方向直距5.5公里处还有一古城，方形，残存城垣高约2米，长约250米，宽150米，被称为“布特巴什协海尔”，维吾尔语意为“佛头城”。这是又一座屯戍之城。
  唐代在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敌人是吐蕃贵族，因而更要在其入侵的要隘通道上屯驻军队，常备不懈。位于沙雅县西北的央达克协海尔古城就是重要的屯兵之城。据《中国名胜辞典》埃格麦里央达（艾格买里央塔克）条下释文称：“在新疆沙雅县城西北约四十公里处为古龟兹和唐安西都护府属城之一，城作方形，为夯土筑，墙基残存高约1米，有三重，外城周约3351米，内城周518米，中有土阜一线，似塔庙遗址；城中沙阜累累，未见遗物，曾出土桥纽铜质图章、刻字木板等。”这与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中所说“羊达克沁大城”的内外城周及残存墙高等相同，可知为同一古城。埃格麦里即今英买力乡的同音异译，央达即羊达克沁的异译。在1980年出版的《沙雅县地名图志》中更译为羊达克协海尔，1995年《沙雅县志》为艾格买里央塔克协海尔古城，并把该古城确定在沙雅县城西北21.7公里处，这比较妥当。在这古城中出土了“开元通宝”及有建中年号的钱币，并有陶器、陶片甚多，还有磨粮的石磨。特别是1981年6月在央达克古城东南角一尺许的地下，发现了呈正方形排列的四口特大陶罐，均为细土质红陶，外呈黄白色，其形状为细高鼓腹状，分四截制造而成，罐高1.59米，罐口周长1.38米，细颈周长1.34米，腹部最大周长3.46米，底部周长1.65米，陶罐壁厚2厘米，陶罐的腹部从左至右竖行书写了“薛行军”三个毛笔字①。这个“薛行军”即指薛万备。《新唐书·西域传》载：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因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佐焉耆叛而命将阿史那社尔率军十万讨伐。龟兹王大败，于是“沙州刺史苏海政，行军长史薛万备以精骑穷蹑六百里，王计穷，保拨换城，社尔围之。阅月，执羯猎颠”。这一仗不仅平定了龟兹；同时还在薛万备的建议下，乘胜威服了和田，阿史那社尔即“遣万备率五十骑抵于阗之国，万备陈国威灵，劝其入见天子，伏阁信于是随万备来朝。”这个薛万备就是陶罐上所书的薛行军。可见央达克协海尔是一重要的驻军之城，因为这里正当吐蕃从南面越塔里木大沙漠入侵龟兹的要道。
  从央达克古城向南及东南，即渭干河东西两边及塔里木河以北一带寻迹，同样有自东至西一连串的屯戍城堡遗址。如在央达克古城西南六七公里处有尤瑞克古城，维吾尔语意为“明亮的城”。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则称此城为“月勒克泌城”。在尤瑞克古城西南7公里处，又有铁热克古城，维吾尔语意为“胡杨城”o1987年夏笔者在此二古城中考察，见城中散布的各种陶、陶壶甚多，还有打碎了的磨盘。即使用鞋梢踢开泥土都有碎铜烂铁，锈蚀了的铜钱及各种陶器。如加发掘，一定可获得许多重要文物。
  再从铁热克古城向东南至塔里木河以北还有唐代遗存的一系列古城。如现在残留城垣较显著的博斯坦托格拉克古城，在今沙雅县属塔里木乡政府驻地东南8.5公里处，离沙雅县城45公里，南距塔里木河3.5公里，西距帕曼水库2公里的胡杨林中。博斯坦托格拉克维吾尔语意为“胡杨的绿洲”。外围古木矗立，地形平坦，有南北走向的自然沟位于古城之西。今残存城垣南墙约570米，东墙约30米，距内城50米外有一土丘环城，可能是外城垣遗迹。这城也系屯戍之城，防御从塔里木河南面来的敌人。
  由此向东至库车县境内哈拉哈塘乡北10公里处有克孜尔古城遗址（又称羊达克沁，即长满骆驼刺的城），位于北纬41°43′20″，东经83°12′海拔914米，城方形，每边长110米，外有护城河，宽20～25米。护城河底和城垣高，度相差6～7米，城四周筑有马面，在城中出土有“建中通宝钱”绿釉陶盂、罐、磨片、红陶片、粗砂黑陶片、骨殖和木炭，另有一大陶罐，无釉黄皮红，陶质、无耳朵，上沿厚3厘米，上口直径25厘米，大部分保存完好，不过比薛行军陶罐稍小罢了，可能系储粮之物，表明这城系屯戍军营，于公元8世纪还在活动。
  从克孜尔古城向南经哈拉哈塘乡再东南行十多公里，即到维吾尔语称为“穷先”的大古城遗址。在库车县城东南60公里的草湖戈壁中有一“顷希阿尔古城”①。当地群众说是三重城，中有一大台基，高约10米，东西宽30米，南北长60米，在城内曾得剪边钱碎片二十余，还有铜器碎片、耳坠珠、绿釉黑陶片，类似铲柄的铁块及黄色的丝绸片半平方厘米。这块丝绸片每平方厘米约有6×6根丝线，薄如现在玻璃纱。可见当时丝绸织品的精致。从出土文物考察系唐代军营遗址，中间高台可能是军事指挥部衙门所在，将军及各级军官携带家眷，所以钱币、器皿残片和珠坠同时存在。
  由大古城向东南走10公里便到桑塔木遗址，维吾尔语为“粮仓”意。位于库车城东南70公里草湖的戈壁中，是一座废屋遗址，长38米，宽18米，用此粮食来随时供应大古城和唐王城驻军之用。
  由桑塔木遗址再东行10公里便到当地人称为“克塔依城”的古城，即“汉人城”意。这个克塔依城由一方城址及其西部的三个附带建筑物组成，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唐代屯戍之城。残存的方城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150米，残存墙垣高7～8米，顶宽1米，底宽10米，每隔30米有一马面。城墙的建筑方法是离地面2米处有一层树梢枝，20厘米厚，其上有土坯七层；又一层树梢枝及7层土坯；又一层树梢枝，最上层为土坯，约40余层到顶。每块土坯厚10厘米。在这里出土有细砂黑陶、铁块、剪边铜钱65枚，建中通宝城，麻毯、麻履带、核桃壳、核桃、糜子等，其中成串铜钱为龟兹地区铸造的五铢钱，可见此遗址在汉代即已存在，唐代仍沿袭使用，并且从遗址上可以看到汉代夹条夯筑和唐代用土坯重筑的遗痕。而从烧过的麻毯、木桩、烧红了的磨石看，说明这里曾经受过战火的洗礼，还在遗址附近有古代耕垦的渠道存在。
  从央塔克古城向南沿渭于河下游，再沿塔里木河北岸东行，古城遗址、废堡、残垣星罗棋布，古墓坟丘，比比可睹，它们拱卫着安西大都护府城，其宏伟规模，永为后人所感叹。
  如果从龟兹王都伊逻卢城，即安西大都护府向东至库车县境的那依苏河为止，同样有不少古城遗址。如位于牙哈乡塔哈西管理区境内在一烽燧附近有一遗址，曾出土粮食，现已全毁，可能也是屯戍城堡。在其西南向15公里处原也有一古城遗址，曾出土过金银。总之，位于今乌喀公路之南的牙哈乡诸村境内，原有古城遗址不下十处。由此再往东至二八台之东12公里，东和轮台县境接壤，于东经83°58′，北纬41°47′，海拔1009.5米处有一遗址，分为三个区域，西区域主区，保存有五个土堆（自北向南及自东向西）、一堵墙皮。墙皮位于五个土堆的中间部位靠东的地方。五个土堆为原建筑物坍毁后所留的残迹，东区域为古代仓库遗址，在约50～60米的范围内有许多口径为1～4米不等的圆坑，深几十厘米到1米，显然是当时的屯粮小窖。窖中还有残存的粮食，以粟居多，只有少量的小麦；在此还出土砺石一，石纺轮一，白底蓝花瓷片一，米黄色瓷片一，黄色瓷片一，石磨盘、铁块、红皮粗砂灰陶，这里很可能是唐代粮台。
  在此遗址东南约3公里，隔拉依苏河，位于今轮台县境内群巴克乡牧业村委会驻地阿亚克村西2.5公里处有一周长约300米的正方形城堡遗址，城墙大部被洪水冲毁，只留下四个城角的戍楼遗址。东南角的残址最大，高4米、宽4米、长7米，城堡为土坯建筑。城堡内覆盖着较厚的红色灰烬土，曾出土五铢钱、开元通宝，钱币及陶片、玉器碎片等物。在古城堡四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昔日屯田时开挖的沟渠和田埂，面积在千亩以上，可以证明这是一座唐朝的屯田城堡。根据五铢钱的出土，估计汉代已经在这里屯戍。
  就在这拉依苏古城遗址北面五公里的拉伊苏沟内，于1971年曾发现一座唐朝古墓。“古墓位于沟西岸，墓室高3米，边长4米，呈正方形，四壁和墓顶平滑光整。墓室摆着两副棺木，分别装着大小尸体7口。衣服早已风化，无以辨别身份。但是其中一棺材的侧板外侧有大写阴刻汉字，‘安西大都护府’，并有小字‘东至乌垒五里，西至手捉六十里’”①。这很可能是在安西大都护府失陷以后仓促间即以安西大都护府牌匾作为棺板，收殓了牺牲的重要官员，移葬至汉人的屯戍区域内，而“手捉”，唐代各史都写成“守捉”，也许民间任意把它写成“手捉”。
  以上所述主要是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周围，即包括今天库车、沙雅、新和、轮台几县境内的军营，直接拱卫着安西大都护府府城。而在龟兹西境的郁头州所在地是从西南进入龟兹境的险隘重地，因而也是当时军营重地，当然也是屯田重地。自今巴楚县城东北行60公里，横亘着一座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陡峭险峻的图木休克山，北山中间有一巨大断裂口，只有从这个豁口中间穿行过山，所以当地维吾尔人民称它为“代热瓦孜塔格”，意即“大门山”。形势十分险要，只要守住这个山，东西交通就控扼手中，所以为历代军营重地。唐代郁头州城也即在此。人们称之为托库孜萨来古城。人们在城中捡到唐代开元通宝等钱币。该城共有三重，有内城、外城和大外城之分，城建坐落在西北端的山坡上，周长约1600米，原城墙用泥土和石头构筑而成，宽3～5米不等，尚可辨认南北各有一门。城堡的一些军事设施依山而上，有些甚至到了山项。
  唐代从龟兹西行经过拨换城（阿克苏）向西南沿着丝绸道，首先进入今柯坪县境内的老齐郎古城、都埃梯木、阿克先尔、亚依德梯木，然后再进入今巴楚县境内的琼梯木、玉克拉克梯木、科西梯木、泽梯木至托库孜萨来。这一连串的地名，实际都是当时散布在龟兹西境丝绸道上的军营、屯城、烽火台以及招待东西方各国使者的招待所等。唐代贾耽《四夷道里记》中所称的谒者馆，根据其所记道里计算，实即上面所称的琼梯木所在地。
  琼梯木，又称“梯木先尔”，系维吾尔语“烽燧城”的意思。南距托库孜萨来古城2.8公里，位于东经79。7′30″～38″之间，北纬40。11′30″。该城为近似方形的小城堡，建筑在高出四周约8～10米的高台上，城堡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64米，占地总面积为384平方米，城垣系土坯砌成。城堡东南约500米处，有小型建筑，已成土阜，唯在其周围散布着不少炼铜铜渣，还采集到多枚龟兹小钱。由此向西和向南200～300米处有多处陶窑，这里还并列多个大口陶缸，作为储水和储存食物之用。城堡西约2000米处，有被焚毁的小型佛教寺院一座，在城堡的道道沙丘门收集到许多轮制陶片，残存器形有罐、碗、盘、壶、钵等多为素面或横印变体树枝、树叶纹饰。还出土有麦、粟、桃、杏和核桃等子实、陶质（少量的是石质）、纺轮和很多马、牛、羊骨和鹿角。在整个遗址中还采集到多枚“剪轮五铢”、鹅眼钱、开元通宝、大历元宝、乾元重宝等钱币。
  在琼梯木之南约5公里处有玉木拉克梯木，残留有一座圆形墩台（东经79。8′，北纬40。10′），残高约10米。墩台北面700米处有房屋遗址，可能是戍守人员住所。房前房右还深埋于地下几口红陶大缸，似为贮水、贮粮工具。
  从这些简单情况看，琼梯木可能是拨换至托库孜萨来间的一个军营和屯田重地，所以有烽火台、商场、各种手工业、各族使者宾馆等，曾一度有过的繁荣景象，依然映现在残留的各种遗迹中。
  四、龟兹镇、守捉、关隘、亭燧
  1.龟兹镇
  《旧唐书·龟兹传》称：“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其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而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往龟兹，扩大为安西大都护府后，随即同时设立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后来曾以焉耆代碎叶。这个镇主要是管理、组织、指挥戍边的军队，属于国防机构。《新唐书·兵志》：“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又说“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
  龟兹镇由于其任务是主管戍边军队，受大都护及后来的节度使的直接指挥，因而其军事机构必然和大都护府设在同一地点，即龟兹王城内或龟兹王城附近。这种镇都设有镇守使，负责指挥调度军队。贞元五年（789年）高僧悟空经过天山南路时，曾记下了当时各镇守使的姓名：“疏勒（一名沙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次至于阗（亦云于遁，或云豁丹）..王尉迟曜，镇守使郑琚..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镇守使苏岑。..至乌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祜。”①而悟空至安西时，未提到镇守使的姓名，只说了四镇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兼御使大夫郭昕，可知龟兹镇的镇守使由四镇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郭昕兼任，悟空所以不写龟兹镇守使之名，原因就在此。
  龟兹镇的驻兵制度及其兵额，据《旧唐书·吐蕃传》称：“贞观中，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高宗时罢四镇戍兵，无异使天山南路不设防，致使吐蕃乘隙而入，攻陷四镇，直至武后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始克复四镇。鉴于前次罢戍兵的失策，即重新恢复四镇，并置兵三万人。于是吐蕃贵族如芒在背，无所逞其威，因而一再向唐廷请罢四镇兵，遭到唐廷拒绝。由是吐蕃屡图侵扰四镇，均难得逞。
  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增设安西节度使，与安西大都护府同治龟兹镇内，统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镇，其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段。以上所说戍兵三万人及后来的二万四千人，都是指的以汉军为主的中原戍兵，并不包括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在内。而以汉军为主的内地戍兵在各镇所驻戍兵数，历来史书均未说清，也无具体史料可据，所以只能就其总数而言。
  驻扎在龟兹镇的卫戍部队究在何地，史书未载。根据考古发掘，很可能位于龟兹王城东北7公里的明田阿达古城就是龟兹镇所在地，也即汉兵驻守安西都护府的中心地，正好起着拱卫安西都护府城的作用。据黄文弼教授指出：“明田阿达古城在库车县城东北约7公里..靠近胡木利克村。古城遗址东为伊苏巴什河，西为乌恰河，南为乌库公路，北倚却勒塔格山。在伊苏巴什河与乌恰河之间的台地上，中间有一个面覆沙碛的高岭，古城遗址即坐落其上。古城有内外两重。”①由此可知，两河中间夹一高台地，地势险要，用水又方便，在城周围进行耕垦也很方便，适宜于较多驻军的防守。现残存的内城为长方形，面积东西150米，南北72米，城墙夯筑，残高约1米，宽1～2米不等。城内有两个大土台，在内城之南和西南有17个方形土坯台。于外城内外也都有土坯台，可知该古城构造较复杂，范围较大。重要的是在城中曾出土有汉文残纸，上书有“左卫率府广济府卫士王万二千口杂字”。黄文弼教授认为：“‘王万二千’应为‘三石二斗’之误写，为卫士在本州应给于之粮。”②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确切，“王万二千”可能是“一万二千”之误，即指当时龟兹镇的驻兵数，而内外两重城完全能容纳这样多驻兵数。所称出土的左右卫率府广济府卫士，即指唐时太子武官。《旧唐书·职官三》云：“太子左右卫率府..掌东宫兵仗羽卫之政令，总诸曹之事。凡亲熏翊府及广济等五府所属焉。”可知广济府属于左右卫率府，则广济府卫士曾被征戍龟兹，所以会在明达古城中出土广济府卫士的残纸。从这也可作为这里是唐代龟兹镇兵所在地的有力佐证。
  2.守捉
  《辞海》“守捉”条：“唐制，军队戍守之地。较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其下则有城有镇。天宝以前，军、城、镇、守捉皆有使。又上元以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简称则无‘守捉’二字。”③可知守捉是军队戍守之地，在唐代的天山南北各军事通道上都设有守捉。在安西大都护府所属的龟兹境内，据《新唐书》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由此可知自唐代焉耆都督府城至龟兹都督府治所，即今库车县城为六百三十里，而今焉耆县城至库车县城沿公路走共六百七十八里，惟当时焉耆都督府治在今焉耆盆地四十里城子，北距焉耆县城四十里，这样减去四十里尚有六百三十八里，与唐史所载六百三十里的路程大致相符。据此，根据史籍及考古发掘大致可考定六个守捉城的位置如下：
  （1）于术守捉
  于术守捉城的位置据贾耽所记为过铁门关后二十里。按现今行政区域看，已属库尔勒市辖区。根据资料核查，在今库尔勒城南约三公里的夏渴兰旦古城遗址，“城周1080米，中有土墩，墩为土坯所砌”①。出土文物颇具唐代风格②。可能就是于术守捉城所在地。
  （2）榆林守捉
  《新唐书·地理志》称：“又西行二百里至榆林守捉。”从现在库尔勒市的夏渴兰旦古城，西行，沿着乌鲁木齐至库车公路全在南麓的山前戈壁中行走，只见在汛中摇曳的少量芨芨草、骆驼刺等荒漠干早植物，直至轮台野云沟区域始见树木、村落和绿洲。自库尔勒至此公路里程为95公里，与古代所说二百里大致相当。就在村委会野云沟驻地之东9公里，地处乌库公路北侧约百米处有一座较完整的阿克墩古城遗址。这个古城由“内外两重围墙组成。外围墙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20米，东西宽约67米，南墙垣适中有豁口。内围墙置西偏南，有一面利用的是外围西墙。内墙垣也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2米，东西宽约35米，南门宽约6米。内墙垣东北隅有一圆形土坯建筑，直径约11米，残高约3～4米，其西北角尚存枯井一口。在居址内采集有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多枚，小铜佛像、各种铜扣、铜饰件、铁残件等”③。这里出土的各种文物，经鉴定均属唐代。在古城西南1公里左右，仍残存高约2.5米的烽火台一座。考古学家黄文弼还指出，有两个红泥质的陶罐，“出野云沟东北二十里阿克墩东北一古冢中，据说当时掘出尸骨甚多，有陶罐数十”④。根据这些实物判断，阿克墩古城很可能是唐朝的榆林守捉城，是一个重要的戍守古堡，当然在这里常会发生战争，所以抛散在野的尸骨很多。更足证明是古战场重地。
  （3）龙泉守捉
  据《新唐书·地理志》称：自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自野云沟至阳霞乡，有发源于北部天山的洋霞河流贯其境，仅次于迪那河水量，形成了轮台县境内的一块重要绿洲，向以泉水多而著名。现于阳霞乡西的博斯坦村尚有龙泉遗址，清代曾在此设置驿站，当时龙泉曾为阳霞名胜古迹之一，现泉眼虽已淤塞，唯沼泽地面积尚有400平方米，该处古柳、芦苇甚繁茂，由于那一片绿洲肥沃，故维吾尔语称其为博斯坦绿洲。龙泉一名维吾尔语称其为“依兰布拉克”，即蛇泉之意。在这里设守捉城，独得天然地理的优势。其戍堡遗址虽已难觅，但按里程、形势及经济实情看，龙泉守捉就在阳霞乡内。
  （4）东夷僻守捉
  《新唐书·地理志》说：龙泉守捉西“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如从龙泉守捉向西至今日轮台县城，公路里程为33公里，66华里，可是汉唐时期，今日轮台县城一带尚未全部开发，主要在迪那河支流克孜尔河下游地段。在被当地维吾尔人民称为“黑大依协海尔”或“黑太沁故城”的东南约7公里的荒漠中有一座兵营遗址，当地维吾尔居民称为“恰库木排来克”，汉语意为“轮状台”。兵营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垣南侧残存一土墩，高约5米，均为夯筑。从遗址内出土的陶器、铜钱等文物均属唐代，这里很可能就是唐代的东夷僻守捉，其地均位于阳霞西南30公里，与唐代所记里程约相当。如以黑太沁作为乌垒州府所在地，则东夷僻守捉正好起到拱卫乌垒州的重要任务。
  （5）西夷僻守捉
  《新唐书·地理志》称：自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从黑太沁故城，即《轮台县地名图志》称为“阔那协海尔古城”西北约25公里的拉伊苏河东岸有一座戍堡和两座烽火台矗立的共存遗址。从这个遗址到恰库木排来克的东夷僻守捉所在地正好七十里。这座拉伊苏戍堡，边长300米。现仅残留下四个城角的戍楼遗址。戍堡内出土文物很丰富，有铁刀、弓箭等兵器，有铁犁铧、铁镢头、铁镰刀等农具，和大量的陶罐、纺轮、石磨谷物加工用具等生活用具，同时还出土有“开元通宝”、“龟兹小铜钱”、“汉龟二体五铢钱”唐代铜镜残块等，可以断定这是一座唐代戍堡，可能即是西夷僻守捉所在地。在戍堡四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唐代戍军开挖的沟渠和田埂，面积超过千亩。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这些屯田遗迹，把这座城看成是纯粹的屯城，因为唐制，凡有驻军的地方，必须同时进行耕牧，不论是大军所在地，还是烽卒，都得执行且耕且战的政策，所以凡是各守捉所在地，必然有耕农遗迹存在。
  在西夷僻守捉城还有两个相距不远的烽火台。一座残高约8米，边长约6米，呈方形的烽火台，在其下的居住遗迹内，曾采集到东汉的剪轮五铢铜钱，因而可以断定这座烽火台属汉朝，可知从汉朝起这里是一个军事要地。而位于东侧的烽火台，残高约14米，平面呈梯形。用土坯垒砌，每块土坯长35厘米，宽25厘米，厚11厘米。由于土坯层内间隔着夹有数层木桩。木桩经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属唐朝①。
  （6）赤岸守捉
  《新唐书·地理志》称：西夷僻守捉西“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现在库车和轮台两县是以拉依苏河为县界，看来唐代龟兹和乌垒州之间的界线也是以拉依苏河为界。若是赤岸守捉必然在今库车县境。经在拉依苏河岸边掘得的一座唐墓的棺材板侧板外侧所书“东至乌垒营五里，西至手捉六十里”。显然手捉即守捉的同音异写。“西至手捉六十里”，即指从拉依苏河向西再行六十里。若是经考古探查，于今乌库公路大涝坝附近，在公路南百米的戈壁上有座城堡遗址。城堡呈方形，周长120米，残垣高约3～5米，系夯筑。在城堡内出土有“开元通宝”、“大历元宝”、“龟兹小铜钱”等唐代文物。城堡东约700米处有烽火台，残高约6米。依今公路里程计，大涝坝西距库车65公里，即130华里。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说自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的记载大致相符。可证赤岸守捉可能就是大涝坝附近的城堡遗址。
  3.关隘
  唐代设置关梁，是作为“诘暴之所”。其设置原则，“关必据险路”。“选择关址，须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属于要会之口，实堪控扼”①。所以安西大都护府周围所在的河川、山谷隘道，必然要设置关梁，加以防守。
  （1）柘厥关
  据《新唐书·地理志》称：“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文中白马河即今渭干河，可知柘厥关即设在唐代渭干河边，成为唐代经过安西通达中亚和世界的主要交通干线。
  亚洲腹地的古代军事要塞，受自然地理形势影响很大，河湖、山隘、沙碛、都是制约军事设施及其战术运用的主要因素。柘厥关是屏卫安西大都护府安全的锁钥，控扼龟兹与中亚交通往来的一处重镇。只要柘厥关一失，大都护府就岌岌可危，因为从柘厥关至安西大都护府，即今皮朗旧城间仅23公里多，其间一脉平川，无险可守。
  可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1907年于库车实地考察后，却把柘厥关定在雀离关②。这是弄错了位置。而伯希和在其《都勒杜尔·阿胡尔和苏巴什》③的考察报告中，把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标在库车城西、库木吐拉以南、渭干河左右两岸。在他1907年所摄照片中，仍可见城垣森严，塔楼高耸。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这里考察后说：“至千佛洞（指库木吐拉）村庄附近旧城..名色乃当，遗址尚存，周约四百二十米，四方形，城中已开垦为熟地。..拾唐代陶片数枚，间有带波纹灰陶片，当在唐前。..有土堡一，本地人称为‘炮台’，盖为当时戍守官兵隙望之所。在沙雅河（渭干河）西岸，与河坝洞区东庙相对，亦有古代寺庙遗址一区..此地亦名千佛洞，实为大庙遗址，形同一小城，周约三百八十米。沿城四周，均有住宅遗址。城东有方形高塔一座，底宽八米，高约七米，砖砌。..在城西亦有高塔一座，下为方形，宽约八米，上略圆形，宽约六点三米，高约六米余。”④根据实地考察所得，也证明唐代柘厥关实在渭干河边。今被称为夏克吐尔、玉其土尔的残存古堡，隔渭干河相对峙立，库木吐拉则在此二古堡东南约2公里，彼此成犄角之势，控制着渡渭干河西行的交通大道，城堡主体在渭干河东岸，在河西的主体则为一大型寺院。近年一些考古人员又在这些古城堡区陆续捡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钱币和陶器。更证明这里是唐代重要政治、军事活动中心。唐朝高僧悟空于贞元五年（789年）经过龟兹时，亲眼见到“安西境内有东西柘厥寺，阿遮哩贰寺”①。这里既称东西柘厥寺，很可能柘厥关也分布于渭干河东西两岸，而有东西柘厥关。在唐代的政治、军事设施总是伴随着佛教寺院在一起，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政治思想统治。
  （2）雀离关
  位于安西大都护府北面的库车河上，主要是防止北方草原敌人南来袭击，在今库车城北面约20公里有一座苏巴什古城，现在残存城堡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00米，堡墙残高5米以上，只有一处门道，南向开。黄文弼教授曾在这里采集到龟兹古钱币及波斯翁米亚王朝时期库思老二世（651～702年）所铸银币。城堡以北，在南北近700米，东西约200米的范围内是大片佛教建筑遗迹。倾圮了的寺院和佛塔，依然显示出其宏大规模。在库车河东岸，同样可见到，依山势走向，南北延伸的古代近百米长的残存堡墙。而在长500多米，宽150多米的范围内，同样是佛寺佛塔，丛丛列列。它们与库车河西岸的古堡，丛集的佛教建筑群隔河相望，甚为壮观宏伟。而从天山中奔腾而下的库车河，穿山越谷100多公里，出却勒塔格山口后，河面突然宽阔，有二百米左右，由此流灌库车绿洲。是以却勒塔格山口的形势十分险要，正是进入龟兹绿洲的隘口。唐代在此设立雀离关，屯兵驻扎，以控扼山区草原敌人的出入，自属十分必要。
  过雀离关后，顺库车河上溯，河两岸不仅水草颇好，且向为古代冶炼铜铁，采挖煤炭重地。向北越过大龙池、小龙池，登上铁力买提达坂，即可东入开都河谷的裕勒都斯草原；向西北更可进入伊犁河流域的巩乃斯草原。古代向为乌孙、匈奴、突厥诸族游牧人民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心，地位十分重要。从而在库车河出山处设关对保卫安西大都护府有重要意义。
  自库车绿洲通向拜城盆地的却勒塔格山中，有一条宽不过二十多米的盐水沟。由此进入拜城盆地后，北越天山即可到伊犁河谷的特克斯或昭苏，西行可到阿克苏绿洲，直达中亚。所以盐水沟是古代军事和商旅要道，现在于盐水沟内仍可见到古代堡塞遗址数处，高尚存三四米，均耸立于盐水沟西岸石壁上。1907年法国伯希和曾在盐水沟峡谷口古堡中掘得一批龟兹文木简，简作长方形，长8～16厘米、宽4～10厘米，其上书婆罗谜字母，可惜大多已残损，完整者不多，但在好几种简文中提到“盐关”的名称，可证“盐关”是沟口古堡的名称。烈维指出都是公元7世纪时的文物。其中有一完整的简文称：“guarttas书于……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现自..来，偕行者共十人，马共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m二十年七月十四，yo（署名）。”①由此可证，唐代曾在盐水沟设关戍守，严格审查过往商旅行人。
  （4）乌垒关
  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西、西北、北面已建立了柘厥关、盐水关、雀离关，那么在其东面是否也曾建关，史书并未明说。惟在东汉《刘平国治关亭诵》碑上指出刘平国除在黑英山盆地修建关亭外，还曾建修过“东乌累关城”，足证在东汉时期于龟兹东境就有乌累关城，以保卫设于它乾城的西域都护府。到了唐代，安西大都护府迁设龟兹后，统辖疆域远较汉朝为大，气势更加恢弘，拱卫安西都护府的军事设施，自必更加严密，乌垒关的设立必然更加迫切。
  1971年冬，轮台县在拉依苏河口兴建水库时，曾发现在拉依苏河口西岸的黄土台地分布有唐代古墓群，在一座墓葬的棺木上曾有“安西大都护府”、“手捉”、“乌垒关”等字样。后来这些棺木板散失，因而当时目睹棺木板的人回忆，有的说是“乌垒营”，有的说是“乌垒管”，有的说是“乌垒官”，有的说是“乌垒关”。应该肯定说是“乌垒关”为确。因为有些人不熟悉历史，年久后，对“官”、“营”、“管”、“关”等字又难于辨认，故各说不一，自当以关字为确。足证当时确有乌垒关。
  既然“乌垒关”三字就在拉依苏河口处发现，也可肯定乌垒关就设在拉依苏河口两岸。因为拉依苏河源于天山山脉。到下游两岸分布有很厚的黄土堆积台地，河道到此切割很深很宽，最宽处可达400余米，形势甚为险要。位于东岸的守捉城及汉唐烽火台均还耸峙，正向人们陈说着逝去的历史陈迹，而当时在拉依苏河东西两岸修建乌垒关城，成为安西都护府东境安危的所系，自在情理之中，核之古今形势，乌垒关设立在拉依苏河口两岸最为恰当。
  4.亭燧
  汉武帝为了统一西域，即“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①。只要稍知西域地理的人，就可知“亭”在统一西域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在戈壁沙漠中，往往几百里不见人烟，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前进中失去了联系就会迷失方向。如不建亭，更会随时被敌人切断，所以古代往往是“列亭”、“亭侯”、“亭障”联称。在桑弘羊给汉武帝的屯田戍边建议中力陈在轮台、渠犁等处屯田积谷，“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刘彻却认为“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②。可知“列亭”与“亭燧”作用等同，都是在军事上起到警戒斥候的作用，是维护统一的重要军事设施。现在于龟兹境内仍可见到唐代巍然矗立的一列列烽燧遗址。
  唐代于龟兹境内所设军营、屯城关堡，必与烽火台相通。现在于轮台县群巴克乡政府西北10公里的迪那河渠首工程南侧卵石沙滩中有一座喀拉亚烽火台，残址高5.5米，直径7米，系汉唐时期烽火台。由此越过拉依苏河山口西经库车境内乌鲁木齐通往喀什公路以北的托克塔姆北的丘克土尔③、博斯坦托呼拉克吐尔、克里科西吐尔（位于玛扎巴哈千佛洞之北）、伊希哈拉吐尔、克孜尔尕哈吐尔，然后进入盐水沟，在关卡附近有一石砌的烽燧，再向西北至拜城县黑英山盆地的刘平国治关亭处也有烽燧。另一条烽燧线是从盐水沟烽燧向西经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再向西经赛里木、托克逊乡、温巴什乡、越山进入姑墨、温宿越别迭里山口经热海（伊塞克湖）、楚河至中亚各地。现在从乌什县城斜向西北行，沿别迭里河谷前进，直到别迭里达坂，沿途尚残存三个古代烽燧。在烽燧下，尚见古代墓葬。足证这里是拜城盆地经姑墨、温宿、别迭里通达中亚的军事大道。当然也是重要的丝绸通道。
  在这条烽燧线的南面一条烽燧线，是从今轮台县城西南拉依苏烽火台越拉依苏河进入库车境内的却勒阿瓦提吐尔（西距县城60公里）、托克塔木吐尔（县城东40公里、乌喀公路南侧30米处）、塔汗其吐尔（牙哈乡政府驻地西偏南3.5公里）、沙克沙克吐尔、克里沙尕里吐尔、萨喀古吐尔（县城东2.5公里，北距乌喀公路400米左右，墩高约10米）、科克提拜孜吐尔（伊西哈拉乡政府驻地以北0.7公里处）、喀拉萨喀里阿塔木吐尔（位于县城以西3公里，墩高4.5～5米）、科西吐尔（位于县城西南13.5公里，北距公路南0.6公里）、库木吐拉，再西至新和县境内的达玉杜士吐尔、羊达克吐尔等，沿着却勒塔格山南的戈壁沙滩中进入拨换境。
  沿着塔里木河北岸西行直至渭干河下游还有一条烽燧线，即从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阔纳协海尔古城等处的汉唐烽火台向西南沿塔里木河北进入龟兹绿洲的库车县境即为克塔依古城烽燧（又称唐王城）、大古城烽燧、阿合卜烽燧、塞克桑塔木烽燧、库纳克烽燧、曲拉克烽燧。另外从大古城烽燧向西至沙雅县境塔里木河北的博斯坦托格拉克烽燧向西北至铁热克烽燧、尤瑞克烽燧、央塔克烽燧、布特巴什烽燧，再向西至拨换境沿着去郁头州丝绸古道，沿途也都设有烽火台，不少地方，现在依然可以辨认。
  从上述南北几条烽燧线拱卫着安西大都护府。边疆将士日日夜夜为西域的统一而在荒漠戈壁中英勇守卫着，现在有些地名就是由当时烽燧的名称而成为该地区的名称。如库木吐拉千佛洞和库木吐拉古城等就因为时有耸立的库木烽火台而得名。又如迄今仍耸立于盐水沟口的克孜尔尕哈烽火台，不少人把它解释为“姑娘遗留下来的”或“姑娘居住过的”，并不妥切。根据《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载：“”是建筑在山顶上或高地上的，外形如同塔楼的建筑物。其顶部可点燃烟火，监视敌兵犯界侵扰，使人民进行防御”。这里的“”可能在读音时被省略成“”，而被读成“”（卡阿），即“哨卡”之意，现在库车县境内有五个以“卡阿”为词根的地名，可能都是龟兹王设置哨卡的地点。
  至于烽燧组织，唐代制度，据《资治通鉴》卷240载，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条胡三省注：“唐凡烽燧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侯望警急而举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辞、转牒o”每个烽燧间的距离一般在15公里左右，也有12公里或超过15公里的。每个烽燧间的距离基本根据地形地理情况决定。烽卒戍兵的生活很清苦，除基本的戍守任务外，每个烽卒还必须耕种几亩田，以稍解供应不足的困难。遇到战争，就更加艰苦。不仅随时要准备战斗，供应跟不上时，更须自力更生，力求衣食自给，过最低限度的生活，英勇保卫我国神圣领土。
  唐代不少诗人讴歌西域烽燧的重要性及其所完成的历史功绩。如王昌龄《从军行》中说：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纵。
  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中也说：
  曾到交河郡，风土断人肠。
  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
  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
  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
  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
  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
  可见烽燧总是呈线状遥相呼应，也总是和战争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