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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主要活动于我国西南边疆的青藏高原。隋末唐初，吐蕃开始崛起，到其赞普松赞干布时代，统一了各部，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主贵族政权——吐蕃王朝。
  吐蕃王朝建立之时，正是中原唐王朝立国之初，由于当时两国国内形势的影响，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努力下，双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两国关系就不断发生争执。而在西域地区的争夺则贯穿于两个王朝关系的始终，它不仅导致唐王朝在西域地区统治的最后崩溃，而且对西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唐与吐蕃在西域的历史背景
  隋末唐初，西域地区处于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西突厥汗国“控弦数十万，而霸有西域”。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后，一方面致力于巩固其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为了解除西突厥汗国对唐王朝的威胁，重开丝绸之路，唐太宗开始了统一西域的斗争。
  唐初贞观年间，“西突厥部落划分为十部，左厢五咄陆，居碎叶东；右厢五弩失毕，居碎叶西，可汗给每部发一箭，故又号十箭”①。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在回纥诸部的配合下，首先灭了东突厥汗国，解除了对东北疆的威胁。这事对西域诸国震动很大，它们开始意识到新兴唐王朝的强大，伊吾地区七城首先自动归服了唐朝，这就为唐朝进军西域提供了有利条件。
  贞观九年（635年），唐朝灭了吐谷浑，解除了唐朝向西域用兵的后顾之忧。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派交河道大总管侯君集领兵攻取了高昌，先以其地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不久，唐军又攻占了北庭，在此设庭州。公元642～648年，唐军打败了西突厥，接着又攻取了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在这种形势下，天山南路诸国也都纷纷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归服了唐王朝。649年，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当时，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被称为唐之安西四镇，成为唐王朝统治西域的重要军事据点，接着唐王朝还在西域设立了一系列羁縻府州，借以统治西域。
  西突厥汗国被唐军多次打败后，被迫臣属于唐王朝，但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却利用唐王朝赐封给他瑶池都督的封号，纠集党羽，于651年发动反唐叛乱，唐王朝坚决进行了反击，即于657年平定了叛乱。这次叛乱的平定，使西突厥的贵族们看到了唐王朝的强大，并深深认识到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想打败强大的唐王朝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就寻找其反唐势力的同盟军，这时兴起不久的吐蕃王朝，自然就成了他们所依靠联合的主要对象。
  吐蕃王朝兴起时，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统治阶级奴隶主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开拓疆土，发动了一系列扩张战争。这些战争是在吐蕃杰出的领袖松赞干布执政时进行的，到松赞干布去世时，吐蕃王朝的版图，扩大到现在的西藏全部、四川西部和青海的西南部。北以巴颜喀喇山为界，中间居有白兰、党项二部残户，与吐谷浑接境；东以茂州，岷江西岸之西山八国与唐接境。
  吐蕃王朝随着疆土的不断扩大，物力、人力也不断雄厚起来，统治阶级对财富和奴隶的掠夺欲望也更加渴求。但在当时，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唐王朝，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此时，西突厥汗国在西域失败后，想以新兴的吐蕃王朝为后盾，借以摆脱唐王朝的控制，而吐蕃王朝也正想将它的势力伸向西域，这样西突厥汗国残余势力与吐蕃王朝建立起一个反唐同盟，以此来对付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势力。
  包括龟兹在内的安西四镇自汉代以来就已归入中国版图，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即使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处于战乱分裂局面时，这种联系也未中断。自汉代以来，中原王朝也十分重视对西域的统治，并把它视为统一中国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唐王朝立国后，就把西域看成是它与西方联系的枢纽和它向周边诸国炫耀国威的窗口。所以无论从政治影响还是从心理角度来看，决不会放弃西域。何况从国事角度看，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阶级都把西域看成是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有效统治的地区，因而“四镇对唐、吐蕃两国都有保障本国安全的作用，两国势在必争”①。
  就当时的社会制度而言，唐王朝处于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阶段，而吐蕃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奴隶制阶段。唐朝统一西域必然会对西域社会历史发生积极的影响；而吐蕃的统治虽然扩大了当时的民族联系，但它相对落后的奴隶制残余对西域社会必将产生消极影响，使西域社会生产力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唐王朝统一西域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利益，西域广大各族人民也愿意归顺唐王朝统治，他们依靠唐王朝摆脱了西突厥汗国的统治，又积极配合唐王朝打击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唐王朝在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也就更加坚定了与吐蕃争夺西域的信心。
  吐蕃在与西突厥残余势力联合后，认为其在西域的力量足以与唐王朝抗衡，因此，它就公开支持西突厥贵族发动叛乱，并借机将其势力伸向西域，首先是安西四镇。
  二、吐蕃在西域的军事部署
  公元7～8世纪时，吐蕃是奴隶制社会，当时还存在许多不同的氏族部落组织，因而部落就成为吐蕃社会的基础，所以我们习称吐蕃为奴隶主军事部落联盟。这些部落各有驻牧之地，在军事行动中，都以部落的名义参加，于是部落名称也随战争的进展而移动。从而吐蕃入侵以龟兹为中心的安西四镇以后，也就出现了不少吐蕃的部落名称。如那雪部落、管仓部落、宗木部落、倭措巴部落、乞力塘部落，墀邦木部落，郎迷部落、洛扎部落、芒噶部落、喀尔萨部落、聂巴部落、畿堆、畿曲部落、那赤部落、金藏部落、雅藏部落、雅尔江部落、松木部落、通颊部落、孔巴部落、章赞部落、吉部落、岛岱部落、达保部落、峡地部落、筑部落、波噶部落、派尼木巴部落、略才部落、恩木茹木部落、辗噶尔部落、材茂巴部落、郭仓部落、仲昝部落等。如在新疆所得吐蕃木简中说：“那雪部落二十名，汉族突厥人及零星小部之埭鸟玛桑和门结穷二人派往布拉林去替换。”①可知吐蕃军队是以部落为战斗单位。
  吐蕃时期的社会等级区分为“桂”、“庸”，即武士阶级和奴隶。在新疆所得的吐蕃简牍说：“..伍茹之军帐..驻于大罗布..请下令区分桂庸。”②此处“桂”即武士阶级，参加军旅的战斗人员，“庸为奴隶，随军的后勤人员，专门从事生产的奴隶”。《新唐书·吐蕃传》也指出：“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三年（862年）条：“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
  吐蕃军队向唐朝统治下的安西四镇发动军事进攻，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线入侵塔里木盆地。一条路线是自东向西，即所谓吐谷浑道，由青海柴达木盆地出茫崖，翻越阿尔金山，进军唐之鄯善、且末、于阗，再北攻龟兹。另一条路是西经羊同（今阿里）、勃律到达护密（今瓦罕走廊），然后东经渴槃陀（今塔什库尔干），向北进入西域疏勒地区，再伺机攻龟兹。
  在吐蕃松赞干布时代就开始对本土以西诸国及帕米尔地区的征服。贞观十五年（641年）左右，吐蕃首先控制了西边近邻泥婆罗（今尼泊尔），接着在贞观十八年，吐蕃又控制了羊同国。在此时间，吐蕃还经常进攻位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国，终于在唐高宗时期，吐蕃征服了吐谷浑，从而打通了经吐谷浑进军安西四镇的战略要道，而在唐高宗显庆至龙朔初年前后，吐蕃控制了入四镇的要地护密，打通了由护密越葱岭进入安西四镇的要道。
  吐蕃军队在打通东、西两道以后，就在鄯善、且末、于阗、小勃律、护密一线的占领区内进行了严密的军事布防和殖民统治，他对所占领土地的经营政策，原则上维持原有的制度和所有权不变，另以一小部分土地酬赏给有军功的勋臣，作为军政官员的薪俸土地。这在新疆出土的简牍中也颇多反映。如：
  第3条：“门穹俸禄田一突。”①
  第4条：“班丹领受，资悉波（吐蕃财务官员）之田地三突，军官俸田一突，茹本之新垦荒地一突、副先锋官一突……”②
  吐蕃军队在安西四镇的占领区内也实行屯田，用以养活军政人员，设“营田使”（一称农田使）专管屯垦事宜，在出土简牍中也有反映：
  第11条：“那松之农田佣奴三人..（领受）农田三突。”③
  第28条：“农田长官多贡之佣奴农户，专种蔬菜的零星地……突，税吏开桑和则屯有差地一突。”④第355条：“在小罗布有八畦菜园子，沙弥菩提藏正在耕种时突然命终，他与卑职同一东岱，又是卑职亲舅，这……”⑤
  第358条：“……分后，有权者和有永业田者诸人……分配去开荒地。一次，将城中住户迁出……大罗布范围王田之上方地，长满青草，（无人耕种）迁出小罗布之住户……”⑥
  由此可见，吐蕃的殖民官吏也分给土地耕种，他可利用权力雇佣他人代为耕种，另还种有应付差税任务的土地，除耕种小麦、青棵等主要农作物外，还以零星地种植蔬菜。
  吐蕃在侵占安西四镇的土地上，为了统治辽阔的土地，还设立了严密的驿站制度，以加强其军事殖民统治，这在著名的《唐蕃会盟碑》已记有“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在侵占安西四镇，从吐蕃都城逻些通往西域天山南路的驿路，大致有两道：一道是从逻些（今拉萨）出发沿唐蕃古道至青海湖附近，然后向西至格尔木，再西北至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罗布地区，也可由柴达木盆地越祁连山至沙州，再至罗布地区；另一道从逻些至于阗，据阿拉伯地理学家格尔迪孜指出从逻些到于阗的道路是从所谓“吐蕃可汗之门”出发，越过一座“有毒之山”，穿过一座由于阗人建造的处于两山之间的桥到达阿尔珊（Alshan），再北上至于阗。①再从于阗至鄯善地区。上述两条大道实际就是两条驿道。这在藏文木简中指出：“毕当及多赞森木抱于兔年夏季六月二十二日从和阗往鄯善老太太驿站驿传：增加斥候之木牍急速递送，抓紧时间，不得延误（晚间住宿有定），如耽误或不送，将从严处罚”，从于阗至鄯善的驿道被称为“官道”。②
  在辽阔的安西四镇区域内，都是绿洲和戈壁、沙漠相间，所以他的驿站不仅负有传送信息的任务，同时还有斥候的任务。《综录》第144条指出：“虾蟆山四名斥候一个驿站。”当然在没有驿站的偏远沙漠及山区，另派有斥候，但这些斥候也经常和驿站保持密切联系。《吐蕃简牍综录》330条记称：“驻在倭东玉慕以上之斥候——林仁之斥候禀报：山上斥候请我驿吏及家属助理二人向论当列大人报告，口粮已尽，烦驾请先送来，如不去突厥啜尔，请将此木牍送往鄯善。”由此可见驿站和斥候的密切关系。
  驿站的组织，从藏文简牍中看出，有驿站长、驿吏、寮属、炊事人（伙夫）及伙夫的仆役等。《吐蕃简牍综录》185条记有“大必力中游的部落，驿站长包巴鲁穹”。301条记有“……一驿站……驿吏在巴尔孜斯”。186条更记有：“驿吏为喀若部落之朗鲁顿，寮属为管仓部落之萨东鲁道，男伙夫为那雪部落之拆通玛。伙夫之仆役为恰拉部落之甲木萨肖。”这里所以说伙夫的仆役，可见在驿站就食的，除驿站本身成员外，一定还有过往的使者。
  驿站都有固定驻地。《吐蕃简牍综录》299条记有：“大夏和玉慕两驿站，在巴尔木（地名）……”而《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云：“（吐蕃）每驿百里。随水草而居，不常厥所。”此说不确。因为驿站不仅有稳定的住所，并且有些驿站还作为馆驿，供来往使臣仆人居住。《吐蕃简牍综录》313条记有：“囊占处之堡塞有四名吐蕃人在一个堡塞..”说明有些驿站就设在堡塞内。如若羌地区米兰吐蕃堡塞显然也是一个吐蕃驿站驻地。
  凡是吐蕃设立驿站的地方，就是吐蕃政权牢牢控制的地区，因而吐蕃通过驿传发送公文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管理方法和规定。凡签发的公文都有有关官员的押署和日期，公文信札还分急件、平件，急件专派骑士护送，沿指定路线，昼夜兼行，不得有误，如因枉道或稽延日期，必受惩处。《吐蕃简牍综录》第266号记有：“从和阗驿站发给鄯善岸本书信，一天一夜要行五个驿站，此木牍迅速紧急送往高齐巴。木牍不能按时到达或有失误，依法惩办。从和阗…….日……”
  《吐蕃简牍综录》110条更记有吐蕃急递驿使所送信函的“封面”上写着：“快（火急——不得阻挡，或优先供应马匹）。”因而《新唐书·吐蕃传》也说：“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者，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可证吐蕃传递紧急军情时，有加快传递的办法及措施。驿传把上级命令驰送目的地后，在接待使者的地方，设有大、中、小机密书记，机密收集官，机密传布官以及机密书吏，由他们交给有关军政官员。
  从吐蕃简牍中发现的情况看，当时驻守在安西四镇的唐军与吐蕃军队的斗争频繁而激烈，从以下一些简牍内容中可看出：
  115条：“虾蟆山增加斥候聂顿，于冬季十一月十三日派去，作战……（由他）指挥。”①
  118条：“…….后也领七升口粮，在凉包抚服突然入境之汉人及突厥人，玉巴山有敌情。”②
  136条：“作萨众驿吏，应去各自汛地。近来，有些地方，有情况，望勿懈惰，每日不忘查看驻地，马嘶和敌人踪迹..抓紧夜间巡逻，来敌..”③
  137条：“……夏季六月三日..赶上砌..（瞭望哨）勿忘：白天到高处放哨，察看烟尘方向。晚上注意响声。白天、晚上..放哨时，看见、听见可疑情况，向阿木茹巴……报告。”④
  331条：“向大王主子禀报：上面在小罗布二城会议时，我等在通颊一段加入当初的守城军。敌部斥候军，杀我眷属，割下头颅，粮筒中所有食粮悉为敌部抢尽。（我等）遭受如此残害。”⑤
  332条：“…….忠心耿耿，尽忠效劳，为敌所杀，奴隶、土地由其子孙后代领有，大尚论已下令，万夫长及千夫长..别忘写入盟约，为不使敌前来杀戮，请大罗布节儿总管向下下令。”⑥
  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守卫安西四镇的唐军对入侵境内的吐蕃军，不断地、连续地进行出击，使入侵吐蕃军日夜不安，防不胜防。
  三、唐与吐蕃在龟兹的关系
  从上述吐蕃简牍中可知，自公元7世纪初吐蕃军队陆续入侵昆仑山北麓，统治于阗、若羌一带地区后，设立了驿站、巡哨、坐哨、屯田等措施，军队也有严密的组织和源源不断的刀、盾、弓、箭等武器供应，可知吐蕃军队绝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有组织、有雄厚实力和较好指挥的军队，才能和有较强大实力的唐朝军队在安西四镇之地展开长期的、激烈的争夺战。
  《资治通鉴》卷201记，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十二月：“〓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可知这时吐蕃军队实力已相当雄厚，苏海政也不敢与战，这是唐蕃势力在西域的第一次交锋，此时吐蕃军队已驰骋在西域疆场，在安西四镇和中亚大草原已十分活跃，并已能左右中亚十姓部落，反映了吐蕃势力已足可与唐军相抗衡。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由于在吐谷浑地和其西部帕米尔地区的胜利，便加紧了对西域进攻的步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这是吐蕃第一次向安西四镇发动正式进攻。唐“敕西州都督府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①。关于这次战斗的结果，史书没有记载，很可能是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向西域发动大举进攻。“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②。唐、蕃西域的第一次大规模争夺战，以吐蕃的胜利而告结束，吐蕃首次控制了安西四镇。
  吐蕃虽然控制了安西四镇，但它的统治并不稳固，安西四镇境内各族并不愿接受吐蕃的统治。他们原想借吐蕃之力摆脱唐朝的统治，但事与愿违，吐蕃却乘机将统治的枷锁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走了错棋，因而不断起来反抗吐蕃的统治。《吐蕃简牍综录》172条记有：“在大萨毗所辖地区，通颊北边驻有个别守边斥候。根据旧令及新建万人部落之令，不可像盗匪般使庶民不信任，不可抢劫。但所属地区发生内乱，萨毗属地之内设庐氏、属庐氏等家族叛离，做尽坏事..”可见吐蕃统治者对占领区内的人民像盗匪般地抢劫他们，压迫很残酷，就连吐蕃贵族设庐氏、属庐氏等家族也要反对他们的奴隶主，因而安西四镇地区的民族酋领暗中又投降了唐朝。“咸亨四年（673年）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国王遣使入朝请降”。“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戊子，于阗王伏阁雄来朝，。唐在得到安西四镇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就在西域对吐蕃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上元二年（675年）唐军在西域各族的配合下，终于迫使吐蕃势力退出了四镇。
  但是吐蕃贵族并不甘心他们在西域的失败，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在吐蕃的支持下，西突厥贵族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发动了反唐叛乱，这次叛乱前，西突厥贵族就与吐蕃王朝建立了军事联盟④。西突厥贵族的叛乱使唐在安西四镇的统治又陷于瓦解，吐蕃势力在西域又再度嚣张，“西又陷龟兹、疏勒等四镇”①。仪凤三年（678年），波斯王卑路支去世，其子泥涅斯在长安为侍子，唐朝就假以裴行俭为册送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名号，护送波斯王子泥涅斯返国为名，到西域平叛。裴行俭曾在西域任职多年，熟悉西域地理民情，他在出任西州都督府长史期间，广交高昌豪杰，极孚众望。仪凤四年（679年），他受命到达西州后，以行猎为名，召集“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倍道兼行，突至阿史那都支牙帐，阿史那都支猝不及防，“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擒获阿史那都支后，裴行俭又“赉粮晓夜前进，掩遮匐，闻都支就擒，遽诣行俭降”②。随着叛乱被平定，吐蕃势力在西域再次受挫。
  唐王朝平定西突厥贵族的叛乱后，即加强了安西四镇的防卫力量，将裴行俭的得力助手王方翼留任安西都护，并重新整修了军事要塞碎叶城。这时吐蕃也加紧了在西域的积极活动。高宗永淳元年（682年），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车薄在吐蕃的支持下又发动了反唐叛乱。阿史那车薄联合突骑施、处木昆、弓月、咽面、乌鹘等部，包围了弓月城，形势非常紧张。这时已调任金山都护的王方翼急率所部自庭州千里驰援，经过苦战，大败阿史那车薄；然后进战热海，再败西突厥各部联兵十余万，最终平定了叛乱。但是，吐蕃这时却乘机“大入西域，焉耆以西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以临敦煌”③。唐朝被迫再罢四镇，西域又陷于吐蕃贵族统治之下。
  由上史实可知，大概在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前后，吐蕃在西域势力大张，已完全控制了安西四镇地区。《资治通鉴》卷202指出：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临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之比”。藏文史料《西藏王统记》45页载：都松芒保赞普（676～704年）时“威力财富，可齐诸天，能胜四国。..边地诸王，咸被征服，其武功之盛，较之前代诸王，乃尤过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41页更指出：墀都松赞普（即都松芒保）“掌执政事权位高于往昔诸王，突厥等天下别部均一一降归治下，征其贡赋”。足证到这时吐蕃势力才比较牢固地统治了以龟兹为中心的安西四镇。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即着手整顿边备，决心改变吐蕃控制西域的局面。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任命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子“左豹韬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④。垂拱二年（686年）九月，武则天又“册拜右玉钤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父继往绝可汗，⑤。同年，阿史那斛瑟罗以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纳金牙道司兵达奚思敬计，“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计”①。唐王朝开始加强对西域吐蕃势力的反击，吐蕃对安西四镇的统治受到严重挑战。吐蕃大论钦陵亲赴西域增援并指挥战争②。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从时隔不久武则天再次任命韦待价领兵进攻吐蕃来看，这次战役唐军失败了。
  垂拱战役失败后，武则天并不罢休，仍积极准备再次进攻吐蕃，收复四镇。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又一次发起了对西域吐蕃的进攻。（永昌元年）五月，以韦待价为安西道大总管，以讨吐蕃③。由于韦待价“无将领之才”，在寅识迦河被吐蕃军打得大败，唐军收复安西四镇的军事行动再次受挫。
  永昌之役不久，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酋长、大首领曷苏、昝捶先后率部落出走和内附，同时臣服吐蕃的吐谷浑部万余人叛蕃归唐④，吐蕃势力大大削弱，其在西域的统治也受到很大影响。武则天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于长寿元年（692年）擢用曾被吐蕃所俘，熟悉蕃情的将领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与右威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西州都督唐休璟等率大军再次向西域吐蕃占领军发动进攻。这次唐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打败了占据安西四镇的吐蕃军，一举“克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⑤，结束了吐蕃控制安西四镇的局面。
  吐蕃在西域遭到重大失败后，便准备进攻河西，切断唐朝通往西域的通道，以此来挽回它在西域的败局。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吐蕃大论钦陵亲率大军进犯河西，唐朝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兵相距。万岁通天元年（696年）3月“孝杰及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首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官军败绩”⑥。这一战吐蕃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切断河西通道的战略目的却未达到，而且双方连年交战，人力、物力损耗都很大，均已无力再战，因此战后不久，唐蕃双方便开始举行谈判，谈判的焦点仍在四镇的争夺上。吐蕃要求“约罢四镇兵，求分十姓地”⑦。唐派郭元振往使，与钦陵会于道上。针对吐蕃提出唐废四镇，弃十姓的罢兵条件，郭元振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交还吐谷浑青海地为交换条件，为此双方使者往还，争执逾年，仍无任何结果。唐朝采纳郭元振提出的“为计以缓之，藉事以诱之”，“塞钦陵之口，而和事未绝”⑧的外交谈判原则，利用谈判促使吐蕃内部矛盾激化，吐蕃内部以论钦陵为代表的噶尔家族是坚决主张与唐争夺西域。唯钦陵兄弟掌握吐蕃军政大权多年，早已为王室贵族所记恨，新登位的赞普器弩悉弄在公元698年与大臣论岩等密谋剪除钦陵兄弟。这年冬天，当论钦陵北征大捷，“执唐军元帅都护使”凯旋而归时，赞普设计诱而杀之，于是宣布“噶尔家族获罪”①。尽诛其余党，幸免者仅赞婆一人，被迫降唐。噶尔家族的势力被消灭后，吐蕃改变了论钦陵与唐争夺西域的战略方针，把攻唐的方向由西域移到河陇地区、汉中地区和剑南地区。唐蕃在西域的争夺渐趋缓和。长安四年（704年）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在镇压南境属国尼婆罗（今尼泊尔）及婆罗门的战役中阵亡，不久吐蕃国内又发生变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翦屠，士畜疲疠，财力困穷”②。吐蕃已无力与唐继续交战。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吐蕃请盟，唐派宰相亚卢钦望等22人与吐蕃和盟（唐蕃第一次和盟）。至此，唐蕃争夺西域战争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可知在公元670～692年间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吐蕃用了很多武力侵占安西四镇，但在这一段时间内唐朝虽撤出了安西四镇的驻兵及其机构，但唐朝政府仍在该地所设的四个都督府的都督带领各族人民和吐蕃占领军进行斗争，不断给吐蕃军队以打击。到679～692年间吐蕃军队才全部控制了安西四镇地区。692年唐军收复安西四镇，并把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往龟兹，直到公元8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时间中，以龟兹为中心的安西四镇一直在唐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即使于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唐代西域驻军大部分撤往内地平叛，吐蕃占据陇右、河西的时代里，安西四镇留后郭听、北庭都护李元忠等仍然带领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坚守着大唐西域疆土，和吐蕃展开了长期的争战。唐德宗贞元四年至贞元五年（788～789年）悟空由天竺东归，途经塔里木盆地的疏勒、龟兹、焉耆、庭州等地时，仍然受到安西、北庭都护府官员，以及受唐封的当地酋领的欢迎和接待③。足以证明西域仍在唐朝官兵掌握之中。直到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吐蕃在葛逻禄、沙陀等支持下攻陷北庭，安西节度使杨袭古又为回鹘杀害，唐兵才被迫放弃安西四镇，天山南北大部分地区再一次为吐蕃占据。但由于回鹘人多势强，不久就收复了北庭及安西四镇地区，从而结束了吐蕃对西域的控制。
  唐与吐蕃争夺以龟兹为中心的安西四镇，以及吐蕃在天山南北所进行的一系列武力扩张和统治，对当时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动摇了唐王朝在西域正常的统治秩序，使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崩溃，从而破坏了西域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局面，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吐蕃贵族为把自己的势力伸进西域，经常支持西突厥贵族发动武装叛乱，并联合大食对西域进行武装干涉，使西域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当地社会经济因此而遭到严重破坏。
  其次，西域地区的长期战乱和吐蕃对西域的统治，使联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受到阻隔，唐与中亚、西方的联系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是东西方文明的会合点。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联结东西方文明的金色纽带，吐蕃的统治使这一纽带被截断。
  第三，吐蕃对安西四镇的统治，促进了吐蕃对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吐蕃受到塔里木盆地农业民族的影响，生活习俗有了一定的改变。
  二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固定的居民点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堡开始出现（如米兰古戍堡），手工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三是对吐蕃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佛教译经事业的大发展，为吐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是吐蕃文化受到西域文化影响的同时，吐蕃文化也对西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唐与吐蕃争夺安西四镇的统治所产生的另一重大后果是阻断了唐与西域的交通联系，唐王朝被迫开通了“回纥路”，这为回鹘汗国被击溃后的西迁奠定了基础。
  四、吐蕃对龟兹的统治
  吐蕃贵族直接统治龟兹的时间先后约有60～70年时间，从而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对龟兹地区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
  吐蕃贵族军事占领龟兹地区后，一方面实行屯田政策，以赡养军队。他原以畜牧业为主，在屯田中首先学习了龟兹人的农田耕作技术，采用了原有的农作物，同时也把吐蕃地区原有的青棵传到了龟兹。原来龟兹地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大麦、稻、豆，吐蕃统治者则带去了青棵。在新疆所得藏文简牍中指明青棵是吐蕃的主要粮食作物。
  《吐蕃简牍综录》“论玉协尔青棵田两突半。允奈青棵田三突。……阿彭青棵田……突”。
  《新唐书·吐蕃传》也说“其稼有小麦、青棵麦、荞麦..正合”。吐蕃俗称青稞为黑粮，小麦为白粮。由此可知吐蕃人平日生活以小麦、青棵为主。《吐蕃简牍综录》39条：“一个月口粮为麦子六（升）、青棵四升。五个半月食物合计：麦子一克十七升，青稞十八升，其中有口粮二升，祭神用麦子九升、青棵三升。羊价麦子三升、大米小升三升给‘邦羌白’（信使名）。”因而吐蕃统治区内农业生产品的地租，一般也是缴纳青棵、小麦等实物。
  吐蕃统治龟兹后，把青棵也带入龟兹，从而自公元9世纪起青棵就成为龟兹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同时用青棵加工制成的食品糌粑，也成为龟兹人民的重要食品之一。《吐蕃简牍综录》316条“悉诺弩结堡塞之青棵、糌粑”。甚至吐蕃苯教徒的祭祀用品中，糌粑也成为必备的供品。《吐蕃简牍综录》419条“（每组）油炸薄饼和果子各十五个，饼和发面饼各二十五份，杏干、葡萄干各三捧，切玛（用酸油、奶渣、酸奶揉成的糌粑）各三两，酸奶一勺，上好糌粑五升半”。由此可知，吐蕃人对糌粑的重视。而在这份藏文简牍中特别指出了杏干、葡萄干，这是龟兹、于阗一带的特产，显然是苯教传入安西四镇后，适应本地人民之所好，在祭祀用品中增加了龟兹地区的特产。
  勤劳智慧的吐蕃人还利用青棵酿成了青棵酒，成为吐蕃人的重要饮料，于是在日常生活和祭祀上也都有青棵酒。《吐蕃简牍综录》421条“……按习俗做一对替身物——多玛供品。然后，献降神酒，午饭，连续献上迎宾青棵酒三瓢，置一盛酒大碗，顺序饮酒，苯教主讲述往昔历史”。可知青稞酒也传入了龟兹。
  吐蕃地区本以畜牧业为主，因而以牛羊毛制成的衣料，最具民族特色的是“氆氇（bu-la）”，《吐蕃简牍综录））374条记有“列村向大兄多玛请求：大兄您如若前往，请在氆氇上盖印，以后无论通过何人请交与拉扎部落的尤列村”。事实上吐蕃侵占安西四镇也赚到了巨大的财富，因而他们的衣着变得复杂阔绰了。《吐蕃简牍综录》86条记有：“高付哲蔑悉腊衣着：汉地组成披风一件，白山羊皮披风一件，羚羊皮短披肩两件，锦缎裘袍一件，羚羊皮上衣一件，羊褶缎裙一条，新旧头巾两块，丝带五条等..”第100条：“青棵七十五克，绢纥千匹、白银九百两、金子六百两、酥油..‘念’之花朵、氆氇。……”由此可知，吐蕃控制塔里木盆地于阗、龟兹的南北丝绸道路后，吐蕃仍然从内地运来了不少丝绸，再加上吐蕃所产的一些皮毛衣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衣料。
  在居住方面，吐蕃的建筑样式也传到安西四镇地区。在农村方面的房屋为了适应塔里木盆地气候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形成了吐蕃的民屋，以米兰吐蕃古戍堡为例，有人指出：“米兰吐蕃古戍堡南临古米兰河道，正当甘肃敦煌通昆仑山北麓的要道，……屋为平顶，依地势高低呈阶梯形，其构造颇类今拉萨的布达拉宫。”《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正是这种建筑特点。”①因而进入龟兹的吐蕃农民和一般平民的住屋式样也应该是如此。至于吐蕃牧民，原来都以牛毛帐篷为主，其式样与哈萨克和蒙古的毡房不相同，非圆形，而为较矮的长方形式样，贵族则常住在这种大毡帐内，而被称为“拂庐”。现存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93窟有由吐蕃人刻画在墙壁上的征战图，有人指出在这幅图上“几乎所有的战士都骑在马上，有的手执弓箭，整装待命，有的在疾跑，有的高举战旗，一派征战前的紧张景象..马队之间常常跟随着一些备用的马匹；在画的下半部仿佛还有多面用作仪仗的旗帜。画面中间靠上，有一个尖顶的类似帐篷的东西，整个军事演习即在这个大帐篷下面进行”。吴焯先生认为这幅征战图是“记录了吐蕃占领安西的历史事实，它的作者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克孜尔，并在曾经繁荣一时的佛洞里刻下了他们自己的纪功碑”①。
  那些以牧业为主的吐蕃战士及牧民进入龟兹后，除在克孜尔千佛洞刻了上述的征战图外，还在第131窟内正壁中部用硬物刻画马、驼、鹿、羊、禽鸟、人和骑马人等形象，并有一行藏文字。所刻骆驼皆为双峰，背上坐人或载物。鹿则头部小、双角粗大，两侧并排枒权，四肢修长，短尾，体躯劲健，颇生动美观。马则头长、颈长、鬃毛长、尾长、腿长、体躯瘦健，体形与龟兹马、乌孙马均不相同，可能来自吐蕃种型；一个高大的人正骑在一匹大马上，斜伸双手，勒住缰绳及后背毛，正在向前飞驰。画面上以山羊数量最多，都是双角、短尾、长足，有的伫立观望，有的行走觅食，有的悠然遨游，各显其姿态。在131窟中图绘的人物可辨认的有六个，均有尾饰，其中四个为立姿，大都张臂作跳舞状，可能正在表现一种祭祀舞蹈。而在131窟内所见的两行藏族文字，则充分证明了吐蕃统治龟兹后，也把藏文带到了龟兹，并在一定范围内应用，从近代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许多藏文简牍内容看，涵盖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上至军政命令，下至民间借贷。于吐蕃设在西域各地的管理机构内，均设有从事藏文文牍工作，管理文献档案的官吏，如《吐蕃简牍综录》30条“..（那）雪之田三突。岸本文书之田一突”。“岸本”为专司财务的长官，即度支官，可知其下设有文书之官”。69条“..计征税赋之文书朗·让茹之田两突”。由这些事实可知藏文已成为吐蕃在安西四镇统治区内人们交流思想和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
  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已传入吐蕃。佛教传入吐蕃后，结合吐蕃的社会历史习俗，形成了藏传佛教，后来被宗喀巴改进后，又被称为喇嘛教。吐蕃统治龟兹后，同样也把藏传佛教带到了龟兹，依然可以在克孜尔千佛洞内找到其遗迹。如第31、32窟的洞形、壁画内容、人物服饰等均与克孜尔其他石窟相异。原来龟兹各石窟的基本形制是以主室为纵券顶的中心塔柱窟，左右开甬道，后面有通道，主室券顶中脊绘天部，两侧满绘四方连续的菱形格纹，内绘佛本生或因缘故事画。而31、32两个窟都是方形窟，不是纵券顶。第31窟的主室平面呈方形、顶为穹隆形，并在四隅绘金翅鸟。32窟则为套斗顶的方形窟，套斗呈五重，中心绘莲，这都与龟兹其他石窟不同。尽管这两窟的画面坍塌剥割甚多，但残存的佛经变画等，都呈连续状铺开，无菱形格纹，却可找到绿色金翅鸟，这正是藏传佛教的特点，因藏传佛教指说佛常以鸟等相示现，是以常绘金翅鸟相表示②。另在后甬道券顶残存壁画中的十二身人物大部分“袒上身，也有的斜披络腋，下结短裙，左手叉腰，右手指物”。而31窟左甬道内所绘的一排供养人像所穿的上半身衣服，“从戴项链、穿着花纹图案华丽的服饰上看，这两身供养人穿的不是袈裟，显然是‘褚巴’，即一种无颈、斜襟、右衽长袍，穿时要褪一袖，袒右肩”①。这与拉萨查拉路甫石窟造像中松赞干布披的褚巴相同②。显然是我国藏族人民传统的一种服装。同时在该窟壁画中的女性人物都有两条辫子垂于双肩，这与《新唐书·吐蕃传》中所说“妇人辫发而萦下”的写照正相吻合。同时该窟壁画中的一些世俗人也脚蹬长靴等都是当时吐蕃人民服饰的反映。从而可知，克孜尔31、32两个石窟应该是属于吐蕃统治龟兹后留下的藏传佛教的遗迹。
  吐蕃统治龟兹后对龟兹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今后一定还能继续发现吐蕃统治时期的各种史料。

①《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焉耆国》。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14页，人民出版社，1978。 ①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233条，文物出版社，1986。 ②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65页347条，文物出版社，1986。 ①②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27页，文物出版社，1986。 ③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29页，文物出版社，1986。 ④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32页，文物出版社，1986。 ⑤⑥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66页，文物出版社，1986。 ①波斯文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255～256页，英国米诺尔斯基注文。 ②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64页334条，文物出版社，1986。 ①②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46页，文物出版社，1986。 ③④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48页，文物出版社，1986。 ⑤⑥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64页，文物出版社，1986。 ①（②《资治通鉴》卷201《唐纪十七》。 ③《旧唐书》卷5《高宗下》。 ④《旧唐书》卷78《裴行俭传》称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煽动蕃落侵逼安西连和吐蕃”。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第27条：“及至鼠年（676年）..论赞聂领兵，赴突厥，东，布（即赞聂）举行军事会议”。 ①《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②《册府元龟》卷336。 ③《唐会要》卷73。 ④《资治通鉴》卷203。 ⑤《册府元龟》卷964 ①《全唐文》卷165《州青城县令达奚思敬碑》。 ②《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第31条“及至猪年（68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固山’之境”。 ③《旧唐书》卷79《韦待价传》。 ④《资治通鉴》卷205。 ⑤《资治通鉴》卷203。 ⑥《册府元龟》卷443。 ⑦《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⑧《册府元龟》卷655。 ①《敦煌吐蕃历史文书》，108页。 ②《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引元振上疏语。 ③《悟空入竺记》。 ①穆舜英：《新疆出土文物中关于我国古代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5。 ①吴焯：《克孜尔石窟刻画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见《文物》，1986（10） ②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68页，民族出版社，1986。 ①贾应逸：《初论克孜尔尕哈石窟中的吐蕃洞》，《新疆文物》，1991（2）。 ②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查拉路甫石窟调查简报》，《文物》，19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