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 突厥对龟兹的统治
  突厥诸部兴起于公元6世纪中叶，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从公元552年到744年将近二百年时间，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各族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突厥族的起源及其建国
  1.起源突厥汗国的统治者是阿史那氏族，关于阿史那氏族的起源，有以下几种说法：《周书·突厥传》：“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隋书·突厥传》：“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北史·突厥传》：“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新唐书·突厥传》：“突厥阿史那氏，盖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通典·突厥传》：“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盖匈奴之别种。”
  这些记载主要表明突厥是匈奴的别种，即与匈奴族不同。而突厥族的原居地点多数主张在金山（今阿尔泰山），也有人说在博格达山或叶尼塞河一带，只有极少数人说是平凉杂胡，后来也从平凉迁居金山。
  关于突厥的起源还流传一些重要传说，最主要的是说突厥源于狼种。《周书·突厥传》称：“遗一儿，·怜其小，月足弃泽中，突厥为邻国所破，且十岁，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而孕。彼王闻儿在，重遣杀之，狼负以东奔，匿于高昌国北之山穴，生十男，十男长大，各娶妻生子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子孙繁育，经数世出穴，臣于蠕蠕，居金山之阳为铁工，金山形似兜鍪，俗称兜鍪为突厥，遂以为号。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又说：“突厥之先，出于匈奴北之索国，有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或作七十），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步等并愚痴，国遂破灭；唯泥师都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种，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大儿也。山上有阿谤步种类，多寒露，大儿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皆以母族姓，阿史那为其小妻之子。”①
  以上传说，突厥源于狼种虽不可信，却说明了古代突厥人把狼作为图腾加以崇拜，从而在牙门上建狼头纛，“旗纛上施金狼头”，都是崇拜狼图腾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所说在高昌国北山洞穴内生十男，应该就是在博格达山周围地区，而指出的索国，应在叶尼塞河的中上游地区。由此可证，结合记载及传说，突厥族的发源地总是不出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唐努、萨彦岭一带。
  据史籍记载，阿史那氏原从属于柔然（蠕蠕）汗国，为柔然锻奴，他们在阿尔泰山南面冶炼铁矿，铸造铁制武器。阿史那氏族在土门（“万人长”之意。突厥碑文称Bumin）为其酋长时，逐渐强盛起来，并与西魏通使和建立了绢马贸易关系。
  铁勒诸部原役属于柔然汗国，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铁勒诸部为摆脱柔然可汗的奴役，准备向柔然可汗发动进攻。土门获悉这一消息后率众袭击铁勒诸部，尽降其众五万多帐落，壮大了阿史那氏的力量。土门依据自己扩大了的势力，遣使求婚于柔然，柔然酋领阿那瓌大怒，遣使辱骂土门说：“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②土门亦很气愤，杀柔然使者，与柔然决裂。转而求婚于西魏，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六月，西魏以长乐公主嫁土门。
  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土门发兵击柔然。柔然大败，其首领阿那瓌自杀。于是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建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突厥汗国。
  突厥在土门次子木汗（Mukan，汗又作扜、杆、皆为kan的异译）为可汗时，尤为强盛，史称木汗可汗“勇而多谋，遂击茹茹（柔然）灭之”，“西破西魏哒，东走契丹，北屏契骨，威服塞外诸国”③。当时突厥汗国的疆域极为辽阔，“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④。
  突厥率兵征西域，灭西魏哒的是土门弟室点密可汗。室点密与波斯结成联盟，大破〓哒，与波斯瓜分〓哒旧有领土，议定两国以阿姆河及此河以北的铁门为界。但为时不久，室点密又进攻波斯，扩拓领地至于罽宾，把〓哒旧日的领土完全占领①。《旧唐书·西突厥传》所载“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当是指室点密破〓哒，征服西域之史事。西域诸国的降服，为西突厥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年），室点密可汗卒，其子玷厥立，号达头可汗，又称步迦可汗。达头可汗继承父业，颇为强盛。隋开皇二年（582年），达头可汗与东面可汗沙钵略可汗不睦，于是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2.西突厥
  西突厥自分立之后，自成一国，统治中心在乌孙故地，东以阿尔泰山为界与东突厥接，西抵咸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尽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分地区。
  西突厥处罗可汗时，原役属于西突厥的铁勒诸部率众反抗，于是国势渐衰。至射匮可汗时，西突厥又强盛起来，曾反抗处罗可汗而自立为可汗的“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称号以臣之”②。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射匮可汗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距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故地”③。统叶护可汗除原有的射匮可汗所建龟兹北的三弥山牙庭外，又在碎叶城与但逻斯（今塔拉斯）河之间的千泉建一夏都，以便管理所征服的中亚各国。
  统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内部矛盾重重，斗争激烈。至沙钵逻咥利可汗时，西突厥分为两厢十部。左厢为五部咄陆，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厢为五部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两厢十部又称“十箭人民”或“十姓部落”。
  西突厥自分为两厢十部之后，各部贵族集团常各立可汗，互争雄长，以致不相统一。当时西突厥一部分臣属于唐，一部分反唐。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为统一西域，平息反唐势力，稳定西域政局，与亲唐派结成联盟，经过多年征讨，终于在唐高宗显庆二年（651年）完成统一西域大业。唐在西域分设官职，西突厥汗国遂亡。
  西突厥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频繁的交往，并多次建立过联盟关系和臣属关系。据史籍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杨坚派元晖带着狼头纛及其他“礼数”出伊吾，去联络达头可汗，随后，达头可汗亦遣使至隋，隋朝以殊礼相待。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达头可汗亲自率部众到隋朝朝贡。隋开皇六年（586年），隋朝颁发历书于突厥，要求突厥奉行隋朝的正朔。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隋军与臣属隋朝的西突厥部落共同北伐，以后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多个铁勒部落臣属隋朝。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西突厥契苾部遣使隋朝，表示愿意接受隋朝的统治。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率其弟达度设、特勤大奈（即史大奈）等人至隋，受隋封为曷萨可汗，娶隋信义公主为妻，死后即葬于内地。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西突厥射匮可汗遣其侄率领西蕃诸胡到隋朝贡。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内附”。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西突厥与高昌并遣使朝贡。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贡条支巨卵”①。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统叶护可汗遣使唐朝，高祖“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乐于庭，赐帛各有差”②。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③。同年四月，“遣使献师子皮”八月“遣使献名马”④。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统叶护可汗遣使求婚于唐，唐答应结亲。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统叶护可汗“遣珍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疋（匹）”⑤。唯当时唐通西突厥道路为东突厥所阻，未能即刻成亲，后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婚事遂止。
  统叶护可汗死后，其后的奠贺咄可汗和肆叶护可汗皆遣使来朝，各请婚于唐。唐太宗因其国乱，战争不息，未允其请求⑥。唐贞观六年（632年），游牧于热海（伊塞克湖）附近的契苾部，在首领契苾何力率领下臣属于唐朝，并东迁到内地。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阿史那社尔亦效法契苾何力率众东迁内地，臣属于唐。同年，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上表请婚，献马五百疋（匹），朝廷唯厚加抚慰，未许其婚”⑦。
  乙毗沙钵罗叶护被立为西突厥可汗后，“累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勉。贞观十五年（641年）令左领将军张大帅往授焉，赐以鼓纛”⑧。沙钵罗叶护为西突厥可汗时，咄陆兵强，屡与沙钵罗叶护交战。双方皆遣使长安，“帝赖以敦睦，令各罢兵〓。咄陆杀沙钵罗叶护可汗后，弩失毕不愿让，咄陆为西突厥可汗，“遣使者至阙下，请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温无隐持玺诏与国大臣，择突厥可汗子孙贤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①。
  乙毗射匮可汗立，“改馆使者，悉还之长安”。后又“遣使贡方物，请赐婚，太宗许之”②。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8年）阿史那贺鲁率其部内属，诏居庭州，“寻授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高宗即位，进拜左骁卫大将军，瑶池都督如故”③。
  自此之后，唐与西突厥关系日益密切。
  3，突厥社会
  东西突厥原为一体，其制度基本相同，史籍所记突厥官号繁多。《周书·突厥传》称：“大官有叶护、次设、次特勒（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通鉴·突厥传》载：“其官有叶护、有设、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阎洪达、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袭其位。”
  兹将突厥主要官号，略述于后。
  （1）可汗、汗。可汗是汗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汗国内土地、牲畜的最高所有者。可汗在汗国内“征发兵马，科税杂畜”④时，将数字刻在一块木板上，放上一个金镞箭，蜡封加印，以为信契。
  可汗又可分封若干子弟为“小可汗”，乐为“汗”，“汗”为其属部的最高统治者。
  （2）俟斤。又作“俟勤”、“夷离堇”、“移里堇”，皆为“Irkin”的异译。俟斤原为部落首领之称，突厥建国后为诸部酋长之号。
  突厥又有大俟斤，其权力在俟斤之上。
  （3）亦都护（Iduk-kut）。又作“亦都兀惕”，均为“Iduk-kut”的音译。为拔悉密部酋长之号，汉义为“神圣幸福”、“神圣威武”。
  （4）特勤（Tegin）史籍多误为“特勒”。首先为此名勘误者为元朝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2《取》一诗自注称：“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1235年），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毗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书《阙特勤碑》。…….其像迄今存焉。其碑汉文，‘特勒’殷勤之‘勤’字。唐新、旧史凡特勤皆作御勒之‘勒’字，误也。诸突厥部之遗俗，呼其可汗之子弟为特勤。特勤，字也，则与碑文符矣。碑云：‘特勤毗伽可汗之令弟，可汗犹朕之子也’。唐新、旧史并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书以碑文为正。”“特勤”，又作“敕勒”、“狄银”、“的斤”、“特银”皆为突厥语“Tegin”的异译。为可汗子弟的官号。
  （5）叶护（Yabqu）。原为西突厥酋领的称号，后来西突厥酋领称可汗，“叶护”为一部族酋长之称。《史记·匈奴列传》有“翕侯”一名，即“叶护”异译；另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的《乌孙传》和《张骞传》均记乌孙有“翕侯”，颜师古注云：“翕侯”，乌孙大臣官号。《汉书·西域传》称大月氏有“五翕侯”。
  （6）达干（Tarkan）。又译作“达官”，为“Farkan”的异译。“Tarkan”系单数，复数为“Tarkat”，其义为“大臣”，复数为“大臣们”之义。
  （7）设（Xad），又作“杀”、“察”。《周书》注“设”。职务为“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可建立牙帐，专制一方。
  （8）匐（Beg）。又有“别”、“伯”等异译，今译作“伯克”。为一般官员的称号。
  （9）梅录。又作“梅录”、“密禄”、“媚禄”、“杯禄”，均为突厥语“Buruk”之异译，汉义为“统兵者”。
  （10）啜（qur），西突厥咄陆五部各有酋领，称“啜”为一姓部落之长。
  （11）颉利发。又有“俟利发”、“俟利弗”、“俟利发”、“希利发”等异译。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时授西域诸国王之号。
  （12）吐屯。为监察之官，《太平广记》卷250引《唐御史台记》言：“突厥谓御史
  为吐屯”，可见“吐屯”与唐御史相同，唐御史以监察为职责。突厥官号除上述外，尚有不少，兹不一一缕述。突厥社会生产以畜牧业和狩猎业为主。《北史·突厥传》载：“随逐水草迁徙，
  以畜牧射猎为事。”凡生活所需，均取自牲畜。其俗“食肉饮酪，身衣裘褐”①。突厥人还以马奶制成马奶酒，《太平寰宇记》卷196《突厥传》记其人“饮马酪为酒取醉，歌呼相对”。东罗马使臣谒见室点密时，“可汗饮之以酒，酒非葡萄所酿，似为马乳所制”②。
  突厥人除了经营畜牧业和狩猎业外，还兼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农业生产主要出现在今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这一带有定居的农业区和城镇，主要耕种小麦和小米，并种植果树。
  突厥人很早就有了手工业生产。突厥原为柔然锻工，他们很早就掌握了冶铁技术，其他如皮革加工、纺织、刺绣和陶器等手工业也有较高的水平。
  突厥地处东西商道上，商业也成为其经济活动之一。他们东与中原王朝，西与波斯和东罗马等国有商业往来，各自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
  突厥是一个庞大的多部落国家，突厥统治集团不仅依靠武力，而且借助法制手段来治理所属人民。《隋书·突厥传》记突厥“家法”，突厥的阙特勤碑曾多次提及“突厥法制”和“祖先法制”。
  突厥法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主要表现在“地分”和畜印。“地分”或“分地”，即有定界的牧地。各统治集团、各部落均有自己的游牧地。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①。突厥人也是“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②。统治集团的分地，外人不得侵犯；本部落的分地，只准本部落的人使用，其他部落的人不得进入牧放牲畜。但这种部落分地，形式上是部落内集体使用的财产，实际上为各部落酋长所控制，成为剥削牧民的物质基础。
  在古代突厥人中，畜印是畜群所有权的标志。在一定“地分”之内牧养的牲畜，是突厥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③。足见畜群在突厥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唐会要》卷72所载突厥诸部马印正是为了保障畜群的所有权，便于畜牧管理，以免互相混杂，减少部落纠纷。这种部落畜印虽是原始社会氏族公有制的遗风，但畜产私有的现象，在突厥人中已经十分普遍了。突厥贵族虽然没有私人畜印，但他们拥有的私畜数目却非常惊人。如毗伽可汗之弟阙特勤有“四千雄马”④。这些贵族畜群，除通过自然增殖外，还依靠暴力掠夺和“科税杂畜”⑤。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有数量如此之多的畜群。
  突厥人为维护社会秩序，制定了刑法。《北史·突厥传》称：“其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从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腰体者输马；盗马及什物者各十余倍征之。”
  据上所引材料看，突厥犯罪可分四类，一为国事罪，如反叛等；二为侵犯财产罪，如盗马律，盗马及什物；三为妨害家庭罪，如奸人之妇，奸人之女及淫者；四为侵犯人身罪，如杀人及斗伤人等。其刑罚相应的可分为几类，其一为死刑，国事罪及淫者、盗马律者处死刑，其一为罚款及赔偿。赔偿多少，视犯罪轻重而定。赔偿手段包括马及女。此外，据其他资料记载，突厥还有体刑和苦役流刑及“禁锢随军”之刑。
  突厥的社会阶层可分为贵族、臣民、平民、百姓和奴隶。贵族即突厥汗国统治者阿史那氏族，突厥可汗都出自这个氏族。突厥汗国是阿史那氏的“家产”。他们靠剥削人民为生，生活奢侈，养尊处优。衣、食、住、行都相当豪华。如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出使西突厥时，见到室点密的宫帐，扎在一个谷地，四周皆金山环抱，可汗坐的是金椅，金椅安放在四个金制孔雀的上面。有的金椅有两个轮子，当要行动时，可由一匹马挽之。室点密的床全系用黄金制成，毡房中陈列的饮器、酒器与坛子，也全是金制。毡房的木柱上都覆以金箔，毡房四周挂有华丽的五颜六色的丝织品，牙帐前有许多的车辆，内装大量的银制品，包括盘、碟以及无数银制的乌兽等动物⑥。过了六十年之后，玄奘至西突厥，亦见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骄奢豪华的生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皂练裹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炫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①。这些记载都反映了突厥贵族的生活情况。
  “臣民”，突厥语称“Tat，”是统治集团的下层人物。他们一方面受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驱使，一方面又压榨自己属下人民。
  “平民”，突厥语称“Karabodun”，他们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但又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有自己的畜群和私有财产。
  突厥奴隶有男奴和女奴之分。男奴称“kul”，女奴称“kung”。突厥的奴隶主要来自战俘，史载突厥“抄掠资料，皆入将士”②。这显然与匈奴一样，“所得卤获，因此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取利”③。突厥所掳掠的人，大都成为奴隶。
  突厥人的家庭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家庭，男人主要从事看管牲畜，狩猎和征战，而所有家务及其他生产劳动均由妇女承担，所以家庭经济大权主要在妇女手中。家庭的衣食住行及接人待客，全取决于妇女。此外，妇女常参与社会政治事务。
  突厥人的婚姻，《北史·突厥传》称：“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男有悦爱于女者，归即遣人聘问，其父母多不违。”据此可知，突厥青年男女有利用所相会之机来寻找配偶的习俗。他们之所以在这种“赘面且哭，血泪俱流”的场合来追求配偶，并不是出于迷信，而是由于游牧人民的分散和经常的流动，严重限制了部落之间的社会活动。突厥重视葬礼，邻近所有部落的男男女女都必须来参加。这就给各部落之间的青年男女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聚会之机，于是“男女咸服饰，会于葬所”以选择配偶。
  突厥的丧葬，据《周书·突厥传》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势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是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秋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后始坎而座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
  突厥人崇拜天地日月，《周书·突厥传》载：“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生也。”此与匈奴“单于朝出营敬日之始出，夕拜月”，略同④。又突厥人“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四（应作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①。这些记载都说明了突厥人崇拜天、地、日、月。
  突厥人有自己的文字。《周书·突厥传》载“其书字类胡”，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亦记述：“突厥诸国字源二十五音，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而右，文记渐多逾广。”
  19世纪发现的突厥《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和其他碑文，使我们能够了解早已停用的突厥文字。经过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解读后，知道古代突厥文既不是纯粹的音素文字，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它由38～40个符号组成。有8个元音，一般只用4个符号表示，其余为辅音，文字从右到左横写，词与词一般用两点（：）分开。由于这种文字的外形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文相似，所以一般都称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这种文字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发现，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鄂尔浑文。
  二、西突厥王廷及鹰娑山的位置
  《周书·突厥传》中指出，在突厥建立汗国前夕，即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这里所指将伐茹茹的铁勒是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因为《北史·西域传》指出：高昌王麴伯雅时“先臣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可知当时高昌国的北面是铁勒的根据地，从而突厥贵族先行降服这一部分铁勒人，然后如《隋书·北狄传》中指出的“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即于公元552年建成突厥汗国。不久由于内部权力之争，于582年左右分成东、西两突厥。《新唐书·西突厥传》称：“西突厥，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密，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
  在陀跋里的记载中曾说：“Singibu（室点密）可汗，在所有突厥人中，是最有胆识，最有权力，并且掌握着大量的军队。”②所以在室点密的带领下，于563～567年左右出兵征服了〓哒。然后于公元567年底派遣粟特人马尼亚赫（Maniach）作为突厥使者前往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打通了突厥通往东罗马帝国的丝绸商路。当突厥使者归国之际，东罗马帝国即选派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作为答礼使，随马尼亚赫一行报聘室点密可汗。据弥南（Menandre）书说：“使臣后抵可汗Dizabou（Istami）之驻所，其地在Ektag山之中。”③弥南解释Ektag为金山，法国沙畹则认为释为金山不妥，因“Ek-tag即Ak-tagh之讹译，此言白山，而非金山”①。并进一步指出室点密（Istami）达头（Tradou）所驻之庭并不在阿尔泰山，而是在“库车北山外之特克斯流域”②。
  在弥南的记录中曾说：“我们一行便与要带领我们到额克塔格山——我们希腊人叫做金山——可汗驻跸之地而派来的人一起前往。于是我们一行到达了四周为所谓的金山所环抱的一个山谷中，室点密的牙帐即设在这里。”③在弥南书的另一节中还说于室点密可汗死后，其子达头“居住在叫做额克特尔的山上”④。这里所说的额克特尔山实际是额克塔格山的同一座山。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于《乌孙考》中指出额克塔格山即隋裴矩《西域图记》中的阿羯山，与《新唐书》的阿羯田山是同一座山，他说：“《西域图记》的阿羯是阿克的音译，大概是白的意思。而且，由于突厥语把山叫做tag，因此，唐书的阿羯田的田可能是tag的讹译。”⑤
  这里的阿羯田山实际就是指库车以北的白山，即指终年积雪不化的山，概称之为白山。隋裴矩《西域图记》指出：“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烟，即是出硇砂之处。”⑥《新唐书·西域传》龟兹国条则记称：“居伊罗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这个白山即指今库车以北铁力买提山等海拔3600米左右雪线以上的山。所以《魏书》、《北史》、《隋书》、《通典》等记载，一致都说龟兹的延城和伊罗卢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也有个别说二百里的。而在《北史·西域传》中更指出：焉耆国：“白山南七十里。”疏勒国：“白山南一百里。”
  可知自山都是指的天山中终年不化的雪山而言。至于说龟兹北山常有火光，即因山中盛产煤、铜、铁，由于煤自燃而常见火光，从而也盛产硇砂。所以郦道元《水经注》卷2《河水篇》所引释道安的《西域记》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夜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这里的“石炭”，即指煤而言。在《魏书·西域传》“悦般国”条则说：“其国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熔，流地数十里乃凝坚，人取为药，即石流黄也。”因当时悦般国的位置在今伊犁河上游巩乃斯河、特克斯河、喀什河一带，所称悦般南界有火山，即指龟兹以北天山的阿羯田山。在《北史》同传的“龟兹国”条还说：“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锑餬，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即病）人服之，皆愈。”唐李珣《海药本草》称为石流黄，一名黄硇砂，说“能坏五金”，“服能治万病”。宋苏颂《图经本草》中指西戎（即指西域——引者）硇砂，颗块光明，大者如拳，重三五两，小者如指面，入药最紧要。所以《周书》、《隋书》等均记龟兹国产硇砂。可见龟兹北山是古代西域的重要硇砂产地，有的人误认为硇砂仅产于北庭。实际龟兹和北庭同产硇砂，均因煤田自燃形成。我在龟兹、北庭均作了实地调查，所见属实。是以清人椿园在《西域闻见录》卷2《库车》条说得更清楚：“出硇砂之山，在地城北。山多石洞。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万点灯光，人不可近。冬日极寒时，大雪火息，土人往取砂，亦身而入。砂产洞中，如钟乳形，故为难得也。”这里所说即指古代龟兹的北山，均为同一地点。
  龟兹绿洲古代所以是塔里木盆地最富饶地区之一，不仅因为它是丝绸道上的要站，尤其是因为它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她位于天山南麓，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绿洲面积大，著名的渭干河、库车河纵贯境内，又有塔里木河流贯绿洲南境。龟兹西北境虽属山区，但因处在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的辽阔境域中，这里雪峰连绵，冰川密布，资源潜力也很可观。这在古籍中已有记载。
  现在根据地理勘察，托木尔山区基本上是由三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和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在30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区内，山势高峻、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有40座，使大面积山区突出在雪线以上，高耸入云、晶莹闪烁的皑皑雪峰，刺破云天。群峰之中的托木尔峰海拔7435.29米，其周围的著名山峰有汗腾格里峰（6995米）、台兰峰（6934米）、科学峰（6620米）、琼库孜巴衣峰（6588米）、科其喀尔峰（6342米），因而在托木尔峰山区孕育了天山最大的冰川作用区。这里大小冰川达509条（占天山冰川面积的27％）其总储量达3500亿立方米，年消融量达35亿立方米，同时山区降水量也较丰富。，雪线以上地区年降水可达7501000毫米，海拔3000米左右山地年降水量为400～600毫米；海拔2000米左右的中山区年降水量250～300毫米。由是台兰河、昆马力克河、柯柯牙尔河、喀拉玉尔衮河、木扎提河等均发源于托木尔峰周围冰雪带。龟兹绿洲主要灌溉水源的渭干河上源即是由哈尔克他乌山汗腾格里峰冰达坂的木扎提河及迤东的喀布斯浪河、台尔维其河、喀拉苏河及克孜尔河五条河流汇集而成，在克孜尔河以下即称渭干河，成为今库车、沙雅、新和三县的主要灌溉水源。
  库车河则发源于龟兹天山山脉南麓哈里克塔乌山东段，海拔约4500米山区，属于积雪融化和泉水汇集而成的河流，年径流量103立方米/秒，流域总面积3157平方公里，全长146公里，由北向南奔流。在渭干河、库车河上游山区，雨雪较多，水草丰茂，古代向为各游牧民族活动区域。
  弄清了龟兹北山及西突厥使者所到地点后，就不难知道西突厥王廷所在地了。
  《隋书·西突厥传》称：“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其统治中心，于隋开皇（581～600年）时“处罗可汗居无恒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置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在《旧唐书·西突厥传》则称：处罗可汗的叔父射匮可汗“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寻卒，弟统叶护可汗成立”。“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屏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从这些记载可知，从隋处罗可汗至唐初射匮可汗的王廷主要都在龟兹北，尽管处罗可汗时的王廷在鹰娑山，射匮可汗时的王廷在三弥山，唯均称在龟兹北，可知鹰娑山和三弥山很可能是同一山，不过因时代不同，名称有异罢了。
  实际西突厥势力还不强大时，主要根据地在龟兹北的鹰娑山或三弥山，后来深入中亚的势力巩固后，才能于塔拉斯河的千泉建立王廷。
  那么鹰娑山和三弥山究竟在龟兹北的何处？沙畹于《西突厥史料》中说在特克斯河流域，如“龟兹王居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此在龟兹北之白山。而由西北溯裕勒都斯河所抵之白山，似为处罗可汗时一小可汗所居之地，又似为西突厥诸可汗之南庭，又似为射匮可汗所在之三弥山，亦似为东罗马使臣初谒室点密可汗，继谒达头可汗之白山。设此说不误，最初西突厥诸可汗之驻地，应为今库车北山外之特克斯（Tekes）流域矣。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则认为在大裕勒都斯草原，他说：“西突厥前身的西面可汗（室点密可汗和达头可汗）就是在这个大裕勒都斯的山谷和从此地一直到额什克巴什河上游的地方建立了基地。他们在从这里获得了丰富的铁和硇砂等矿产，并发挥了突厥本来作为锻工的特点的同时，在西方通过伊犁盆地对锡尔河和阿姆河方面施加了压力；在东方则利用到南方去的道路，将焉耆和龟兹置于其统治之下；在北方则依靠通向乌鲁木齐及玛纳斯的山道与阿尔泰山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①
  以上各说，核诸龟兹北山一带的地理自然实际都有不尽合理之处。因为于《隋书·西域传》指出：
  龟兹：“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
  疏勒：“东北去突厥牙千余里。”
  钹汗：“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
  尽管在《北史》卷97《西域传》“龟兹国”说：“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查《北史·西域传》系采自《魏书》，写在前。而《隋书·西域传》经过裴矩等的调查，纠正了前书所说“突厥牙位于龟兹以北”的不妥说法，这是比较正确的。同时指出了突厥牙与疏勒及钹汗（今费尔干）间的距离及方位。实际《隋书·西域传》所指突厥牙离开龟兹、疏勒、钹汗三地的距离都是在一个点上。因为《隋书·龟兹国》指出疏勒东去龟兹一千五百里，到突厥牙去可以不经龟兹而从拜城越过天山直到西突厥王廷，这样说成从疏勒至突厥牙为千余里，这个约数是对的。同时疏勒西去钹汗国千里，从钹汗国向东北直至突厥牙两千余里也是对的。而日本松田寿男却认为：“《隋书·钹汗传》的突厥牙为素叶城，即楚河上游的绿洲。还有在《隋书·疏勒传》的突厥牙也同样可以认为是在托克玛克附近。”①这个考订是错误的，因为素叶城位于钹汗的北面，疏勒的西北面，与《隋书》所记方向全不对头，显然与史实不符。
  由上述考订，对于突厥牙的方位既明，是知西突厥王廷既不在特克斯河流域，也不在裕勒都斯草原及溪谷，应该是在著名的巩乃斯草原。何以为证？因裕勒都斯草原在龟兹正北，不在西北，只有巩乃斯草原在龟兹西北。现在由巩乃斯河上源翻过一座海拔2800多米的达坂，即东入裕勒都斯草原，同时也可南下库车，北入独山子，这里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冲衢。今从巩乃斯河上游海拔2032米的巩乃斯林场有公路可通库尔勒市330公里，西至伊犁303公里，南距库车340公里，北至独山子240公里。可知从巩乃斯草原直到库车的公路，如在古时走山间马道，所称西北距库车六百里，正符合实情。
  特别重要的是巩乃斯草原不仅是伊犁河流域最好的草原，同时也非裕勒都斯草原可比。在特克斯河流域的特克斯、昭苏、巩留数县虽水草丰美，但或因山高岭陡，缺少平坦开阔的草原；昭苏盆地草原虽辽阔，但海拔高、气候寒；喀什河谷也是山岭连绵，草原不开阔；只有巩乃斯河雨雪丰沛，林茂草丰，草场宽阔，海拔较低，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是得天独厚的理想草原区域。巩乃斯草原因巩乃斯河得名，今主要位于新源县境内，上游则属和静县。巩乃斯河发源于阿吾拉勒山和依连哈比尔尕山交接处的安迪尔冰川区。自东向西，穿流在峡谷中，从乌拉斯台出山口后至阿拉图拜，傍山而过，流至巩乃斯种羊场与特克斯河汇合后注入伊犁河，全长358公里，集水面积3532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50.4立方米/秒；年均径流总量15.89亿立方米，占新源全县总水量63.33％。
  巩乃斯河的主要支流恰甫河则发源于那拉提山冰川区，上游和中游一直夹在那拉提山和塔什伯山之间，从东至西流至阿克亚处，出山口后向西北流经二十余公里，在哈拉苏注入巩乃斯河，全长123公里。集水面积为1614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17立方米/秒，年均径流总量为5.35亿立方米，占新源全县总水量的21.35％。在巩乃斯草原，不论冬夏，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光照充足，全年平均气温6.1℃～9
  .3℃，1月平均气温﹣11.8℃～﹣17℃，年极端最高气温39.8℃（出现在8月），年极端最低温度为﹣35.7℃（出现在元月），全年可日照时数4442小时，实际日照数2400～2700小时，无霜期140～180天，年降水量260～880毫米之间，巩乃斯河上游林区年降水量更达917毫米。整个巩乃斯草原降雪尤为丰富，年均降雪日数40天，最多61天，最少21天。年均积雪日数114天，最长139天，最短93天。积雪厚度：中部为20～30厘米，最厚可达67厘米；西部为10～20厘米，最厚达41厘米；东部为40～50厘米，最厚达90厘米。由于东部主要为雪峰冰岭，这就为巩乃斯河水的补给提供了优良条件。
  由上可知巩乃斯河流域是丰水区域，冬夏气候也无暴冷暴热情况，同时海拔较低。现在新源县城及其以西地区草原海拔大都在1000米以下，如则克台镇海拔760米。由新源县城向东海拔虽逐渐升高，但阿拉托贝乡海拔为1050米，康苏乡1100米，那拉提乡1240米，这种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人类活动和畜牧业的发展，古代就是塞种和乌孙族的活动中心地。现在那拉提乡以东15公里拉斯台的古墓地，就是塞种、乌孙、突厥族墓葬的集中地，草原中各种文物古迹颇为丰富。同时优美的自然环境也为各种动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这里繁殖着各种兽类和著名的中亚野苹果原始森林等。山地森林尤为丰富，有林地58.03万亩，主要树种有：雪岭云杉，欧洲山杨、山柳、桦木、忍冬等。雪岭云杉的树龄多在150年以上；还有较丰富的河谷次生林，分布于巩乃斯河上下游河漫滩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巩乃斯草原是游牧人的天堂，也是各类牲畜和植物繁殖的理想境地。单新源县所辖区内（还有一小部分属和静县）的草原总面积达1100万亩。其中有830多万亩植被优良的四季牧场。由于巩乃斯草原地貌多样，草场类型也多样，有广袤的河谷草原，山地草原，并具有冬草场、冬春草场、春秋草场、夏草场，所以季节性迁牧路线均不过长。按植被类型说，有高寒草场、山地草甸草场、草甸草原草场、山地草原草场、荒漠化草原草场、低湿地草甸草场、沼泽草场。这种多类型的草场，具有不同的作用，适宜不同畜种的放牧。所以新源县不仅是伊犁最大的牧业县，而且是新疆最大的牧业县之一。1985年底各类牲畜存栏总数61.29万头。向为新疆细毛羊和伊犁马的基地县，也是国家和新疆商品牛基地县之一。原因是一向水足草茂、质量中等以上的草场占总面积的85％以上，亩产鲜草400公斤以上的草场也占70％以上，所以巩乃斯草原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优势。每百亩的畜牧业产出远高于澳大利亚和国内平均水平。
  位于巩乃斯草原以东的裕勒都斯草原，现为和静县的巴音布鲁克区，面积23835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20517.9平方公里，有著名的开都河流贯其间。1985年全区各类牲畜存栏51万头。巴音布鲁克，蒙古语为富饶的泉水，现主要为南路土尔扈特蒙古族牧区，古为突厥语名称裕勒都斯，意思为星星平原。1985年该区总人口为14436人，其中蒙古族占78.53％。而巩乃斯草原单在新源县境内1985年就有219288人，其中以哈萨克人为最多，共91996人。虽然与巴音布鲁克草原面积大致相仿，但巩乃斯草原的人口却多于巴音布鲁克草原14倍多，牲畜也多。原因就是裕勒都斯草原的水、草、气候都不如巩乃斯草原好。首先裕勒都斯草原海拔2500米，比巩乃斯草原海拔高1000多米，地势高寒，年温差和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温度为﹣4.7℃，7月最高温28℃，1月最低气温可达﹣48℃，无绝对无霜期，年降水平均为216.8～361.8毫米。这个降水量比巩乃斯草原少，因而从水、草、森林、气候等方面比较，裕勒都斯草原均不如巩乃斯草原。
  笔者于1990年8月详细考察了巩乃斯草原和裕勒都斯草原。当我从西向东进入巩乃斯大草原后，只见远处无边无际的淡绿、碧绿给远山系上了一条条长带、玉丝，构成了一幅开阔辽远的背景画面，充满着清新芬芳的气息。随处可见红一片、黄一片、白一片、紫
  一片，全是鲜花铺就的世界。在这鲜花的天地里，星罗棋布的哈萨克毡房，自得就如一朵朵雨后的嫩蘑菇；那羊群更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来去悠悠。而那丛林中、溪流畔、草野上更不时出现一匹又一匹，一群又一群高大矫健的天马，展现了天马故乡的雄姿；进入巩乃斯河上游的那拉提草原，景色更佳，芳草碧绿，鲜嫩流汁。进入巩乃斯林场区域，河流两岸是色调层次分明的白桦、河柳、青松交织成的天然林带，近旁是河流、荆条，远些是胡杨、桦林，再远些是郁郁青松，漫延到山腰；山顶是终年不化很耀眼的积雪，山脚是五彩缤纷的鲜花，愈往源头走，水势愈小，水也愈清碧，景色越加绮丽迷人，但见千山耸翠，万木葱茏。然后到了与裕勒都斯草原交界的巍峨冰达坂上，看到了巩乃斯河、开都河的源头。从达坂东下进入裕勒都斯草原，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天地，碧绿碧绿的草变成淡绿、甚至淡黄色了。草深林密的景象，一变而为草短林少，似乎巩乃斯的石头也肥得流油，这儿的石头却好像瘦得出汗，因为这里是天山以南。尽管这儿的马也很有名，但是风韵、神采比不上伊犁马。除了羊群外，还增加了牦牛。聪明勇敢的西突厥统治者不选择裕勒都斯草原作为王廷，而是把王廷建在巩乃斯草原，这是地理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应有的选择。
  巩乃斯草原还有一个突出之点是富产铁矿，这更是巴音布鲁克草原所比不上的。现在伊犁各县最好的铁矿在新源县的玉其开布台，那里的铁矿石质量好，含铁量达60％以上，是富铁矿。现在伊犁钢铁厂的主要矿石采自这里。公元568年初，东罗马哲斯丁（Justin）帝遣Cilicie人蔡马库斯（Zemarque）报聘西突厥王廷。“使抵康居，有若干突厥人向其售铁。弥南（Menandre）以为其意在示使臣知其国饶有铁矿”①。原来突厥是柔然的锻奴，是知突厥人长于炼铁，这里所以要向东罗马使臣售铁，不仅表示其国家产铁，同时也在显示其国力强大，因为冶铁技术高强，就表示武器先进，所以西突厥汗国十分重视铁器，而西突厥王廷选择在富有铁矿之地也是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
  综上观察，巩乃斯草原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宜牧、宜农、宜林、宜工的理想好地方。是以西突厥初期的王廷，只可能在巩乃斯草原，而不是松田寿男等说的裕勒都斯草原。中国也有些学者说鹰娑即裕勒都斯河谷。如薛宗正先生说：“西面可汗；建牙鹰安川（大裕勒都斯河谷）统领西域胡诸国，居日落之方，班序最末，为第四可汗。”②吴玉贵先生也说：“应娑即鹰娑，即今库车北裕勒都斯河谷。”③另外法国沙畹所说西突厥王廷在特克斯河流域也不正确。
  《旧唐书·西突厥传》称：“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以贞观九年（635年）上表请婚，献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抚慰，未许其婚。俄而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五咄六部落..其右厢为五弩失毕..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从这个记载看好像“十姓部落”的名称从贞观九年（635年）才开始存在。可是在同传中却又说：“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这里室点密为西面可汗时是在西魏北周时期（552～575年）④。这和上述史料有矛盾，应以室点密时期已有十姓部落之说为准。因为十姓部落系由汉代乌孙发展而成，只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史书缺少记载，直到突厥崛起，又对中亚草原民族作了突出的叙述，从而显出了十姓部落之名。应该说十姓部落之名在室点密时已有记载，不是始于唐贞观年间。
  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指出了咄陆、弩失毕十姓所辖的部落名称：“咄陆五啜，一曰处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屈啜（居为屋之误——引者注），贺鲁以女妻之；三曰摄舍提暾啜；四曰突骑施贺鲁施啜；五曰鼠尼施处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结阙俟斤，最为强盛；二曰哥舒阙俟斤；三曰拔塞斡暾沙钵俟斤；四曰阿悉结泥孰俟斤；五曰哥舒处半俟斤，各有所部。”①唐太宗平定西突厥后，即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为了便于管理天山以北直到中亚的草原区域，又任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统管十姓部落。孰知贺鲁竟利用唐官名义纠集一些叛乱分子，进行反唐的分裂活动，并于651年进行叛乱。唐朝即任命程知节、苏定方等率军征贺鲁，“至鹰娑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伏，绵亘山野，不可胜计”②。次年唐廷又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再征贺鲁，取得了全面胜利，在657年活捉贺鲁归降，于是即在原阿史那贺鲁所统区域设立了都督府及昆陵、濛池两都护府治理。在咄陆所属的鼠尼施鼠半部则设立鹰娑都督府管理。显然鹰娑都督府即因鹰娑山而得名。从上面所述中可知当时游牧在鹰娑山周围地区的是属十姓部落的鼠尼施部落。
  在上节中已经考证鹰娑山在今巩乃斯河流域，因而鼠尼施部落游牧的地区也主要是在巩乃斯草原。唯由于巩乃斯草原毗连裕勒都斯河谷，是以必有少部分鼠尼施部落游牧于裕勒都斯草原，但不能说鼠尼施部落主要在裕勒都斯河谷。《隋书·高祖纪》称：“开皇四年（584年）二月丁未，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庚戌，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这里所说的苏尼部，实际就是鼠尼施部的同名异译。阿史那玷即阿史那玷厥，史籍又称“达头”。公元583年时突厥可汗沙钵略下诏召西面诸小汗发兵合师攻隋唐。阿史那玷厥拒不奉诏，阿波也因隋的离间而中道退兵，引起沙钵略不满，即发兵击阿波。于是达头、贪汗、潘那诸小汗也结成反沙钵略可汗联盟。在此矛盾激化下，西面诸小汗的联盟必须结束同隋朝的交战关系，遣使约和，并有部分苏尼部人即鼠尼施部人降隋。这段史实正好揭示了突厥汗国内战激化后的情势。
  三、突厥汗国对龟兹地区的统治
  突厥崛起于博格达山及阿尔泰山一带。当突厥酋长土门于公元552年叛离柔然而建国后，即开始向周围扩张势力，从而很快就征服了和其邻近的高昌及龟兹地区。这在建立于麴乾固延昌十五年（575年）的《麴斌造寺碑》中就指出：“属突厥雄强，威振朔方，治兵练卒，侵我北鄙。”足证突厥汗国建立后，即侵入高昌王国境内。
  在《麴斌造寺碑》反面刻有麴斌造寺时所立契文的日期为建昌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相当于公元556年1月26日，此时高昌王麴宝茂已接受突厥所受官衔“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麴乾固的突厥官衔为“波多旱、瑜屯发”。可知突厥建国后不久，高昌即已服属突厥汗国。《周书·突厥传》进一步指出：“俟斤，一名燕都，状貌多奇异，面广尺余，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刚强，务于征伐。乃率兵击（柔然主）邓叔子，灭之。叔子以其余烬来奔。俟斤又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
  建立突厥国的土门可汗死于公元552年，其子科罗继位后，也于553年死去，是以木杆可汗的向东西方大力扩张应在553～554年左右。既称征服天山南北及中亚地区，那么龟兹的服属突厥汗国也即在此时。
  木杆可汗于公元554年派兵西征的副统帅是室点密，《旧唐书·西突厥传》称：“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这里的单于，即指木杆可汗，这次征服中亚后，室点密东返即把西面可汗王廷建于龟兹西北的鹰娑山。是以《旧唐书》的同传中指出：“西突厥..其国即乌孙之故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铁勒、龟兹及西域诸胡国皆归属之。”足证龟兹地区已受突厥统治的史实已十分清楚。
  龟兹受突厥统治之后，不仅授以突厥汗国官号，并别遣吐屯一人进行监督各地区的军政大事。《旧唐书·西突厥传》称：“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霸有西域..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条称：“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遣使来朝。勃〓寻卒，子苏伐叠代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又遣使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此处俟利发，即上述西突厥官号中的颉利发、希利发的同名异译。高昌《麴斌造寺碑》中所列麴宝茂的西突厥官衔为“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其中希堇和无亥，应即《旧唐书》所译的时健与莫贺之异译。均系突厥汗国所封官号。
  突厥汗国在西域各地设吐屯官督征赋并不是从公元603年分裂为西突厥汗国后才开始，而是于554年木杆可汗征服西域后，即已开始。因为于《魏书·西域传》及《北史·西域传》的“疏勒国”条已指出该国“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每岁常供送于突厥”。邻近西突厥王廷的龟兹地区自然要把每年生产的各种农牧手工产品按时送交突厥贵族享用。稍有违抗，自必遭到镇压。
  突厥在西域虽是统治民族，其人数却不占多数，想要牢固控制和统治各民族，对一些重要地区的统治者——王、头目等设法进行政治联姻。如《旧唐书·西戎传》称：“疏勒国..其王姓裴氏。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焉耆国..（贞观十四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之女，由是相为唇齿，朝贡遂阙”。《隋书·高昌传》称：“（麴）伯雅立，其大母本系突厥可汗女。”此处大母即指麴伯雅的祖母，也即高昌第六代王麴宝茂曾娶突厥可汗之女。可知突厥汗国对丝绸道上的一些重地都曾进行联姻，其中特别是龟兹和焉耆。两地的语言、习俗、民族大致相同，两地长期互相联姻，而龟兹又属西突厥在西域的最重要根据地，史书虽缺龟兹和突厥联姻的史实记载，但也可想见，龟兹和突厥贵族及民间的联姻必定是相当多的，是以突厥习俗对龟兹人民的影响很深。《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条称：“男女皆剪发，垂与项齐，唯王不剪发。”这就可见龟兹原有习俗男女皆剪发，而突厥族却是索发而不剪，是知龟兹王不剪发，就因龟兹王室受突厥贵族控制达一个多世纪，所以龟兹王也习惯于不剪发。这在《隋书·高昌传》中有一很形象的例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由此可知，突厥是当时西域的统治民族，处于古代民族压迫的时代，突厥贵族自然要在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各地强迫推行突厥的习俗。
  龟兹是西域佛教重地，自佛教传入龟兹后，约在公元3世纪左右即于克孜尔建立千佛洞，至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勃兴时，龟兹已成为西域小乘佛教的中心地，寺院和千佛洞窟最多。迨突厥统治龟兹后，龟兹佛教是被破坏了呢，还是继续发展了呢？这就必须对突厥的宗教信仰做一叙述。
  突厥原来信萨满教。《周书·突厥传》称：“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北史·突厥传》则说：“突厥..敬鬼神，信巫觋。”《隋书·西突厥传》也说：“每四月八日相聚祭神，交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可见突厥初起时信奉天地日月、鬼神一类的多神教，以萨满作为天神之间的信使敬奉。
  随着汗国的建立和疆域的扩充，西突厥人又信仰了祆教，据唐僧彗立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载：公元7世纪玄奘在中亚时已见“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亦称：“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
  西突厥人除曾信奉祆教外，也还有一部分人信奉景教。因景教原是基督教的一支，因其教主聂思托里否认“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的传统教义，被东罗马皇帝革职充军，他的信徒即逃往波斯，得到波斯王的支持，所以景教曾一度盛行于波斯及中亚，法国沙畹指出于公元561年时，景教“已传布于康居（Sogdine）一地突厥人之中”①。
  在此同时，中亚各地以信仰佛教人数最多，而中国中原地区也早已盛行佛教，是以于突厥汗国建立不久，突厥统治者即已信奉佛教，据《隋书·突厥传》记载，在佗钵可汗（572～581年）时，“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佗钵曰：‘齐国富强者，为有佛法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事。佗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
  《续高僧传》卷三则指出了突厥汗国西面可汗敬信佛教的事实：
  “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中天竺人也。以北狄贪勇，未识义方，法藉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展转北行，达西面可汗叶护（即统叶护可汗）衙所，以法训勖，曾未浃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优。日给二十人料，旦夕祗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数，日信于前。”《新唐书》说统叶护殁于公元628年，则统叶护可汗信奉佛教事当在唐高祖李渊之时。虽然西突厥在信奉佛教过程中曾有过斗争，但后来西突厥汗国统治者还是坚信了佛教。所以《通典》卷193引杜环《经行纪》称：“碎叶城，天宝七年（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之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更指出：“建驮国，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此王虽是突厥，甚敬信三宝；王、王妃、王子、首领，各各造寺，供养三宝。”“谢〓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但是突厥..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僧，行大乘法”。《悟空行记》（载《大正藏》卷51）指出悟空于公元759～764年间留居迦湿弥罗及健陀罗三国时，尚见到百年前突厥王子、皇后所建寺院：“于迦湿弥罗国..有也里特勤寺，突厥王子置也。次有可敦寺，突厥皇后置也。..入健陀罗城..有特勤丽寺，突厥王子造也；可敦寺，突厥皇后造也。”由此可证，西突厥统治者敬信佛教，所以在突厥贵族统治龟兹的一个多世纪中龟兹地区的佛教仍然得到了发展。
  四、唐朝遏制龟兹地区西突厥贵族的势力
  突厥沙钵略可汗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向隋朝上书称：“大突厥伊犁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皇，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桑，永为藩附..当令侍子入朝，神马岁贡，朝夕恭承，唯命是视..谨遣第七儿臣窟含真等奉表以闻。”高祖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已勃有司告郊庙，直普颁天下，咸使知闻。”①对其妻可贺敦周千金公主，即赐姓杨氏，编入属籍，改封大义公主。还策拜窟含真为桂国，封安国公，由是沙钵略岁时贡献不绝。可知自沙钵略可汗起突厥汗国已向隋朝称臣，并属隋朝。
  可是从公元603年突厥汗国分为东、西突厥两个汗国后，西突厥汗国势力膨胀，唐太宗初年，西突厥利用与高昌诸王的姻亲关系，勾结麴文泰进行叛乱，公开分裂西域。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命将出师，平定了麴文泰和西突厥的分裂叛乱，并在高昌地区设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守。
  唐太宗迅速平定西突厥策划的分裂叛乱，当然是对分裂势力的一次重大打击，但分裂势力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西突厥势力退出高昌王国的战略要地后，就对其以龟兹为中心的王廷周围地区加强了政治、外交活动，同时也进行了各种军事部署，以反对大唐的统一事业。
  西突厥在高昌的据点失守后，首先加强了龟兹东面焉耆据点的防护措施。当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将侯君集率军攻破高昌时，西突厥即和焉耆王联姻，首先派其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焉耆和西突厥“相为唇齿”，并断绝了和唐朝的关系。于是安西都护郭孝恪即请准唐廷，讨伐焉耆王的公然分裂。那时焉耆王所都城“四面有水，自恃险固”。以为唐军难攻。可是得到西域各族人民支持的唐军在焉耆王突骑支弟颉鼻叶护兄弟三人协助下，并由栗婆准任向导，于是战无不克的唐军“倍道兼行，夜至城下，潜遣将士浮水而渡，至晓，一时攀堞，鼓角齐震，城中大扰。孝恪纵兵击之，虏其王突骑支，首虏千余级”。因栗婆准导军有功，郭孝恪即以栗婆准为焉耆王①。
  可是郭孝恪撤军三日后，西突厥重臣屈利啜即迅速派兵窜入焉耆囚禁了新王栗婆准。因为从西突厥王廷所在地巩乃斯河流域穿越裕勒都斯草原，快马昼夜兼程两天就可到达，从而西突厥处般啜即另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并派其吐屯来焉耆督理军政大事。然后把亲唐的栗婆准囚押至龟兹杀害，由此也可见当时西突厥的分裂根据地是在龟兹。
  唐太宗为要肃清西突厥的分裂势力，必然要在龟兹地区和西突厥贵族进行一场决战，李世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即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率五将军又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万余骑，讨伐以龟兹为根据地的西突厥叛乱集团。
  当阿史那社尔大军进入西域后，首先攻破了位于焉耆以东以北的处月、处密部，于是西突厥王廷的东部外围据点焉耆就完全暴露在外。因而原为西突厥所册立的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大惧，即弃城西奔龟兹，据其东城，抗击唐军。阿史那社尔即遣轻骑追擒，历数其叛乱之罪而当众斩杀。于是阿史那社尔统率的唐朝大军进驻离龟兹三百里的碛石，即派伊州刺史韩威带千余骑为前锋，随之跟进的是右骁卫将军曹继叔，到达多褐城时，龟兹王和其宰相那利，大将羯猎颠等纠集五万军队抗击为统一而奋战的唐军，韩威即佯退诱敌深入，由西突厥所立的龟兹王俟利发现威兵少，企图围歼。韩威军迅速有计划地后退三十里，与曹继叔军相会合，然后奋力进击敌军，大胜。龟兹王只好退保王都伊逻卢城。阿史那社尔大军立即包围了龟兹王都，很快攻破其城，龟兹王十分狼狈地轻骑遁走。于是阿史那社尔令安西都护郭孝恪守城，立即派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以精骑跟踪西追六百里，龟兹王窘急，即窜入拨换城（今阿克苏）固守。阿史那社尔大军又迅速围困该城，活捉了龟兹王及大将羯猎颠等。而其宰相那利却被潜逃出奔至北部天山中，引西突厥军队万余人袭杀了留守龟兹的西域都护郭守恪。幸得唐将仓部郎中崔义起与曹继叔、韩威等将领的奋勇抗击西突厥叛军，那利也被龟兹人擒获交给了唐军，前后一连攻破大城五所，虏获男女数万口。由是唐朝平定了西域最大的西突厥贵族的分裂势力，统一了西域，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设龟兹，更好地有效地统治着西域。原来站在西突厥分裂一边的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及那利、羯猎颠等都被擒归长安。在唐朝的宽大政策下，对这些叛国酋领仍都给予一定职位，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授诃黎布失毕为右骁卫大将军，放还西域，继续为龟兹王，统治龟兹地区各族人民。
  第二节 吐蕃对龟兹的统治
  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主要活动于我国西南边疆的青藏高原。隋末唐初，吐蕃开始崛起，到其赞普松赞干布时代，统一了各部，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主贵族政权——吐蕃王朝。
  吐蕃王朝建立之时，正是中原唐王朝立国之初，由于当时两国国内形势的影响，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努力下，双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两国关系就不断发生争执。而在西域地区的争夺则贯穿于两个王朝关系的始终，它不仅导致唐王朝在西域地区统治的最后崩溃，而且对西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唐与吐蕃在西域的历史背景
  隋末唐初，西域地区处于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西突厥汗国“控弦数十万，而霸有西域”。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后，一方面致力于巩固其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为了解除西突厥汗国对唐王朝的威胁，重开丝绸之路，唐太宗开始了统一西域的斗争。
  唐初贞观年间，“西突厥部落划分为十部，左厢五咄陆，居碎叶东；右厢五弩失毕，居碎叶西，可汗给每部发一箭，故又号十箭”①。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在回纥诸部的配合下，首先灭了东突厥汗国，解除了对东北疆的威胁。这事对西域诸国震动很大，它们开始意识到新兴唐王朝的强大，伊吾地区七城首先自动归服了唐朝，这就为唐朝进军西域提供了有利条件。
  贞观九年（635年），唐朝灭了吐谷浑，解除了唐朝向西域用兵的后顾之忧。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派交河道大总管侯君集领兵攻取了高昌，先以其地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不久，唐军又攻占了北庭，在此设庭州。公元642～648年，唐军打败了西突厥，接着又攻取了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在这种形势下，天山南路诸国也都纷纷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归服了唐王朝。649年，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当时，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被称为唐之安西四镇，成为唐王朝统治西域的重要军事据点，接着唐王朝还在西域设立了一系列羁縻府州，借以统治西域。
  西突厥汗国被唐军多次打败后，被迫臣属于唐王朝，但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却利用唐王朝赐封给他瑶池都督的封号，纠集党羽，于651年发动反唐叛乱，唐王朝坚决进行了反击，即于657年平定了叛乱。这次叛乱的平定，使西突厥的贵族们看到了唐王朝的强大，并深深认识到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想打败强大的唐王朝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就寻找其反唐势力的同盟军，这时兴起不久的吐蕃王朝，自然就成了他们所依靠联合的主要对象。
  吐蕃王朝兴起时，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统治阶级奴隶主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开拓疆土，发动了一系列扩张战争。这些战争是在吐蕃杰出的领袖松赞干布执政时进行的，到松赞干布去世时，吐蕃王朝的版图，扩大到现在的西藏全部、四川西部和青海的西南部。北以巴颜喀喇山为界，中间居有白兰、党项二部残户，与吐谷浑接境；东以茂州，岷江西岸之西山八国与唐接境。
  吐蕃王朝随着疆土的不断扩大，物力、人力也不断雄厚起来，统治阶级对财富和奴隶的掠夺欲望也更加渴求。但在当时，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唐王朝，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此时，西突厥汗国在西域失败后，想以新兴的吐蕃王朝为后盾，借以摆脱唐王朝的控制，而吐蕃王朝也正想将它的势力伸向西域，这样西突厥汗国残余势力与吐蕃王朝建立起一个反唐同盟，以此来对付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势力。
  包括龟兹在内的安西四镇自汉代以来就已归入中国版图，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即使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处于战乱分裂局面时，这种联系也未中断。自汉代以来，中原王朝也十分重视对西域的统治，并把它视为统一中国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唐王朝立国后，就把西域看成是它与西方联系的枢纽和它向周边诸国炫耀国威的窗口。所以无论从政治影响还是从心理角度来看，决不会放弃西域。何况从国事角度看，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阶级都把西域看成是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有效统治的地区，因而“四镇对唐、吐蕃两国都有保障本国安全的作用，两国势在必争”①。
  就当时的社会制度而言，唐王朝处于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阶段，而吐蕃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奴隶制阶段。唐朝统一西域必然会对西域社会历史发生积极的影响；而吐蕃的统治虽然扩大了当时的民族联系，但它相对落后的奴隶制残余对西域社会必将产生消极影响，使西域社会生产力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唐王朝统一西域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利益，西域广大各族人民也愿意归顺唐王朝统治，他们依靠唐王朝摆脱了西突厥汗国的统治，又积极配合唐王朝打击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唐王朝在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也就更加坚定了与吐蕃争夺西域的信心。
  吐蕃在与西突厥残余势力联合后，认为其在西域的力量足以与唐王朝抗衡，因此，它就公开支持西突厥贵族发动叛乱，并借机将其势力伸向西域，首先是安西四镇。
  二、吐蕃在西域的军事部署
  公元7～8世纪时，吐蕃是奴隶制社会，当时还存在许多不同的氏族部落组织，因而部落就成为吐蕃社会的基础，所以我们习称吐蕃为奴隶主军事部落联盟。这些部落各有驻牧之地，在军事行动中，都以部落的名义参加，于是部落名称也随战争的进展而移动。从而吐蕃入侵以龟兹为中心的安西四镇以后，也就出现了不少吐蕃的部落名称。如那雪部落、管仓部落、宗木部落、倭措巴部落、乞力塘部落，墀邦木部落，郎迷部落、洛扎部落、芒噶部落、喀尔萨部落、聂巴部落、畿堆、畿曲部落、那赤部落、金藏部落、雅藏部落、雅尔江部落、松木部落、通颊部落、孔巴部落、章赞部落、吉部落、岛岱部落、达保部落、峡地部落、筑部落、波噶部落、派尼木巴部落、略才部落、恩木茹木部落、辗噶尔部落、材茂巴部落、郭仓部落、仲昝部落等。如在新疆所得吐蕃木简中说：“那雪部落二十名，汉族突厥人及零星小部之埭鸟玛桑和门结穷二人派往布拉林去替换。”①可知吐蕃军队是以部落为战斗单位。
  吐蕃时期的社会等级区分为“桂”、“庸”，即武士阶级和奴隶。在新疆所得的吐蕃简牍说：“..伍茹之军帐..驻于大罗布..请下令区分桂庸。”②此处“桂”即武士阶级，参加军旅的战斗人员，“庸为奴隶，随军的后勤人员，专门从事生产的奴隶”。《新唐书·吐蕃传》也指出：“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三年（862年）条：“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
  吐蕃军队向唐朝统治下的安西四镇发动军事进攻，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线入侵塔里木盆地。一条路线是自东向西，即所谓吐谷浑道，由青海柴达木盆地出茫崖，翻越阿尔金山，进军唐之鄯善、且末、于阗，再北攻龟兹。另一条路是西经羊同（今阿里）、勃律到达护密（今瓦罕走廊），然后东经渴槃陀（今塔什库尔干），向北进入西域疏勒地区，再伺机攻龟兹。
  在吐蕃松赞干布时代就开始对本土以西诸国及帕米尔地区的征服。贞观十五年（641年）左右，吐蕃首先控制了西边近邻泥婆罗（今尼泊尔），接着在贞观十八年，吐蕃又控制了羊同国。在此时间，吐蕃还经常进攻位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国，终于在唐高宗时期，吐蕃征服了吐谷浑，从而打通了经吐谷浑进军安西四镇的战略要道，而在唐高宗显庆至龙朔初年前后，吐蕃控制了入四镇的要地护密，打通了由护密越葱岭进入安西四镇的要道。
  吐蕃军队在打通东、西两道以后，就在鄯善、且末、于阗、小勃律、护密一线的占领区内进行了严密的军事布防和殖民统治，他对所占领土地的经营政策，原则上维持原有的制度和所有权不变，另以一小部分土地酬赏给有军功的勋臣，作为军政官员的薪俸土地。这在新疆出土的简牍中也颇多反映。如：
  第3条：“门穹俸禄田一突。”①
  第4条：“班丹领受，资悉波（吐蕃财务官员）之田地三突，军官俸田一突，茹本之新垦荒地一突、副先锋官一突……”②
  吐蕃军队在安西四镇的占领区内也实行屯田，用以养活军政人员，设“营田使”（一称农田使）专管屯垦事宜，在出土简牍中也有反映：
  第11条：“那松之农田佣奴三人..（领受）农田三突。”③
  第28条：“农田长官多贡之佣奴农户，专种蔬菜的零星地……突，税吏开桑和则屯有差地一突。”④第355条：“在小罗布有八畦菜园子，沙弥菩提藏正在耕种时突然命终，他与卑职同一东岱，又是卑职亲舅，这……”⑤
  第358条：“……分后，有权者和有永业田者诸人……分配去开荒地。一次，将城中住户迁出……大罗布范围王田之上方地，长满青草，（无人耕种）迁出小罗布之住户……”⑥
  由此可见，吐蕃的殖民官吏也分给土地耕种，他可利用权力雇佣他人代为耕种，另还种有应付差税任务的土地，除耕种小麦、青棵等主要农作物外，还以零星地种植蔬菜。
  吐蕃在侵占安西四镇的土地上，为了统治辽阔的土地，还设立了严密的驿站制度，以加强其军事殖民统治，这在著名的《唐蕃会盟碑》已记有“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在侵占安西四镇，从吐蕃都城逻些通往西域天山南路的驿路，大致有两道：一道是从逻些（今拉萨）出发沿唐蕃古道至青海湖附近，然后向西至格尔木，再西北至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罗布地区，也可由柴达木盆地越祁连山至沙州，再至罗布地区；另一道从逻些至于阗，据阿拉伯地理学家格尔迪孜指出从逻些到于阗的道路是从所谓“吐蕃可汗之门”出发，越过一座“有毒之山”，穿过一座由于阗人建造的处于两山之间的桥到达阿尔珊（Alshan），再北上至于阗。①再从于阗至鄯善地区。上述两条大道实际就是两条驿道。这在藏文木简中指出：“毕当及多赞森木抱于兔年夏季六月二十二日从和阗往鄯善老太太驿站驿传：增加斥候之木牍急速递送，抓紧时间，不得延误（晚间住宿有定），如耽误或不送，将从严处罚”，从于阗至鄯善的驿道被称为“官道”。②
  在辽阔的安西四镇区域内，都是绿洲和戈壁、沙漠相间，所以他的驿站不仅负有传送信息的任务，同时还有斥候的任务。《综录》第144条指出：“虾蟆山四名斥候一个驿站。”当然在没有驿站的偏远沙漠及山区，另派有斥候，但这些斥候也经常和驿站保持密切联系。《吐蕃简牍综录》330条记称：“驻在倭东玉慕以上之斥候——林仁之斥候禀报：山上斥候请我驿吏及家属助理二人向论当列大人报告，口粮已尽，烦驾请先送来，如不去突厥啜尔，请将此木牍送往鄯善。”由此可见驿站和斥候的密切关系。
  驿站的组织，从藏文简牍中看出，有驿站长、驿吏、寮属、炊事人（伙夫）及伙夫的仆役等。《吐蕃简牍综录》185条记有“大必力中游的部落，驿站长包巴鲁穹”。301条记有“……一驿站……驿吏在巴尔孜斯”。186条更记有：“驿吏为喀若部落之朗鲁顿，寮属为管仓部落之萨东鲁道，男伙夫为那雪部落之拆通玛。伙夫之仆役为恰拉部落之甲木萨肖。”这里所以说伙夫的仆役，可见在驿站就食的，除驿站本身成员外，一定还有过往的使者。
  驿站都有固定驻地。《吐蕃简牍综录》299条记有：“大夏和玉慕两驿站，在巴尔木（地名）……”而《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云：“（吐蕃）每驿百里。随水草而居，不常厥所。”此说不确。因为驿站不仅有稳定的住所，并且有些驿站还作为馆驿，供来往使臣仆人居住。《吐蕃简牍综录》313条记有：“囊占处之堡塞有四名吐蕃人在一个堡塞..”说明有些驿站就设在堡塞内。如若羌地区米兰吐蕃堡塞显然也是一个吐蕃驿站驻地。
  凡是吐蕃设立驿站的地方，就是吐蕃政权牢牢控制的地区，因而吐蕃通过驿传发送公文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管理方法和规定。凡签发的公文都有有关官员的押署和日期，公文信札还分急件、平件，急件专派骑士护送，沿指定路线，昼夜兼行，不得有误，如因枉道或稽延日期，必受惩处。《吐蕃简牍综录》第266号记有：“从和阗驿站发给鄯善岸本书信，一天一夜要行五个驿站，此木牍迅速紧急送往高齐巴。木牍不能按时到达或有失误，依法惩办。从和阗…….日……”
  《吐蕃简牍综录》110条更记有吐蕃急递驿使所送信函的“封面”上写着：“快（火急——不得阻挡，或优先供应马匹）。”因而《新唐书·吐蕃传》也说：“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者，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可证吐蕃传递紧急军情时，有加快传递的办法及措施。驿传把上级命令驰送目的地后，在接待使者的地方，设有大、中、小机密书记，机密收集官，机密传布官以及机密书吏，由他们交给有关军政官员。
  从吐蕃简牍中发现的情况看，当时驻守在安西四镇的唐军与吐蕃军队的斗争频繁而激烈，从以下一些简牍内容中可看出：
  115条：“虾蟆山增加斥候聂顿，于冬季十一月十三日派去，作战……（由他）指挥。”①
  118条：“…….后也领七升口粮，在凉包抚服突然入境之汉人及突厥人，玉巴山有敌情。”②
  136条：“作萨众驿吏，应去各自汛地。近来，有些地方，有情况，望勿懈惰，每日不忘查看驻地，马嘶和敌人踪迹..抓紧夜间巡逻，来敌..”③
  137条：“……夏季六月三日..赶上砌..（瞭望哨）勿忘：白天到高处放哨，察看烟尘方向。晚上注意响声。白天、晚上..放哨时，看见、听见可疑情况，向阿木茹巴……报告。”④
  331条：“向大王主子禀报：上面在小罗布二城会议时，我等在通颊一段加入当初的守城军。敌部斥候军，杀我眷属，割下头颅，粮筒中所有食粮悉为敌部抢尽。（我等）遭受如此残害。”⑤
  332条：“…….忠心耿耿，尽忠效劳，为敌所杀，奴隶、土地由其子孙后代领有，大尚论已下令，万夫长及千夫长..别忘写入盟约，为不使敌前来杀戮，请大罗布节儿总管向下下令。”⑥
  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守卫安西四镇的唐军对入侵境内的吐蕃军，不断地、连续地进行出击，使入侵吐蕃军日夜不安，防不胜防。
  三、唐与吐蕃在龟兹的关系
  从上述吐蕃简牍中可知，自公元7世纪初吐蕃军队陆续入侵昆仑山北麓，统治于阗、若羌一带地区后，设立了驿站、巡哨、坐哨、屯田等措施，军队也有严密的组织和源源不断的刀、盾、弓、箭等武器供应，可知吐蕃军队绝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有组织、有雄厚实力和较好指挥的军队，才能和有较强大实力的唐朝军队在安西四镇之地展开长期的、激烈的争夺战。
  《资治通鉴》卷201记，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十二月：“〓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可知这时吐蕃军队实力已相当雄厚，苏海政也不敢与战，这是唐蕃势力在西域的第一次交锋，此时吐蕃军队已驰骋在西域疆场，在安西四镇和中亚大草原已十分活跃，并已能左右中亚十姓部落，反映了吐蕃势力已足可与唐军相抗衡。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由于在吐谷浑地和其西部帕米尔地区的胜利，便加紧了对西域进攻的步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这是吐蕃第一次向安西四镇发动正式进攻。唐“敕西州都督府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①。关于这次战斗的结果，史书没有记载，很可能是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向西域发动大举进攻。“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②。唐、蕃西域的第一次大规模争夺战，以吐蕃的胜利而告结束，吐蕃首次控制了安西四镇。
  吐蕃虽然控制了安西四镇，但它的统治并不稳固，安西四镇境内各族并不愿接受吐蕃的统治。他们原想借吐蕃之力摆脱唐朝的统治，但事与愿违，吐蕃却乘机将统治的枷锁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走了错棋，因而不断起来反抗吐蕃的统治。《吐蕃简牍综录》172条记有：“在大萨毗所辖地区，通颊北边驻有个别守边斥候。根据旧令及新建万人部落之令，不可像盗匪般使庶民不信任，不可抢劫。但所属地区发生内乱，萨毗属地之内设庐氏、属庐氏等家族叛离，做尽坏事..”可见吐蕃统治者对占领区内的人民像盗匪般地抢劫他们，压迫很残酷，就连吐蕃贵族设庐氏、属庐氏等家族也要反对他们的奴隶主，因而安西四镇地区的民族酋领暗中又投降了唐朝。“咸亨四年（673年）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国王遣使入朝请降”。“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戊子，于阗王伏阁雄来朝，。唐在得到安西四镇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就在西域对吐蕃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上元二年（675年）唐军在西域各族的配合下，终于迫使吐蕃势力退出了四镇。
  但是吐蕃贵族并不甘心他们在西域的失败，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在吐蕃的支持下，西突厥贵族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发动了反唐叛乱，这次叛乱前，西突厥贵族就与吐蕃王朝建立了军事联盟④。西突厥贵族的叛乱使唐在安西四镇的统治又陷于瓦解，吐蕃势力在西域又再度嚣张，“西又陷龟兹、疏勒等四镇”①。仪凤三年（678年），波斯王卑路支去世，其子泥涅斯在长安为侍子，唐朝就假以裴行俭为册送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名号，护送波斯王子泥涅斯返国为名，到西域平叛。裴行俭曾在西域任职多年，熟悉西域地理民情，他在出任西州都督府长史期间，广交高昌豪杰，极孚众望。仪凤四年（679年），他受命到达西州后，以行猎为名，召集“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倍道兼行，突至阿史那都支牙帐，阿史那都支猝不及防，“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擒获阿史那都支后，裴行俭又“赉粮晓夜前进，掩遮匐，闻都支就擒，遽诣行俭降”②。随着叛乱被平定，吐蕃势力在西域再次受挫。
  唐王朝平定西突厥贵族的叛乱后，即加强了安西四镇的防卫力量，将裴行俭的得力助手王方翼留任安西都护，并重新整修了军事要塞碎叶城。这时吐蕃也加紧了在西域的积极活动。高宗永淳元年（682年），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车薄在吐蕃的支持下又发动了反唐叛乱。阿史那车薄联合突骑施、处木昆、弓月、咽面、乌鹘等部，包围了弓月城，形势非常紧张。这时已调任金山都护的王方翼急率所部自庭州千里驰援，经过苦战，大败阿史那车薄；然后进战热海，再败西突厥各部联兵十余万，最终平定了叛乱。但是，吐蕃这时却乘机“大入西域，焉耆以西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以临敦煌”③。唐朝被迫再罢四镇，西域又陷于吐蕃贵族统治之下。
  由上史实可知，大概在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前后，吐蕃在西域势力大张，已完全控制了安西四镇地区。《资治通鉴》卷202指出：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临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之比”。藏文史料《西藏王统记》45页载：都松芒保赞普（676～704年）时“威力财富，可齐诸天，能胜四国。..边地诸王，咸被征服，其武功之盛，较之前代诸王，乃尤过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41页更指出：墀都松赞普（即都松芒保）“掌执政事权位高于往昔诸王，突厥等天下别部均一一降归治下，征其贡赋”。足证到这时吐蕃势力才比较牢固地统治了以龟兹为中心的安西四镇。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即着手整顿边备，决心改变吐蕃控制西域的局面。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任命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子“左豹韬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④。垂拱二年（686年）九月，武则天又“册拜右玉钤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父继往绝可汗，⑤。同年，阿史那斛瑟罗以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纳金牙道司兵达奚思敬计，“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计”①。唐王朝开始加强对西域吐蕃势力的反击，吐蕃对安西四镇的统治受到严重挑战。吐蕃大论钦陵亲赴西域增援并指挥战争②。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从时隔不久武则天再次任命韦待价领兵进攻吐蕃来看，这次战役唐军失败了。
  垂拱战役失败后，武则天并不罢休，仍积极准备再次进攻吐蕃，收复四镇。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又一次发起了对西域吐蕃的进攻。（永昌元年）五月，以韦待价为安西道大总管，以讨吐蕃③。由于韦待价“无将领之才”，在寅识迦河被吐蕃军打得大败，唐军收复安西四镇的军事行动再次受挫。
  永昌之役不久，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酋长、大首领曷苏、昝捶先后率部落出走和内附，同时臣服吐蕃的吐谷浑部万余人叛蕃归唐④，吐蕃势力大大削弱，其在西域的统治也受到很大影响。武则天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于长寿元年（692年）擢用曾被吐蕃所俘，熟悉蕃情的将领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与右威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西州都督唐休璟等率大军再次向西域吐蕃占领军发动进攻。这次唐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打败了占据安西四镇的吐蕃军，一举“克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⑤，结束了吐蕃控制安西四镇的局面。
  吐蕃在西域遭到重大失败后，便准备进攻河西，切断唐朝通往西域的通道，以此来挽回它在西域的败局。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吐蕃大论钦陵亲率大军进犯河西，唐朝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兵相距。万岁通天元年（696年）3月“孝杰及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首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官军败绩”⑥。这一战吐蕃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切断河西通道的战略目的却未达到，而且双方连年交战，人力、物力损耗都很大，均已无力再战，因此战后不久，唐蕃双方便开始举行谈判，谈判的焦点仍在四镇的争夺上。吐蕃要求“约罢四镇兵，求分十姓地”⑦。唐派郭元振往使，与钦陵会于道上。针对吐蕃提出唐废四镇，弃十姓的罢兵条件，郭元振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交还吐谷浑青海地为交换条件，为此双方使者往还，争执逾年，仍无任何结果。唐朝采纳郭元振提出的“为计以缓之，藉事以诱之”，“塞钦陵之口，而和事未绝”⑧的外交谈判原则，利用谈判促使吐蕃内部矛盾激化，吐蕃内部以论钦陵为代表的噶尔家族是坚决主张与唐争夺西域。唯钦陵兄弟掌握吐蕃军政大权多年，早已为王室贵族所记恨，新登位的赞普器弩悉弄在公元698年与大臣论岩等密谋剪除钦陵兄弟。这年冬天，当论钦陵北征大捷，“执唐军元帅都护使”凯旋而归时，赞普设计诱而杀之，于是宣布“噶尔家族获罪”①。尽诛其余党，幸免者仅赞婆一人，被迫降唐。噶尔家族的势力被消灭后，吐蕃改变了论钦陵与唐争夺西域的战略方针，把攻唐的方向由西域移到河陇地区、汉中地区和剑南地区。唐蕃在西域的争夺渐趋缓和。长安四年（704年）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在镇压南境属国尼婆罗（今尼泊尔）及婆罗门的战役中阵亡，不久吐蕃国内又发生变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翦屠，士畜疲疠，财力困穷”②。吐蕃已无力与唐继续交战。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吐蕃请盟，唐派宰相亚卢钦望等22人与吐蕃和盟（唐蕃第一次和盟）。至此，唐蕃争夺西域战争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可知在公元670～692年间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吐蕃用了很多武力侵占安西四镇，但在这一段时间内唐朝虽撤出了安西四镇的驻兵及其机构，但唐朝政府仍在该地所设的四个都督府的都督带领各族人民和吐蕃占领军进行斗争，不断给吐蕃军队以打击。到679～692年间吐蕃军队才全部控制了安西四镇地区。692年唐军收复安西四镇，并把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往龟兹，直到公元8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时间中，以龟兹为中心的安西四镇一直在唐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即使于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唐代西域驻军大部分撤往内地平叛，吐蕃占据陇右、河西的时代里，安西四镇留后郭听、北庭都护李元忠等仍然带领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坚守着大唐西域疆土，和吐蕃展开了长期的争战。唐德宗贞元四年至贞元五年（788～789年）悟空由天竺东归，途经塔里木盆地的疏勒、龟兹、焉耆、庭州等地时，仍然受到安西、北庭都护府官员，以及受唐封的当地酋领的欢迎和接待③。足以证明西域仍在唐朝官兵掌握之中。直到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吐蕃在葛逻禄、沙陀等支持下攻陷北庭，安西节度使杨袭古又为回鹘杀害，唐兵才被迫放弃安西四镇，天山南北大部分地区再一次为吐蕃占据。但由于回鹘人多势强，不久就收复了北庭及安西四镇地区，从而结束了吐蕃对西域的控制。
  唐与吐蕃争夺以龟兹为中心的安西四镇，以及吐蕃在天山南北所进行的一系列武力扩张和统治，对当时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动摇了唐王朝在西域正常的统治秩序，使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崩溃，从而破坏了西域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局面，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吐蕃贵族为把自己的势力伸进西域，经常支持西突厥贵族发动武装叛乱，并联合大食对西域进行武装干涉，使西域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当地社会经济因此而遭到严重破坏。
  其次，西域地区的长期战乱和吐蕃对西域的统治，使联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受到阻隔，唐与中亚、西方的联系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是东西方文明的会合点。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联结东西方文明的金色纽带，吐蕃的统治使这一纽带被截断。
  第三，吐蕃对安西四镇的统治，促进了吐蕃对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吐蕃受到塔里木盆地农业民族的影响，生活习俗有了一定的改变。
  二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固定的居民点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堡开始出现（如米兰古戍堡），手工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三是对吐蕃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佛教译经事业的大发展，为吐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是吐蕃文化受到西域文化影响的同时，吐蕃文化也对西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唐与吐蕃争夺安西四镇的统治所产生的另一重大后果是阻断了唐与西域的交通联系，唐王朝被迫开通了“回纥路”，这为回鹘汗国被击溃后的西迁奠定了基础。
  四、吐蕃对龟兹的统治
  吐蕃贵族直接统治龟兹的时间先后约有60～70年时间，从而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对龟兹地区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
  吐蕃贵族军事占领龟兹地区后，一方面实行屯田政策，以赡养军队。他原以畜牧业为主，在屯田中首先学习了龟兹人的农田耕作技术，采用了原有的农作物，同时也把吐蕃地区原有的青棵传到了龟兹。原来龟兹地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大麦、稻、豆，吐蕃统治者则带去了青棵。在新疆所得藏文简牍中指明青棵是吐蕃的主要粮食作物。
  《吐蕃简牍综录》“论玉协尔青棵田两突半。允奈青棵田三突。……阿彭青棵田……突”。
  《新唐书·吐蕃传》也说“其稼有小麦、青棵麦、荞麦..正合”。吐蕃俗称青稞为黑粮，小麦为白粮。由此可知吐蕃人平日生活以小麦、青棵为主。《吐蕃简牍综录》39条：“一个月口粮为麦子六（升）、青棵四升。五个半月食物合计：麦子一克十七升，青稞十八升，其中有口粮二升，祭神用麦子九升、青棵三升。羊价麦子三升、大米小升三升给‘邦羌白’（信使名）。”因而吐蕃统治区内农业生产品的地租，一般也是缴纳青棵、小麦等实物。
  吐蕃统治龟兹后，把青棵也带入龟兹，从而自公元9世纪起青棵就成为龟兹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同时用青棵加工制成的食品糌粑，也成为龟兹人民的重要食品之一。《吐蕃简牍综录》316条“悉诺弩结堡塞之青棵、糌粑”。甚至吐蕃苯教徒的祭祀用品中，糌粑也成为必备的供品。《吐蕃简牍综录》419条“（每组）油炸薄饼和果子各十五个，饼和发面饼各二十五份，杏干、葡萄干各三捧，切玛（用酸油、奶渣、酸奶揉成的糌粑）各三两，酸奶一勺，上好糌粑五升半”。由此可知，吐蕃人对糌粑的重视。而在这份藏文简牍中特别指出了杏干、葡萄干，这是龟兹、于阗一带的特产，显然是苯教传入安西四镇后，适应本地人民之所好，在祭祀用品中增加了龟兹地区的特产。
  勤劳智慧的吐蕃人还利用青棵酿成了青棵酒，成为吐蕃人的重要饮料，于是在日常生活和祭祀上也都有青棵酒。《吐蕃简牍综录》421条“……按习俗做一对替身物——多玛供品。然后，献降神酒，午饭，连续献上迎宾青棵酒三瓢，置一盛酒大碗，顺序饮酒，苯教主讲述往昔历史”。可知青稞酒也传入了龟兹。
  吐蕃地区本以畜牧业为主，因而以牛羊毛制成的衣料，最具民族特色的是“氆氇（bu-la）”，《吐蕃简牍综录））374条记有“列村向大兄多玛请求：大兄您如若前往，请在氆氇上盖印，以后无论通过何人请交与拉扎部落的尤列村”。事实上吐蕃侵占安西四镇也赚到了巨大的财富，因而他们的衣着变得复杂阔绰了。《吐蕃简牍综录》86条记有：“高付哲蔑悉腊衣着：汉地组成披风一件，白山羊皮披风一件，羚羊皮短披肩两件，锦缎裘袍一件，羚羊皮上衣一件，羊褶缎裙一条，新旧头巾两块，丝带五条等..”第100条：“青棵七十五克，绢纥千匹、白银九百两、金子六百两、酥油..‘念’之花朵、氆氇。……”由此可知，吐蕃控制塔里木盆地于阗、龟兹的南北丝绸道路后，吐蕃仍然从内地运来了不少丝绸，再加上吐蕃所产的一些皮毛衣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衣料。
  在居住方面，吐蕃的建筑样式也传到安西四镇地区。在农村方面的房屋为了适应塔里木盆地气候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形成了吐蕃的民屋，以米兰吐蕃古戍堡为例，有人指出：“米兰吐蕃古戍堡南临古米兰河道，正当甘肃敦煌通昆仑山北麓的要道，……屋为平顶，依地势高低呈阶梯形，其构造颇类今拉萨的布达拉宫。”《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正是这种建筑特点。”①因而进入龟兹的吐蕃农民和一般平民的住屋式样也应该是如此。至于吐蕃牧民，原来都以牛毛帐篷为主，其式样与哈萨克和蒙古的毡房不相同，非圆形，而为较矮的长方形式样，贵族则常住在这种大毡帐内，而被称为“拂庐”。现存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93窟有由吐蕃人刻画在墙壁上的征战图，有人指出在这幅图上“几乎所有的战士都骑在马上，有的手执弓箭，整装待命，有的在疾跑，有的高举战旗，一派征战前的紧张景象..马队之间常常跟随着一些备用的马匹；在画的下半部仿佛还有多面用作仪仗的旗帜。画面中间靠上，有一个尖顶的类似帐篷的东西，整个军事演习即在这个大帐篷下面进行”。吴焯先生认为这幅征战图是“记录了吐蕃占领安西的历史事实，它的作者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克孜尔，并在曾经繁荣一时的佛洞里刻下了他们自己的纪功碑”①。
  那些以牧业为主的吐蕃战士及牧民进入龟兹后，除在克孜尔千佛洞刻了上述的征战图外，还在第131窟内正壁中部用硬物刻画马、驼、鹿、羊、禽鸟、人和骑马人等形象，并有一行藏文字。所刻骆驼皆为双峰，背上坐人或载物。鹿则头部小、双角粗大，两侧并排枒权，四肢修长，短尾，体躯劲健，颇生动美观。马则头长、颈长、鬃毛长、尾长、腿长、体躯瘦健，体形与龟兹马、乌孙马均不相同，可能来自吐蕃种型；一个高大的人正骑在一匹大马上，斜伸双手，勒住缰绳及后背毛，正在向前飞驰。画面上以山羊数量最多，都是双角、短尾、长足，有的伫立观望，有的行走觅食，有的悠然遨游，各显其姿态。在131窟中图绘的人物可辨认的有六个，均有尾饰，其中四个为立姿，大都张臂作跳舞状，可能正在表现一种祭祀舞蹈。而在131窟内所见的两行藏族文字，则充分证明了吐蕃统治龟兹后，也把藏文带到了龟兹，并在一定范围内应用，从近代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许多藏文简牍内容看，涵盖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上至军政命令，下至民间借贷。于吐蕃设在西域各地的管理机构内，均设有从事藏文文牍工作，管理文献档案的官吏，如《吐蕃简牍综录》30条“..（那）雪之田三突。岸本文书之田一突”。“岸本”为专司财务的长官，即度支官，可知其下设有文书之官”。69条“..计征税赋之文书朗·让茹之田两突”。由这些事实可知藏文已成为吐蕃在安西四镇统治区内人们交流思想和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
  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已传入吐蕃。佛教传入吐蕃后，结合吐蕃的社会历史习俗，形成了藏传佛教，后来被宗喀巴改进后，又被称为喇嘛教。吐蕃统治龟兹后，同样也把藏传佛教带到了龟兹，依然可以在克孜尔千佛洞内找到其遗迹。如第31、32窟的洞形、壁画内容、人物服饰等均与克孜尔其他石窟相异。原来龟兹各石窟的基本形制是以主室为纵券顶的中心塔柱窟，左右开甬道，后面有通道，主室券顶中脊绘天部，两侧满绘四方连续的菱形格纹，内绘佛本生或因缘故事画。而31、32两个窟都是方形窟，不是纵券顶。第31窟的主室平面呈方形、顶为穹隆形，并在四隅绘金翅鸟。32窟则为套斗顶的方形窟，套斗呈五重，中心绘莲，这都与龟兹其他石窟不同。尽管这两窟的画面坍塌剥割甚多，但残存的佛经变画等，都呈连续状铺开，无菱形格纹，却可找到绿色金翅鸟，这正是藏传佛教的特点，因藏传佛教指说佛常以鸟等相示现，是以常绘金翅鸟相表示②。另在后甬道券顶残存壁画中的十二身人物大部分“袒上身，也有的斜披络腋，下结短裙，左手叉腰，右手指物”。而31窟左甬道内所绘的一排供养人像所穿的上半身衣服，“从戴项链、穿着花纹图案华丽的服饰上看，这两身供养人穿的不是袈裟，显然是‘褚巴’，即一种无颈、斜襟、右衽长袍，穿时要褪一袖，袒右肩”①。这与拉萨查拉路甫石窟造像中松赞干布披的褚巴相同②。显然是我国藏族人民传统的一种服装。同时在该窟壁画中的女性人物都有两条辫子垂于双肩，这与《新唐书·吐蕃传》中所说“妇人辫发而萦下”的写照正相吻合。同时该窟壁画中的一些世俗人也脚蹬长靴等都是当时吐蕃人民服饰的反映。从而可知，克孜尔31、32两个石窟应该是属于吐蕃统治龟兹后留下的藏传佛教的遗迹。
  吐蕃统治龟兹后对龟兹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今后一定还能继续发现吐蕃统治时期的各种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