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西域的重要军事部署
  公元前3世纪于大漠南北建立起匈奴帝国后，匈奴贵族不断侵扰、掳掠，使周围各族遭受重大苦难，汉王朝也面临严重威胁。文景之世，冒顿虽死，其子老上，孙军臣，相继为匈奴单于，仍继续冒顿的南进政策。尽管汉朝的公主，一个跟着一个送到匈奴的单于廷，但并不能阻止匈奴马蹄的南进。到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寇陕北，前锋部队已迫近长安。在首都长安附近如细柳（今咸阳市西南）、棘门（今咸阳市东北）、霸上，都已划为战区，这样严重的威胁，一直持续到武帝的初年。
  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络大月氏、乌孙等，共同抗击匈奴。可是去时经过河西走廊被匈奴囚居十年，回来经过塔里木盆地时，又被囚禁一年，可知自河西直至西域，匈奴控制得很严，几乎插翅难飞。在这样的困境下，汉武帝只好集中力量征讨匈奴，取得了三次重大胜利，给匈奴以深重打击，并使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归附汉。由是河西走廊平定，设立四郡，从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①。
  不过，汉武帝要进军西域还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匈奴族以游牧为主，长于骑兵，天山以北的广大草原及焉耆、龟兹北山是匈奴在西域的主要根据地。是以汉武帝首先采纳张骞的建议，与乌孙结成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策略。唯匈奴贵族又以主要力量控制东部天山的车师地区。这样，汉朝要西进西域就只有从敦煌向西北出玉门关经罗布泊直趋渠犁、轮台、龟兹一线，以联结乌孙族，才能拦腰切断匈奴在西域的统一局面和隔绝羌胡的联系，这是战略的上策。当然匈奴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对楼兰、姑师、龟兹控制特别严。
  汉武帝看到张骞的报告后，洞悉了西域形势，急切想打通中亚的丝绸通道，于是前往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王”①。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②。汉朝为了巩固这条军事通道，即在沿途列亭障至玉门关，匈奴闻讯，更要千方百计胁迫楼兰为其效力，其间汉与匈奴在楼兰地区的斗争既激烈又复杂。《汉书·西域传》指出：“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事实上当时匈奴对塔里木盆地南北道上各国都胁迫他们遮击汉使，不供给食宿，进行各种刁难。如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遣李广利征伐大宛时也是走的罗布泊经龟兹、疏勒至大宛的道路。《汉书·李广利传》载：“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罢。”说明匈奴贵族对龟兹、轮台一线各国控制甚严，不给汉军食，致李广利军遭到失败。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再度率大军西征大宛，仍然是经盐泽（罗布泊）、轮台、龟兹道西进，虽然比第一次好了一些，唯匈奴仍然嗾使轮台严拒汉军，在此进行了激战。《汉书·李广利传》称：“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
  可知，汉朝从敦煌西出玉门关经楼兰直趋轮台、龟兹的通道，在匈奴贵族的严密控制下，每前进一步都是火与血的斗争，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近代考古发掘证实，《汉书·张骞传》称：“（元封二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汉书·西域传》称：“（太初三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玉门关是当时汉朝极西的大门，过此而西是荒旷的盐泽，足足有三百公里的沙漠旅程，才能到达塔里木盆地极东的楼兰城。在这种长距离的茫茫黄沙中，如果不步步为营，即使占领了楼兰，也是守不住的，后路随时有被匈奴骑兵切断的危险。为此，汉朝从玉门关通向楼兰的盐泽道修筑了十分坚固的新长城，这种长城是汉代前进政策的工具，是与汉代西进和武装征伐相配合的。英国斯坦因曾在玉门关附近的一段古长城废址看到“这里长城并不是用砖石建筑，而是用苇草捆扎一定的间隔，同混层交互砌成的一道正规的城墙，全部经过盐卤泽透之后，坚固异常。墙外面同内部成捆的苇秆成直角形，还放有别的苇秆，捆扎得很仔细，形成束柴，砌成堤形。苇秆束一致长八尺，高达七尺，厚约八寸”。斯坦因又说从保存得很好的一段墙，可看出其厚达八尺，高达七尺，因有盐卤之浸透，墙壁已成半化石的状态。同时斯坦因还发现了不少烽垒遗迹，他于敦煌西北“沿伸张出去的长城西段的光石子高厚边上，发现很多距离不等而完整的古垒，翼然耸立”。这些古垒的基部方达二十尺至二十四尺左右，往上逐渐缩小，这在以前是一种小瞭望台，有雉堞作保护，大多数的台顶，只能用绳索攀缘上去，至今在砖墙上还可以看见托足用的孔穴遗痕①。
  这种西延的汉代长城西经罗布沙漠，直达吐鲁番盆地南的库鲁克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所称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据汉简载，汉代沿长城的烽垒，布列甚密，大概五里一燧②，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由于亭障烽燧相望，于是从河西走廊通向塔里木盆地东部，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
  汉代对于烽燧，有着极系统而严密的组织。据汉简所示当时的烽垒管理，在郡太守之下置都尉，都尉之下置障尉、侯官、侯长、燧长，燧长之下则为戍卒，每一燧有戍卒三人至三十人不等，亦有多至百人者。此等戍卒担任守望举烽，以及采伐举烽用之薪柴及修理烽燧堆的任务。《敦煌汉简·戍役》十三：“二月庚辰日，卒四人，其一人常候，其二人积薪十日，率日致□□□二里。”这些构成了边郡烽燧之层叠的管理组织。
  从汉简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各烽燧都备有武器，其中主要的武器是弓矢。弓有六石弩、三石弩，矢有橐矢、〓矢、邦矢、铜镞各种。此外有剑盾、革甲、马跤、曲旃之类的军用品。除武器外，又有斧、锯、椎、凿、锄、绳、索、户扃、桮、箸、尊、槃案、衣箧之类的劳动工具及日用工具。
  从汉简的记录中，还知道当时边防军的给养，如谷物布帛之类，都要从内地运送。为了安放这些给养，当时沿长城线都设置了仓库，因而在汉简中出现了“仓长”、“仓佐”的官名。斯坦因曾在玉门关东五里之地发现了仓库的遗址。据斯氏说：“在商道旁边长城后面有一很庄严的遗址，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全长在五百六十尺左右..坚厚的砖墙，至今有些处所，还有二十五尺高，只开八个孔穴，显然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外墙之内有内墙，四角有碉楼。建筑的奇特，使我们猜想，这或者是用作沿长城线军队驻屯移动及官吏和政治使节取道碛路供给一切的仓库。后来在内墙一角，发现了许多中文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运送粮食以及积储衣物等等，于是把这个猜想充分证实了。”③
  二、西汉统一西域的重要部署——屯田
  由于匈奴贵族早已统治了西域，天山南北都为其所控制，对塔里木盆地的城郭诸国也都派去了奴隶总管，在各方面都有匈奴人的耳目。汉武帝吸取了李广利军西进中难得给养，而遭致失败的教训，认识到要和匈奴贵族在西域进行长期的斗争，首须解决军队的吃粮问题，为此从楼兰城再西进，必须先实行武装屯田，但屯田也必须由近及远，步步为营。
  从楼兰向西先到现在库尔勒、轮台地区。据《汉书·西域传》称：早在武帝征和（公元前92年至前89年）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黎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兵壮健有累重（眷属）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可见汉朝对西域的土地水利情况早有调查，而“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得职”①。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只有在西域实行屯田积谷，才能“以给使外国者”②。所以在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③。以统领和保护这些地区的屯田事宜，又派“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④。在西域设立行政机构，有利于汉代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战争的胜利进行。实际就是西域都护最早的雏形，在西域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时所以只能在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因为在其东北正和匈奴争夺从中原通向西域的战略要地车师地区，在其西边的龟兹要地也为匈奴势力所控制，因而只有在轮台、渠犁的屯田取得效果，积蓄力量，以此为基地，把车师和龟兹地区的匈奴势力驱逐以后才能前进。
  1.渠犁屯田
  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政府开始在渠犁屯田。渠犁位于孔雀河以西，塔里木河以北，今库尔勒市及其以西与轮台县野云沟一带接界，它和轮台屯田区好似两个卫士，分别守卫在西域都护府的东西两侧。《汉书·郑吉传》称：“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汉书·西域传》也说：“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在《汉书·西域传》总序中则说：“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足见在渠犁屯田的同时，也在轮台进行了屯田，并同置使者校尉。
  渠犁屯田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轮台均位处绿洲丝绸之路北道要冲，又位居西域中心地区，直接威胁着匈奴在焉耆地区的军政机构——僮仆都尉，同时渠犁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利条件较好。据现代科学考察证实，在这一地区海拔都在890～910米左右，主要是利用孔雀河水灌溉的区域，也有少部分利用塔里木河水，年降水量大致在40～55毫米，都是灌溉农业，为典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0.5℃，1月平均气温﹣10.2℃，蒸发量2273.7毫米，无霜期200天左右，≥10℃积温4250℃。主要农业土壤为潮土型、黄潮土、灰潮土、盐化潮土、灌溉潮土、灌溉草甸土。这些土壤质地疏松，结构良好，小团块结构多，适种性强，保水保肥，有机质含量一般在1.8％～2.4％，土壤含量轻，易于洗盐。适种小米、玉米、水稻、棉花、油菜。正是桑弘羊所说的“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达到了屯田积谷的预期效果。
  当西汉在渠犁、轮台设立使者校尉时，位于东部天山南北的车师地区仍在匈奴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汉书·西域传》称：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汉朝在车师地区失败于匈奴后，经过十年的准备，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8年）才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①。但匈奴决不会甘心于失败，再加上汉武帝没有采纳桑弘羊加强渠犁、轮台屯田的建议，因而到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年）“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②。直到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后，才于公元前72年遣“五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③。这次车师被匈奴侵占，又是十多年时间。到了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朝趁匈奴单于死，新单于刚立，爆发了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加之境内又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饥荒，匈奴政权暂停止了对汉朝的侵扰，于是汉朝又遣侍郎郑吉和校尉司马熹带着一些犯过法的人到渠犁屯田积谷，史书明确说“欲以攻车师”。
  郑吉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将领，他在渠犁屯田一年，秋收之后，眼看军粮充足，雄心勃勃地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及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并征调西域各国军一万多人，攻占姑师国都交河城。姑师王北逃，向匈奴求救，匈奴不敢发援军，第二年姑师王乌贵投降。
  郑吉在车师驱赶匈奴势力后，即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在车师，自己仍还屯渠犁；并被任命为护鄯善以西的使者，护南道。这是上述校尉的进一步发展，同后来的西域都护实际已只有所管地域的不同了。不久，郑吉又遵汉廷命，使吏卒三百人屯田车师，匈奴闻讯，其单于大臣都说：“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④匈奴即遣骑兵来袭击屯田士卒，为此，郑吉更将屯田渠犁的一千五百人屯卒支援车师屯田，匈奴就派出更多武装部队进行围攻，并扬言说：“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郑吉即向朝廷告急，“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救，愿益田卒”⑤。汉宣帝决定罢姑师屯田，并赶忙派常惠出兵救车师。由于匈奴下决心夺回车师，围城的兵力很多，常惠最终也只能把郑吉救出来，仍回到渠犁屯田处。公元前64年，匈奴又占领了姑师。公元前62年，西汉政府再次派军屯田姑师，并在姑师设置戊己校尉，巩固了在车师的根据地。
  2.轮台屯田
  轮台位居西域中心地区，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可和渠犁直接威胁当时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中心焉耆和龟兹，成为当时西域政治、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02年汉朝李广利军第二次伐大宛，途经轮台国。轮台拒供军食，被攻城灭国，于是轮台变成了汉政府在西域最早的军事和屯田基地。汉军攻降大宛后，回军途中，部分即留住轮台屯垦。《史记·大宛列传》称：“仑头（即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公元前89年，桑弘羊曾给汉武帝上书，主张扩大汉军在轮台的屯田，加速完成汉朝统一西域的事业。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不但否定了桑弘羊西域大规模屯田的战略计划，而且停办了在轮台的屯田，《汉书·西域传》称，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昭帝时，又恢复了在轮台的屯田。并于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采纳了桑弘羊扩大轮台屯田的宏伟计划，任命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负责轮台、渠犁等地的屯田事务。《汉书·西域传》称：“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但龟兹当时仍是匈奴在西域的重要根据地，所以匈奴嗾使龟兹贵族反对赖丹在轮台屯田。指说“迫吾国而田，必为害”①，目的是不让汉朝势力在西域建立根据地。所以不久，由匈奴控制的龟兹王即派军杀死了赖丹，暂时阻挡了轮台屯田区向西发展。汉宣帝时，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统一事业的完成，轮台屯田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西面扩大到龟兹东南，东面和渠犁、焉耆屯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汉朝在西域最大的屯垦基地，为保卫和巩固西域都护府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轮台屯田最盛时“曾置校尉三人分护”，屯田士卒达三千多人。按当时每兵垦田二十亩计，屯田面积达六万多亩，成为汉朝在西域的著名粮仓。
  近代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仑头、校尉两座故城址①。位于今轮台县城东南21公里克孜勒河支流喀拉塔勒下游荒漠平原的红柳丛中，躺着一座正方形的故城遗址，残存城墙只有一米多高，每边长230米。城中有一个大土坯修建的建筑物，占地约4亩，虽已坍毁，仍还有5米多高，只见一层厚薄不均的红色灰烬覆盖在散乱的土坯堆上，当地人称之为“奎玉克协海尔”，意即灰烬城。因为太初三年（公元102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第二次讨伐大宛国，经过轮台城时，轮台闭城自守，不供粮草，被李广利攻破城池，纵火焚烧，才留下一片废墟。
  至于由校尉赖丹在轮台城东建筑的校尉城，近代考古学家也已在轮台故城东八九公里处位于克孜勒河两岸的红柳丛中，有一座比轮台故城稍大的卓尔库特故城，边长各300米，正方形。在城中和城的东南角有一个高土墩，在古城的东西两边不远，还有两座小黄土堆，占地各为40平方米，可能是古城的附属建筑物。在古城以北以西的戈壁红柳中，还可找到古时垦殖田埂、旧渠的残迹。1928年黄文弼教授在城中找到五铢钱、陶片，在土台旁的粮仓中找到结成块状的面粉，还有粗糙一些的黄粉状的杂粮，以及加工面粉的石碾、石磨。
  校尉赖丹被龟兹贵族杀死后的四年，即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派校尉常惠乘机调乌孙兵两万七千人，包围了龟兹国，报了杀死赖丹校尉的仇，杀死了杀害赖丹的龟兹贵族姑翼。
  在今轮台城西20公里，乌鲁木齐通往喀什公路南3公里的拉依苏河下游东侧，阿克亚村西2.5公里处有烽火台遗址两个，圆形，直径8～10米，高约12米。据查一个为汉代烽火台，一个为唐代烽火台。在两个烽火台之间有一边长约60米的正方形城堡遗址，残存东南西北和西南三个城角，以东南角最大，高4米，直径7米左右，在城中曾出土“五铢钱”、“开元通宝”钱币及陶片、玉器碎片等物，可知这里既是汉代的屯城，又是唐代的屯城。这里十分重要，跨过拉依苏河，就进入龟兹绿洲境。可证汉代于乌垒，即今轮台县境内进行过广泛的屯田，用以捍卫都护府。
  三、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在乌垒设立西域都护府
  在匈奴向周围各族的不断侵扰压迫下，遭到丁零、乌桓、乌孙各族的反对，加剧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政变，握衍朐鞮夺得单于位后，排斥异己。这时位于匈奴西部的，按俗应该继承单于位的日逐王先贤掸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因而处境危急，就毅然率众归属于汉。汉政府命令郑吉率领渠犁、龟兹兵五万人去迎接先贤掸及其所属人民，并封先贤掸为归德侯。郑吉也因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并护车师以西北道，而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并立西域都护府于今轮台以东的乌垒城，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①。至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高原及喀喇昆仑山的广大西域地区，都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从公元前60年起汉朝虽统一了西域，但在西域残存的匈奴分裂势力还相当强大，在焉耆盆地和龟兹绿洲仍被匈奴势力控制着，是以西域都护府的府址只能暂设于今轮台县东的乌垒城。
  乌垒城的位置，据《汉书·西域传》称：“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就当时言，其地理位置是在西域比较适中地区，并在丝绸之路的孔道上。唯乌垒、渠犁的原来人口并不多，史称：“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尉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犁，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胜兵百五十人。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②。
  这就可见乌垒在北，渠犁在南，原有土著人，约仅一千多人。关于乌垒城的古城遗址，据1985年出版的《轮台县地名图志》说：位于今轮台县城东56公里，野云沟南32公里的库木塔格西部有一古城，维吾尔语称为协海尔科台克古城，为树墩城之意。据传古时此城军士极多，出征时在城门树墩一棵为单位计算部队，由此得名③。事实上，当时在乌垒城四周分布着几座屯垦兵营，向南有大道直通渠犁国，向西南有大道直通校尉城，城堡之间有烽火台传递消息，这便是史书上有名的“七连城”的盛况。现在于乌垒城所在的策大雅乡境内留下的汉文明几乎随处可见。如在“策大雅乡的喀拉克尔琴村境内有一个叫乌勒方墩的古城遗址，它所处的地方至今还被当地人叫做‘汉人的地方’。在琼萨依巴格村还有块地名叫‘汉人湖’，虽然看不到建筑遗址，却也能说明当时曾经居住过汉朝居民”①。而在策大雅乡西及西南的两个多斯麦特原名均为克塔依勒克，即中国人的地方或汉族人的地方。另在野云沟东12公里的阿克墩古城遗址，1928年黄文弼教授曾在那里挖出过汉朝军民用过的保存粮食的大缸。
  把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尽管在西域的地理位置还适中，唯由于绿洲面积不大，要供应西域都护府这样一种军政重要机构的所需，是难于承担的；而在其西面的龟兹绿洲，可以耕垦的面积比轮台地区大得多，各种物产也丰富得多，经济实力远比乌垒地区雄厚，是建立西域都护府最为合适的地方。但在当时龟兹地区已受匈奴势力控制，时时阻挠着汉廷势力的西进，这在史书上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汉书·傅介子传》中指出：“先是龟兹、楼兰尝杀汉使者。”足见匈奴千方百计利用最为当道的楼兰、龟兹贵族以反汉由来已久。而匈奴使者那时经常去龟兹及乌孙等地，以胁迫他们为匈奴效力。史书继续指出：“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子共诛斩匈奴使者。”②
  残留在西域以郅支单于为首的匈奴势力决不会甘心于失败，继续在西域进行分裂活动，并杀汉使者谷吉等，于是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即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发汉兵及西域各国兵共四万余人迅速歼灭了匈奴分裂势力及叛酋郅支单于。这是任何分裂主义者必然的下场。
  由上史实可知，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起，至公元8年西汉末近70年时间内，匈奴不仅在车师和龟兹还有一定的势力，同时在阿尔泰山及康居一带还有其分裂叛乱的根据地，是以西域都护府面对匈奴分裂势力的斗争任务仍很繁重。到西汉末年，郅支单于的巢穴虽已荡平，可是车师及龟兹地区的匈奴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必须时刻防止这两块重要战略要地上匈奴势力的袭扰。所以在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位置只能设在乌垒城。
  西汉所设西域都护，从第一任都护开始，到王莽末年李崇任都护止，连续八十多年。计历任都护十八人，著名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都护驻地，基本都在乌垒城。尽管在段会宗出任西域都护时，由于在乌孙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经常要前往乌孙去处理。当时从塔里木盆地去乌孙以经过龟兹西北入乌孙最为便利，因而段会宗从乌垒城去乌孙，每次都得经过龟兹再去乌孙。如《汉书·段会宗传》所说：“小昆弥安日前为会宗所立，德之，遂往谒，诸翕侯止不听，遂至龟兹谒。”这里就是指上述一些事件段会宗暂住在龟兹，并不是都护府迁到了龟兹。
  工莽纂汉后，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戊己校尉刁护召车师后王须置离验问谋国率众逃亡匈奴事，须置离“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这个埒娄城仍在今轮台地区，不是龟兹。因为王莽易单于玺后，单于恨怒，即于公元13年，距匈奴最近的焉耆国，先叛，即“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①。可知焉耆国离西域都护府不远，叛乱初始，就很快杀死了都护但钦。如果都护已迁至龟兹，就不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杀死都护，因为焉耆离龟兹还有600多里，以古代的交通，即使是骑兵，也得走一星期，不可能迅速杀死都护，可知但钦所在的埒娄仍在今轮台地区，并不在龟兹。
  更从西汉最后一任都护李崇逃往龟兹，也可证明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一直在今轮台县的乌垒城，有时在轮台县境的其他地点。王莽天风三年（公元16年）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唯独“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②。最后还纠集了姑墨、尉犁、危须等国兵击杀了王骏，而戊己校尉郭钦却另带兵击杀了焉耆地区老弱，然后引兵还。李崇则收余士，还保龟兹。于是乌垒城失守，西域交通阻绝不通。数年后，王莽死，李崇也死于龟兹。1949年后已由考古工作者于沙雅地区出土了李崇之印，可知在西汉时期只有最后一任都护李崇在兵荒马乱时才从乌垒城逃往龟兹，而其就任都护仍在乌垒地区。自从李崇殁，西域地区群雄相争，六十多年刀光剑影，各族人民重新陷入苦难之中。
  西汉政府统一西域后，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对维护统一，发展生产，保护各族人民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巩固西域统治，西汉政府继续保留轮台、渠犁屯田外，还把屯田扩大到龟兹南部及姑墨、焉耆。由于匈奴在西域的根据地主要在焉耆和龟兹，因此日逐王投降汉朝后，即把屯田地点首先扩大到焉耆和龟兹。
  （1）焉耆屯田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开始在焉耆屯田。焉耆盆地有开都河水流贯其境，还有富于蒲苇渔业的博斯腾湖，土地肥沃，可以大量屯垦。《汉书·辛庆忌传》称：辛庆忌随常惠在赤谷屯田时，曾与“翕侯（乌孙部落首领——引者注）战，陷阵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辛庆忌从赤谷率汉军千人到焉耆屯田，以削弱匈奴势力在焉耆地区的活动，这是渠犁屯田向天山中部战略要地的发展，并有力地推动焉耆盆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2）龟兹屯田
  龟兹东接轮台，西邻姑墨，南靠精绝，北连乌孙，位居塔里木盆地北道中枢，是古代天山以南人口最多，绿洲面积大，经济实力最强之国，向为匈奴贵族所控制，所以校尉赖丹屯田轮台时，匈奴必嗾使龟兹贵族杀害赖丹，并尽力阻止屯田军向龟兹发展。西汉统一西域后，才得于公元前51年于龟兹东南境屯田，这是轮台屯田向西的扩大和发展。黄文弼教授在《塔里木盆地考古》一书中曾说，1930年时在沙雅县英业古城东北发现有“长达二百华里之古渠..在渠旁及遗址中，曾觅出汉代五铢钱及陶片”。维吾尔语称之为黑太也拉克，即“汉人渠”之意。1949年后，考古人员仍见沙雅汉人渠长二百多米，宽达八米，深达三米。可见这里曾经是西汉大规模屯田地区，唯现已变成盐碱荒滩。
  （3）姑墨屯田
  汉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乌孙发生内乱，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害。汉政府派段会宗出使乌孙，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逃往康居。《汉书·西域传》“乌孙国”称：“日贰亡，阻康居，汉徙己校屯姑墨，欲侯便讨焉。”可知为了防御日贰发动叛乱，西汉政府决定己校率军一千人屯田姑墨，准备讨伐乌孙反汉的分裂势力，公元29年“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赠三百匹”。西汉在姑墨的屯田显示了屯田军在巩固祖国统一，保卫西域领土方面的重要作用。
  对于西域都护的选派，西汉政府十分重视，一般都择派有勇有谋、富于牺牲精神的军政人才，在历任都护中如郑吉、甘延寿、段会宗等既是将帅之才，又有政治远见。最突出的段会宗，先后八次到西域，三任都护，五次持节册立乌孙大小昆弥，招远亡畔；诛首恶而定乌孙国难，息干戈而务安辑。《汉书·段会宗传》称：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末振将杀大昆弥，会病死，汉恨诛不加。元延中，汉遣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会宗还奏事，公卿议会宗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宣明国威，宜加重赏。天子赐会宗爵关内侯，黄金百斤”。段会宗的行动在西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远在乌孙以西的康居重又派遣质子侍汉。
  哀帝建平中（公元前6～前4年），又因“小昆弥季父卑爰疐拥众欲害昆弥，汉复遣会宗使安辑，与都护孙建并力。明年，会宗病死乌孙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这已是段会宗第八次赴西域，那时他已年高75岁，仍然肩负起维护统一的重责，每遇危难，就不顾死生安危，赴汤蹈火，服从命令，为国效力，赢得西域各族人民的尊敬，所以死后诸国都为之发丧立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