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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汉统一西域
  一、西域的重要军事部署
  公元前3世纪于大漠南北建立起匈奴帝国后，匈奴贵族不断侵扰、掳掠，使周围各族遭受重大苦难，汉王朝也面临严重威胁。文景之世，冒顿虽死，其子老上，孙军臣，相继为匈奴单于，仍继续冒顿的南进政策。尽管汉朝的公主，一个跟着一个送到匈奴的单于廷，但并不能阻止匈奴马蹄的南进。到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寇陕北，前锋部队已迫近长安。在首都长安附近如细柳（今咸阳市西南）、棘门（今咸阳市东北）、霸上，都已划为战区，这样严重的威胁，一直持续到武帝的初年。
  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络大月氏、乌孙等，共同抗击匈奴。可是去时经过河西走廊被匈奴囚居十年，回来经过塔里木盆地时，又被囚禁一年，可知自河西直至西域，匈奴控制得很严，几乎插翅难飞。在这样的困境下，汉武帝只好集中力量征讨匈奴，取得了三次重大胜利，给匈奴以深重打击，并使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归附汉。由是河西走廊平定，设立四郡，从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①。
  不过，汉武帝要进军西域还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匈奴族以游牧为主，长于骑兵，天山以北的广大草原及焉耆、龟兹北山是匈奴在西域的主要根据地。是以汉武帝首先采纳张骞的建议，与乌孙结成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策略。唯匈奴贵族又以主要力量控制东部天山的车师地区。这样，汉朝要西进西域就只有从敦煌向西北出玉门关经罗布泊直趋渠犁、轮台、龟兹一线，以联结乌孙族，才能拦腰切断匈奴在西域的统一局面和隔绝羌胡的联系，这是战略的上策。当然匈奴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对楼兰、姑师、龟兹控制特别严。
  汉武帝看到张骞的报告后，洞悉了西域形势，急切想打通中亚的丝绸通道，于是前往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王”①。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②。汉朝为了巩固这条军事通道，即在沿途列亭障至玉门关，匈奴闻讯，更要千方百计胁迫楼兰为其效力，其间汉与匈奴在楼兰地区的斗争既激烈又复杂。《汉书·西域传》指出：“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事实上当时匈奴对塔里木盆地南北道上各国都胁迫他们遮击汉使，不供给食宿，进行各种刁难。如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遣李广利征伐大宛时也是走的罗布泊经龟兹、疏勒至大宛的道路。《汉书·李广利传》载：“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罢。”说明匈奴贵族对龟兹、轮台一线各国控制甚严，不给汉军食，致李广利军遭到失败。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再度率大军西征大宛，仍然是经盐泽（罗布泊）、轮台、龟兹道西进，虽然比第一次好了一些，唯匈奴仍然嗾使轮台严拒汉军，在此进行了激战。《汉书·李广利传》称：“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
  可知，汉朝从敦煌西出玉门关经楼兰直趋轮台、龟兹的通道，在匈奴贵族的严密控制下，每前进一步都是火与血的斗争，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近代考古发掘证实，《汉书·张骞传》称：“（元封二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汉书·西域传》称：“（太初三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玉门关是当时汉朝极西的大门，过此而西是荒旷的盐泽，足足有三百公里的沙漠旅程，才能到达塔里木盆地极东的楼兰城。在这种长距离的茫茫黄沙中，如果不步步为营，即使占领了楼兰，也是守不住的，后路随时有被匈奴骑兵切断的危险。为此，汉朝从玉门关通向楼兰的盐泽道修筑了十分坚固的新长城，这种长城是汉代前进政策的工具，是与汉代西进和武装征伐相配合的。英国斯坦因曾在玉门关附近的一段古长城废址看到“这里长城并不是用砖石建筑，而是用苇草捆扎一定的间隔，同混层交互砌成的一道正规的城墙，全部经过盐卤泽透之后，坚固异常。墙外面同内部成捆的苇秆成直角形，还放有别的苇秆，捆扎得很仔细，形成束柴，砌成堤形。苇秆束一致长八尺，高达七尺，厚约八寸”。斯坦因又说从保存得很好的一段墙，可看出其厚达八尺，高达七尺，因有盐卤之浸透，墙壁已成半化石的状态。同时斯坦因还发现了不少烽垒遗迹，他于敦煌西北“沿伸张出去的长城西段的光石子高厚边上，发现很多距离不等而完整的古垒，翼然耸立”。这些古垒的基部方达二十尺至二十四尺左右，往上逐渐缩小，这在以前是一种小瞭望台，有雉堞作保护，大多数的台顶，只能用绳索攀缘上去，至今在砖墙上还可以看见托足用的孔穴遗痕①。
  这种西延的汉代长城西经罗布沙漠，直达吐鲁番盆地南的库鲁克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所称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据汉简载，汉代沿长城的烽垒，布列甚密，大概五里一燧②，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由于亭障烽燧相望，于是从河西走廊通向塔里木盆地东部，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
  汉代对于烽燧，有着极系统而严密的组织。据汉简所示当时的烽垒管理，在郡太守之下置都尉，都尉之下置障尉、侯官、侯长、燧长，燧长之下则为戍卒，每一燧有戍卒三人至三十人不等，亦有多至百人者。此等戍卒担任守望举烽，以及采伐举烽用之薪柴及修理烽燧堆的任务。《敦煌汉简·戍役》十三：“二月庚辰日，卒四人，其一人常候，其二人积薪十日，率日致□□□二里。”这些构成了边郡烽燧之层叠的管理组织。
  从汉简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各烽燧都备有武器，其中主要的武器是弓矢。弓有六石弩、三石弩，矢有橐矢、〓矢、邦矢、铜镞各种。此外有剑盾、革甲、马跤、曲旃之类的军用品。除武器外，又有斧、锯、椎、凿、锄、绳、索、户扃、桮、箸、尊、槃案、衣箧之类的劳动工具及日用工具。
  从汉简的记录中，还知道当时边防军的给养，如谷物布帛之类，都要从内地运送。为了安放这些给养，当时沿长城线都设置了仓库，因而在汉简中出现了“仓长”、“仓佐”的官名。斯坦因曾在玉门关东五里之地发现了仓库的遗址。据斯氏说：“在商道旁边长城后面有一很庄严的遗址，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全长在五百六十尺左右..坚厚的砖墙，至今有些处所，还有二十五尺高，只开八个孔穴，显然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外墙之内有内墙，四角有碉楼。建筑的奇特，使我们猜想，这或者是用作沿长城线军队驻屯移动及官吏和政治使节取道碛路供给一切的仓库。后来在内墙一角，发现了许多中文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运送粮食以及积储衣物等等，于是把这个猜想充分证实了。”③
  二、西汉统一西域的重要部署——屯田
  由于匈奴贵族早已统治了西域，天山南北都为其所控制，对塔里木盆地的城郭诸国也都派去了奴隶总管，在各方面都有匈奴人的耳目。汉武帝吸取了李广利军西进中难得给养，而遭致失败的教训，认识到要和匈奴贵族在西域进行长期的斗争，首须解决军队的吃粮问题，为此从楼兰城再西进，必须先实行武装屯田，但屯田也必须由近及远，步步为营。
  从楼兰向西先到现在库尔勒、轮台地区。据《汉书·西域传》称：早在武帝征和（公元前92年至前89年）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黎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兵壮健有累重（眷属）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可见汉朝对西域的土地水利情况早有调查，而“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得职”①。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只有在西域实行屯田积谷，才能“以给使外国者”②。所以在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③。以统领和保护这些地区的屯田事宜，又派“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④。在西域设立行政机构，有利于汉代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战争的胜利进行。实际就是西域都护最早的雏形，在西域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时所以只能在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因为在其东北正和匈奴争夺从中原通向西域的战略要地车师地区，在其西边的龟兹要地也为匈奴势力所控制，因而只有在轮台、渠犁的屯田取得效果，积蓄力量，以此为基地，把车师和龟兹地区的匈奴势力驱逐以后才能前进。
  1.渠犁屯田
  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政府开始在渠犁屯田。渠犁位于孔雀河以西，塔里木河以北，今库尔勒市及其以西与轮台县野云沟一带接界，它和轮台屯田区好似两个卫士，分别守卫在西域都护府的东西两侧。《汉书·郑吉传》称：“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汉书·西域传》也说：“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在《汉书·西域传》总序中则说：“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足见在渠犁屯田的同时，也在轮台进行了屯田，并同置使者校尉。
  渠犁屯田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轮台均位处绿洲丝绸之路北道要冲，又位居西域中心地区，直接威胁着匈奴在焉耆地区的军政机构——僮仆都尉，同时渠犁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利条件较好。据现代科学考察证实，在这一地区海拔都在890～910米左右，主要是利用孔雀河水灌溉的区域，也有少部分利用塔里木河水，年降水量大致在40～55毫米，都是灌溉农业，为典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0.5℃，1月平均气温﹣10.2℃，蒸发量2273.7毫米，无霜期200天左右，≥10℃积温4250℃。主要农业土壤为潮土型、黄潮土、灰潮土、盐化潮土、灌溉潮土、灌溉草甸土。这些土壤质地疏松，结构良好，小团块结构多，适种性强，保水保肥，有机质含量一般在1.8％～2.4％，土壤含量轻，易于洗盐。适种小米、玉米、水稻、棉花、油菜。正是桑弘羊所说的“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达到了屯田积谷的预期效果。
  当西汉在渠犁、轮台设立使者校尉时，位于东部天山南北的车师地区仍在匈奴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汉书·西域传》称：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汉朝在车师地区失败于匈奴后，经过十年的准备，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8年）才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①。但匈奴决不会甘心于失败，再加上汉武帝没有采纳桑弘羊加强渠犁、轮台屯田的建议，因而到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年）“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②。直到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后，才于公元前72年遣“五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③。这次车师被匈奴侵占，又是十多年时间。到了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朝趁匈奴单于死，新单于刚立，爆发了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加之境内又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饥荒，匈奴政权暂停止了对汉朝的侵扰，于是汉朝又遣侍郎郑吉和校尉司马熹带着一些犯过法的人到渠犁屯田积谷，史书明确说“欲以攻车师”。
  郑吉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将领，他在渠犁屯田一年，秋收之后，眼看军粮充足，雄心勃勃地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及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并征调西域各国军一万多人，攻占姑师国都交河城。姑师王北逃，向匈奴求救，匈奴不敢发援军，第二年姑师王乌贵投降。
  郑吉在车师驱赶匈奴势力后，即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在车师，自己仍还屯渠犁；并被任命为护鄯善以西的使者，护南道。这是上述校尉的进一步发展，同后来的西域都护实际已只有所管地域的不同了。不久，郑吉又遵汉廷命，使吏卒三百人屯田车师，匈奴闻讯，其单于大臣都说：“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④匈奴即遣骑兵来袭击屯田士卒，为此，郑吉更将屯田渠犁的一千五百人屯卒支援车师屯田，匈奴就派出更多武装部队进行围攻，并扬言说：“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郑吉即向朝廷告急，“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救，愿益田卒”⑤。汉宣帝决定罢姑师屯田，并赶忙派常惠出兵救车师。由于匈奴下决心夺回车师，围城的兵力很多，常惠最终也只能把郑吉救出来，仍回到渠犁屯田处。公元前64年，匈奴又占领了姑师。公元前62年，西汉政府再次派军屯田姑师，并在姑师设置戊己校尉，巩固了在车师的根据地。
  2.轮台屯田
  轮台位居西域中心地区，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可和渠犁直接威胁当时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中心焉耆和龟兹，成为当时西域政治、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02年汉朝李广利军第二次伐大宛，途经轮台国。轮台拒供军食，被攻城灭国，于是轮台变成了汉政府在西域最早的军事和屯田基地。汉军攻降大宛后，回军途中，部分即留住轮台屯垦。《史记·大宛列传》称：“仑头（即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公元前89年，桑弘羊曾给汉武帝上书，主张扩大汉军在轮台的屯田，加速完成汉朝统一西域的事业。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不但否定了桑弘羊西域大规模屯田的战略计划，而且停办了在轮台的屯田，《汉书·西域传》称，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昭帝时，又恢复了在轮台的屯田。并于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采纳了桑弘羊扩大轮台屯田的宏伟计划，任命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负责轮台、渠犁等地的屯田事务。《汉书·西域传》称：“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但龟兹当时仍是匈奴在西域的重要根据地，所以匈奴嗾使龟兹贵族反对赖丹在轮台屯田。指说“迫吾国而田，必为害”①，目的是不让汉朝势力在西域建立根据地。所以不久，由匈奴控制的龟兹王即派军杀死了赖丹，暂时阻挡了轮台屯田区向西发展。汉宣帝时，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统一事业的完成，轮台屯田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西面扩大到龟兹东南，东面和渠犁、焉耆屯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汉朝在西域最大的屯垦基地，为保卫和巩固西域都护府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轮台屯田最盛时“曾置校尉三人分护”，屯田士卒达三千多人。按当时每兵垦田二十亩计，屯田面积达六万多亩，成为汉朝在西域的著名粮仓。
  近代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仑头、校尉两座故城址①。位于今轮台县城东南21公里克孜勒河支流喀拉塔勒下游荒漠平原的红柳丛中，躺着一座正方形的故城遗址，残存城墙只有一米多高，每边长230米。城中有一个大土坯修建的建筑物，占地约4亩，虽已坍毁，仍还有5米多高，只见一层厚薄不均的红色灰烬覆盖在散乱的土坯堆上，当地人称之为“奎玉克协海尔”，意即灰烬城。因为太初三年（公元102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第二次讨伐大宛国，经过轮台城时，轮台闭城自守，不供粮草，被李广利攻破城池，纵火焚烧，才留下一片废墟。
  至于由校尉赖丹在轮台城东建筑的校尉城，近代考古学家也已在轮台故城东八九公里处位于克孜勒河两岸的红柳丛中，有一座比轮台故城稍大的卓尔库特故城，边长各300米，正方形。在城中和城的东南角有一个高土墩，在古城的东西两边不远，还有两座小黄土堆，占地各为40平方米，可能是古城的附属建筑物。在古城以北以西的戈壁红柳中，还可找到古时垦殖田埂、旧渠的残迹。1928年黄文弼教授在城中找到五铢钱、陶片，在土台旁的粮仓中找到结成块状的面粉，还有粗糙一些的黄粉状的杂粮，以及加工面粉的石碾、石磨。
  校尉赖丹被龟兹贵族杀死后的四年，即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派校尉常惠乘机调乌孙兵两万七千人，包围了龟兹国，报了杀死赖丹校尉的仇，杀死了杀害赖丹的龟兹贵族姑翼。
  在今轮台城西20公里，乌鲁木齐通往喀什公路南3公里的拉依苏河下游东侧，阿克亚村西2.5公里处有烽火台遗址两个，圆形，直径8～10米，高约12米。据查一个为汉代烽火台，一个为唐代烽火台。在两个烽火台之间有一边长约60米的正方形城堡遗址，残存东南西北和西南三个城角，以东南角最大，高4米，直径7米左右，在城中曾出土“五铢钱”、“开元通宝”钱币及陶片、玉器碎片等物，可知这里既是汉代的屯城，又是唐代的屯城。这里十分重要，跨过拉依苏河，就进入龟兹绿洲境。可证汉代于乌垒，即今轮台县境内进行过广泛的屯田，用以捍卫都护府。
  三、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在乌垒设立西域都护府
  在匈奴向周围各族的不断侵扰压迫下，遭到丁零、乌桓、乌孙各族的反对，加剧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政变，握衍朐鞮夺得单于位后，排斥异己。这时位于匈奴西部的，按俗应该继承单于位的日逐王先贤掸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因而处境危急，就毅然率众归属于汉。汉政府命令郑吉率领渠犁、龟兹兵五万人去迎接先贤掸及其所属人民，并封先贤掸为归德侯。郑吉也因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并护车师以西北道，而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并立西域都护府于今轮台以东的乌垒城，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①。至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高原及喀喇昆仑山的广大西域地区，都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从公元前60年起汉朝虽统一了西域，但在西域残存的匈奴分裂势力还相当强大，在焉耆盆地和龟兹绿洲仍被匈奴势力控制着，是以西域都护府的府址只能暂设于今轮台县东的乌垒城。
  乌垒城的位置，据《汉书·西域传》称：“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就当时言，其地理位置是在西域比较适中地区，并在丝绸之路的孔道上。唯乌垒、渠犁的原来人口并不多，史称：“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尉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犁，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胜兵百五十人。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②。
  这就可见乌垒在北，渠犁在南，原有土著人，约仅一千多人。关于乌垒城的古城遗址，据1985年出版的《轮台县地名图志》说：位于今轮台县城东56公里，野云沟南32公里的库木塔格西部有一古城，维吾尔语称为协海尔科台克古城，为树墩城之意。据传古时此城军士极多，出征时在城门树墩一棵为单位计算部队，由此得名③。事实上，当时在乌垒城四周分布着几座屯垦兵营，向南有大道直通渠犁国，向西南有大道直通校尉城，城堡之间有烽火台传递消息，这便是史书上有名的“七连城”的盛况。现在于乌垒城所在的策大雅乡境内留下的汉文明几乎随处可见。如在“策大雅乡的喀拉克尔琴村境内有一个叫乌勒方墩的古城遗址，它所处的地方至今还被当地人叫做‘汉人的地方’。在琼萨依巴格村还有块地名叫‘汉人湖’，虽然看不到建筑遗址，却也能说明当时曾经居住过汉朝居民”①。而在策大雅乡西及西南的两个多斯麦特原名均为克塔依勒克，即中国人的地方或汉族人的地方。另在野云沟东12公里的阿克墩古城遗址，1928年黄文弼教授曾在那里挖出过汉朝军民用过的保存粮食的大缸。
  把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尽管在西域的地理位置还适中，唯由于绿洲面积不大，要供应西域都护府这样一种军政重要机构的所需，是难于承担的；而在其西面的龟兹绿洲，可以耕垦的面积比轮台地区大得多，各种物产也丰富得多，经济实力远比乌垒地区雄厚，是建立西域都护府最为合适的地方。但在当时龟兹地区已受匈奴势力控制，时时阻挠着汉廷势力的西进，这在史书上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汉书·傅介子传》中指出：“先是龟兹、楼兰尝杀汉使者。”足见匈奴千方百计利用最为当道的楼兰、龟兹贵族以反汉由来已久。而匈奴使者那时经常去龟兹及乌孙等地，以胁迫他们为匈奴效力。史书继续指出：“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子共诛斩匈奴使者。”②
  残留在西域以郅支单于为首的匈奴势力决不会甘心于失败，继续在西域进行分裂活动，并杀汉使者谷吉等，于是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即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发汉兵及西域各国兵共四万余人迅速歼灭了匈奴分裂势力及叛酋郅支单于。这是任何分裂主义者必然的下场。
  由上史实可知，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起，至公元8年西汉末近70年时间内，匈奴不仅在车师和龟兹还有一定的势力，同时在阿尔泰山及康居一带还有其分裂叛乱的根据地，是以西域都护府面对匈奴分裂势力的斗争任务仍很繁重。到西汉末年，郅支单于的巢穴虽已荡平，可是车师及龟兹地区的匈奴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必须时刻防止这两块重要战略要地上匈奴势力的袭扰。所以在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位置只能设在乌垒城。
  西汉所设西域都护，从第一任都护开始，到王莽末年李崇任都护止，连续八十多年。计历任都护十八人，著名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都护驻地，基本都在乌垒城。尽管在段会宗出任西域都护时，由于在乌孙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经常要前往乌孙去处理。当时从塔里木盆地去乌孙以经过龟兹西北入乌孙最为便利，因而段会宗从乌垒城去乌孙，每次都得经过龟兹再去乌孙。如《汉书·段会宗传》所说：“小昆弥安日前为会宗所立，德之，遂往谒，诸翕侯止不听，遂至龟兹谒。”这里就是指上述一些事件段会宗暂住在龟兹，并不是都护府迁到了龟兹。
  工莽纂汉后，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戊己校尉刁护召车师后王须置离验问谋国率众逃亡匈奴事，须置离“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这个埒娄城仍在今轮台地区，不是龟兹。因为王莽易单于玺后，单于恨怒，即于公元13年，距匈奴最近的焉耆国，先叛，即“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①。可知焉耆国离西域都护府不远，叛乱初始，就很快杀死了都护但钦。如果都护已迁至龟兹，就不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杀死都护，因为焉耆离龟兹还有600多里，以古代的交通，即使是骑兵，也得走一星期，不可能迅速杀死都护，可知但钦所在的埒娄仍在今轮台地区，并不在龟兹。
  更从西汉最后一任都护李崇逃往龟兹，也可证明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一直在今轮台县的乌垒城，有时在轮台县境的其他地点。王莽天风三年（公元16年）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唯独“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②。最后还纠集了姑墨、尉犁、危须等国兵击杀了王骏，而戊己校尉郭钦却另带兵击杀了焉耆地区老弱，然后引兵还。李崇则收余士，还保龟兹。于是乌垒城失守，西域交通阻绝不通。数年后，王莽死，李崇也死于龟兹。1949年后已由考古工作者于沙雅地区出土了李崇之印，可知在西汉时期只有最后一任都护李崇在兵荒马乱时才从乌垒城逃往龟兹，而其就任都护仍在乌垒地区。自从李崇殁，西域地区群雄相争，六十多年刀光剑影，各族人民重新陷入苦难之中。
  西汉政府统一西域后，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对维护统一，发展生产，保护各族人民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巩固西域统治，西汉政府继续保留轮台、渠犁屯田外，还把屯田扩大到龟兹南部及姑墨、焉耆。由于匈奴在西域的根据地主要在焉耆和龟兹，因此日逐王投降汉朝后，即把屯田地点首先扩大到焉耆和龟兹。
  （1）焉耆屯田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开始在焉耆屯田。焉耆盆地有开都河水流贯其境，还有富于蒲苇渔业的博斯腾湖，土地肥沃，可以大量屯垦。《汉书·辛庆忌传》称：辛庆忌随常惠在赤谷屯田时，曾与“翕侯（乌孙部落首领——引者注）战，陷阵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辛庆忌从赤谷率汉军千人到焉耆屯田，以削弱匈奴势力在焉耆地区的活动，这是渠犁屯田向天山中部战略要地的发展，并有力地推动焉耆盆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2）龟兹屯田
  龟兹东接轮台，西邻姑墨，南靠精绝，北连乌孙，位居塔里木盆地北道中枢，是古代天山以南人口最多，绿洲面积大，经济实力最强之国，向为匈奴贵族所控制，所以校尉赖丹屯田轮台时，匈奴必嗾使龟兹贵族杀害赖丹，并尽力阻止屯田军向龟兹发展。西汉统一西域后，才得于公元前51年于龟兹东南境屯田，这是轮台屯田向西的扩大和发展。黄文弼教授在《塔里木盆地考古》一书中曾说，1930年时在沙雅县英业古城东北发现有“长达二百华里之古渠..在渠旁及遗址中，曾觅出汉代五铢钱及陶片”。维吾尔语称之为黑太也拉克，即“汉人渠”之意。1949年后，考古人员仍见沙雅汉人渠长二百多米，宽达八米，深达三米。可见这里曾经是西汉大规模屯田地区，唯现已变成盐碱荒滩。
  （3）姑墨屯田
  汉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乌孙发生内乱，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害。汉政府派段会宗出使乌孙，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逃往康居。《汉书·西域传》“乌孙国”称：“日贰亡，阻康居，汉徙己校屯姑墨，欲侯便讨焉。”可知为了防御日贰发动叛乱，西汉政府决定己校率军一千人屯田姑墨，准备讨伐乌孙反汉的分裂势力，公元29年“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赠三百匹”。西汉在姑墨的屯田显示了屯田军在巩固祖国统一，保卫西域领土方面的重要作用。
  对于西域都护的选派，西汉政府十分重视，一般都择派有勇有谋、富于牺牲精神的军政人才，在历任都护中如郑吉、甘延寿、段会宗等既是将帅之才，又有政治远见。最突出的段会宗，先后八次到西域，三任都护，五次持节册立乌孙大小昆弥，招远亡畔；诛首恶而定乌孙国难，息干戈而务安辑。《汉书·段会宗传》称：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末振将杀大昆弥，会病死，汉恨诛不加。元延中，汉遣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会宗还奏事，公卿议会宗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宣明国威，宜加重赏。天子赐会宗爵关内侯，黄金百斤”。段会宗的行动在西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远在乌孙以西的康居重又派遣质子侍汉。
  哀帝建平中（公元前6～前4年），又因“小昆弥季父卑爰疐拥众欲害昆弥，汉复遣会宗使安辑，与都护孙建并力。明年，会宗病死乌孙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这已是段会宗第八次赴西域，那时他已年高75岁，仍然肩负起维护统一的重责，每遇危难，就不顾死生安危，赴汤蹈火，服从命令，为国效力，赢得西域各族人民的尊敬，所以死后诸国都为之发丧立祠。
  第二节 东汉对龟兹的统治
  一、东汉初期，西域匈奴势力的活动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位，“贬易侯王”，遭到西域各族人民反对，于是匈奴势力又乘机在西域各地蠢动，重新奴役各族人民，继续“敛税重刻”，使得“诸国不堪命”。东汉光武帝登位后不久，西域各国就纷纷派使者至京城洛阳汉廷。如《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称：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冬：“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等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他们恳切要求汉朝统治西域，以解倒悬之命。唯光武帝以天下初定，国力未充为辞，没有立刻派出都护，于是西域各国只好暂时呻吟于铁蹄之下。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遂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断绝65年的西域通道重新打通，于阗诸国都纷纷遣子入侍，遂于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再次派出都护及戊己校尉。
  后汉首任派往西域的都护陈睦，其都护府治仍在乌垒城，因为当时匈奴在天山南北仍有一定的势力，特别是焉耆、龟兹地区更为匈奴势力所控制。因而在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病危，国内政局动荡，西域的匈奴分裂势力也随之猖獗，即于6月间攻杀了西域都护陈睦，并全歼其部众；而北匈奴及受其支配的车师后王还同时进攻戊己校尉耿恭于疏勒城，焉耆、龟兹联合起来进行东西夹攻，才能迅速攻破都护和都护府。
  从这个史实看，不仅当时北匈奴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同时匈奴在天山中也有一定的势力，因而他们还控制着焉耆盆地及以龟兹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北道各绿洲。是以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①。
  二、班超统一西域，迁西域都护府于龟兹
  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实际是西域各族人民受匈奴奴隶主残暴压迫，不堪忍受痛苦，恳切向汉廷要求遣派都护之请。公元73年班超出使时，西域已归入中国版图一百多年，西域各族人民都乐汉衣服制度，所以班超没有多带军队，仅带吏士三十六人西行。他环顾西域形势，没有先走塔里木盆地北道，而是先走塔里木盆地南道。在那里站稳脚跟后，再拼力歼灭北道匈奴势力，这是重要的战略决策。如果当时班超要先走塔里木盆地北道，阻力重重，一时难于完成使命。
  那时塔里木盆地南道各绿洲虽已为匈奴势力所控制，但并不牢固，班超深知西域各族人民维护统一，共击匈奴的迫切愿望。因而他到鄯善不久，匈奴使者也带着一百多人来到鄯善。班超虽只有三十六人，立即攻歼了匈奴使者及其随员，然后“召鄯善王广，以虏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①。
  从鄯善向西，原有大国于阗、莎车、疏勒，而此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唯匈奴王“遣使监护其国”②。超至于阗后，依靠于阗人民及其出众的谋略、胆略，胁使于阗王广德攻杀匈奴使者后降超，不仅震惊了西域各国，更震惊了西域的匈奴贵族。
  当班超在鄯善、于阗击灭匈奴分裂势力的时候，为匈奴所立的龟兹王建已遣兵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只好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在疏勒绿洲上展开了和匈奴分裂势力的斗争；而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匈奴分裂势力乘都护陈睦被击杀之机，数度发兵进攻疏勒的班超阵地。超虽士吏单少，但依靠疏勒人民，英勇无畏地坚守槃橐城岁余。汉章帝初立，恐超单危不能自立，即下诏征超还。疏勒人民闻讯，“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③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痛哭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④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班超决定再返疏勒。
  疏勒两城自班超离去后，复降盘踞在龟兹的匈奴，而与尉头连兵。超即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又率疏勒、康居、于阗、扜弥兵一万余人攻破了受匈奴势力控制的姑墨石城。班超想乘胜肃清天山以南各国的匈奴分裂势力，即向朝廷上疏请兵，他在疏状中分析了当时西域的形势说：“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地向化。今扜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原归附，欲共拼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不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阢。自臣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倚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⑤朝廷批准了班超的部署。
  班超在汉廷的支持下，首先在公元75年肃清疏勒地区的匈奴势力。建初8年（公元83年）以将兵长史名号与军司马徐斡，卫侯李邑亲至乌孙，大加赏赐，并联结乌孙力量，以图夹击龟兹。当然疏勒是一块战略重地，匈奴费尽心机要争夺这块土地，因此它在失败后，曾先后向康居及月氏借兵，企图挽回败局，但班超都一一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虽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越帕米尔高原，直下疏勒绿洲，攻班超。时班超虽然人数少，不足以御强敌，但他依靠疏勒人民，镇定自若，采用坚壁清野之法，“收谷坚守”。超度月氏军队粮食将尽时，必往龟兹求救，预先即于东通龟兹要道上埋伏数百精兵待敌，后来月氏统帅谢果遣骑赉金银珠玉以贿龟兹，班超的伏兵尽起遮击，袭杀月氏兵，遂即持其使首送往月氏谢统帅处。谢大惊，立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①。超即准其撤退回国。月氏由是大震，只好岁奉贡献。
  匈奴眼看大势已去，龟兹、姑墨、温宿即于永元三年（公元91年）降于班超，至是西域又重新统一在东汉的号令之下，汉廷即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徐斡为长史。班超即把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到龟兹的它乾城，徐斡则屯驻疏勒。这时西域只有焉耆、危须、尉犁几国未平。班超为了先巩固都护所驻的龟兹绿洲，即撤换了由匈奴所立的龟兹王尤利多，而扶持了曾为汉廷侍子的白霸为龟兹王。
  在龟兹地区的政局初步获得稳定后，班超即于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伐叛服无常的焉耆王，“遂斩焉耆、尉犁二王首，传送京师..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王”②。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只有到这时西域的匈奴分裂势力才真正肃清了，才能把西域都护府从乌垒迁到它乾城，从轮台地区迁到经济、文化最发达而又最适中的龟兹绿洲。
  班超在西域活动三十年，依靠东汉政府做后盾，依靠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持，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略，使西域各族人民摆脱了北匈奴的奴役，统一西域全境，使丝绸之路更为繁荣昌盛。永元七年（公元95年）汉和帝下诏赞扬班超的功绩说：“超遂逾葱岭，远悬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恥，以报将士之仇。”据此突出功绩，和帝封班超为定远侯。
  三、龟兹长期受东汉统治
  公元102年7月，班超年老思土，上书乞归家乡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③“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④。超妹班昭也上书，为他委婉陈辞，帝感其言，乃征召超回廷。8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9月，与世长辞，一代英雄，享年71岁。
  班超离西域时，以戊己校尉继任都护的任尚请教了班超统治西域的经验。班超说：“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任尚听后，大不以为然地说：“我以班君当有苛策，今所言平平耳。”①他对班超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上任后为政苛暴，不重视民族团结，仅统治四年时间，西域残余的匈奴分裂势力，又掀起叛乱。一部分叛军围攻了正在疏勒的任尚。任尚上书求救，东汉政府即派梁慬为西域副校尉，率河西四郡羌胡军五千骑救援，并诏征任尚回汉廷，改派骑都尉段禧为西域都护，以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
  段禧、赵博二人仍驻龟兹它乾城，但它乾城较龟兹王白霸所住延城为小，因而西域副校尉梁慬认为它乾城小，难以巩固，乃说服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王室贵族反对，固谏不听。懂既入，遣将急迎禧、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部分当权者反对汉军入城，即纠集姑墨、温宿等国数万军队，围攻龟兹，懂等率军出战，大破叛军。连兵数月，叛军败退，汉军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由是卫戍都护府的军队驻白霸王城。可知设在龟兹的西域都护府，班超及任尚时都在它乾城，到段禧为都护时，开始虽仍在它乾城，不久，就迁驻龟兹王都延城。
  正当梁懂等率军大破叛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时机，由于洛阳离西域路途遥远，消息不通，《后汉书·梁懂传》称：当时“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因而于永初元年（公元108年）东汉政府公然决定撤回西域都护等政府机构，并派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懂、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由是西域残余匈奴势力又开始嚣张，十余年间，西域各族人民
  备受北匈奴压迫之苦，还胁迫各国补交东汉统治时期的所谓“欠租”。同时，以西域为基地，胁迫属国，“共为边寇十余岁”②。河西四郡也不得安宁。于是汉廷采纳了班勇建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③。仍难遏制西域残余北匈奴的势焰，从而于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夏四月，即“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④。
  班勇担任西域长史后，即发扬其父班超之风，团结西域各族人民，逐步平定散居西域各地的匈奴分裂势力。当他于公元123年夏到任后，即于124年正月就威服鄯善、龟兹、姑墨、温宿数国，然后“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利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①。接着于延光四年（125年）秋又发河西各郡兵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败受匈奴控制的车师后部王军就，大获胜利，得首虏八千余人，马畜五万余头，并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斩杀后，传首京师。永建元年（126年）即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又派勇士诛斩了东且弥王，完全平定了车师六国。
  随后，班勇虽于征讨焉耆王后被免职，匈奴呼衍王虽曾一度猖獗，但东汉政府始终统治着西域。东汉在西域都护班超、任尚、段禧之后虽已不设都护，却另设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治理西域，班勇以首任西域长史开其端，其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仍然受着东汉所派的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的统治。仅简列长史及戊己校尉人名于下。
  《资治通鉴》卷53：桓帝元嘉元年（152年）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杀。初，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病痈死”。
  《后汉书·西域传》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侯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闫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东汉对于车师前后部署戊己校尉，以己校尉屯于车师前部，戊校尉屯于车师后部。
  《资治通鉴》卷56：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冬“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宴，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以建宁元年疏勒杀其王也），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汉桓帝末，任西域戊己校尉。
  《资治通鉴》卷57：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六月“于阗
  王安国攻扜弥，大破之，杀其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可知东汉末年，在西域仍然设有戊己校尉及西域长史。
  据此可知，东汉自陈睦、班超、任尚、段禧为西域都护之后，虽曾改设为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却同样执掌统治西域的军政大权，是以东汉时期也同样有效地统治着西域。
  第三节 两汉时期西域都护府位置变动
  西域都护府位置的选择至为重要，因为它是西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中心，是汉廷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有众多的军政各级办事人员及驻军，不仅要位置适中，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以维持各级机构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而两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主要设在轮台的乌垒城及其附近地区；另一个是在龟兹地区。这两者的位置在西域虽都比较适中，唯在经济实力和人力来源说，龟兹地区就远较轮台县的乌垒要强得多，因而自汉至唐的西域都护府主要都在龟兹地区。不妨从人力、气候、土地、资源各方面进行比较。在塔里木盆地各国中人口较多的几国如下①：
  从上列几个大国的人口统计看，以龟兹国的人口最多，几乎比疏勒、莎车、于阗的人口多4～5倍。而塔里木盆地南道五国合起来的人口虽有88460人，稍多于龟兹国，可是这几国的胜兵加起来却只有13971人，比龟兹一国的胜兵还少7105人。可知龟兹国人力的雄厚和兵力的精强，班超所指只要能征服龟兹，塔里木盆地未服者百分之一耳，的确是傥论。如果把长久役属龟兹的尉头、姑墨、温宿数国也计入龟兹人口，则达116517人，而塔里木盆地南道的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合计，其人口也只101760人，不如龟兹国所属人口多。再把乌垒、渠犁、尉犁三国也算人龟兹势力范围，则龟兹势力所属人口可达128797人，更远超过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人力。由于焉耆盆地系天山中盆地，没有算入塔里木盆地。
  如果以龟兹绿洲与轮台绿洲的人力相比，那么龟兹绿洲81317人，轮台绿洲包括乌垒、渠犁、尉犁三国人口也仅12280人，几乎比龟兹绿洲的人口少7倍，其悬殊可见。所以在西汉时代，龟兹局势左右着西域政治的安危，因而班超平定龟兹以后，迫不及待地把西域都护府迁往龟兹，道理就在此。
  汉代乌垒国周围的自然及经济为什么不如龟兹地区呢？就今库车和轮台的平原气候及土壤说，大致相仿，差别不太大。如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全年平均气温为10.7℃，年极端最高气温为41.5℃，年极端最低气温为﹣28.9℃；年日照时数库车为2424.6小时，新和县2886小时，沙雅县3029小时。年生理辐射量为72.4卡/平方厘米，无霜期216天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1.6毫米，最多风向是东北风，常见的大风风向是北风①。而轮台县1949年后多年的气象，年平均气温为10.6℃，年极端最高气温为40.1℃，年极端最低气温为25.5℃，年日照数为2670～2780小时，年生理辐射量为67.6卡/平方厘米左右，无霜期188天，年平均降水量52.2毫米，全年盛行东北风②。从气候看，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和轮台县同属大陆性暖温带干旱气候，都是光照充足，热量丰富，蒸发强烈，空气干燥，多风沙浮尘天气，降水稀少，夏季干热，冬季干冷，无霜期较长，年日温差大。
  在轮台绿洲和龟兹绿洲土壤方面有其相同处，也有其各自的特点。轮台绿洲由于大陆性极端干旱的荒漠生物气候，灌溉水源主要来自山区的雨雪水，在洪水季节富含泥沙。由于迪那、阳霞、策大雅—野云沟诸河流的洪积—冲积作用，形成了山前洪积—冲积倾斜平原，并有发育明显的扇缘地下溢出带，地下水储量丰富。独特的干旱气候和灌溉条件，形成了轮台县的灌溉农业，农区集中分布在山前洪积—冲积扇的下部和扇缘地带上，形成迪那、阳霞、策大雅—野云沟三大灌区。在这三大灌区中其主要成土过程有以生物气候条件为主导因素，形成的自成型带性土壤；有受地域性水文地质因素的作用形成的（水成型、半水成型、盐成型）成土过程，如沼泽化、草甸化、盐化过程。上述各种成土过程，形成轮台县平原区主要土壤类型，有灌淤土、草甸土、盐土、棕漠土、沼泽土、风沙土六大类。其中以灌淤土为最多，占总耕地面积的80.2％③。正是由于汉代西域都护府屯垦乌垒城及其周围地区，和唐代在此屯垦等存在的悠久灌溉历史形成为灌淤土的重要条件。
  而在库车绿洲的农业土壤，主要有库车河、渭干河两大灌区。库车河灌区地处洪积—冲积扇部位，区内海拔为1000～1225米，现有耕地绝大部分系自成型土壤。渭干河灌区地处冲积平原部位，区内海拔965～1025米，现有耕地以水成型农业土壤为主，水成型耕地占灌区总耕地的90.3％，这两大灌区的农业土壤主要为潮土、灌淤土、灌耕棕漠土三种，另还有些水稻土、灌耕草甸土、灌耕沼泽土则分布于渭干河灌区①。其中主要土壤为潮土，大都分布在整个渭干河灌区及库车河灌区南缘一带的低洼地段，海拔1000米以下，这是轮台绿洲少有的。正是由于库车绿洲的灌溉水源远多于轮台绿洲的缘故。因为潮土前身多为草甸土、沼泽土、盐土等水成型土壤，潮土所处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由地下水和灌溉水的双重作用，土体潮湿，氧化还原作用交替发生，剖面中下部常见锈纹、锈斑，但由于多年的灌耕熟化作用，已具备了截然不同于其前身土壤的构型和属性，耕作层深厚松软，常见片状或层状结构的犁底层，并且有一定厚度的灌淤层，其土壤肥力取决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措施，可知土壤潮化和灌溉熟化是潮土形成的两个主导因素。至于灌淤土主要分布在库车河灌区，其次在渭干河灌区村中梁上的老耕地，呈同心圆式分布，分布区一般在1000～1100米上下。这种灌淤土的形成主要是库车、沙雅、新和三县灌溉水源含有较多的泥沙，经过长期的淤积，耕翻搅拦，种植施肥等耕作措施，年复一年，活土层不断加厚，耕层上移，整个土体上部已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灌溉淤积熟化层，厚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因而它具有较高的熟化程度和肥力水平，生产性能特好，适种作物很广，库车城郊一带的灌淤土大部大于2米，有机质含量达15％～30％，种植小麦单产达500斤以上，棉花单产达100斤以上。在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到处可以找到汉唐时期在此屯田开垦的遗迹，可知库沙新绿洲耕垦历史的悠久。
  库车境内的第三种主要土壤是灌耕棕漠土，全部分布在库车河灌区，其中大部在边远耕地，海拔1100～1300米。这是由于棕漠土被垦殖后，经多年的灌溉、耕作、施肥等农业措施的影响，其理化性质发生较大变化，由于土壤得到灌水淋溶，碳酸钙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垂直下移，灌淤熟化层逐渐加厚，土壤结构有了改善，有机质含量明显提高，部分灌耕棕漠土有机质含量高达20％。
  综上可知，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由于水量较丰富，经过几千年的灌溉耕垦，各类土壤都不断得到了发展和改善，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扩大了园艺业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增加了经济实力。
  正是由于塔里木盆地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在库车绿洲和轮台绿洲年降水量仅在50毫米左右，要发展农牧业和园艺业，只有依靠山区较为丰富的降水进行灌溉，才能得到发展。所以在那里必须有了水才能种各类作物，因而农牧各业的发展决定了水量的大小。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必须从乌垒城迁往龟兹，就因乌垒，即今轮台绿洲的水量比库沙新绿洲的水量小得多，可以现在该两地的水利调查为例。
  再说库车、沙雅、新和三县的灌溉水主要来之于渭干河与库车河，塔里木河虽流经这块绿洲的南面，但能为这块绿洲引用的水并不多。这几种水源以渭干河水量最大，多年平均径流量已达25.99亿立方米。较之轮台绿洲的年径流量7.79亿立方米的水量多了3.4倍，如果把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一些山溪水如二八台水等都计算进去，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水量可灌溉面积大大多于轮台绿洲。
  以上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耕地面积为2165600亩，较轮台绿洲的256138亩多8.5倍，即使把轮台绿洲与古代渠犁、尉犁一部分所在地库尔勒绿洲的耕地面积517630亩合计一起共773768亩，仍比库车—沙雅—新和绿洲耕地面积少2.8倍。
  古代乌垒、渠犁、尉犁等耕垦范围大概相当于今轮台及库尔勒市地区。
  以现在库车、沙雅、新和三县面积合计为55460.5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古代龟兹绿洲的面积，这也比轮台及库尔勒绿洲的面积21905平方公里要大2.5倍。
  在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和轮台绿洲的灌溉水量虽都来自天山的雨雪水，但轮台绿洲天山山区各河流发源处远较流经库车—沙雅—新和的河流源头的山体低得多，最高山峰海拔仅4727米，一般山区都在海拔1400～4727米之间，海拔3500米以上的中高山区虽为雪山，但冰雪覆盖不厚，降水量也远较库车、拜城山区的天山少，从而轮台绿洲地区发源于山区的河流水量都比较小，河流也很短，溪水到山口附近就形成断流，可是灌溉库车—沙雅—新和绿洲两条主要河流——渭干河和库车河的发源处虽也在天山，可是这两河源头的天山都是山体高峻，冰雪深厚。渭干河系源于海拔7435.29米的托木尔峰及6995米的汗腾格里峰东缘冰达坂；上游干流为木扎提河，自西而东依次汇合了卡不斯浪河、台尔维其河、卡拉苏河、克孜尔河四条支流。
  自克孜尔千佛洞以上，河流长约272公里，河水宽约50～1000米，集雨面积约16299平方公里，自千佛洞以下称渭干河。由于山区降水很丰富，在海拔3900米雪线以上的托木尔峰地区降水达750～1000毫米，海拔3000米左右山地，年降水量为400～600毫米，如此丰富降水，就使得渭干河的水量几千年来都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流量，保证了拜城盆地及库沙新绿洲农牧园艺业的不断发展。至于库车河（原名苏巴什河）源于中部天山，上游主要有奥其埂巴什、特勒克等三条支流，到中游又汇合克格纳克及卡尔诺两河，到库如力再汇合后，始称库车河，栏杆以上全长约115公里，流域面积约3187平方公里，海拔高约1300～4500米，山后坡度40～65度，河槽宽30～200米，由于河流上游植被较少，每遇暴雨，洪水携带了大量棕色泥流，经引洪输入灌区后，形成了与渭干河灌区明显不同的现代母质，多年平均河水含沙量为4.36公斤/立方米。年输入泥沙量为157万吨，这对灌淤黄土的成土过程产生了强烈影响。
  正是由于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水量大大超过轮台绿洲，不仅耕地面积和各种经济发展，轮台绿洲远远跟不上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同时人口发展也必然受到限制。现在轮台绿洲虽有面积14789平方公里，可是据1982年统计全县只有72357人。而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库车县面积16265平方公里，比轮台县仅多476平方公里，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为304640人，比轮台全县人口多232283人，即多4.2倍。原因就是库车县的水远多于轮台县，是以轮台县虽还有许多荒地，在地下水尚难于充分利用之前，要大量扩充耕地是不可能的。而库车、沙雅、新和三县于1982年的人口合计则更多达555804人（其中沙雅县146864人，新和县104300人）。其中面积仅8223平方公里的新和县，几乎比轮台县面积小一半，人口却超过10万，比轮台县还多31943人，其间根本原因是取决于水的多少。不管是人口，还是经济的发展，在塔里木盆地这样一个极端干旱区域都取决于水的盈缺。这些数字虽然是现代统计数字，但与两汉时期轮台绿洲及龟兹绿洲的自然情况并无多大变化，那时水量可能比现在还要大一些，但也无法改变其基本生态环境。因而以古仿今，用现代科学记录的确切数字更能对汉代西域都护府为什么必然要从轮台绿洲的乌垒城迁往龟兹绿洲就十分清楚了。从而也可知道为什么在西域的开拓史上，比汉代更加强盛的唐代的安西都护府也必须从西州迁往龟兹绿洲，其原因也就晓然于心了。

①《史记》卷110《奴列传》。 ①②《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①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24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 ②《居延汉简考释》卷二：“第二十二燧南至十七燧二十一里。” ③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35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 ①②③④《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①（②（④⑤《汉书》卷96下《西城传下》。 ①《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①参见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二章。 ①《汉书》卷70《郑吉传》。 ②《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③轮台县地名委员会编：《轮台县地名图志》，307页，1985。 ①轮台县地名委员会编：《轮台县地名图志》，307页，1985。 ②《汉书》卷70《傅介子传》。 ①《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②《后汉书》卷88《西域传》。 ①《后汉书》卷47《班超传》。 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47《班超传》。 ①②《后汉书》卷47《班超传》 ③《后汉书》卷88《西域传》。 ④《后汉书》卷47《班超传》 ①《后汉书》卷47《班超传》。 ②《后汉书》卷88《西域传》。 ③《后汉书》卷47《班勇传》。 ④《资治通鉴》卷50《汉纪42》 ①《后汉书》卷47《班勇传》。 ①库车、沙雅、新和三县农业气候区划办公室编：《库车、沙雅、新和三县农业气候手册》，4页，1982。1951～1978年平均数字。 ②轮台县区划办公室、气象站编：《轮台县农业气候手册》，1984。 ③轮台县土壤普查办公室编：《轮台县土壤普查报告》，11页，1983。 ①库车县农业区划办公室《库车土壤》，51页，油印本。 ①《新编轮台县志稿》第一册，第一章，5页。 ②轮台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编：《轮台县综合农业区划》，15页。 ③库车县农业区划办公室《库车县综合农业经济区划报告》，38～39页，1986年9月26日打印稿。 ④沙雅县地名委员会编：《沙雅县地名图志》，2页，1986。 ⑤新和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编：《新和农业区划》，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