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 龟兹王都延城及伊逻卢城的位置
  现在库车地区遗存下来的古城很多，龟兹王都究在何地，有些学者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看法。如黄文弼教授说：“沙雅北莫尔默里北二十里羊达克沁大城，城亦为三重..《隋书》说都城方六里，现此城周约三公里余，范围亦大体相当。因此《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所记龟兹国都可能即指此城。”①新出版的《沙雅县地名图志》中指出：“龟兹都城在两汉、唐时期位于皮朗，魏晋时期龟兹都城在‘伊逻卢’即今日沙雅县夹塔克协海尔古城。”②类似这些说法，与历史记载不符。
  《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王治延城。”没有指出其位置所在。《魏书·西域传》则说龟兹国“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这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位置，就是说延城是在北面天山雪峰以南一百七十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进一步指出：“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其水南流经赤沙山，又出山东南流，枝水左脉焉。又东南水流三分，右二水借东南流注北河。”此即当今渭干河的流向，所称“北河”即塔里木河。接着又说，“东川水出龟兹东北，历赤沙积黎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此处“东川”即指今日库车河（又称铜厂河），因其在渭干河之东，故俗称东川水。这就可知延城不在渭干河流域，而在库车河流域。《北史·西域传》中除肯定龟兹国都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外，还指出所居城方五六里。《隋书·西域传》所记延城位置未变，都城周则肯定为“六里”。《新唐书·西域传》则说：“龟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王）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通典·边防》也记称：“王理延城，今名伊逻卢城，白山之南二百里。”可知到了唐代，原有延城已改称为伊逻卢城。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所记，这个都城的面积已扩大为“城周十七八里”。原来自汉至隋近600年时间中的延城城周仅五六里，至唐时已比原有城周扩大两倍，足见龟兹在唐代的经济和实力都有所发展，都城面积才能大为扩展。
  从汉代延城经魏晋南北朝至唐改称伊逻卢城，其位置都在同一地点，并未迁都，伊逻卢城是在延城基础上扩建而成。这个龟兹国的都城遗址就是现在库车县新城和老城之间的皮朗城，该处正位于大龙池以上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至一百八十里左右，现残存城垣位于乌鲁木齐通向喀什公路的两侧，海拔1073米，1962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对残存城墙测查，城周约7公里，与玄奘所记基本相合，因唐里较现在里数稍小。现在西北墙垣总长350米，墙高1～6米不等，宽1～5米不等，夯筑和土坯铺砌，土坯可能是唐时重筑的遗留，现在城垣为树木掩映，夏日浓荫遮日，秋时硕果覆蔽。
  龟兹古城内现保存土墩三，称为皮朗墩、哈拉墩、哈喀依墩，其中皮朗墩位于库车新、老城连接大道的南侧。皮朗系维吾尔语“大象”意，为一高约10米的方形土堆，四周为民房所绕，传说原为龟兹国王的御苑高台，曾在这里豢养大象。而位于公路南侧的哈拉墩曾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骨器、彩陶片、粗砂红陶和少许铜件，并在陶缸下面的灰土层中，发现一枚汉五铢钱。可知早期文化层的下限直到公元前后的汉代，而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更出土有成组的大陶缸，以及莲花铺地花砖、蓝红砖、筒瓦等物。砖的纹饰与唐代长安出土的铺地砖大致相同，同时还出土了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和开元通宝等，可以证明为唐代遗址①。而考古发掘也证明这个遗址从远古直至汉唐时期一直是一个重要都城，并未废弃过。因而龟兹国王都城也一直在这里。可是有些人却说曾一度迁往今沙雅县西北的央塔克协海尔古城，其唯一根据是说《魏书》、《北史》、《隋书》等都说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黄文弼教授据此而指说：“今皮朗旧城遗址在库车城东郊，北距雀维尔塔格山不过四十余里，与《魏书》所记不合，我疑《魏书》所记延城是另一地。”②他并进一步说：“据《魏书》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现此城（指沙雅西北央塔克协海尔古城——引者）在沙雅县北六十里，而沙雅距库车白山二百二十里，减去至沙雅里数，则此城距白山为一百六十里，与《魏书》所记延城里数大致相合。”③现在有的人也据此而说：“皮朗古城距白山（今却勒塔格山）不足四十里..则新延城一伊逻卢城应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处。”并据此而肯定说魏晋时期龟兹的都城“应为沙雅县英买力乡央塔克协海尔古城”④。
  由此可见，对于龟兹王都延城及伊逻卢城究在何处，众说纷纭的根本原因是对白山的理解有分歧。只有正确确定了白山的位置，才能解决延城及伊逻卢城的具体位置。
  魏良弢先生认为“白山”仅系天山山脉东部一山，“并不靠近塔里木盆地”①。他的史料依据是说：“据日本学者佐口透考证，是天山山脉东部之一山”②。这些考证不符于历史，因为自汉至唐宋时代的我国史学家对白山的概念是明确的，所以《魏书》、《北史》、《隋书》、《通典》等记载，一致都说延城和伊逻卢城是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个别说二百里，请看记载：
  《北史·西域传》：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焉”。
  龟兹国“在伊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
  疏勒国“在姑墨西，白山南百余里，汉时旧国也”。
  《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所记与此相同。可见白山绝不是单指天山东部的一山，而是指终年积雪的天山雪线以上都称白山，即从帕米尔高原迤逦而东，直至伊吾以北积雪的天山区域都称白山。这在魏王泰的《括地志》佚文中早已指明：“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漫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③这条史料从表面看所指白山是在伊吾以北的天山，但在开首就已指明“天山一名白山”，显然在当时人们看来，白山是对整个天山而言。《后汉书·明帝纪》中唐章怀太子李贤引《西河旧事》注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焉，去蒲类海百里之内。”在《太平御览》卷50《地部》的天山条也说：“天山高，冬夏长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铁，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在蒲东一百里。”为什么当时指称天山为白山时，以记载东部天山的事情为多呢？就因汉代与乌孙结盟反对匈奴贵族的骚扰时，匈奴为了切断汉与乌孙的联系，前后三百多年间，汉与匈奴主要是争夺车师族地区，是以《后汉书》卷2《明帝纪》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冬十一月条载：“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这里的“白山虏”就是指游牧于天山中的匈奴族；在记述与窦固同时出征的《后汉书·耿秉传》也载“十七年夏，诏秉与固合兵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这里的白山显然是指天山。
  根据上述各种史书对“白山”的记载，已经清楚地肯定“白山”是指终年积雪不化的天山，凡在雪线以下的山区，到春、夏、秋季节不见有雪，或者很难存留雪的浅山区就不能称为“白山”，我国古代史学家对此很明确。可知黄文弼教授及《沙雅地名图志》等书把却勒塔格山指称“白山”是错误的。因为却勒塔格山是天山南部中段的前沿山，山体以岩石为主，表层仅有少量碎石，黄沙覆盖，不生长草和树木，故称为却勒塔格山，维吾尔语为“荒山”之意，又习称之为“前沿山”。
  却勒塔格山位于库车、新和县北部，离库车县城的直线距离为26公里，山体南北平均宽度约11公里，东西长约58公里，一般海拔只有1900～2200米，最高处为库车河北山龙口西面7公里处海拔2408米，由东到西起伏不平，东接库车县牙哈乡北部克孜勒塔格山峰，南连砾石戈壁，北邻盐水沟，西面延伸为新和与拜城两县间的界山。而库车北部天山于3700米以上的山坡上才终年积雪，因而离县城一百八十里的大龙池海拔2410米尚非终年积雪带，至铁力买提达坂隧道处，海拔3608米，才接近于终年积雪带，这里离库车县城，也即原龟兹王都已达二百里，可知《通典》所说龟兹王都离白山二百里是对的。在古代可能由于天山中森林茂密，降雨雪较多，因而雪线比现在为低；即使这样，也至少要在海拔3000米或5000米以上才是终年积雪带，这样把龟兹王都说成离白山一百七十里当然也是正确的。
  弄清了白山的位置，就可知道从延城至伊逻卢城都是在今皮朗古城地区，并没有迁到沙雅县西北英买力乡的央塔克协海尔古城。
  第二节 匈奴对龟兹的统治
  一、匈奴征服西域
  秦汉之际，以阴山为根据地的匈奴人，在北方草原日渐雄强，到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立为单于后，国力愈强，已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①。于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力向四周扩张。即行“东袭击东胡..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②。这里所说的冒顿西走月氏，时当“汉兵与项羽相距”，即汉高祖刘邦元年至五年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间）。既称出走，月氏至少要离开故地，开始向西北迁移。《后汉书·西羌传》说：“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正是指的这次袭击。至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遗汉书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③这一次进击月氏是“西求”，《汉书·匈奴传》作“至西方求”。可见月氏被冒顿攻破后，早已离开河西走廊，才必须说至西方搜求。足见月氏已西迁至西域焉耆、龟兹、伊犁河流域。在匈奴平定西域，又北服浑庚、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后，即在我国北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从而匈奴疆域就从原来的河套、阴山扩大到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河北北部及山西、陕西北部的黄河以东以南地区，并把辖区的各族人民“皆以为匈奴”、“并为一家”。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间冒顿第一次击走河西走廊月氏的史实。这一次月氏的西迁究竟到了何地？是直接到了伊犁河流域，还是停留在其他地方。应该说匈奴第一次击走河西的月氏，迫使月氏西迁的中心地是在焉耆、龟兹一带。因为这时西域还没有匈奴，而乌孙则已占有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一带，是以月氏西迁必然是沿着疏勒河西进，经罗布泊，沿孔雀河先到焉耆、危须、尉犁及裕勒都斯大草原一带，因为月氏为游牧民族，必须沿着有水草之地迁徙。而焉耆、龟兹及其北的天山一带，正是水草极为丰美的地区，于是月氏又在此建国。敦煌《西天路竟》中焉耆被称为“月氏国”。慧琳《一切经音义》不仅焉耆可称为月氏，屈支也可称为月支或月氏。《五代史会要》称焉耆龙家为“小月氏之遗种”。这些都可见冒顿击走河西走廊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之前，曾在焉耆、龟兹一带天山中居牧。到公元前176年左右冒顿再次罚右贤王向西搜求，再度击败月氏，并征服楼兰、乌孙等二十六国时，大月氏才再度向西迁徙至伊犁河流域，赶走了那里的塞王，重建国家。
  匈奴势力进入西域两年后，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粥继位，号老上单于。尽管这时匈奴已基本上征服了西域，唯匈奴和乌孙仍最切齿仇恨大月氏，因为他们都长期受过月氏的欺凌，都想继续报仇雪耻。此时乌孙已受匈奴控制，要想西击月氏，必须征得匈奴单于同意。所以《汉书·张骞传》说：“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这里指出已徙伊犁的大月氏是被乌孙族赶走，迫使大月氏再徙阿姆河大夏之地。而在《史记》、《汉书》中却说月氏南迁是由匈奴袭击的结果。这两种说法粗看起来有些矛盾，实际并不相悖，正好说明这次袭击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是乌孙和匈奴联军共同击灭。大月氏才又被迫于公元前162年至公元前161年左右再度徙居到阿姆河左岸。
  匈奴、乌孙联军征服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后，不仅提高了乌孙在西域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匈奴在西域各国中的地位和威信，于是开始积极经营西域。自公元前174年左右直至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遣赵破奴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①。这一段大约70年时间中，汉文史籍对匈奴在西域的活动记载很少，但并不意味着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很少。相反，匈奴加紧了对西域的统治，因为汉朝和匈奴在中原及漠南北的争夺日益激烈，匈奴贵族更需要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来支援对汉的战争，特别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位以后，由于汉初国力的增强，即连续发大兵出击匈奴。开始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遣三十余万精兵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县）旁山谷中，诱匈奴军前来，因谋泄而未成。以后汉、匈之间又经过多次战争，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派大将军卫青出云中，夺取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并募民十万前往屯牧。接着又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两次出陇西及河西走廊一带，袭击匈奴右地，大败匈奴军，并降浑邪王部众，于是汉设河西走廊四郡，募民实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再出大军，袭击漠北匈奴王廷，取得大胜。汉朝对匈战争取得这三次大胜后，自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以“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①。可知匈奴右部王的活动中心已移至天山东部一带。
  匈奴在中原及漠南北的失败，必然要进一步加紧对西域的控制，把主要根据地放在西域，因而加重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用以支持对汉战争。自匈奴占领西域后，经过几十年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汉武帝向西域用兵时，匈奴在这里的势力已足够强大，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统治，所以当时汉朝文武官吏已认识到西域已成为匈奴的“右臂”，“西方之援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西域已成为匈奴政权强有力的后方基地。
  二、匈奴在龟兹统治的主要措施
  1.日逐王及其僮仆都尉
  由于匈奴在大漠南北的不断失败，西域在巩固匈奴的政权方面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匈奴在西域有呼衍、日逐二王，呼衍王驻蒲类海，日逐王驻地在焉耆之北。《汉书·匈奴传》称：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狐鹿姑单于立，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而《汉书·西域传》又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由此可知设置日逐王僮仆都尉机关的时间约为公元前93年左右，因为狐鹿姑单于立于公元前96年，即立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后遂立日逐王，所称数年，至少在两年以上，这样可以大致确定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93年左右。
  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僮仆都尉，顾名思义是专管奴隶的统治机构，即匈奴贵族视西域各族人民为自己的奴仆，胡三省注称：“匈奴盖以僮仆视西域诸国，故以名官。”②这就是说匈奴贵族可以像对待奴隶一样任意掠夺西域各国的人力用作奴隶生产和充当战争炮灰，平日更可残酷压榨西域各族人民的财富，供匈奴奴隶主的淫欲享受，达到挥霍无度，人民白骨遍野的程度。这就是“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深刻含意。
  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一方面是以焉耆盆地为中心的地理位置在西域比较适中；另一方面由于匈奴为游牧民族，必然先掠夺和占有西域最好的水草之地。从匈奴所设僮仆都尉地点看，焉耆盆地及裕勒都斯草原和巩乃斯河上游一带是匈奴部落人民游牧的重要基地。这样匈奴贵族不仅有十分富饶的游牧区域，同时又可牢牢控制着焉耆盆地和龟兹绿洲，所以西汉时的西域都护府始终难于进驻龟兹，直到东汉班超再度统一西域，才抑制了龟兹、焉耆的匈奴势力。而在前后汉数百年间龟兹、焉耆常受到匈奴残余势力的骚扰和控制，原因就在龟兹、焉耆的天山中有不少匈奴游牧部落，时刻威胁着龟兹、焉耆的农业区域。
  2.实行人质制度
  匈奴为了培养亲信，还对西域各国实行人质制度，用以控制各国王室。如对楼兰、龟兹、焉耆、车师、于阗等国的人质尤为重视。公元前108年左右，赵破奴破楼兰，楼兰即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①。这时龟兹已受匈奴统治，因此所说的“质于龟兹”，实际就是质于匈奴。后汉时焉耆左将北鞬支②，龟兹王身毒、建③都曾质于匈奴。这些人质在匈奴王廷中生活的时间长短，均由匈奴统治者视各国的形势发展而定。如果需要，随时可派他们归国，或立为国王，或担任大臣，或担任军事指挥。这些人被拥立后，实际成为匈奴在龟兹、焉耆等国的代理人，完全听命于匈奴的号令，成为匈奴统治者在龟兹最可靠的支持者和耳目。
  3.设置监国和派使团
  匈奴派使者或使团巡历各国，督察动静；或在战略重地，设置监国，进行军政控制。由于龟兹向为西域大国，所以匈奴征服西域后，即向龟兹派去监国和使团。《汉书·傅介子传》称：“先是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由此可知，匈奴贵族对楼兰、龟兹、乌孙各国督察甚严，稍有动静，就督察各国统治者诛杀异己，特别是汉使西进，千方百计鸣鼓攻杀。对匈奴稍有不满，也会立遭诛杀。如《后汉书·班超传》称：永平十六年（73年）“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当时龟兹、焉耆于西汉时代所以敢一再反抗汉朝的统一事业，就因那里长期受匈奴势力的
  控制，从而成为分裂的根据地。
  4.苛征各族人民财物
  匈奴贵族对西域千方百计巩固政治上的统治，目的是要掠夺西域各族人民的财富，供其享受。他以加重赋税作为主要的掠夺方式。《后汉书·班勇传》载：“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对此，胡三省注称：“备，偿也。西域属汉之后，不复以马畜、旃罽输匈奴；及与汉绝，匈奴复遣使责其积年所逋。逋，欠也。”①从这简单记载中可知匈奴的僮仆都尉向西域各族掠夺的主要物品是马畜旃罽。马畜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旃罽则属手工业产品，自属匈奴统治者所必需。唯并不限于此，还从龟兹王所居的绿洲掠夺了粮食和作战用的弓矢等铁器。因为匈奴贵族虽以肉食、奶乳制品为主，但仍还需一定的粮食，这就全靠榨取绿洲农民而得。而频繁的掠夺战争更需许多武器，龟兹、焉耆一带正是铜铁煤炭十分丰富的地区，加以龟兹适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冲衢，这对匈奴同样具有垂涎欲滴的诱惑力。因为控制了龟兹就等于控制了南来北往、东进西去的财源通道，从丝路贸易中可以得到无穷尽的财富和世界珍宝。匈奴统治者就是依靠征收赋税，掠夺和垄断丝路贸易中，从龟兹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获得了数不尽财富，这对匈奴巩固在西域的奴隶主政权，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史书上把西域称为匈奴的“府库”，主要是指经济上而言，那么龟兹可以说是匈奴“府库”中的“府库”。正因为如此，匈奴统治者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虽然节节失败，但他始终死守龟兹这块肥肉不放，除非把他彻底打倒，否则是决不会退出龟兹的。所以英雄班超说：“若得龟兹，则西域未得者百分之一耳。”②可见龟兹是匈奴统治西域时期最重要的根据地，这是由他的人力、物力和地理位置的各种优越条件所决定。
  由上史实可知，由于匈奴帝国在公元前3世纪于阴山一带建立后，在与汉朝的交往中，吸收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使匈奴比其他草原民族提前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经济文化也明显的高于其他草原民族，因而从公元前176年左右征服西域各部后，到公元前101年西汉屯田轮台、渠犁止，已统治龟兹75年。在这期间匈奴虽在龟兹设官置守，驻扎军队，征收赋税，加重了龟兹人民的负担，但随着匈奴势力的进入龟兹，勇敢而聪明的龟兹人民也吸收了匈奴文明中先进的成分，加速了龟兹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使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龟兹文明向前迈进了一步，并逐步走向昌盛；不久兼并了轮台、渠犁、乌垒，并迫使扜弥为属国，成为西域大国之一。
  当匈奴统治龟兹时，龟兹凭借匈奴的力量进行了扩张。当时龟兹隔塔里木河南邻且末、精绝、扜弥，其中以扜弥人口多，实力较强。《汉书·西域传》称：“扜弥国……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四百五十人。”位于克里雅河中下游，当塔里木盆地南道丝路中段，具有较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张骞于公元前119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走访扜弥，《史记·大宛列传》称：“骞既至乌孙..骞因分遣副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可见扜弥地位的重要。龟兹统治者选中扜弥作为向南道扩张的突破口，目的就是想要控制丝路南道，争夺国际商贸大量财富。至于龟兹何时征服扜弥，史书未见记载，仅知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时，扜弥已隶属龟兹，因为《汉书·西域传》指出：“初（指公元前101年——引者注），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由此可证，公元前101年以前，扜弥已为龟兹征服。
  龟兹征服扜弥后，在西域威势大震，亟想进而攻取轮台、渠犁。无奈，汉武帝已遣李广利西攻大宛，并在轮台、渠犁屯田，从而暂时打断了龟兹向东扩张的欲望。
  第三节 龟兹王室为汉朝统一西域
  自汉武帝制定“断匈奴右臂”战略，并于公元前101年屯田轮台、渠犁后，汉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都优于匈奴的制度和文化，即汉朝的封建制度明显地优于匈奴的奴隶制度，同样汉朝的封建经济、文化也优于匈奴奴隶主的经济文化。所以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为西域各族人民所向慕，特别是那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令人炫目而歆羡的丝绸、漆器等更为龟兹人民倾倒。这些必然为西域的匈奴统治者所忌妒，千方百计阻挠汉朝势力进入西域，但一切先进的物质文化，在各族人民心中都是无法战胜的力量。
  到了汉昭帝时，为了扩大在西域轮台、渠犁的屯田，即以在汉为质的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率军屯田轮台。于是引起了龟兹王室中一些亲匈贵族的恐惧，即由贵人姑翼在龟兹王前进谗言：“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①当时在匈奴势力仍然控制龟兹的情况下，龟兹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姑翼等贵人聚兵攻杀汉在轮台的屯田军，赖丹也同时被杀害。可是从公元前77年起，匈奴内部发生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前74年至公元前72年匈奴单于壶衍鞮为摆脱对汉作战的困境，把矛头移向乌孙，出兵攻击乌孙，在乌孙东境侵占了车延恶师地，从而激起了乌孙人民的愤怒，即与汉合力，于公元前72年至公元前71年间彻底歼灭了位于蒲类（今巴里坤）草原的右谷蠡王廷。于公元前71年汉宣帝命长罗侯常惠去乌孙犒赏乌孙击匈奴有功人员的同时，在返回途中即调乌孙、疏勒、莎车诸国兵5万人，向龟兹进发，责问龟兹杀赖丹之罪。这时在位的龟兹王已是绛宾，他承认杀赖丹之事，但说：“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①即缚姑翼送常惠处，惠即斩姑翼以报杀赖丹之仇。
  由此可知绛宾王对过去龟兹王室少数人亲匈仇汉所犯下的罪行的处理果断而坚决。说明在汉朝势力进入西域后，汉和匈奴的激烈斗争中，他已初步见到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优于匈奴，内心已十分倾慕汉朝，决心要摆脱匈奴的奴役，逐步靠拢汉朝，以发展龟兹的经济文化。于是绛宾王一反故王时对汉采取的模棱两可态度，和西汉王朝采取十分友好的关系，其间当然受到乌孙和汉结盟的不少影响，因为在车师路被截断时，乌孙去中原的道路主要是通过龟兹经楼兰进玉门关东去长安。这些频繁的往来，自然也给龟兹带去了不少汉朝经济文化的累累硕果，繁荣了龟兹社会。
  绛宾登位后，主张仿效汉朝，以礼乐治国。他酷爱音乐，提倡歌舞。深感龟兹的政治制度很不完善，乐器也不够丰富。急需吸收汉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以进一步推动龟兹社会的发展。绛宾为了结好汉朝和乌孙，首先遣使到乌孙，求与解忧公主和翁归靡所生女儿弟史结为夫妻，以便同汉朝及乌孙结成亲密关系。
  公元前71年，正逢解忧公主派其女儿弟史到京师长安学鼓琴，路过龟兹，龟兹王绛宾早已风闻弟史出色的姿容和音乐天才，内心倾慕已久，只是无缘相会。今日苍天作美，路过龟兹，绛宾怎能不喜出望外，他决心把弟史留住。为了欢迎弟史的到来，他特意在王宫中安排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音乐会，邀请龟兹国著名乐师演奏了独具龟兹风韵各种乐舞。弟史看后，甚为赞赏。绛宾也彬彬有礼地邀请弟史弹奏一曲琵琶。弟史那端庄的仪态和以轻盈的动作，弹奏出的悠扬的旋律，和谐的音韵，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绛宾更听得如醉如痴，曲罢歌终，喝彩声回荡不绝。绛宾对弟史也更依恋难离，再一次遣使赴乌孙解忧公主处，表达了自己欲娶弟史为妻的迫切心情。此次得到了翁归靡夫妇的应允，成为西域民族关系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弟史和绛宾结婚后，住在龟兹，夫妻十分恩爱。解忧夫妇感到弟史学业未就，便向汉朝上书，希望朝廷将她的女儿征召入朝，当做皇室宗亲的女儿一样看待，以便继续深造，学习鼓琴；绛宾得悉此事后，也上书汉朝，愿同弟史一同入朝，获准后，即忙碌地备办了进京的礼品，然后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绛宾和夫人弟史一同来到京城长安。宣帝召见，绛宾向他进贡了龟兹的名贵乐器：羯鼓、觱篥。皇上除赐以黄金彩缎外，特赐给了金印紫绶，表示龟兹是西汉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件事发生在西域都护府还未成立之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后，府治设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这与绛宾王的倾心向汉分不开。因为乌垒当时属龟兹管辖，是龟兹东面的边防重镇，足见绛宾对西域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绛宾和弟史到长安后，宣帝刘询就命令以接待国王和公主的礼仪款待他们夫妇，又命协律都尉（掌管校正乐律的官员）帮助他们学好汉乐。绛宾为了对汉朝的政治、文化多做一些考察和研究，和弟史在长安住了一年，学到了许多东西，才返回龟兹。
  以后，绛宾和弟史又数次到京师朝贺和学习，《汉书·西域传》说他“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很清楚，绛宾王在境内尽力传播了汉朝先进的礼仪制度，对汉朝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那时有些故步自封的人讥讽说：“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赢（即骡子——引者注）也。”①绛宾根本不管这些流言蜚语，他认为只要对国家统一有利的事就坚持去干，并叫自己的儿子以汉朝外甥自居，世代服从汉朝的政令军令，为维护国家统一效力。
  绛宾王之子丞德秉承父亲教诲，继续执行亲汉政策，并为维护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汉书·西域传》赞称：“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在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丞德曾统率龟兹兵剿平了专搞分裂的匈奴郅支单于。
  原先在匈奴握衍朐鞮单于执政时，生性凶暴，任意杀戮，遭到多方反对，于是姑夕王与乌禅幕和左地众贵人共立稽侯珊为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因暴恶失众自杀。呼韩邪单于执政数月后，即将避匿于民间的其兄呼屠吾斯找回，立为左谷蠡王。一年后，匈奴出现五单于互相厮杀，呼屠乘机在东部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简称郅支单于。自以为羽毛已丰，即进行扩张，击杀了闰振单于，乘胜又击败有恩于他的呼韩邪单于。郅支即进驻单于庭，呼韩邪则兵败归汉，从此，匈奴即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呼韩邪部称为南匈奴，郅支单于称为北匈奴。
  郅支统一北部匈奴后，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再无力北返；可是呼韩邪在汉朝政府支持下，原已散居各地的匈奴逐渐归服，在安定环境中，较短时间内取得人畜两旺。汉即发兵护送呼韩邪单于北返，消息传出，郅支惊恐，自知难以取胜，即行西破呼偈、坚昆、丁令三国，即迁都于此，并威胁乌孙，十分衔恨汉朝助呼韩邪而不帮助他，因而困辱汉使江乃始等，后又杀死护送郅支侍子的汉使谷吉等，公开打出了反汉旗帜。适逢此时乌孙和康居间发生草场纠纷，那时乌孙势强，康居自知难敌乌孙，于是康居王与诸贵族合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阪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以立之，长无匈奴忧矣”②。于是康居即遣使臣往迎郅支。郅支大悦，以为是扩张北匈奴势力的难得良机。
  郅支抱着这种别有异图的毒计进入康居后，密结党羽，扩大分裂势力。《汉书·陈汤传》指出：“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虐民人，殴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其骄嫚如此。”可知郅支不仅蓄意分裂，而且进入康居后，也弄得康居鸡犬不宁，遭到康居各阶层人民的怨怒。所以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陈汤带领汉胡军队四万余人分两路大军直趋康居郅支城时，经过激烈战斗，全歼了郅支军队，并杀死了郅支，消除了分裂祸根。这里所说的胡军就包括了丞德所带的龟兹军。史书虽未明说胡军包括哪些绿洲城邦军队，但却在《汉书·陈汤传》指出：“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斋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可知这次出征共征召了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十五个城邦的王及其军队参加了，几乎包括了塔里木盆地周围各主要城邦在内。也可知郅支单于表面虽气势汹汹，但分裂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遭到了龟兹为首的各城邦的怨怒，更可证丞德助汉斩郅支，符合龟兹人民的愿望，丞德也为西域的统一事业立了功。
  可是到公元9年，王莽篡夺西汉的统治权后，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引起西域各地统治者的不满。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车师后王须置离因不堪王莽数派使者前往西域的供应重负，谋图叛汉降匈奴，为西域戊己校尉刀护侦悉，即械送都护但钦处斩首。于是须置离兄狐兰支即将须置离众二千余人连同畜产亡降匈奴。而汉驻车师一带的屯田士卒也因不堪压榨而发动兵变，在陈良、终带、韩玄、任商等共谋下杀死了戊己校尉刀护后，率士卒投降了匈奴。时都护但钦在埒娄城，该地因靠近焉耆，即在匈奴主指使下，焉耆发兵杀都护但钦，举旗反汉。由是东起哈密，西至焉耆的广大地区又落入匈奴分裂势力之手。
  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又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出西域，谋图挽回颓势，并报杀但钦之仇。龟兹王丞德积极支持，与莎车王共同出兵七千余随军征讨焉耆。王骏即兵分数路入焉耆，于是焉耆诈降，却设伏险要地段，待王骏军深入，均中伏被歼，王骏也被击杀。戊己校尉郭钦因从另路进入焉耆，斩杀了一些老弱后即行退回塞内。都护李崇只好收拾残部，在丞德保护下，退入龟兹。与龟兹军民共同战斗，共守西域，直至王莽新朝的灭亡，不久李崇也死于龟兹。可见在西域形势危急情况下，龟兹王丞德仍然赤胆忠心，守卫着汉朝的西域疆土。
  西域都护李崇在龟兹去世后，适逢中原农民大起义，王莽已无力顾及西域，都护无人接替，于是天山南路形成混战局面。一些较大的绿洲城邦吞并了周围绿洲较小的城邦。如龟兹兼并了姑墨、温宿、尉头。焉耆兼并了危须、尉犁、山国。疏勒兼并了休循、捐毒、依耐、蒲犁。于阗兼并了皮山、扜弥、渠勒。鄯善兼并了且末、精绝、小宛、戎卢。在这相互兼并过程中，莎车国利用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水土资源，逐渐崛起，开始了莎车王贤的称霸活动。
  在西汉统一西域时，莎车人口只有16373人，兵3049人，还少于龟兹、焉耆、疏勒、于阗、扜弥等国，但莎车位于叶尔羌河流域，水量充足，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在西汉统治的百余年内，学到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灿烂文化，还经常派人到内地去学习。当时乌孙是西域最强之国，公元前66年前后，莎车老王逝世，那时莎车国力尚微弱，亟须有可靠的依托，于是莎车统治集团“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①。这时正是东西方丝绸之路畅通的黄金时代，莎车绿洲正当塔里木盆地南北丝绸道的交会口，从这里不仅可上帕米尔高原西去地中海周围各国，同时也可经疏勒西出中亚至欧洲，商业繁华，过境关税颇丰，所以到西汉末年，一跃而成为塔里木盆地的大国。因而残余的匈奴分裂势力蠢动时，能挺身而出和龟兹一起反对匈奴的分裂活动。
  由西汉宣帝批准的解忧公主次子万年为莎车王时，因当时万年正在汉廷学习，当即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至莎车。万年继承莎车王位后，因措置乖戾，遭到莎车人的反对，即在原莎车王弟呼屠徵为首的策动下，杀害了万年及汉使者。即由呼屠徵自立为王，适逢汉使卫侯冯奉世往大宛送客，行至鄯善国伊循城听到万年被害事，即于公元前65年发诸国兵15万人击杀了呼屠徵，另立莎车王延之父为莎车王。
  原来莎车王延于汉元帝时，曾为侍子，长于京师长安，慕乐中国，曾参与典法，常告诫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②。所以他在莎车执政后，仿效汉朝政制及礼乐，国势渐强。当王莽篡位时，匈奴残余势力又掠有西域，所以他挺身而出，和龟兹王弘一起抗击匈奴。可惜他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病逝，即由其子康继任为王。
  莎车王康继任为王后，秉承其父的教导，继续执行亲汉政策，亟力维护统一。他不仅和龟兹王一起抗击匈奴的分裂活动，还考虑到龟兹地处抗匈前线，为了维护汉朝驻西域官吏人员和家属的安全，特将他们千余口迎至莎车，予以保护；另还经常派人到河西走廊一带探听中原消息。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基于康对汉的忠诚及维护统一的功绩，令敕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均听其号令。
  建武九年（公元33年），莎车王康病逝，由其弟贤即位为王。从这时开始，随着莎车经济、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莎车王贤已一反他父辈那样反对匈奴的分裂叛乱，而是把矛头指向邻近地区的兼并与屠杀了。首先征服了扜弥和子合（今叶城县境），并杀死了扜弥王和子合王，然后派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去做王。还于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派使者到汉廷，要求委派他做西域都护，汉光武帝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仅授予大将军印绶，贤由此仇恨汉朝，于是一面自称大都护，号令西域，一面则进行兼并，对各地加重压迫剥削。在公元45～46年间西域的焉耆、鄯善、车师前部等十八王都派侍子到汉，恳切要求汉光武帝遣派都护到西域。光武帝以匈奴没有平定为理由，错误地以“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①之语搪塞。由是引起了西域的混乱。有些城邦不得已只好投向匈奴，龟兹王弘也在匈奴的压力下抛弃亲汉政策，投入匈奴怀抱。
  莎车王贤见汉廷不派都护，十分骄横，乘机于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攻破鄯善；冬天又攻杀了龟兹王弘，派其子则罗为龟兹王，不久，恐则罗年少，难服龟兹大国，即在龟兹东境另分立乌垒国，以驷鞬为乌垒王，另又兼并了温宿、姑墨数国，即立各该国贵人为王。
  莎车王贤对龟兹人民的残酷统治以及难于承受的徭役、兵役、赋税、商税的惨重剥削，激起龟兹人民的强烈反对，“数岁，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驷犍，而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②。从此龟兹王族由亲汉派改变为亲匈派掌权，并成为东汉前期匈奴分裂势力在西域的重要根据地，给东汉的统一西域设置了重重障碍。
  第四节 匈奴勾结龟兹权贵扩张势力
  身毒王显然不是绛宾一系的王族系统，而是匈奴贵族在龟兹入中挑选的有资产、有实力的亲匈奴的龟兹权贵。所以取名身毒，很可能已信佛教，或早就定居龟兹的印度商业资本家。在西汉末年中原王莽篡位后，战乱不断，都护不派，于是西域各城邦开始相互兼并，于今龟兹境内形成了龟兹和姑墨两个城邦集团。龟兹的势力范围是现今的库车、沙雅、新和、拜城、轮台和库尔勒、尉犁的西境等地；姑墨也乘机扩大了自己的领地。
  姑墨，又称亟墨、拨换、跋禄迦、积善、葛禄，位于今阿克苏绿洲，为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中较大的城邦。西汉时有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东与龟兹接壤，北、西与温宿为邻，西南与尉头相连，南则为莎车于阗，王莽篡位时，姑墨王丞乘机兼并了尉头，即辖有今阿克苏、阿瓦提、柯坪、巴楚数县。当王莽于公元16年派王骏、李崇、郭钦征讨受匈奴嗾使而叛汉的焉耆时，姑墨王丞
  实际早与焉耆有勾结，此时却佯许出兵助汉，以致王骏率军进入焉耆盆地中伏时，姑墨军即乘机在阵前倒戈，使王骏全军覆没，引起王莽极大震怒，即改姑墨为“积善”，意为改恶从善。唯姑墨王丞却继续投靠匈奴，进行扩张，利用混乱时机，兼并了近邻温宿国，史称：“王莽时，其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①正当姑墨国向周围扩张时，比它势力更强的莎车王贤诈称都护，向周围诸国胁降时，决不会坐视姑墨王的扩张，很快就发兵攻灭姑墨，并杀其王，温宿也被迫降莎车王，于是莎车王均置将镇守。
  莎车王贤对被其征服城邦的统治十分残酷，不仅任意屠杀，并强征高额赋税，引起诸城邦的强烈反抗，于是莎车王延在各绿洲人民群起反抗下，很快走向衰落。汉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于阗贵族都末杀死了莎车王派驻于阗的镇将君得。由是于阗贵族休莫霸在汉人韩融的帮助下又杀死了都末兄弟，自立为王。并与扜弥联兵攻杀了皮山的莎车镇将，贤派太子相国率兵二万前讨，被休莫霸军打得惨败，贤又亲率兵数万往攻，又遭失败，脱身逃归。休莫霸乘胜围攻莎车，不幸中箭身亡，于阗兵即退回。这时龟兹及匈奴联兵进攻莎车，也未取胜。而于阗国相苏榆勒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于阗王。广德被推为于阗王后，即率军攻灭莎车，并杀死了嚣张一时的莎车王贤。然后又相继降服了扜弥、精绝、小宛、戎卢、渠勒、西夜、子合、德若、蒲犁、疏勒等国，成为塔里木盆地南道最强之国。而龟兹、匈奴合力进攻莎车虽未获胜，龟兹却在此时依仗匈奴势力兼并了姑墨、温宿诸国，成为塔里木盆地北道的强国，形成了塔里木盆地龟兹、于阗争霸的新局面。
  可是西域的匈奴残余势力听到于阗王广德杀贤灭莎车和兼并莎车属国为己有后，匈奴认为这是它南进的最大障碍，因而立即纠集一些亲匈伙伴急攻于阗：“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犁、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②龟兹依仗匈奴势力，大获战争利益，获得了扩张资本，就举兵攻打战略重地疏勒。
  疏勒古国，西汉时有1510户，18647人，胜兵2000人。喀什噶尔河横贯全境，绿洲面积大，水土肥沃，特别是位处塔里木盆地南、北丝绸道的交会点，是重要的商业都市。《汉书·西域传》已指出“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正是由于疏勒处于交通和商业重地，所以人口发展很快，到《后汉书·西域传》已说，疏勒国有2.1万户，胜兵3万余人。这里虽未列人口，单从户数及胜兵数看，东汉比西汉增加10倍以上，可见发展之快。所以东汉初期，不论人口及经济实力看都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因而以龟兹为根据地的匈奴分裂势力，必须进占疏勒，才能控制和称霸塔里木盆地。遂即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龟兹王建在匈奴分裂势力支持下攻杀疏勒王成，并派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
  这时东汉政府为了统一西域，已决定派军司马班超率吏士36人驰赴塔里木盆地南道。班超已从鄯善、于阗、莎车，一路过关斩将，驰赴疏勒。即于汉永平十七年（74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劫缚兜题，并以宽大胸怀，把兜题放归龟兹，另立疏勒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班超则进驻疏勒盘橐城，以保卫西域疆土。
  在东汉政府派出班超的同时，还于公元74年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暂驻焉耆，郭恂为副校尉，统兵随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车师后部金满城；关宠为己校尉，屯车师前部柳中城。唯匈奴贵族决不会甘心于失败，即于汉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逝世时，勾结亲匈的龟兹、焉耆统治者杀死都护陈睦，同时派匈奴军队与车师军队一起分头围攻柳中城和金满城的汉屯田军，迫使撤回内地。班超也在章帝初立的错误决定下，奉召回朝。龟兹王建闻讯，万分高兴，立即在疏勒以武力胁迫未降者。可是由于疏勒、于阗人民的恳留，班超又从于阗重返疏勒。目见龟兹王建对疏勒人民的暴虐行为，立即举兵和疏勒人民一起打败了龟兹王建的军队，并把它赶出了疏勒。到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超又率领疏勒、于阗、扜弥、康居一万人攻占了龟兹属国姑墨石城。
  班超义无反顾的连续出击，不仅斩断了龟兹王建的称霸梦想，并在连续丢失疏勒、姑墨的战略重地后，必然引起匈奴及龟兹亟欲称霸的贵族的不满，从而在匈奴的授意和支持下，龟兹贵族废黜了建的统治，另立龟兹贵族尤利多为龟兹王。龟兹王弘和龟兹王建倚仗匈奴贵族扩张势力，最终不仅受到龟兹人的唾骂，而且被主子匈奴贵族一脚踢出历史舞台。
  公元78年前后，尤利多倚仗匈奴势力和龟兹亲匈贵族登上了龟兹王的宝座，即在同年集中全力反攻班超军，夺占了姑墨，所以在班超给章帝的奏折中指出：“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①可见姑墨已为尤利多军进占。
  尤利多攻占姑墨后，即派人至莎车、疏勒进行策反，试图孤立班超，动摇东汉在西域的抗匈基地，重建霸业。果然莎车率部首先响应，举兵降龟兹，接着疏勒都尉番辰也率部降龟兹，在此险恶形势下，疏勒王忠始初举棋不定。后来莎车王送去重利，疏勒王忠也投向匈奴，龟兹即“西保乌即城”②。这时班超虽然兵单势孤，仍然镇定自若，依靠疏勒、于阗等地人民，汉朝政府也派去少数支援部队。于是他运用智慧，首先发于阗诸国兵2.5万人进攻莎车。莎车王齐黎急向龟兹求救，尤利多鉴于莎车的战略地位，即派左将军檄调姑墨、温宿、尉头兵5万人往救。但在班超的巧妙战术运用下，终于以少胜多，攻灭莎车。尤利多惨败后，只好回守本土。随后班超即立疏勒府丞成大为疏勒王，组织疏勒人民进攻乌即城，活捉了叛汉投匈的忠，安定了疏勒。
  公元90年，随着北匈奴在东汉名将窦宪、耿秉等的不断打击下，势力大衰，北匈奴遁逃，车师前后部率众降汉。尤利多在莎车、匈奴、车师相继降汉后，自知称霸梦破灭，走投无路，即于公元91年率姑墨、温宿、尉头属国降汉，班超即立曾为汉廷侍子的白霸为龟兹王。《后汉书·班超传》称：“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指司马姚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东汉政府即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斡为长史，都护府暂设在龟兹东面的它乾城，徐斡屯田于疏勒。
  第五节 龟兹白氏王族的兴起
  从公元46年起，由于东汉初建，难于顾及西域，于是匈奴残余势力乘机进行分裂活动，并进占龟兹为根据地，把龟兹王族绑在战车上，四处扩张，直到公元91年白霸登位止，共经历45年的战争岁月。在这段纷乱的灾难年代里，严重破坏了龟兹的社会经济，也妨碍了龟兹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
  公元91年，白霸在东汉政府的扶持下登上龟兹王位后，首要任务是稳定社会，大力发展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因而他于公元94年带领龟兹军队和班超一起剿灭了依恃匈奴势力，负隅顽抗的焉耆国，清除了睡在卧榻之旁的不稳定因素。，
  新任都护班超把西域都护府搬往龟兹后，他坐镇它乾城，根据西域各族各城邦的具体情况，实行“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①的政策，团结了天山南北大多数人民，各城邦和牧区人民都相安无事，社会稳定，丝绸之路畅通，西域各族各地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白霸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推进了龟兹的政治和经济。
  白霸曾为汉朝侍子，长期居于京师洛阳，不仅熟悉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并且热爱汉族的礼乐制度。为此，他登位后首先改革了龟兹的政治，密切了与东汉政府的关系，并千方百计发展经济：一方面疏通丝绸道，繁荣东西方商业贸易，增加收入，同时重视发展龟兹地区农业、畜牧业、园艺业、手工业，用以丰富本地市场，满足外商需求。另外还注意吸收汉文化和其他国外文化，给龟兹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以提高本地人民的素质。所以在白霸统治龟兹的十多年时间里，不仅医治了几十年动乱的创伤，并且稳定了社会，发展了经济文化，提高了龟兹在西域的地位。
  不过龟兹是匈奴分裂势力长期盘踞的根据地，所以白霸登位后，一部分亲匈贵族仍然潜藏于龟兹社会内，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当班超于公元102年因年老体弱，奉诏调回关中，由任尚接替班超为西域都护。因任尚性情暴戾，不注意民族关系，一意孤行，引起西域各族人民的不满，于是匈奴残余势力，复积极煽动各地人民反汉，并于公元106年围困任尚于疏勒。汉廷即撤换任尚，另派骑都尉段禧为西域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居它乾城，该城不仅小，且处平原，无险可守，一旦有事，难于自固。西域副校尉梁懂即向白霸说明情由，要求西域都护府也迁往龟兹王都——延城内，“共保其城，白霸许之”①。可是一部分有亲匈奴思想的贵族却坚决反对，一再向白霸谏阻此事。白霸从维护统一出发，坚决反对了那些亲匈贵族的阻挠，并顶住了一切压力，让西域都护府机构及其军队八九千人全部迁驻王都延城内。这时潜伏在龟兹境内的亲匈贵族，立刻纠集残众，竖起叛汉及反白霸的旗号，并嗾使温宿、姑墨亲匈贵族，集数万兵围困龟兹王城。梁懂等率兵出战，大败叛军，并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②。
  唯于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随着河西羌人大起义的烽火，西域匈奴残余势力又乘机煽风点火，社会动荡，道路阻隔，檄书不通，东汉政府决定撤回西域都护，并“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懂、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③。于是匈奴残余势力复炽，龟兹境内亲匈势力复占上风，而白霸执政后，一贯拥护东汉政府，铮铮铁骨，从未向亲匈势力屈服，不失为维护统一的英雄楷模，必然成为亲匈分裂分子的眼中钉。因而亲匈势力抬头后，在匈奴的支持下，龟兹亲匈贵族即罢废白霸，改立亲匈的白英为龟兹王。
  白英为亲匈派龟兹贵族拥立为王后，自然要为匈奴贵族效力。而在河西羌汉人民大起义时，匈奴再度入侵西域的目的，就是想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联合羌人进攻东汉。因而留存西域的匈奴，胁迫龟兹、疏勒诸城邦抽调军队，随其搞分裂。“先是羌虏及疏勒、龟兹，数攻钞张掖、酒泉、云中诸郡，百姓屡被其害”④。东汉元初六年（公元119年）虽遣索班率千人屯田伊吾，不久又被北匈奴攻没索班，于是“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⑤。为此，河西四郡，城门昼闭。东汉政府于忍无可忍下，决意于公元123年派班勇为西域长史，带兵五百，出屯柳中。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正月，班勇至楼兰，降伏鄯善，时龟兹王白英，尚摇摆未定，班勇即遣使“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⑥。班勇即发龟兹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廷，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降前部五千余人。此后数年中，不断降服了车师六国，并肃清了匈奴势力。这时只有焉耆王元孟继续顽抗未降。于是班勇即于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上书请求攻打焉耆贵族，即发龟兹诸地兵四万，配合敦煌太守张朗河西郡兵三千人降伏焉耆。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疏勒发生动乱，龟兹又出动大军与焉耆、车师前后部合兵三万余人，在西域长史长晏、戊己司马曹宽统率下，配合凉州刺史孟佗兵500人讨伐疏勒。可知白英投降班勇后，直至东汊末年，白氏王族一直听命于东汉王朝，并经常遣使中原，表达渴望统一的愿望。如：
  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文帝践祚，龟兹遣侍子来朝，帝嘉其远至，褒赏甚厚。
  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龟兹王遣使奉献，西域通，置戊己校尉①。
  第六节 龟兹白姓来源
  自公元91年白霸登上龟兹王位开始，到公元8世纪末的白环为止的龟兹王族，基本上都是白姓。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龟兹王的有白山、龙会、白纯、白震、尼瑞摩珠那胜5位，其中3位姓白，都是龟兹王族；龙胜则系入侵的焉耆王族；只有尼瑞摩珠那胜尚难确证为何姓。到隋唐时期的龟兹王可考的有11位，他们是白苏尼咥、白苏伐勃〓、白苏伐叠、白诃黎布失毕、白叶护、白素稽、延田跌、延繇拔、白莫苾、白孝节、白环。其中9位是白姓，只有延田跌、延繇拔二位不姓白，系吐蕃入侵龟兹时由吐蕃贵族扶持上台。
  从东汉白霸开始直至唐代白环为止的800年内，龟兹王室白姓是一脉相承的，但还必须认清龟兹白姓并不限于王室，在村乡人民间白姓也很多，不仅知识分子、佛教人士中有，在商人、工人、农民中也有。如从龟兹到中原去的佛教高僧中颇多以白、帛为姓，如曹魏时的白延，西夏时的帛元信、帛尸梨密多罗、帛法炬、佛图澄（本姓帛氏），东晋时的帛延、西夏时的白发信、白智光②。又如唐代著名音乐家白明达、白智通，武将白孝德也都是龟兹人。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更有许多龟兹人在当农民、战士、武官等。如：
  《高昌入作人、画师、主胶人名单》指出③：白明熹、白希熹、白阿敏。
  《高昌延昌三十四年（公元594年）调薪文书一》指出：白神救、白善保、白杞忠④。
  《唐诸户丁配田簿》列出⑤：
  户主白明憙，年十六，一亩
  户主白嘿子，年卅五，二亩
  户主白相海，年六十二，一亩
  户主白尾仁，年六十四，□□
  户主白僧定，年十三，一亩
  户主白善相，年□□，二亩
  《唐高宗某年西州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列出①：
  逃人：白居住
  疏勒道行：白欢达
  狼子城行：白胡仁
  一人侍：白卑子
  由上可知在农民、士兵、官吏、知识分子各阶层的龟兹人中姓白的很多，可证在龟兹地区的白姓决不限于王室成员。弄清了这一点，就可进一步讨论白姓的来源。
  最早向达先生《论龟兹白姓》一文中指出：“龟兹王室以及龟兹国人东来中土，所以冠以白姓者，余意以为译音，乃取义于龟兹国北之白山而言也。”②冯承钧先生在《再说龟兹白姓》一文中未同意“龟兹白姓源于白山”之说，指出龟兹白姓之白系来源于梵文“布瑟波，此云华”，经还原为puspa（意为花），并举唐代苏伐勃
  Suvarnapuspa（金花）和诃犁布失毕Haripuspa（狮子花）两位龟兹王名末尾的puspa（花），即为白姓之“白”的对音③。此说一出，向达先生甚表赞同说：“就目前而论，冯说盖较为可据也。”④同时声明放弃自己原先的“白山说”⑤。
  后来陈世良先生又在《龟兹白姓和佛教东传》一文中认为冯承钧、向达二位先生的原有说法不妥，另外指出了自己的研究。他说“龟兹白（或帛）姓的白（或帛）就是龟兹文pùdn〓kte的音译，意为佛天，是对佛陀的一种变形的尊称。龟兹王族和佛教高僧把它写在名字的前面，表示一种信仰。后来，有可能是汉人，也有可能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龟兹人，如白霸等，将pùdn〓kte省译成“白”作为姓氏。从后，转相沿袭，遂成定论”⑥。
  上述冯、向二位先生的考证，尽管稍有不同，唯都是从印度及佛教方面指出的根据，唯独没有从龟兹本族中去找根源。陈世良先生注意从龟兹文寻找“白”姓的语源。由于龟兹人操印欧语系的龟兹语（吐火罗语）puspa与pùdnǎkte，首音节相近，故均可译为“帛”或“白”。每一民族的“姓”，一般说都系来自本族，不大可能得之于外来。如人们熟知的昭武九姓来之于河中昭武九国，源于九个部落。又如支姓来之于月支；康姓来之于康居；车姓来之于车师；北魏来之于拓跋；焉耆龙姓来之于龙部落；于阗尉迟姓来之于尉迟部落⑦。印度佛教徒以释为姓，也是因为释迦牟尼来之于释迦族，故佛徒以释为姓。这些都说明一个民族的姓，不可能来之于别族，只可能来之于本族。因为它主要是代表了某种血缘关系。因而我认为龟兹白姓也来源于龟兹族的部落名称。
  第七节 龟兹的政治制度
  一、龟兹的王位继承法
  龟兹王室，从已有的文字记载看，开始于绛宾王父亲，由其递遭给绛宾，绛宾递遭其子丞德，这种子承父业，父子相继的继承法是很清楚的。而自此后龟兹完全受匈奴控制时期的弘、身毒、建、尤利多几位统治者，史书上从未说清他们之间的关系。看来在受匈奴压迫奴役期间的龟兹王所以难于说清其承袭关系，是由于给匈奴当傀儡，必须时刻仰承匈奴贵族的鼻息。谁能当傀儡，完全决定于对匈奴主子顺从的程度而定，就不能采用子继父业的承袭方法，也无法说清其世系。
  自公元91年白霸登位后，直到唐朝的800年间主要是白氏控制了龟兹王室。白霸之后继位的是白英。当白英登位时，匈奴分裂势力在龟兹又有所嚣张，因而白霸是被亲匈奴派废黜，然后扶上亲匈派白英继位。看来白霸和白英之间并非父子相继，只是同一部落人，均以白为姓罢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约公元3世纪下半叶，首先任龟兹王位的是白山，后为焉耆王龙安之子龙会攻杀，从而龙会曾一度为龟兹王，因暴虐失道，为龟兹人罗云所杀。由是龟兹人即立白氏王族的白纯（一作帛纯）为龟兹王。当公元4世纪末吕光伐龟兹时，正是白纯在位；吕光破龟兹后，即于公元383年另立白纯之弟白震为龟兹王，可知这两位白氏王族是兄弟关系。而继白震为龟兹王的则为尼瑞摩珠那胜，只知他是龟兹人，约在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间，这时正是龟兹佛教甚为隆盛，经济文化甚为灿烂时期。尼瑞摩珠那胜很可能与佛教有密切关系，也可能他本人即为佛教高僧。
  到了隋唐时期的龟兹王，史书可查的有12位，即白苏尼咥、白苏伐勃〓、白苏伐叠、白诃黎布失毕、叶护如归、白素稽、延田跌、延繇拔、白莫苾、白孝节、白环、木叉麴多。
  白苏尼咥，《北史·西域传》作白苏尼〓，“隋大业中（公元605～618年），其王白苏尼呸遣使朝，贡方物”。《隋书·西域传》则说：“龟兹王..其王姓白，字苏尼咥..大业中，遣使贡方物。”这个白苏尼咥，显然就是白苏尼呸的同名异译。从而可知其在位时间约在北朝末年至大业年间任龟兹王，因为唐高祖登位后，前来朝贡的龟兹王已是苏伐勃〓。
  白苏伐勃〓、苏伐叠。在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后，龟兹很快就遣使前往朝贡。《旧唐书·西域传》龟兹国称：“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遣使来朝。勃〓寻卒，子苏伐叠代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又遣使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史书上虽未说明白苏尼咥与白苏伐勃〓的关系，但由历史发展事实看，白苏尼咥死后，由白苏伐勃〓顺利地继承王位，因此可以判断他们之间如果不是父子关系，也一定是兄弟关系。而白苏伐勃〓和白苏伐叠之间是父子相继已有明确记载。
  白诃黎布失毕为白苏伐叠之弟，曾先后两次为龟兹王。第一次苏伐叠死后，即以为弟的身份代为龟兹王，史书说他“渐失藩臣礼”，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出兵讨伐，可知他在位时间至少是在公元646年以前，应该是公元645～646年间；第二次是公元650～656年。
  叶护如归，诃黎布失毕之弟。在位时间为公元647～649年。《旧唐书·西域传》指出：“社尔因立其王（指诃黎布失毕——引者）之弟叶护为王，勒石纪功而还。”《通典》则说：“大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将军阿史那社尔伐龟兹，虏其王如归，立嗣子素稽为王..今王则震之后也。”由此可知，叶护是西突厥给龟兹王的封号，如归是叶护的真名，为王时间不到两年，未见有嗣子（应即侍子）在唐廷的记载，因而此处所记嗣子很可能是诃黎布失毕两次在京城长安时所留下的侍子。是以白素稽应为诃黎布失毕之子。《新唐书·西域传》所说龟兹王诃黎布失毕“悒悒死..更立子素稽为王”是正确的。
  白素稽，诃黎布失毕之子，龟兹人，自公元648年立为龟兹王后，在位时间较长，直至上元中（674～676年）素稽还向唐朝献“银颇罗，名马”①。白素稽执政晚年，吐蕃入侵，一脉相承的白姓王族一度中断，由延姓家族执政。
  延田跌，龟兹人，不属白姓王族，显然是吐蕃贵族入侵龟兹后，挑选的亲吐蕃的傀儡才被抬上龟兹王位。尽管《新唐书·西域传》说：“天授三年（公元692年），王延田跌来朝。”这时延田跌所以来朝，是由于王孝杰已经收复龟兹的情况下，延田跌才被迫到唐廷朝贡。因为在同传中指出：“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此长寿元年与上述天授元年都是692年，可证延田跌的朝贡唐廷是在王孝杰收复龟兹后才入朝。因为他是亲吐蕃派，在王孝杰未收复龟兹前他决不会朝贡唐廷。既然如此，唐朝收复龟兹后，自然要废黜他，而立延繇拔为龟兹王。
  延繇拔，龟兹人，他与延田跌王的关系，史书未指明。他在王孝杰收复龟兹后才擢升为龟兹王，因而在他称王期间与唐朝保持了友好关系，并执行了唐朝的政令军令，和睦了民族关系。唯至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起仍由白姓王族的白莫苾为龟兹王。
  白莫苾，龟兹王族，自708年接任龟兹王后，至开元七年（719年）逝世，前后统治十一年。《新唐书·西域传》载“开元七年，王白莫苾死，子多币立，改名孝节”。在他统治期间，维护了统一，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
  白孝节，原名多币（多匝），后改名孝节，白莫苾之子，龟兹王族。开元七年（719年）登位，到开元十八年（730年）时仍遣其弟前往唐廷朝贡。到755年安史之乱前未见有龟兹新王的记载，可见白孝节在位时间较长，至少从公元719～755年间均任龟兹王。755年后由于中原与西域间的路断，信息难通，史书难见龟兹王的记载。
  白环，龟兹王族，在安史之乱后登上龟兹王位。因为公元787年左右经过龟兹的高僧悟空，曾说那时“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亦云丘兹）”①。足见当唐安西副大都护郭昕于安史之乱后困守龟兹时，白环曾和唐军一起守卫了唐朝的西域疆土。如果得不到龟兹王的支持，唐军就不可能孤军守卫西域疆土三十多年时间。可知白环在位时间自8世纪中叶起直至8世纪末吐蕃贵族再次攻陷龟兹时为止。
  木叉麴多，龟兹人。在各种史书均未见记载，仅据《西域僧锁喃嚷结传》中指出他在位时，龟兹国都壮丽，宫殿恢弘，佛教兴盛，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多幻术，所与诸物华美，衣服精丽，使用金银钱（此木叉麴多，或为玄奘西行途经龟兹所见阿奢理贰寺的木叉麴多，但不是国王，而是寺院主持。——编者注）。
  从上述龟兹王世系观察，在龟兹王室执政时间最长的是白姓王族，其王位继承法显然是采取子承父业的世袭制，间也杂以兄终弟及的承传法。至于在匈奴及吐蕃统治时期难于说明其承袭法，那是因为给入侵者充当傀儡的龟兹王，命运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掌握在外敌的统治者手中，所以难明其世系。
  二、龟兹的政治制度
  汉唐史书上所称的龟兹地方政权是一个城邦国，古代史书所称的西域三十六国，实际都是一个一个的城邦。因为天山南路以沙漠戈壁为多，而各个绿洲都孤立地相间在这些沙漠戈壁之间，可是它们又都位于丝绸通道上，因而各个大小绿洲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城池，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城市。龟兹绿洲面积虽然大一些，但也依然是以城邦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城内居住着各级官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城郭周围肥沃的土地则由农民种植各种农作物和繁育着一定的畜牧业，除自吃外，主要供应城市工、商人员、官吏，丝绸道上来往商客，和境内以佛教为主的各种宗教徒。
  《汉书·西域传》指出：“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可知那时的氏族、胞族、部族各自按照血缘情况分居山区及绿洲各地，随后又陆续从东西方来的各不同民族，在龟兹境内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各自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形成为亲缘集团的“堡垒”。后来，随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血缘关系网络逐步被破坏，地域观念加强，初期形式的“堡垒”，就逐渐向城邦过渡，用以防止外族、外敌入侵，确保自身安全的防御工具，并以少数有财势的人组成统治及指挥集团，由是形成为城邦的统治阶级，采用中央集权制，借以奴役境内的群众。
  龟兹城邦国与西域其他城邦国一样采用中央集权制，而不采用城邦自治或联邦自治，是由地理及社会经济情况所决定。首先由于丝绸道上商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大小城邦间的联系，随着各城邦经济、军事实力的加强和政治的需要，大都有兼并其他城邦的欲望，形成了大绿洲之间的对抗，从而城邦政治转向地区性政治，这样只有实行中央集权制，才能增强对抗的政治需要。
  丝绸贸易给丝绸道上各城邦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奢华，并给统治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龟兹是丝绸道上大国，更在频繁的商业贸易中，获取了巨大收益。更时刻想扩大势力范围，垄断丝绸贸易，从而不断加强中央集权。而在汉唐盛世直接统治下的龟兹王室，目睹汉唐中央所采取的中央集权政治，使国防和统一都收到了巨大效果，这也自然影响着龟兹王室的政治体制。
  龟兹政治制度的形成，在其本身原有的传统基础上，受到匈奴、汉唐和突厥等政制的影响形成了为龟兹所独有的政治体制。先说龟兹的最高统治者称王，这就不同于匈奴的单于、突厥的可汗制，显然是受汉文化影响下的称呼。
  在王之下的政治体制，据《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这些官职名称显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由于龟兹先受匈奴的统治，那时匈奴征服龟兹后，即在西域各国中培养亲信，设置官职，用以掌握各国的实权。《汉书·匈奴传》称：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这种匈奴的官职像一部军事机器一样，是以军事为主，军政合一的一种指挥机构，因此它也强迫受它统治的西域各国采用它的官制和官职名称，并一起拖上了匈奴军事政权的战车。因而上述的龟兹官职中的大都尉丞、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均系采自匈奴官制。匈奴官职一般都设左右各一人，现在留存下来的匈奴岩画中所绘牛、马、羊等动物也是左右对称的形象很多。这些官职的主要任务大概是：大都尉丞，辅助国王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大事，相当于中央王朝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实权的人物。其余的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都是武职，也可说明当时匈奴对龟兹采用军事统治方式。
  在西汉王朝战胜匈奴，平定西域后，龟兹一些官制即受汉廷影响，也采用了一些汉朝官制名称。如上述的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译长等，它们的主要职务大概是：
  辅国侯。协助大都尉丞掌管经济，督促农、牧、手工业生产，征缴各种过境商品税及农牧手工业税。
  安国侯。掌管民政、司法，负责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的安居。
  击胡侯。掌管军事，负责军队的征调、训练、装备、供应等，随时抗击入侵敌人。古书上把匈奴称为胡，显然这是汉朝统一龟兹后，为了防止匈奴的分裂和入侵，特设击胡侯的官职。
  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二职。其中都尉一名袭自匈奴官制，可是西汉统一龟兹后，龟兹的主要敌人已是匈奴贵族，因而负责军事的都尉官的主要任务是在防止匈奴的入侵，故加上“却胡”二字，显然“却胡”二字是受汉朝统治后添加。同样击车师都尉的“击车师”三字也是龟兹受西汉统治后所加。因为匈奴贵族在汉和乌孙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后，为了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匈奴一再争夺车师，并在那里屯田，所以击车师都尉的实质就是击匈奴都尉，显然是汉朝统治龟兹后添加上去的。从这些名称中也可知道龟兹政治形势的变化情况。
  到公元6～7世纪间突厥贵族统治龟兹后，又受突厥的影响，有些官职采用了突厥的官号，如白苏伐叠为王后，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这里的“俟利发”，就是采用的突厥官号。
  由上可知，龟兹王室历代的官职，不断受外族的影响有所发展和更新，并不是一成不变。而从官职的演变中即可看到所受各族政治上影响的实情，这是研究龟兹历史必须重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