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上面已经阐明，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龟兹已有人群在居住。究竟住着哪一种人，史书并无明确记载，而在唐道宣的《广弘明集·辨惑篇》中曾引荀济上梁武帝萧衍之《论佛教表》称：“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乃讹转以塞种为释种。其实一也。”③荀济此文，谓引自《汉书·西域传》，可是今本《汉书》并无此文，因而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不过这个信息还是值得重视的，至少指出了塞种原居在东方之地，受强大的月氏族之追逐，才不断移向天山南北及广大的中亚。
  《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氏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同书“屙宾国”条又说：“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当时乌孙分布区域先是在敦煌及东部天山一带，约于公元前160年左右西迁伊犁河后，其境域西至巴尔喀什湖，北至塔尔巴哈台山，南越伊塞克湖至纳林河流域，东至玛纳斯河，并与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相接。而休循、捐毒、罽宾则在帕米尔、克什米尔一带，从而可知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时塔尔巴哈台山、天山、伊犁河流域、帕米尔高原一带均戴高尖帽塞人游牧之地。
  当居住在河西的塞人为月氏追逐西迁时，必然经过塔里木盆地及天山西进，因而楼兰、龟兹、若羌等地为必经之地。英国斯坦因在楼兰考古时于古墓中所见死者尸体的服装是“头戴棕色毡帽，帽有护耳翼用尖角状，帽左边装饰羽毛五枝，有啮齿动物之皮围绕于帽上。周身以毛织物包裹，衣襟交合处，系一小口袋如球状，中盛碎枝；腰际围一羊毛织裙带，露体不着衣裳；足穿红色鹿靴。”①黄文弼也说“无论男女皆戴尖状毡帽，足穿皮靴”，由是认为“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②而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说：“塞种人（Saka），即斯克泰（Skythan）人，穿袴，头戴尖顶而又高又硬之帽；手携本国所制之藤弓与短刀，此外又携尖状斧兵。③可证楼兰古代居民确有塞种存在。
  余太山先生据Strabo《地理志》记载，指出原居伊犁河、楚河流域的Sacae人，“主要包括四个部落或部族：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他们应该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Issedones，只是由于他们在前6个世纪20年代中，西向扩张，占有了锡尔河北岸原Massagetae人的居地以后，才被称为Sacae人的”④。这里所说的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当时很可能是塞种的部落联盟。而同时作者还认为Pasiani为Gasiani之讹，从而进一步指出：“《汉书·西域传》所见南北道诸绿洲的名称中，焉耆、伊循、乌垒等可视作Asii的对译；龟兹、姑师、车师等可视作Gasiani的对译；莎车等可视作Sacarauli的对译；渠勒、渠犁可视作Tochari的对译。这些名称都是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塞人留下的痕迹。”⑤根据文献及考古发掘在龟兹及其周围地区确有不少塞种遗迹。1983年在伊犁新源县东北二十多公里处巩乃斯河南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尊半跪的武士俑，戴一顶高高的顶部向前弯曲的圆帽⑥。特别是在焉耆天山北麓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上所刻绘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清楚地显示古代塞种人的男女面貌：狭面、长脸，眉弓发育，眉窝较大较深，鼻梁直而高，腮骨微突，嘴小，这是古代分布于天山塞种人的形象实录⑦。
  这与斯坦因在楼兰遗址中所见古墓内“死者之面貌：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显然为一长头种型，头发卷曲如波，须短而黑”①的塞人形象大致相似。
  属于龟兹势力范围的巴楚地区曾发现比于阗塞语更古老的托姆舒克塞语②，表明古代巴楚确曾有塞人在那里居住。而在库车发现的一件佛教梵语文书中记录了三位国王，由东向西依次为Bharuka-raja，Sakaraja和Hecyuka-raja。第一个Bharuka应即玄奘所记的跋禄迦，即汉代的姑墨，唐代的拨换，相当于今之阿克苏。Hecyuka当为汉代温宿译音，唐代的于祝，今之乌什。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述，于拨换和于祝之间是小石城，则文书中的Saka—raja，即为小石城的统治者塞王③。可证龟兹境内确有塞人居住。
  特别是在我国史书上对焉耆、龟兹古称吐火罗早有记载，《山海经》第三《北山经》称：“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枬，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应为东——引者）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其中多赤鲑，其兽多兕，牦牛，其鸟多鸬鸠。”《水经注笺》卷2记：“大河（指塔里木河——引者）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山海经》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也。’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屈于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又东注于〓泽。”④这段记载已指明古代开都河上游发源之山称为敦薨之山，开都河名为敦薨之水，博斯腾湖周围的湖泊名为敦薨之渚，之浦、之薮的广大山水湖泊均以敦薨为名。说明当时居住在从龟兹北山至焉耆、库尔勒一带的人群均称为敦薨族，也即后来译称的土克拉、土葫芦、去胡来、塔克拉、靓货逻、吐呼罗、吐火罗等，塔克拉玛干及敦煌也循此名而得。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法、英、俄等国一些探险家如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英国斯坦因等先后于焉耆、库车、吐鲁番、和阗等地搜去用印度婆罗谜字写的文书残简。1907年德国缪勒（F.W.K.Muller）于《中亚未知语言考》一文中据古回鹘文译《弥勒会见经》（Maitrisimit，或译《弥勒下生经》）经后题跋“此经阿阁黎师圣月从印度本译为Toxri语，又由博士般若罗尼陀从Toxri语译为突厥语，亦即回鹘语”。从而断定这种语言就是Toxri语，并把Toxri比附为“吐火罗”的对音⑤。由是德国塞格和塞格林，法国列维等人均赞同龟兹、焉耆一带的古语言为“吐火罗语”。此后各国学者虽有所论辩，但均未能有所突破。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大月氏贵霜王朝统治中心之一的Surkhkot考古时发现了迦腻色迦王碑铭。这是前所未知的真正吐火罗语，用希腊24个字母，加上具有sh音值的一个特殊字母，共25个，属伊朗语的一支①。这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靓货逻国》条所说“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十读。自左至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的记载完全相符。由是可知这与原在龟兹、焉耆、高昌发现的古文书，已被一些中外学者称为“吐火罗语”的大不相同了，从而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就把新疆境内的“吐火罗语”称为龟兹语和焉耆语。
  但问题到此并没有解决，因为1980年苏联吐古舍娃（〓〓O.Tyzy〓eBa）刊布了从新疆搜去的《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第五卷残卷》，是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都统将彗立所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汉文本译为突厥文本，其中玄奘自印度经新疆南道的靓货逻故国，回鹘译本却把靓货逻对译为Toxri。而真正的吐火罗语既已发现，和新疆的Toxri语言文字都不一样，那么新疆的Toxri语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这还必须进一步探究。
  Toxri一名除回鹘文佛经题跋外，还见于德国人勒柯克从中国吐鲁番一带搜去的摩尼教文书，其中有如下题词：
  Marwahman—hayar—yazd〔驻在四Toxri的大主教〕②。
  在缪勒编辑的用摩尼文写的摩尼教赞美诗，其赞词有：
  Marwahmanxwrxsyd〔东方大主教区的（摩尼）教师，著名的四Toxri地方（摩尼教）领袖〕③。另在缪勒辑录的Mahrnamang摩尼教文书中曾记录摩尼教东方主教区分布有下列五区④：
  （1）五城，即北庭都护府、治庭州城，后称别失八里。
  （2）汉人城，即高昌城。
  （3）Kuca，即龟兹，下属两区：
  （a）Kasc即伽师（喀什噶尔）。
  （b）Parwánc即拨换。
  （4）Arkcik，即焉耆。
  （5）'Wcwrcyk。
  以上最后一地亨宁转写为vc，拟定为乌什，因乌什离拨换太近，乌什应归在龟兹教区内，这里的ve可能以费尔干地区的奥什较近似。由此可知，摩尼教的东方主教区范围很广，几乎包括除和田以外的天山南路地区。
  根据上面所述摩尼教东方教东方主教区的广大区域，其主教所在地是在四Toxri地方。那么这个四Toxri究指何地呢？据1890年芬兰人海凯尔（Heikel）于鄂尔浑河左岸回鹘故都遗址中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系由汉、突厥、粟特文三种碑文组成，其中粟特文碑19行指出：回可汗曾歼灭“吐蕃强劲的军队和四Toxri军队，以及许多其他军队”。核诸汉文碑应该是指滕里野合俱禄毗伽可汗嗣位；16行“□□□遗弃，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骨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俱禄毗伽可汗在位期间，据《通鉴》及《册府元龟·封册篇》记载是在公元805～808年；另据《唐会要》及《册府元龟·继袭篇》则说是在805～810年。史实是指吐蕃军攻围龟兹时是联合了四Toxri军队及其他军队，可见四Toxri军不在龟兹地方；回鹘俱禄可汗救援时，吐蕃军队落荒而逃，奔入于术，遭回鹘军围歼。当时于术守捉城位于焉耆铁门关西二十里，可知吐蕃军是在占领高昌后西进经焉耆一带联合了四Toxri军队及其他军队后向西围攻龟兹的。由此已大概可以确定四Toxri在高昌以西的焉耆一带，因为在回鹘文《弥勒会见经》有一条题跋，缪勒与塞格把它转写为“..生于Nakridis国的大师阿黎阁（acarya）阿犁耶旃陀罗/圣月菩萨从印度语制为Toxri语，生于Ilbaliq的大师，阿阇黎Prtanyaraksit，又自Toxri语译为突厥语的经书弥勒会见经..”①这里缪勒等人把圣月生地转写为Nakridis有错误，第一个不是“N”而是“A，”“Kr”是“Kn”的误转②。可知圣月的出生地应为Aknidis，来自梵文Agnidesao“Agni”即阿耆尼，指焉耆，另加desa表示地方，国家，所以Aknidis即焉耆国。圣月既是焉耆人，则所用Toxri语译印度语《弥勒会见经》，必为焉耆本地语言。足证Toxri语就是焉耆语③。
  由上史实可知，焉耆、龟兹一带古代就称Toxri，足证古代这一带有Toxri人，即近代中外各国译称的吐火罗族居住在这里。我认为Toxri这一名称就是《山海经》、《水经注》所说的“敦薨”一名的同名异译。而敦薨族及其语言的存在早于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敦薨族可能讲东伊兰语支的语言，后来由于西迁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都系突厥语族，从而焉耆、龟兹地区的语言也就有许多突厥语言融入伊兰语中，方使突厥语逐渐占优势，伊兰族和伊兰语被同化和融合。《悟空入竺记》称：“屈支城，西门外有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④经过悟空的实地考察，指明唐代四镇，即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的语言与印度境内的吐火罗语不同，也可知在龟兹、焉耆境内的Toxri语与被称为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同。而在《突厥语大词典》把龟兹写作Kusan。回鹘译本《十叶喻鬘经》题记明称：此经先由Kusan语译为吐火罗（Toxri）语，再由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由此更可证明Kusan语不仅不是吐火罗语，而且和吐火罗语之间还需要翻译。对此，黄盛璋先生认为应把新疆境内流行于龟兹、焉耆一带误称的吐火罗语改称大月氏语，他说：“（新疆）甲、乙两种语言仅属方言之别，乙种龟兹语也可通用于甲种语言区焉耆、高昌一带。悟空行纪所称的‘四镇方语’，即此两种语言之总称。而操两种语言的焉耆、龟兹皆称月氏，操这两种语言必属月氏族，故今后可统一称月氏语。”①
  我认为黄盛璋先生所说把龟兹、焉耆语称月氏语并不妥切，因为在月氏语之前龟兹、焉耆一带先已有敦薨语存在，后来月氏、乌孙、匈奴等都属突厥语族，才把原来的敦薨语逐渐为突厥语所代替，是以原先被西方一些学者称说龟兹、焉耆一带的“吐火罗”语中就有不少突厥语。如龟兹语的tumane、tmane，来之于突厥语的tuman；而龟兹语的parname，义为“外”，汉译为“外道”，梵文却称为sama、santi。足证类似kes、parname等语都是龟兹族固有的语言。为了区别于流行在喀布尔一带的真正吐火罗语，把龟兹、焉耆一带的语言称为“敦薨语”为妥，或者仍保持龟兹、焉耆语的名称。
  从上述语言演变，可知远古时期敦薨人，即Toxri人确曾住于龟兹、焉耆一带，但龟兹位处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上，特别是丝绸之路畅通后，东西方的民族来往更为频繁，因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中原及河西走廊一带的各族人民也越来越多。根据考古发掘也完全证实这种无法阻挡的各族之间频繁的交往，从龟兹邻近的温宿县天山山区的考古发掘就可看到这种情况。
  地处温宿县天山山脉南坡丘陵地带的包孜东乡包孜东村西北（东经80°45′，北纬41°44′57″，海拔2180米）有一墓葬群，沿山前一条干沟由东南向西北呈弧形状排列，延续约3500米，尚存58座墓，1985年7月间经考古发掘了两座墓，其中一座墓属公元6～7世纪的突厥墓葬，一座墓为公元前后游牧民的墓葬。在这公元前后的一座墓葬中共出土10例颅骨（男2女8），经人类学专家进行24项观察和65项测量得出的结论称：“从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可以看出：该批颅骨既具黄种人大部分特征，也有白种人一些明显特征（如面部突变，鼻颧角，鼻骨最小高，鼻指数，梨状下缘形态等）。”而在一座突厥族古墓出土的颅骨特征却是“鼻颧角146°，总面角86°，齿槽面角86°，说明面部扁平，并为平颔型；犬齿窝中等，不发达的鼻棘，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形等特征，明显属于大蒙古人种的性状。..这例头骨，虽具大蒙古人种的许多基本特征，但有些项目却超出大蒙古人种的范畴，而极接近或者就落在欧罗巴人种范围之内”①。从这个考古出土的人种经人类学科学测定看，秦汉时期龟兹地区人种已有不少蒙古利亚人种，同时还包含不少白种人的明显特征。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远古时期虽有不少讲东伊兰语的人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族人群不断进入西域，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人进入天山南北者更多，如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突厥、回纥等各族；另还有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的鲜卑、柔然、蒙古等，从而使龟兹地区形成为以突厥一铁勒语为主的突厥语族部落。这种趋势绝不是从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庞特勤率领部分回纥人西迁龟兹后开始，而是从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等西迁后就逐渐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