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龟兹一名系汉语音译。在历代汉文典籍中，龟兹一名有许多同名异写。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梁书》、《周书》、《北史》、《隋书》、《唐书》均写成龟兹。《新唐书》写成丘兹、屈兹。《元朝秘史》写成苦先、曲先等。特别是在一些佛教著作中同名异写的情况更多：如西晋竺法护所译《申日经》称归慈；《水经注》引道安《释氏西域记》称屈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称拘夷；玄奘《大唐西域记》称屈支；龟兹沙门礼言《梵语杂名》称归慈、俱支那、俱支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称龟兹；悟空《人竺记》称丘慈、屈支；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引《密迹金刚力士经》卷一称邱兹。所有这些同名异写都是由于译音不同而得，实际都指龟兹。
  龟兹绿洲是塔里木盆地最重要的绿洲之一，面积大，包括现在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县共74560.5平方公里，人口众多，气候温和，矿藏丰富，农牧工商业发达；水利资源也很丰富，著名的渭干河、库车河纵贯全境，奔腾不息的塔里木河像巨龙横贯南境，北枕白雪皑皑的天山，南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全境高山、大河、绿洲、沙漠，杂然并陈，充分显示了自然景观的雄险、奇异、博大、粗犷，由于龟兹这些自然条件，加之其地又处在塔里木盆地北道丝绸之路中枢，因而在历史上得以挟其地理、资源、人文的特殊优势而扩张其势力。自公元前60年起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大地归入中国版图后，龟兹王族势力在近千年时间中不仅统治着今天阿克苏地区所辖的库车、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温宿、阿瓦提、乌什、柯坪九县市；同时还管辖着今巴楚、轮台及库尔勒、尉犁等市、县西境一部分土地，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龟兹人民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母系氏族社会
  近代在新疆的考古虽尚未发掘到旧石器时代遗址，但不能据此而说新疆没有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因为已在中亚较多地区出土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如在塔吉克斯坦卡依拉克·库姆沙漠的绍尔库尔、和卓·巴基尔干，卡菲尔尼干河右岸的科依基套，瓦赫什河右岸的克孜勒卡拉、霍扎·戈尔、阿赖谷和克孜勒苏河上的达苏特库尔干等处，特别是在1938年阿姆河上游喜萨尔山支脉的捷希克·塔什山洞（洞深21米）发现了古人化石，约为一个七八岁的古人（尼安德特人）儿童，和这儿童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属于穆斯特期的石器、火堆以及许多动物骨骼。从这一发现看出当时的先民已经知道用火，烤食猎获的野羊、猪、鹿、马、豹和飞禽等，石器多为穆斯特型的尖状器、刮削器等，并能用骨针作为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在距捷希克·塔什山洞不远的拜松山，还发现属于这个时期的阿密尔·帖木儿人类文化遗存。可证在阿姆河上游及帕米尔高原是原始人类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同时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还在费尔干纳谷地、纳林河流域、斋桑泊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地段以及塔什干等地都有发现，而这些地区都在今天新疆西境的周围。由此可推断在新疆境内的远古也必然于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
  这一点从新疆境内已经发现远古的岩画中即可得到证明。在龟兹以北天山北麓支脉属于特克斯县的乌孙山阿克塔斯洞窟内就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彩绘岩画。在洞窟内除了有突出的彩绘女性生殖器，表示母系氏族社会对女阴的崇拜外，另还赭绘了赖以生活的马、羊以及对日、月的崇拜，这至少是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因那时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她们以洞穴作为住宅，主要谋生方式是狩猎和采集，对人类如何生殖还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对女性生殖器产生了强烈崇拜。而从特克斯县翻越天山有几条通道可达拜城及龟兹绿洲。可知龟兹地区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生息活动。
  到了新石器时代，龟兹地区的人类活动，考古发掘已得到许多实证。考古学家黄文弼在为库车发掘后指出：“1958年，我们在库车东郊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做过一次试掘。哈拉墩文化层明显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存，可能看到金石并用时期。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彩陶片、粗砂红陶，同时也有少许铜件。”①在早期文化层的出土物中以石器为最多，计有石镰、石铲、石钻、石环、磨石、石纺轮、石耳坠、石耳环等，尤以镰刀为多。镰刀以磨制为多，略呈新月形，长1720～厘米左右，两端稍尖锐，中宽5～7厘米左右，厚1厘米左右，两面磨制光平，刃口磨制锋利，中不钻孔，或系于一木杆上作为收割野生植物用具，很像现今游牧民族割草用的钐镰，而所见骨器也以骨锥、骨镞等最多，都是取兽骨或鸟骨原形制成所需要的工具。可知新石器时代龟兹人民的经济生活仍以狩猎及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也已有一定发展②。
  属于龟兹势力范围的阿克苏城东郊高出河面约20米的台地上有新石器时期人类居住遗址多处，出土文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大都用大小不同的天然砾石制成，石器中最多的是石镰，又称石刀，用长形、圆形的扁平砾石磨成直刃弧背③。说明这些器物也是适应于畜牧业的需要而制造的。
  在阿克苏县城东约60公里的喀拉玉尔袞（意为黑色的红柳）有一块海拔1312米的小台地，在距地表4米左右文化层中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铜器。以陶器为最多，大都是碎片，质地有夹砂粗红陶、夹砂粗灰陶、泥质粗灰陶等，以素面为主，器形有把罐、盆、钵、壶、圆底小杯等，其中以杯类最多，在盆、钵类口沿多穿小孔洞④。
  在柯坪县西北偏西约20公里的戈壁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也主要是陶器和石器⑤，这些也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器物。
  第二节 父系氏族社会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龟兹居民已能用石器、骨器制造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并发明了弓箭，为狩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突破了原有行猎必须群体进行的旧规，从而使个人和少数人行猎成为可能。而且他们还掌握了制陶工艺及纺织技术，提高了衣食自给能力。
  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畜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家庭养畜业发展为游牧养畜业，这时狩猎业仍然是重要的副业，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温宿县北部天山中包孜东乡小库孜巴衣的几幅岩画中可以看到龟兹地区原始社会时期的狩猎、放牧及兽类情况。如图2是一幅狩猎图，画面上刻绘三个徒步持弓猎人正在射猎前面几只肥壮的鹿羊场面，其余的马、牛、鹿、羊正在奔逃。图3是四个人正在草原牧放一群山羊，可以看到龟兹以北天山中不仅牧民的羊群多，野羊也很多，同时还有众多的野马、牛、鹿奔驰在深山草原中。而在龟兹天山以北新源县的则克台镇洪沙尔沟更有一幅场面壮阔，十分生动的围猎岩画。这是在位于海拔1250米处一块高2.5米、宽8米的巨石上凿刻的一幅围猎图，凿刻拿弓箭的14人，其中骑猎2人，步猎12人；未拿弓箭负责驱赶野兽的大小人员共4人，其中骑马2人，步行2人。被猎对象有牛、鹿、羊29只，分成4组进行围猎，每组都以围猎一只最大的牛或鹿为中心进行。围猎时赤身裸体，许多男猎手都勃起生殖器，持弓搭箭，女子也同时在狩猎。图4是过去书籍上很难见到的生动场面。
  位于龟兹天山北麓和静县哈尔莫敦乡察吾呼沟沟口的一号墓地，据碳十四测定距今3000～2600年左右的出土文物分析，那时牧居这里人群的社会经济形态仍以畜牧业为主，同时还经营农业、狩猎和手工业，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畜牧业用具、牲畜骨骼和大批带流嘴的陶器，这种陶器便于奶制器的倒出。有一件残陶罐上绘有几只正在休息的骆驼，显然当时的牧民已利用骆驼来作为搬迁的理想工具。
  同时于随葬器中还出土了大量平底陶器。彩陶发达，这些现象又间接反映出察吾呼人已有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可知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民主要过着骑马放牧兼营农业的生活。
  紧邻龟兹地区东境的楼兰遗址周围古墓群，经考古发掘出土①了石斧、石刀、捶石、砺石、石矢镞、石刃片，还有极少磨制甚精的玉质石斧，黄文弼和英国斯坦因都断定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斯坦因说：“楼兰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和中国通西域大路有关连。”①后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罗布泊附近和孔雀河下游地区进行了三次调查和发掘，认为这些墓葬的延续年代较长，上限可上溯至公元前7世纪，下限到公元前1世纪。“居民的衣着材料主要为毡制品、毛织物和皮革制品。毡制品普遍使用，毡帽人各一顶。毛织物几乎全系平纹，一般粗糙，少数较平整细密。皮革未经鞣制，使用生皮，但制作工艺水平不低，如皮靴式样多种，颇为美观。”②墓葬中的随葬品于早期墓中未见陶器，用具多为草编、木制或骨、角制成，即利用当地盛产的野麻、芨芨草、柽柳枝等编制成草篓、草篮、木杯、木勺、木盆、角杯等大小盛器。根据这些出土文物情况大致可确定这一段时期
  内的楼兰土人从事渔猎和畜牧业。而在罗布泊以北库鲁克山兴地岩画上更可看到那里行猎及游牧业发展的盛况。在该岩画中有一幅牧驼图。图6上刻绘11峰骆驼，1只山羊和两个牧驼人，一个步行，一个骑在驼上，正急匆匆赶往草原放牧，1只山羊突然蹿近驼群；1峰骆驼刚卧下，牧驼人立刻张开双臂吆喝它站起，由此可见这里骆驼之多。在另一幅骆驼驮运图7上则刻绘5峰正在驮物的骆驼，另跟随一个骑驼人及一匹马，一只狗。可见自远古时期起，从罗布泊通向龟兹的大道上就以骆驼作为重要的驮运工具，这与后来的历史记载相符合。
  另外还有一幅草原气息十分浓厚的牧马图。一个牧人正骑在马上赶着一群马在放牧，山坡台地上盛长着枝叶繁茂的两棵树，左前方似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后边有一个持弓的猎人。这些都反映了这里畜牧业的发达。
  在这些戈壁沙滩中连接一个一个绿洲的运输工具不仅有骆驼，同时还盛行着使用高轮大车，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从楼兰西行至龟兹、姑墨直至中亚，以及东行至敦煌。这些大车是龟兹、楼兰人民为了适应交通运输方面的迫切需要，从远古时期起就用智慧创造出来的。因而在库鲁克山兴地岩画和温宿岩画中都能看到这些形象逼真的车辆岩画，如在兴地岩画中有一幅凿刻了两个有7根辐条的车轮，用以象征一辆大车。另一幅则刻着一匹马，后面有两个圆轮，象征着一匹飞奔的马正拉着一辆车子疾驰在大道上①。而在温宿县包孜东乡小库孜巴衣岩画上也凿刻一幅车辆岩画，一匹马正拉着一辆有篷的大车飞驰在戈壁荒滩大道上；旁边还另刻着有9根辐条的一个车轮，充分表示着当时民间车辆之多和人们对车辆的重视②。这些十分形象的车辆岩画生动地反映了龟兹原始社会时期和其周围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丰富和充实了原有史书记载的不足。
  第三节 龟兹人种与敦薨语（吐火罗语）
  上面已经阐明，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龟兹已有人群在居住。究竟住着哪一种人，史书并无明确记载，而在唐道宣的《广弘明集·辨惑篇》中曾引荀济上梁武帝萧衍之《论佛教表》称：“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乃讹转以塞种为释种。其实一也。”③荀济此文，谓引自《汉书·西域传》，可是今本《汉书》并无此文，因而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不过这个信息还是值得重视的，至少指出了塞种原居在东方之地，受强大的月氏族之追逐，才不断移向天山南北及广大的中亚。
  《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氏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同书“屙宾国”条又说：“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当时乌孙分布区域先是在敦煌及东部天山一带，约于公元前160年左右西迁伊犁河后，其境域西至巴尔喀什湖，北至塔尔巴哈台山，南越伊塞克湖至纳林河流域，东至玛纳斯河，并与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相接。而休循、捐毒、罽宾则在帕米尔、克什米尔一带，从而可知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时塔尔巴哈台山、天山、伊犁河流域、帕米尔高原一带均戴高尖帽塞人游牧之地。
  当居住在河西的塞人为月氏追逐西迁时，必然经过塔里木盆地及天山西进，因而楼兰、龟兹、若羌等地为必经之地。英国斯坦因在楼兰考古时于古墓中所见死者尸体的服装是“头戴棕色毡帽，帽有护耳翼用尖角状，帽左边装饰羽毛五枝，有啮齿动物之皮围绕于帽上。周身以毛织物包裹，衣襟交合处，系一小口袋如球状，中盛碎枝；腰际围一羊毛织裙带，露体不着衣裳；足穿红色鹿靴。”①黄文弼也说“无论男女皆戴尖状毡帽，足穿皮靴”，由是认为“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②而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说：“塞种人（Saka），即斯克泰（Skythan）人，穿袴，头戴尖顶而又高又硬之帽；手携本国所制之藤弓与短刀，此外又携尖状斧兵。③可证楼兰古代居民确有塞种存在。
  余太山先生据Strabo《地理志》记载，指出原居伊犁河、楚河流域的Sacae人，“主要包括四个部落或部族：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他们应该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Issedones，只是由于他们在前6个世纪20年代中，西向扩张，占有了锡尔河北岸原Massagetae人的居地以后，才被称为Sacae人的”④。这里所说的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当时很可能是塞种的部落联盟。而同时作者还认为Pasiani为Gasiani之讹，从而进一步指出：“《汉书·西域传》所见南北道诸绿洲的名称中，焉耆、伊循、乌垒等可视作Asii的对译；龟兹、姑师、车师等可视作Gasiani的对译；莎车等可视作Sacarauli的对译；渠勒、渠犁可视作Tochari的对译。这些名称都是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塞人留下的痕迹。”⑤根据文献及考古发掘在龟兹及其周围地区确有不少塞种遗迹。1983年在伊犁新源县东北二十多公里处巩乃斯河南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尊半跪的武士俑，戴一顶高高的顶部向前弯曲的圆帽⑥。特别是在焉耆天山北麓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上所刻绘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清楚地显示古代塞种人的男女面貌：狭面、长脸，眉弓发育，眉窝较大较深，鼻梁直而高，腮骨微突，嘴小，这是古代分布于天山塞种人的形象实录⑦。
  这与斯坦因在楼兰遗址中所见古墓内“死者之面貌：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显然为一长头种型，头发卷曲如波，须短而黑”①的塞人形象大致相似。
  属于龟兹势力范围的巴楚地区曾发现比于阗塞语更古老的托姆舒克塞语②，表明古代巴楚确曾有塞人在那里居住。而在库车发现的一件佛教梵语文书中记录了三位国王，由东向西依次为Bharuka-raja，Sakaraja和Hecyuka-raja。第一个Bharuka应即玄奘所记的跋禄迦，即汉代的姑墨，唐代的拨换，相当于今之阿克苏。Hecyuka当为汉代温宿译音，唐代的于祝，今之乌什。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述，于拨换和于祝之间是小石城，则文书中的Saka—raja，即为小石城的统治者塞王③。可证龟兹境内确有塞人居住。
  特别是在我国史书上对焉耆、龟兹古称吐火罗早有记载，《山海经》第三《北山经》称：“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枬，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应为东——引者）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其中多赤鲑，其兽多兕，牦牛，其鸟多鸬鸠。”《水经注笺》卷2记：“大河（指塔里木河——引者）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山海经》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也。’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屈于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又东注于〓泽。”④这段记载已指明古代开都河上游发源之山称为敦薨之山，开都河名为敦薨之水，博斯腾湖周围的湖泊名为敦薨之渚，之浦、之薮的广大山水湖泊均以敦薨为名。说明当时居住在从龟兹北山至焉耆、库尔勒一带的人群均称为敦薨族，也即后来译称的土克拉、土葫芦、去胡来、塔克拉、靓货逻、吐呼罗、吐火罗等，塔克拉玛干及敦煌也循此名而得。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法、英、俄等国一些探险家如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英国斯坦因等先后于焉耆、库车、吐鲁番、和阗等地搜去用印度婆罗谜字写的文书残简。1907年德国缪勒（F.W.K.Muller）于《中亚未知语言考》一文中据古回鹘文译《弥勒会见经》（Maitrisimit，或译《弥勒下生经》）经后题跋“此经阿阁黎师圣月从印度本译为Toxri语，又由博士般若罗尼陀从Toxri语译为突厥语，亦即回鹘语”。从而断定这种语言就是Toxri语，并把Toxri比附为“吐火罗”的对音⑤。由是德国塞格和塞格林，法国列维等人均赞同龟兹、焉耆一带的古语言为“吐火罗语”。此后各国学者虽有所论辩，但均未能有所突破。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大月氏贵霜王朝统治中心之一的Surkhkot考古时发现了迦腻色迦王碑铭。这是前所未知的真正吐火罗语，用希腊24个字母，加上具有sh音值的一个特殊字母，共25个，属伊朗语的一支①。这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靓货逻国》条所说“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十读。自左至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的记载完全相符。由是可知这与原在龟兹、焉耆、高昌发现的古文书，已被一些中外学者称为“吐火罗语”的大不相同了，从而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就把新疆境内的“吐火罗语”称为龟兹语和焉耆语。
  但问题到此并没有解决，因为1980年苏联吐古舍娃（〓〓O.Tyzy〓eBa）刊布了从新疆搜去的《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第五卷残卷》，是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都统将彗立所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汉文本译为突厥文本，其中玄奘自印度经新疆南道的靓货逻故国，回鹘译本却把靓货逻对译为Toxri。而真正的吐火罗语既已发现，和新疆的Toxri语言文字都不一样，那么新疆的Toxri语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这还必须进一步探究。
  Toxri一名除回鹘文佛经题跋外，还见于德国人勒柯克从中国吐鲁番一带搜去的摩尼教文书，其中有如下题词：
  Marwahman—hayar—yazd〔驻在四Toxri的大主教〕②。
  在缪勒编辑的用摩尼文写的摩尼教赞美诗，其赞词有：
  Marwahmanxwrxsyd〔东方大主教区的（摩尼）教师，著名的四Toxri地方（摩尼教）领袖〕③。另在缪勒辑录的Mahrnamang摩尼教文书中曾记录摩尼教东方主教区分布有下列五区④：
  （1）五城，即北庭都护府、治庭州城，后称别失八里。
  （2）汉人城，即高昌城。
  （3）Kuca，即龟兹，下属两区：
  （a）Kasc即伽师（喀什噶尔）。
  （b）Parwánc即拨换。
  （4）Arkcik，即焉耆。
  （5）'Wcwrcyk。
  以上最后一地亨宁转写为vc，拟定为乌什，因乌什离拨换太近，乌什应归在龟兹教区内，这里的ve可能以费尔干地区的奥什较近似。由此可知，摩尼教的东方主教区范围很广，几乎包括除和田以外的天山南路地区。
  根据上面所述摩尼教东方教东方主教区的广大区域，其主教所在地是在四Toxri地方。那么这个四Toxri究指何地呢？据1890年芬兰人海凯尔（Heikel）于鄂尔浑河左岸回鹘故都遗址中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系由汉、突厥、粟特文三种碑文组成，其中粟特文碑19行指出：回可汗曾歼灭“吐蕃强劲的军队和四Toxri军队，以及许多其他军队”。核诸汉文碑应该是指滕里野合俱禄毗伽可汗嗣位；16行“□□□遗弃，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骨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俱禄毗伽可汗在位期间，据《通鉴》及《册府元龟·封册篇》记载是在公元805～808年；另据《唐会要》及《册府元龟·继袭篇》则说是在805～810年。史实是指吐蕃军攻围龟兹时是联合了四Toxri军队及其他军队，可见四Toxri军不在龟兹地方；回鹘俱禄可汗救援时，吐蕃军队落荒而逃，奔入于术，遭回鹘军围歼。当时于术守捉城位于焉耆铁门关西二十里，可知吐蕃军是在占领高昌后西进经焉耆一带联合了四Toxri军队及其他军队后向西围攻龟兹的。由此已大概可以确定四Toxri在高昌以西的焉耆一带，因为在回鹘文《弥勒会见经》有一条题跋，缪勒与塞格把它转写为“..生于Nakridis国的大师阿黎阁（acarya）阿犁耶旃陀罗/圣月菩萨从印度语制为Toxri语，生于Ilbaliq的大师，阿阇黎Prtanyaraksit，又自Toxri语译为突厥语的经书弥勒会见经..”①这里缪勒等人把圣月生地转写为Nakridis有错误，第一个不是“N”而是“A，”“Kr”是“Kn”的误转②。可知圣月的出生地应为Aknidis，来自梵文Agnidesao“Agni”即阿耆尼，指焉耆，另加desa表示地方，国家，所以Aknidis即焉耆国。圣月既是焉耆人，则所用Toxri语译印度语《弥勒会见经》，必为焉耆本地语言。足证Toxri语就是焉耆语③。
  由上史实可知，焉耆、龟兹一带古代就称Toxri，足证古代这一带有Toxri人，即近代中外各国译称的吐火罗族居住在这里。我认为Toxri这一名称就是《山海经》、《水经注》所说的“敦薨”一名的同名异译。而敦薨族及其语言的存在早于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敦薨族可能讲东伊兰语支的语言，后来由于西迁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都系突厥语族，从而焉耆、龟兹地区的语言也就有许多突厥语言融入伊兰语中，方使突厥语逐渐占优势，伊兰族和伊兰语被同化和融合。《悟空入竺记》称：“屈支城，西门外有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④经过悟空的实地考察，指明唐代四镇，即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的语言与印度境内的吐火罗语不同，也可知在龟兹、焉耆境内的Toxri语与被称为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同。而在《突厥语大词典》把龟兹写作Kusan。回鹘译本《十叶喻鬘经》题记明称：此经先由Kusan语译为吐火罗（Toxri）语，再由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由此更可证明Kusan语不仅不是吐火罗语，而且和吐火罗语之间还需要翻译。对此，黄盛璋先生认为应把新疆境内流行于龟兹、焉耆一带误称的吐火罗语改称大月氏语，他说：“（新疆）甲、乙两种语言仅属方言之别，乙种龟兹语也可通用于甲种语言区焉耆、高昌一带。悟空行纪所称的‘四镇方语’，即此两种语言之总称。而操两种语言的焉耆、龟兹皆称月氏，操这两种语言必属月氏族，故今后可统一称月氏语。”①
  我认为黄盛璋先生所说把龟兹、焉耆语称月氏语并不妥切，因为在月氏语之前龟兹、焉耆一带先已有敦薨语存在，后来月氏、乌孙、匈奴等都属突厥语族，才把原来的敦薨语逐渐为突厥语所代替，是以原先被西方一些学者称说龟兹、焉耆一带的“吐火罗”语中就有不少突厥语。如龟兹语的tumane、tmane，来之于突厥语的tuman；而龟兹语的parname，义为“外”，汉译为“外道”，梵文却称为sama、santi。足证类似kes、parname等语都是龟兹族固有的语言。为了区别于流行在喀布尔一带的真正吐火罗语，把龟兹、焉耆一带的语言称为“敦薨语”为妥，或者仍保持龟兹、焉耆语的名称。
  从上述语言演变，可知远古时期敦薨人，即Toxri人确曾住于龟兹、焉耆一带，但龟兹位处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上，特别是丝绸之路畅通后，东西方的民族来往更为频繁，因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中原及河西走廊一带的各族人民也越来越多。根据考古发掘也完全证实这种无法阻挡的各族之间频繁的交往，从龟兹邻近的温宿县天山山区的考古发掘就可看到这种情况。
  地处温宿县天山山脉南坡丘陵地带的包孜东乡包孜东村西北（东经80°45′，北纬41°44′57″，海拔2180米）有一墓葬群，沿山前一条干沟由东南向西北呈弧形状排列，延续约3500米，尚存58座墓，1985年7月间经考古发掘了两座墓，其中一座墓属公元6～7世纪的突厥墓葬，一座墓为公元前后游牧民的墓葬。在这公元前后的一座墓葬中共出土10例颅骨（男2女8），经人类学专家进行24项观察和65项测量得出的结论称：“从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可以看出：该批颅骨既具黄种人大部分特征，也有白种人一些明显特征（如面部突变，鼻颧角，鼻骨最小高，鼻指数，梨状下缘形态等）。”而在一座突厥族古墓出土的颅骨特征却是“鼻颧角146°，总面角86°，齿槽面角86°，说明面部扁平，并为平颔型；犬齿窝中等，不发达的鼻棘，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形等特征，明显属于大蒙古人种的性状。..这例头骨，虽具大蒙古人种的许多基本特征，但有些项目却超出大蒙古人种的范畴，而极接近或者就落在欧罗巴人种范围之内”①。从这个考古出土的人种经人类学科学测定看，秦汉时期龟兹地区人种已有不少蒙古利亚人种，同时还包含不少白种人的明显特征。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远古时期虽有不少讲东伊兰语的人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族人群不断进入西域，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人进入天山南北者更多，如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突厥、回纥等各族；另还有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的鲜卑、柔然、蒙古等，从而使龟兹地区形成为以突厥一铁勒语为主的突厥语族部落。这种趋势绝不是从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庞特勤率领部分回纥人西迁龟兹后开始，而是从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等西迁后就逐渐形成了。

①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2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②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107～113页，文物出版社，1983。 ③王永焱：《西北史前文化遗址概况》，见：《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10期。 ④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⑤王永炎：《西北史前文化遗址概况》，见《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10期。 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博物馆：《新疆和静县察吾呼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2（4）。 ①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55页。 ②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3页，见《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 ①有关兴地岩画上的图均转引胡邦铸《库鲁克山的岩画》，见《丝绸之路造型艺术》，1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②温宿县岩画均见苏北海《温宿县天山岩画看古代游猎生活》，《干旱区地理》，1989（1）。 ③道宣：《广弘明集》卷7。 ①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55页。 ②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56页。 ③转引于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56页。 ④⑤余太山：《塞种考》，26页、37～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⑥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见《新疆 社会科学》，1985（1）。 ⑦苏北海等：《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中所反映的生殖崇拜及裸体艺术》，见《丝绸之路岩画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①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55页。 ②H.W.Bailey，“Languagesofthesaka”，HandbuchderOrientalistik1—4—i，Leiden1958，134页。 RE.E.Emmerick，TheTumshugueseKarmavacanaText，Wiesbaden1985。 ③Bailey.KhotaneseTexts，Ⅶ，71～73页。 ④朱谋伟：《水经注笺》，《水经注》校本，4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⑤F.W.K.Müller：《中亚未知语言考》（BeitragZurqenauerenBestimmungderunbekanutenSprachenMittelasiend，SBAW），958～960页，1907。 ①W.B.Henning：《濮达碑铭考》（TheBactrianInscription）45页，BSOAS.Vo1，23，1960。 ②Vonlecoq：《突厥摩尼教文书》（TürkManieheean），27页，Vo1.I。 ③3F.W.K.Müller：Handschriftenreste，i，351页。 ④转引于W.B.Henning：《焉耆语与吐火罗语》（Argiandthe“Tokharians”），550页，BSOS，Vol，9 ①F.W.K.MülerandE.Seiig：《弥勒会见经与吐火罗语》（Maitrisniandthe“Tokharisans”，414页，SBAW.1916。AM， ②1949W。.B.Henning：《所谓“吐火罗语”名称考》（Thenameofthe“TokharianLanguage”），160页， ③W.B.Henning：《耆语与吐火罗语》（Argiandthe“Tokharians”），556页，BSOS，ix，1949。 ④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载《西域史论丛》二辑，6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①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载《西域史论丛》二辑，26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①新疆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温宿县包孜东乡古墓出土人颅的研究》，见《新疆文物》，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