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与新疆地理位置、环境密切关联，形成、发展并良好保存了这片地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现代民族人文资源。这是一区大家已大概感知、但认识却难说深刻，也难说已经得到了很好开掘的文化矿藏，它蕴藏着巨大的人文科学财富。只从人类文明史研究这一角度分析，其特殊的科学价值，就绝非其他地区所可比拟，更非其他地区所可替代。深入认识、科学保护、积极利用并发展这一文化资源，不仅可为新疆、为中国、也有望能为建设新的人类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新疆，位居古老的欧亚大陆交通冲要地带。这样一种地理位置，自然造就了它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我国学者季羡林教授曾在不止一个场合，用不同的文字、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一说到中外文化的交流，首先想到的必须是新疆。我常常说，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不管人类社会在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也不管人类当前世界信息爆炸到什么程度，科技发展得多么眼花缭乱，人类要走的道路，总离不开这四大文化在未来世纪中的碰撞与融合。”（《新疆两千年》序）无独有偶，享誉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回答“您喜欢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哪个地方出生？”的问题时，说：“我希望能生在公元纪年刚开始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伊朗文明和古老的中华文明融合在一起。”不言自明，这个地方指的也是新疆！季羡林、汤因比在这一点上彼此切合、见识近同，说明他们已深入认识，并努力揭示着同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实质。
  古代新疆文明包孕了如此深厚的内涵，具有如此不一般的文化哲学意蕴，对这一古老文明，进行深入的认识、研究、介绍，自然就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现实，是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今天新疆地区多姿多彩的民族民俗，实际也积淀着多方面的历史的遗痕。
  一
  分析古代新疆地区的居民及其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必须把它们放在亚欧大陆腹心这样一个地理背景上，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概念。
  在古老的亚欧大陆上，200万年前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随原始人群增加，逐猎野兽，采集植物籽实，适应气候变异，人群迁徙游动，势属必然。从这一背景看新疆，自然就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存在。在辽阔的新疆大地，不论是高山峡谷、山前草原，还是沙漠中断续展布的片片绿洲，实际都可能成为人们东来西往的陆桥。这样一种交往来去的事实，其时代，当然远早于今天人们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丝绸之路。考古调查资料中已见一些文物，虽数量极少，但其典型特征，已强烈透示着相关的信息。
  最晚到距今两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及其邻近地带，已经见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近年，在交河故城沟西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阶段人们遗留在第四纪全新世地层中的打制手斧、砍砸器①。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河谷吉日尕勒，也见到晚更新世地层中人工烧火、烧骨及一件打制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②。
  在阿尔泰山中，今哈巴河县别列泽河谷多尕特，有一处彩绘洞窟。面对深深草场，奇形怪状、颇为诡异的风蚀花岗岩洞中，以赭红色涂绘出原始猎人以投枪、长矛猎捕食草类大兽牛、马的图形，图像表现已有牛、马中枪失血后倒扑在地，其余夺路狂奔。彩绘中的猎人这时还不知道使用弓箭，说明这时尚未步入新石器时代，绝对年代可早到一万年以前①。两边有不少人手纹。人兽两旁，有几何形栅栏，似为陷阱的坑口，成列的难明其具象的点纹等。在阿尔泰山中，保留至今的原始岩刻画无虑千数。但这类彩绘却只见有限几处。而在欧洲西部西班牙、法国，早到旧石器时代四万至两万年以前的这类洞窟彩绘却是多有所见。拿欧洲这些早期、世界知名洞窟彩绘与哈巴河洞窟彩绘比较：在岩洞中图绘狩猎图景，利用晕染手法表现牛、马形体，猎人用投枪、长矛围猎牛、马的形式，手印纹、几何形栅栏等，这些内容、形式、风格，可以说是相通、近同。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进一步分析的现象。
  它们给人的逻辑联想是：早在一两万年前，欧亚大陆上的古代居民间，可能已经有着信息联系，他们同样选择相类隐秘岩洞，采取相同的巫术、相近的绘画手法，进行巫术祝祷、祈求狩猎成功。这种观念、信仰的交流，经历过一条艰难而遥远的路，但岩画遗迹，却隐约传达着这样的历史消息。
  欧洲有学者持这样一种观点，去今6000年前，北欧大地在又一次小冰期降临后面临灾难：作物不能正常成熟或冻死，饥饿、寒冷驱使这里的古代居民向南、东方向流徙，在这样的迁徙大潮中，可能有人走过了乌拉尔山，走过了伏尔加河草原，并慢慢走到了天山前后的大小沙漠绿洲。他们相信，考古资料中已见到的欧洲人的文化信息，一部分就与这一气候变化形势相关。
  今天已经取得一些有重大价值的考古发掘资料，如去今约4000年前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古墓沟墓地墓葬主人，年代稍晚的孔雀河下游小河墓地的主人，不论直接观察古尸的形态，还是体质人类学家的测量数据，都说明具有古典欧罗巴人种特点②。他们生活在罗布淖尔荒原上，很有可能也成为了古代楼兰王国先民的一支祖源。
  距今3200年前后的哈密五堡绿洲古代墓地，面积约近1万平方米。墓穴鳞次栉比、排列有序，彼此绝不叠压或相互打破。这样一种埋葬现象，表明他们是相对稳定，同一时段内居住在附近绿洲内的居民，这才有可能营构如是井然有序、密集而不乱的茔穴。小小的墓穴，面积有时长不过一米多、宽只一米左右，入葬者均高度屈肢安卧其中。墓地主人使用彩陶、木器、小件青铜器，他们精湛的手工纺、织、染技术，美观大方的几何形彩条，大、小方格纹装饰图案，已经达到的水平，曾使现代纺织工艺史的专家们为之赞不绝口。在这片墓地内的出土毛织物中，还见到了初期的缂织工艺（通经断纬技术）。墓葬主人，据体质人类学专家测定、报道，既有欧罗巴种人，也有蒙古种人，两种人在这里共生共处③。而墓地屈肢葬传统，确曾是早期欧洲、中亚草原上流行的葬俗。
  199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北麓一带进行考古调查，于石河子采集到一件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细石镞。燧石制成的小镞通体琢打出细密的鱼鳞纹，镞底与箭杆连接处，击打出一个深深的弧形凹槽。这别具特色的设计、规范的造型，所有细节，都显示着加工者的心思，是一种文化思想的积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类型特别的细石镞，在欧洲、亚洲西部草原，出土相当不少。这一类同，绝非偶然，而是表现着相同的工艺传统，说明着一种文化、观念的传承。这类细石器，出现的年代很早，旧石器晚期即见；但它延续时间又很长。在石河子采集现场，则和卡拉索克式陶罐在一道，时代最迟在去今3000多年前①。
  较五堡墓地更晚一些，去今不足3000年，昆仑山脚下的扎洪鲁克墓地②、吐鲁番盆地中的苏贝希墓地（前4世纪至前3世纪）③……不论是古尸形态，还是已经完成的传统体质人类学测量分析，都清楚传达着同一个历史信息：居民中的主体确为白种人。
  也就是在这一时段内，在新疆伊犁地区发现过安德罗诺沃式的青铜斧、镰、刀，头戴高尖帽的青铜人④。安德罗诺沃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以内在中亚西部地区广为分布的遗存，新疆见到这类文化遗物，自然表明其间的密切关系。在巴里坤兰州湾子、伊犁、阿勒泰、天山北麓奇台、乌鲁木齐南山等地发现过多量青铜鍑。兰州湾子铜鍑出土在一处大型石构房居址的下层，与彩陶器、小铜刀共存，据碳14测年，绝对年代早到距今2900年前，而这类铜鍑在东至蒙古草原、西到欧洲的广大地区内，是普遍都有发现的古代游牧民族的炊煮器，造型、功能的一致，清楚表现着其间的紧密关连。天山巩乃斯河谷、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青铜祭祀台，在造型殊异的台盘中，有炭灰等烧火痕迹，盘边或盘内伫立带翼兽、狮、虎、牛等形象，在伊塞克湖周围及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同样广为分布，这大量可能与祆教崇拜相关的文物，自然更说明主人们共通的信仰。在吐鲁番盆地中洋海青铜时代古墓地内出土的銎形青铜戈，在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中同样出土。鄂尔多斯式野兽纹图像的青铜器、金器，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周缘、吐鲁番、帕米尔东麓屡有所见，阿拉沟战国晚期古墓中见到了丝绣、漆器，在罗布淖尔、哈密五堡、阿拉沟等地早期古墓中发现过不少海贝①，而这些足以表明新疆大地与周围世界经济、技术、文化思想交流的出土文物。无一例外，其时代无疑都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较之汉通西域，是明显要更早的。
  与新疆这些考古信息可以呼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的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过一件青铜戟，戟上人头像明显具有白种人特征。相类的人物形象还见于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出土的两件蚌雕②。笔者在扶风考察参观中，曾得机会目验过这一珍贵的文物。这类夸张表现的深目高鼻白种人形象，作为一种艺术品，肯定有其生活基础。铸造、雕刻相关头像的人，必然接触过相关的欧罗巴种人。否则，产生不了这样的作品。如是，一个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公元前1000年，有关白种人的状貌在甘肃、陕西，也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上述罗布淖尔、哈密、且末县扎洪鲁克、吐鲁番盆地鄯善县苏贝希、天山深处阿拉沟等处出土人骨，曾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人类学家得出肯定结论：他们虽同属高加索人种类型，但细部特征还是有着差别。既有古典的北部欧洲居民，也有来自地中海周围的南欧及伊朗—阿富汗高原等不同的地区③。当然，更多的、大量考古发掘的体质人类学资料也说明，在新疆大地上，公元前1000年后期，类型各别的蒙古人种居民又逐渐成了这片土地上占有更大比重的居民的主体。这一基本的蒙古人种与欧罗巴种人共存共生、彼此交融的格局，是形成今天新疆大地上多民族并存、共同发展的历史基础。进入人类历史文明时期后，大量古文献记录同样说明这里居民民族成分相当复杂。他们具有不同语言、使用不同文字，经济生活各异、文化心态也不尽相同。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出现了今天新疆多民族共居、共处的文化人类学的格局。这样历史悠远、色彩丰富的文化人类学资源，环顾国内外，确实可以说是少有其匹。研究人类自身的演化发展，认识世界上多民族、多文化格局的形成，从这里可以汲取宝贵的营养，自然也可以帮助人们撇除狭隘的民族排异心态。这样一个理想的研究空间，已经吸引了全世界人类学研究者关注。许多国家的学者，很早就曾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这块大地，希望利用这里干燥环境下完好保存下来的人类遗骸，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近年，更利用最新的DNA遗传密码测定方法，展开遗传基因的分析、测序，将古代人类的DNA密码，与现代民族的遗传基因进行分析、比较，自然有望进一步深入认识不同民族的祖源、发展、彼此间的关系。
  二
  去今2200年前后，在我国西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军政大事。盛极一时的大月氏王国被原为其属下的匈奴击败，自河西走廊，新疆东、南部地区西走，连带驱动塞人西迁，匈奴、乌孙成了新疆历史舞台上新起的主角。西域大地政治呈现全新的色彩。匈奴势力急剧膨胀后，不仅西扩，同时也不断南向黄河流域进扰。西汉文帝在与匈奴的抗争中，差一点成了俘虏。初建的西汉王朝远不是匈奴征骑的对手。
  雄才大略的刘彻接位为汉武帝，设计了全新的战略：改被动防御、退守为积极进攻。通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形成对匈奴的钳形包围，是这一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应时代召唤而出现的时代英雄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大智大勇，不仅凿通西域丝路，在军事上严重打击了匈奴的进攻，迫使匈奴势力向北、西转移，最后也使汉王朝的大旗在西域升起。公元前1世纪60年代，汉王朝在这里派驻了西域都护，统领军政。自然而然，经过新疆进入西亚、南亚、欧洲的道路，发展、建设成为了在汉王朝有组织管理下的交通命脉。既往就存在民间，分散、自发、接力棒式的联系方式，这时进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有政府管理，供应给养，保障交通安全。西域大地各绿洲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史，自此掀开了全新的篇页。
  这时的西域大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周沿，或虽在沙漠腹地、却又是河流可及之处，一区区绿洲散列。绿洲大小不等，一区绿洲是一处自给自足的以农业为基础，有畜牧、手工业经营的经济实体，这就是汉文史籍中提到的“国”，实际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根据使节报告，见载于《汉书》、《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所谓三十六国、五十余国情况，最梗概地报道了这一政治形势。
  通过100年来中外考古学者的工作，呈现在今人面前的历史文化信息，较干枯的文献记录远为鲜活：在罗布淖尔荒原，哈密五堡，且末扎洪鲁克，民丰尼雅，吐鲁番盆地中的苏贝希、阿斯塔那等地出土的大量古尸，生动显示着古代新疆地区的居民种族多源、民族复杂的面貌。除大量蒙古人种居民外，还有来自欧洲北部、地中海周围、伊朗—阿富汗高原等处的，特征各异的欧洲人种居民。从民族学角度分析，更是多种多样，他们不仅形貌有异、服饰不同，语言、宗教也各具特色。从存留至今的文字资料看，在和田绿洲上，汉、晋时期人们曾使用记录犍陀罗土语的佉卢文，南北朝至唐，则主要使用古和田文；在喀什绿洲一带，见过时代早晚不同的梵文；在库车绿洲，是乙种吐火罗语文；焉耆一带，是甲种吐火罗文；昆仑山北缘达磨沟、尼雅、安迪尔、且末一带，既见早期的佉卢文，也见到和田文；若羌米兰，唐代一度是吐蕃的重要据点，这里大量出土的世俗吐蕃文献给人们描绘了吐蕃人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面貌。在大量的吐蕃文献中，还有一件粟特文书，一件突厥字母书写的如尼文书，显示了丝绸之路上鲜活的文化生活图景。至于吐鲁番盆地，出土的各种古代文献达17种以上，除上述各种文字外，还有西夏文、较晚期的回鹘文、较多的粟特文。
  我们在上面列数了主要为印欧语系的古代文献，部分阿尔泰语系文献，却没有提及汉文。实际古代汉文献，在新疆大地是使用最早的一种文字。而且，作为中原王朝官方主体文字，在这里出土数量也更多。粗略统计一下，在楼兰，汉晋简纸文书即达709件，其他如瓦石峡、尼雅、安迪尔，沙漠深处的麻扎塔格、丹丹乌列克，天山南麓的巴楚托库孜萨来、新和县的都勒杜尔·阿胡尔（这里一处遗址汉文书即达200多件），库车的库木吐拉、拜城克孜尔、焉耆锡克沁等无不见汉文书资料出土。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出土晋—唐时代文书，数量近达3000件。自汉晋至唐、宋时期，新疆各处可以说都见到汉文文书。汉代精绝王室曾使用汉文进行交际、应酬，中原大地的小学课本“苍黠篇”，在这里也一样使用。元代董本《西厢记》刚刚在中原大地问世，且末县境的塔地让元代遗址中，就有了书体精妙的手抄本。这些随手拈来的例子，深刻而显明地揭示着在久长的1000多年中，汉文化在新疆地区不仅是重要的存在，而且在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十分深重、巨大的作用。
  干燥的环境，不仅保存了易于损毁的古代简纸文书，而且保留下大量作为当年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城镇古堡。除高昌、交河、安西、北庭、楼兰、尼雅这些人们熟知的古代丝路重镇外，可以说每个县、每个绿洲居民点附近，都可以觅求到这类古代城镇、聚落遗存。在于阗县境，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近300公里，近年发现了汉代圆沙古城，在尼雅废墟红柳沙包丛中，汉精绝王国的古城也浮现出沙海。它如安迪尔古城、营盘古城、轮台县第纳尔河下游，新和、沙雅南部盐渍荒漠，都有不少古代城堡。在孔雀河谷、塔里木河沿线古烽相继相望。每一座城镇废墟下面都埋藏着许许多多不见于古代文献的历史消息。
  与显目的古代城镇相依相傍，有大量佛教寺院，它们虽然曾在历史上的宗教冲突中遭遇过毁灭性的破坏，但仍然在显露当年曾有的辉煌。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艾斯热提毛拉山，卡克马克河边的三仙洞，伯什克拉木乡的摩尔佛塔，叶城县的棋盘山，新和县的都勒杜尔·阿胡尔，库车县的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苏巴什、森木塞姆，拜城克孜尔，焉耆锡克沁，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吐峪沟、胜金口、交河沟西、桃儿沟，哈密白杨沟，北庭西大寺，罗布淖尔地区LB、楼兰城中高耸的佛塔，阿尔金山脚下的米兰佛塔及其中闻名世界的有翼天使，安迪尔佛寺，尼雅遗址中不只一见的佛寺，丹丹乌里克废墟中一区区并列的佛寺、佛画遗存，墨玉扎瓦等等，这遍布全疆各处、件件可觅的佛教遗存，表现着在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进入新疆之前，新疆大地确曾经是一个佛音缭绕、香火弥漫的佛教文化世界。
  与梵音缭绕的佛寺相邻相杂，许多地方还可以见到摩尼教、火祆教、道教、景教、传统的萨满教活动的遗存。20世纪80年代末，吐鲁番文物保管所进行柏孜克里克石窟维修，发现了三件摩尼教徒用粟特文书写、呈寄给摩尼教东方教区主教的致敬信，表明直到公元11世纪，吐鲁番地区仍是摩尼教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寺也是摩尼教的重要活动基地。这些不同的宗教文化，表明人们追求着各别的思想解脱的途径。
  在这些城堡遗址、墓穴、佛寺洞窟中，既可以见到中原大地的育蚕、织丝技术，牛耕、凿井工艺，汉医药，金属冶炼，茶、漆器、铜镜等来到西域的消息，也可见到西方的鍮石、香料、玻璃器，西域的毛纺工艺、骏马佳驼、干鲜水果，自然也可以从中窥见它们沿着丝绸之路进入黄河流域各地的痕迹。全国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都因此而进一步丰富、改善、提高。
  西域大地音乐、舞蹈、绘画艺术、杂技百戏，富有特色，进入中原后，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为时尚。西域的杂技、魔术，是汉代上及宫廷、下至民间广大民众追求的新的艺术享受。隋唐时期的宫廷乐舞中，来自新疆地区龟兹、疏勒、于阗、高昌的乐舞占有很大比重。“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舞”的胡旋舞，唐代曾经风靡长安闹市。西域以晕染表现光影的绘画技法，也深深影响过当年中原的画风。
  公元11世纪以后（吐鲁番、哈密地区最晚到15世纪），伊斯兰教逐渐统治了新疆大地。清真寺的穹顶、尖塔、绿色琉璃瓦、洁净的白色石膏雕花，逐渐成了新疆大地上一统的文化象征。标示着自此以后，新疆各族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阿拉伯、波斯传统文化伴和着伊斯兰文化，对新疆大地产生着深重的影响。
  正是根植在如此悠久、多源、特色各异的历史文化基础上，才最终形成、出现了呈现在今日世人眼前、任何地区都难以比匹的新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生活局面。大略观察这里的不同民族，甚至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人们都不难捕捉到不同的状貌特征，差异的服饰，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习惯，各别的语言、宗教，各具个性的音乐、舞蹈，真正是异彩纷呈、光彩夺目。
  三
  特别丰厚、具有浓烈地区特色的历史遗产，鲜明民族、民俗特色的文化资源，不仅是新疆各族人民迈向新时代的基础，而且是他们建设新生活的重要财富。世界各国及祖国内地人民，不远千万里前来新疆进行考察、旅游，正是寄希望在这里能够汲取到其他地区难以觅求的历史、文化养分，寻求到因之可以提高自身知识素养、建设新生活的力量，自然，也可以在这一巡礼中得到健康的文化享受，感受到精神的快乐。
  新疆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感受到这一历史的责任、现实的要求，在保护历史文物、民族文化传统的宏伟工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只从历史文化研究角度看，经过多年调查，不完全统计，全疆各地已经发现各类历史文物遗址4000多处。重要的文物遗址，大都有了专职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安西、北庭都护府，楼兰、尼雅、高昌、交河故城，克孜尔、库木吐拉、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及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帕和加墓，都被列为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国家财力保护着这些文物遗址的安全。另有239处文物点，被列为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2000处文物点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不同等级的文物遗存，都建立了相应的保护机构，安排专人进行保护。从民俗文化资源角度分析，民族文物同样受到关注，民族传统受到尊重，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弘扬。公元11世纪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巨著《突厥语大辞典》，同一历史时期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长诗《福乐智慧》，以及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都已经整理、出版；叶尔羌汗国阿曼尼莎汗收集整理的《十二木卡姆》、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回族的花儿、柯尔克孜族的库木孜、塔吉克族的鹰舞等等，都是新疆艺苑中各具特色的花朵，得到继承、发扬。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丰采，让人目不暇接。在这些现代文化艺术瑰宝中，同样可以触摸到古远的新疆历史文化的信息，感受到新疆多民族的文化韵味。
  自然，在迅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开发建设高潮中，也产生着新的矛盾，产生着新的问题。
  我们以历史文物遗存为例进行分析。西部大开发，大批基本建设工程如铁路、公路、石油、水库、城市建设工程上马，与一些历史文物古址保护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方面，国家虽早有十分明确的政策，要求在设计基建工程时，一定要既保证基建，也要注意保护文物，要两利，不要只顾一头。强调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在基本建设施工中，不能以牺牲优秀文化传统、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但在实践中，许多部门往往更多想着现实的经济建设的要求，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文物保护视为额外的负担。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驱使，我们看到了吐鲁番安乐城被砖厂吞噬，库木吐拉石窟为水库侵蚀，安西都护府故址不断被破坏，一些古城、古代居址，慢慢化成了肥田的材料。也是在这一认识驱使下，在兰新铁路提速工程、南疆铁路工程中，都曾有过古代重要遗存被毁坏的教训。这种实际工作中轻文物、重经济建设的思想，其短见、不足，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要求日愈强烈、迫切，而会更加显示得清楚，并逐步为大多数人们所不能理解、接受。但那时，已被破坏、毁灭的文物遗存，却已经永远消失在太空之中，而不能再生、重现。那时，这些短视行为只能成为全民族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一个让人高兴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到新疆旅游的人流一年盛过一年。草原、沙漠、高山构成的丝绸之路及沿途古迹上凝集的历史文化印痕，独具个性的民族风情、音乐舞蹈，都成了各方面人士追寻的目标。楼兰、尼雅、交河故城、克孜尔石窟，以及艾提尕尔、阿帕和加墓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历史文化的代表物，一时间成了人们向往的圣地。旅游，不仅帮助人们更深地了解了新疆，了解了它的历史、文化，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这自然是应该大力支持的无烟工业。旅游经济发展，无疑也大大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古代文物的历史价值及在经济发展中重大作用的认识，人民群众保护文物的自觉精神因此也随之提高。他们会清楚地感到，当年身边的那些断壁残垣、遗址废墟竟有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的珍贵价值，还可以直接帮助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旅游，在这一点上，确实可以促进文物的保护。因为，说到底，最有效的文物保护，还在于人民群众总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虽然，具体到某一个点，在一定时间内，旅游与文物保护要求可能形成一定矛盾。石窟中进入的人太多，碳酸气会对壁画产生影响；古城中人流过多，会对遗迹带来一些难免的破坏、污染，但这只是发展中的矛盾。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些在故宫、敦煌已经发生的矛盾，在新疆还远远构不成严重的现实的问题。新疆如此宽广的地域，每年的旅游者数量还是很小的数字，可以发展的空间还十分巨大。即使在某一个点上，一时人多，也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管理、控制并实施适度的开放，做到既可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又无损于文物保护的要求。具体分析旅游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矛盾，目前在新疆，主要大概还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这是一个更实质性的问题。文物部门应注意文物的社会效益，注意文物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应真正把这一点放在第一位。而国家财政，也应随经济发展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增加投入。文物，只有保护好，才能利用好，才能为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条件。旅游部门在旅游经济发展后，应责无旁贷在旅游收益中拿出适当的部分，支持相关的文物保护事业。新疆面积占全国六分之一，历史文化、丝绸之路及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特色鲜明。旅游经济虽已有长足发展，但每年来新疆旅游人数与实际可以接待的人数相比较，余地还是十分大的。在目前人们对新疆还了解不多，对新疆历史、文化了解不深，对古代丝绸之路文化认识还不足的形势下，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支持新疆旅游业的发展，还是应该坚持的主要一环。
  从实践中观察到，目前，导致新疆文物古迹被破坏、遭毁损，主要还不是有序组织下、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旅游者，而是在文物贩子的支使下，普遍存在的文物盗掘。笔者2000年最后两个月在南疆地区走马观花看过不少地方，盗挖古墓的情况，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既往少见的情况。这股盗掘文物之风如不采取有力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对新疆文物遗存造成的破坏，对古代新疆历史文化研究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确实是难以轻估的。听任这股盗掘破坏之风继续发展，而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扼制，确实会向上无法面对祖先，向下无脸面对子孙。形势严峻，确实需要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①伊弟利斯等：《吐鲁番盆地交河故城沟西台地旧石器地点》，见《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 ②新疆博物馆等：《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5（1）。 ①王炳华：《深藏在阿尔泰山中的远古文明》，载《丝路游》，2000（1）。 ②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1）。 ③哈密五堡墓地，系笔者主持发掘。先后共发掘3次。报告尚未发表。简单报道见王炳华：《哈密古墓地发掘简况》，载《考察与研究》，第4，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①《石河子文物普查报告》，载《新疆文物》，1998（4）。 ②新疆博物馆：《新疆且末扎洪鲁克一号墓地》，载《新疆文物》，1998（4）。 ③新疆考古所等：《鄯善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发掘简报》，《鄯善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见《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38～170页。 ④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见《丝绸之路考古研究》，146～16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①王炳华：146～16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②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种族探索》，载《文物》，1986（2）。 ③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见《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1～3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