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康家石门子岩画，对研究早期新疆居民历史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因此，正确判定这一岩画的创作年代，就成了我们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
  艺术的土壤在于生活，它根植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中。因此，要认识这处岩画的创作年代，一个十分重要的前题是：必须首先准确地把握岩刻画的思想内涵。把握住了它的思想内涵，也就有了判定它相对年代的内在根据。根据前面已经粗略分析过的岩刻画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男性生殖器崇拜，对男性特别尊崇这些基本特点，可以大致肯定：岩刻画面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或较其稍晚；而不大可能脱离父系氏族社会这一生活的土壤，或在此以前。因此，可以推定，康家石门子岩刻画完成的时代，当是呼图壁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或距离这一时期不远的历史阶段。
  在判定了岩刻画的相对年代以后，我们可进一步探求它的绝对年代。
  新疆地区，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一般的结论是：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晚期，已经普遍步入了阶级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因此，从基本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康家石门子岩刻画，必须是完成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
  更具体一点地分析岩刻画的历史背景和创作年代，应该结合呼图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文化来认识。
  距呼图壁不远的木垒县，与呼图壁同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自然地理环境彼此相当。按一般规律推理，在彼此邻近的地区，其大的历史发展进程是相近或相当的。因此，我们可以取木垒县境内已经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作为对比资料，深化对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时代分析。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木垒县四道沟发掘过一处原始社会晚期的村落遗址。遗址位于四道沟河谷台地上，面积约1万平方米。从文化遗存状况可以看出，这处村落曾经有过早晚两次居住，早期相当于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晚期相当于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的战国后期。在这处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造型逼真的石祖，长13厘米，现藏木垒县文化馆①。笔者在木垒进行考古调查时，曾目验原物。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件重要的生殖崇拜遗物，究竟出土于四道沟遗址的早期文化层还是晚期文化层，却没有准确记录。但它是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盛行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产物，与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刻画中所显示的男性生殖器崇拜思想信仰完全一致，却是可以肯定的，它们明显有着共同的时代烙印。这使我们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康家石门子岩刻画，最迟也应完成于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或更早一点的历史时期中。
  有助于我们论断这处岩刻创作年代的，还有两组资料可以参考。
  其一，是见之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童年篇》中十车国王进行马祠以求子的记录。《罗摩衍那》是在口头传说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结论一般均为它最早完成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最晚完成于公元2世纪，先后延续达600年左右。在形成文字前，传说故事自然还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前面曾经论述，呼图壁岩刻中的Ⅰ组画面，与十车国王马祠求子的故事是相通的。它们表现的是同一个内容，只不过九女围绕两组对马舞蹈，较之十车国王后妃三人求子的场面，似乎还要盛大。岩刻应是对当年这片土地上也曾流行过的、通过马祠可以得子的原始生命信仰的艺术反映。它和十车国王马祠得子的故事，可能是一个蓝本，也可能是主题相同、基本情节相同，但细节上有自身特色的另一个版本。无论如何，从《罗摩衍那》成书的时间来分析呼图壁岩刻的创作时代，当不会晚于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以前，而应该更早。
  其二，在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地的卢里斯坦（Luristan），自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发现了大量具有浓郁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包括车饰、马具、武器、工具、礼器、神像等。器物造型独特，其主要装饰是各种动物纹样，如马、牛、羊、猴、虎、鹰等，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其中的人物造像，多作宽圆脸型，高颧骨，头顶饰两支尖角。在大量出土的铜牌饰中，那种对马图案的铜牌饰不止一件。对马的造型、特点与呼图壁Ⅰ组画面上的对马图案颇多相同之处。可以看到在这组图案上，不仅寄托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文化内涵，而且也可以看到彼此影响的痕迹。卢里斯坦青铜器，由于多为盗掘品，科学发掘工作做得不多，关于其时代，一般都认为大概属于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中期，也可能一部分铜器时代更早，但主要遗物当在公元前9世纪至前7世纪①。将呼图壁岩刻与之比较，其对马的图像更为成熟，更具有现实的韵味。其完成年代，较之卢里斯坦早期作品可能稍晚一点，应在公元前1000年的前期。
  另外，在伊朗派拉瓦德（Payravad）出土的公元前1000年的一批青铜器中，不少青铜人像，均戴圆顶小帽，上饰两尖角，也有女像冠饰为“〓”形，与康家石门子所见两性同体人头饰一样。这自然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文化的相似性，表明时代的差距当不会太大，即也应在相似的或者相同的文化时代。如此而言，康家石门子岩画之时代同样也应在距今3000年前后②。
  综合分析这些相关的考古文化资料，我们初步推论，呼图壁岩刻完成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的前半期，但不会早到距今3000年以前。
  应该说明，关于这类岩画的断代，目前还没有一种比较完善、比较科学的分析手段，所以一些结论还不能不受到各方面的局限。而揆诸实际，对古代游牧民族来说，根据其信仰，选择特定环境，在适当岩石上雕刻，确实是比较普遍的、历史性的现象。其中，既有表现宗教思想观念的严肃创作，但是也不能排除，也有一些可能是偶然的即兴游戏之作。在新疆地区，我们就曾注意到一些现代岩刻实例，可以作为这类游戏之作的典型。如库鲁克山中的新地岩刻。1929年，贝格曼曾经在该遗址作过调查、摄影，并作过报导，认为可能是匈奴人的遗存。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罗布淖尔地区调查时，又拍摄过这一岩刻，将前后相隔50年的照片进行对照，我们发现，岩壁上新增加了一些内容，显然是在这50年中后人的游戏之作。又如伊犁昭苏格登山上乾隆时期的纪功碑下部，20世纪70年代被放牧者用锐器刻了一只小小的山羊。十多年以后，有同志再去考察，当年的一只小羊，已变成了数十只的羊群，满布于碑面的下部，技法也是一样的稚拙。这两个实例告诉我们，在进行古代岩刻画的断代时，确实需要十分的慎重。虽然我明知岩刻断代存在着十分复杂的问题，却还是明确提出了这处岩刻可能在公元前1000年前期的倾向性结论，主要就是因为在岩刻的内容上，明显可以见到原始社会后期父系崇拜的思想内涵。有关遗迹，应该是当年从事生殖巫术活动的神圣殿堂，而这一相对年代又有助于我们作出绝对年代的推论。这个方法，从理论上讲，当然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具体分析是否完满、充分，还必须经受多方面的检验。
  关于岩刻的主人，我曾提出过“塞人”之说。作出这一初步结论，根据有二：（1）在公元前1000年的前半期，活动在新疆北部及天山地带的古代居民，据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主体就是塞人；（2）作为岩刻人物的主体形象——狭面、深目、高鼻，明显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而且头戴高帽，与文献中所反映的塞人的形体及服饰也是一致的。
  仔细观察岩刻人物形象，与上述深目高鼻狭面的人物并存，还有相当部分面型宽圆、颧骨相当高，显得特别粗犷的男性人物形象，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帽饰与翎毛有异，为两支尖角，这都与前一类人物形象、服饰明显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有意识精细雕琢表现的结果。因此，可以肯定，与狭面高鼻形体人共存，当年与岩刻关系至为密切的主人，还有一支颧骨较高、面形宽圆的蒙古种人，他们与天山古代居民同样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蒙古种系居民，与前匈奴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
  综上所述，在新疆天山深处新发现的康家石门子岩刻，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它是距今近3000年前新疆北部地区土著居民进行生殖崇拜活动的圣地，是在他们心目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原始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古代新疆居民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在岩壁上雕刻的一页珍贵历史。研究原始思维特征的哲学家，研究宗教起源的宗教史家，研究原始社会史的历史学家，还有民族学、原始舞蹈、雕刻艺术史以及中亚古代文明、塞人历史、民俗、服饰等专业的研究者们，都可以在这巨幅岩刻中吸取有益的、新鲜的养分。因为，在当年古代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所以它迥然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岩刻遗迹，更需要得到我们的珍视，受到特别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