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吐鲁番古代文明的发育与繁荣，与水的关系至深至巨。
  在吐鲁番这样一个降水特别稀少、气候特别干燥的低洼盆地中，古代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水的关系较之任何其他地区都要更为密切。人类在这里的活动，受水的制约、影响也更明显。
  总结已有考古资料，可以大概看出，在唐代以前，吐鲁番地区的古代居民，主要还只是利用地表水。在充分使用地表水的过程中，他们逐步由消极的依赖发展到科学利用、改造，从而一步步开拓了自身的生存空间，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一
  根据最近完成的文物普查资料，目前已可以得出结论，吐鲁番地区最早的人类遗迹，可早到距今1万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它是以打制细石器为主体的一种考古文化，不见陶器。较其稍晚，时代在距今1万年以内，细石器制作进一步规整，可以清楚见出使用分工，或有陶器共存，表明已经步入新石器时代。吐鲁番地区目前所见早期文化遗存，主要就是这类细石器遗址。
  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目前虽然大都已沦入戈壁荒漠，但当年却都是水草丰茂的所在。这种遗址分布规律，既表现了古代先民对自然环境能动的适应、利用，也表现了深受环境的制约、束缚，力量还相对软弱。
  这类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古代遗址，在吐鲁番盆地中，目前共见9处：
  （1）吐鲁番雅尔湖沟西土崖，傍交河城；
  （2）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址，位于三堡乡喀尔桑买亥来村西北戈壁，目前为一片不毛之地，但傍近木头沟水；
  （3）托克逊县韦曼布拉克遗址，位于河东乡韦曼布拉克村布干烽火台附近，遗址西北缘有河道流过。为托克逊河支流，目前已干涸；
  （4）善县迪坎尔遗址，位于迪坎尔乡迪坎尔村东南约800米处，居库木塔格沙漠西南缘戈壁上，属山前潜水溢出带，有泉水出露；
  （5）善县克孜勒库木遗址，位于连木沁乡丘旺克尔村尤土克西南约3公里，遗址范围约20万平方米，遗址区北有一条小河，名色日盖克孜勒库木吾斯塘河；
  （6）善县阿斯喀勒买来遗址，位于吐峪沟乡洋海阿斯喀勒买来村西约3公里的戈壁。属火焰山南坡洪积扇地带，附近有苏巴什河流过；
  （7）善县塔西肯艾热克遗址，位于鲁克沁镇三个桥村南约1.5公里处。“塔西肯艾热克”意为“洪水渠”，遗址区东邻一条古河道，河床宽达数十米，洪水期水流可达；
  （8）鄯善县阿克提热克遗址，位于辟展乡开契克村东南约800米处。遗址东南为沙山环绕，西北有小河流过，附近泉水丰沛；
  （9）鄯善县二村遗址，位于东巴扎回族民族乡二村，处新月形低丘沙垄中，傍近干河①。
  这些细石器文化遗址，大都处于火焰山山前地带，目前多已沦入戈壁沙丘之中。据采集遗物，大都只见打制细石器、小石叶、石核，明显具有较多原始特征，大多当是距今1万年前后的文化遗物。因此，可以推论：自距今1万年前至今，这些遗址所在地点的小环境，已发生了相当不小的变化。而这些遗址之所以如此分布，是因为遗址所在地点当年均去河道、溪流、泉水不远。当年在制作石器、狩猎野兽等生产活动中，古代先民十分明显受到水的强烈制约。
  较细石器文化为晚，也见到一批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居住遗址，其分布具有相同的地理环境特点：
  （1）托克逊县河东乡小草湖遗址：位于白杨河东岸台地，遗址区内除红烧土、灰烬痕迹外，还采集到绘饰三角纹、涡纹的彩陶片。
  （2）鄯善县东巴扎遗址：遗址面积达4万平方米，覆压在厚2米的自然堆积土层下，文化层厚达30厘米，表明是一处早期村落。遗址文化层内采集到彩陶片、石磨盘，说明存在原始农业。这一遗址地区东西均有河道，遗址周围更有水泉，水源丰富。
  （3）善县墩买来遗址：遗址面积近30万平方米，位于连木沁乡墩买来东南，遗址内见圆形火烧面，多量手制彩陶片，绘饰三角形、网格纹及石刀、石斧、石杵、石磨盘等，还采集到一件铜镞，遗址区北部属一条由众多泉眼汇成的水流，溪水潺潺，绿树成荫。
  （4）善县吐峪沟乡苏贝希遗址：遗址区内见到残墙、灰坑、窑穴，多量陶片，可见出盆、罐、壶、釜之属，灰层中发现粮食，遗址时代可能晚到战国—汉，遗址主人的生产、生活，主要依靠了傍近遗址地区的苏贝希河①。
  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古代城镇，在吐鲁番盆地中保留至今的还有不少。认真分析它们所处的地理形势，也无不与水源、河道密切相关。
  交河故城，汉代以前作为车师前部王国的王都已经存在，迄元代废弃。它坐落在雅尔乃孜沟一座土岛上，四周河水环抱。
  高昌故城，很可能奠基在汉代高昌壁的基础之上，历高昌郡、高昌国、唐代西州、回高昌王都，繁荣兴盛达1000多年。主要就在于得到木头沟水源供给。柳中故城，仍然屹立于鄯善县鲁克沁镇。自汉代柳中、唐代田地，直至元、明、清，人烟不绝。根本原因在于有斯瑞克普河对它的滋润。
  其他，如吐鲁番艾丁湖乡大墩古城，目前虽为荒漠，当年城西却有河道流过；距大墩不远的阔坦图尔古城，城北也可见到已经干涸的河道；鄯善县七克台乡七克台古城是唐代著名的赤亭守捉故址，是丝路上的要隘，同样傍近溪流。
  这些遗址遗迹，早到距今1万年前，晚到唐元时期，其共同特点，是都选择在傍近地表水、自然条件较优越、理想的地点。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
  二
  吐鲁番盆地，四围皆山，中间地势低洼，山区较多的降雨降雪，是盆地中的补给水源。它们或者表现为河川，或至山前潜入地下，至适当地段则溢出地表，成为清泉。
  吐鲁番地区古代先民，除使用前述河水外，众多泉水，也是人们主要使用的水源之一。对这类泉水的关心、注意，在凭借泉水为生的地区，自然也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托克逊县柯尔碱镇所见泉水岩画，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柯尔碱泉水岩画，目前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在于这类表现泉水崇拜的岩画稀少，更因为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处表现古代坎儿井的岩画，时代可能要早到距今二三千年前。如果这样，在认识坎儿井起源的问题上，就具有极不一般的意义。1990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干旱地区坎儿井灌溉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代表提出了这些论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激起了国际坎儿井研究界的强烈关注。
  笔者1990年6月，曾对有关遗迹进行过调查。
  岩画遗迹位于天山南麓托克逊县柯尔碱镇北约70公里处，该地俗称“潘琪尔塔克”。岩画，居一条基本是南北向山沟的西岸，俗称柯尔碱沟。沟谷最宽处可有1公里，两岸是并不密实的沉积沙岩，裸露于地表。沟谷内泉水盈盈，灌木丛生。较多的山泉，汇成溪流，成为白杨沟的上游之一。
  岩画具体位置，在柯尔碱沟西岸一区堆积煤渣纤石的沙岩上，岩画所在的砂岩，旁临沟谷，因此未被煤渣覆盖。这类表现古代水利的岩画共见两处，一线排列，彼此相距约30米。
  主要一区岩画所在的沙岩面积，约30平方米。北高南低，略显坡形。岩画画面，约10平方米。画面形象是在凸起的沙岩北端，刻凿出约30个较深的圆形、椭圆形凹点，自每个凹点向下刻凿出一条条曲折的沟槽，似下淌的泉流。有的泉流单独下流至远处，也有数组泉流在流淌过程中汇流到一处，形成较大的溪流最后都汇入一道与这些泉流垂直相交的较深沟谷中。这一沟谷刻凿得较粗、较深。也有几个泉眼淌出的泉流汇成一个略近圆形的水池，形如涝坝。其中一个泉眼刻凿特深，并斜揳入沙岩之中1厘米左右。在这片密密麻麻展布的泉流之中，见到手印、大角羊、如若田畦的几何形图像等，在一头形体特别高大，停立在溪沟旁的大角羊的大角中，还可以见出又一只小羊（图124）。在这区沙岩傍河的断面上，刻凿了两列尾随前进的大角羊（图125）。
  由于这些岩画所在的岩体，是胶结并不密实的沙岩，且均裸露于地表，完成时间又在很久以前，因此除这些泉眼、泉流、沟谷仍然十分清楚，灼然可见外，还有一些图像已漫漶不清，但岩画的基本内容是明晰清楚的。
  另一区泉水岩画，在其北约30米左右处。同样刻凿在傍河边裸露于地表的一块沙岩上，刻画了两三道曲折的泉流。源头处同样是一个圆形的泉眼，泉流下部可见大角羊、手印，一个个比较显目的圆形图像。与前幅岩画比较，只是规模较小，泉流数量较少。尤其因岩面不平，蚀损严重，虽然还可以隐约感到另一些图形，但已难于准确把握，令人遗憾。
  据陪同调查的柯尔碱镇长伊沙木丁、副镇长阿不利米提及附近煤矿矿长阿克拜尔介绍，这类泉水岩刻及其他一些动物形象的岩画，在旁近沙岩上还曾有所见。只是因为地表堆覆了煤砟，部分岩画已被覆盖，也有一些受到人为的破坏。
  这两幅岩画的刻凿技法，是在沙岩上凿点，点径约1厘米，泉眼部分，点凿的痕迹十分清晰。由于沙岩硬度不大，使用比较锐利的坚硬岩石，或金属工具，都可以完成凿点工作。这在新疆岩画中是使用相当广泛的一种工艺，时代较早。
  与这区泉水岩画相距不远，还发现过几处以动物形象为主的岩画。沟谷东西岸均见。表现得最多的动物图像为大角羊，角枝高扬，线条流利，形成十分显目的特征。除大角羊外，还有鹿、双峰驼，昂首挺立，斑纹清楚的豹以及狩猎的情景①。刻凿技法及画面形象明显可以见出一定差异。去柯尔碱泉水岩画约10公里，在托格拉克布拉克（野梧桐泉），也发现过一批以大角羊为主的动物形象岩画②。
  在岩画不远，在柯尔碱镇南1公里，发现过一片古代墓地，竖穴土坑墓葬中，出土过彩陶，绘饰倒三角、斜线等几何形纹饰。器形有罐、钵之属③。从采集的文物分析，它是一区在吐鲁番盆地中比较普遍存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墓葬，是早期姑师人的文化遗存。
  关于柯尔碱岩画的内容、性质、时代，是当前水利史界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有学者认为，这一岩画表现的是古代坎儿井，是距今两三千年前青铜时代新疆地区已经存在坎儿井的证明；也有学者认为，它表现了古代新疆居民对柯尔碱沟内泉流比较实际的测绘，是研究测绘历史的珍贵资料。
  经过实地调查，观察岩画的特征，笔者认为，岩画明显表现着比较集中的泉流，丰富的泉水满足了人、畜的需要。它不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中泉流的客观描绘，而更主要是表现了岩画主人的一种虔诚的愿望，祈求存在众多的泉眼、泉流的柯尔碱沟，能长时期泉水如涌，四季不断，可以满足人们对水的广泛需要。从这一角度说，这是一幅利用巫术，向神灵祈水、求水的记录，表现着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反映着在干旱地区生活的古代新疆居民，对水的特别关心、渴求。
  巫术，是古代先民在与大自然斗争中软弱无力的一种表现。是古代世界中的一种普遍存在。在柯尔碱沟中，泉眼很多，这一带居民，主要依靠山沟中的泉水维持自身的存在、发展。山泉的荣枯，是否丰沛，关系着草被、林木的生长，关系各种牲畜的存活、孳生、繁荣。可以说是古代柯尔碱地区居民关心的头等大事。而山泉的荣枯，本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水文地质现象，但由于古代人们还不认识，更不能掌握、利用这一水文规律，而只是一般感受到它们的变化难以捉摸，感受到水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人类自身及畜群、野生动物、农业种植的生存、发展。这种不可把握的充满机缘的自然因素，自然是导致巫术的最好土壤，在自然规律面前显得软弱的古代先民，只能通过巫术手段祈求获得神灵的帮助。他们在沙岩上刻凿出众多的泉眼，丰沛的泉流，实际是表现着对神灵的愿望，希望主管泉水的神灵会因此受到感应，使泉流丰沛的画面，转化为生活的真实。
  国内外大量资料表明，相当数量的岩画，与原始宗教活动，如巫术崇拜等，关系十分密切。柯尔碱沟沙岩上的泉水岩刻正是在同一信仰的驱使下，为祈求泉水长流而进行巫术崇拜的一区记录。
  笔者认为这一岩画不能说是表现坎儿井的画面，除画面本身形象、特征不足以论定为坎儿井外，还有一个理由是，柯尔碱地区，至今仍是凭借柯尔碱沟中下泄的流水（其中主要由泉水补给），而并不使用坎儿井。岩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当然必须有其生活的土壤。很难想象，在一个还不存在、也未使用坎儿井的地区，人们会凭空想象、创作出有关坎儿井的图画来。
  关于这处岩画的创作年代，是人们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笔者倾向于以下结论：它可能是战国时期土著居民姑师人的文化遗存，是完成在距今2300年前后的作品。
  作出这样的论断，主要根据是：
  （1）去岩画遗迹不远，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姑师人的古代墓地。当年姑师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畜牧业居于主体地位，狩猎经济是其经济生活的必要补充，这和这片地区岩画包括这区泉水岩画中的大头羊饮水、繁育的形象所表现的内容是比较一致的。逻辑上可以联系认识。
  （2）岩画的内容表现了古代姑师人通过巫术手段祈祝泉水丰沛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现着“万物有灵”的精神内核，是这一原始信仰存在的记录及生动表现。这是十分古老的观念形态，而不是人类文明发展比较成熟、比较进步的表现。
  （3）岩画刻凿工艺，是一种比较早期的点凿技术，完成于公元前1000年前期，距今3000年前后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也是采用这一工艺。呼图壁岩画中表现的老虎，与柯尔碱岩画中所见的豹子形体特征相近，但柯尔碱豹子形象的线条、图案较呼图壁要显得更成熟。
  主要考虑了这些因素，所以提出了它是距今2300年前后战国时期文化遗存的初步结论。
  行文至此，应该说明：（1）这只能是一个初步的推论，还必须经受进一步工作的检验；（2）目前，不论是中国，还是国际考古界，对岩画断代，实际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合理、比较有说服力的方法，可以对岩画时代作出准确无误的、奠基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分析性的结论。而根据历史、经济、思想意识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进行逻辑推论，其时代上的差误就很难避免。
  然而，不论在具体年代上会有怎样的差误，这一处表现古代泉水的岩画，已有很久远的历史，是可以肯定的。它独具特色，表现着两千多年前人们对山泉的开发、利用，确实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在新疆水利史研究中具有不应轻估的价值。
  三
  在高昌城郊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区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有近3000件晋—唐时期文书，如果联系新中国成立前A，斯坦因、大谷光瑞等在吐鲁番发掘所获，出土文书数量更大。
  这些文书资料，是当年高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记录，有关农田水利的建设、经营管理、所引水源及因用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民事纠纷等，自然也都在这些官私文书中有相当的表现。当年封建政府在管水、用水方面，承担了重大的责任，为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维护社会的稳定，曾形成一套很具体、也比较周密的管理方法。
  文书中，相当数量是唐代政府的手实、户籍、给田、退田文书等。涉及户主的土地使用权。因此，需明确每块地田的准确位置，要求标明每块土地四至。因此，往往在文书中写明该地块与高昌城某一渠道的关系，如在高昌城的某一方向多少里某某渠等。这里试举一例。
  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5号墓地出土第59号文书，唐武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手实：
  （前略）
  合受常部田
  一段两亩常田 城北二十里新兴 东渠 西道 南道 北曹君定
  一段一亩〓 城西七里沙堰渠 东渠 西常田 南张延守北麹善亮
  一段一亩〓 城南五里马塠渠 东张沙弥子 西张阿仲 南 北渠
  一段一亩〓 城西五里胡麻 渠 东渠 西麹文清 南渠 北曹粟塠①
  （后略）
  根据这些文书中标明的渠名、方位、距离，不难绘制出一幅以高昌城为中心的灌溉系图。曾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过研究，据大谷光瑞取走的文书、吐鲁番新出土的文书共161件，发现高昌城西方有渠道16条，城东南的17条，城南北各9条，并据它们彼此间的距离、方位绘制了一份吐鲁番高昌城周围的灌溉渠系图②，虑及所据文书虽不能算多，也可以大略表现当年高昌城周围灌溉情况，故引录于此（图126）。
  根据有关文书及绘制复原的水系图，可据以引申下列结论：
  第一，源于天山雪水的木头沟水是高昌城周围灌溉用水的主要水源，城北满水渠是条重要渠道，它的渠首在高昌城“北二十里”的“新兴谷”。所以，它是承受经新兴谷（今胜金口峡谷）下流的木头沟水的主要干渠，一直延伸到城北一里处，而在城南八里处也见到满水渠名，由此可见满水渠是条贯穿高昌城，纵贯南北的主要引水渠道。
  第二，高昌城郊的石岩渠、胡麻井渠、孔进渠、榆树渠、横渠、杜渠等，往往出现于高昌城的几个方向，很可能是环城或环城的一部分而行，而它们又与满水渠相交，则古城四周农田用水，均得自由新兴谷南来的木头沟水，主干渠与支渠安排布局合理。
  第三，水渠分布主要在高昌城的东西两翼，也完全符合地理环境特点。自火焰山到高昌城之间，相当主要的地段是一片戈壁，因此也就成了晋—唐时期古代高昌居民的墓地。自高昌城向南一段距离以后，也是一片不宜耕植的戈壁，自古及今耕地主要均在城的东西两翼，水渠自然也主要集中在此。
  当年的高昌，有了合理的渠网配置，加之周密的管理制度，在水的管理使用上，取得了很好的效益。高昌县有“知水官”，渠有“渠长堰头”。由有关渠道浇灌的农田，据地段位置，灌水有先后次序安排，这样既可保证合理用水，取得最好的灌溉效益，也可缓解一些矛盾，保持社会的安定。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唐墓出土的《唐城南营小水田家牒稿为举老人董思举检校取水状》可作为这一方面的一个实例。文书内容为：
  城南营小水田家 状上
  老人董思举右件人等所营小水田，皆用当城四面濠坑内水。中 间亦有口分、亦有私种者。非是三家五家。每欲灌溉之 漏并无准。
  只如家有三人两人者，重浇三回
  茕独之流，不蒙升合，富者因滋转瞻，贫者转复更穷。总缘无检校人。致使有强欺弱，前件老人
  性直清平，谙识水利，望差检校，应得无漏，立一牌牍，水次到
  转牌看名用水，应得无漏，如有不依次第取水用者，请罚车牛一道远使，如无车牛家，罚单功一月日驱使
  即无漏并长安稳，请处分。
  牒件如前谨牒①。
  高昌城边，凭借城濠水而浇灌的“小水田”。因为不止三家五家，而形成争水、抢水的混乱局面，出现以强凌弱、多寡不均的现象，使用水户产生了请官府差遣专人管理用水的要求、按照成例，立牌牓，转牌用水，使灌溉平衡、合理，违背规定要施以惩罚。
  有上述组织严密的干渠、支渠，有适当的办法实行合理浇灌。而在这些水渠经过引水期的紧张使用以后，还必须定期进行修整，以保证灌溉渠系的完好。这也是使干旱地区灌溉渠保持良好状态的一个重要关键。吐鲁番文书中同样见到这方面的文书，及组织劳力实施水渠整修的文字资料。如同墓中出土又一件文书：
  高昌县 为申修堤堰人
  新兴谷内堤堰一十六所 修塞料单功六百人
  城南草泽堤堰及箭干渠 料用单功八百五十人
  右得知水官杨嘉恽 虔纯等状称前件堤堰
  每年差人夫修塞，今既时至，请准往例处分
  者，准状，各责得状，料用人功如前者。依检案例取当县群牧、庄坞邸店及夷胡户
  日功修塞，件检如前者，修堤夫
  （中缺）
  准去年
  司未 敢辄裁
  宣德郎行令上柱国处讷 朝议
  都督府部曹件状如前谨依录申请裁，谨上
  开元廿二年九月十三日登 仕郎行尉白庆菊上①
  文书是高昌县为动工修塞新兴谷内及高昌城南草泽堤堰，向西州都督府的呈文，时在农历九月中。春、夏季农田用水期已过，秋、冬整修有关水利工程最好的季节已经来临，需按“往例”对城北火焰山新兴谷内的堤堰，城南草泽的堤堰及箭干渠进行整治、修补，以利第二年入春后的顺利蓄水引水。
  文书中标明的新兴谷，是胜金口，因此，这是与整治修理木头沟中水利设施有关的工程。谷内堤堰有16所，数量不少，堤堰是拦水蓄水的堤堰；城南草泽从字面上看，在木头沟，水满足居民、农田、牲畜的饮用浇灌后还有余水导入城南低凹处，形成草泽，其周围也有堤坝，这些水利工程从字面意义及所在地理形势分析，应包括干渠堤堰、引水龙口，拦蓄洪水、便于农田浇灌的堤坝及在低洼处存水的土坝，有若因地势而造就的简易水库。至于箭干渠，可能是整个输水工程中位置重要的一条渠道，所以也由县内统一整治。
  联系坎儿井这一水利工程考虑，似可据此而推论：至少，在唐代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前，在吐鲁番盆地中高昌故城周围，从出土的相当数量的有关古代水利工程设施的文字资料分析，还不见坎儿井的存在。
  行文至此，应该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在上引渠各道名称中，有一条“胡麻井渠”，有的同志认为，既名“井渠”，十分可能，就具体表明了坎儿井的存在。从文字本身强为此解，当然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由，但确也不能说是唯一合理的分析。如果把“胡麻井”作为一个地名词，而与胡麻井有关的渠，自然会被名称为“胡麻井渠”的，作这样的理解，自然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应该强调，在据这一文字记录推论可能存在坎儿井时，除应该注意文字本身的分析外，更主要的还应注意考察有关的遗迹。如果唐代高昌城周围确实已经使用了坎儿井，可以肯定，也会存在有关遗迹的；同时在出土文书中当也会有更为丰富、更为具体的记录。这个问题，应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求得验证。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下述的初步认识。
  吐鲁番盆地中已见的自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遗址，1万年以后的细石器时代遗址，距今三四千年的青铜时代遗址，数量较多的春秋—战国时期遗址，两汉时期车师文化遗址，汉—唐时期的古代城镇，都是分布在火焰山前后的一些以天山雪水为源的河沟流域地带。其中较为主要的如二塘沟、斯瑞克普河、吐峪沟、木头沟、大河沿河、白杨沟、阿拉沟等就是遗址较为集中的所在。
  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部分遗址点目前已是荒漠，但附近也都有小河川。距今3000年前后的古代遗址、墓地，如驴达坂、肖尔布拉克、煤窑沟、恰尔塔格、马厂沟、小草湖、鱼儿沟、柯尔碱、阿拉沟、东巴扎、苏巴什、洋海、奇格曼等处古代遗址，或处天山沟谷，或处天山有水地带，或火焰山前河川所及地区，更晚一点的高昌、交河、柳中，这些古代名城及润坦图尔、大墩、七克台、乌江布拉克古城等，也无不都在一些主要河流灌溉范围之内，依傍着河川而存在。这表明，吐鲁番盆地中唐代以前，古代人类的活动基地与下泄天山雪水的沟谷及穿越火焰山进入盆地内的几条小河是息息相关的。人们主要凭借的还是这些河川流水，并未能摆脱这些水流对他们的制约。在这些河川周围、尾闾地区，大都是人们生息、活动的主要基地。就在草拟这篇论文的过程中，笔者曾调查过鲁克沁稍南的三个桥村南古墓群，墓群所在目前是一片荒滩，但荒滩上却发现了自公元前1000年前期到两汉、南北朝及唐代的墓葬，揭示了三个桥小村绿洲的开发历史。而它所依凭的也就是一条不大的斯瑞克普河，迄止目前，小村中人，仍然是借引吸这一河水入涝坝，储之蓄之，以为平日人畜饮用之需。这一用水格局，或可以表明古代三个桥村人民用水模式。这对我们认识古代吐鲁番盆地中人们的饮水、用水方式，不失为一个有用的参考。

①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载《新疆文物》，1988（3）。 ①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载《新疆文物》，1988（3） ①③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载《新疆文物》，1988（3）。 ②邢开鼎：《新疆托格拉克布拉克岩画》，载《新疆文物》，1987（1）。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41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②孙晓林：《唐西州高昌县的水渠及其使用、管理》，见《敦煌吐鲁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14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10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