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巴里坤县，目前也只见石入一座。原在县城东四十多公里之石人子乡。“石人子”一地之得名，当与此石人遗迹有关，足见清代或清代以前，人们即已注意到这一石人的存在。石人原在石人子村南，天山脚下，后被人移至一渠道边，现存巴里坤县文化馆陈列室。石人用料为细沙岩、青灰色。块石不规整。通宽95厘米、宽34～50厘米、厚20厘米。头部用浅浮雕手法，刻画出人面形象：浓眉、圆眼、鼻隆起、嘴小、无须。头部以下，均为原石，未作任何刻画。巴里坤石人，是天山地区所见地理位置最东的一座。
  由于只是地面的一般调查，上述石人资料，自然还难说乌鲁木齐以东天山地区的全部石人材料。因为没有发掘，而且几乎全部石人均已脱离了最初的原始位置，影响了我们对石人像性质的认识。但即使如此，从这点有限的资料，仍可见出不少问题。
  第一，国内外历史考古界，有一个差不多一致的观点：从蒙古高原，到新疆广大地区，前苏联的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等，在这么广大的地域内存在的古代石人遗迹，主要是与古代突厥民族有关的一种历史遗存①。而根据古文献记录和突厥人的传说可知，在阿勒泰之南，高昌西北，也就是天山北麓至阿勒泰草原，是古代突厥民族的发祥地②。这片地区，也是后来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主要地域。当然，在这片地区内，保留下来较多的突厥族遗存，是并不令人奇怪的。但在以前发表的资料中，有关石人遗迹，都只见于阿勒泰、博尔塔拉、伊犁地区。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地带，即突厥民族的发祥地却没有见到具体报导。本文的报导，从资料上填补了这一空白，说明在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地区，石人也是同样存在的。目前的资料，虽还只见于吉木萨尔、奇台、巴里坤三县，但今后随着工作的深入，在乌鲁木齐地区、阜康、木垒等县境内，尤其是近天山北麓的山前地带，继续发现这类石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这类石人像的时代、作用，正如前面提到的，一般都认为与隋唐时期突厥人的埋藏制度有关。根据汉文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如《旧唐书》称，阙特勤死，李唐王朝即派金吾将军古逸、都官郎中吕向至突厥王国致祭，由皇帝为之撰写碑文，立祠庙，并“刻石为像”，以致纪念①。另一位芯伽可汗，身死后，也有立像的记录②。这说明，突厥人在死后，确有在墓前立像的习惯。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曾对博尔塔拉温泉县阿尔卡特石人（此石人现在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部陈列。圆脸、大目，颧骨较高、八字胡，身着反领大衣，腰系带，带上佩系小刀。右手持杯至胸前，左手抚刀剑柄。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型）身后的石棺进行过发掘，除见碎骨、骨灰外，未见其他文物。说明实行火葬。这种火葬习俗，也是见于文献记录的突厥民族曾经实行过的一种葬俗。如《周书·突厥传》提到，突厥在人死后，“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具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旧唐书·突厥传》也记述，7世纪中叶，颉利可汗死，“诏其国人葬之，从其礼俗，焚尸干霸水之东”。将死后立像及火葬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说明有一类石人作为石棺火葬墓前的立像标志，是隋唐时期突厥人的象征，大概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另一问题：新疆广大地区内石人形象的特征，彼此差别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如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的石人造型，我们这里介绍的奇台半截沟石人，就属于同一类型；但还有很大部分石人造型，从面部形象到衣服、佩饰等，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存在着时代的前后不同？如是，那么石人所代表主人的民族身份是不是也应该有不同？我们前面介绍的6座石人，就清楚显示了这种差异：有的只刻画出面部轮廓，有的在面部形象上清楚显示了不同的特征，对这种差别，看来不应忽略。但是，要求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结合着对石人身后的墓葬进行发掘，并比较研究发掘资料。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太少，进一步分析还有困难。但也有一些发掘资料，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说明。在阿勒泰克尔木齐发掘的一批石棺墓，不少墓前立有石人。这些石入一部分形象就比较简单，甚至只是利用一块椭圆形卵石刻画出人的面部形象。这和阿尔卡特石人所代表的一种类型，明显存在差别，而墓地发掘资料也表明：它们的时代较早。墓前立有石人的墓葬，实行的是土葬，随葬文物，有石镞、石质容器、陶器、铜器①。这和阿尔卡特石人火葬墓，就显示了明显的时代、葬俗上的不同。明确这一点，并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探明、研究这种差异，找出其演变、发展的规律，无疑对于我们认识这类以石人为代表的考古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有很大意义的。
  第三，古籍记载突厥民族源起于“金山之阳”。目前，最早见到的汉文史籍是《周书·异域传·突厥》，时代已相当晚，这时期的突厥，作为柔然汗国统治下的一个游牧部落，力量已很强大，这当然不应该是突厥族最初的情况。从隋、唐时期突厥族人的墓葬前立石为像这一习俗看，可以把墓前竖立石人像，作为突厥考古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因此，在阿勒泰草原（金山之阳）发现的、数量相当多的早期石人及墓葬，应该是与突厥考古文化有密切关系，它们是突厥早期文化的一种遗存；或者，可以说，它们是形成后来突厥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无论如何，即使只从石人，或墓前竖立石人像这一重要葬俗看，是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其继承、发展关系的。如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一个逻辑的推论就是：古代突厥人，在阿勒泰地区的居住和活动历史，是十分古老的。它们的时代，远及公元以前。隋、唐时期，影响远布的突厥汗国的传统文化，奠基在一个很深厚的历史基础上。
  第四，当突厥兴起以后，势力强大，在东、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下，居民的种族成分大概也是很复杂的。这种情况，应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从考古工作角度，发掘出土的人骨及一些墓葬前的石人立像，就是第一手资料。如前所述，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阿尔卡特石人形象，具有很鲜明的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而吉木萨尔县苇湖沟石人，就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形象。这是刻画得很有性格特点的一具石人，狭长的面庞上大眼圆睁，高鼻，须髯飞张，这些，都明显具有白种人特点。而石人紧闭的嘴唇，嘴角向下，更十分增强了石人形象的威严，显示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说明了它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可能是某一级的领袖人物。这类资料，集中起来，就足以说明突厥汗国属下相当复杂的居民种族成分。
  第五，在吉木萨尔县新地沟（石人滩）所见一件刻石：不见人面形象，但见斜线、圆环、配刀，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新资料。这种刻石，苏联学者称之为“鹿石”①，他们认为这种“鹿石”（石刻上曾见鹿的形象）是一种公式化了的石人形象：在头的部位刻两条或三条斜线，就是代替人面。虽然，它们的含意至今并不完全清楚，但躯干部分的刀或其他刻图案，则表示着武士身上佩系的武器等物。这类石刻，据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前后的一种遗存，而且认为是与古代萨迦人（塞人）有关的一种遗存。它们也是墓葬前面的标志。苏联学者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工作，当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结合新疆的发现，究竟是什么情况，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掘才能具体说明。目前应该更深入地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保护或科学发掘工作，使它们的科学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