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从蒙古高原到新疆、中亚哈萨克斯坦广大地区存在一种石雕人像。中外学者，对它们也早有报导及研究，最主要的结论是：这类石刻或石雕人像，是6～9世纪（或说7～12世纪）期间古代突厥人的墓前造像①。
  关于新疆地区这类石人造像的分布地域，见于报导的，主要及于阿勒泰地区，尤其是阿勒泰的克尔木齐②；博尔塔拉地区温泉县的乌拉斯台草原、阿尔卡特草原③；伊犁昭苏县的柯达和尔、阿克牙孜④；小洪那海（即昭苏种马场）叶森培孜尔、哈萨克培孜尔⑤；霍城县库鲁斯⑥等处。这些报导，当然是很不完全的，据笔者个人调查记录，阿勒泰地区全境，就是县县皆有石人，凡水草较好的优良牧场所在，一般就可发现石人石棺遗迹。足见，已见的报导资料与实际存在，差距颇大。
  天山地带，过去几乎还没见到过有关石人的报导。据李征同志面告，在乌鲁木齐南郊柴窝堡湖畔，曾发现过石人，但始终未见正式文字报告。而对于这类遗迹，进行翔实的调查，附之以准确的地图，对于研究古代突厥人的分布地域，认识其主要的活动中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科学资料。1983年，笔者偕新疆考古所伊弟利斯·阿不都、邢开鼎、伊列·尼加提、祁小山等先生，自乌鲁木齐出发，沿天山北麓向东，经米泉、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直至巴里坤，进行考古调查，见到了一些古代遗址、古城石人、古墓、驿烽等，所获甚丰。其中石人材料，不少是过去所未见。为助于有关“石人”的专题研究，这里略为报导，并草书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石人像遗迹，目前只见于吉木萨尔、奇台和巴里坤三县。
  吉木萨尔县，主要分布在天山脚下的新地沟、苇湖沟、贼疙瘩梁等处；奇台县，见于半截沟；巴里坤县，见于石人子乡。都是近山脚一些水草较好，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
  一、新地沟石人
  新地沟，在今吉木萨尔县西南，县林场所在。山沟内林木苍郁，沟口为白杨，上面生长着松杉。山梁上绿草如茵，沟内水流清澈。目前已垦为耕地的沟谷东岸，林场场部稍南的地方，当地称为“石人滩”，因为这里曾经伫立多个石人，故相沿成俗。据老人回忆，至少有五六个以上，石人多面东，其身后多有土、石堆，我们踏勘遗址时，仅见扑倒的二座。其中之一，即由县文化馆李功仁同志主持运回县城，存县文化馆。石人所在山梁，调查中曾采集到骨片。有关石人的具体情况是：
  其一，高152厘米、宽42厘米、厚22厘米，花岗岩质。头部特征刻画较细：宽圆脸型、颧骨较高、浓眉，眼、鼻、嘴轮廓清楚。嘴唇上方，有两撇八字胡。双耳垂饰耳环，颈部，刻圆环一道。衣纹未刻画，也不见一般石人常有持杯、抚剑的特征。脑后，刻斜线两道，环带一道止于耳后，其下，有小刀一把（图116）。
  其二，块石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16～40厘米，花岗岩质，青色，块石成不规则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块石并未清楚刻画出人物面部形象，只是在相当于人的头部，刻画平行斜线五道，延及块石的两侧面。在其一侧，斜线是复刻一圆环。相当于上身躯干部位，刻划一圆环、一短刀，一条弧线围绕两条平行绕。这在新疆，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刻石资料（图117）。
  二、苇湖沟石人
  苇湖沟，居县城西南，近天山脚下，与新地沟东西并列，相距约8公里。自苇湖大队骑马入山，有山道可抵达坂城，算得一处隘道。说是“苇湖”，目前田连阡陌，地面不见苇湖痕迹。石人立于苇湖大队门口一土埂边。但这并不是原来位置，据说最初在一条地势较高的土梁上，目前所见情况是：石质为青灰色花岗岩，较扁平。地面以上的高度为116厘米、宽62厘米、厚20厘米。形象特征是：脸型偏长，下颏稍尖，眼大，鼓突若菱形，鼻准较高。唇上鼻下属两撇唇须，八字展开，尾端上翘，嘴唇紧闭向下，显得神态威严，不可侵犯。唇下垂山羊胡一撮。大耳，耳下垂环。颏下有左右向对称张开的斜线六道，似为须髯。其下衣服、武器、手势及持物等，均未见刻画（图118）。
  三、牛庄子石人
  牛庄子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其西为贼疙瘩梁，梁上有古城一座。自吉木萨尔越天山到吐鲁番的古代重要交通路线——他地道，就是通过这片地区南入天山。石人原在牛庄子村。石人近旁有大石墓一座，直径20多米，老乡浇地时，发现这里跑水严重，经发掘，见大石棺。后重又掩埋，未开棺清理。
  石人，现已移至一马厩墙边。高80厘米（地面以上）、顶宽40厘米、下宽60厘米。花岗岩质，青黑色。面部形象尚清楚，眉、眼、鼻、嘴位置准确。眉弓曲，眼鼓成圆形，鼻直，小嘴，脸型稍圆，头、肩分隔处，稍内收，肩部以下则为自然形状，未经刻画。
  四、奇台石人
  奇台县内，目前只见石入一躯，原在县城东南，天山北
  麓之半截沟。这里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由半截沟入山，有
  山道可越天山至鄯善县，石人原在半截沟供销社前，这并
  不是原来的位置。现已入藏奇台县文化馆供人观览。石人
  以花岗岩为料，通高146厘米、面宽39厘米、石厚20厘
  米。刻画较为精细，脸型宽圆，下颏部稍尖凸，似山羊胡。
  眼近圆形。鼻下现两撇小须。右手持杯上举至胸前，左手
  下抚剑柄。衣饰未刻画（图119）。
  五、巴里坤石人
  巴里坤县，目前也只见石入一座。原在县城东四十多公里之石人子乡。“石人子”一地之得名，当与此石人遗迹有关，足见清代或清代以前，人们即已注意到这一石人的存在。石人原在石人子村南，天山脚下，后被人移至一渠道边，现存巴里坤县文化馆陈列室。石人用料为细沙岩、青灰色。块石不规整。通宽95厘米、宽34～50厘米、厚20厘米。头部用浅浮雕手法，刻画出人面形象：浓眉、圆眼、鼻隆起、嘴小、无须。头部以下，均为原石，未作任何刻画。巴里坤石人，是天山地区所见地理位置最东的一座。
  由于只是地面的一般调查，上述石人资料，自然还难说乌鲁木齐以东天山地区的全部石人材料。因为没有发掘，而且几乎全部石人均已脱离了最初的原始位置，影响了我们对石人像性质的认识。但即使如此，从这点有限的资料，仍可见出不少问题。
  第一，国内外历史考古界，有一个差不多一致的观点：从蒙古高原，到新疆广大地区，前苏联的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等，在这么广大的地域内存在的古代石人遗迹，主要是与古代突厥民族有关的一种历史遗存①。而根据古文献记录和突厥人的传说可知，在阿勒泰之南，高昌西北，也就是天山北麓至阿勒泰草原，是古代突厥民族的发祥地②。这片地区，也是后来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主要地域。当然，在这片地区内，保留下来较多的突厥族遗存，是并不令人奇怪的。但在以前发表的资料中，有关石人遗迹，都只见于阿勒泰、博尔塔拉、伊犁地区。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地带，即突厥民族的发祥地却没有见到具体报导。本文的报导，从资料上填补了这一空白，说明在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地区，石人也是同样存在的。目前的资料，虽还只见于吉木萨尔、奇台、巴里坤三县，但今后随着工作的深入，在乌鲁木齐地区、阜康、木垒等县境内，尤其是近天山北麓的山前地带，继续发现这类石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这类石人像的时代、作用，正如前面提到的，一般都认为与隋唐时期突厥人的埋藏制度有关。根据汉文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如《旧唐书》称，阙特勤死，李唐王朝即派金吾将军古逸、都官郎中吕向至突厥王国致祭，由皇帝为之撰写碑文，立祠庙，并“刻石为像”，以致纪念①。另一位芯伽可汗，身死后，也有立像的记录②。这说明，突厥人在死后，确有在墓前立像的习惯。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曾对博尔塔拉温泉县阿尔卡特石人（此石人现在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部陈列。圆脸、大目，颧骨较高、八字胡，身着反领大衣，腰系带，带上佩系小刀。右手持杯至胸前，左手抚刀剑柄。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型）身后的石棺进行过发掘，除见碎骨、骨灰外，未见其他文物。说明实行火葬。这种火葬习俗，也是见于文献记录的突厥民族曾经实行过的一种葬俗。如《周书·突厥传》提到，突厥在人死后，“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具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旧唐书·突厥传》也记述，7世纪中叶，颉利可汗死，“诏其国人葬之，从其礼俗，焚尸干霸水之东”。将死后立像及火葬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说明有一类石人作为石棺火葬墓前的立像标志，是隋唐时期突厥人的象征，大概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另一问题：新疆广大地区内石人形象的特征，彼此差别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如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的石人造型，我们这里介绍的奇台半截沟石人，就属于同一类型；但还有很大部分石人造型，从面部形象到衣服、佩饰等，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存在着时代的前后不同？如是，那么石人所代表主人的民族身份是不是也应该有不同？我们前面介绍的6座石人，就清楚显示了这种差异：有的只刻画出面部轮廓，有的在面部形象上清楚显示了不同的特征，对这种差别，看来不应忽略。但是，要求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结合着对石人身后的墓葬进行发掘，并比较研究发掘资料。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太少，进一步分析还有困难。但也有一些发掘资料，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说明。在阿勒泰克尔木齐发掘的一批石棺墓，不少墓前立有石人。这些石入一部分形象就比较简单，甚至只是利用一块椭圆形卵石刻画出人的面部形象。这和阿尔卡特石人所代表的一种类型，明显存在差别，而墓地发掘资料也表明：它们的时代较早。墓前立有石人的墓葬，实行的是土葬，随葬文物，有石镞、石质容器、陶器、铜器①。这和阿尔卡特石人火葬墓，就显示了明显的时代、葬俗上的不同。明确这一点，并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探明、研究这种差异，找出其演变、发展的规律，无疑对于我们认识这类以石人为代表的考古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有很大意义的。
  第三，古籍记载突厥民族源起于“金山之阳”。目前，最早见到的汉文史籍是《周书·异域传·突厥》，时代已相当晚，这时期的突厥，作为柔然汗国统治下的一个游牧部落，力量已很强大，这当然不应该是突厥族最初的情况。从隋、唐时期突厥族人的墓葬前立石为像这一习俗看，可以把墓前竖立石人像，作为突厥考古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因此，在阿勒泰草原（金山之阳）发现的、数量相当多的早期石人及墓葬，应该是与突厥考古文化有密切关系，它们是突厥早期文化的一种遗存；或者，可以说，它们是形成后来突厥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无论如何，即使只从石人，或墓前竖立石人像这一重要葬俗看，是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其继承、发展关系的。如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一个逻辑的推论就是：古代突厥人，在阿勒泰地区的居住和活动历史，是十分古老的。它们的时代，远及公元以前。隋、唐时期，影响远布的突厥汗国的传统文化，奠基在一个很深厚的历史基础上。
  第四，当突厥兴起以后，势力强大，在东、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下，居民的种族成分大概也是很复杂的。这种情况，应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从考古工作角度，发掘出土的人骨及一些墓葬前的石人立像，就是第一手资料。如前所述，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阿尔卡特石人形象，具有很鲜明的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而吉木萨尔县苇湖沟石人，就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形象。这是刻画得很有性格特点的一具石人，狭长的面庞上大眼圆睁，高鼻，须髯飞张，这些，都明显具有白种人特点。而石人紧闭的嘴唇，嘴角向下，更十分增强了石人形象的威严，显示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说明了它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可能是某一级的领袖人物。这类资料，集中起来，就足以说明突厥汗国属下相当复杂的居民种族成分。
  第五，在吉木萨尔县新地沟（石人滩）所见一件刻石：不见人面形象，但见斜线、圆环、配刀，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新资料。这种刻石，苏联学者称之为“鹿石”①，他们认为这种“鹿石”（石刻上曾见鹿的形象）是一种公式化了的石人形象：在头的部位刻两条或三条斜线，就是代替人面。虽然，它们的含意至今并不完全清楚，但躯干部分的刀或其他刻图案，则表示着武士身上佩系的武器等物。这类石刻，据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前后的一种遗存，而且认为是与古代萨迦人（塞人）有关的一种遗存。它们也是墓葬前面的标志。苏联学者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工作，当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结合新疆的发现，究竟是什么情况，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掘才能具体说明。目前应该更深入地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保护或科学发掘工作，使它们的科学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①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7～8）；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载《考古》，1960（2）。 ②《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1）；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7～8）。 ③李遇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石人墓调查简记》，载《文物》，1962（7～8）。 ④⑥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载《考古》，1960（2）。 ⑤《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12）。 ①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7～8），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载《考古》，1960（2）。 ②《周书·异域传·突厥》、《隋书·突厥传》。 ①《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②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841页。 ①《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1）；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7～8）。笔者曾参加了这一墓地的发掘，其早期墓，可能远早于战国。 ①苏联D.R.萨维诺夫，H.A.契列诺娃：《鹿石分布的西界及其文化民族属性问题》，见《蒙古考古学与民族学》，诺沃西比尔斯克：苏联科学出版社，1978。（苏联）П.Л.奇列诺娃：《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蒙古考古论文集》，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2年。乌恩，陈弘发曾分别翻译为汉文，刊于内蒙古文物队，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