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近年，在新疆东部地区考古调查中，在哈密县花园子、巴里坤奎苏、木垒东城等处，见到几批铜器（图112），对认识新疆东部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面貌，它与邻近地区考古文化的关系，均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以下按出土地点分别介绍如下。
  一、哈密市郊出土遗物
  在哈密市郊，发现了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刀一件，环首小铜刀、镞、砺石各一件等。
  1982年5月，哈密市南郊（距约三四公里），花园公社一大队二小队，维吾尔族农民托乎提·尼牙孜在菜园地内挖土时，于距地表深4米的地层下，发现了一组铜器，计鹿首铜刀一件、环首小铜刀一件、带銎叶形镞一件、小砺石一件等。铜器后为哈密市文管所乌斯满同志征集，保存于文管所内。
  1983年5月，我们到哈密地区考古调查，闻讯后曾至铜器出土现场。其地层情况是：耕土层下为黄土层，厚达2米，质细。2米以下，土色显青灰。据托乎提·尼牙孜介绍：与铜器、砺石一道，还出土了陶器。颜色红褐，似盆、钵类物，但被砸碎、丢弃。我们曾至当日丢弃陶片处搜寻，因时隔过久，未获结果。现将征集的遗物介绍如下：
  （1）鹿首铜刀。通长36厘米、柄长13.5厘米。柄端为鹿首。鹿首颜面较长，眼鼓突，耳直立，角后曲成环。柄首与刀背曲成一条谐和的弧线。最宽处在短刀中部，宽3.2厘米、背厚1.2厘米，刃部锐薄锋利。
  （2）环首小铜刀。通长14.5厘米、柄长6.5厘米，刃部最宽处1.3厘米。柄微曲，柄端有三角形环孔。背部弧曲、刃部微鼓凸，刃尖微翘，造型很有特色（图113，2）。
  （3）铜。叶形有孔。通长5.8厘米、翼宽1.6厘米、孔径0.8厘米（图113，1）。
  （4）砺石。硅质岩，浅灰色，扁平，略近矩形，端部穿孔，便于携带，通长11.5厘米。
  这是一组相当重要、值得注意的文物。其中的鹿首刀、环首刀，具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铜刀风格。相类文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及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抄道沟及陕西绥德墕头村商代遗址中都曾经有过发现①。目前一些学者认为，兽首铜刀，流行时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②。这类兽首铜刀的出土地点，除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外，还见于河北、山西、陕西省北部地区。现在新疆东部地区见到了这类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就不仅大大扩充了我们对鄂尔多斯式兽首铜刀分布地域的概念，而且对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阶段新疆东部地区和祖国内地文化联系状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资料。由于遗物埋藏在距地表4米的深土层下，其上是未经扰动的洪沉、风沉土堆积，后期扰动的可能性极小。进一步科学发掘，肯定会揭示出更为丰富的内容，深化我们对新疆考古文化的认识。
  二、巴里坤县出土遗物
  1978年夏，笔者在巴里坤考古调查中，曾采集到一组铜器，包括铜斧、长铜刀、铜鐏及陶泥抹等。文物出土于巴里坤县奎苏村南一处土墩遗址中，系挖土中所得。笔者到达巴里坤之日，正是文物出土不久之时，听到消息后，随即到了遗址现场。
  巴里坤县与哈密绿洲隔天山相对。这里水足草肥，夏日气候不热，冬日不冷，是新疆地区最好的牧业基地之一，全国知名的“伊吾军马场”，即设置在此。古代历史上，这里也一直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奎苏村，在巴里坤县城东约40多公里，南依天山北麓。文物出土于山脚一处圆丘形土墩中。土墩直径不到20米，高于地表1米多，中部下凹。这类圆丘形土墩，自伊吾军马场沿天山北麓，直至县城西六七公里之兰州湾子一带，络续均见分布。奎苏之土墩，当地老乡俗称之为“青疙瘩”、“白疙瘩”。曾随便挖掘，取其灰土作肥。据现场观察：土墩遗址内有大量烧灰，多大型磨石。有多量彩陶片、灰黑陶片、人骨、兽骨等。大型磨石长者七八十厘米至一米多、宽四五十厘米，中腰下凹达十多厘米，呈马鞍形，堪称巨形磨石。彩陶器多罐类，红衣黑彩。彩多三角纹、网纹。这类陶片，不少均已随作肥料之灰土撒播入地中。据在奎苏及石人子调查收获，上述奎苏遗址，与李遇春、吴震同志曾经报导的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①，应为同一性质的遗存。
  我们采集的遗物有：
  （1）铜斧。长21厘米、宽4～4.6厘米，柄部圆孔，孔径3.7厘米，相当厚重，通体绿锈。其造型特点是：自柄端起，有棱脊三道，向刃部延展。刃部有砍痕。
  （2）鐏。高11厘米。纳柄部分为圆孔，径2.2厘米。中部有方孔，便于加铆。插地部分扁锥状，十分锐利，无使用痕迹。
  （3）小刀。已残，残长8.5厘米，宽2.8厘米。柄部有近三角形环孔，通体铜绿色。
  （4）陶泥抹。底面光滑，显黑色条纹。长22厘米、宽7厘米、厚1.6～2厘米。穹形环孔，长5厘米、高3厘米，正可供把手持握。
  对这一土墩遗迹的年代，我们曾取墩内碎木，送请国家文物局文保技术所碳14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结论是：距今2620±70年，即公元前670年前后。
  三、木垒县出土遗物
  近年，木垒县曾出土透雕动物铜饰牌及铜质圆雕动物形象多件，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1983年，我们在木垒县进行考古调查期间，承戴良佐同志支持、协助，曾看到文化馆内部分藏品，了解到出土情况，并到出土地点进行了踏勘。工作过程中，也收集到透雕动物铜饰牌一件。
  这类铜饰牌及圆雕动物形象，均出土于木垒县城西十多公里之东城乡东城大队四小队。东城，是木垒县内较主要的居民集镇，傍依天山北麓，源于天山的东城河终年有水，使这里牧、农业发展得到可靠的水源。四小队就在东城镇边，水土条件均佳。铜饰牌出土于一道南北向土梁上，土梁宽不过百米，相对高度十米左右，梁上田连阡陌，民居杂错。农民挖土，距地表深不过米，曾先后出土过铜虎、虎形扣饰、双兽相搏透雕饰牌等。我们详细踏勘了现场，因长期垦种，地面已不见任何遗迹现象。剖面，也未观察到灰层。但多量动物圆雕及透雕饰牌均出土于此，当非偶然。因此，这条土梁并东城河两岸台地，还是值得我们注意并进一步探查的地区。
  我们在东城调查过程中，还征集到透雕野猪饰牌一件。一并介绍如下：
  （1）猪马互斗透雕铜牌。图案形象为野猪与马互相厮咬、搏斗。动物造型生动传神，铸铜工艺达到了高度水平。外廓为骨节纹（亦有称此为“竹节纹”者）环绕，骨节纹内为枝藤缠绕的植物枝、叶，叶的造型与兽耳、眼、蹄爪等结合一起，增强了图案的复杂性。饰牌矩形，长13厘米、宽7厘米（图114）。这种图案饰牌在当时曾相当流行，同类饰牌在卢芹斋收藏品中曾有所见，构图可以说完全相同，如出一模①；在苏联收藏的出土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艺术品中，也见到这类饰牌②，足见其流布广泛，影响很大。
  （2）野猪纹透雕圆铜牌。铜牌作圆形，而不是这类动物饰牌所常见的矩形。直
  径7.3厘米、厚0.3厘米。饰牌图案为6个动物构成：中间的动物形象为卷曲成环形的虎，五头野猪环列四周。值得注意的是：野猪耳朵、眼睛同样为树叶形，与上述猪马相搏铜牌风格完全一样；猪嘴前端同样偏长。饰牌背面的图画表现游牧民族的生活情趣（图115）。
  （3）几何形雕饰牌。近矩形，长边微显弧曲。构图为相当复杂、变化的几何形，其艺术风格也与上述透雕动物饰牌完全异趣。长9厘米、宽2.8厘米。
  （4）虎形圆雕饰件。已残，虎身长5.5厘米、高3.5厘米，虎背有菱形扣。虎睁眼张嘴，利齿暴露，伫立于一铜环上。腹细瘦、利爪锋锐、尾垂卷，凶猛有力。
  据称，当地还出土过虎类猛兽搏斗的圆雕像，因送京展览，这次未见。
  这些标本，除野猪纹圆形透雕饰牌现藏新疆考古所标本室外，余均藏木垒县文化馆。
  这几件动物饰牌，构图新奇、复杂，动物形态逼真，铸造技术非常成熟。圆形野猪纹透雕饰牌，过去资料似少见，而野猪与马相搏，则见得不少，被认为具有汉代透雕动物饰牌特点①。而圆雕动物及透雕、几何形饰牌，彼此间也明显有风格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时代之异还是其他，均值得注意。因此，都说明：木垒县东城一带，是考古工作者亟须进一步注意工作的地区。
  巴里坤、木垒一带，西汉以后，曾是匈奴右部在新疆活动中心地区。《史记·匈奴列传》曾明确记述，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氏“定楼、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汉书·匈奴传》提到：“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汉书·宣帝纪》记述：“本始二年……匈奴数侵进，又西伐乌孙……（汉）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咸击匈奴。”而汉代蒲类地域，当即在巴里坤、木垒一片。从这个时代背景分析，这批动物饰牌与匈奴右部存在密切关系，大概不致有误。因此，为了进一步扩大我们对新疆地区匈奴文化的具体认识，加强对木垒地区的考古工作，是很重要的一环。

①河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载《考古》，1962（12）；《陕西绥德墕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载《文物》，1975（2）；田广金：《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和铜刀》，见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87～102页。 ②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载《考古学报》，1981（1）。 ①李遇春：《新疆发现的彩陶》，载《考古》，1959（3）；吴震：《新疆东部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4（7）。 ②《中国考古学中碳14年代数据集》，15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 ①萨里莫尼：《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巴黎：1933。这里转引自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图八：1；图版三1，载《考古学报》，1981（1）。 ②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第一篇，第五章“塔加尔时期”图版壹，15。中文译本见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内部铅印本，上册，214页。 ①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载《考古学报》，1981（1）。 ①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载《考古学报》，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