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尼雅考古，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文化现象。
  自1901年A.斯坦因进入尼雅开始，与20世纪共始终，尼雅考古一直是20世纪内最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A.斯坦因在尼雅遗址获取的各类珍贵文物，曾经震动了欧洲学术界。它为人们认识古代西域文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资料库，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科学结论，这是A.斯坦因在西域古代文明研究中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面对A.斯坦因在尼雅挖宝、取宝的事实，中国人民、中国学术界的感情远为复杂。他们感受到：尼雅的命运实际与自身的命运紧密关联，他们既不能不为尼雅及以尼雅为代表的许多沙漠废址中的珍贵文物被人任意掠取而痛心疾首、扼腕长吁；但实际又少有能力干预事物的进程。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事物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一些爱国的历史考古学者没有忘记尼雅的工作。史树青、李遇春等不畏艰苦，后者甚至赶着牛车进入了尼雅废墟，并取得了重大成果；1959年发掘的尼雅东汉墓，曾经使国内外考古界对丝绸之路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总体看，限于各方面条件，经费短缺，20世纪60年代以后，虽间或有零星工作，终没有取得比较像样的大成果。
  实事求是地评价，真正在尼雅遗址按科学规程进行考古作业，从而使尼雅考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取得了多方面科学成果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准备、90年代实际展开，持续进行了多年的中、日联合尼雅考古工作。这一持续多年的工作，第一阶段是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测量，力求对尼雅遗址现状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第二步是在这一调查的基础上，分析A.斯坦因及以李遇春为首的新疆博物馆考古队的已有发掘成果，确定重点发掘点，按照严格的科学规程，认真、细致地进行发掘。并利用现代科学分析手段，对出土文物资料进行研究。在实施重点发掘的同时，还有计划地派出小分队，对尼雅河上、中游及下游古尼雅河尾闾地段，进行较为全面的踏勘，力求对尼雅河水系这一地理单元内的全部文物遗迹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尼雅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变化，汉—晋时期精绝王国文明的内涵及其与周邻地区的关系，历史时期内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丝绸之路沙漠道南道的运行实际等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多年来，我作为中、日联合尼雅考古队中方学术队长，深深体会到：这一持续多年的尼雅考古工作，所以能顺利进行，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离不开中国国家文物局各级领导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同时，也与日本友人小岛康誉的全力投入、全力资助，废寝忘食的努力推动这一工作密切相关。
  一
  提及A.斯坦因的尼雅考古，在中国学术界至今仍是毁誉不一，并未能“盖棺”而“论定”。
  我个人的观点是：分析他在尼雅的全部活动，既不能回避他工作过程中的社会政治因素；也不能无视他取得的学术成果。
  考古作为一种文化科学事业，不可能不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作为学者个人，也不可能不受有关政治社会条件的制约。
  18世纪末、19世纪初叶的新疆，危机四伏，沙皇俄国、英国及另一些西方大国在这里逐鹿竞争，不遗余力。
  A.斯坦因及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学者，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走向了新疆的戈壁沙漠，进行多学科的调查、测量，获取各类科学标本，这些工作是与有关国家在新疆地区的殖民扩张行径息息相关的。
  A.斯坦因，先后四次进入尼雅：1901、1906、1913、1931年。这四次工作中，除第四次因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揭露而未能完全实现其初衷外，其他三次，均满载而归。关于他先后四次进入尼雅挖宝之总获，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翔实、准确的总结，尤其是第四次，他被中国政府强令离境，所获文物不得携出国外。但无论如何，A.斯坦因这几次尼雅考察、挖掘所获文物数量之巨、内容之丰富、品类之多、学术价值之高，都是空前的。这些实物史料，为汉—晋时期精绝王国历史揭开了全新的一页。在A.斯坦因进入尼雅以前，人们关于精绝王国的了解，也就是《汉书》、《后汉书》等古籍中100多字的简单记录，从这些文献记录，人们关于精绝王国的故实，很难能得到具体的认识。而在A.斯坦因工作以后，人们对尼雅为精绝故址，及汉—晋时期精绝王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状况可得大概的把握。
  A.斯坦因30年中，基本上畅行无阻于中国西北、新疆地区，进行了他希望实施的各项计划。根本上，当然在于当年中国政府的颟顸无能，但也与英国政府及斯坦因处心积虑的谋划有关。据英国政府驻华使节的设计，A.斯坦因从未真实地说明他要进行遗址发掘计划。进入新疆后，他费尽心机，送礼送物，以玄奘弟子自居，联络各级政府官员。正是当年新疆各级行政官员的积极支持、帮助、配合，成为A.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各重要废址中顺利活动的最关键的保证。
  A.斯坦因，作为一个有比较深厚的、多方面知识素养的学者，不畏艰难险阻、舍生忘死地进行考察工作。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废墟，不少是他首先进入或发现不久他即进入，在他进入时，大部分遗址、文物未遭严重破坏，这自然使他并不太费难即取得了多方面的、不同寻常的收获。尼雅考古，算得典型一例。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料，自然使古代西域文明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是A.斯坦因在新疆考察中学术方面的一个主要奉献。现在总结，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他是在特定情况下十分幸运的掘宝人，他曾有的机遇，其他人再不可能享有；但也绝对不能因有上述成就，他就能算是一个好的考古学者。他在尼雅的工作，主要只是挖宝，而难能说是科学的考古工作。他于1901年，在本地挖宝人伊不拉辛姆引导下进入尼雅时，沙漠掩覆下的精绝故址，还基本保持完好，建筑布局清楚，文化层次不乱，文物位置明确。面对这样完好的遗址，如果加之以科学的工作，可以肯定，关于尼雅考古的成果，绝对不可能是今天这样的面目。
  多年的尼雅考古实践，今天，我们得有可能对A.斯坦因的尼雅工作进行较为具体的剖析。这里略作对比介绍，以助人们对斯坦因当年新疆考古实践有比较实在的了解。
  在A.斯坦因重点工作过，并取得近300件古文书（主要为佉卢文，包括50多件汉文简牍，汉文简牍中有晋泰始五年纪年）的N5遗址，时隔90年后，我们曾组织比较仔细的清理。在A.斯坦因标明为N5∶ⅩⅥ的一区小佛寺中，A.斯坦因在明确为佛坛之所在，让其带领下的农民工深挖出一个大坑，而对小型寺院的总体布局、回廊周壁的佛画、柱廊的莲花蕾柱头却未予任何记录说明；小寺对面，为一较大型佛教建筑，废毁时，多量梁柱、斗拱支架均颓坍于地表，为场院内曾有的巨树叠覆。但稍认真观察，古树干下曾有建筑遗存，还是一目了然的。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一书中，却只称这里为“果园”。实际，有限几棵大树下，为建筑面积310平方米的僧房及佛教寺院讲经堂。雕栏、藻井构件，直径达45厘米的立柱四周，伎乐天神木雕像，仍然保存完好，经堂一面雕砌之走廊也保持了当年的形态。这两区佛教建筑分居广场东西两端，形制不同一般。与这两区成垂直方向，屏列于西北面的是一区5间居室的大型居址。居址外面为一道篱墙。在这区居址边的垃圾堆内，A.斯坦因掘获了近300件佉卢文、汉文木简。但对这区相对独立的宅院与佛寺的关联情况，居址本身明显存在的文化层叠压状况既未予介绍，更未进行分析。从考古角度讲，工作之粗疏令人吃惊。A.斯坦因曾十分彻底挖过的这一宅院内，我们清理过程中，发现了毛织物、木盆、佉卢文简牍、汉文简牍、玻璃器等文物，其中一件木盆已经A.斯坦因本人编号，用钢笔书写N5∶49，ⅩⅤ∶但最后还是丢弃在灰层之中。类似的情况，在A.斯坦因吐鲁番阿斯塔那、楼兰汉墓考古中均有所见。凡此数端，自可见A.斯坦因当年新疆考古另一面的实际状况。
  新中国成立，在相当困难的工作条件下，中国学者没有忘记尼雅。1959年2月，史树青进入尼雅，并采获“司禾府印”。同年10月，李遇春率博物馆考古队进入尼雅，清理了10区房址，一座保存完好的东汉夫妇合葬墓，最后，使用牛车把墓内的箱式木棺自沙漠深处运到了绿洲。这次工作，总获文物1000多件和保存完好的尸体及随身丝织物，在20世纪60年代，曾使人们对古丝绸之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一步。20世纪80年代初，丝绸之路研究逐渐成为热潮，新疆博物馆、和田文管所曾再一次对尼雅进行调查、清理。除得佉卢文木简，各类木器、陶器外，还得到陶蚕一枚，残茧一件。这些工作，虽都发现、获得了不少文物，一些文物，其历史文化价值也十分珍贵，一定程度上可深化尼雅考古文化研究，但整个工作既缺少周密计划，记录也不够完整，发掘点位置不明。这些，都严重局限了有关资料的科学性。
  二
  自1901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外学者在尼雅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发掘，取得的资料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新的尼雅考古，如何不是已往工作的简单重复，而能超越既往的成果，深入一步，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为此进行了努力。
  第一，在开始正式发掘前，我们力图比较全面把握尼雅河这一地理单元内考古文化的总体状况，更加深入认识、估价尼雅遗址的历史地位。
  自20世纪初至80年代，所谓“尼雅考古”，实际就是汉—晋时期精绝故址考古。精绝，是一个重要的遗址点，但在尼雅河流域这一地理单元内，只能算得一个局部。尼雅河自昆仑山下洩，流程达200多公里，在这一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内，考古遗址有多少？分布特点如何？早晚如何递变、如何发展？汉—晋时期精绝遗址在其中居于什么地位？这些，都是应该总体把握的问题。为此，我们进行了适当的安排，并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收获。
  在尼雅河上游河谷台地上，发现早期细石器遗址一处，地名乌鲁克萨依，所见细石器制作工艺相当原始，器物造型不稳定、不规整，除细石核、细石叶、小石片外，不见陶片，具有早期特征，其年代当在去今1万年以前①。
  在尼雅河中游，大玛扎西侧山梁上，曾有报道称在这里发现过细石器。我们多次在这一出露基岩形成的山梁上认真调查，曾见到个别似经人工打制过的小石片，但未发现典型的细石器遗物。
  在尼雅遗址以北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古尼雅河与克里雅河汇流之三角洲地带，水文地质工作者王玉等在进行水文普查中，发现过古代人工墙垣，长达20多米（N39°35′～37′E82°00′～
  01′）；在北纬38°0′至39°35′～37′，东经82°44′至83°02′之间，还发现过10多处包含人类文化遗物的地点，遗物有陶片、磨谷器、石球、青铜刀、珠饰等②。
  根据水文地质工作者提供的线索，联合考古队曾两次派人自尼雅遗址北行进行调查，确认在传统概念上的尼雅遗址以北15～43公里的范围内，古尼雅河尾闾地带，最北到北纬38°21′58.6″、东经82°48′21.6″处，均见人类活动遗物散布，如觚形陶杯、夹沙红陶片、夹沙灰陶片、马鞍形磨谷器、石刀、青铜刀等遗物，总体特征显然早于尼雅废墟，可能及于青铜时代③。
  自这片地区向北深入，仍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也可望发现新的遗址点。目前，这一计划还未完成。
  自尼雅遗址南行，至大玛扎一带，1996年，发现一些新的遗址，包括一座古城。古城位置为E82°43′25.9″～26.1″N37°52′35.67″～36.6″，海拔高程1321米，残存9段墙垣，可连续成卵圆形，长径，185米，短径150米，城墙最高3.5米，基宽3米，泥筑，未经夯。南墙近中部见城门，宽4米，曾经火烧。门、门柱部分暴露，城内沙丘起伏，胡杨树挺立，但基本不见建筑遗存及文化遗物。只是南门外，见木架苇顶小屋一间，3.5×3.4米，其中出土佉卢文木简一支、少量麦粒；西墙外见畜厩一区。附近，沙丘丛丛，河道纵横。这一古城的发现，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也使我们原来推测N2周围土垣为城墙残垣的分析，得到了印证。
  自大玛扎至民丰县绿洲，尤其在具有沼泽地貌特征的渔湖附近，也曾进行初步调查，迄今为止，仍未获得新的遗址信息。
  简单总结尼雅河水系内考古调查资料，可以得到的大略概念是：去今1万年以前，尼雅河流域已见古人类活动，昆仑山中的河谷台地，曾是他们涉足的地点之一；青铜时代，在尼雅河古河道尾闾地带，这里地势开阔，引水便利，宜于垦殖，古代尼雅人曾在这里进行早期农业作业。汉—晋时期，他们居于现在尼雅故址内，并建立了精绝王国。精绝废弃后，尼雅河流域的中心城镇应是唐尼壤城，唐玄奘西行，曾经过这一城区，但其具体位置目前仍未发现①。尼雅河水系内，这一粗略的考古文化分布，较之既往，认识深入了一大步：原始社会阶段，古人类活动在昆仑山前河谷地带；后缘尼雅河谷北行，深入沙漠腹地，开始农业生产；汉晋时期，逐渐缘尼雅河谷逆行，向昆仑山靠近。这一变化轨迹，可助于我们认识尼雅河考古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经过深入研究，对其变化的绝对年代及内在制因，有望得到具体结论。
  第二，对尼雅精绝故址，在开展考古发掘前，我们首先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进行了比较详细、深入的调查、测量。务求对其全貌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在进入重点发掘后，这一工作仍然持续不断地进行。可以说，每年均有新的收获。
  经过调查，可以确认，尼雅精绝故址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5～7公里，与A.斯坦因当年结论无大差异。但对遗址区内人类文化遗存的种类、数量、分布特点等，则较过去远为深入。
  通过调查，遗址区内可以确认的人类遗迹已逾150处，它们成小聚落方式，散布在尼雅河干道及支流两旁的河谷台地上。大多数遗迹梁柱依然挺立，室宇布局清楚，傍近果园，林带围拥，篱墙环绕；河流、渠道在附近穿流。其他如蓄水涝坝、储冰地窖、农田、窑址及冶炼炉、佛寺、佛塔及散布在居址附近，地势稍高且沙丘密布的古代坟地等，均有所见。还有相当数量的遗存，虽地表不见建筑遗迹，当年人们使用的陶器已风蚀成末，在沙地上形成粉红色碎屑一片，少量炼砟、铁块、石球散落其中，如将它们统计在内，则总数更远在150处以上。另外还有一些遗址，在巨大红柳沙包下只显露出梁柱之一角，昭示我们，在遗址区举目皆是的红柳沙包下，肯定还有着古代精绝人失落的文明。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迄止1996年，已调查到的150多处尼雅遗迹，虽已远远超过A.斯坦因当年报道的40多处遗址的结论，但还不能说已经对精绝废墟的全貌有了十分完整的把握。
  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曾利用尼雅河流域的卫星图片资料观察尼雅河谷自然地理形势；使用地球卫星定位仪（GPS）测定每区遗址的经纬位置；对个别遗址进行了精确测量，使用了光波测距仪，加之以小平板测量，使遗迹得到比较准确的表现。A.斯坦因当年在新疆（包括尼雅）工作时的测图人员，是印度测量局的高级专家。通过对大批遗址进行验证，可以说，大量测量数据，纬度相当精确，但东经位置，往往有2′左右的偏差①。另外，不少遗迹的平面图，虽测量得相当准确，但在标示方位时，却误差90°。
  第三，在这一相当仔细、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我们选择适当的遗址点进行了科学发掘。
  发掘工作，可以区别为两种情况：
  （1）选择一些虽经A.斯坦因当年发掘，但遗址重要，有特殊价值，可进一步发掘、验证者，如N2、N5、N37等。
  （2）对已经暴露的古代墓葬进行清理、发掘。
  N2的发掘，基本由日方学者进行，中方参加。这是整个尼雅遗址区内最富特色的一组建筑群，目前，暴露于地面的建筑遗迹至少有19处，成环形布局，彼此围聚在一中心“广场”周围。在这组建筑东、南，见人工堆砌之土垣5“段”，大略可以连续成半环，形成土城。A.斯坦因1901年获取了近300件佉卢文官、私文件的N5，就在其东侧不远；作为尼雅标志物，高达6米多的佛塔、佛寺与N2也相去不远。这些遗迹清楚表明，N2是地位不同寻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处遗存。这一环境及N2本身具有的特色，促成了对N2进行重点发掘的抉择。对N2的发掘，持续了两年，发掘了6处居址，明确了居址的布局、建筑结构。也获得了一些佉卢文书及零星生活日用物品。
  N5是尼雅遗址北部一区较大的遗存。尼雅河至此，形成一个大的河湾，曲折西流。遗址分布于河湾西北部台地上。四周见林带、围篱。林带内，西部为一小型佛寺，佛寺内，有5×5米的佛坛，礼拜回廊为方形环道，回廊外壁见绘画之佛像，身着黑色袈裟。回廊外墙木柱上装饰莲花花蕾柱头。佛寺东南，有一冰窖。广场场院辽阔，隔场院相对为另一区佛寺经堂及僧房，僧房内见土炕、灶膛，经堂内有伎乐天神木雕。佛寺、经堂之西北为一区5间规模的居室，是晋代精绝故址中的官员宅邸，南边有篱笆墙。
  N37的发掘，是因A.斯坦因当年曾发掘其中一间居室，出土了“鄯善郡尉”封泥。1991年我们到此调查，采集到暴露在遗址内一件木牍，后经解读，其中有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①。对这一居址的四间屋室，于1993年进行了认真清理。对居室布局及屋宇内的炕、灶、门、廊结构，得清楚了解。A.斯坦因当年发掘其中一室，将室内主人安息的土炕亦全部挖掉，这是雇当地农民随意挖宝而导致的结果。我们再发掘，见到了木础、铁镰、工具把、织梭及十多件佉卢文木牍，可望对这区晋鄯善王国时期废址得到更准确的认识。
  除主动发掘上列房址外，还对已经暴露的4区墓地进行了发掘。
  （1）位于尼雅佛塔西北约2.9公里处，是一片较大型墓地。A.斯坦因曾经在这里进行过发掘。1959年，新疆博物馆发掘的东汉夫妇合葬墓，从李遇春同志的报告文章分析，出土地也应就在这里②。墓地傍尼雅河谷西岸，三级阶地内，均见已暴露在地表的古代棺木、人骨、随殉文物等。这一墓地内，我们共清理古代墓葬8座，其中一具胡杨木棺中的男性遗体已成干尸，他头枕三角形鸡鸣枕，穿着毛布、丝绢，足穿皮鞋。体多毛，发黄褐色。另一座墓葬也是胡杨木棺，两具男性遗体彼此叠压，毡帽、毛布衣服保存尚好，但尸体肌肉已朽，骨架仍存。在这片墓地内，出土文物主要是木质容器、陶器、汉代铜镜、料珠、漆器残片等物。
  （2）又一区墓地位于N2之南、佛塔以东约300米的红柳沙丛中。墓葬依红柳沙丛高低错落，部分人骨已经暴露。清理墓葬7座，墓葬均竖穴沙室，长方形，为
  ①此据林梅村考译分析。林已撰文《尼雅新发现的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考》，将刊。图版见上述调查报告书，第1卷，图版四十三。林文内称，此简出土于N2附近，不确。经仔细核查，发掘人张铁男确认，此简实出土于N37。
  ②关于新疆博物馆1959年发掘之东汉夫妇合葬墓，墓址所在，因未有准确之经纬位置，墓地位置图，因此，成了一个悬案。最近，仍有文章提到，“比如MNM001墓地所处的位置的确认，目前已基本不可能”（《西域研究》1997（1），6页），但据当年主持工作的李遇春同志刊布的有关报告，墓地在佛塔“西北方向”，“约两公里处”，“那里是一片断断续续的墓地”，“棺木残片和散乱的骨架弃置在沙面上”，“墓地处于一干河床边”……这些有关墓地的描述，结合近年在尼雅遗址调查发掘中对有关遗迹的观察，该墓使沙穴成形，两端有小木桩，四角也见木桩，并绕以红柳枝绳。骨架平置沙上，其上覆红柳编织物或覆弧形胡杨木板。身着毛织物，头戴尖顶毡帽。据发掘资料，入葬当年，这里确实已经是一种沙漠环境。葬俗与西北墓地稍异，时代或稍早。
  （3）第三区墓地，在N3以南约300米处一片淤泥沉积之下。淤土层厚近20厘米，可见出先后淤积16层，每层淤土厚1厘米上下。墓地上部的淤土被风蚀，骨架、陶器部分暴露，暴露后又遭破坏。墓穴情况不明，骨架大部扰乱，只个别骨架保存完好，行仰身直肢葬。随葬文物主要为陶器、铁器。陶器手制，主体为葫芦形，侈口带流，深腹圆底，带把手。陶器黑、灰色，部分陶器上饰红色花草形彩纹，火候不高。与这一红彩黑陶器相对，还有灰陶器，如直口圆底小盆、双系鼓腹圆底罐。遗憾的是因为扰乱、破坏，陶器组合情况，已难得其详。这一墓地的清理，除发现一批具有强烈地区文化特点、时代较早的陶器外，还揭示了尼雅遗址区内河水流向不定的事实。墓地营造当年，会是地势较高、较偏僻的所在，但一定时间之后，却成了大水洪流掩覆的地点，而且淤土厚达20厘米上下。
  （4）第四区墓地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雅遗址发掘中，收获最大、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95民丰尼雅一号墓地。因墓葬级别高，出土文物精美，保存完好，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而为国际中亚研究学术界所特别关注。下文着重说明。
  三
  95尼雅一号墓地，位居尼雅遗址西北部。西距N14两公里多。N14，是尼雅遗址西北部规模最为宏伟的遗址之一。占地面积宽广，四周篱墙环绕，暴露于地表的主室建筑立柱直径达40多厘米，规模不同凡俗，A.斯坦因曾在这里掘获表现精绝王室成员互相赠礼致问的汉文封检8件。遗址前部不远，为一道南北向、相当宽阔的引水渠，渠宽1.8米，渠畔巨树成列，蔚为壮观。在N14傍近，除N13、N15、N16、N17等多处居住房址外，还有果园、窑场、冶炼作坊、蓄水涝池等。在N13、N14之东、北，N15-17稍北，为一区古战场。1992年，笔者在调查这片遗址时，站在这片开阔地内，环顾四周，曾发现六枚汉式三棱形铜镞、铁镞、铁铤铜镞、残碎汉镜及小刀等物。当年箭羽纷飞的景象，如在眼前。
  墓地100平方米范围内，共见古代墓葬9座①，其中一座已遭火焚，只余部分骸骨、锦片；3座为箱式木棺，5座为船形胡杨木棺。箱式木棺为矩形，四腿。底、箱、挡板与方形木腿互相嵌镶铆楔。船形胡杨木棺是利用胡杨木树干烧烤、刨挖成形，葬1人或多人，置于木槽内，上覆盖板，板缝涂泥，或更以红柳绳索捆缚、固定。不论船形胡杨木棺还是箱式木棺，均土葬。葬1人或男女2人，也有置3人于一棺的。箱式木棺基本为南北方向，船形胡杨木棺主要为西北—东南方向，或东西方向。虽同处一个墓地，出土文物却不完全相同，略见小的差异。
  这里，重点介绍一号墓地的主要发掘收获，尤其以已经初步整理结束，且简略报道过的M3、M8墓葬出土文物为主。
  墓葬出土文物，主要为墓主人的随身衣物如衣服、鞋、帽、腰带，男主人的武器（弓、箭、箙、鞘及匕首等），女主人的装饰用物及随殉的主人生前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食用品，如陶器、木器、肉类、粮食、水果等。随殉文物不算丰富，但因其未经盗扰且保存基本完好，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当年精绝王国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社会、日常生活情状，丝绸之路南道在公元2世纪运行的实际。这些，极大地补充了文献记录之空缺。
  出土文物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批文物，是主人穿着在身的各类丝、毛、棉织衣物。其中以丝织物居主体，毛织物居次，棉织物较少。丝织物主要包括锦、绢、绮，少量绣。锦在丝织物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数量多，而且幅边完整，许多图案新颖，为过去少见或不见。以M3为例，共出丝织衣物26件，其中以锦为主或只用锦料的衣物为17件，65％强。居主要地位17件锦质衣物中，共使用了11种不同花色、风格的锦料。25件衣物中，有14件衣物饰品中使用绢，包括了不同密度、不同色泽的绢计23种，另外还有1件绮衣。丝织物外，还有1双毛质毡靴（部分使用了毛绣），2块毛毯、1件麻织袜。未见棉。可见，丝织物居于绝对主要地位①。M8中，据已刊之《概况及初步研究》②，锦计12种，绢“数量非常大”，“使用最普遍，多作袍、衫、面衣、手套、香囊的缘或袍等衣物的衬里”等。而毛织品为4件（包括毛毯、腰带等）及3件棉织物。这虽不是十分精确的统计分析，但可以得出结论，丝织品，尤其是锦、绢，是墓主人主要使用的衣着材料。毛、棉、麻居于相当次要的地位，毛织物主要也是用为地毯、编织带、靴鞋等，并不用为衣料。
  日常生活用器，主要为木器，其次为陶器。木器包括了器座、木盆、木罐、碗、杯之属，日常生活之盛器、食具，梳篦等化装、清洁用品，基本均为木质制品，陶器较少，主要是一种球腹圆底带流罐，当是用为盛储水、酒、乳类饮料。如果联系遗址采集品，陶器在生活中的地位会较高，如大型小口圆腹圆底陶罐，不少见，高可达1米左右。当年尼雅人存储粮食、水，大多有赖于此。
  武器，是墓地每个男性入葬者均备的随葬物，基本构成是：实用的强弓一张、弓套一件，箭四支，箭箙一件、皮刀鞘两件（刀不见）。包括近身防卫的短兵及攻击性的弓箭，从男性人人均备看，表现着当年精绝子民全体男性均为武士的状况。
  梳妆用具：女性见梳妆女红用盒，内存丝线、香囊、梳篦，男女均见铜镜。装饰物见蜻蜓眼、玻璃珠、金耳环。金器稀少而珍贵。
  出土之毛织物，虽数量不算多，但文物之精，保存之好，织造水平之高，均引人注目。M3女主人之晕繝缂毛织靴、盖覆木棺之毛毯，均过去所未见。一毛毯显人形图像：戴三角形尖帽、束腰、敞裙，为图案化舞人；又一为菱格十字形几何纹，均是初见之毛编织精品。
  皮革制品，在日常生活中也占重要地位，除前述弓、箭囊、箙、鞘外，鞋、鋬指、小囊等，亦均用皮。但鞣制工艺不佳。
  从入棺供死者死后食用的物品看，有糜谷饼、糜谷籽粒、羊腿、羊胸肋（与小铁刀共存）及梨、葡萄等干果。精绝王国当年农牧业兼营，园艺业发达的经济生活情状，与遗址所显示的景象，是统一的。
  关于墓葬的时代，从出土丝织物，尤其是锦纹图案；铜镜（龙纹镜，四乳纹镜，四乳四神兽镜）；陶器，尤其罐之造型，均为汉代风格无疑。一号墓地内，存在墓穴互相叠压之情况，M2已遭焚毁，只余极少烧骨、残锦，所在沙土也已烧成红褐或暗红色；其下，为M3，墓穴上部之覆沙，椁室与棺木之间填草等均保持完好；M8墓穴，居M3之西侧，基本成并列状，但墓室沙穴较深，东北一角被叠压在了M3沙穴之下。这是M8墓穴营造在后，导致M3沙尘流泻，而出现的景象。可以见出M3稍早，M8稍晚的叠压关系，但并不一定蕴含大的时代差异。从文物风格并无大的区别看，其时间之差，是十分短暂的。
  根据M8中出土陶罐上有“王”字；M3男女合葬棺内，覆盖之“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表明墓主人应为精绝的王侯，而不能是一般社会身份的人物；一号墓地所在，距汉精绝王国之宫廷（N14）遗址不远①，精绝王国子民的埋骨之所，从已经暴露、清理的四处墓地看，均在去住地不远的遗址区内，而未到较远的沙漠地带。据此，可以进一步推论：95尼雅一号墓地，十分可能就是汉精绝王室的墓地。而汉精绝王国，作为西域南道上最小的绿洲王国，地狭、人少、力薄，国家命运之发展，只能随当年西域南道政治形势变动而沉浮，西汉时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管辖；公元2世纪中，曾先受控于莎车、于阗、鄯善。联系这一历史背景，可以初步判定，尼雅一号墓地，很可能是在于阗统治精绝以后，东汉王朝在西域重设都护及长史的过程中。这时精绝王国重又在汉西域都护及西域长史的统辖之下，亦即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至汉灵帝熹平四年（74～175年）之间②。而到公元2世纪70年代以后，东汉王朝势力衰微，无力控制西域；入晋，精绝成为鄯善之属部，已无“精绝王”的可能。如是，则这批文物，可以作为精绝王国晚期文化之代表物。
  对墓地出土物作总体之观察，得到的强烈印象之一，在公元2世纪时，丝绸之路南道上，东西经济、文化交流是频繁而紧密的，精绝是南道上弹丸之地的小“国”；但因地位冲要，是东来西往的人们必须停留、补给，而不能逾越、舍弃的要站，所以精绝绿洲的统治者，也自然享受到丝绸之路当年东来西去的东西方物质文明。他们穿着的是代表当年最高纺织成就、与黄金等价的织锦、绶带，使用的金属带扣至今银光闪烁，没有锈蚀③，还有铜镜、漆盒，它们来自东方；蜻蜓眼料珠、玻璃珠项链、玻璃用器，则可能来自西方；极少量的黄金饰物（耳环等），当然也不会是本地土产，它既显示着黄金的十分稀珍、贵重，也表现因有丝绸之路的存在，汉代精绝人才得以沐浴、感受到外部广大世界的先进物质文明。这些代表了当年亚欧世界辉煌物质成就的产品，与古朴原始的木盆、木罐、陶罐、木杈，形成那么强烈的对比与反差。
  墓地大量的、保存完好的丝绸织物，对我国丝绸工艺史研究，意义重大。从丝绸史分析，这一大批织锦，代表了两汉时期丝织水平。它们无一例外，均为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经组织。主要为二重、三重经，个别为四重经。重经愈多，色彩愈丰富。工艺上采取一组经线用二三种色经，织造过程中，作分区交替排列，组织虽简单，但也可达到五彩缤纷的锦面效果。如M3出土之“王侯合昏”锦被、女尸面衣（茱萸
  回字纹锦）、女尸锦裤（长乐大明光锦）就都是四重平纹经锦，幅宽在45厘米上下，经密每厘米达168根左右，而纬密每厘米只45根左右。
  织锦图案中，吉祥用语文字颇多新意。只从吉祥用语看，即有“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长乐大明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安乐绣文大者长宜子孙”“千秋万岁宜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等多组内容，中心意旨除习见祈求长寿安乐、荫葆子孙的颂词外，还有表现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字。这方面的实例，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应该是两汉时期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和亲政策的体现。“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为两幅缝合成，隶书汉字，穿插于舞人、茱萸、云气之间，显示着一种吉祥、和谐、安谧的气氛。这件锦被，其纹样已经局限了其使用范围，它为汉王朝的和亲政策服务，也只能使用在这种上层贵族集团的婚聚之中。此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图案花纹清晰醒目，祥鸟、瑞兽、白虎走动于云气、星际之间，显示着一种强大的信心和力量。“讨南羌”锦，组织、图案风格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汉隶文意，彼此也可连通。有人据以提出两者为同一锦料的两块断片，可备一说①。两汉时，汉王朝政府与羌的矛盾是持续多年的重大矛盾之一。此锦生产，最早可能及于西汉宣帝时，与赵充国、辛武贤征讨西羌的重要军事活动有直接关联。汉代丝织工匠，呼应着统治者的意志，把当年的最重大时代主题，很快凝集在锦织物图案之中，为我们认识有关锦的制作年代提供了较好的说明。由此，可以推论，有关“讨南羌”锦的制作、生产，很可能在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到公元2世纪的东汉后期之间。
  四
  论及尼雅，关于遗址兴起、活动、废弃的年代及废弃的原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尼雅遗址文物，认真检视，最晚为晋时物（3～5世纪初）。晋泰始五年文书、多量的说明鄯善统治过精绝的汉文书、大量的佉卢文书，以及“鄯善郡尉”封泥，均可作为这一阶段时代特征明确的文物。据一般常识，这些见于遗址的文物，应表现着遗址最后主人生存、活动的年代，故可推论遗址的废毁，应在东晋王朝的某一阶段。
  学术界过去往往把唐代尼壤城也视为在尼雅废墟之中，但在遗址区内，多年调查，始终未见唐代文物。所以，这一结论并不准确，可以修正。
  从《汉书·西域传》已见精绝，足以证明其西汉时已存在于尼雅河绿洲。粗略分析，自西汉到晋，精绝绿洲曾经历五六百年时间。这五六百年中，从绿洲小城邦到接受汉王朝统辖，汉王朝力量趋弱，西域动荡，又先后受制于莎车、于阗、鄯善，政治上确是多所变动。文化上，自然也会因时代变化、丝路发展而感应新的发展。这一点，因文献记录缺略，难窥究竟，但通过考古，发现、取得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层位的文物，可望在一定程度上求见其轨迹。多年的尼雅考古，每年均带着这一目的进入现场，但迄至目前，初衷仍未完全实现。近两千年的严重风沙侵蚀，地貌、地层变化剧烈；A，斯坦因当年雇用民工，无目的乱挖，使不少遗存丰富的遗址，文化层位被严重扰乱。这些年中，各种条件局限，我们主要进行了调查，发掘工作十分有限，上述诸多因素，都阻碍了对精绝考古文化的深层认识。
  从目前所得调查，少量发掘资料分析，精绝故址内，考古文化（以陶器为主分析），已肯定可以见出三个不同阶段：
  Ⅰ期以N3南部之古墓为代表，陶器组合为葫芦形带流罐，黑灰色，手制，深腹圆底单耳带流，烧造火候稍低，腹部红彩绘植物形图案，但又近似人形。共出小陶钵。
  Ⅱ期以95一号墓地为代表：出土灰陶罐（口部微显流形、单耳、小平底）、陶盆，使用慢轮。共生文物主要为一组木器：木碗、束腰型器座、小木桶、木杯等。1959年尼雅东汉墓同属这一阶段。同出文物有漆盒，铜镜，汉式锦、绢。
  Ⅲ期据遗址区采集陶片，主体类型为罐、带耳罐、盆。夹沙红陶居主，灰陶较少，轮制。形制特征可注意者为尖唇、领有卷沿矮领与尖唇高领之别。鼓腹平底，腹部或有波状纹、弦纹、凸棱纹、圆圈纹、交叉线纹。遗址地表采集的这类陶片，与Ⅰ、Ⅱ期墓内出土陶器，陶质、制法、烧造火候、纹饰特征均不同。而陶罐唇部显尖状三角形这一极富特征的工艺，与我们在且末、若羌、楼兰等地所见晋时陶罐唇部造型相当一致①，这当与两晋时期，精绝归入鄯善国，彼此文化联系密切有关。
  因发掘资料局限，这一主要依据陶器组合、造型而作的考古分类，是相当粗糙的、十分初步的归纳，而其绝对年代，Ⅰ期，可能到西汉；Ⅱ期，晚至东汉后期，精绝失国前；Ⅲ期，两晋时期。这一初步归纳，可以作为尼雅精绝考古文化进一步深入分期基础。
  精绝故址在两晋时废弃，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此，曾有学者提出，主要原因在于尼雅河水量减少，导致居民他徙。应该说，在地理气候条件十分干燥的塔克拉玛干腹地，尼雅河水的状况，在任何时候确实都是与尼雅绿洲内居民命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环节。但具体到晋时精绝覆灭，居民迁移，从多方面的遗迹观察，还难以接受上述结论。个人观点是：当年，最重要的，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的因素，是人的作用。
  从遗址内一些主要聚落，如N3～N4、佛塔周围、N5、N13～N14等小聚落观察，遗址废弃当年，虽处于沙漠侵迫之中，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聚落或一小区宅邸周围，大都巨树环绕，树径粗大，一人不能合抱，果园中果木整齐，排列有序，也有宅邸前林阴道边树木成列。遗址覆灭前的这种景象，都不是绿洲长期断水、植被干枯、濒临覆亡的景象。
  一些宅院，储藏室中糜谷厚积，至今不朽。主人走得过急，无法带上这些维持生命所须的物资。这一景象，与缺水导致遗址废弃，有组织、有准备地逐步撤离，也无法统一。
  我们这些年发现的佉卢文木简，与A.斯坦因当年所见一样，不少并未开封拆阅，或有序放置在平日休息的土炕炕沿（如N37）、或藏置陶瓮之中（如N45，共出12件），简单掩覆遮盖。主人主观上绝不是一去不返，而是迫于形势不能不暂时离开。一旦形势转变，他还会回来重新处理有关文件信函。这也显示着当年的尼雅绿洲，肯定还是一块人们眷恋而不愿他去的热土。出土于尼雅，主要时代在两晋时期的佉卢文文书十分清楚地揭示，当年尼雅处在沙漠的严重威胁之中，生态环境险恶，故而精绝统治者对绿洲内水的使用、树木的管理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禁止砍伐活树，不允许将树连根砍断，否则罚马一匹。水的使用也是有偿的，且由专人负责。只要管理得法，有的小麦地一熟可浇二三水①。佉卢文显示的这类内容，与绿洲因断流无水而濒临死亡，是难能协调的。
  有助于揭明精绝绿洲之毁灭主要不是自然环境变化，而是另有社会原因，也来自遗址区内出土的佉卢文。我们从现已译读的佉卢文中了解到，当年的精绝统治者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是来自东南方的Supis人的攻击，“有来自Supis人之危险，汝不得疏忽，其他边防哨兵，应迅速派遣来此”、“现此处听说，Supis人在四月间突然向且末袭来”、“现有人带来关于Supis人进攻之重要消息”、“Supis从侯处将马携走”、“Supis曾抢走彼之名菩达色罗之奴隶一名”、“余已由此派出探子一名，前去警戒Supis人”、“现来自且末之消息说，有来自Supis之危险，命令信现已到达，兵士必须开赴，不管有多少军队..”等等。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精绝王国绿洲废弃前，Supis人入侵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重阴影。与此同时，也是据佉卢文资料，除Supis人外，于阗王国也是一种威胁。
  支持作出精绝遗址之废弃，主要在于人类因素，在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与精绝绿洲废弃差不多同时，有一批古代绿洲同样遭遇到毁灭的命运。如尼雅以西，克里雅河流域的喀拉墩；尼雅以东，安迪尔河下游的安迪尔古城；且末县境的且末古城，沙漠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进入时，也发现过相当多量的佉卢文，显示了与尼雅的共同特征。这些古代遗址，当年，都同样面对着Supis人的威胁，很可能也都在Supis人的侵扰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身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的这些古代绿洲，生态脆弱。维持其良性循环，保证人类可以正常生产生活，需要强大的、有组织的、全社会的努力，合理用水，合理保水，防沙造林。如尼雅这样身处在沙漠侵迫之中的绿洲，很难经受社会动乱的打击。一旦动乱，社会正常秩序被破坏，人们有组织地与大自然相抗衡的力量随即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导致生态平衡破坏，绿洲毁灭。精绝历史的最后一页，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五
  多年的尼雅调查、清理、发掘，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测量数据，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时代有别的各种文物。如何组织力量把已获调查资料进行科学整理，获取深进一步的科学结论，是亟待进行的工作之一。
  这些年，尼雅清理、发掘，虽工作规模不算很大，但得到的各种文物标本数量不小。它们不仅包括各种石器工具、生活用陶器、木器，还有各种铜、铁制品，炼砟，小坩埚，玻璃制品以及十分丰富的丝、毛、棉、麻、皮革制品，各类水果、粮食、干肉等等，品类众多，彼此千差万别。如何把它们认真收存好，保护好，不致因为发掘带来的文物保存环境改变而导致意想不到的损坏，目前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我们虽一般提了，也大概想了，但并没有真正处理好、解决好，在今天讨论尼雅工作时，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关心。
  实事求是地讲，在现代物质、技术、交通装备条件下，要进入塔克拉玛干深处任何一片古代遗址，并不太困难。过去要费十天半月才能抵达遗址现场，工作过程中甚至会发生生命危险的沙漠考察。现在，一两天或两三天就可以安全抵达工作现场，这些地点，不论是怎样严酷的沙漠条件，人们也有能力营造一个可以临时生活、工作的小环境，可以进行任何野外作业，包括清理、发掘。也就是说：在目前我们可以运作的条件下，去发掘任何一处沙漠废墟（包括尼雅），技术上都是可望实现的。可是，发掘、清理一处遗址，实际也就是“破坏”一处古代遗存，为了取得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组织、有计划地去“破坏”它当年的既存秩序，完全改变所有文物的原来保存条件。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做发掘，就得有能力、有条件保证采集、清理、发掘的各类文物能得到一个新的，但却是相对安全的保存环境，绝不会因为我们的活动，使文物受到损害。但是，总结这些年的工作，我们在这个环节上确实有许许多多考虑不周之处，目前出土的文物，尤其是丝绸织物，保存条件不好，保存状况不佳。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进行发掘，获取了包括文物在内的各类科学资料，有关文物也得到了必要的、应有的保护，只是进行了工作的第一步。使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对有关资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不仅要有在第一线工作的考古学者及其他各有关学科的学者，而且还要吸引、利用其他虽没有在现场工作，但却有能力对有关资料进行深刻科学分析的学者，集众家之所长，彼此相辅相成，共同努力，务求将应该获取的各类知识信息都能发掘、揭示，为准确认识当年精绝历史文化面貌作出努力，并把这一成果奉献给世界，这是崇高的，也是应尽的义务。如何把这一任务组织好，也是已经提上日程的一个重大问题。
  把文物保护工作做好，并多学科的、多角度地及时分析已经到手的资料，完成科学报告。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应该只能在这以后，而不能在此之前。在文物保护工作，遗址研究报告没有完成前，简单地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没有科学意义或科学意义不大的。
  尼雅遗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安全存在了一千五六百年。进入20世纪，各种因素，使它由沙漠中无人问津的废墟成了喧闹的中外学者、游人、盗宝人、猎奇者..形形色色的人们来去不绝于途的舞台。这是一个全新的、过去不见的情况，作为在尼雅第一线工作的考古学者，我们应该首先保护好这一天造地设的安全保留至今的遗址博物馆，还它以本来应有的朴素无华的历史面目。尼雅遗址在中国、在新疆，但却是全世界、全人类可以共享的历史文化财富。新疆文物考古界、中国学术界有义务在这一课题中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中日联合尼雅考察队，也有责任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承担更重大的使命，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①黄慰文、欧阳志山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载《人类学报》，第7卷，1988（4）：11。 ②这是新疆水文地质队王玉先生等提供的情况，笔者曾和张铁男、于志勇等一道访问过王玉，并见到了他们采集的部分文物标本。 ③张铁男、于志勇：《1993年尼雅遗址北方考古调查》，见《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1卷，73～80页。 ①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所见唐代重要史迹》，见《唐研究》，第1卷，431～434，北京：1995。 ①真田康道、高桥照彦：《1991～1993年分布调查成果》，见《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1卷，163页。 ①95尼雅一号墓地，共见墓葬实为9座。目前所见文章、报道，不少均称共见棺木8座。但在M3上部，还有一座遭火焚毁的棺木，残留人骨、锦片，当为一座墓葬无疑。 ①王炳华：《尼雅95一号墓地三号墓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1999（2）。 ②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MN1M8概况及初步研究》，载《西域研究》，1997（1）。 ①关于N14的性质，据A.斯坦因在此所获东汉后期精绝王室成员互相赠礼之封检，可确认为汉精绝王室成员之居处，故作此推论。 ②由于文献记录缺略，关于东汉时期精绝王国的政治沉浮，并不完全明晰。这一结论，参见拙著《精绝王陵考古二三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103～12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③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MN1M8概况及初步研究》，载《西域研究》，1997（1）。 ①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MN1M8概况及初步研究》，载《西域研究》，1997（1） ①笔者偕刘文锁、肖小勇为实施沙漠考察课题，曾在若羌、且末、民丰县境内，进行过大范围调查，采集到相关时代的多量文物。有关资料已刊布于《新疆文物》，1990（4），2～20页。 ①见《尼雅考古资料》，乌鲁木齐，1988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