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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王难兜靡究竟死于匈奴，还是大月氏之手，在《史记》、《汉书》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述。司马迁在世时，去这一发生在祖国西部地区的重大事变不久，因此，《史记》的记录差不多算得上是当时的记录；班固在事隔200年后，明确在《汉书》中修正《史记》的有关记述，揆诸事理，亦必有比较可靠的根据。由于《史记》、《汉书》记述的歧异，后世治乌孙、大月氏历史者在这一问题上往往是各执一词，一直未有明确、统一的结论。
  乌孙王难兜靡究竟死于匈奴，还是大月氏之手，涉及乌孙与大月氏、匈奴在河西走廊时期力量消长与彼此关系的问题，亦即乌孙王国当时究竟是亡于大月氏、还是亡于匈奴的问题。这是乌孙早期历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进行稍稍深入地分析，求得一个科学结论，对乌孙历史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史记》、《汉书》中有关难兜靡身死、乌孙一度亡国、人民隶附于匈奴的记录，以《大宛列传》与《张骞传》表达得最为明确。
  《史记·大宛列传》：“..闻乌孙王好（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指难兜靡——引者），而昆莫（指猎骄靡——引者）生弃于野，乌衔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
  《汉书·张骞传》有关这一事件的叙述，在一些要点上与此不同。《汉书·张骞传》：“..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
  这两段史料，对乌孙王难兜靡死于谁手，结论是相反的。
  治乌孙史者，在这个问题上，或据《史记》资料以立论，或持《汉书》观点以成说。只以近年出版的有关专著、文章为例，主张乌孙王国在河西走廊时亡于大月氏、难兜靡死于大月氏之手者，即有《中亚简史》、《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等①；认为乌孙亡于匈奴、难兜靡死于匈奴之手者，有《大月氏人种及其西窜年代考》②，张西曼在这篇考证中，曾据《史记》而稍予申述；近年发表的《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③，涉及这一问题时，虽未明确强调乌孙王难兜靡死于匈奴，但主要也是依据《史记·大宛列传》，反复申述了在河西走廊时，乌孙曾一度亡国于匈奴的结论，实际也就是承认了难兜靡死于匈奴之手。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难兜靡究竟死于谁手，也就是乌孙在河西走廊时亡国于谁，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认真分析乌孙、大月氏、匈奴当时在中国西部的具体地理位置，它们间军事力量对比情况，处于历史发展早期阶段的古代民族中曾经流行的血亲复仇习俗，以及大月氏西迁后与乌孙、匈奴的关系状况，我认为，《汉书·张骞传》中关于乌孙王难兜靡死于大月氏之手的记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可以信从不疑。
  首先，我们从匈奴、大月氏、乌孙三者的政治地域上进行分析。
  从《史记》、《汉书》中有关乌孙、大月氏、匈奴的记录中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这也是研究匈奴、大月氏、乌孙历史的学者们大都同意的一个观点：直到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仍处于甘肃以东，而大月氏是西北地区大国，甘肃地区大部分隶属大月氏。乌孙，是在大月氏之西、河西走廊西部的一个较小的王国。
  《史记·匈奴列传》中，曾记述了匈奴势力趋盛，即冒顿单于（前209年至前174年）在位时的活动地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郡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上郡，汉代辖地相当于今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等地。其西为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这大片地区，尤其是青海，是传统的氐、羌族居住地。大月氏，是甘肃广大地区内的主要政治势力，前引《汉书·张骞传》称：“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唐《元和郡县图志》，称“凉州”（武威地区）、“甘州”（张掖地区）“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肃州（酒泉一带）..六国时，月氏居焉”④。明确指出大月氏在战国到秦时，控制着甘肃省的大部分地区。这是得到历史地理学界公认的一个观点，新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采用的这一结论。这几条引文，不仅和上引《史记·匈奴传》有关大月氏住地与匈奴右部接境的记录相统一；与《汉书·张骞传》中所称的汉代月氏居地在“祁连、敦煌间”也可以统一起来。
  乌孙居地，《汉书·张骞传》称其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书·西域传·乌孙》称“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敦煌”二字前无“祁连”二字）”。对此，《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一文，曾结合秦、汉时期匈奴、大月氏、乌孙的关系，有关它们地域的记录明确论定：“乌孙居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部”，“汉以前，月氏与乌孙系分居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二者当大致以今张掖为界”①，言之成理，可以信从。
  只要我们同意这一史学界大都认可的有关匈奴、大月氏、乌孙在西汉早期以前的政治地域概念，我们就不能不接受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逻辑结论：由于大月氏居于匈奴与乌孙之间，匈奴与乌孙地域不连，因此，从一般情况看，它们之间不会有重大的、直接的利害冲突，匈奴越过大月氏攻杀乌孙王难兜靡就难有可能；而且，大月氏不仅是地处匈奴、乌孙之间，而且在战国到秦这一历史阶段内，它还是这片地区势力最盛的王国，《史记·匈奴传》称：秦汉之际，“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历史上的名王冒顿单于，少时即曾为“质于月氏”。可证这一历史阶段内大月氏的势力很不同于一般。这种情况下，匈奴要越过大月氏破灭乌孙，是根本不能想象的，而乌孙与大月氏地域毗连，两个王国之间就难免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矛盾和利害上的冲突，比如，在大月氏势力东向受到匈奴的阻抑时，西向发展，就必须首先克服乌孙的障碍，乌孙国小力弱，大月氏取乌孙，杀难兜靡，当非难事。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可以根据古代民族间的血亲复仇传统进行分析。
  古代民族间的血亲复仇制度，在处于比较原始状态的民族生活中，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本氏族或本部落的成员被敌方杀害，本氏族、部落有为其复仇的义务，居于领袖地位的首领被害，关系更是非同一般。L.H.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曾经总结性指出，在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自身明确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其中之一就是氏族成员之间“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为他报仇..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②。摩尔根还转引詹姆斯·艾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史》一书中的一条调查资料说：“他们在没有以血讨还血债之前，心中有如火烧一般，日日夜夜，永不安宁。当他们的亲戚，或本部落、本家族中的一个成员被人杀害时，哪怕被害者是一个老妇人，这仇恨也会父子相传地永世不忘。”③氏族社会阶段通行的这种血亲复仇制度，是一个普遍性规律，是维系氏族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原始社会以后，虽有国家政权承担了保护社会成员的义务，但这种传统习俗，对社会生活还相当长期地保留了它的影响。我们在匈奴、大月氏、乌孙间的关系中，就可以窥见这种影响的痕迹。当大月氏势力强大、雄踞我国西北部时，匈奴曾受其凌辱，送质子、称臣纳贡。冒顿为匈奴单于时，国力渐强，曾数击大月氏。至老上单于，匈奴又大破月氏，并“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它们之间的长期冲突，有客观的矛盾。但在以月氏王头为“饮器”这一习俗里，可以很鲜明地感受到古代血亲复仇制度影响的存在。
  现在回到本题上来。既然在匈奴、月氏等族中还鲜明存在血亲复仇制度的影响，而难兜靡又因为某种情况被匈奴所杀，从匈奴想，在这种情况下，再收养起难兜靡襁褓中的幼儿，并为其收罗部众，待其健壮成人，更以其原部落入众归其统率，使其羽翼长成，实照也就是亲手培养起一支不可轻估的、将对自身实行血亲复仇的异己力量，这是根本不能想象的。血亲复仇的古老传统，使匈奴不可能这样行事。
  实际展开的历史画面告诉我们，乌孙在难兜靡之子猎骄靡长成之后，确实也是实践着这一古老的血亲复仇传统，把愤怒的复仇之剑，不断地、无情地向月氏砍去。《汉书·张骞传》曾经十分明确地说：“..昆莫（猎骄靡）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被逐离河西走廊，随后又被从伊犁河流域赶到阿姆河流域，乌孙都是一支重要的压迫力量。从乌孙看，原因就在于完成血亲复仇的传统义务，猎骄靡要报父怨。
  从这些明确的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乌孙的宿仇是大月氏，难兜靡被杀于大月氏，可谓确凿无疑。而匈奴所以在难兜靡被大月氏杀害、乌孙国亡之后，承担起收养、抚育猎骄靡的义务，原因之一也就在于利用血亲复仇制度，培养起一支可为己用的军事打击力量，使乌孙能在自己和大月氏的矛盾中成为羽党，共同对付大月氏，乌孙也确实是这样做了。

①王治来：《中亚简史》，第1卷，77页；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2）；林干：《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3）。 ②张西曼：《大月氏人种及西窜年代考》，见《西城史族新考》，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出版，1947。 ③《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第一部分，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3）。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40。 ①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第一部分，载《新疆社会科学》，1981（3） ②L.H.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上册，74～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③转引自同上书，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