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这几批考古资料，揭示了多方面的塞人历史内容。
  （一）活动地域
  这些资料，不仅印证了《汉书》中所记述的，汉代乌孙居地，就是战国时期塞人的故土，伊犁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良，同样曾是塞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而且告诉我们：沿巩乃斯河谷上行，进入天山，直到阿拉沟东口（包括于尔都斯草原），这片优良的夏牧场地区，十分可能都曾经是古代塞人活动的基地。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铜器与阿拉沟东口竖穴木椁墓中的多量金器，都不是一般塞人平民所能享有。很有可能，这片地区内，曾是伊犁地区塞人王国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
  （二）社会经济活动
  这是文献记录中缺略、考古资料较为丰富的一个方面。
  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发现了小铁刀、三棱形铁镞。战国时期，塞人已经用铁，尤其是使用了消耗量很大的铁镞，这对我们估计当时塞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铁矿的冶炼、铁器的加工，都远较铜金属要困难。铁被用于制作工具、兵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使不少新的生产领域可以得到开发。
  同样在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见到了随葬的羊、牛、马骨。随葬木盆中，羊骨与小铁刀并陈，形象地说明了墓主人生前生活中肉食具有重要地位。这可以说明：畜牧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体。《汉书》称塞人经济为“随畜逐水草”，可谓抓住了要点。
  木器制作、毛纺织、制陶等，是主要的家庭手工业。木器主要见到作为盛器的盘，长方形，利用整木加工成型，内外修刮光洁。陶器品种较多，如带流筒形杯、盆、钵、小杯等，均日常用器，较之木器似占更重要地位。陶器手制，形制规正。陶土很细，外施一层酱红色陶衣。毛织物，只见到严重朽烂的小片。此外，阿拉沟木椁墓内还见过草席印痕。草编织物，当也是家庭手工业产品之一。
  在谈及战国时期塞人的社会生产时，对当时的矿冶、金属加工业，应特别注意。从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开采、冶炼资料，可以肯定：当时采矿、冶炼生产必然已经越出家庭手工业的范畴，成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在铜器、金器制作上，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况。不论是铜矿开采还是冶炼，生产工艺比较复杂，专业性比较强，生产规模较大，需要的劳动力也比较多。每个生产环节，如找矿、坑道掘进、支架防护、采矿、排水通风、提取运输矿石、冶炼、浇铸等，都要求生产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专门技术，必须比较固定或相对稳定地从事这一工作。从奴拉赛所见古代铜矿冶炼遗址看，矿石开采与冶炼集中在一处，这也符合经济的原则，但这更加需要每个生产环节的密切协作，需要比较严密的组织与统一的指挥。这些生产运营本身的要求，使这类矿冶生产必然要独立于畜牧业或农业生产以外，越出家庭手工业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金器、铜器的制作，同样是这个道理，相当复杂的工艺过程，往往都不是附属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所能承担的。
  在分析奴拉赛矿冶遗址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矿坑内外，发现相当多数量的卵石制器。它们中部凹腰，端头见到为便于捆缚而加工的凹痕。这类石器，在湖北大冶县铜绿山春秋、战国到汉代的矿冶遗址内，也曾经出土过。被认为是一种提升工具——平衡石锤①。铜绿山矿冶遗址时代早，沿用时间长。这里的石锤与奴拉赛矿冶遗址所出石锤，形制相同，作用应该相当。这当然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古代中原地区矿冶技术对新疆地区的具体影响。
  奴拉赛矿冶遗址，对我们认识塞人王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是十分重要的资料。我们目前的分析只是根据已经报道的十分有限的考古调查资料，随发掘工作的展开，对当时的采掘技术、冶炼工艺、生产规模等许多方面的专门问题，必然会提供更多具体、准确的资料，为古代塞人历史研究揭开新页。
  （三）崇尚黄金并且积累了较多的黄金财富，是战国时期塞人社会生活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特点
  阿拉沟4座竖穴木椁墓，无墓不见金器。以第30号墓为例：重20克左右的虎纹圆金牌8块（虎头左向的5块，右向3块，不对称，实际当不止此数），重27克多对虎纹金箔带4件，狮形金箔1件，其他有菱形花金饰片3件，较大圆形金泡饰片33片，较小的金泡仅女尸头部傍近，即达数十片，柳叶形金饰片近百片，螺旋形金串饰片33件，其他还有双十字形、树叶形、矩形饰片及金丝等物②。大小合计，数达200件以上。而这些墓葬，都曾经过盗扰，所见金器，不过是盗墓后的劫余。从发掘现场及残余金饰形制分析，这类饰片，主要都是用为冠、衣、带、鞋类服装缀饰，当日情状，肯定是十分辉煌的。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曾经说到塞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金盏，死后要以黄金制品随葬③，颇可以与我们的考古资料互相印证。
  相当富厚、奢侈的随葬品，相当规模的墓室（同样以30号墓为例：竖穴墓室土方量即达一百多立方米，矩形木椁高近1米，厚达2米的填石大小整齐，填沙纯净），也说明这类墓葬的主人，不是一般社会成员。《汉书》记载塞人有“王”，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考古资料与此可以互相证明。
  （四）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及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所见塞人遗物，可以窥见其具有特点的艺术风格
  各种饰牌、金饰片、铜器，除极少数为植物花纹图案（柳叶形金饰片、六角形金花饰片）外，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野兽纹图案，有虎、狮、带角兽、熊等，猫科类猛兽形象具有重要地位。野兽形象基本是写实的，对各种野兽的特点掌握得很准确，造型比例适当，形象很生动。伊犁地区的这支塞人在图案艺术上的这些具体特点，与中亚西部或南亚地区塞人有什么差别，体现了什么具体的历史内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这批文物中，图案设计十分讲究对称、平衡，这也是不应忽略的一个方面。
  （五）论及伊犁地区这支塞人的历史文化，从文物中体现出来的他们与中亚广大地区（如谢米列契地区）塞人的密切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有关这支塞人和其他地区的关系，如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出土文物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出土的漆器、丝织物（菱纹链式罗），奴拉赛铜矿出土“或说为采掘工具”的平衡石器。
  “平衡石器”（或说为采掘工具）的造型与湖北大冶铜绿山所见石器造型一样，这些，都说明肯定存在相当的经济、文化关系。这是过去文献记录中不见涉及的一个方面，它们填补了文献记录的空白，值得重视。
  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铜人，很值得推敲。铜人单腿下跪，半裸体，社会身份似乎不高。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塞人王国属下人民的体形特点。从造型看，其体格十分健壮，双臂肌腱鼓凸，强实有力，粗眉大眼，鼻梁较高，头戴十分显目的高冠，尖顶向前极度弯曲，下身着短裙。
  在波斯文献中有萨迦·提格拉豪达（SakaTigrakhanda），意为戴尖帽子的萨迦人（在波斯碑刻中也见到过一种尖帽萨迦人形象①，但与铜人的尖帽形象不尽相同）。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提到“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高又硬，顶头的一方是尖的”②。联系这一铜人形象，对塞人尖帽特征，可得到一点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