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古墓沟墓区发掘资料表明，它是在罗布淖尔地区具有特色的、本地少数民族的考古文化遗存，可以名之为古墓沟考古文化。
  古墓沟文化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揭示了重要的、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对我们认识罗布淖尔地区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罗布淖尔以至塔里木盆地内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特点等，都具有珍贵的科学价值。
  古墓沟文化告诉我们：新疆地区存在过古老的，具有地区特点、民族特点的考古文化，它们具有鲜明的特色、自身的优点。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三角洲，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外曾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考察活动。其中，A.斯坦因、F.贝格曼、我国学者黄文弼等，在这片地区内，均曾采集到过不少细石器，还曾见到过彩陶片。A.斯坦因根据他在楼兰故址及孔雀河谷采集的多量细石叶，曾据以认为：“在这里发现的数量极多的石刃，意味着这个遗址（指LA，即人们认为的楼兰故城——引者），有人居住的时间可能要上溯到石器时代的早期。”①仅据地表采集到过细石器，实际是不能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楼兰时期这里一直存在人类活动的；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在这片地区内不少地点都见过细石器，斯坦因提出“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即曾有人类活动，却是一个可以注意的论点。我们在古墓沟墓地的发掘，实际就是为我们对这片地区内早期考古文化的研究，补充了一批新的、经过科学发掘的资料，较之只是地面的采集，向前走了一大步。
  根据出土文物，对这一阶段古墓沟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及其社会形态可以得到初步的概念。无疑，这对研究新疆早期民族历史具有很大意义。
  发掘资料具体表明，当时古墓沟人的生产以畜牧业为主体。主要饲养羊、牛，羊有山羊、绵羊。在一座墓葬中，随殉的牛、羊角多达26支，说明已有相当规模的牲畜财富的积累。鞋、帽、包裹身体的毛布或毛毯，也都取自毛绒、皮张，主要依靠畜牧业。足以说明，畜牧业是当时人民生活的重要衣食之源，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业是存在的，墓区发现的小麦粒，是一个直接的说明。但出土数量，从总体看，只占很小比例。孔雀河谷可得灌溉之便，少量的农业经营是完全可能的。从随殉的小麦粒只十数粒至一百多粒分析，足见小麦之十分珍贵。大部分麦粒呈深褐色，形态完整，胚保持完好，麦粒顶端的毛簇尚清楚可见。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教授鉴定，其形态特征与现代普通小麦无异，是典型的普通小麦；还有一些麦粒色泽、胚、顶端毛簇与上述普通小麦相似，但在其背部紧接胚处，有驼峰状隆起，当为圆锥小麦。这些普通小麦与圆锥小麦，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小麦实物标本。说明近4000年前，我国新疆东部地区，已有纯一的普通小麦和普通、圆锥小麦群的存在。新疆存在不少天然的野生节节麦，它们与圆锥小麦自然杂交，即可形成普通小、麦种。颜济教授认为，圆颖多花类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小麦，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②。再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我国古代黄河中、下游，主要栽培谷子，而小麦，最早可能在新疆种植。小麦目前已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这应该是古代新疆各族人民的一项伟大贡献。
  除畜牧业、少量的农业生产外，渔猎是人们生活的补充。墓地内见到马鹿角磨成的骨锥、多量禽颊骨串珠、一小块残破网罟，可以作为具体证明。
  家庭手工业是一个重要的部门，日常用器多为草编、木、角类制器。以荒漠、半荒漠地区草木为原材料，制作成自身需要的日用器皿。尤其是各种草编小篓，有多种造型，并显示几何形纹饰，从中可以看到古代罗布淖尔地区古墓沟居民们惊人的灵敏和技巧。
  毛纺织，是家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里所见的毛毯，是国内，也是新疆地区最早的毛织物标本。据新疆羊毛研究所对毛纤维检测分析，羊绒质量颇高（可纺70支细毛纱）；而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已经有了分档使用羊绒、羊毛的概念。质优者捻线织布，粗劣者搓捻毛绳、粗毛线。足见羊毛纺织在这里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这些资料，对研究我国纺织工艺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其他如前面提到的擀毡制帽、缝制皮鞋、草编小篓等，也是在人们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生产活动。
  由于不知陶器，日用器皿除草编器外，木、角器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日用器具。木盆、木杯等木质用器，系取粗细不等的一小段木料，中部掏空，器表稍经刮削、修整，造型可能与用料有关，很不规一。角杯，只是把动物角尖端切断，堵塞以块木，利用髓腔，即为用器。
  颈、腕部围饰骨、玉质串珠，腰际环绕骨管，毡帽周缘或以红色毛线缝绣，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墓沟人，利用本地环境中可以方便取得的各种材料，美化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意识。这不仅表现在富有特点的墓地安排上，从人人配备一小包麻黄细枝（凡包尸毛布未朽的，无一例外），从这一别具特色的葬俗上看，也可以得到肯定的结论。
  古墓沟人是富有艺术情操的。平淡无奇的禾草类纤维，在他们的手中成了小巧玲珑、图案富装饰美的各种小篓。普通的骨、角、木锥，有多种形制并刻镂了不同的图案、花纹。他们完成的木质圆雕妇女半身造像，比例正确，特征明显，是难得的原始社会阶段留存至今的艺术珍品，是我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
  墓地内出土的三件很小的红铜饰物，据新疆冶金研究所分析，红铜铜质纯度相当高，所含杂质不过千分之四左右，达三级到四级标准。这不是初步掌握炼铜技术时所能达到的工艺水平。
  关于罗布淖尔地区以至古代塔里木盆地早期居民的种族特征，也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古墓沟和铁板河出土的两具古尸以及古墓沟墓地内相当一批比较完整的人骨架资料，是我们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分析的珍贵资料。我们在发掘工作中曾进行过初步的形态特征观察：较普遍属金黄色毛发、眉脊稍高、鼻骨也偏高，脸型稍瘦长。韩康信教授曾对这批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分析，结论为“古欧洲人类型”，“与现代长颅欧洲人种的诺的克（或北欧）人头骨较为相似”①。进一步的人类学测量工作，目前尚未完成。
  对罗布淖尔地区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国外曾据新中国成立前少量资料进行过分析研究。F.贝格曼的观点是：”这种楼兰人的风格表现出：他们不但有蒙古人和撒克逊人的特征，而且是一种中间的风格”，“这种风格说明不是混血的，而是天然发展的过程”，“他们好像确实是楼兰人，同高加索人、然后才是蒙古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①。
  A.斯坦因根据他在罗布淖尔地区发掘的人骨称本及在新疆地区所得人类活体测量资料，对楼兰人的种族特征也曾进行过具体分析：“这些人头的特点很近于阿尔卑斯种型。据我所收得的人类测量学材料的证明，现在塔里木盆地人民的种族组织，还以此为最普遍的因素。”②
  从这些论述可看到：进一步认真分析测定罗布淖尔地区古墓沟所得人类学标本，不仅对了解古代罗布淖尔地区居民的种族成分有直接意义，对研究古代塔里木盆地居民的种族成分也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根据对同类型古墓葬资料的分析，对这一考古文化属于古代什么民族也有各种看法。由于墓区气候干燥，尸体干缩，死者人土时一切穿戴、配饰均不朽。这些难得的资料，使死者生前的形象、装束，均能活现于今天，对研究墓葬主人生前所属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生活特点确是有利的条件。
  我们在古墓沟发掘清理了一片完整的墓地。墓葬的组织安排，实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表现。据此，可以分析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在第一类墓葬中，除两座男性合葬墓外，都是单人葬。男、女、老、少，以平等地位共葬于一区公共墓地中。随葬文物主要只是人人均备的草编小篓、麻黄枝小包、少量石骨质饰物等；其中有五六座墓葬中随葬物稍为丰富，还有锯齿形刻木，木、石质圆雕女性像，玉珠，硅质岩加工成的饰物，小铜饰，多量兽角等。而这几座墓葬的主人，均为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古墓沟人们处于没有显明社会分化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女性、尤其是年迈的老祖母，在社会上居于重要地位，受到社会的尊敬。这正是原始氏族社会前期的基本特点。
  第二类墓葬由于深埋，随殉文物大多腐朽不存，但从地面七圈列木及环圈外呈放射状展开的木桩布局、设置，较之第一类墓葬，表现了非凡的气势。对进一步分析这一阶段内人们的社会意识，是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而墓内均埋葬男性。这说明，发展到这一阶段，男性已在社会上居于显要地位。
  古墓沟墓地发掘资料，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十分珍贵的认识本地区历史时期内生态环境发展变化的资料。浅埋的墓穴中尸体保存完好，随殉文物中可见到麻、红柳、芨芨、麻黄、胡杨、红花、芦苇等材料，说明气候干燥，植被同样是目前南疆荒漠或半荒漠地带常见的耐旱植物品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营构这片墓地时，这里就是沙丘，酷烈的季风对这片沙丘墓地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沙丘表面的列木直接发挥了固沙的作用。但它们的顶部已被风沙磨蚀近平，然而沙丘却未被移动。原始社会阶段的这一环境特点至2000年前的汉代没有显著变化，这从汉代文献对罗布淖尔地区的记述中很容易得到印证，《汉书》说，这片地区“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骆驼”①。这段简略的文字，与我们从古墓沟考古资料中所了解到的自然地理特点、社会生产情况是基本一致的，拿这些资料更进一步与2000年后的今天比较，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可以说是仍然类同；如果要找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由于孔雀河、塔里木河上游生产发展筑坝截流，河水已经不能流到这一地段，不仅河流干涸，而且罗布泊也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概念，实际成了一个滴水不存的广阔盐盆。这颇可以说明，在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期内，人类活动实际是生态环境变化、发展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主要必须依凭人类的自觉努力。
  最后，在论及古墓沟墓地发掘的意义时，不能轻估它们对新疆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价值。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在过去的研究中，对新疆地区古代民族的历史文化，曾存在不少误解和偏见。国内外流行过的错误观点之一，就是认为塔里木盆地内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化没有本身的特点，古代文明发展程度很低：“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国（指我国内地——引者）、波斯以及印度三种文化势力混合而成的一种产物”②，斯坦因这一深具影响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孔雀河古尸的消息发布后，日本有的学者曾发表讲话：“如果说6400年前就有那样发达的文明，那么周围的中国本土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年代就都被推翻了。那个木乃伊，无论怎么说，也不能认为是楼兰王国成立的汉代以前的，最古也不过2600年，这种说法已经达到极限”③“以木乃伊所戴毡帽来看，也应不是很古的。在苏联发现的毛毡是纪元前600年时，代的，几千年前就已有毛毡是不能想象的”④。在这些观点里，罗布淖尔地区古代文明任何方面都必然较周围地点为低的论断，是表现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
  古墓沟考古文化所揭示的科学结论，是对这些论断的有力否定。面对这些新的考古资料，笔者必须从这些新的实践出发，对所有资料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得出应有的结论。这对笔者正确地认识新疆古代民族史，对于中亚地区古代文明史的研究，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里笔者强调了要注意古墓沟文化所表现的新疆地区存在过的一种古老的，具有地区特点、民族特点的考古文化，但这绝不是否定新疆地区与其相邻地区间曾经存在过的文化、经济交流和联系。这种交流和联系，可以说是与人类共始终的；只不过在规模、深度上随时代发展有所变化而已。新疆古代历史，很生动地说明过这一真理。笔者对古墓沟出土铜器所提出的说明，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