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唐代文献中有“白水涧道”；唐代碑刻中有“白水镇”。它们同在西州境内，引人注意。给人的突出印象是：这是彼此存在密切关系的两个地名。
  “白水镇”，见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碑刻，但其具体所在，却未见研究考释。
  究明白水镇镇城之所在，不仅有助于认识唐王朝在西州地区的军事设置，有助于新疆历史研究，且可填补历史地理学上一个小小的空白，故为之考。失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一
  敦煌莫高窟前古碑中提到“白水镇”，首见于清代地理学者徐松的名著《西域水道记》。
  《西域水道记》卷三“党河”条下，徐松曾介绍：“莫高窟前，侧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盖碑创于前秦。彼土耆士赵吉云，乾隆癸卯岁，岩畔沙中掘得断碑，有文云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立。旋为沙所没，李君碑即修乐僔功德也。”碑石“两面刻度。以建初尺高五尺七寸六分，广三尺二寸。前面二十八行，行五十字。后面三十行，行四十八字。碑首篆额‘大周李君重修功德记’”。《西域水道记》采录了全部碑文，文内多见武后时所造新字。碑阴最后，记述了建碑李君的家系、亲族姓名、职官等，其中有“……弟怀恩，昭武校尉，行西州白水镇将，上柱国”等字，碑石建于武则天圣历元年五月（698年）。从这一唐代碑石可以确知，在640年唐王朝平定高昌、设置西州以后，在西州境内，曾设置白水镇，派兵戍守。武则天时期，任白水镇将的是甘肃敦煌大族李怀恩，受封为上柱国，昭武校尉。
  同一资料，还见于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的著作《莫高窟年表》。有关碑石，被称为“李怀让武周圣历元年修莫高窟佛龛碑”，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的第365窟前。姜亮夫先生曾据碑拓，参照徐松、罗振玉录文，进行校勘，据称，碑石“阳面二十一行，行五十字。阴面三十行，行四十八字。末有八行，为祖父子孙题名，分三列”①。与徐松所述稍有差异。但“弟怀恩，昭武校尉，行西州白水镇将，上柱国”这一文字记录，因刻石文字十分清晰，录文完全一致。
  此外，在近年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也见到有关“白水镇”的内容。如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09号墓葬女尸纸鞋拆得的一件文书：
  （前缺）
  □府张君君□
  府 （下残）
  □□□ 年 叁月 日天山府索进达辞
  □进达元不是白水镇番，昨为口
  □如后到，所
  □上，谨辞。
  （后缺）
  文书中，年、月、天等均武周新字，故可肯定是武周时期西州天山府人索进达的一件呈文②。
  据上引唐碑唐文，至少武周时期，在唐西州境内，曾有白水镇的设置，可以结论无疑。
  二
  除上引文书、碑记中见到“西州白水镇”外，其他文献，笔者寡陋，未见再有“白水镇”的记录。
  可予注意的是，唐代西州境内，还有一个与“白水”有关的地理名词“白水涧道”。
  白水涧道，见于敦煌石室藏书《西州图经》残卷。在《西州图经》这一唐代古籍中，述及自西州通达各方面的交通路线，其一，就是从吐鲁番交河县斜向西北的“白水涧道”。有关记录文字是：“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以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③
  道路以“白水涧”为名，根据通例，应该是因为它曾经过了一条“白水涧”的山溪，名从主人，所以道路也就被称为“白水涧道”，这启示我们，在唐代西州境内，位置在交河西北，曾有一条以“白水”为名的山溪。
  同在西州境内，同为唐代地名，虽有镇戍与道路的差异，但却都以“白水”为号。这使人不能不产生一个逻辑的推论：唐代西州属下的白水镇，完全可能，就是唐王朝政府在西州境内的“白水涧道”上设置的镇城。因为“白水涧道”是联通“处月以西诸蕃”的一条重要交通线，地势比较平坦，沿途足水足草，可供车马通行。结合唐王朝平定高昌、设置西州后的西域各地的政治、军事形势，尤其是唐王朝政府与西突厥汗国的关系状况，在与西突厥联系的重要交通线上，设关置守，确实也是7世纪后期唐朝政府的迫切需要。如果这一推论大概不错，则我们可以循此思路，考索“白水涧道”及“白水镇”的具体所在。
  三
  《西州图经》中提到的白水涧道，根据唐代处月部的分布地域，自吐鲁番盆地斜向西北方向的天山隘道的自然地理形势，可以肯定结论：它就是通过白杨沟峡谷、达坂城、盐湖、柴窝堡而抵达天山北麓乌鲁木齐地区的山道，基本上也就是今天吐乌大高速公路的路线所在。
  这一分析结论，有比较充分的理由。
  首先是处月部的地域。西突厥强部之一的处月，唐代前期，居地及于今天山北麓巴里坤以西至奇台、吉木萨尔及乌鲁木齐地区。由吐鲁番地区交河山发，向西北行，通达处月及处月以西诸蕃的最为便捷、可通车马的天山谷道，可以说只有上述穿过白杨沟峡谷的山道才有可能。其他山道，在方位、形势上均不适合。
  其次，说地势。所谓“涧”，是山间溪流。自交河斜向西北，穿过一片平坦的戈壁后，即进入天山，首先面对的就是白杨沟峡谷。峡谷全长26公里。两岸峰峦叠嶂，山势迂回曲折。不少地段，迎面山峰峭立，似无去处；到近边则弯回路转，曲径通幽。峡谷宽狭不一，狭窄处，才只数十米；较宽处，一二百米之遥，很少一点地段，才宽到五百米左右。谷底，则是一溪清流，终年不断，水色清澈。水流的源头，主要在
  北侧的天山雪峰，因为流程不长，又不挟带泥沙，水质甘甜，适宜饮用。流水宽阔处，不过十多米，狭处只二三米。正常情况下，河水不深，人、畜均可涉水而过。顺山势急急流淌的河水，在河底错杂的卵石上激起簇簇浪花，如白雪堆拥。这么一条山涧溪流，命之为“白水涧”，可以说，完全是恰如其分，一点不错。今天由乌鲁木齐到吐鲁番的吐乌大高速公路，只不过是使用了山沟内一线之地，依山沟地势稍经拓
  展而成。这么一条公路，完全没有改变这一峡谷的古代面貌。古代交通天山南北，穿过白杨沟，无论凭车，或是驱马，沿沟谷而行进，可以说毫无困难。如果说，“白水涧道”上，必须有“白水涧”，则这一“白水涧”，就是非白杨沟峡谷莫属了。
  《西州图经》中还强调，这一条古道，不仅可通车马，而且“足水草”。揆之以沿途形势，同样是完全贴切。在白杨沟峡谷中，沿溪两岸绿草如茵，榆、杨、红柳，丛丛密密，成聚成簇。夏日一片青绿，人秋以后，满沟金黄。溪谷中、山岩上，常见牛、羊散处，悠然而自得。而穿过白杨沟峡谷后，到达达坂城，更是一片非常开阔、平坦的草场。草场上，溪流纵横。过达坂城，经盐湖、柴窝堡、芨芨槽子、乌拉泊，一路地势平坦开阔，草场绵绵不绝。对于古代游牧民族来去，实在是难得的理想通道。
  地理环境如此美好，交通地位又这样重要，在唐王朝与西突厥政治矛盾尖锐、军事冲突相继的时期内，为控制这条交通线，保卫的安全，设关置守，就是十分必要、不可以不办的一件大事了。
  从这个背景去分析，在公元640年设置西州后，与西突厥的矛盾实际上非常尖锐的7世纪中叶到8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中，唐王朝肯定要在“白水涧道”上设置关城，而这一关城的具体地址，莫过于能控扼白杨沟峡谷咽喉的谷口所在。考古工作成果有力地说明：历史，实际正是这样去展开的。
  四
  调查表明：正当白杨沟峡谷西口，在平坦的草场上隆起一大块铁黑色山岩。就在这处硗确不平的岩块上，端端正正，正对宽才200米左右的白杨沟峡谷，坐落着一区古堡。这座古堡，利用岩石地势，凭藉精心构筑的堡墙，就如在峡谷通道口安设了一座坚牢的塞门，真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难行。当年要凭藉这一古堡控制峡谷通道，控制天山南北交通的意图，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图45）。
  这座古堡，形势十分险要。城虽不大，却有内外两重。城墙，是取当地碎砾石夹灰壤土夯筑而成。夯层厚10～15厘米，夯打密实。墙基厚2～3米，高可5米。与所在岩石一道，相对高于地面5米左右。城墙依山势而铺展，内城墙南北长50米，东西长30米，西向见一豁口，可能与当年城门有关。在内城圈外，东、北、南三面，又延展出夯土墙近一周，最后形成东西70米、南北80米的外城墙垣（图46）。
  这座土城垣，由于地理位置冲要，直到近、现代，仍见使用。土城垣中，有人发现过火枪弹头，可以证明。这当然并不令人奇怪。目前须要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土城，始筑在什么时间？
  笔者在古城中调查过两次。城内地面采集物，因为既距现代居民点不远，且近代兵乱中亦见使用，很自然就是古代陶片与现代废弃物交陈互见。古代陶片中，有手制红、褐陶，有附加堆纹、锥刺纹的灰陶。这在新疆陶器中，是比较古老的特征，其年代，不会晚到汉代以后。给人的逻辑结论是：在汉代以前，这里就有人居住、生活。
  笔者曾仔细在城墙夯土中观察，寻求有时代特征的文化遗物。在城墙夯土中找到的陶片有二十多块，这些陶片，主要也是手制红、褐陶碎块，很少几片轮制灰陶。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城墙夯土中，没有找到一件时代较晚，或近现代新疆居民生活中使用的粗陶、瓷器或其他用器的碎片。而在城内地面，找到这类废弃物是并不困难的。这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启示：这一土城城垣，绝不是近现代才修筑的，它修筑的年代，根据夯层中包含的陶片多是城内出土的，汉代以前的手制碎陶片，最晚也不过是晋与南北朝时期的轮制灰陶片。因此，这一土城修筑的年代，十分可能当是在南北朝以后、唐代或唐代稍前，与文献中所见的“白水镇”镇城修筑的年代差不多一致。
  五
  说峡谷西口古城是唐代故址，除城墙夯土中陶片提供的逻辑推论外，还有7世纪中唐与西突厥斗争形势的必然要求。唐王朝与西突厥斗争，要求当年必须在这里设置关城。唐王朝平定原属西突厥的麴氏高昌王国，在今新疆东部地区设立伊、西、庭州以后，唐王朝与新疆地区的霸主西突厥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数十年的时间内，彼此军事冲突不断。这里撮其大要，以见其冲突的实际：
  642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自恃强大，拘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攻伊州，郭孝恪破之。
  644年，焉耆与西突厥联结，安西都护郭孝恪破焉耆，西突厥往救，与郭孝恪战。
  646年，西突厥可汗请婚，唐王朝以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作聘礼为条件。
  648年，阿史那社尔破处月、处密，击焉耆、龟兹。西突厥救龟兹，杀郭孝恪。
  651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攻庭州，陷金岭城及蒲类县。
  652年，西突厥处月部杀唐招慰史单道惠，唐遣梁建方、契苾何力击处月。
  656年，程知节攻败西突厥。657年，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679年，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都支与吐蕃联结，侵逼安西都护府。裴行俭以送波斯王泥涅师为名，到西州召集兵勇，突袭并擒获都支，筑碎叶城。
  682年，西突厥阿史那车薄率十姓反唐，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破之于伊犁河流域①。
  上引资料，可以充分结论，7世纪中叶以后，唐王朝与西突厥的矛盾、军事冲突，在数十年时间内，可以说是相继不绝。
  西突厥的主要政治中心，是在楚河流域。因此，自西州斜向西北，经过“白水涧道”以通“处月以西诸蕃”的这一交通线，是唐王朝政府当年必须重点防卫保护的一条干线。适应军事形势的要求，在这条通路上置关设镇，可以说是肯定无疑的。
  如是，通观“白水涧道”的地理形势，关城所在，最好的位置莫过于“白水涧”，亦即白杨沟峡谷的西口。因为，“关必据险路”，所以最好的关址，莫过于“堪于控扼”的“要会之口”。这样“当以川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的关城②就可以收到提防奸宄的功用。从唐朝政府这些设关置守的要领去观察，说今天所见白杨沟峡谷西口的关城，就是唐代白水镇所在，就不是很勉强的结论了。
  还有另外两条资料，可以加强我们的这一推论。其一，在可能是白水镇故城西边24公里处，亦即盐湖北岸一处小丘上，至今还保存着一处烽墩。墩台下面的建筑已经无存。这处墩台，系土坯砌筑，仍高5米左右，曾取墩台上的夹木棍，利用碳14方法，测定其年代，经树轮校正年代结论为距今1075±75年，正当唐代。而它与上面推论的是白水镇城故址的古堡，相去24公里，约唐里60堡，正相当于一日的驿程。因此，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本文的前述推论：白杨沟峡谷西口的古城堡，确为白水镇所在。它虽为军事要塞，在平日情况下，也有相应的保障正常交通运行的驿站等设施，所以，在它的前方相去一日驿程的地点，会出现相类的站点。这样的站点，又往往和相应的军事设施、甚至烽燧结合在一起。
  其二，在盐湖南岸一处荒僻山沟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发现过一座唐代战将的墓穴①。身旁有随葬的战马、武器。战将身着锦绢衣衫，身份不是太低。它既表明在这条古道上唐代确曾有过战事，也表明盐湖古烽前后，也曾经是唐代的一个小战场。这有助于说明唐代古烽的地位、作用，当然也间接加强了我们对白水镇的认识。
  六
  从吐鲁番穿过“白水涧道”而通达乌鲁木齐的这条古道，虽然只见于唐代著录，但其存在的时间却是十分漫长的。
  古道西段，柴窝堡湖周围，见到两处细石器遗址点，分析出土的细石器工具的类型、制作工艺，具有比较原始、古老的特征，估计是距今1万年前后的原始社会遗址。
  乌拉泊水库西岸，发现并发掘过一批车师人的墓葬，与吐鲁番盆地内所见古车师墓葬具有相同的特征。
  柴窝堡湖东北，见到一行行呈南北方排列的圆丘形封土墓。从墓葬封土外观分析，颇可以与伊犁河流域所见乌孙墓相类比，从新中国成立前发掘的一点资料分析其时代，可能要稍晚于东汉，是新疆地区的民族文化遗存。
  达坂城附近的山沟，见到有地表堆石的古墓葬。
  盐湖附近，见过唐代、元代墓葬。
  乌拉泊近旁，有古城一座。从地表采集文物看，有可能是西辽、元代的古城；也有学者认为，这座古城可能是唐轮台所在。这当然还须要出土唐代文物的证明。
  从这些考古遗存，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这条山沟，从十分遥远的古代起，就有居民在活动，是他们最先开拓、使用了这条天然谷道，作为交通天山南北的坦途。进入汉代以后，车师、匈奴、乌孙、突厥以及汉族人民，也都不断在这条古道上活动，并留下了多方面的史绩。
  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唐代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7世纪时在谷道内设置一座白水镇，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
  七
  本文提出的唐西州境内的白水镇故址问题，目前，只能算是初步分析。其要旨是：白水镇，顾名思义，当在“白水涧道”中。从唐王朝置西州后，近50年中与西突厥剧烈冲突的实际，在“白水涧道”中，也必须要设置关镇，以卫安全。关址最好的所在，就在白杨沟峡谷西口，这里也确实见到了唐城，故推论唐白水镇故址，就在这一古城之中。
  这个结论，将在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中得到验证。

①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正表，2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4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③ 见《鸣沙石室佚书·西州图经》。 ①《资治通鉴》196～203卷。 ②《唐会要》卷86，“关市”。 ①参见本书《盐湖古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