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境内的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刘平国治关亭颂”刻石，是国内外历史考古学界早就注意到的一块重要摩岩石刻。自19世纪晚期发现以来，国内不少学者曾予著录、研究，如王树楠《新疆访古录》（此书除著录了王树楠自己对刻石文字的分析外，还附录了王仁俊、叶昌炽对刻石文字的记录、分析）、罗振玉《西陲石刻录》、王国维《观堂集林》、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书，对刻石均有介绍、分析。
  由于刻石所在岩壁凹凸不平，长期暴露山野，风雨浸蚀，清光绪初年发现时，字迹已多漫漶。以后影响渐大，拓录者不乏其人，使过去从不为人注意的山沟刻石成了一处知名所在。随之也出现了不少有意无意的破坏，字迹更加不清。因此，随拓录时间的先后，各家著录文字歧异。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拜城考察这一刻石时，已“惜字多剥蚀，不尽可辨”①。但他还是据自己考察，对此前王仁俊、叶昌炽、王树楠、王国维等各家关于该石录文进行了校勘、辨订，并结合附近遗址遗迹对刻石内容作了分析、研究，近乎是进行了一番总结。此后，似未见有不同意见发表。
  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有一件“刘平国刻石”拓片，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所拓，时在刻石刚刚发现之后。字迹虽亦漫漶，但大多数文字尚可辨析②。用以校对有关著录，尤其是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的有关结论，在不少重要文字上可作重大补正，并可进而说明新疆古代史上几个具体问题。
  一
  新疆博物馆藏光绪五年“刘平国刻石”拓本，有乌程施补华题跋，叙述刻石发现的经过。当时清军“过其地”，发现这一摩岩石刻。由于“字漫漶不可识，以告余，疑为汉刻。余请于节帅张公，命总戎王得魁，大令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其点划……”①这里的“节帅张公”，是左宗棠部将张曜，《清史稿》中有传。此前刻石似乎并未为世人所知，所以施补华曾“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当时得到拓片的周大烈数年后曾称誉此幅拓片乃当时初拓本，“最为清朗完善。未及数年，其第五行之首，坚固以下残数十字矣！”
  拓片上下，除施补华、周大烈外，还有王廉生、戤伯羲等人题跋，名章。后拓片传入陈叔通先生手中，拓片左下角有“隙叔通读碑记”印章。新中国成立后，为利于开展新疆历史、文物研究，陈叔通先生又将此拓片赠予了新疆博物馆。因此，新疆博物馆藏拓本，应是发现时初拓本之一，弥足珍贵。
  对这一拓片文字比较清晰的部分，施补华曾经作了记录，直书于拓文之旁，文为：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九日发家
  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当卑
  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
  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 日
  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敦煌”
  淳于伯
  作此诵”
  对拓片比较模糊不清处，施补华录文均略过未提。将这一拓片及录文，对照叶昌炽、王二俊、王树楠、王国维及黄文弼的有关结论，可以发现不少歧异。
  第一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各家录文一致。下文“廿九日发家”数字，或作“廿六日发家”、“廿六日发众”。据光绪五年拓本，最后“日发家”三字清晰不误。
  第二行：“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光绪五年拓本清晰不误，各家录文也基本统一。但“卑”下尚有三字，施补华未录。王国维录文属“万口羌”，王仁俊断为“莫羌”，黄文弼据其手拓本，认为“末行‘羌’字尚可见其仿佛”。细审新疆博物馆藏拓本，末行“羌”字清晰无疑，前二字笔画不清，也是一个人名。
  第三行：叶昌炽录文“当”字前有“石”字，“作”字下有“利〓从”三字，王仁俊录文作“口宥车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州亭得”。王国维录文为“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下缺三字）”。黄文弼因拓本“均不清晰”，对有歧异的录文未予置论。今细审光绪五年拓本，王国维录文可以信从。下缺之三字，可见的笔画为“刂亭彳”。第一字只余“刂”，叶、王录文释作“州”或“利”；第二字，笔画基本完整，显明为一“亭”字。联系“亭”字释读前一字，则应该是“列”（说详后）；第三字从现存笔画难以定论，王仁俊释为“得”，近似。这样，这一行录文应为“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得”。
  第四行：“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各家录文基本一致，“孔”后尚有三字，著录不一。从新疆馆藏本看，此三字为“至艹日”，颇明晰。
  第五行：“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除叶、王录文起首多一“以”字外，各家录文均同。
  第六行：“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各家录文一致。
  第七行：“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各家录文一致。
  第八行：“将军所作也”。“也”字下，应还有两字，笔画不清，各家歧见。叶作“亻?披”，王仁俊作“从掖，”王国维作“佐披”，黄文弼作“口披，疑为刻字工人”。“敦煌淳于伯作此诵”。其他各家录文均作：“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从光绪五年拓本文字看，似以“京兆长
  安”为当。
  对照各家录文，细审新疆博物馆所藏光绪五年拓本，文字笔画虽也有缺失，但不失为比较完善的一件早期拓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综观前后各家录文，在下列几个具体问题上也可以统一：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永寿四年在拜城县修筑的关城是“亭”，刻石作诵正是为了表彰、纪念这一工程竣工；跟随刘平国的工人被冠以“秦人”之称；从事施工的六名工匠中有两人名“万口羌”（从王国维说）、“程阿羌”，等。这几条材料，涉及到新疆古代史上几个具体问题，容后申述。
  二
  “亭”，在汉代有多种意义①。
  一种是作为地方行政组织。《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这种乡亭，职能在于维护地方的封建统治秩序，主捕“盗贼”。汉高祖刘邦，曾“为泗上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所谓“求盗”，据应劭注，是为“亭卒。旧时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②。可见亭的组织是比较简单的，但在维护治安上却有大意义。所以，赵充国在加强对羌族控制的有名的“屯田奏”中，把“缮乡亭”③作为一条重要措施。
  “亭”之所在，往往有馆舍，可供食宿，起馆驿作用。刘邦作泗上亭长时，送县内徒隶往骊山服劳役，行“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师古注称，“亭谓停留行旅宿食之馆”④，从上例可见，亭舍，可供多人食宿。
  “亭”，据人口稠密情况，在一定距离内都有设置。因此，邮驿传递，也往往和“亭”结合在一起，故历史上有“邮亭”之称。前引《汉书·赵充国传》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败坏者。”《后汉书·西羌传》：“滇零遣入寇褒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后汉书·卫飒传》称：“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亭传与邮驿结合一道，随道路开通而设置。
  在汉代，“亭”，往往以“列亭”、“亭侯”、“亭鄣”联称，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设置。汉武帝刘彻击败匈奴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敦煌四郡，为进一步加强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及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自敦煌西至临泽（罗布淖尔），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⑤。在桑弘羊给刘彻的有名的屯田戍边建议中，也力陈在轮台、渠犁等处屯田积谷，稍有“畜积”后，“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⑥。对桑弘羊的建议，刘彻没有同意，认为“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⑦。从上下文看，“列亭”与“亭隧”作用等同，军事上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
  关于新疆地区这类“亭”的军事职能，《汉书·西域传》曾记述了王莽时期的一件事：戊己校尉刁获属下的陈良、终带等谋叛匈奴，欲杀刁获以邀功，“即将数千骑至校尉府，胁诸亭令燔积薪，分告诸壁曰，匈奴十万骑来入……去校尉府数里止，晨火燃，校尉开门击鼓，收吏士，良等随入，遂杀校尉刁获”。亭起烽燧的作用，可以明见。
  “亭燧”连称，《汉书》屡见。侯应在论述汉代边防建设时，说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而汉元帝时“罢外城，省亭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①，亭燧建设是否完备，关系边塞的是否强固。《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匈奴左部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诸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这些记录，说明边塞地区的“亭”，起着候望、烽燧的作用，但它们作为馆舍、邮驿的作用，在居民更少的边境地区，肯定也在发挥着；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处于交通冲要地带的亭燧，它们的馆舍、邮驿作用，是无法被取代的。
  无论作为“亭燧”、“亭彰”、“亭邮”，发挥烽燧、驿馆、邮传的作用，“亭”，均须成“列”。所以，前引文字资料中，“列亭”一词屡见。新疆博物馆藏光绪五年拓片第三行文字，“作”下“亭”前的“刂”笔画，应为“列”字无疑。
  东汉永寿四年（即延熹元年），刘平国在拜城地区建“列亭”，可以见出正是汉朝政府军政制度在这里的直接实施。
  拜城县博孜克日格沟，是库车地区北通伊犁的一条径道。据称，循沟北行，经六站，可抵伊犁地区②。伊犁地区，两汉时期是乌孙活动的中心地带。乌孙与汉朝政府往来，大都通过龟兹地区③。在交通隘口，修建关“亭”，对警备候望、交通安全、邮传往来，都是必要的。
  黄文弼先生1928年到拜城县博孜克日格沟口调查刘平国刻石时，“在西壁刻字附近，发现石孔，圆径周约1.6米，深约1.3米；又沟东半山岩，亦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必为凿岩遗屑”。黄文弼分析是：“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有关遗迹，正好是刘平国刻石文字“斫山石作孔”的注脚④。
  三
  塔里木盆地内的先秦居民，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认为主要是雅利安人。
  “刘平国刻石”提供的明确材料是：东汉时，在库车地区，也有汉人、羌人在那里劳动、生息。
  刻石文字第二行，“从秦人”之“秦”字清晰可见，明确无误。
  “秦人”，曾是战国、秦王朝时期西域广大地区对中原秦王朝统治下人民的称呼。两汉阶段，仍用以称呼两汉王朝统治下的人民，这是传统习惯的表现。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述李广利攻大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同一件事，在《汉书·李广利传》中，“秦人”一词即写作“汉人”。《史记》、《汉书》之“匈奴传”中，也有这种“秦人”、“汉人”互异的情况。汉武帝刘彻在一件罪已诏中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①这些资料都可以说明，所谓“秦人”，明显即指“汉人”，这在汉代当时，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国内的史学界，对此也一直没有疑义。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述了上列《史记·大宛列传》那条资料，并申述文内的“秦人”，指的应该是“大秦”人②，即古罗马人，看来并不准确。
  汉代西域地区流行的“秦人”一词，指的就是汉朝人，绝非“大秦”，除前述理由外，“刘平国刻石”可以说是同样有力的又一个证据。刻石这一句的全文是“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从孟伯山等人的姓名特征可以肯定无疑地说，是没有任何“大秦”特征的。
  刻石中，提到的“秦人”还有“万口羌”、“程阿羌”两人。两汉时期，河西、新疆地区，取名“××羌”、“羌女”等，均为羌族③。这里的“万口羌”、“程阿羌”二人，亦应是古代羌族无疑。
  羌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一支，他们主要活动、居住在祖国西部地区。
  新疆地区，昆仑山南麓，有“婼羌”居住、劳动、生息，在《汉书》中早见记录④。
  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汉政府还曾经征调“婼、月氏兵四千人”，参加平定甘、青地区的动乱①。然库车地区却未见有羌族居住的记录。但东汉时期，确见到征发甘、青地区羌族到新疆地区服役的记录，库车地区羌族，或应与此有关。
  西汉初，中央王朝即设有获羌校尉，管理甘、青地区羌族事务，代表中央王朝统治羌族人民。东汉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刘秀曾封羌族酋长楼登为“归义君长”，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刘庄曾封羌族首领滇岸为“汉大都尉归义侯”②。羌族人民以畜牧业为主，西汉以来，逐渐与汉族交错杂居，从事农业生产的也逐渐增多。但是羌族劳动人民“其内属者，或控〓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受到汉族地主及本族酋豪的残酷剥削及奴役，也不断被征发为士兵。历史上有名的公元2世纪初历时十多年的羌族劳动人民反对东汉统治的起义斗争，即源于兵役的征发，史载“时诸降羌布住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107）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③。据此可见，在两汉时期对西域的军事活动、屯田生产中，甘、青地区的羌族劳动人民是汉朝政府征发的对象之一，为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奴役，他们也有逃避“出塞”、徙居新疆地区的。这部分羌族劳动人民长期与汉族人民混居共处，接受汉文化影响甚深。他们进入新疆地区以后，对新疆的开发建设起过很好的作用。
  联系这一历史背景，东汉时期的龟兹地区，刘平国率领的“秦人”中包含“羌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他们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被汉朝政府征发来到新疆，因而被龟兹同样视为“秦人”，自是情理中事。
  曾有羌族劳动人民被汉朝政府征发到龟兹地区执行军事、劳役任务，还得到另一件历史文物的证明。在库车地区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内曾出土一枚“汉归义羌长印”④，铜质方形，卧羊钮，边长2.3厘米，通高35厘米。这方铜印，确切说明汉代曾有一支羌族在本族领袖——汉朝政府敕封的“归义羌长”的率领下，应役到达了库车地区，在开发、建设祖国西部边疆的事业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刘平国刻石”和“汉归义羌长印”，帮助我们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新疆古代史上这一问题的认识。
  四
  两汉时期，西域广大地区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广、不容轻估的。
  “刘平国刻石”文字，是很工整的隶书。龟兹地区，表现出这样的汉文化水平，并不偶然。自西汉前期西域统一于中原王朝以后，龟兹与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相当密切。公元前1世纪汉宣帝刘询在位时，龟兹国王名绛宾，他的夫人是汉朝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绛宾与弟史曾在长安留居一年，以后并数至中原。深受汉王朝政治制度、中原封建文化的熏陶、影响。绛宾在从长安回龟兹后，曾在国内推行改革，史称其“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①，就反映了这一过程。吕光到龟兹时，“见其宫室壮丽”，“焕若神居”，曾命人作“龟兹宫赋”②，以记其盛。颇可透见汉王朝宫廷建筑艺术在这里的影响。
  作为龟兹左将军的刘平国，从其姓名，也可看到汉文化在龟兹贵族上层集团中的巨大影响。关于刘平国，究竟是龟兹人还是汉人，有两种相反意见③。从一般情况看，当时汉人在西域作中央命官者多，担任地方小王国官吏则未见；而刻石文字又明言刘平国率“秦人”孟伯山等六人作亭，则刘平国当非“秦人”。他既非“秦人”，却取名“平国，”寓有深意，不是一般的用汉文标音，可以看出当时龟兹人汉语文造诣颇深。
  稍加留意，可以发现，两汉时期，汉文化在西域地区影响相当深入。统治阶级上层取汉名、以汉文作文字工具者颇不乏人。与库车绿洲相对，处塔里木盆地南沿的民丰县尼雅遗址，即汉代精绝国废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间互相赠礼、酬答的简扎，人物名号有“君华”、“承德”、“且末夫人”等④，也都是一手很精彩的汉隶，与“刘平国刻石”可以互相辉映。
  我们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即汉宣帝刘询神爵二年（前60），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任命将吏，统管西域军政，代表汉王朝在西域广大地区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朝政令、组织生产、征收贡赋，西域广大地区归属西汉王朝以来，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疆地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趋紧密。历两汉之世，虽然随中央王朝军政势力的强弱变化，对西域的统治、控制有所谓“三绝三通”，即强弱紧松之别；但新疆地区基本都在中央王朝的统属之下。这时，各地方小王国政权都奉中央王朝的正朔，接受中央王朝的敕封，使用统一的纪年，受中央王朝的军政调遣。东汉后期的刘平国刻石，可为这一情况佐证。在龟兹境内拜城县山区修建的列亭之一，实际体现着汉朝政令的贯彻实施；刻石文字中使用的也是东汉王朝的纪年。虽然，东汉桓帝刘志使用永寿纪年只到四年六月，即因“赦天下，改元”为延熹。所以，永寿四年八月，实际已在改元两个月以后。但因距离遥远，联系不便，这一大事还未通达龟兹地区，所以仍然沿用着“永寿四年”，其自视为中央王朝之属部，是灼然可见的。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在开发、建设祖国的西部边疆，缔造统一祖国历史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自己的贡献。刻石具体说明，2000年前，在新疆地区劳动、生活的除本地少数民族人民外，还有汉族劳动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如古代羌族的劳动人民。这些普通的、名不见经传、也从不为世人所知的手工业工人、劳动农民，曾以自己的智慧、技能、辛勤劳动的汗水，和龟兹地区劳动人民一道，开发、建设了库车地区。在这次博孜克日格沟口斫岩作孔、建设列亭的任务中，他们又作出了优异成绩，受到表彰。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兢兢业业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而斗争。刻石为我们留下了孟伯山、程阿羌等6名汉、羌族劳动人民的姓名，他们是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共进的代表，是历史的主人。
  “刘平国刻石”，是这一历史的很好的见证。

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②这一拓本，曾发表于《新疆出土文物》，图四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①关于“刘平国刻石”的发现经过，王树楠《新疆访古录》称是光绪三年刘锦棠部将徐万福发现。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从其说。与这里的施补华题跋不同，似应以施补华题跋为准。 ① 贺昌群：《烽燧考》，见《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②④《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上》。 ③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⑤ 《汉书·西域传》上。 ⑥⑦《汉书·西域传》下。 ①《汉书·匈奴传》下。 ②④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③见《汉书·西域传》《乌孙》。 ① 《汉书·西域传》下。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七章。 ③ 顾颉刚：《新疆南路之羌》，见《史林杂识初编》。 ④《汉书·西域传》：“婼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小宛??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戎卢……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渠勒??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于阗……南与婼羌接”，“难兜??南与婼羌接”。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按《通典》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茈羌，曰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理广狭，盖同为羌种，故传以婼羌目之，刘氏以为误，非也。” ①《汉书·赵充国传》。 ②③《后汉书·西羌传》。④《新疆出土文物》图一〇，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①《汉书·西域传》。 ②《晋书·西戎传》。 ③王树楠认为刘平国“乃汉人为西域官者”，王国维持相反观点，认为既称刘“率秦人劳作，则刘非秦人无疑”。 ④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19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