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新疆库车绿洲，古为龟兹。在古代西域，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或中心之一。在库车绿洲内，至今许多重要的古城、关梁、寺院遗址，仍然屹立于地面。这些遗址遗迹，是研究古代龟兹的重要史料，是经过不知多少艰难、幸而存留到今天的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它们进行深入考察、研究，肯定会大大深化我们对新疆古代史的认识。说这一工作值得重视，并不难为大家所接受；但实际工作中，目前还是十分薄弱的环节。
  关于玉其土尔遗址，国内外历史、考古学界，早就有人注意。对这一遗址的历史实际，也发表过一些观点，看法并不一致。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之一是法国汉学家P.伯希和提出来的，认为它就是唐代龟兹境内的阿奢理贰大寺。但认真分析有关历史文献记录及遗址区内的出土文物，会立即发现：伯希和这一在欧洲汉学界很有影响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
  笔者认为，全面分析玉其土尔遗址的地理形势、遗迹状况、出土文物，结合唐代有关文献记录，可以肯定：居于渭干河畔的这一唐代遗址，实际应为唐王朝安西都护府下的重要关隘——柘橛关所在。伯希和提出的，柘橛同于雀离，关址在库车县东北的苏巴什，同样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今天，已有足够条件予以匡正了。
  一
  我这里提到的“玉其土尔”遗址，实际包含玉其土尔、夏克土尔两个遗址点。它们分居渭干河东西岸，隔河相对。虽有二称，实为一体。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因为库车、新和两县，今天以渭干河为界，这就出现了一个更偶然的现象：玉其土尔遗址居渭干河东，现属库车；夏克土尔居渭干河西，归于新和。一组有机联系的古代遗址，于是被分割在两个行政县内（见图37）。拙文以“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橛关”为题，一是因为库车绿洲的地域，传统上可以包括新和、沙雅在内；二是玉其土尔、夏克土尔既可以一区遗址相视，则用玉其土尔作为这区遗址的代表，当无大碍。
  玉其土尔、夏克土尔，是维吾尔语称谓。“玉其土尔”汉意当为“三座瞭墩”，“夏克土尔”含“天堑”意。但在过去的考古著作中，却是别有名称的。黄文弼称它为“色乃当”。伯希和则称它为“都勒杜尔·阿胡尔”。
  黄文弼对这区遗址的考察，时在1928年。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黄氏曾报道其考察结果：“..八日，移至千佛洞（指库木吐拉千佛洞——引者）之南，库木吐拉村庄附近旧城工作。旧城名色乃当，遗址尚存。周约420米，四方形，附近已开垦为熟地。余等在城东北隅，拾唐代陶片数块，间有带波纹灰陶片，当在唐前。在城北里许，且有一陶片上刻汉字，字迹甚模糊。有土堡一，本地人称为‘炮台’盖为当时守戍官兵瞭望之所。在沙雅河（渭干河）西岸，与河坝洞区东庙相对，亦有，古代寺庙遗址一区。..此地为千佛洞，实为大庙遗址。形同一小城，周约380米。沿城四周，均有住宅遗迹。城东有方形高塔一座，底宽8米，高约7米，砖砌。形同西安大雁塔，唯顶部已残毁..在城西亦有高塔一座，下为方形，宽约8米，上略圆形，宽约6.3米，高约6米余。城中已生青草。除拾得唐代陶片外，余无他物。”①黄文弼所指这一“色乃当”旧城，其地理位置与我们所称的“玉其土尔”一致。但几十年前比较丰富的遗迹，今天已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黄文弼的记录，可以得到的主要概念是：河东的玉其土尔遗址，被称为城。墙垣呈方形，周约420米。河西的夏克土尔遗址，被称为大庙。但周围也有类似城垣的建筑，周长达380米。遗址时代，据地表遗物，为唐代遗存，但不能排除，唐代以前已经有人活动。
  伯希和1907年到库车，不仅在这一遗址内进行了调查，而且进行了发掘。他称这一遗址为“都勒杜尔·阿胡尔”。1982年，巴黎正式发表了《都勒杜尔·阿胡尔和苏巴什》考古报告，详细介绍了这里出土的文物、寺院遗迹、佛塔、佛像残部、壁画残片、斗拱类木质建筑材料、陶器、丝、毛织物等。从报告中所附遗址位置图，不仅可以肯定这一“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就是今天库车地区人们称谓的玉其土尔、夏克土尔，而且可以看到，伯希和发掘的主要地点，是在渭干河西岸的夏克土尔（见图38）。在刊布的地图中，还有一区边长114×134米，形若古堡的平面图①。1985年底，笔者利用到巴黎访问之机，认真观察了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的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卷部看到了这一遗址出土的200多件唐代汉文文书。收藏在吉美博物馆的文物，主要部分已见于上引发掘报告。但同一遗址内出土的大量古代文书，其中包括200多件汉文文书，至今仍深藏在东方手卷部库房，未见刊布，更不必说应该在同一报告中刊布。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同一遗址中的不同类文物，被分割在不同的报告中，势必局限人们对遗址作出完整、科学的分析，甚至会引导人们对遗址产生完全错误的概念。伯希和认为，这区遗址可能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阿奢理贰大寺”②。
  库车县文管所梁志祥同志长住库车，从事库车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多年，对县境遗址情况十分熟悉。在他发表的“库车县古遗址简介”③一文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县境古城、佛寺、古烽燧的分布特点，并论及玉其土尔、夏克土尔及这两处遗址东南二三公里的库木土尔（意为沙墩），认为它们是一组关系密切的古城堡，是唐安西都护府下的重要屯戍中心之一。遗憾的是，文字过于简略，只谈了结论，却没有对这一论点进行申述。1985年秋，笔者在库车、巴楚考古工作期间，曾对这区遗址简单进行了调查。遗址现状已远不如80年、60年前。有关遗迹，已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渭干河西岸的夏克土尔遗址，除一区土塔仍高耸于地面，受到保护外，大部分遗迹，包括多量房址、堡墙、寺院等，多已毁灭无存。隔河相对的玉其土尔遗址，与黄文弼当年所见情况比较，也相去甚远，不少遗迹已残毁无存。遗址区内东北角，有一稍高土塔。遗址区内，尚见不少土龛洞室。地表可见较厚重的陶片，具有库车地区唐代陶器特征。在近年进行过的多次工作中，库车县文管所曾在这里先后搜集到不少唐代钱币，多开元通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及不少唐代陶器残片。我们在遗址区也采集到开元通宝一枚。
  遗址区内所见文物，不论伯希和、黄文弼还是近年零星调查工作中所获，一个共同点是：几乎全部都是唐代文物。可以肯定一点，这区遗址的现存遗迹，应该是唐代遗存。
  为更好认识这区遗址的性质，对这区遗址的准确位置，须强调一句。遗址位于今库车县城西，距离约21公里。自库车县城沿库车—喀什公路西行21公里后，抵渭干河桥。遗址正当桥畔路北，分居渭干河两岸。遗址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天山山脉的前山地带却勒塔格山，控扼渭干河。所谓“渭干河”，是木扎特河、克孜尔河在拜城县境汇流一体后的名称。它们在克孜尔千佛洞附近汇流，向东转南，穿越却勒塔格山，直泻库车、新和、沙雅绿洲，而形成古代龟兹王国的重要农业生产中心，渭干河水系内，古城遗址连绵相继。渭干河自玉其土尔、夏克土尔下流，河面宽阔，自然成为古代龟兹都城西境的一道天然屏障。
  二
  要把握玉其土尔遗址的历史内涵，不能只局限于这一古遗址的本身状况，还必须把它放在唐代龟兹王国都城或安西都护府故址这一大的布局中，才能更深地认识、理解它的历史地位。
  关于唐代龟兹王国都城，《新唐书·西域传》曾有明确记述：“龟兹一曰屈支，王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阿羯田山、白山，即今天山，伊逻卢城北倚天山，彼此相去不会太远。
  龟兹王城伊逻卢城与安西都护府的关系，据唐杜佑《通典》“边防典”称：“今安西都护府所理则龟兹城也”，是安西都护府驻节于龟兹王城内。公元8世纪初，高僧慧超从疏勒东返，途经龟兹，也在行记中明确记录：“又经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此。”慧超行记是个人亲历，杜佑《通典》中有关西域资料，根据了杜环的《经行记》，材料同样来自直接观察记录，可以相信。因此，唐代龟兹王国都城伊逻卢城所在，也就是安西都护府镇城之所在。
  关于唐代伊逻卢城的遗址，近年以来，论者不少。全面分析有关古文献记录，结合现在考古遗址进行研究，笔者以为，黄文弼先生的分析可以相信：伊逻卢城故址，当在今库车县城东郊，距约3公里左右的皮朗。这里古城遗址仍有迹可寻，地面范围达7公里左右。
  龟兹故城遗址的现状，黄文弼记述比较清楚：“龟兹城在库车城东郊，位于库车河（且尔色依）东岸，西距大桥里许，乌库公路横贯而过，乌恰河（干河）流经城中。该城范围颇大，城墙可见者北东南三面，略呈方形，迂回曲折，颇不整齐。城内除九处大土丘外，大部分已辟为田园。但在地面上，遗物和灰坑几乎随处可见。”①城墙，夯筑，现仍宽8～16米，高3.5～7.6米不等，外附马面。据现在三面城墙遗迹测量，北墙长2075米，东墙长1608米，南墙长1809米。西墙遍觅不获，因逼近河岸，或已不存，若以东墙长度例西墙，则城围在7公里左右。是库车绿洲内，所见古城遗址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座古城。玄奘过龟兹时，曾过此城，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龟兹“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这一规模与玄奘所记，彼此基本吻合。
  伊逻卢城，作为龟兹王城，又是唐王朝安西都护驻节之所、屯兵之地，是唐代新疆及中亚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所在。不仅城市规模宏大，城内的建筑也会不同于一般。可惜的是，由于古城一直与现代库车绿洲的政治中心——库车县城基本毗连，长时期中，受到各种各样的破坏。但即使如此，在今天的皮朗古城范围内，仍可见巨型建筑遗迹六处：萨克刹克土拉、南海墩、乌库土拉、白尖土拉、哈拉墩、皮朗土拉。古城近郊有大型土丘遗址五处：雀鲁拨克（A）土拉、雀鲁拨克（B）土拉、雀鲁哈拉、沙雅巴克土拉、麻扎甫塘等遗址。这些土丘遗迹，最高达9.4米，周围达150米。所有土丘遗存，均见古代文化遗物，唐代钱币、陶器，或有夯土、柱础、砖瓦。黄文弼曾发掘其中的喀拉墩，在唐代文化层内，出土大型陶缸30多件。遗址范围内所见筒瓦、板瓦、蓝纹砖、铺地莲花砖、莲花纹瓦当均明显具有唐代风格。其中的莲花纹、忍冬花纹铺地砖，与西安所见唐大明宫麟德殿出土铺地砖风格大致相同。遗址范围内，也不断见到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钱等。面对发掘、调查中这些遗迹遗物，故黄氏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中结论：“这些遗址的活动时期应在唐初至唐末。若把这些遗迹与历史记载联系起来看，可以说这个城是唐朝在龟兹所建立的一个政治中心区，或许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而在《略述龟兹都城问题》一文中，则明确认定，唐代龟兹王都伊逻卢城，在上述皮朗古城无疑。
  唐代龟兹王城、亦即安西都护府故城位置明确后，一个肯定的逻辑结论是：玉其土尔、夏克土尔古遗址，是位于龟兹王城以西约24公里的一座古址。24公里，约合唐里60左右，正当古代一日驿程。遗址有城垣环绕，控扼渭干河谷，它完全可能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的，自安西西北去怛逻斯、西去疏勒大道上的第一座重要关隘——柘橛关关址所在。
  三
  唐安西都护府下有柘橛关，关在安西都护府西向怛逻斯、疏勒的大道上，而且是出安西都护府后的第一座关隘，这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明确记录。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称：“安西西出柘橛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蔑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拨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更前，抵碎叶水、碎叶城，最后抵达但罗斯。
  同书地理志，还提到安西向西有另一条重要路线。这就是，从“安西西出柘橛关”，抵拨换城后，与去怛逻斯道分路，斜向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
  《新唐书·地理志》的这些材料，取自唐人贾耽《四夷道理记》。因此，这是唐代人记述的唐代交通地理，比较准确、可信。
  唐代，自安西都护府，经过热海抵达怛逻斯的通路，在唐代中亚地区，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交通干线。研究中西交通及中亚文明的著名学者向达先生，曾特别名称这一古道为“热海道”，说它是“古代中西交通上一条最有名、最频繁的大道”①。
  自安西到疏勒，这条驿道，其重要性，实际也不次于前者。它沟通四镇，维护唐王朝对新疆广大地区的统治，或进一步通过疏勒去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安息（伊朗），交通西亚、欧、非，均须凭靠这一交通命脉。而柘橛关，雄踞于这两条交通干线之上，成为维护其安全的一个咽喉，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是不言自明的。
  关于“热海道”或龟兹—疏勒间交通路线，虽然《新唐书·地理志》中所提的每一个城镇，它们的故址准确所在，今天还没有完全揭示清楚，但因为一些大的城镇、山隘是了解的，所以这两条路线的具体走向、路线，基本是明确的。
  先看“热海道”。“白马河”，即渭干河。《中国历史地图集》已揭明这一结论。俱毗罗碛，是今天仍然横亘于库车、阿克苏绿洲之间的小沙漠。拨换城，在今天阿克苏温宿附近。去疏勒的大道，至拨换城后，斜向西南，彼此分路。而“热海道”则自拨换循天山西行。
  胡芦河，是源于天山的托什干河。大石城（于祝、温肃），在今乌什县境。自此，斜向西北，沿别迭里河谷入山，翻越拔达岭，即天山有名的隘道，海拔4284米的别迭里山口。唐“拔达岭”，今天称“别迭里”山口，读音一直未变。这是一条天然的谷道。自乌什去伊塞克湖方向，除此谷道，即无路可行。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数次进行过调查。自乌什向西北，经过沙铁、喀拉玉尔江、日当耶、味塔拉、阿克吉古伦，即可翻越别迭里山口。马行相当便利，一路不乏水草。沿途，见三座仍然耸立的古代烽燧，粟楼烽。当在其中。烽燧附近，尚存墓群。这些，帮助标示了古道走向。翻过别迭里山口后，过热海（今伊塞克湖。伊塞克，突厥语意为热），最后到达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江布尔附近）。进入了锡尔河流域，由此西到咸海、里海周围，入欧洲；或转南到大宛、大夏、安息，都相当便利。这条通路，在沟通亚、欧之间的往来上，自汉迄唐，一直居于非常主要的地位。
  自龟兹到疏勒，这一干线，前一小段与上述“热海道”是一致的。经柘橛关、越俱毗罗碛、抵拨换城后，转折向西南行。基本上与喀什噶尔河（亦克孜尔河，喀什噶尔河，目前到巴楚即已断流；过去，自巴楚以东，仍见季节性水流，直到阿克苏以南，与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合流，成塔里木河，东流）方向一致。和现行公路相比较，走向虽一致，但实际路线更偏南。古道上的据史德城，在今巴楚县的托库孜萨来。古城傍近，有图木休克佛庙遗址。20世纪初，伯希和在这里曾盗掘许多珍贵文物，20年代，黄文弼也曾在这里进行过调查。50年代末，李遇春同志曾在托库孜萨来古城进行过发掘，获南北朝到唐、宋时期很多文物。笔者1985年也曾在这里进行过调查。古城所在地理位置，正当克孜尔河北岸一座孤立的石山之上，与《新唐书·地理志》中所称“据史德城..在赤河北岸孤石山”，十分契合。故长期以来，历史、考古界，一般都同意，托库孜萨来古城为唐据史德城所在。
  据史德城以东至拨换之间，在近年考古调查中，先后发现过泽柿木、科西柿木、玉木拉克柿木、穷柿木等驿馆遗址及阿克先尔城堡、亚依德柿木、都埃柿木遗址等。它们彼此连续成一线，相去5～10公里。遗址虽多已沉没在沙碛之中，但仍采集到不少南北朝、唐，最晚到宋代的钱币，有唐代特征的陶器，龟兹文残陶片，并见古代渠道等①。与上引《新唐书·地理志》揭明的自拨换城到据史德城之间的驿馆遗址，明显有密切关系。其中的穷柿木遗址，在托库孜萨来北稍偏东，距离28公里，系一方型土堡，范围60×64米，墙垣残高5.5米，土坯砌筑。城堡内、外，采集到相当多量兽面把手陶器，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唐代钱币。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到，古堡在唐代曾有相当繁荣的活动，而它与据史德城之间的距离又相当60唐里左右。故被认为是“竭者馆”之所在②。可以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自巴楚托库孜萨来古城而西，抵喀什市，即唐代疏勒镇城所在。
  这条古道的走向，受地理形势的局限，与今天阿克苏到喀什的公路走向，大概一致，但具体路线更为偏南；不少地段已沦为沙碛。究其原委，主要可能是与水道及水流量的变化有关。
  古道至疏勒后，南可去于阗镇；西南入帕米尔，到渴盘陀可转大夏、安息；西越天山，翻达坂，可至大宛。交通路线，可谓四通八达，它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当然不能轻估。
  试从龟兹王国的统治者或安西都护府大员们计虑，为维护这两条交通路线的安全、秩序，要在沿线设置各种关梁、驿馆，而第一座关隘，肯定就要安排在渭干河渡口：因为宽阔的渭干河，是安西故城西向第一道天然屏障；往来商旅、使节呈验过所，当以此最为便利；而且，距安西正当一日驿程，设关置馆，有自然的需要。所以，西出安西都护府后的第一站——柘橛关，设置于此，是最为合适不过的。而不设置在这里，倒真会让人无法理解了。
  这一逻辑分析，周连宽先生亦曾揭明。他在《从屈支国至跋禄迦国的一段行程》一文①中说：“此安西西出之柘橛关（候望台）应在库木吐拉千佛洞之南，木扎特河东岸。”这一结论，是很合情理的。
  四
  唐代于交通险要之处设置关梁，是遵循一定原则的。因“关为诘暴之所”，所以“阙必据险路”。根据这一原则，选定关址，要考虑“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居于要会之口，实堪控扼”②，才算得符合条件。这些条件，是从安全防卫需要中总结出来的。
  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王城，地理形势非常险要。它北依天山及其支脉却勒塔格山，东有库车河，西有渭干河左右拥抱，南向浩瀚大漠。堪谓依山带河，形势天成。不论是长期统治库车绿洲的龟兹白氏王室，还是决定把安西都护府驻节于此的唐王朝统治集团，都是曾经从兵要地理角度认真分析了这一地理形势的。
  要使古城安全固若金汤，当然不能仅仅依靠这种背山依水、面对大漠的自然形势，还必须因势而用，在古城北面山谷、左右河川上设置必要的关梁，控制交通隘道，才能使自然的险要形势转化为现实的防卫优势。
  不论是龟兹王室，还是安西都护，从自身统治利益出发，都是这样做了的。
  试从现存考古遗迹，进行分析。
  （一）雀离关
  史籍中曾见焉耆有雀离关，但却未见龟兹雀离关的记录。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龟兹境内有二“昭怙厘”伽蓝，彼此隔河，东西相称。伯希和在其《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一文中，从语言学角度，论定“雀离”同于“昭怙厘”，提出不仅有雀离寺，而且有雀离关，遗址在库车县北稍偏东的苏巴什。而唐代龟兹，在交通冲要之处置关设寺，彼此同称，非止一见。实际遗址也显示了古代寺院与关隘并存的情况，故本文明确提出“雀离关”的存在，并予申述。
  对东西昭估卧佛寺遗址，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曾详予记录，名之为“苏巴什”古址。并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刊布过他实测的城关遗址的平面图。把雀离寺遗址，称为苏巴什古城，算得一误。但其所以有此误，很可能在于，古寺遗址群中，确实见一古代城堡。笔者1985年在这里调查，古城堡仍然保存完好，作为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屹立于地表。
  城堡设置于库车河（铜厂河）出却勒塔格山口处。居河西岸。南北略长，东西稍狭。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00米。堡墙仍高达5米以上，只南边一个方向有门道，并见瓮城。黄文弼在这里曾采集到古龟兹钱币及波斯翁米亚王朝时期库思老二世时（651～702）所铸银币。城堡以北、以南，为大片佛教建筑遗迹。在南北近700米、东西近200米的范围内，佛塔耸立，寺院巍然，虽都已倾塌，但残迹显示的宏大规模，仍给人以很深印象。在库车河（铜厂河）东岸，依山势走向，亦见南北延伸的古代堡墙一段，残长近百米，耸立于山脊之上。而在长500多米、宽150多米的范围内，同样是佛寺佛塔丛丛列列，佛教塑像残段、壁画残块仍可辨析。隔库车河彼此遥遥相对的古堡、丛集的佛教遗迹，显示了很不寻常的规模、气势。
  源自天山的库车河，穿山越，谷100多公里，至此，奔突穿出雀离塔格山口，泻入库车绿洲。而与雀离寺共处的前述关城，正好控制了这一雀离塔格山隘口，成了龟兹王城北面的一座关梁，一座有力的屏卫。关城与雀离寺共存一处，据唐代通例，名此关为“雀离关”是言之有理的。自龟兹王城北行，40，多里后，即为雀离关。过关上行，逐渐进入天山。沿途水草颇盛。进入天山腹地后，有一高山湖泊（可能就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大龙池”？），过湖，斜向东北，有小道可入尤勒都斯草原。自尤勒都斯草原转南可抵焉耆绿洲。斜向西北，可进入特克斯盆地，与伊犁盆地相通联。尤勒都斯草原，水草优良，是十分理想的放牧场。唐代，也曾是西突厥的重要牧业基地之一。因此，拱卫唐龟兹王城——皮朗古城的东北方向，控制库车河谷，是至关重要的。有见于此，在控扼库车河进入绿洲的隘口——却勒塔格山口，设关屯兵，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
  对库车河两岸的佛寺遗址，海内外有关学者，一般都认为是玄奘所记的东西昭怙卧大寺——即雀离大寺。而与雀离寺共存一处，控扼却勒塔格山隘口的唐代关梁，称之为“雀离关”，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
  （二）盐水关
  “盐水关”一名，文献未见著录，考古发掘文物中，有此关名。自安西到姑墨，即自库车绿洲到阿克苏，除穿越山前戈壁、沙碛外，还有一条山道。这就是自库车县城向北，入却勒塔格山中的盐水沟（以沟水微咸而得名），翻过地势不高的拉巴特达坂，过克孜尔、赛里木、拜城县，直西行，可抵阿克苏。自拜城斜向西北行，沿木扎特河谷入天山，翻木扎特达坂，可抵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盆地。因此，盐水沟峡谷，唐代在沟通安西或龟兹王国与姑墨、西突厥之间的交通上，也是一条不能忽视的通道。
  多年来，笔者曾数次过盐水沟，由库车入拜城克孜尔。沟谷宽不过20多米，峰峦夹峙，曲折回环。自库车方向入沟，不远即见一古代石垒，耸立于沟谷西岸石壁上。高仍三四米，今名夏德朗。深入四五公里，又一石垒，耸峙于峭壁。均以块石、土、树枝相叠砌。
  1907年，伯希和在入口第一座烽墩处，进行发掘，得相当数量古龟兹文木简，惜大多残损，“仅有数枚尚保存未毁。其简为长方形，宽在8～16厘米之间，高在4～10厘米之间，简之四面中间，刻有V形缺口，盖为以绳编连之处也”①。烈维曾释读其中最完整的一枚木简，文意为：
  “Ywartlas书于..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现自..来，偕行者共十人，马八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m二十年七月十四，Yo.（署名）”。
  “盐关”一称，各简均见，是这里的关名。从简文内容，可以明确，是唐代“过所”类的证书。唐代规定，“过所上具所将器仗色目，然后放过。如过所上不具所将器仗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②。龟兹虽使用本族语文，但同样遵行这一规定，在过所上明确写清随行人数、马匹、牛皮等，以便查验放行。
  木简上，多处见龟兹国王Swarnate的签署，经还原，当为7世纪中叶龟兹国王苏伐叠的龟兹语称。木简是唐代实物，于此可得明证。而唐代，在盐水沟峡谷中，置有“盐水关”，从现存古堡及龟兹文过所，可得确证。
  盐水沟，是却勒塔格山中一条很小的隘道，但可通姑墨及天山以北的西突厥，就不能轻忽，必须置关戍守，审查一切过往商旅行人。于此，可见出龟兹王城周围的所有峡谷险路，警卫是很严密的。
  （三）柘橛关
  前面曾经说到，渭干河是唐代龟兹王城西边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唐代文献中屡见的西出安西都护府后的第一座关隘——柘橛关，必然要设置在渭干河渡口上，作为控扼渭干河谷的要塞。这里，较细为之说明。
  渭干河，是龟兹王国境内最主要的一条水道，《水经注》中称之为西川水。上游有二，西支为木扎特河，东支为克孜尔河，皆源于天山冰川。它们下流到拜城县境克孜尔千佛洞附近，汇流为一，称“渭干河”。它穿越却勒塔格山，进入库车县境，是库车绿洲上一条主要的生命源泉，库车、新和、沙雅县境许多汉、唐时期的古城、屯兵戍守之处，都在渭干河水系之内，赖渭干河而生存、发展。
  沿渭干河谷上行，到其上游木扎特河谷，沿木扎特河谷上溯，沿途水足草茂，马行便利。进入天山，翻越木扎特达坂，即可进入伊犁河谷的昭苏盆地。昭苏盆地，为理想的高山牧场，汉代乌孙、唐代突厥，均以此为理想的牧地。这一通道，自古以来，也一直是沟通天山南北的通道之一，乌孙、突厥与龟兹，或通过龟兹与中原联系，均曾藉此路线而出入。
  过渭干河，斜向西北行，进入托什干河谷，翻别迭里达坂，过伊塞克湖，到怛罗斯，是前面说过的“热海道”。通过“热海道”进出安西，也必须通过渭干河这一天堑。
  过渭干河，斜向西南，到疏勒镇。疏勒、安西之间联络，还是必须受渭干河的制约。
  这种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形势充分表明：距唐龟兹都城24公里左右的渭干河口，必须置关戍守。在这里设置的关城，其重要性，远过于苏巴什河口的雀离关、盐水沟峡谷中的盐水关。不在这里设关，会直接影响都城的安全，影响几条主要干线上的交通秩序。常识表明，不仅要在这里设置关城，安排驿馆，而且必须派驻较多的兵员，以利于安西都护府的军事防卫。《新唐书·地理志》中的柘橛关，不设置于此，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只有文献资料，而没有考古遗址的印证，当然也会使最后结论受到一定影响，而现在是考古学家们，在渭干河口，确实无误地发现了唐代城堡，它们屏峙河道两岸，控扼出入却勒塔格的山口，堪谓“临水挟山，当川限谷”。面对这样的事实，再不把这城堡遗址，名正言顺地说明为唐柘橛关之所在，可就真是说不过去了（附图41）。
  五
  玉其土尔、夏克土尔是唐安西境内的柘橛关，前面已作了充分的论证，自觉是证据凿凿，铁案无疑。但不仅如此，在伯希和发掘的资料中，还有强有力的内证，有助于证明这一结论。这些发掘资料，尤其是这里出土的200多件汉文书资料，少为人知。更糟的是伯希和曾将这里出土的一件有关柘橛关的汉文书资料，因记忆错误，在未查核原件的情况下，说成是出土在库车河口的苏巴什。并在前引的他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中，据此而作出了柘橛关在苏巴什，柘橛关即为雀离关的结论。长期以来，影响很大。1985年底，笔者在巴黎时，得机会看到了这批汉文资料，并手录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资料，也从文书的原标出土遗址号，看到了伯希和当时的这一错失。利用这部分汉文资料，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柘橛关历史地位的认识。
  出土在这区遗址内的汉文书资料，共212件（伯希和共编249号，但第157200号空缺，不见文物。而其中第157号文书，又包括七小块。这样计算下来，实际现存汉文书资料，为212件）。其中，除几件为佛经抄件外，几乎全部都是世俗文书，大多是唐朝官府文书，可以见到涉及安西都护府、龟兹都督府、柘橛关的文字，及有关屯垦、掏拓渠道、征发差役、供应马匹及支领马料、借贷纠纷、私人书信等，涉及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状况。文书残纸上，见唐代“麟德”、“开元”、“天宝”、“上元”、“大中”、“大历”等纪年，从状牒格式及这些纪年，可以肯定文书为唐代遗存。
  从这批文书资料，可以肯定：所谓“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虽包括有佛教寺院（文书中，即见到“河西寺”、“白寺”等名称），但绝不是任何一区佛教寺院，或者为伯希和曾假定的阿奢理贰大寺所可以承当的。遗址的性质，明显是安西都护府属下的一区重要军事、政治单元。这里驻有军队，承担着屯田的使命。有驿馆，驿馆内有供差的马匹。往来的“行客”，组织成“行客营”。居民中，有坊、里及村的不同组织，除佛教信仰外，还有祆教的信徒。文书虽极为残碎，但200多件材料，字里行间，还是透露了许多方面的历史信息。把这区遗址，结论为重要的柘橛关城，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出土文书中，有两件文书，更直接涉及到柘橛关。
  其一：文书原始编号为：“pelliot outcheen D.27”（D.A，乃Douldour—Aqour之缩写），意为“伯希和、库车、都勒杜尔—阿胡尔，27号”。
  文书为一极小的残片，存字五，但两字已残，可判读为：“..大至柘橛关”。其中“大”字，只有一横、一捺：成“〓”形；“关”字，只余关上两点“、丷”，其下纸残损。所以，可以肯定的只是“至柘橛”三字。伯希和在1934年发表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中，介绍这一资料说：“我在1907年得有一纸片，不幸现今不在手边，可是我确未忘记其上有‘柘橛关’名，惜无其他指示；我拾得此纸片之地，就在苏巴什西边废址中，直言之，在‘西柘橛寺’所在之处。”①根据文书的原始编号，可以看得清楚，伯希和的这段文字，存在一个重大的错误：把出土在库车县城西的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的这一文书，记在了位于库车县城北稍东的苏巴什遗址名下。所以出现这一差误，因为仅凭记忆，未查原件。而这两区遗址又都在库车县内，都是出现过大量佛教文物的遗址，时间又在27年以后，导致这一差错，不难理解。但这一张冠李戴的差误，却导致伯希和在分析柘橛关址所在时，明显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文书之二，编号为“D·A80”。录文为：
  “东界移伐离支庄界田苗今见干樵不得水
  石啜祛录上户差种家曾有□□□件庄田苗干
  滑其水频至拓橛所由相推其麦在场内伏望”
  这是一件关于出苗状况向上呈报的官府文书。从残文看，移伐离支庄界“田苗干樵”，缺水受灾；而“拓橛”则“其水频至”，遭遇很不一样。看来，“拓橛”，是一个近水的所在。
  推敲这两件残文书的文意，似乎可以理解：第20号残文书“至拓橛”三字，实际可能表示着这件文书的终点站，要送达到拓橛关。而80号文书，是一件呈报上级的公文，申述田作事务中的问题，一些地段干旱少水，一些地段如拓橛所在则其水频至。须要说明一句的，这里的“拓橛”，与上一文书中的柘橛用字不同，但“拓”、“柘”二字，形近音通，所以，实际指的是一个地方。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说到。这与柘橛关正当渭干河畔，且处于渭干河中游，水量充沛，是密切相关的。无疑，这又为我们推论柘橛关址就在玉其土尔、夏克土尔，提供了进一步的内证。
  唐代文献中，提及“柘橛”的，还有唐代僧人留下的《悟空入竺记》。唐朝僧人悟空去犍陀罗求法，途经龟兹。在他公元8世纪完成的行记中，提到“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前践寺。复有耶婆瑟鸡山、耶婆瑟鸡寺。东、西拓橛寺，阿遮哩贰寺”①。悟空在这里，也记“柘橛”为“拓橛”。关于这个问题，在前引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中，他曾进行过分析：“此拓橛译名，究何所指：沙畹、烈维读上一字为“讬”，是因为拓字之一读法，拓跋之拓即从此读。然此字具有数音，唐代译音用字即从其第二读音，应读若（t's'iäk），因字形之易混，唐代译文时常游移于拓（t's'iäk）柘（t's'ia）二字之间。”简言之，拓、柘二字，字形近而音互通，所以常见两字并用的情况，并不费解。所以，悟空的拓橛寺，也可译读为柘橛寺。
  这一柘橛寺，与阿奢理贰寺并记一起，应该是位置相近的说明。阿奢理贰寺的位置，在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均有明确指示，它的位置在伊逻卢城的西北。《大唐西域记》说在龟兹“大城西门外”，“有五年一大会处”。而从大会处“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可见，阿奢理贰寺，位置应在龟兹都城的西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此指示更为明确：“过城（指龟兹都城——引者）西北阿奢理尔寺。”因此，阿奢埋贰大寺，位置在龟兹都城西北，还要渡河。悟空将东、西柘橛寺与阿奢理贰寺一并记述，其地理位置当彼此相去不远。伯希和因错记“至柘橛”文书发现在苏巴什，循此思路去发展，将“柘橛”与“雀离”完全等同，把柘橛关也放在了伊逻卢城的北稍偏东，与《新唐书·地理志》及上引文献中标明的柘橛地望，完全相反，错误是明显的。
  同在龟兹都城西门外，同以“柘橛”为名称，可以肯定，自安西西去的柘橛关，与悟空所记的东、西柘橛寺，是在一个地方。这就是今天库车绿洲上的玉其土尔、夏克土尔遗址。黄文弼的调查报告，伯希和的发掘资料，目前仍存在于地面的遗迹，都有力地说明：这里既有控扼渭干河的古代关城，也有与关城共存的大型佛寺。遗址分处河道东西，故有东柘橛寺、西柘橛寺之分，这是寺；而关城，看来也是两岸均见设备的，因此把柘橛关称为东、西“柘橛”关，揆诸情理，实际也未尝不可。伯希和在论述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时，只注意了大量佛教文物一个方面，对与佛寺并存的城堡遗迹，发掘文物中大量的馆驿、屯戍文字，忽略不见（迄至伯希和去世，对这批文书，他再未进行过整理），自然就无法不失之于片面了。从实际情况想，在佛教势力弥漫的唐代龟兹，任何一个居民、经济中心，都难免会有佛教寺院的存在。柘橛关，既是一处交通枢纽，一处重要的军事关隘，而且地近大河，农作方便，又成了一处屯田中心，兵士、随军家口、商旅..人口必不会少。这样，出现佛教寺院，就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现象。而在柘橛关出现的佛寺，人们简称为柘橛寺，并随方位而区别为东、西，可以说，都在情理之中。既有东、西柘橛关，又有东、西柘橛寺，可以说是完全合理。
  六
  根据现有遗址、出土文物、历史文献记录，本文的观点明确是：唐龟兹王国都城——伊逻卢城，遗址在库车城东的皮朗村，即皮朗古城。古城北稍偏东，距约40华里的苏巴什，是昭怙厘大寺及雀离关所在。而柘橛关及东西柘橛寺，则在库车县西24公里多的渭干河口，遗址为今天的玉其土尔、夏克土尔，也就是黄文弼的色乃当，伯希和所称的都勒杜尔·阿胡尔。
  伯希和认为柘橛同于雀离，地在苏巴什，这一错误，不仅在于记错了文书的出土地点，而且在于，如柘橛关在苏巴什，则通过柘橛关，根本无法走到怛罗斯、疏勒，因为方向反了。伯希和的这一观点，既称有出土文物的根据，又有语言学根据，当时发表后，在欧洲汉学界，国内治新疆史、中亚史的学者群中，影响很大。今天是应该予以澄清了。
  因为把柘橛关、柘橛寺都放到了苏巴什，伯希和对他自己发掘过的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则提出一个说明，认为它可能是龟兹大寺阿奢理贰之所在。这也是一个不正确的结论。
  阿奢理贰大寺，位置已明确在龟兹都城西北；而玉其土尔的位置，则在皮朗古城以西，方向不能统一。阿奢理贰寺，是龟兹境内大寺，龟兹王曾任该寺主持，玄奘过龟兹时，该寺主持为龟兹最有影响的高僧木叉毱多，其规模不同于一般。从这两点分析，个人观点，颇可以将这一阿奢理贰大寺，与皮朗古城西北的库木吐拉石窟群相当。库木吐拉石窟，在库车绿洲内现存几区石窟中，是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处，可以与阿奢理贰相比拟。而且，自皮朗古城到库木吐拉，必须过渭干河。
  还有一条资料，可少有助于这一论点。在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中，还见到一件汉文书资料，伯希和编号为D.A21，文书较残破，残存文字为：
  臻状
  空
  境遇去贤王所置合口多
  瞻仰六月法会僧徒云集余时
  鄙务重降谨咨 森启
  浓当院持读似少风度望察力
  信至发遣幸甚幸甚妙臻谨
  经残存文字看，是妙臻因举办法会事，向上呈报的状文。“瞻仰六月法会，僧徒云集”，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形容龟兹佛教大会时所称：“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的情况，颇相互契合。这一大会所，是在龟兹“大城西门外”。举行法会的活动，也涉及到近处的柘橛寺，所以妙臻发函商请协助。柘橛寺与大会所，相去当较近便，而至阿奢理贰大寺，还必须向西北方向，渡过渭干河，才能到达。这一方位，与今天居渭干河北岸、却勒塔格山南麓的库木吐拉石窟地理方位，也可以说是正好切合。
  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汉学造诣，100年以来在欧洲汉学家中，是屈指可数的，他通过语言学研究，探讨古代新疆的民族语言、宗教、历史与文化，发明不少。但在论及柘橛关时，他忽略、无视公认为可信的文献记录（如《新唐书·地理志》）中有关柘橛关方位的文字，对赫然存在的考古遗迹、文物，不予全面分析，而仅仅局限于一字一词的语音复原、考证，终于导致将“柘橛”等同于“雀离”，把应在都城以西、渭干河上的柘橛关，放到了库车河上的苏巴什，真可谓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这对研究历史语言现象无比复杂的古代西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总结、重视的经验教训。

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①M.P.伯希和：《都勒杜尔·阿胡尔和苏巴什》，巴黎：1982 ②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见《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③梁志祥：《库车县古遗址简介》，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1）。 ①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略述龟兹故城问题》，载《文物》，962（7～8）。 ①向达：《西域见闻琐记》，载《文物》，1962（7～8） ①②柳晋文：《巴楚—柯坪古丝道调查——兼迷“济浊馆”“谒者馆”之地望》，载《新疆文物》，1985（1）。 ①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②（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 ①烈维：《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见《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②（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 ①伯希和、烈维：《吐火罗语考》，1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①《悟空入竺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卷，史传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