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考古工作者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天山北麓发现的遗址遗迹，可以说十分丰富。从丝绸之路角度对它们进行分析，有助于认识丝路的具体路线及其变迁，认识“丝路”上曾经进行过的经济文化交流。
  为方便介绍，我们以文献记录上传统结论的几条路线为经，顺序展开。对早已报道、大家比较熟悉的资料，简略带过；对近年较新的发现，则稍予细致的说明。
  （一）南道
  这是西汉以前即已存在，宋、元时期仍可通行的一条古道。张骞东返，班超西征，宋云取经，玄奘东归，马可·波罗来华，都曾循此道而前进。
  关于这一路线，《汉书》说是“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于鄯善（今若羌县境）以东怎么走，到鄯善后如何“循河”，“循”什么“河”西行到莎车，则史无明文，一直给人以深深的悬念。
  南道，出敦煌至古鄯善之间的路段，究竟如何走？曾经提出过多说，有称是出敦煌先到楼兰，更由楼兰转鄯善；也提出过从鄯善以东系在“羌中”地区穿行的观点。近年，新疆沙漠、地理学者曾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考察，根据实际地理形势，参证以沿线采集的文化遗物，自敦煌进入古鄯善国的米兰绿洲，其具体交通路线，最大的可能是：自敦煌沿疏勒河谷地西进，经过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土牙、阿其布拉克、敦力克进入米兰①。主要理由是，从地理形势看，出疏勒河谷向西，南有库姆塔格沙山，北为坚硬似铁、锐利若刀的龟裂盐漠，人、畜都难以行走。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山麓水草地带，而且历史时期内，环境变化不大，自敦煌入米兰，这是唯一可以通行的径道，舍此无他；其次，沿途也采集到不少历史文物，如在库木库都克东部沙西井，曾采集到古代珠饰，唐代、清代钱币、马掌。附近山梁上见曾经长期使用，踩得相当平实的驼道。路畔有人工堆石，而且这里泉水出露，水丰草茂。在库木库都克，采集到铁马掌、小件铜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已残的动物透雕铜饰牌①，明显具有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晚到匈奴文化中也不乏这样的饰件。在土牙，见到古墓遗迹。敦力克有古烽一区，方形，残高5米，夯土构筑，夯土层中夹芦苇，烽台下，残存半地穴式房舍四间。在敦力克古烽南约2公里，可以清楚见到一条古道。这里，距米兰绿洲35公里，进入米兰，了无困难。
  米兰绿洲，凭藉源自阿尔金山的独立水系——米兰河灌溉。米兰古遗址所在地区，黄土层厚达5～15米，土壤以轻壤、沙壤为主，含盐少，是罗布淖尔和塔里木河流域少见的优质土壤，而且地下水埋藏深，矿化度弱，加上冬日少风，气候较温和，是十分理想的农垦地带，确实算得是古鄯善国中最为“肥美”的土地，适宜于农业经营。
  从地理形势分析，米兰绿洲，是距离敦煌最近的一处绿洲，又正好位于自敦煌至鄯善的狭长交通地带上，这一不同寻常的地理位置，自然使它在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鄯善王尉屠耆曾称：“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②从各种情况分析，这一伊循屯地，确实非米兰莫属。
  米兰，考古工作做得较多，人们比较熟悉。20世纪初，A.斯坦因报道过这里的古渠遗迹、唐代佛寺、吐蕃戍堡，他从这里一所佛寺割剥到伦敦、新德里的有翼天使像，作为罗马艺术风格的基督教文化题材，却出现在新疆东部盐渍荒漠深处的古代佛寺护壁上，曾经引起世界美术史界的思考。
  中国考古学者，近年在米兰地区工作，曾在吐蕃戍堡中发掘到数百件吐蕃文简牍，对与古米兰屯田有关的灌溉渠系曾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对灌区内大型干渠、支渠，斗、农、毛渠的布局，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得到了水头控制良好，干渠绕路平直整齐，渠系分布均匀，渠道引水势顺，全灌区均可得水的结论，并推论它是汉唐时代的一区屯田水利工程③。1989年秋，笔者到米兰地区，除踏勘过上述已见报道的遗迹外，又新发现一区遗址，采获一些重要的文物，可以为米兰遗址是伊循屯地提供新的证明。
  在仍然高耸于地面的吐蕃古戍堡东南不到2公里，位于米兰河西北岸第二台地上，新发现一区汉代居住遗址，占地约10万平方米（200×500米）。遗址范围内，陶片遍地。多夹沙灰、褐陶，火候较高。器型多罐、盆。均尖唇、折檐，特点鲜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灰陶上饰细绳纹。除多量陶器外，还采集到西汉五铢、三棱形铁镞、铁质鱼鳞甲片、大量铁器残片及断残铁刀。个别陶瓮还大半埋于地下。遗址区内，抛撒着多块玉料，大小不等，以青、白玉居多。西汉五铢、绳纹灰陶、三棱形铁镞，均显示了汉代风格。
  遗址区西北，灌区范围内（亦即吐蕃戍堡附近），当地老乡吴海忠牧羊时曾采集到一件镏金铜卧鹿，卧鹿之左前腿前曲，右前腿后曲至身下，与同样前曲的右后腿相接。姿势安适自然，枝角向后伸张，通长4.9厘米，通高4.2厘米。这类鹿饰，具有鲜明的考古文化及时代特征。在内蒙古草原上的鄂尔多斯，曾经发现过与此可以类比，形式相近的铜鹿，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米兰出土卧鹿，与其形式相同，但制作更为精致。将这件铜鹿与汉代匈奴在这片地区的活动联系考虑，理由是充分的。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在吐蕃戍堡西南一区废弃佛寺的内护壁，我们又发现两躯有翼天使像，他们和A.斯坦因在M3所见的有翼天使像，其绘画及布局均呈同一风格，若出一人之手。斯坦因所见有翼天使像，当年均剥到了印度、英国。新见的画像，所在佛寺位置似与M3相当，但又不应是斯坦因当年编号的M3，因为M3的画像已被割剥它去。如是，则这类罗马艺术风格的画像，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在罗布荒原上应该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表现着一种风气，一种潮流。可以推见当年基督教艺术在形式上依附于佛教，以及谙熟罗马艺术风格或犍陀罗艺术风格人才的东来，这表现着丝绸之路的精神，体现着“丝路”沿线文化艺术的交流。
  自米兰河谷台地上新见的汉代遗址，到布局整齐的古灌渠，坐落在灌溉范围内屯地上的佛寺、戍堡、遗址范围不下20平方公里。遍地可见古陶片，也可以见到古代冶炼遗址、窖址、墓地，早到西汉，晚到吐蕃占领若羌地区，时代延续相当长久。
  自米兰而西，约80公里，为若羌绿洲，这是藉若羌河水灌溉的一片沃土。黄文弼曾报道这里发现过古城①，F.贝格曼在这里见过彩陶②，但整个考古工作至今仍十分薄弱。最近调查，黄氏报道过的古城已基本无存，只是县城西郊还可见到一区巨型建筑遗迹，高仍达20米，近圆形，直径约30米，顶部有土坯建筑遗迹，底部曾采得夹沙红陶片，疑为唐代遗物。
  值得一说的是在若羌河出阿尔金山口一处峭壁断岩上，见一区古代城堡遗迹。断岩三面环水，一边与河谷台地相连。山势陡峻，相对高度约近100米，城堡依断岩顶部形势而铺展，东侧临水之峭壁曾用块石垒砌取平。部分堡墙仍存，残高2.5米上下。堡墙内可见石垒房址数区，十间左右。观察剖面，文化堆积颇厚，内含大量木炭、炭屑、灰烬，并见有青灰色条砖（40×24×6厘米）、石质甲片、铁炼砟、残铁器。古堡所在，是若羌绿洲进出阿尔金山的隘道，而且控制了若羌绿洲的生命之源——若羌河。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只是初步调查，仅据目前采获的少量遗物，还难以准确判明其时代。只是从文化层堆积丰厚分析，古堡延续时间相当长久。去此古堡20多公里，正当若羌绿洲与古堡之间，在若羌河西岸，还可以见到一区古堡遗迹，堡墙已半坍入河谷中。联系这两区遗迹分析，可以肯定，自古代若羌绿洲进入阿尔金山，沿河谷曾有军事性质的守御系统。从“丝路”角度说，揭示了自昆仑山北麓西行的“南道”与交通阿尔金山的“羌中道”，若羌河谷曾是其间联系的重要孔道。
  自若羌县城西行90公里，为瓦石峡绿洲，引瓦石峡河而灌溉。古代瓦石峡城，已淹没在今瓦石峡绿洲西南6公里处的一片红柳丛中。遗址区内，高三四米的红柳沙包丛丛簇簇，古代房屋遗迹，特征鲜明的窑址，大量陶片、人骨、残铁器及冶炼遗迹、玻璃器，均暴露在红柳沙包之间的地面。其分布范围，约2平方公里（南北24米，东西1米）。国内外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多次在这里调查、发掘。1975年张平、黄小江又曾在这里进行发掘，得到多量宋—元时期玻璃器，如小口细颈凹底瓶、罐等。分析表明，这批玻璃器，是利用本地原料，使用有新疆特点的助熔剂生产的具有新疆特色的钠钙玻璃。但玻璃器器型及原料成分，明显存在古代伊朗、阿拉伯的影响①。发掘中还见到元初至元年间两纸文书。遗址废弃的时间应在元代前期。显示出宋、元时期丝路南道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自瓦石峡西行，目前公路傍阿尔金山北麓走。《汉书》说，南道出鄯善后“循河西行”，则应取车尔臣河谷西走。车尔臣河谷，目前为胡杨、红柳、芦苇丛生的灌木丛林，沿途水草不断。车尔臣河宽处，可达百米。在畜力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沿河谷西走，是相当理想的交通路线。我们曾沿车尔臣河谷进行了调查，确也发现了一些古代废址。如阿孜勒克，它失落在去河道不远处的一片枯死胡杨林中。胡杨直径粗大，或双人才能合抱。遗址区内，部分建筑废墟仍暴露于地面，以木为梁，土坯为墙，但不见文化遗物。附近发现墓地，以掏空的胡杨木为葬具，非伊斯兰文化特点，故可判定遗址废弃时间当在伊斯兰教传入这里以前。在塔地让乡克干墩，见两处古烽，烽墩已大多为沙掩覆，但仍可观察其构筑办法是芦草、红柳夹土坯，层层相叠。烽台附近，采集到夹沙红陶片，手制，具早期特征。这些与河谷平行的古烽，有力揭示了古代丝路的具体走向。沿车尔臣河谷前行，可抵今且末县城。
  且末县城稍偏西南，与车尔臣河故道相去不远，近年，发掘过扎洪鲁克墓地。墓地附近，为占地面积相当广大的纳勒克遗址。扎滚鲁克墓地，目前为一片去绿洲不太远的小沙漠。1985年，新疆博物馆曾在此发掘。墓室为竖穴。尸体保存完好，文身，穿着毛织衣裤、毡靴、毡帽，色彩如新。毛织物上染红色几何形图案。其他木弓、木箭、木质用器，也都显示了浓重的地方文化特色。据碳14测年结论，这是一批距今3000年前的墓葬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未见明显来自黄河流域或印度、伊朗文化色彩的文物。这表明当年即使存在与东、西方向的文化联系，还只能是处于初步的、偶然的状态，故未在这样的早期遗存中留下显著的影响。
  纳勒克遗址，是散布在古且末河谷一区范围相当大的早期遗存，遗址区内见居住遗迹。采集到的文物，有三棱式铁镞、大量褐陶片、残铁器、几何形花押、玻璃器等。自河谷左右向展开，有相当规整平直的渠道。量度其中一条，宽6米、深0.5米、长达50米左右。它与陶器，都显示着定居农业生产的特点。从陶器特征，可以见出与上述米兰遗址风格相近，故时代相去不会远。据此推论，遗址的废弃，也可能就在汉晋时期。遗址废弃前，这里当也是“南道”上的一处中继站。
  玄奘东归，自吐火逻故国东行，提到“析摩塔那故国，即且末地也。城郭巍然，人烟断绝”。对玄奘提到的这区且末废墟，读者往往都与这处规模相当大的遗存相联系。这不无可能，但却难以定论。我们在且末调查中，曾经明确了解到在县北大沙漠中，还保存着一座形制相当完整的古城，坐落在阿牙克河故道旁，北距县城约80公里，与尼雅、安迪尔正居于纬度相当的地理位置上。20世纪50年代，测绘工作者在沙漠中还可以清楚看到城垣遗址，目前，这区古城已经淹没在沙漠之中。这是一处国内外考古界都还未涉足，因而更应予深入考察的古址，从研究“南道”路线走向、变化这一角度去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自且末西去，值得着重注意的是安迪尔古城。这是又一处已淹没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古城废墟。在目前有相当人口的安迪尔牧场以东稍偏北，距约20公里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吐火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当是指此。1989年深秋，笔者偕刘文锁、肖小勇、于英俊同志在这片废墟中踏勘，对遗址范围广大、延续时间长久，而且经历过多次居住活动有十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当年发掘过的唐代寺院，今天又大部分淹埋在了沙土之中，只是建筑木架的顶端及围墙，仍清楚可辨。我们在这里，采集到镟制得十分精美的建筑部件①。自唐代佛寺更向东南，地面不断见到陶片、钱币、碎铁片。采集中见到一枚和田马钱，一躯干裂得发白的木质菩萨像，还见到一件完好的手制带流罐。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文物，陶质夹沙，手制，直口、大流、单耳大平底，通高11厘米，器壁见烟炱痕。在楼兰城东一座可能早到西汉的墓葬中，近年曾发掘出土过一件形制相类的单耳带流罐。从楼兰到安迪尔古城中均见此文物，揭示了一条文化交流亦即交通联系的路线；同时也揭示安迪尔遗址人类活动的时间，可以早到西汉或西汉以前，经历过相当长的时间。但玄奘东归路过这里时，所见却是一片废弃的空城。20世纪初叶斯坦因在此发掘，却又见到了唐开元时的汉文题铭，还获得不少吐蕃文书，生动地说明在玄奘以后，这一废址又恢复过生机。这一历史时期多次居住的情况，斯坦因曾获得早晚地层叠压的说明，他得到的汉、唐钱币，佉卢文书，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上述结论的认识。
  在关注、分析安迪尔遗址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后汉书·西域传》谈及且末以西时，只提精绝，对今天且末到民丰尼雅遗址之间的绿洲情况，竟未置一词。是东汉时安迪尔古城已经消失不为人所知？还是其他原因？如果东汉时安迪尔古城绿洲已经消失，则佉卢文是其后的遗留，而唐代题铭是第三次重建？这些，留给我们深深的悬念。其内在原因，须要深入一步的考古工作，尤其需要与水文、沙漠学科的学者们进行合作，才可望获得一个满意的结论。
  尼雅废墟，是古代精绝故址，斯坦因进行过多次发掘。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主要的成果是在尼雅遗址附近清理过一座汉代夫妇合葬墓，这是精绝王国社会上层人物的一座墓葬，尸体及随身衣服均未朽烂。除见多量汉代丝绸织锦外，还见到棉织品以及铜镜。印花棉布上，有菩萨像、龙纹。这是一批值得注意的资料，佛教传入的信息及多量锦绸的出现，都可以揭示“南道”丝路上的兴旺景象，黄河流域及印度文化，这时都已在塔克拉玛干深处留下了痕迹。在笔者主持的1991年对尼雅遗址的调查考察中，发现了一枚蚕茧（文物现存新疆考古所），结合遗址区内仍清楚可见的多量枯死桑树，可以结论，汉、晋时期，精绝居民已知采桑育蚕。这是新疆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育蚕缫丝资料，值得注意。
  喀拉墩，是克里雅故道上颇负盛名的一区古遗址，遗址活动在汉晋南北朝时期。据笔者1991年调查，遗址面积达3平方公里左右，大部分遗迹已覆盖在沙丘之下，沙丘未及的地面，差不多都可以见到遗迹、遗物。在木构方形城堡周围，可见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整齐田畦也历历在目。部分屋房仍暴露于地面，房舍傍果树成行。陶片、圆廓方孔铜钱、铁镟、铜刀、各种玻璃珠饰件件可见。这片绿洲，是克里雅河故道上汉—南北朝时期最大居民中心之一。不仅当年东西汉的“丝路”南道从这里经过，自库车、阿克苏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和田绿洲的丝路支线，这里也是重要一站。
  近年发掘的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对认识“丝路”南道是又一批重要资料。墓地位于洛浦县西南14公里处，墓葬时代早到西汉，晚至于晋。主要文物为具有特点的双系陶罐、木质用器、弓箭、大量毛织物、棉布、丝绸、织锦、汉镜。文物具有鲜明的西域文化特色①。丝绸织物及铜镜来自中原，毛织物大部分是本地所产，但也有一些可能来自西方。其中毛织人首马身像、人物头像，就是明显的例证。人首马身图像主题可能源自希腊神话。人物头像，挺直的高鼻明显具有希腊、罗马风格，十分精美的毛织人物像，却被剪裁成小块用于靴靿之上，显示着一种内在的不协调。
  和田约特干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其上贴塑人物、动物形象，生动传神。在新疆考古文化遗物中，这是极富特点的一批陶制品。陶质、制作工艺、器物造型均具有自身特色，其文化的精神值得进一步认识。
  “南道”自莎车入帕米尔，山间有径道可以通行，只是山险路陡，履步困难。进入帕米尔，重要中继站是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今县城的北部，依山势而走，用块石、土坯砌筑。城内高低不平，相当地段仍残留房垣残迹。清蒲犁厅城，建于古城东部，笔者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工作，曾选叠压于蒲犁城下的早期文化层，进行试掘，出土了唐代钱币及文物标本。取其中出土树枝进行碳14测年，经树轮校证，结论为距今1325±75年，当于唐代。结合有关文献记录，可以肯定，这里曾是渴盘陀王国首都，也是唐代葱岭守捉故址所在。由塔什库尔干古城沿塔什库尔干河谷南行，可以进入印度河上游，西南行，可以进入阿富汗瓦罕走廊。由阿富汗进一步西去伊朗、伊拉克、地中海周围地区，坦然无阻。
  （二）中道
  这里指出敦煌后沿天山南麓过帕米尔抵大宛、碎叶的交通路线，即《汉书·西域传》中的“北道”，是丝绸之路沙漠道中最主要的交通路线。
  这一路线，自焉耆傍天山南麓西行，自汉迄唐、以至宋元，变化不大。关键在于敦煌至焉耆间，变化不小：或经罗布荒漠到楼兰；或经伊吾过高昌；甚至经过库姆塔格沙漠入高昌，颇为复杂。
  西出敦煌，沿疏勒河谷入白龙堆，过楼兰，沿孔雀河谷西走，这是两汉时期进入西域的一条主要路线。出玉门关后，仍然耸立着一段西向延伸的汉代长城。黄文弼20世纪30年代在罗布淖尔北岸发掘过的土垠遗址，世界瞩目的古楼兰城，1979年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谷老开屏发掘的汉墓，近年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附近发现的汉代墓葬，沿库鲁克山列布的古代烽燧，既清楚表明这一古道的存在，也显示了古道的走向。
  从自然地理条件角度分析，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通路。自疏勒河谷进入白龙堆，沿途戈壁、风蚀土丘林、盐渍荒漠，缺水少草，通行十分艰难。所以选择、开拓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存在匈奴对伊吾、车师的控制。因着这一政治形势，西汉王朝才抉择了这一路线，从而也把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的宝座。
  楼兰依傍罗布淖尔湖，位于罗布泊西北，目前已沉没在无人的荒漠中。根据新疆考古所在1979～1987年对楼兰城的多次调查试掘资料，楼兰古城位于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古城城墙已在强烈的风蚀中破败不堪。城垣原为不规则的方形，周长1316.5米，总面积10.8万多平方米。从残存土垣看，城垣曾经过多次修筑，一条古河道，贯穿全城，城内遗迹尚可见出官署、寺院、居民住宅区的差别，全城建筑规模最大的所谓官署区，留存至今的三间土屋面积只106平方米。城内建筑基本特点，是当前仍在南疆地区沿用的以木材构架，红柳枝作墙，外涂草泥以为墙壁的建筑风格。新疆考古所在楼兰城内，发掘到汉晋时期残木简60多支，在楼兰城郊，清理过一批汉代墓葬，出土最多的是汉代锦绢、漆器、铜镜，它们明显来自中原地区。另有不少土产精致毛毯、斜纹毛织物，平纹毛布、木器、陶器等。表现了汉晋时代楼兰的社会生活。
  根据大量的楼兰出土文物，学术界一般都同意，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活跃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楼兰城，在公元4世纪30年代以后，即逐渐废弃，慢慢沦为荒漠。对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研究者们曾经提出过多方面的分析意见。择其大要，如气候趋于干旱，降水趋少，引起地理环境变化说；高山冰川萎缩，导致河流水量减少说；干旱荒漠地区水系和湖泊不稳定，侵蚀和堆积交替作用使水系成周期性变化，导致楼兰环境改变说；人类活动，导致河道水量改变，使楼兰地区环境恶化等等。各种观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认真分析整个情况，我认为，应该说，“楼兰的兴衰是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变化的综合反映”①，而社会政治因素在其中明显起着关键性作用。
  第四纪以来，罗布泊地区一直是干旱环境，因此，楼兰在历史时期中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简单地归于气候干旱，而必须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干旱的新疆内陆，一个绿洲的形成、维持、发展，不单须有必要的地理条件，而且要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楼兰作为王国的都城，魏晋时期作为西域长史府驻地，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鲜明存在于这一社会背景，存在着政治、经济、丝路交通方面的实际需要。强大有力的组织力量，科学的水利灌溉设施，辛勤的劳动，人类曾限制了这片地区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发展，并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保持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而一旦失掉了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努力，恶劣的自然条件就会使无组织的相对软弱的人群束手无策。认真分析楼兰古城废弃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其中社会交通因素可以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因子。楼兰古城在西域历史上发出过夺目光彩光芒，受到当时中原王朝、匈奴王国、西方各国的关心，无非是因为它在从敦煌到天山南麓的交通路线上曾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两三个世纪的努力，匈奴被排除出西域政治舞台，中原王朝经过伊吾、高昌，沿天山南麓西去的交通线逐渐成了坦途。公元327年，北凉在高昌设郡，立田地县，标志柳中、高昌与河西地区早已联成一体的事实，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一情况下，通过白龙堆、楼兰一线，交通条件上的不利因素自然使其在丝路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必然要导致楼兰的衰落。
  汉晋时期，为支持楼兰运输干线的运转，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汉、魏晋王朝曾集中力量在楼兰地区屯田、西域长史府，作为当时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驻节在楼兰，强大的组织力量，使楼兰的自然地理环境虽称恶劣，但还是维持着平衡。从大量出土的具体表现当年屯田事业的文书中，可以看到西域长史府凭藉着强有力的水利灌溉事业，运营着楼兰地区以屯田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丝路供给、丝路安全保障，应该说，都凭藉着这一生产事业的支持。楼兰故址出土文书资料，最晚止于前凉王朝继续使用的（西晋）建兴十八年（330年），不见较其更晚的纪年文字。这说明，在公元330年或其稍后，楼兰古城作为西域长史府的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使得楼兰丧失了它在“丝路”干线上中继站的重要地位，与政治、军事、商业交通、邮传、屯田等有关的一套相应组织会随之撤离、转移，人口会随之大大减少，有组织地对罗布荒漠自然环境的改造努力会随之急剧减弱，这对楼兰绿洲生命的维持，无疑会是严重的一击。没有了人类有组织的努力，风沙侵袭，河流改道，土地积盐等可以克服的自然困难会变得无法克服，楼兰绿洲环境会日益恶化。这一切，无疑会导致楼兰绿洲的最后毁灭。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楼兰古城的兴起、废败，与中原王朝对西域大地政治、经济的控制、管理，与丝路路线的组织、建设密切相关。
  可以帮助说明楼兰碛道之废弃绝不是、或主要绝不是自然原因还有一个相反的实例。公元7世纪中叶，割据吐鲁番的高昌王国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盟，极力阻抑唐王朝进入西域，控制了通过吐鲁番来去的“丝路”大道。焉耆王龙突骑支就曾建议重开通过孔雀河谷经过故楼兰地区、白龙堆入敦煌的“碛路”，这实际是与高昌竞争把握“丝路”权益的措施，曾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这一计划，随唐王朝统一高昌而自然放弃，但却表明了一个事实：通过楼兰地区的“碛路”，虽属困难，却并不是不能通行的，而通行与否，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起着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楼兰到天山南麓的路线，是走库鲁克山南麓，孔雀河谷水草丰沛地带。
  自楼兰古城西北行，还可以见到几座烽燧遗迹，兀立在荒漠之中。
  距楼兰古城约80公里，在孔雀河北岸一道低矮山脊上，俗称老开屏，1979年，笔者曾主持发掘过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出土过汉锦、汉镜及多量木器①。
  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旁，近年发现一区最晚到汉晋的古墓群，出土大量毛毯、毛纺织物、木器，也见到汉代织锦②。
  尉犁县西北约60公里，位于库鲁克山南麓一剥蚀土丘上，还保存古烽一座，烽墩约4米见方，高3米左右，土坯叠砌。其下见大量红陶片、烽砟③。
  自此更前行，即可抵达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西域都护驻节地乌垒城。
  从伊吾方向进入天山南麓，是一条更重要、自然地理条件也稍好的路线。
  汉代伊吾城址，至今未得考古确定，估计当在今哈密市附近。这里泉水丰沛，农业生产条件优良。在哈密市内，近年发现不少古代遗址，哈密火车站附近就是一片相当密集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古代墓地，墓中出土相当丰富的彩陶。
  在哈密火车站基建中，也有过出土文物的报道。
  自哈密西行，四堡乡，现存拉甫乔克古城，有说为唐“纳职县”所在。
  自拉甫乔克过五堡，斜向东南，戈壁中尚存一区古堡遗址，沿白杨沟水，沿途也见古代烽燧断续相继，这显示了自伊州入西州（从哈密绿洲进入吐鲁番盆地）的一条径道。
  吐鲁番盆地中，七克台、汉墩、连木沁、煤窑沟、七泉湖、木尔吐克萨依、乌江布拉克、胜金口、交河南北、野木什、阿拉沟口等许多地点，都见到古代烽燧、戍堡，由于欠缺深入的工作，对有关遗迹的准确时代，及通过它们所标示的古代路线及不同历史时期中路线的变化，目前还难以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高昌、交河故城，是这一线路中大家都比较注意的两座古城。
  高昌古城是古代新疆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玄奘西去求经，麟德元年（664年），波斯王子泥涅师自长安返国，都曾在这里停息。
  高昌古城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可分外、内、宫城三重。这是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记录着历史变化的痕迹。
  外城略呈方形，周长5000多米，城垣基址厚达12米，城墙残高至今仍有11.5米，夯土版筑，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补。有马面，城门从现存遗迹分析，每面至少有两座，在城郊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记录了唐西州城有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可以印证。
  内城居外城正中，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分保存下来，北面仅存部分基址，东墙全毁，复原周长约3000多米。
  《隋书》称高昌王国“其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隋唐时期一步当于6尺4寸。据出土唐尺，一尺长度为29厘米，6尺4寸当1.856米，1840步，则当于3415米，与现存中城范围相近，故而可以肯定目前中城遗址实际就是高昌王国的都城所在。其建城时间较外城为早。
  高昌王国的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俗称“可汗堡”。堡内塔柱至今仍高十多米，其旁，是一组包含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地下庭院、暗燧的大型建筑，燧道宽达3米多。宫城墙基本完好，高达6米，南向开门，门阙地基清晰。其间是宽达3米的门道。宫墙东侧，曾出土“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表明了当年高昌王室寺院的所在。
  至于公元9世纪以后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从现存遗迹看，范围已不很明确，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宫城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否被继续使用，目前还无充分资料作出明确结论。有的学者提出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是在现存外城的北部，处内、外城北墙之间，即外城北墙为宫城之北墙，而内城北墙即宫城南墙，主要根据是这一范围内目前保留了不少高出地面三四米的高土台，建筑规模宏伟，故可能是回鹘王族的宫廷所在，可以聊备一说。
  外城西南部有一大型寺院，寺门东向，东西长约130米、宽85米，占地面积1.1万多平方米，寺院中央台基上有一多层台的土坯塔柱，周围高墙回护，是全寺的主体建筑。两厢和塔庙是高大的重楼建筑。规模十分宏伟。
  寺院附近有密集的建筑遗址，建筑物多是夯土为墙，土坯起券，作长筒形纵券顶，这种建筑方法吐鲁番地区至今仍然使用。
  外城东南部分也有一小型寺院，土坯砌就的土塔犹存，从壁画风格看，时代较西南大寺为晚。
  自高昌建城至公元13世纪中叶海都叛乱（1279），攻灭高昌，古城被毁，前后历时1000年以上，作为高昌回鹘王都，历时也近500年，高昌在新疆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高昌城外北、西北郊是晋、唐时期的墓区。这里埋葬着同一历史阶段内高昌各种社会身份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发掘古墓葬四百多座，出土过大量古代珍贵文书、丝绸文物等，是研究高昌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及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自高昌古城斜向西北，距约50公里，是交河故城。不论是高昌、西州，还是高昌回鹘，北向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或西向焉耆，这里均是交通要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历史上一直也是吐鲁番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西汉时为车师前国的王都。《汉书·西域传》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域下，故号‘交河’。”交河故城坐落在两河之间的一区土岛上，这段文字，是对古城形势的准确描述，也说清了古城得名的由来。
  古城所在土岛南北长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古城位于土岛之南半部，建筑遗迹南北长达1000米，宽与岛之宽同。说为古城，因坐落在高数十米（最高30米）的土岛上，四周峭壁悬岩，形势天成，可以凭险据守，所以并无防御性质的城墙。
  入城门道有两处：南门是主要进出口，但具体建筑结构已破坏，只存门道豁口；东门保存较好，劈岩而成门道，安设门额的方形榫洞也依然可见，自门道到河底高达20米，陡险曲折。入门处有防御设施，堪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城内建筑遗址总面积，初步测量约22万平方米，大致可见出寺院、民居、衙署和官邸等性质不同的建筑遗迹。
  纵贯全城南北方向有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大道。大道直通城北一区大型寺院，建筑面积达5100平方米，在这区重楼建筑的方形大院内，塔柱犹存。城内寺院建筑多为这种方形院落，入室有神坛或塔柱，主要分布在主干道以西。
  自这一主干道中部向东为另一干道，通向东门。主干道以东，东西干道以南，这一区域内多大型院落，常是衙署、官邸所在。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全城内唯一见砖、瓦的大型建筑，即是这一区内附有地下室的气势相当宏大的院落。
  东西干道以北，建筑相当密集，门庭较小，当是一般居民住宅。
  交河故城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古城遗址之一，建筑富有特色：其一，街道两旁是高厚土墙，临街不见门窗，纵横交错的巷道通过土墙将庭院分隔为坊曲，穿过街巷，进入坊墙，才能到达民户大门。
  其二，土崖土质致密，所有建筑均挖地为院，隔梁为墙，掏洞成室。街巷也是挖地而成的路沟，高度不足，则以挖地所得泥土夹板夯筑。房顶主要由土墙承重，所用木料不多，这是适应新疆地区干燥少雨的特点而形成的生土建筑风格，极大地减省了木材及能源的消耗，是值得总结、发扬的优良传统。
  交河故城始建在西汉以前的车师前部。西汉前期，是车师王都所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汉王朝在吐鲁番地区设戊己校尉管理屯戍，设交河壁，派驻吏卒。晋十六国，吐鲁番地区为高昌王国，交河为王国—郡。由于地位重要，每每派王子驻节交河。公元640年，唐王朝统一高昌，设西州、交河为西州属县。因为这里形势险要、又控制着天山南北交通的一处隘道，在军事上明显具有重要地位。自交河故城南出盐山之阙口，目前仍可见唐代烽墩。自盐山南缘斜向东南，经布干土拉古城可抵高昌；斜向西南，经大墩子、屋威梯木古城堡入托克逊，为唐代丝路“银山道”干线；稍偏西北，入阿拉沟口，也见到唐代古堡，有山道可入巩乃斯河、于尔都斯草原。
  交河故城西，存石窟寺一区。足以展示“丝路”文化特色的佛教遗迹，除交河城外石窟外，在吐鲁番地区，还有桃儿沟、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等多处。唯蒙受种种人为的、自然的破坏，保存状况堪忧。柏孜克里克，算是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的一区，这里稍作介绍。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坐落在高昌城北火焰山中，踞火焰山主峰北坡，下临木头沟水，环境清幽。唐《西州图经》称此为“宁戎窟寺”。现存洞窟83个，可以见出毗诃罗窟、支提窟、隐窟、僧房之别。保存壁画洞窟约只50％，大多残毁比较严重。洞窟始建于高昌王国时，唐、高昌回鹘时期臻于繁荣，是高昌回鹘时期的王室寺院之一。近年维修柏孜克里克，文物工作者曾在早期废窟中发现回鹘文、粟特文、汉文、梵文的残经及世俗文书，如晋人写本《汉书·西域传》残页，写于高昌王国建昌五年（559年）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鸠摩罗什译本），宋刻本《金藏》残帙，回鹘文雕版印刷品残页，西夏文雕刻印本残页，粟特文手写本残卷等。其中一件金箔包装纸，来自宋代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东朝西的一家纸铺，它专门制作、销售“佛经诸般金箔”，希望主顾“辨认不误”，是宋代杭州纸铺的广告商标，也很好地说明了在11、12世纪时，高昌回鹘王朝与宋王朝的商业贸易情况。清理工作中还发现十分宏伟的木构建筑材料，如斗栱等物（其中一件，栱径75厘米、斗长21厘米）。表明唐代，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在依岩开凿的洞窟外面，有十分高大的殿堂、回廊。
  柏孜克里克现存壁画，主要属于高昌回鹘时期。在长方形纵券顶的洞窟内，绘佛传故事，展示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第33窟后壁，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图像，艺术表现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佛弟子，肤色各异，发式、服装不同，可以多少反映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西域大地，人种各异、民族众多的社会生活图景。
  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画面完整、色泽鲜丽的高昌回鹘国王、王后供养佛的图像，是壁画中的珍品。主要部分已为勒柯克割剥运往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
  “丝路”自吐鲁番沿“银山道”西去，下一站主要为焉耆王国。关于“银山道”的具体线路，据考古调查资料，出托克逊后，应走苏巴什沟，沿途有水草。地理形势、山泉，与玄奘当年留下的记录可以呼应。出沟，至库米什，进入焉耆盆地。唐代在这里设置过焉耆都护府和焉耆镇，目前坐落在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可能就是汉焉耆国都员渠城，也是唐焉耆都督府和焉耆镇城之所在。
  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盆地内建筑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城墙基垣完整，保存稍好地段残高4米。城内建筑遗迹多已坍塌。最大一区周长达143米，城内地表采集到汉五铢、唐开元通宝、波斯银币等，其他金银饰物、料珠、陶器亦常见。古城附近见较大型汉唐墓葬，出土过汉代铜镜、包金铁剑、金质龙纹带扣。
  与博格达沁古城相去不远的锡克沁、明屋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多量佛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界，佛教史学者关注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就出土在明屋佛寺之中。
  焉耆西去，最重要的站点是轮台。这里是汉轮台国所在，也是汉代为支持、开拓“丝路”进行屯田的主要基地，在经营建设丝绸之路的伟大工程中，屯田戍边是十分成功的一项政策措施。
  屯田遗迹主要散布在克孜尔河畔，距现代居民点多在30公里以外，目前均已沦为盐渍荒漠，这片地区内诸如梯木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黑太也沁等古代遗址，渠道、田埂遗迹广布，粮食、陶器、汉代钱币等物，调查中均有所见。
  为汉王朝统一西域，保证“丝路”畅通建立过功勋的这一屯田基地，目前已成盐土。这是灌溉用水含盐，而又没有适当排盐措施，长期屯垦生产而导致的结果。研究这片地区的遗址遗迹，不仅对汉代以来的屯垦生产、“丝路”走向有意义，对认识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盐化，也很有价值。
  自轮台西行，越过一片戈壁，即进入库车绿洲，在今天公路的南侧，彼此距离不远，如二八台等处，还可以见到一些唐代烽墩、戍堡，显示了丝路走向。
  库车地区居新疆之中，古称龟兹，是古代西域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东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均设置在此，可见其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汉、唐龟兹国都称延城（唐代又名伊罗卢城），其遗址，即今库车县城东郊之皮朗古城。古城破坏比较严重，从残迹追寻，周长约7公里。考古工作者曾在城内喀拉墩进行发掘，文化遗物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青铜时代。出土石器、骨器、彩陶片、部分铜器及一枚汉代五铢，其上叠压成组大陶瓮，以及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筒瓦等，砖的纹饰、形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铺地砖近同，共出唐代钱币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开元通宝等，明显为唐代遗存。
  库车县城西渭干河畔夏克土尔、玉其土尔古址，伯希和名之为“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沿渭干河东西岸分布。据伯希和发掘出土文物，尤其是其中二百多件汉文文书，结合《唐书·地理志》中有关记录，可以结论为唐代东西柘橛关及柘橛寺故址之所在①。是“丝路”上的一座重要关隘，无论西去疏勒，还是西北向碎叶，均必须通过这一关隘。
  古代龟兹王国，统治地域主要在库车、新和、沙雅绿洲及拜城盆地，地理位置冲要，自然条件优越，长时间中一直是西域大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境内不仅古代城镇遗址众多，作为佛教文化的主要中心，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石窟遗址，举其大者，如拜城县境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库车县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玛扎巴哈、森木塞姆石窟及苏巴什佛寺，新和县境的托克拉克埃肯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遗存。粗略统计，全部石窟可有五百多孔，保存壁画可达2万平方米以上，是研究古代西域佛教思想史、佛教艺术史的瑰宝。
  研究表明，古代龟兹可能早到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已经接受佛教。克孜尔石窟开凿的早期石窟，可能就在这一历史时期。进入南北朝、唐、高昌回鹘王朝阶段，佛教大盛，不仅克孜尔，而且库木吐拉等处，都普遍凿窟、造像，形成当时西域地区的一区主要佛教中心②。龟兹石窟，不论从窟形、造像、壁画方面去分析，既可以见到古代印度、犍陀罗、伊朗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吸收当时中原文化的因素，并在吸收邻近地区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消化融合，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窟形、绘画来，有学者称此为佛教艺术中的“龟兹风”①。而唐代晚期以后，随吐蕃政治势力在公元8、9世纪深入西域，在石窟艺术领域，又明显留下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这些特点，不仅生动体现了“丝路”文化的积极精神，也显示了古代龟兹人民博大的胸襟，积极向上的开放精神，从而为我们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瑰宝。
  自库车而西，进入中亚“丝路”干线，主要可见两条。自库车西稍偏南行，沿塔里木河、克孜尔河方向过巴楚、入喀什，翻天山谷道进入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这是《汉书》强调指出的“北道”；而从库车过温宿，沿托什干河西行，过乌什越别迭里山口，抵碎叶镇，有学者称此为“热海道”。汉代陈汤、唐高仙芝进入中亚的路线，走的就是后一条路。这两条路线，在唐代都受到重视，沿途也都有驿馆、烽燧。除西向干线外，自沙雅绿洲向南，沿克里雅河南行，可抵扜弥；自龟兹到姑墨，沿和田河南行，过玛扎塔格山，可达古代于阗。在论及新疆丝路时，这是不可忽视的两条支线，它把“丝路”南、北道干线串连在一起，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自库车至巴楚途中，沿途可以见到唐代烽燧、驿馆。这方面较显目的遗迹，如柯坪亚依德梯木、阿克沁、都埃梯木，巴楚县的穷梯木、玉木拉克梯木、柯西梯木、泽梯木等，绵延连续至托库孜萨来古城。论者根据出土之唐代文物，结合《唐书·地理志》，认为正是唐代“和平铺”（都埃梯木）、“济浊馆”（亚依德梯木）、“译者馆”（穷梯木）等馆驿的故址②。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位于巴楚县东北柯坪山派生的一座孤立的石岭上，喀什噶尔河流贯其南。喀什噶尔河上游主支称克孜尔河（汉意“红河”），这一地理位置与《唐书·地理志》所记“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洲，在赤河北岸孤行山”的记录，具体特征可以说完全统一。唐“据史德城”故址在此，可无疑义。
  托库孜萨来古城，内外两重，依山势而铺展，是疏勒至龟兹间的军事重镇、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经济宗教中心。伯希和曾经在这里发掘，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唐代佛教文物，多量富有希腊化风格的佛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疆考古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也曾在这里进行发掘清理，发现了自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多量文物，佛教塑像，唐代汉文文书，古龟兹文书，丝、毛、棉织物，以及五铢钱铸范，显示了这一古城当年作为“丝路”重镇，在经济上曾具有重要地位③。
  关于托库孜萨来古城的上限，林梅村提出应早到汉，可能是疏勒王国的盘陀城，班超曾经在这里戍守。据称，有古城出土佉卢文的直接证明④，这拓宽了人们对托库孜萨来古城的历史认识，但目前还未得到汉代文化层的印证，需要考古工作者更深入的工作。
  进入喀什绿洲，古代“丝路”遗迹更为丰富。自巴楚过伽师至疏附县，在疏附东部的盐碱荒漠中，沉落着不少古代村镇、农田遗迹，也见到成一线展开的烽燧。这里不断出土过汉代以来的文物，在英吾斯坦乡内一块农田中，曾出土过一块青石浮雕，具有鲜明的中亚艺术特点。疏附县，伯什克拉木乡，有“汗诺依”古城，出土过多量唐宋时期文物。距城址不远，有一区气势宏伟的佛塔，当地俗称摩尔佛塔，表明这片目前荒无人烟的荒漠，唐代前后，也曾是人烟稠密的所在。
  喀什市南郊，有艾斯克沙尔古城。喀什西北乌帕尔艾斯热提毛拉山上，保存着古代佛寺遗迹，佛寺依山势而铺展，气势雄伟，这里出土的贝叶经、佛像残体，都引人注目。
  自乌帕尔斜向西北，乌布拉提村西，荒漠中有一座已完全沉没在地下的古代城市，古城墙深埋在地下。笔者1972年在这里试掘，发现过古钱币及多量陶器，城毁于火，据出土文物风格及碳14测年结论，古城毁弃在南北朝时期。由古城更西北走，有谷道可入安集延。
  自喀什西北走，在乌恰县境一处荒山中，曾出土过700多枚波斯银币及10根金条，埋藏在一条石缝之中。银币铸于萨珊王朝时期，出土情况表明，在当年“丝路”上，交通往往不靖。维护万里“丝路”交通的安全，是当年的封建统治者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自库车、温宿沿托什干河谷到乌什县，斜向西北，为天山险隘别迭里山口，这也是汉唐时期由新疆进入伊塞克湖、古代碎叶、但罗斯的一条重要路线。沿托什干河西走，柯坪县见托木里克古城、沙牙提古城，县城西北郊苏巴什河口的克斯勒塔格佛寺，乌什县旁托什干河谷的古力瓦克古城、沙依拉木石窟，进入别迭里山口，沿途还保存着古代烽燧。这些遗迹，可以说都显示着“丝路”中道通过别迭里山口以出中亚的具体走向①。
  （三）北道
  这里的“北道”，系指自敦煌过伊吾入天山北麓西走，最后进入碎叶的干线，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古道。西汉以前，匈奴右部控制新疆地区，主要基地就是水草丰美、宜牧宜农的巴里坤草原。自巴里坤至伊犁河谷、碎叶城这一交通干线的开辟，与匈奴及其他一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为开辟这条自然地理条件比较理想的交通线，汉王朝政府也曾进行过持续的努力。但作为一条官道（得到政府的管理、建设）出现在历史舞台，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中亚广大地区联系的干线，则是在隋唐时期。隋在哈密设伊吾郡，唐在哈密设伊州，并在此驻军屯田，以保证“丝路”交通安全。
  自河西走廊出星星峡，在苦水、烟墩、长流水、大泉弯、黄芦岗、一棵树、墩墩湾等处，仍可见到可能是明清时期的烽火台，可以大概表示自河西走廊到哈密驿道的走向。
  而自哈密进入天山以北的巴里坤草原，必须翻越天山松树塘达坂，这是纵穿天山的一条径道。自哈密南山口至巴里坤口门子，谷道长达24公里。山道曲折回环，左右丛林密布。自哈密进入天山南山口，沟谷外也可以见到古烽两三处，进一步表明了由哈密绿洲前去巴里坤的道路走向。南山口，路畔有巨石一块，形若屋宇。其上，目前比较显目的是清朝镌刻的“焕彩沟”三个大字，但如果仔细辨识、用手揣摩，则可以发现，清“焕彩沟”刻字下，覆压着的是唐代刻石，南侧则有“汉永和五年”字样。因此，这是集汉、唐、清代碑刻于一石的重要史迹，这集聚着自汉至唐迄清的文字刻石，清楚表明这条穿越天山的谷道，自汉及清，一直是哈密地区交通天山南北的要道。
  巴里坤草原，古属蒲类。这里水足草茂，夏天不热而冬天不冷，是十分理想的牧业基地，也是蒙古高原交通西域大地的重要前哨站。汉与
  匈奴争西域，巴里坤曾是彼此争逐的一个焦点。除上述永和五年汉碑外，巴里坤还曾发现过汉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的记功碑。后又发现过汉永元五年任尚记功碑，这些都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证明。唐代统一西域，同样把在军事政治上控制巴里坤草原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唐代设伊吾军，其重要任务是防突厥，卫北道。伊吾军的驻地，从各种情况分析，就在巴里坤县大河乡的大河古城。古城周长1140米，高10米左右，曾出土过多量唐代文物。这里积温高，地势平，水利好，是巴里坤县最宜于农业经营的地区。直到今天，仍然是哈密地区主要的农业基地之一。
  自松树塘达坂入巴里坤草原后，缘天山北麓西行，沿线古烽相望。自巴里坤湖南缘，过沙尔乔克，沿途地势开阔，草场连片。更西行，过色必口、大石头、沙河子、三十里大墩、三个泉，入木垒河谷，抵木垒城，沿途同样可以见到古代烽墩、戍堡。
  木垒县，值得注意的古城遗址有新户、英格堡等处。前者居木垒河畔天山北麓，后者居木垒西去奇台的大道上。城内出土文物具有辽元时期特征，也见到察合台汗国的钱币。距木垒县城不远的东城乡，曾出土过多量动物饰牌，主题有野猪与马互斗、野猪纹、虎形圆雕饰件等，具有匈奴文化特色。
  自木垒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前行，沿途可以见到古墓。地表特征为石堆，直径三四米，中部微显下凹。
  奇台县境，与“丝路”关系密切的遗迹颇多。傍奇台县城而在的古城，论者多认为是唐蒲类县故址所在，周长约1300米。居蒲类城东北方向，临准噶尔沙漠边缘，有古城一座，俗称“北道桥古城”。城垣方形，周约600米，古城控扼自蒙古高原、北塔山入天山北道的咽喉，自阿勒泰入天山北麓一线，这里也是一处隘道。据其地理位置，有论断其为唐代“回鹘路”上的重镇——郝遮镇。
  奇台县半截沟乡南入天山，至麻沟梁，海拔1750米，有古城址一座，俗称“石城子”。这里依山傍涧，控扼进入天山的谷道，有山路可以进入吐鲁番盆地。古城东、南为峭壁深涧，西、北面筑土垣。城址范围内出土过大量汉代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及汉式盆、罐之类。据地望、形势，结合文献记录，论者多以为这里就是汉代的疏勒故城，是汉代自柳中过天山入金满途中的要站。
  自奇台缘天山山前地带过营盘滩、碧流河、吉布库、东湾、中渠，途程75公里，抵吉木萨尔县。沿途同样见到不少时代相当早的石堆墓。
  吉木萨尔县，是天山北道一线中，文物荟萃之处。北庭大都护府所在的北庭故城，城郊近年发掘出土的高昌回鹘佛寺，故城周围戍堡烽驿成列，故都显示着古丝道的光明。
  北庭故城略呈长方形，夯筑，内外两重，外城周长4596米，内城周长3000米。城区内陆续出土过多量唐印、钱币、下水管道、铜器、瓷器及多量陶器、砖瓦、瓦当，形制与唐代长安所出文物近似。见角楼、马面、护壕，现存遗迹是唐、回鹘高昌至元代的遗存，唯破坏严重。
  位于古城西北郊的“西大寺”，是高昌回鹘王室寺院，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北为正殿，南为庭院、配殿。配殿中塑像壁画贴金妆彩，富丽堂皇，多绘回鹘装供养人并见回鹘文题记，是研究当年回鹘宗教信仰、绘画艺术、世俗生活情况的珍贵资料。
  北庭故城与吐鲁番盆地高昌、交河城，自汉至唐、高昌回鹘，政治、经济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支线，“它地道”，承担着彼此交通往来的使命。自北庭故城南行，沿着现代翻越天山的线路踏勘（翻越天山达坂，受自然条件局限很大，古今道路，往往不变），沿线可见古城遗址二三处。如“贼疙瘩梁”古城，卡子湾古城、水西沟古城等，进入天山石窑子达坂，还见古代石堆。这些遗迹，显示了北庭、高昌之间交通往来的路线。
  自北庭故城西走，在双河乡、八家地、北庄子、阜康县六运、米泉县下沙河，都见到古代城堡。这些城堡，从采集的文物看，人类居住活动的时间延续较长，六运古城中曾出土一批察合台汗国时期金币。从自然地理环境看，自北庭而西，由天山下泄的每道河水下游冲积扇地带，几乎都坐落着一座城镇，其间还有大型遗址（如八家地古城西南2公里，有5000平方米的唐代遗址一区）及戍堡烽墩（如北庄子古城与六运古城间，有“土墩子”烽火台）等，清楚表明了古道行进的方向。
  据《新唐书·地理志四》，自北庭都护府西走，经过沙钵、耶勒、冯洛、俱六守捉后，最重要的站点是“轮台县”，再下一站到“张堡城守捉”。《新唐书·西域传》又说“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则轮台县在“北道”上的地位，是特别重要的。近年学界研究中，比较一致的结论，唐轮台故址，就在今天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自北庭都护府所在的吉木萨尔西去伊犁，为什么要在这里形成一个迂曲，不直由米泉、昌吉西走，而绕至乌鲁木齐，是一个疑问。其所以如此迂曲，原因在于丝路中道（天山南麓）与“北道”间，虽有多处山谷（如松树塘、金岭、凌山等）可以沟通，但任何一处谷道，都没有自交河入白杨沟的峡谷那么平整、地势低、少雪，一路有水草，可通车马，行走十分方便；而且，7世纪中叶，唐王朝政府已在这一峡谷内设白水镇，置烽戍，开拓了“白水涧道”，可以至达乌鲁木齐地区。唐王朝有效统治了准噶尔盆地后，公元702年，设置了北庭都护府。自北庭至伊犁河流域的弓月城、伊塞克湖畔的碎叶，成为唐王朝进入中亚大地的坦途。传统上，由丝路中道入碎叶，必须翻越凌山或别迭里达坂，相当困难，而由中道上的高昌、交河西入白水涧道，进入伊犁河流域，是更加便捷的。这样，在白水涧道西口与北道连接处，置城征税、屯田养兵，就成为了一个顺应政治、经济、交通形势的紧迫需要。于是，“轮台县”就应势而生，而且立即成为了丝路“北道”的交通、贸易中心。商税收入，可以供应北庭都护府之需。《新唐书·地理志》称丝路北道过“俱六守捉城”后，“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即入轮台。这一距离，与乌拉泊古城至昌吉的距离也约略相当。
  昌吉市区见古城一座，城内出土的大量察合台汗国时期窖藏银币，曾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新疆考古所配合基建，曾在城区范围内进行发掘清理，发掘中明确见早晚两期文化层，晚期到元，早期文化层中见三耳灰陶罐、开元钱，其时代最早可能到唐，当为张堡守捉故址所在。
  自昌吉西北行，在呼图壁、玛纳斯，均见古城废址，但考古工作做得不多。
  自精河西行，有两条路线可入伊犁地区：其一，自精河斜向东南，入天山，进入巩乃斯河谷。在巩乃斯河畔见巩乃斯古城，论者或以为即唐代弓月城故址；其二，自精河过赛里木湖，入果子沟，进入伊犁谷地，伊宁县境见吐鲁番圩子古城，也有学者认为唐代弓月城应该在此。
  “丝路”北道，弓月城是一处重要城镇，也是西突厥汗国的一处重要政治中心。作为“丝路”上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有反映。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曾记录了一件民事财产纠纷，身在长安的汉商李绍谨，为临时之需，自弓月城胡商曹炎延处一次借得丝绢237匹。历史插曲中这一细节，颇以显示弓月城在当年“丝路”贸易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北道到弓月，自弓月城抵达北道重镇碎叶，西去欧洲均为坦途。
  这几条据历史文献及遗迹，连缀起来的交通路线，只是几条主干道。在这几条运输动脉之间，诚如《隋书·裴矩传》所称：“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当年的实际交通线，可以说是如同纵横交错的网络，大大小小的绿洲聚落，通过这网络基本都与丝绸之路程度不等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里我们拿设置在吐鲁番绿洲的西州作例。西州，除作为中道上的枢纽，通过“银山道”而交通东西外，以其为中心，还有翻越天山抵达北庭等广大地区的“它地道”、“乌骨道”、“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等，可以说每条能够穿越的山谷均得到开发利用；此外还有斜向西北，进抵乌鲁木齐地区的“白水涧道”；入阿拉沟，经乌拉斯台可进入焉耆盆地；斜向西北，可以进入巩乃斯河谷的山道等，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自西州到焉耆或伊犁河谷的山路，即穿越阿拉沟的径道，历史文献上明代以前不见记录，但考古发掘中却完全可以肯定它的存在。正当阿拉沟口，耸立着一座卵石夹土砌就的唐代古堡。古堡略近方形，卵石围垣仍然完好。西北角高耸的瞭墩，至今仍高15米上下。古堡傍河而立，耸峙于峭壁之上，登堡一望，远近景物尽收眼底。堡墙内有室屋数间。1977年，笔者曾在其中稍事清理，在一间残垣的壁缝中，得唐代纸片数块，其中一件明显为唐代契约，另一件见鸜鹆镇及一些捉铺、烽及戍边卫士的姓名。过此堡入沟，约12公里，见又一座古堡废墟。31公里，再见古堡一座，彼此相连相续，说明利用阿拉沟峡谷交通远近，至少在唐代，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
  “白水涧道，”虽见于《西州图经》，但具体路线并不明确。根据地理形势，自吐鲁番进入白杨沟、达坂城至乌鲁木齐是“白水涧道”之所经。沿途，也确实见到相当数量古代遗存。在白杨沟峡谷西口，仍然可见古代城堡一区，可能是唐代西州下属的白水镇镇城。更前行至盐湖北岸，见古烽一处，碳14测年，结论属于唐代。在盐湖南岸山谷中，发现过唐—元时代古墓。临近乌鲁木齐，傍乌鲁木齐河谷，唐轮台县故址是沟通丝路“中道”“北道”的最重要支线。
  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四面辐射的古代交通路线，表现了唐代“丝路”的实际，与之相类的情况，在其他较大的西域文明中心当是同样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