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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隋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丝路”交通发展到一个全新的空前繁荣的历史阶段。不论从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天山北麓走，都并无阻障。《隋书·裴矩传》谈及隋代通过西域远及欧洲的交通线路，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渴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段文字，说的是隋，实际也表现着唐代丝绸之路繁荣的景况，路有多条，条条可通，但结合交通地理条件，通过伊吾进入天山南麓的路线，经过伊吾、北庭进入伊犁河谷的路线，则明显居于一种主体的地位，是唐代最主要的交通干线。
  关于唐代丝路交通，《唐书·地理志》有相当记录。吐鲁番地区曾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对当年丝路沿线的路政建设多有表现，有助于我们对“丝路”情况的深入认识。
  为保证“丝路”交通，加强对丝路的管理，唐朝政府丝路沿线设置驿馆，配置驿马、驿丁，保证往来官员交通、食宿之需。吐鲁番阿斯塔那曾出土安全“”在“”一件纸棺，糊制纸棺的材料是唐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753～755年）轮台、柳中两县下属郡坊、驿馆的马料账，来往官员住宿、用马耗料均逐日登记、逐日结算，因为是官方账册，其上钤有唐轮台、柳中两县的官印。所见驿馆名称有交河、天山、酸枣、礌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碛、石舍、柳中、罗护、赤亭等，当年唐代封疆大吏北庭副都护封常清及边塞诗人岑参来去住宿，用马、消耗马料的细账，也都历历在目。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证交通安全，“丝路”沿线，唐朝政府设置军镇。从戍、烽、铺到守捉、军、镇，组织严密。仅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自甘州到西州途中有悬泉、苦水、常乐、盐池守捉；自西州至庭州，有亦亭烽、酸枣戍、岸头府游弈所；自西州至安西都护府途中有铁门关镇戍守捉。出土文书中所见烽铺，在伊州境内，有阿查勒烽、泥熟烽、故亭烽、青山烽、柽槌烽、高颈烽、速度烽、花泉烽、伊地具烽、柳望烽、明大烽、波色多烽、乙耳烽、乌谷铺、乌骨禄铺；西州境内有赤亭烽、小岭烽、维摩烽、神山烽、柳中上烽、武城上烽、交河上烽；在庭州境内者有耶勒烽、干坑烽、柽林烽等。这当然不是完整的统计，而是仅见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的部分烽铺。在吐鲁番盆地西缘，进入天山的阿拉沟口，笔者曾清理一处唐代戍堡，出土残文书中也见到鸜鹆镇、白水、黑鼻、鸜鹆、臰水、名岸、礓石、阿施等烽铺及不少戍卒的名录①。通过阿拉沟进入焉耆或伊犁，虽有孔道可以翻越，但山高路险，行旅穿行困难。即就是这样的所在，同样有烽、铺，派兵把守，维护交通安全，颇见当年组织的严密。
  为纠察奸宄、保证交通安全，唐朝政府对“丝路”上来去行人颁给“过所”。行人通过关、戍、守捉，必须勘验过所，这是汉代以来就已实行并取得效果的一项制度，在罗布淖尔、尼雅的汉、晋遗址中，就见过所木简。而到唐代，制度更进一步完备，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唐益谦、蒋化明过所等，对了解唐代过所制度及有关交通路线，都是难得资料。石染典是安西商人，到瓜州市易，返程，由瓜州据原安西过所改给过所，途中经过的悬泉、常乐、苦水、盐地守捉，守捉官或守捉押官都勘验，签名放行。石染典到西州后，又要去伊州市易，西州都督府又改给过所，到伊州后，有伊州刺史的签押。唐益谦是安西官吏，要前往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任所，随同有唐循忠妾薛氏及奴、婢、马、驴等，申请文书要说明每人身份、年龄，奴婢、马匹的来路及证件，说明准备通过的路线涉及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等官隘。由于路程遥远，问题涉及较多，请过所者身份也不是平常百姓，所以最后要经过当年西州都督王斛斯亲自批准签发。蒋化明过所丢失，在由西州返回北庭的途程中，即被酸枣戍检查拘留①。保留至今的这些过所文书，既表现了唐朝政府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也表现了在丝绸之路上只要过所在身，即使迢迢千万里，也可以通行无阻。
  为便于交通运输，唐代在西州这类“丝路”要冲上设置有“长行坊”，这是一种专司运输的官办运输机构。运输工具有牛车、长运马、长运驴等，管理这类运输事务的官员称“长行转运史”。不仅在出土文书中见到“转运史”、“车坊”、“北馆坊”、“赤亭坊”，采办“车材”、“具”，贮备备用，也见到有关“长行驴”死后处理肉、皮的文书，而且木制、陶制牛车、马、驴、驼等更是屡见的文物。为保证“丝路”交通所需给养，自汉代以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就是实行屯田。唐代屯田更取得巨大成功。伊州、高昌、安西等处，都是当年重要的屯田基地。反映屯田状况的出土文书数量颇多，有关论述不少，这里不赘述。很明显，没有屯田作为后盾，要维持丝路行政管理机构，沿线驻军、驿馆开支等等，都是很困难的。
  应该说，正是得力于唐代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保证了唐代“丝路”交通的顺畅，“丝路”贸易的繁荣。
  论及陆上“丝路”交通，一般均止于唐代。实际唐代以后的陆上交通线，虽然因海上交通线的发展而相对降低了它在沟通亚、欧交通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它在唐代以后仍然是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即使如五代时的分裂割据，宋王朝实际并不能号令西北，使得“丝路”交通不能如唐朝一样畅达，但宋王朝与于阗回鹘政权，关系就相当密切；高昌回鹘与辽也有相当频繁的往来。元朝，通过陆路与欧洲的交通，又形成过一次高潮。明代，中国的大黄、茶叶，在欧洲、西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运输大黄、茶叶的路线就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完全退出亚欧交通联系的舞台，只是它们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带有新的时代特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