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条交通路线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内在的根据。具体路线的发展、变迁，既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更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如沟通亚欧，影响及于沿线许多国家、民族的丝绸之路，社会因素的影响更是十分巨大。不少历史事实表明，政治的要求，会引发十分强大的组织力量，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会受到改造，以保障通路的运行；同样，社会的力量也能使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交通线路被阻断、被封闭，形成人为的、却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疆南部地区，南有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耸峙，地势高达5000米以上，只有高山雪水下泄的几条河道形成的绿洲，才有人类活动。与昆仑山相对，天山绵延起伏，除山前断续分布的绿洲外，还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塔里木河。天山、昆仑山之间，是世界屋脊帕米尔。这形成了相当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只是在东部天山与阿尔金山之间，留有一道宽数十公里的天然豁口，东接河西走廊。这一自然地理背景，在人类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大的变化，受这一自然地理形势的制约、影响，丝绸之路沙漠道，顺理成章，比较便捷的路线只能是出河西走廊，循路抵达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或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选择可以取得给养的路线前进，最后，通过天山、帕米尔可以翻越的一些大坂，抵达中亚、南亚地区。
  论及公元10世纪前“丝路”新疆地段沙漠道的具体路线，如果说，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南”、“北”道线路，即使有变化，还不是太大时，那么，在出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前，还有一段相当遥远而十分困难的路程，其变化可谓相当的激烈。粗略分析这些变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社会因素在其中的重大影响。
  具体分析其变化发展，可以大概划分为四个时期，各具特点：
  （1）汉王朝以前；
  （2）两汉王朝时期；
  （3）魏晋南北朝时期；
  （4）隋唐时期。
  下面，我们以新疆地区为舞台展开的历史画卷作背景，具体分析有关时期丝路路线的变化并试为总结其不同特点。
  （一）汉王朝以前
  汉王朝以前，中原地区通过新疆与西方交通及经济、文化联系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前面介绍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自陕西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已经实际存在。只不过主要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在官府文档中少见反映。而因为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及后来的秦王朝，在西向交往、联系中居于一个关键的地位，且规模日有进展，因此，“秦人”随这种联系的存在、发展，而广播影响于南亚、中亚、新疆地区。印地文中称中国为“秦”，在阿富汗，至今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当年的大宛称中国人为“秦人”；新疆拜城县保存至今的东汉时期摩崖刻石中还按传统称“秦人孟伯山”。“秦人”的概念，毫无疑问，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是周秦时期秦王国到后来的秦王朝，曾经有相当数量中原地区人民在新疆及中、南亚地区广泛进行活动，并留下深重影响的产物。
  至于当年中国腹地交通西域的具体路线，由于主要是自发的、民间的联系，正史中自然没有留下更多记录，但倒也不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实例之一，见之于《史记·赵世家》中收录的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信中谈及一旦“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己。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己”。羊肠，系太行山中径道。句注、常山，在今山西省北部代县、恒山一带，秦据陕西，如东进，一旦控制住句注、常山这些晋北险要处所，燕、赵即无险可守，他们需要的西北地区良马、猎犬、昆仑玉，就将无法到手。这透露着一个历史的信息：战国时期，居于今山西东北部、河北西部地区的赵国，取得昆仑玉、良马，是经过山西北部的上党、句注、常山。这大概是为避开秦国控制、影响的陕西、甘肃地区，至于地处中国西北的秦，它本身与新疆及新疆以西地区的联系，不言而喻，会便捷得多。其实际交通路线，在没有敌对政治势力阻抑的情况下，不论是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还是天山北麓的通道，大概也都是随处可行，即使偏僻如阿拉沟这样的天山峡谷，也都网织在丝路交通线上。
  （二）两汉王朝时期
  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需要，两汉王朝对开拓丝绸之路十分重视，张骞、班超通西域，李广利征大宛，轮台、伊循等地开屯田，在新疆各地设官置守，使汉朝政令“颁行”于西域，并在丝路沿线设置烽燧、驿馆，以维护丝路交通的正常运行。经过两汉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长安通向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成为得到政府经营、沿途给养可以保证的国际交通命脉。
  汉王朝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始终贯穿着与匈奴王国的斗争。
  匈奴王国对“丝路”交通，从种种情况分析，实际怀有与汉王朝同样巨大的热情。早就存在的丝绸之路草原道，与匈奴民族及其祖先的开发、建设，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通达西域的丝绸之路上，“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①。表明西汉以前匈奴在西域大地的影响，远过于汉朝。基于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利害，匈奴王国当然是决不希望西汉王朝与西部广大世界接触、联系的。在西汉王朝前期历史上，为开通、建设“丝路”沙漠道，西汉王朝与匈奴王朝进行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斗争。其实质，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说就是西汉王朝开通、建设“丝路”与匈奴王国阻断西汉王朝开通“丝路”的斗争。这一斗争，最后以匈奴王国的失败而告终，汉帝国建设、加强“丝路”交通的努力得到了胜利。
  西汉早期，由于匈奴王国控制着新疆北部草原、哈密绿洲及吐鲁番盆地，在焉耆地区设置着统领西域的“僮仆都尉”。在这一形势下，西汉王朝通向西部世界的道路，主要就只能是出敦煌，自阿尔金山北麓、昆仑山北麓西行，走一条匈奴控制相对较弱的路线，也就是张骞自大月氏东返的路线，西汉时称此为“南出敦煌后，沿疏勒河谷，经过白龙堆、盐泽、楼兰到焉耆盆地，沿天山南麓而西出大宛的路线，也是一条可以伺机而走的道路，西汉时称为“北道”。但沿途匈奴的干扰不小，为了使这条道路可以更顺利地通行，西汉王朝在军事上作过相当艰苦的努力。“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①，汉王朝遂自敦煌而西，筑长城、亭燧，稍后并在渠”把握这一形势，犁、轮台置屯田，核心就是巩固对匈奴取得的军事胜利，加强建设通向中亚大地的“北道”路线。目前仍然屹立于地面的玉门关以西，沿疏勒河谷铺展的汉代长城遗迹，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土垠遗址，现在仍可以见到的沿孔雀河谷、库鲁克塔格山南麓铺展的汉代烽燧，都可以算是西汉王朝努力开拓，东汉王朝进一步建设“北道”干线保留至今的历史纪念碑。
  对于西汉王朝极力开拓“丝路”南、北道，匈奴全力进行了抗争。公元前62年，西羌首领狼何勾结匈奴，谋击鄯善、敦煌，其战略目的就在于“绝汉道”。一语道破了问题实质。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废罢，西汉王朝在轮台地区乌垒城设置了“西域都护”，西汉王朝通达中亚的南、北道，才算是有了基本保障。至此，西汉王朝对丝绸之路的建设可以算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说，出敦煌后，“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班固总结的南、北道，尤其是北道东半段的路线，只能说是西汉王朝曾力图建设、实现的理想，却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
  通过伊吾（哈密绿洲）、车师（吐鲁番盆地）进入焉耆，沿天山南麓西行，比较通过罗布淖尔地区的路线，自然地理条件要优良得多。穿行罗布淖尔地区，途中有盐滩、沙漠、风蚀土丘林，交通困难、补给不易。因此，西汉王朝为开拓通过伊吾、车师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曾进行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公元前108年，西汉王朝为控制住交通西域的咽喉，曾在对楼兰用兵的同时，派将军赵破奴率数万人之众，进攻车师。而为了把匈奴势力逐出吐鲁番盆地，自公元前99年开始，西汉王朝与匈奴，为取得对车师王国的控制权，曾先后有过五次大的角逐，前后历时40年，就揭示了这一事业的艰难。
  通过伊吾、车师进入焉耆，复延天山南麓西行中亚的路线，汉王朝得以比较稳固的控制，实际只是在取得对匈奴王国的决定性胜利，匈奴基本丧失对新疆的影响以后，才得以实现的。东汉时期，窦固征匈奴，组织伊吾屯田；班勇在公元123年以“西域长史”身份屯驻柳中，都表明东汉王朝还在进行着艰苦努力，力图巩固对伊吾、车师的控制，保证西域稳定，保证“丝路”交通安全。
  因为这一政治形势，两汉时期“丝路”路线在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前，主要是穿行库鲁克塔格山南，阿尔金山北的沙漠、戈壁、盐碱荒漠、风蚀土丘林地带，交通十分艰难。为改善这一交通条件，东汉王朝既在楼兰、伊循组织屯田，同时也不断努力开辟新道。《汉书·西域传》中说：“元始中，车师后王国（应为“前王国”之误——引者）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阸”，西汉时开通这一新道的努力，因为车师前王国的消极，并未奏功。东汉时，开拓经车师到焉耆的通道，除从伊吾入车师一途外，还有一条就是上述经“五船北”人车师前王国的径道，班勇屯田柳中，实际上就意味着开拓“五船北”新道的努力，因为“五船北”新道，关键隘口就是柳中。由此可见，两汉王朝时期，始终没有放弃另觅新道的持续努力。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与两汉时期比较，魏晋南北朝阶段，“丝路”沙漠道的最大变化，是避开异常艰难的白龙堆，另觅新途的努力得到了成功。这新的通途，一是经伊吾绿洲到吐鲁番的路线更为顺畅，再是经“五船北”的新道已成为现实。古代文献、出土古文书资料都说明了这个结论。
  《魏略·西戎传》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①这里所说的“新道”，要“出五船”，没有疑问，就是两汉时期曾经力图开拓的“五船北新道”。
  关于这条“新道”的具体路线，历来是史学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根据有关古籍记录，参证以近年出土的古文书资料，结合自然地理形势，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新道，实际就是从高昌城东出柳中，沿库姆塔格沙漠西、南缘，翻库鲁克塔格山，进抵疏勒河流域，而抵达古玉门关的路线。这样的行程，避开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白龙堆沙漠，而且路程大大缩短，故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古代“丝路”上重要的一条支线。
  为探寻这条径道的具体路线，笔者在吐鲁番考古时曾向鄯善县敢于出没沙海中的猎手调查。并在《吐鲁番古代文明》一书中说明过有关结论。其路线是：“从鄯善县鲁克沁绿洲斜向东南，行经底坎尔、土古满它、比尔阿塔尔布拉克、肖尔布拉克、玉尔兗布拉克、央格布拉克、乌宗布拉克、巴勒兗布拉克、红柳泉，抵库姆塔格沙漠南缘；也可以从底坎尔向南，经和加玉尔兗，穿库鲁克塔格山道，阿里提未什布拉克，经七个泉、布尔兗布拉克，到红柳泉，与前路合。复经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麓，缘山东行，经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科什库都克、臭水泉、具什托克布拉克等，抵达疏勒河流域，与出玉门关后通楼兰的大道结合在一起，把白龙堆沙漠，无法通行的盐碱滩抛在了身后。”①简单说，这条通道，是从鲁克沁斜向东南，经底坎尔，逐渐进入库姆塔格沙漠，遵循着一些泉水溢出地点，过库鲁克塔格山，到红柳泉，循库鲁克塔格山南麓东行即可抵达敦煌。这条道路，据说1949年前还有人通行。中间最困难的地段，就是要通过渺无人烟的鄯善县沙海。《太平寰宇记》在记述“西州·柳中县”时，揭明“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②，这一地理形势，至今依然。十六国时说“守海”，唐《西州图经》称“大海道”，就是因为这一“大沙海”而得名的。
  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文书中，见北凉建平时“守海”文书两件。文书出土于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哈拉和卓第91号墓。
  其一，《建□□年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
  □□一人自乘所□自乘□□，
  聩杜福、帛午、任□三人乘所配马。田□
  三骑，通身合七骑，次往守海十日，以休领。
  兵曹□赵苕、史蒪舆□
  罗人□□右，请下县〓□
  东部督邮、横截主者□
  海守十日，□高昌三骑，田□
  七骑，起□□十五日克遣尽
  乃下符□□休诣田地县□
  案奉行。
  校□□薄 詇
  建□□年九 月十二日白
  □ 悦
  典军主薄 莹
  五官 洿
  典军 遗
  其二，《兵曹条次往守海人名文书》：
  兵曹掾赵苕、史翟富白：谨条次往守海人名
  在右，明廿五日催遣。勅抵诣田地县下召受辞。
  事诺 〓勅奉行。
  校□□□ 詇①
  这两纸文书，经过研究，可以结论，是北凉王朝时期的官府文档，表现了北凉王朝对大海道的戍守十分认真。征发百姓，十日一役，或骑、或单人，前往田地县（今鲁克沁）承担“守海”任务，不准稍有懈怠。这说明，通过“大海道”交通往来敦煌，是北凉政权重点建设的路政之一。
  与“大海道”至少处于同等地位或较“大海道”更为重要，是由伊吾经白艻来去高昌的通道。这是一条传统古道，汉代即受重视，但受政治形势影响，时通时阻，并不顺畅。在出土有限的北凉文书中，有六件文书与发人戍守白艻有关。
  （1）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兵曹
  （前略）□称：李蒙子近白艻还，求具□
  （2）催遣部伍残文书（前缺）
  □今催所部
  □□ 县 □
  □进〓白 艻
  （3）兵曹条往守白艻人名文书（前略）
  □输租，各谪白艻□十日。高宁
  □横截二人，合卅人，次□艻守十日
  □次往领摄。
  兵曹掾张预白：谨条往白艻守人名在右，事诺班示，催遣奉行。
  （4）兵曹条往守白艻人名文书
  兵曹掾张预、史杜华白：谨条次往白艻守人
  名在右。事诺班示，催遣奉行。
  校曹主簿 彭
  （5）坐阅马逋谪守白艻文书
  （前缺）
  右五人坐阅马逋·有谪白艻□
  （6）冯渊上主将启为马死不能更买事
  （前略）
  买，坐□阅马逋 □
  当往白艻守。遭遇①
  （后略）
  这些文书，有兵曹下文，催遣部队守白艻，有的是谪戍白艻，也有是征发人员去白艻应役。白艻，是高昌东部重镇，控扼伊吾与高昌之间的交通，受到北凉王朝十分的重视。这时，路线畅通是无疑的。
  北凉王朝对“大海道”、伊吾道建设、经营的重视，既表明从高昌通过大沙海前往敦煌、或经过伊吾到敦煌交通路线的畅达；也自然说明出敦煌后过白龙堆，楼兰交通路线地位的降低，一定程度地被取代。楼兰出土古文书表明，楼兰古城在魏晋、前凉时期还是一处屯田基地，西域长史驻节之所，但遗址内绝不见公元330年以后的纪年文字资料。人们一般都同意，此后楼兰即逐步趋于废毁，并沦入荒漠。这当然意味这一交通路线的阻断。与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根据上引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古文书，可以肯定：在此稍后，与楼兰径道具有同等地位，但条件稍好，路线大大缩短的“大海道”，已是一条受到官方经营、管理的交通路线。这不应是巧合，而应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大量的历史文献反复表明，开拓“五船北新道”亦即“大海道”，一直是改进“丝路”沙漠道这一路段交通情况的希望，开通这一路线，可以回避白龙堆之险，大大缩短运输日程。北凉时期这一路线的畅通（其时间当然会比文书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早），并为人们所接受，意味着楼兰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楼兰历史地位趋于没落。
  （四）隋唐王朝时期
  进入隋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丝路”交通发展到一个全新的空前繁荣的历史阶段。不论从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天山北麓走，都并无阻障。《隋书·裴矩传》谈及隋代通过西域远及欧洲的交通线路，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渴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段文字，说的是隋，实际也表现着唐代丝绸之路繁荣的景况，路有多条，条条可通，但结合交通地理条件，通过伊吾进入天山南麓的路线，经过伊吾、北庭进入伊犁河谷的路线，则明显居于一种主体的地位，是唐代最主要的交通干线。
  关于唐代丝路交通，《唐书·地理志》有相当记录。吐鲁番地区曾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对当年丝路沿线的路政建设多有表现，有助于我们对“丝路”情况的深入认识。
  为保证“丝路”交通，加强对丝路的管理，唐朝政府丝路沿线设置驿馆，配置驿马、驿丁，保证往来官员交通、食宿之需。吐鲁番阿斯塔那曾出土安全“”在“”一件纸棺，糊制纸棺的材料是唐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753～755年）轮台、柳中两县下属郡坊、驿馆的马料账，来往官员住宿、用马耗料均逐日登记、逐日结算，因为是官方账册，其上钤有唐轮台、柳中两县的官印。所见驿馆名称有交河、天山、酸枣、礌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碛、石舍、柳中、罗护、赤亭等，当年唐代封疆大吏北庭副都护封常清及边塞诗人岑参来去住宿，用马、消耗马料的细账，也都历历在目。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证交通安全，“丝路”沿线，唐朝政府设置军镇。从戍、烽、铺到守捉、军、镇，组织严密。仅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自甘州到西州途中有悬泉、苦水、常乐、盐池守捉；自西州至庭州，有亦亭烽、酸枣戍、岸头府游弈所；自西州至安西都护府途中有铁门关镇戍守捉。出土文书中所见烽铺，在伊州境内，有阿查勒烽、泥熟烽、故亭烽、青山烽、柽槌烽、高颈烽、速度烽、花泉烽、伊地具烽、柳望烽、明大烽、波色多烽、乙耳烽、乌谷铺、乌骨禄铺；西州境内有赤亭烽、小岭烽、维摩烽、神山烽、柳中上烽、武城上烽、交河上烽；在庭州境内者有耶勒烽、干坑烽、柽林烽等。这当然不是完整的统计，而是仅见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的部分烽铺。在吐鲁番盆地西缘，进入天山的阿拉沟口，笔者曾清理一处唐代戍堡，出土残文书中也见到鸜鹆镇、白水、黑鼻、鸜鹆、臰水、名岸、礓石、阿施等烽铺及不少戍卒的名录①。通过阿拉沟进入焉耆或伊犁，虽有孔道可以翻越，但山高路险，行旅穿行困难。即就是这样的所在，同样有烽、铺，派兵把守，维护交通安全，颇见当年组织的严密。
  为纠察奸宄、保证交通安全，唐朝政府对“丝路”上来去行人颁给“过所”。行人通过关、戍、守捉，必须勘验过所，这是汉代以来就已实行并取得效果的一项制度，在罗布淖尔、尼雅的汉、晋遗址中，就见过所木简。而到唐代，制度更进一步完备，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唐益谦、蒋化明过所等，对了解唐代过所制度及有关交通路线，都是难得资料。石染典是安西商人，到瓜州市易，返程，由瓜州据原安西过所改给过所，途中经过的悬泉、常乐、苦水、盐地守捉，守捉官或守捉押官都勘验，签名放行。石染典到西州后，又要去伊州市易，西州都督府又改给过所，到伊州后，有伊州刺史的签押。唐益谦是安西官吏，要前往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任所，随同有唐循忠妾薛氏及奴、婢、马、驴等，申请文书要说明每人身份、年龄，奴婢、马匹的来路及证件，说明准备通过的路线涉及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等官隘。由于路程遥远，问题涉及较多，请过所者身份也不是平常百姓，所以最后要经过当年西州都督王斛斯亲自批准签发。蒋化明过所丢失，在由西州返回北庭的途程中，即被酸枣戍检查拘留①。保留至今的这些过所文书，既表现了唐朝政府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也表现了在丝绸之路上只要过所在身，即使迢迢千万里，也可以通行无阻。
  为便于交通运输，唐代在西州这类“丝路”要冲上设置有“长行坊”，这是一种专司运输的官办运输机构。运输工具有牛车、长运马、长运驴等，管理这类运输事务的官员称“长行转运史”。不仅在出土文书中见到“转运史”、“车坊”、“北馆坊”、“赤亭坊”，采办“车材”、“具”，贮备备用，也见到有关“长行驴”死后处理肉、皮的文书，而且木制、陶制牛车、马、驴、驼等更是屡见的文物。为保证“丝路”交通所需给养，自汉代以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就是实行屯田。唐代屯田更取得巨大成功。伊州、高昌、安西等处，都是当年重要的屯田基地。反映屯田状况的出土文书数量颇多，有关论述不少，这里不赘述。很明显，没有屯田作为后盾，要维持丝路行政管理机构，沿线驻军、驿馆开支等等，都是很困难的。
  应该说，正是得力于唐代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保证了唐代“丝路”交通的顺畅，“丝路”贸易的繁荣。
  论及陆上“丝路”交通，一般均止于唐代。实际唐代以后的陆上交通线，虽然因海上交通线的发展而相对降低了它在沟通亚、欧交通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它在唐代以后仍然是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即使如五代时的分裂割据，宋王朝实际并不能号令西北，使得“丝路”交通不能如唐朝一样畅达，但宋王朝与于阗回鹘政权，关系就相当密切；高昌回鹘与辽也有相当频繁的往来。元朝，通过陆路与欧洲的交通，又形成过一次高潮。明代，中国的大黄、茶叶，在欧洲、西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运输大黄、茶叶的路线就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完全退出亚欧交通联系的舞台，只是它们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带有新的时代特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