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而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北国始通于汉”，所以他评价张骞的西域出使为“张骞凿空”。研究丝绸之路开拓过程的学者，不少人往往根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将“丝路”的开拓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出使西域联系或等同起来。
  张骞通西域，对汉王朝与西部广大世界的联系有伟大贡献，为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立下过不朽功勋。但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考古资料分析，黄河流域与新疆大地的联系，新疆大地与中亚西部地区的往来，时代要远比西汉为早。
  根据考古资料，可以肯定，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很久，新疆大地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已经存在。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即相当于中国殷商王朝的后期，新疆与黄河流域一带的经济联系，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
  在新疆哈密五堡，笔者曾发现并主持发掘过一处青铜时代土著居民墓地。1978年、1986年先后两次共发掘古代墓葬112座。由于环境干燥，文物保存良好。出土文物主要为彩陶、木器、石杵、皮革制品、毛织衣物及小件铜器（主要为铜刀及饰物）等，是新疆东部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一处遗存。发掘中，曾取墓地多件棺木进行碳14测年，绝对年代均集中在距今3200年上下，与新疆东部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年代可以统一，结论可信。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堡墓地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海贝，主要是货贝、环纹货贝，用为死者带饰、衣饰。这些海贝明显是产自东方的东海、黄海、渤海、南海；或者来自西南方向的印度洋、波斯湾，在这些海域中，见到这类海贝，并不困难。它们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即出现在新疆东部的哈密绿洲，显示了当年新疆与周围地区实际联系的存在。
  与这一文化现象类同，表现了当年华北平原与新疆联系状况的是出土于殷墟、商王朝后期的一批玉器。在1976年发掘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中，共见玉器756件（少量残片未计）。曾取其中约300件玉器标本进行材质分析，结论“大部分均系软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自玉较少，青白玉、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大体上都是新疆玉”①。特别是其中三件小型玉雕，经鉴定都是新疆和田羊脂玉，尤其是其中的两件白玉羊、鸟，更具有典型的和田羊脂玉特征。这批玉器，当然有力地显示了新疆、尤其是新疆和田地区玉石已经远销殷商王国的史实。必须强调说明，殷商王室对玉器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后，只在安阳殷墟一地，出土玉器即达1200件以上。
  虽然，不论是哈密五堡古墓地中的海贝，还是殷墟出土的玉器，都不足以显示当年实际社会生活的全貌，也不足以显示彼此之间实际交往的规模，但它们的意义、价值，在于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揭明了一种历史的存在，说明在距今3200年前，新疆与其四周地区、尤其是与黄河流域的联系，已经是一种肯定的历史事实。而这种关系，以及与这种经济联系互为表里的交通路线，与后人定名为一条国际商道的丝绸之路是并没有本质差别的。
  新疆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通联系，进入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管子》一书中关于当年中原大地对新疆玉石广泛而强烈的需求记录，可以说是对这一段史实的本质表现。新疆大地新出土的属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丝绸织物，从另一角度显示了这一存在。实事求是地说，黄河流域与新疆大地的经济交流，玉石、丝绸，曾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元代诗人马祖常描述：“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形象而美好地揭示了此中的关联。
  1976～1978年，笔者曾主持了配合南疆铁路工程而进行的天山峡谷鱼儿沟、阿拉沟古代墓地的发掘。这是一区地域相连、分布相当密集的古代墓地。根据对墓地出土文物的分析，参证碳14测年结论，可以肯定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晚到汉代的考古遗存。墓葬主人主要经营畜牧业。随葬物中，见到多量彩陶器、木器，相当丰富的毛织物、铜器，战国时期普遍见铁器。文化遗物富有地区特色。
  阿拉沟第28号墓，略近圆形的竖穴墓室以卵石砌就，其中丛葬多人。在出土的彩陶、钻木取火器等多量文物中，见到一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约20厘米的素色绢地上，用绿色丝线锁绣出凤鸟图像。因为绣绢出土时已很残破，完整图案形象不明，但残余部分仍可见到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这件珍贵文物，目前陈列在新疆博物馆。取墓中木质葬具进行碳14测年，结论为距今2620±165年。这件凤鸟纹刺绣，不论是丝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纹图案，一目了然，是出于中原地区的产品。
  在同一墓地，但时代较晚的第30号墓葬中，还发现了菱纹罗的清晰印痕。第30号墓葬，竖穴木椁，女性单人葬。根据出土的大量金器及铜器、漆器、陶器风格，可以肯定是战国晚期塞人贵族的墓穴。在墓室西端储放随殉文物的龛室中，见到一件方形黏土泥饼。造作泥饼的黏土十分细腻，原来包覆于菱纹罗中。两千多年的风雨，包覆的菱纹罗已朽蚀不存，但遗留在泥饼上的罗纹印痕却仍然十分清晰。罗纹组织细密，织造工艺精湛。与这一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织物并存，墓中出土了八块虎形圆金牌、四条对虎纹金箔带、狮形金箔、对兽铜方座等，都具有鲜明的塞人文化特点。其中的虎形金牌与苏联哈萨克斯坦曾经出土的同类文化遗物风格基本一致，强烈显示了彼此之间密切的关联。
  在这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地中，除见到来自中原的丝织物外，还在多座墓葬中见到漆器。上面提到的第30号墓，发现过相当数量叠置一起的漆盘。虽木胎已朽，但漆皮显示的黑地红彩，弦纹与云气纹却清楚可见。
  在绝对年代与第30号墓相当、考古文化性质一致的阿拉沟第18号墓葬中，也见到一件漆盘，木胎已朽，漆皮完好。量度盘径为16厘米，黑地朱红色彩，盘边绘弦纹四道，盘底绘饰流云。
  从遗物分析，时代较第18、30号墓稍早的第23号墓中，出土残漆耳杯一件。木胎，胎质较厚。黑色地，绘朱红色彩，显云气纹图案。
  在阿拉沟、鱼儿沟墓地中，除丝织物外，还有这么多件漆器标本出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有力表明：在汉代以前自中原地区西来的商品中，漆器是与丝织物并驾齐驱、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产品，不可轻视。
  正确认识阿拉沟、鱼儿沟出土丝、漆产品的社会意义，评估它们在“丝路”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必须充分注意阿拉沟、鱼儿沟的地理位置特点。它们是彼此紧密毗连的两条山沟，坐落在乌鲁木齐、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之间的天山深处。沟谷地势险峻，水流湍急，交通并不方便。与见诸文献记录的一些交通干线，可以说是毫无关涉，当然也不能与其他一些较大绿洲构成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相提并论。但就在这样比较偏僻的深山荒岭之中，竟也发现了来自黄河流域的凤鸟纹刺绣、菱纹罗、漆器等，数量虽不能说多，却也并不是孤品，而是屡见，这表明当年社会上掌握的这类商品已不是很少。前面提到的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哈密五堡墓地见到的海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阿拉沟古墓地中发现更多。它们多作为饰物见于死者头侧、臂旁，个别置于死者口中。考古文化年代与阿拉沟墓地相当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古墓地，也发现过将海贝珍藏于小罐，入殉于死者身旁以及将贝类作为装饰品的习俗。贝类比较普遍的使用，表明新疆地区与四围地区联系的规模、交往的程度都较以前有了进步和发展。
  这里提到的和静察吾乎沟古代墓地，位于和静县城西约30公里的北哈拉毛墩乡境内，居察吾乎沟沟口两侧的台地上。据其分布分别编号为1、2、3、4号墓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考古队自1983年起，先后在这里工作五年多，发掘墓葬431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发掘墓葬102座。这些考古工作，取得了相当丰富的考古资料①。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十分富有特点的带流陶器。主要器形为陶罐。陶质有夹沙红陶、夹沙褐陶、少数夹沙灰陶，均手制。其中相当数量为彩陶。彩陶绘制方法是敷施红色陶衣、绘黑彩，也有在红色陶衣上加黄白色陶衣施绘红彩的。纹彩主要绘于陶器上部或颈肩处，少数通体绘彩。最具特征的是在器物一侧绘一内填各种花纹的斜带饰、颈部绘一圈加填各种花纹的横带饰。花纹富于变化，用简单的几何线构成三角纹、网格纹、棋盘格纹、折线纹、竖条纹、斜条纹、菱形纹、回形纹等。分析察吾乎沟墓地出土文物的总体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点：一是察吾乎沟墓地出土文物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主要分布于焉耆地区。和静察吾乎沟、轮台穷巴克是目前已经工作的主要地点；二是彩陶纹饰与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中楚斯特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遗址中所见彩陶风格相近，明显可以看出其间存在着文化的联系。这种考古文化间的联系，当然意味着公元前一千年中焉耆盆地古代居民与费尔干纳盆地古代居民之间交通联系的存在。
  吐鲁番盆地鄯善县洋海青铜时代古墓区，与彩陶器共存，发现过两件銎形戈。这种銎形戈，是苏联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中的典型文物。这些新疆地区近年考古中见到的新资料，可以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新疆南部地区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与西、北邻境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交通往来，同样是一种肯定的存在。
  除上述足以表明丝绸之路沙漠道早已存在的考古资料外，考古资料也同样表明，沟通亚欧，经过新疆北部地区的丝绸之路“草原道”，在公元前一千年，同样也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在巴里坤草原上巴里坤湖畔，位于巴里坤县城西6公里、天山北麓的兰州湾子，笔者曾经发掘过一处古代石室遗址。它是一区以巨型卵石垒成的石室，面积达200平方米。石室曾经三次居住，最后毁于火。在石室底部，曾发现铜鍑一件，深腹双耳圈足，通高达57厘米。铜鍑与彩陶器、大型马鞍形磨石共存。这类铜鍑，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炊煮器，其分布地域东起蒙古高原，西及欧洲东部地区，延续的时代也相当长久。巴里坤兰州湾子石室，取底层木炭进行碳14测年，结论为距今3285±75年①。与此类同的铜鍑，在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草原、乌拉尔地区都曾有发现。在新疆境内，除见于巴里坤外，奇台、阿勒泰、伊犁地区，也都有所见。显示了新疆北部地区与亚洲东部、西部以至欧洲东部地区古代草原民族实际存在的文化联系。
  苏联南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葬，是公元前5世纪的遗存。在这里出土的珍贵文物，既有来自中国的丝织物、铜镜，也有来自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艺术风格的文物②。
  在新疆北部地区，如阿勒泰等处普遍见到的鹿石，同样发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达赫，苏联贝加尔湖地区，伏尔加河流域③。
  新疆伊犁河流域如新源等处，多次发现过铜质祭祀台，在一件圈足铜盘上，环列异兽。这种祭祀台，最东部见于乌鲁木齐南郊阿拉沟。同类祭祀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曾多有所见①。
  新疆哈密县花园乡所见的鹿首铜刀、木垒县东城乡发现过多量动物形象饰牌，都是蒙古草原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典型文物②。
  新疆伊犁尼勒克县战国时期的古铜矿遗址，在古矿井内曾采集到大量以卵石制作的石锤状采矿工具，几乎完全一致的卵石工具曾出现在湖北大冶战国时期的铜绿山古矿井中③。
  新疆呼图壁县天山深处发现的生殖崇拜岩雕刻画，创作时代在公元前1000年中。其中一组画面清楚显示了马祖崇拜，通过“马祀”活动祈求生育的信仰。同样的岩刻主题，也见于内蒙阴山岩刻之中。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见到有关这种“马祀”活动的生动记录。在伊朗卢里斯坦发现的大量青铜器中，见到和呼图壁岩刻中双马图像一样的青铜双马造型④。
  这些随手拈来的实例，都有力表明：新疆北部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前，东向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东部贝加尔湖地区、苏联南阿尔泰、哈萨克斯坦以至欧洲东部、南亚印度、伊朗，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沟通彼此往来的草原“丝路”，与丝绸之路沙漠道相同，应该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
  应该说，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使者张骞“通西域”，正是奠基在这一历史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而作出的伟大贡献。它使过去很可能是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接力棒似的交通联系转化成了在西汉王朝自觉努力之下，运用政府力量，进行强有力组织、建设、保护、管理的交通干线。它发自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穿越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跨越帕米尔西去西亚、南亚、中亚西部广大地区，成为沿线国家、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文化交流的更为便捷的桥梁，进一步沟通了亚、欧、非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往来。从这时起，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空前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