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50 |
| 颗粒名称： | 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 |
| 分类号： | K875 |
| 页数： | 45 |
| 页码： | 001-04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路线变迁及其根据、“丝路”沿线重要遗迹遗物、丝路考古发现等。 |
| 关键词： | 丝绸 新疆 考古 |
内容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古道。古代世界的几个主要文明中心如中国、印度、伊朗、埃及、希腊、罗马等，均可藉此古道而联系；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些对全人类的进步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发明如造纸和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也都出现在“丝路”沿线有关国家，并藉此而传播，扩大了它们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曾有力地改变过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的社会历史面貌。
新疆地区，在丝绸之路上是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路段之一。“丝路”至此，必须穿行广阔的、少见人烟的戈壁、沙漠，翻越耸入云天、空气稀薄的高山雪岭，沿途充满艰难险阻。了解、认识这一路段，可以更具体地了解祖先们筚路蓝缕，开拓新事业、新世界的创造精神和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丝路”深处干旱少雨的亚洲内陆，数千年前的古址古物，不少仍奇迹般完好屹立于地面，呈现在今人的眼前，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通过“丝路”进行过的经济、文化交流。近年来，新疆地区的文物考古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新的遗址、文物大量涌现。从丝绸之路角度分析这些资料，可以有力地深化、拓宽人们对古代“丝路”的认识和了解。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
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而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北国始通于汉”，所以他评价张骞的西域出使为“张骞凿空”。研究丝绸之路开拓过程的学者，不少人往往根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将“丝路”的开拓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出使西域联系或等同起来。
张骞通西域，对汉王朝与西部广大世界的联系有伟大贡献，为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立下过不朽功勋。但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考古资料分析，黄河流域与新疆大地的联系，新疆大地与中亚西部地区的往来，时代要远比西汉为早。
根据考古资料，可以肯定，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很久，新疆大地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已经存在。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即相当于中国殷商王朝的后期，新疆与黄河流域一带的经济联系，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
在新疆哈密五堡，笔者曾发现并主持发掘过一处青铜时代土著居民墓地。1978年、1986年先后两次共发掘古代墓葬112座。由于环境干燥，文物保存良好。出土文物主要为彩陶、木器、石杵、皮革制品、毛织衣物及小件铜器（主要为铜刀及饰物）等，是新疆东部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一处遗存。发掘中，曾取墓地多件棺木进行碳14测年，绝对年代均集中在距今3200年上下，与新疆东部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年代可以统一，结论可信。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堡墓地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海贝，主要是货贝、环纹货贝，用为死者带饰、衣饰。这些海贝明显是产自东方的东海、黄海、渤海、南海；或者来自西南方向的印度洋、波斯湾，在这些海域中，见到这类海贝，并不困难。它们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即出现在新疆东部的哈密绿洲，显示了当年新疆与周围地区实际联系的存在。
与这一文化现象类同，表现了当年华北平原与新疆联系状况的是出土于殷墟、商王朝后期的一批玉器。在1976年发掘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中，共见玉器756件（少量残片未计）。曾取其中约300件玉器标本进行材质分析，结论“大部分均系软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自玉较少，青白玉、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大体上都是新疆玉”①。特别是其中三件小型玉雕，经鉴定都是新疆和田羊脂玉，尤其是其中的两件白玉羊、鸟，更具有典型的和田羊脂玉特征。这批玉器，当然有力地显示了新疆、尤其是新疆和田地区玉石已经远销殷商王国的史实。必须强调说明，殷商王室对玉器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后，只在安阳殷墟一地，出土玉器即达1200件以上。
虽然，不论是哈密五堡古墓地中的海贝，还是殷墟出土的玉器，都不足以显示当年实际社会生活的全貌，也不足以显示彼此之间实际交往的规模，但它们的意义、价值，在于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揭明了一种历史的存在，说明在距今3200年前，新疆与其四周地区、尤其是与黄河流域的联系，已经是一种肯定的历史事实。而这种关系，以及与这种经济联系互为表里的交通路线，与后人定名为一条国际商道的丝绸之路是并没有本质差别的。
新疆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通联系，进入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管子》一书中关于当年中原大地对新疆玉石广泛而强烈的需求记录，可以说是对这一段史实的本质表现。新疆大地新出土的属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丝绸织物，从另一角度显示了这一存在。实事求是地说，黄河流域与新疆大地的经济交流，玉石、丝绸，曾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元代诗人马祖常描述：“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形象而美好地揭示了此中的关联。
1976～1978年，笔者曾主持了配合南疆铁路工程而进行的天山峡谷鱼儿沟、阿拉沟古代墓地的发掘。这是一区地域相连、分布相当密集的古代墓地。根据对墓地出土文物的分析，参证碳14测年结论，可以肯定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晚到汉代的考古遗存。墓葬主人主要经营畜牧业。随葬物中，见到多量彩陶器、木器，相当丰富的毛织物、铜器，战国时期普遍见铁器。文化遗物富有地区特色。
阿拉沟第28号墓，略近圆形的竖穴墓室以卵石砌就，其中丛葬多人。在出土的彩陶、钻木取火器等多量文物中，见到一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约20厘米的素色绢地上，用绿色丝线锁绣出凤鸟图像。因为绣绢出土时已很残破，完整图案形象不明，但残余部分仍可见到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这件珍贵文物，目前陈列在新疆博物馆。取墓中木质葬具进行碳14测年，结论为距今2620±165年。这件凤鸟纹刺绣，不论是丝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纹图案，一目了然，是出于中原地区的产品。
在同一墓地，但时代较晚的第30号墓葬中，还发现了菱纹罗的清晰印痕。第30号墓葬，竖穴木椁，女性单人葬。根据出土的大量金器及铜器、漆器、陶器风格，可以肯定是战国晚期塞人贵族的墓穴。在墓室西端储放随殉文物的龛室中，见到一件方形黏土泥饼。造作泥饼的黏土十分细腻，原来包覆于菱纹罗中。两千多年的风雨，包覆的菱纹罗已朽蚀不存，但遗留在泥饼上的罗纹印痕却仍然十分清晰。罗纹组织细密，织造工艺精湛。与这一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织物并存，墓中出土了八块虎形圆金牌、四条对虎纹金箔带、狮形金箔、对兽铜方座等，都具有鲜明的塞人文化特点。其中的虎形金牌与苏联哈萨克斯坦曾经出土的同类文化遗物风格基本一致，强烈显示了彼此之间密切的关联。
在这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地中，除见到来自中原的丝织物外，还在多座墓葬中见到漆器。上面提到的第30号墓，发现过相当数量叠置一起的漆盘。虽木胎已朽，但漆皮显示的黑地红彩，弦纹与云气纹却清楚可见。
在绝对年代与第30号墓相当、考古文化性质一致的阿拉沟第18号墓葬中，也见到一件漆盘，木胎已朽，漆皮完好。量度盘径为16厘米，黑地朱红色彩，盘边绘弦纹四道，盘底绘饰流云。
从遗物分析，时代较第18、30号墓稍早的第23号墓中，出土残漆耳杯一件。木胎，胎质较厚。黑色地，绘朱红色彩，显云气纹图案。
在阿拉沟、鱼儿沟墓地中，除丝织物外，还有这么多件漆器标本出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有力表明：在汉代以前自中原地区西来的商品中，漆器是与丝织物并驾齐驱、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产品，不可轻视。
正确认识阿拉沟、鱼儿沟出土丝、漆产品的社会意义，评估它们在“丝路”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必须充分注意阿拉沟、鱼儿沟的地理位置特点。它们是彼此紧密毗连的两条山沟，坐落在乌鲁木齐、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之间的天山深处。沟谷地势险峻，水流湍急，交通并不方便。与见诸文献记录的一些交通干线，可以说是毫无关涉，当然也不能与其他一些较大绿洲构成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相提并论。但就在这样比较偏僻的深山荒岭之中，竟也发现了来自黄河流域的凤鸟纹刺绣、菱纹罗、漆器等，数量虽不能说多，却也并不是孤品，而是屡见，这表明当年社会上掌握的这类商品已不是很少。前面提到的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哈密五堡墓地见到的海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阿拉沟古墓地中发现更多。它们多作为饰物见于死者头侧、臂旁，个别置于死者口中。考古文化年代与阿拉沟墓地相当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古墓地，也发现过将海贝珍藏于小罐，入殉于死者身旁以及将贝类作为装饰品的习俗。贝类比较普遍的使用，表明新疆地区与四围地区联系的规模、交往的程度都较以前有了进步和发展。
这里提到的和静察吾乎沟古代墓地，位于和静县城西约30公里的北哈拉毛墩乡境内，居察吾乎沟沟口两侧的台地上。据其分布分别编号为1、2、3、4号墓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考古队自1983年起，先后在这里工作五年多，发掘墓葬431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发掘墓葬102座。这些考古工作，取得了相当丰富的考古资料①。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十分富有特点的带流陶器。主要器形为陶罐。陶质有夹沙红陶、夹沙褐陶、少数夹沙灰陶，均手制。其中相当数量为彩陶。彩陶绘制方法是敷施红色陶衣、绘黑彩，也有在红色陶衣上加黄白色陶衣施绘红彩的。纹彩主要绘于陶器上部或颈肩处，少数通体绘彩。最具特征的是在器物一侧绘一内填各种花纹的斜带饰、颈部绘一圈加填各种花纹的横带饰。花纹富于变化，用简单的几何线构成三角纹、网格纹、棋盘格纹、折线纹、竖条纹、斜条纹、菱形纹、回形纹等。分析察吾乎沟墓地出土文物的总体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点：一是察吾乎沟墓地出土文物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主要分布于焉耆地区。和静察吾乎沟、轮台穷巴克是目前已经工作的主要地点；二是彩陶纹饰与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中楚斯特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遗址中所见彩陶风格相近，明显可以看出其间存在着文化的联系。这种考古文化间的联系，当然意味着公元前一千年中焉耆盆地古代居民与费尔干纳盆地古代居民之间交通联系的存在。
吐鲁番盆地鄯善县洋海青铜时代古墓区，与彩陶器共存，发现过两件銎形戈。这种銎形戈，是苏联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中的典型文物。这些新疆地区近年考古中见到的新资料，可以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新疆南部地区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与西、北邻境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交通往来，同样是一种肯定的存在。
除上述足以表明丝绸之路沙漠道早已存在的考古资料外，考古资料也同样表明，沟通亚欧，经过新疆北部地区的丝绸之路“草原道”，在公元前一千年，同样也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在巴里坤草原上巴里坤湖畔，位于巴里坤县城西6公里、天山北麓的兰州湾子，笔者曾经发掘过一处古代石室遗址。它是一区以巨型卵石垒成的石室，面积达200平方米。石室曾经三次居住，最后毁于火。在石室底部，曾发现铜鍑一件，深腹双耳圈足，通高达57厘米。铜鍑与彩陶器、大型马鞍形磨石共存。这类铜鍑，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炊煮器，其分布地域东起蒙古高原，西及欧洲东部地区，延续的时代也相当长久。巴里坤兰州湾子石室，取底层木炭进行碳14测年，结论为距今3285±75年①。与此类同的铜鍑，在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草原、乌拉尔地区都曾有发现。在新疆境内，除见于巴里坤外，奇台、阿勒泰、伊犁地区，也都有所见。显示了新疆北部地区与亚洲东部、西部以至欧洲东部地区古代草原民族实际存在的文化联系。
苏联南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葬，是公元前5世纪的遗存。在这里出土的珍贵文物，既有来自中国的丝织物、铜镜，也有来自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艺术风格的文物②。
在新疆北部地区，如阿勒泰等处普遍见到的鹿石，同样发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达赫，苏联贝加尔湖地区，伏尔加河流域③。
新疆伊犁河流域如新源等处，多次发现过铜质祭祀台，在一件圈足铜盘上，环列异兽。这种祭祀台，最东部见于乌鲁木齐南郊阿拉沟。同类祭祀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曾多有所见①。
新疆哈密县花园乡所见的鹿首铜刀、木垒县东城乡发现过多量动物形象饰牌，都是蒙古草原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典型文物②。
新疆伊犁尼勒克县战国时期的古铜矿遗址，在古矿井内曾采集到大量以卵石制作的石锤状采矿工具，几乎完全一致的卵石工具曾出现在湖北大冶战国时期的铜绿山古矿井中③。
新疆呼图壁县天山深处发现的生殖崇拜岩雕刻画，创作时代在公元前1000年中。其中一组画面清楚显示了马祖崇拜，通过“马祀”活动祈求生育的信仰。同样的岩刻主题，也见于内蒙阴山岩刻之中。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见到有关这种“马祀”活动的生动记录。在伊朗卢里斯坦发现的大量青铜器中，见到和呼图壁岩刻中双马图像一样的青铜双马造型④。
这些随手拈来的实例，都有力表明：新疆北部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前，东向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东部贝加尔湖地区、苏联南阿尔泰、哈萨克斯坦以至欧洲东部、南亚印度、伊朗，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沟通彼此往来的草原“丝路”，与丝绸之路沙漠道相同，应该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
应该说，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使者张骞“通西域”，正是奠基在这一历史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而作出的伟大贡献。它使过去很可能是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接力棒似的交通联系转化成了在西汉王朝自觉努力之下，运用政府力量，进行强有力组织、建设、保护、管理的交通干线。它发自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穿越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跨越帕米尔西去西亚、南亚、中亚西部广大地区，成为沿线国家、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文化交流的更为便捷的桥梁，进一步沟通了亚、欧、非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往来。从这时起，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二、丝绸之路路线变迁及其根据
一条交通路线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内在的根据。具体路线的发展、变迁，既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更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如沟通亚欧，影响及于沿线许多国家、民族的丝绸之路，社会因素的影响更是十分巨大。不少历史事实表明，政治的要求，会引发十分强大的组织力量，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会受到改造，以保障通路的运行；同样，社会的力量也能使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交通线路被阻断、被封闭，形成人为的、却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疆南部地区，南有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耸峙，地势高达5000米以上，只有高山雪水下泄的几条河道形成的绿洲，才有人类活动。与昆仑山相对，天山绵延起伏，除山前断续分布的绿洲外，还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塔里木河。天山、昆仑山之间，是世界屋脊帕米尔。这形成了相当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只是在东部天山与阿尔金山之间，留有一道宽数十公里的天然豁口，东接河西走廊。这一自然地理背景，在人类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大的变化，受这一自然地理形势的制约、影响，丝绸之路沙漠道，顺理成章，比较便捷的路线只能是出河西走廊，循路抵达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或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选择可以取得给养的路线前进，最后，通过天山、帕米尔可以翻越的一些大坂，抵达中亚、南亚地区。
论及公元10世纪前“丝路”新疆地段沙漠道的具体路线，如果说，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南”、“北”道线路，即使有变化，还不是太大时，那么，在出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前，还有一段相当遥远而十分困难的路程，其变化可谓相当的激烈。粗略分析这些变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社会因素在其中的重大影响。
具体分析其变化发展，可以大概划分为四个时期，各具特点：
（1）汉王朝以前；
（2）两汉王朝时期；
（3）魏晋南北朝时期；
（4）隋唐时期。
下面，我们以新疆地区为舞台展开的历史画卷作背景，具体分析有关时期丝路路线的变化并试为总结其不同特点。
（一）汉王朝以前
汉王朝以前，中原地区通过新疆与西方交通及经济、文化联系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前面介绍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自陕西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已经实际存在。只不过主要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在官府文档中少见反映。而因为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及后来的秦王朝，在西向交往、联系中居于一个关键的地位，且规模日有进展，因此，“秦人”随这种联系的存在、发展，而广播影响于南亚、中亚、新疆地区。印地文中称中国为“秦”，在阿富汗，至今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当年的大宛称中国人为“秦人”；新疆拜城县保存至今的东汉时期摩崖刻石中还按传统称“秦人孟伯山”。“秦人”的概念，毫无疑问，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是周秦时期秦王国到后来的秦王朝，曾经有相当数量中原地区人民在新疆及中、南亚地区广泛进行活动，并留下深重影响的产物。
至于当年中国腹地交通西域的具体路线，由于主要是自发的、民间的联系，正史中自然没有留下更多记录，但倒也不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实例之一，见之于《史记·赵世家》中收录的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信中谈及一旦“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己。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己”。羊肠，系太行山中径道。句注、常山，在今山西省北部代县、恒山一带，秦据陕西，如东进，一旦控制住句注、常山这些晋北险要处所，燕、赵即无险可守，他们需要的西北地区良马、猎犬、昆仑玉，就将无法到手。这透露着一个历史的信息：战国时期，居于今山西东北部、河北西部地区的赵国，取得昆仑玉、良马，是经过山西北部的上党、句注、常山。这大概是为避开秦国控制、影响的陕西、甘肃地区，至于地处中国西北的秦，它本身与新疆及新疆以西地区的联系，不言而喻，会便捷得多。其实际交通路线，在没有敌对政治势力阻抑的情况下，不论是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还是天山北麓的通道，大概也都是随处可行，即使偏僻如阿拉沟这样的天山峡谷，也都网织在丝路交通线上。
（二）两汉王朝时期
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需要，两汉王朝对开拓丝绸之路十分重视，张骞、班超通西域，李广利征大宛，轮台、伊循等地开屯田，在新疆各地设官置守，使汉朝政令“颁行”于西域，并在丝路沿线设置烽燧、驿馆，以维护丝路交通的正常运行。经过两汉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长安通向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成为得到政府经营、沿途给养可以保证的国际交通命脉。
汉王朝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始终贯穿着与匈奴王国的斗争。
匈奴王国对“丝路”交通，从种种情况分析，实际怀有与汉王朝同样巨大的热情。早就存在的丝绸之路草原道，与匈奴民族及其祖先的开发、建设，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通达西域的丝绸之路上，“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①。表明西汉以前匈奴在西域大地的影响，远过于汉朝。基于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利害，匈奴王国当然是决不希望西汉王朝与西部广大世界接触、联系的。在西汉王朝前期历史上，为开通、建设“丝路”沙漠道，西汉王朝与匈奴王朝进行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斗争。其实质，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说就是西汉王朝开通、建设“丝路”与匈奴王国阻断西汉王朝开通“丝路”的斗争。这一斗争，最后以匈奴王国的失败而告终，汉帝国建设、加强“丝路”交通的努力得到了胜利。
西汉早期，由于匈奴王国控制着新疆北部草原、哈密绿洲及吐鲁番盆地，在焉耆地区设置着统领西域的“僮仆都尉”。在这一形势下，西汉王朝通向西部世界的道路，主要就只能是出敦煌，自阿尔金山北麓、昆仑山北麓西行，走一条匈奴控制相对较弱的路线，也就是张骞自大月氏东返的路线，西汉时称此为“南出敦煌后，沿疏勒河谷，经过白龙堆、盐泽、楼兰到焉耆盆地，沿天山南麓而西出大宛的路线，也是一条可以伺机而走的道路，西汉时称为“北道”。但沿途匈奴的干扰不小，为了使这条道路可以更顺利地通行，西汉王朝在军事上作过相当艰苦的努力。“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①，汉王朝遂自敦煌而西，筑长城、亭燧，稍后并在渠”把握这一形势，犁、轮台置屯田，核心就是巩固对匈奴取得的军事胜利，加强建设通向中亚大地的“北道”路线。目前仍然屹立于地面的玉门关以西，沿疏勒河谷铺展的汉代长城遗迹，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土垠遗址，现在仍可以见到的沿孔雀河谷、库鲁克塔格山南麓铺展的汉代烽燧，都可以算是西汉王朝努力开拓，东汉王朝进一步建设“北道”干线保留至今的历史纪念碑。
对于西汉王朝极力开拓“丝路”南、北道，匈奴全力进行了抗争。公元前62年，西羌首领狼何勾结匈奴，谋击鄯善、敦煌，其战略目的就在于“绝汉道”。一语道破了问题实质。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废罢，西汉王朝在轮台地区乌垒城设置了“西域都护”，西汉王朝通达中亚的南、北道，才算是有了基本保障。至此，西汉王朝对丝绸之路的建设可以算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说，出敦煌后，“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班固总结的南、北道，尤其是北道东半段的路线，只能说是西汉王朝曾力图建设、实现的理想，却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
通过伊吾（哈密绿洲）、车师（吐鲁番盆地）进入焉耆，沿天山南麓西行，比较通过罗布淖尔地区的路线，自然地理条件要优良得多。穿行罗布淖尔地区，途中有盐滩、沙漠、风蚀土丘林，交通困难、补给不易。因此，西汉王朝为开拓通过伊吾、车师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曾进行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公元前108年，西汉王朝为控制住交通西域的咽喉，曾在对楼兰用兵的同时，派将军赵破奴率数万人之众，进攻车师。而为了把匈奴势力逐出吐鲁番盆地，自公元前99年开始，西汉王朝与匈奴，为取得对车师王国的控制权，曾先后有过五次大的角逐，前后历时40年，就揭示了这一事业的艰难。
通过伊吾、车师进入焉耆，复延天山南麓西行中亚的路线，汉王朝得以比较稳固的控制，实际只是在取得对匈奴王国的决定性胜利，匈奴基本丧失对新疆的影响以后，才得以实现的。东汉时期，窦固征匈奴，组织伊吾屯田；班勇在公元123年以“西域长史”身份屯驻柳中，都表明东汉王朝还在进行着艰苦努力，力图巩固对伊吾、车师的控制，保证西域稳定，保证“丝路”交通安全。
因为这一政治形势，两汉时期“丝路”路线在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前，主要是穿行库鲁克塔格山南，阿尔金山北的沙漠、戈壁、盐碱荒漠、风蚀土丘林地带，交通十分艰难。为改善这一交通条件，东汉王朝既在楼兰、伊循组织屯田，同时也不断努力开辟新道。《汉书·西域传》中说：“元始中，车师后王国（应为“前王国”之误——引者）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阸”，西汉时开通这一新道的努力，因为车师前王国的消极，并未奏功。东汉时，开拓经车师到焉耆的通道，除从伊吾入车师一途外，还有一条就是上述经“五船北”人车师前王国的径道，班勇屯田柳中，实际上就意味着开拓“五船北”新道的努力，因为“五船北”新道，关键隘口就是柳中。由此可见，两汉王朝时期，始终没有放弃另觅新道的持续努力。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与两汉时期比较，魏晋南北朝阶段，“丝路”沙漠道的最大变化，是避开异常艰难的白龙堆，另觅新途的努力得到了成功。这新的通途，一是经伊吾绿洲到吐鲁番的路线更为顺畅，再是经“五船北”的新道已成为现实。古代文献、出土古文书资料都说明了这个结论。
《魏略·西戎传》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①这里所说的“新道”，要“出五船”，没有疑问，就是两汉时期曾经力图开拓的“五船北新道”。
关于这条“新道”的具体路线，历来是史学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根据有关古籍记录，参证以近年出土的古文书资料，结合自然地理形势，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新道，实际就是从高昌城东出柳中，沿库姆塔格沙漠西、南缘，翻库鲁克塔格山，进抵疏勒河流域，而抵达古玉门关的路线。这样的行程，避开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白龙堆沙漠，而且路程大大缩短，故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古代“丝路”上重要的一条支线。
为探寻这条径道的具体路线，笔者在吐鲁番考古时曾向鄯善县敢于出没沙海中的猎手调查。并在《吐鲁番古代文明》一书中说明过有关结论。其路线是：“从鄯善县鲁克沁绿洲斜向东南，行经底坎尔、土古满它、比尔阿塔尔布拉克、肖尔布拉克、玉尔兗布拉克、央格布拉克、乌宗布拉克、巴勒兗布拉克、红柳泉，抵库姆塔格沙漠南缘；也可以从底坎尔向南，经和加玉尔兗，穿库鲁克塔格山道，阿里提未什布拉克，经七个泉、布尔兗布拉克，到红柳泉，与前路合。复经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麓，缘山东行，经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科什库都克、臭水泉、具什托克布拉克等，抵达疏勒河流域，与出玉门关后通楼兰的大道结合在一起，把白龙堆沙漠，无法通行的盐碱滩抛在了身后。”①简单说，这条通道，是从鲁克沁斜向东南，经底坎尔，逐渐进入库姆塔格沙漠，遵循着一些泉水溢出地点，过库鲁克塔格山，到红柳泉，循库鲁克塔格山南麓东行即可抵达敦煌。这条道路，据说1949年前还有人通行。中间最困难的地段，就是要通过渺无人烟的鄯善县沙海。《太平寰宇记》在记述“西州·柳中县”时，揭明“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②，这一地理形势，至今依然。十六国时说“守海”，唐《西州图经》称“大海道”，就是因为这一“大沙海”而得名的。
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文书中，见北凉建平时“守海”文书两件。文书出土于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哈拉和卓第91号墓。
其一，《建□□年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
□□一人自乘所□自乘□□，
聩杜福、帛午、任□三人乘所配马。田□
三骑，通身合七骑，次往守海十日，以休领。
兵曹□赵苕、史蒪舆□
罗人□□右，请下县〓□
东部督邮、横截主者□
海守十日，□高昌三骑，田□
七骑，起□□十五日克遣尽
乃下符□□休诣田地县□
案奉行。
校□□薄 詇
建□□年九 月十二日白
□ 悦
典军主薄 莹
五官 洿
典军 遗
其二，《兵曹条次往守海人名文书》：
兵曹掾赵苕、史翟富白：谨条次往守海人名
在右，明廿五日催遣。勅抵诣田地县下召受辞。
事诺 〓勅奉行。
校□□□ 詇①
这两纸文书，经过研究，可以结论，是北凉王朝时期的官府文档，表现了北凉王朝对大海道的戍守十分认真。征发百姓，十日一役，或骑、或单人，前往田地县（今鲁克沁）承担“守海”任务，不准稍有懈怠。这说明，通过“大海道”交通往来敦煌，是北凉政权重点建设的路政之一。
与“大海道”至少处于同等地位或较“大海道”更为重要，是由伊吾经白艻来去高昌的通道。这是一条传统古道，汉代即受重视，但受政治形势影响，时通时阻，并不顺畅。在出土有限的北凉文书中，有六件文书与发人戍守白艻有关。
（1）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兵曹
（前略）□称：李蒙子近白艻还，求具□
（2）催遣部伍残文书（前缺）
□今催所部
□□ 县 □
□进〓白 艻
（3）兵曹条往守白艻人名文书（前略）
□输租，各谪白艻□十日。高宁
□横截二人，合卅人，次□艻守十日
□次往领摄。
兵曹掾张预白：谨条往白艻守人名在右，事诺班示，催遣奉行。
（4）兵曹条往守白艻人名文书
兵曹掾张预、史杜华白：谨条次往白艻守人
名在右。事诺班示，催遣奉行。
校曹主簿 彭
（5）坐阅马逋谪守白艻文书
（前缺）
右五人坐阅马逋·有谪白艻□
（6）冯渊上主将启为马死不能更买事
（前略）
买，坐□阅马逋 □
当往白艻守。遭遇①
（后略）
这些文书，有兵曹下文，催遣部队守白艻，有的是谪戍白艻，也有是征发人员去白艻应役。白艻，是高昌东部重镇，控扼伊吾与高昌之间的交通，受到北凉王朝十分的重视。这时，路线畅通是无疑的。
北凉王朝对“大海道”、伊吾道建设、经营的重视，既表明从高昌通过大沙海前往敦煌、或经过伊吾到敦煌交通路线的畅达；也自然说明出敦煌后过白龙堆，楼兰交通路线地位的降低，一定程度地被取代。楼兰出土古文书表明，楼兰古城在魏晋、前凉时期还是一处屯田基地，西域长史驻节之所，但遗址内绝不见公元330年以后的纪年文字资料。人们一般都同意，此后楼兰即逐步趋于废毁，并沦入荒漠。这当然意味这一交通路线的阻断。与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根据上引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古文书，可以肯定：在此稍后，与楼兰径道具有同等地位，但条件稍好，路线大大缩短的“大海道”，已是一条受到官方经营、管理的交通路线。这不应是巧合，而应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大量的历史文献反复表明，开拓“五船北新道”亦即“大海道”，一直是改进“丝路”沙漠道这一路段交通情况的希望，开通这一路线，可以回避白龙堆之险，大大缩短运输日程。北凉时期这一路线的畅通（其时间当然会比文书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早），并为人们所接受，意味着楼兰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楼兰历史地位趋于没落。
（四）隋唐王朝时期
进入隋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丝路”交通发展到一个全新的空前繁荣的历史阶段。不论从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天山北麓走，都并无阻障。《隋书·裴矩传》谈及隋代通过西域远及欧洲的交通线路，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渴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段文字，说的是隋，实际也表现着唐代丝绸之路繁荣的景况，路有多条，条条可通，但结合交通地理条件，通过伊吾进入天山南麓的路线，经过伊吾、北庭进入伊犁河谷的路线，则明显居于一种主体的地位，是唐代最主要的交通干线。
关于唐代丝路交通，《唐书·地理志》有相当记录。吐鲁番地区曾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对当年丝路沿线的路政建设多有表现，有助于我们对“丝路”情况的深入认识。
为保证“丝路”交通，加强对丝路的管理，唐朝政府丝路沿线设置驿馆，配置驿马、驿丁，保证往来官员交通、食宿之需。吐鲁番阿斯塔那曾出土安全“”在“”一件纸棺，糊制纸棺的材料是唐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753～755年）轮台、柳中两县下属郡坊、驿馆的马料账，来往官员住宿、用马耗料均逐日登记、逐日结算，因为是官方账册，其上钤有唐轮台、柳中两县的官印。所见驿馆名称有交河、天山、酸枣、礌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碛、石舍、柳中、罗护、赤亭等，当年唐代封疆大吏北庭副都护封常清及边塞诗人岑参来去住宿，用马、消耗马料的细账，也都历历在目。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证交通安全，“丝路”沿线，唐朝政府设置军镇。从戍、烽、铺到守捉、军、镇，组织严密。仅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自甘州到西州途中有悬泉、苦水、常乐、盐池守捉；自西州至庭州，有亦亭烽、酸枣戍、岸头府游弈所；自西州至安西都护府途中有铁门关镇戍守捉。出土文书中所见烽铺，在伊州境内，有阿查勒烽、泥熟烽、故亭烽、青山烽、柽槌烽、高颈烽、速度烽、花泉烽、伊地具烽、柳望烽、明大烽、波色多烽、乙耳烽、乌谷铺、乌骨禄铺；西州境内有赤亭烽、小岭烽、维摩烽、神山烽、柳中上烽、武城上烽、交河上烽；在庭州境内者有耶勒烽、干坑烽、柽林烽等。这当然不是完整的统计，而是仅见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的部分烽铺。在吐鲁番盆地西缘，进入天山的阿拉沟口，笔者曾清理一处唐代戍堡，出土残文书中也见到鸜鹆镇、白水、黑鼻、鸜鹆、臰水、名岸、礓石、阿施等烽铺及不少戍卒的名录①。通过阿拉沟进入焉耆或伊犁，虽有孔道可以翻越，但山高路险，行旅穿行困难。即就是这样的所在，同样有烽、铺，派兵把守，维护交通安全，颇见当年组织的严密。
为纠察奸宄、保证交通安全，唐朝政府对“丝路”上来去行人颁给“过所”。行人通过关、戍、守捉，必须勘验过所，这是汉代以来就已实行并取得效果的一项制度，在罗布淖尔、尼雅的汉、晋遗址中，就见过所木简。而到唐代，制度更进一步完备，
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唐益谦、蒋化明过所等，对了解唐代过所制度及有关交通路线，都是难得资料。石染典是安西商人，到瓜州市易，返程，由瓜州据原安西过所改给过所，途中经过的悬泉、常乐、苦水、盐地守捉，守捉官或守捉押官都勘验，签名放行。石染典到西州后，又要去伊州市易，西州都督府又改给过所，到伊州后，有伊州刺史的签押。唐益谦是安西官吏，要前往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任所，随同有唐循忠妾薛氏及奴、婢、马、驴等，申请文书要说明每人身份、年龄，奴婢、马匹的来路及证件，说明准备通过的路线涉及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等官隘。由于路程遥远，问题涉及较多，请过所者身份也不是平常百姓，所以最后要经过当年西州都督王斛斯亲自批准签发。蒋化明过所丢失，在由西州返回北庭的途程中，即被酸枣戍检查拘留①。保留至今的这些过所文书，既表现了唐朝政府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也表现了在丝绸之路上只要过所在身，即使迢迢千万里，也可以通行无阻。
为便于交通运输，唐代在西州这类“丝路”要冲上设置有“长行坊”，这是一种专司运输的官办运输机构。运输工具有牛车、长运马、长运驴等，管理这类运输事务的官员称“长行转运史”。不仅在出土文书中见到“转运史”、“车坊”、“北馆坊”、“赤亭坊”，采办“车材”、“具”，贮备备用，也见到有关“长行驴”死后处理肉、皮的文书，而且木制、陶制牛车、马、驴、驼等更是屡见的文物。为保证“丝路”交通所需给养，自汉代以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就是实行屯田。唐代屯田更取得巨大成功。伊州、高昌、安西等处，都是当年重要的屯田基地。反映屯田状况的出土文书数量颇多，有关论述不少，这里不赘述。很明显，没有屯田作为后盾，要维持丝路行政管理机构，沿线驻军、驿馆开支等等，都是很困难的。
应该说，正是得力于唐代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保证了唐代“丝路”交通的顺畅，“丝路”贸易的繁荣。
论及陆上“丝路”交通，一般均止于唐代。实际唐代以后的陆上交通线，虽然因海上交通线的发展而相对降低了它在沟通亚、欧交通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它在唐代以后仍然是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即使如五代时的分裂割据，宋王朝实际并不能号令西北，使得“丝路”交通不能如唐朝一样畅达，但宋王朝与于阗回鹘政权，关系就相当密切；高昌回鹘与辽也有相当频繁的往来。元朝，通过陆路与欧洲的交通，又形成过一次高潮。明代，中国的大黄、茶叶，在欧洲、西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运输大黄、茶叶的路线就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完全退出亚欧交通联系的舞台，只是它们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带有新的时代特征而已。
三、“丝路”沿线重要遗迹遗物
考古工作者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天山北麓发现的遗址遗迹，可以说十分丰富。从丝绸之路角度对它们进行分析，有助于认识丝路的具体路线及其变迁，认识“丝路”上曾经进行过的经济文化交流。
为方便介绍，我们以文献记录上传统结论的几条路线为经，顺序展开。对早已报道、大家比较熟悉的资料，简略带过；对近年较新的发现，则稍予细致的说明。
（一）南道
这是西汉以前即已存在，宋、元时期仍可通行的一条古道。张骞东返，班超西征，宋云取经，玄奘东归，马可·波罗来华，都曾循此道而前进。
关于这一路线，《汉书》说是“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于鄯善（今若羌县境）以东怎么走，到鄯善后如何“循河”，“循”什么“河”西行到莎车，则史无明文，一直给人以深深的悬念。
南道，出敦煌至古鄯善之间的路段，究竟如何走？曾经提出过多说，有称是出敦煌先到楼兰，更由楼兰转鄯善；也提出过从鄯善以东系在“羌中”地区穿行的观点。近年，新疆沙漠、地理学者曾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考察，根据实际地理形势，参证以沿线采集的文化遗物，自敦煌进入古鄯善国的米兰绿洲，其具体交通路线，最大的可能是：自敦煌沿疏勒河谷地西进，经过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土牙、阿其布拉克、敦力克进入米兰①。主要理由是，从地理形势看，出疏勒河谷向西，南有库姆塔格沙山，北为坚硬似铁、锐利若刀的龟裂盐漠，人、畜都难以行走。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山麓水草地带，而且历史时期内，环境变化不大，自敦煌入米兰，这是唯一可以通行的径道，舍此无他；其次，沿途也采集到不少历史文物，如在库木库都克东部沙西井，曾采集到古代珠饰，唐代、清代钱币、马掌。附近山梁上见曾经长期使用，踩得相当平实的驼道。路畔有人工堆石，而且这里泉水出露，水丰草茂。在库木库都克，采集到铁马掌、小件铜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已残的动物透雕铜饰牌①，明显具有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晚到匈奴文化中也不乏这样的饰件。在土牙，见到古墓遗迹。敦力克有古烽一区，方形，残高5米，夯土构筑，夯土层中夹芦苇，烽台下，残存半地穴式房舍四间。在敦力克古烽南约2公里，可以清楚见到一条古道。这里，距米兰绿洲35公里，进入米兰，了无困难。
米兰绿洲，凭藉源自阿尔金山的独立水系——米兰河灌溉。米兰古遗址所在地区，黄土层厚达5～15米，土壤以轻壤、沙壤为主，含盐少，是罗布淖尔和塔里木河流域少见的优质土壤，而且地下水埋藏深，矿化度弱，加上冬日少风，气候较温和，是十分理想的农垦地带，确实算得是古鄯善国中最为“肥美”的土地，适宜于农业经营。
从地理形势分析，米兰绿洲，是距离敦煌最近的一处绿洲，又正好位于自敦煌至鄯善的狭长交通地带上，这一不同寻常的地理位置，自然使它在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鄯善王尉屠耆曾称：“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②从各种情况分析，这一伊循屯地，确实非米兰莫属。
米兰，考古工作做得较多，人们比较熟悉。20世纪初，A.斯坦因报道过这里的古渠遗迹、唐代佛寺、吐蕃戍堡，他从这里一所佛寺割剥到伦敦、新德里的有翼天使像，作为罗马艺术风格的基督教文化题材，却出现在新疆东部盐渍荒漠深处的古代佛寺护壁上，曾经引起世界美术史界的思考。
中国考古学者，近年在米兰地区工作，曾在吐蕃戍堡中发掘到数百件吐蕃文简牍，对与古米兰屯田有关的灌溉渠系曾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对灌区内大型干渠、支渠，斗、农、毛渠的布局，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得到了水头控制良好，干渠绕路平直整齐，渠系分布均匀，渠道引水势顺，全灌区均可得水的结论，并推论它是汉唐时代的一区屯田水利工程③。1989年秋，笔者到米兰地区，除踏勘过上述已见报道的遗迹外，又新发现一区遗址，采获一些重要的文物，可以为米兰遗址是伊循屯地提供新的证明。
在仍然高耸于地面的吐蕃古戍堡东南不到2公里，位于米兰河西北岸第二台地上，新发现一区汉代居住遗址，占地约10万平方米（200×500米）。遗址范围内，陶片遍地。多夹沙灰、褐陶，火候较高。器型多罐、盆。均尖唇、折檐，特点鲜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灰陶上饰细绳纹。除多量陶器外，还采集到西汉五铢、三棱形铁镞、铁质鱼鳞甲片、大量铁器残片及断残铁刀。个别陶瓮还大半埋于地下。遗址区内，抛撒着多块玉料，大小不等，以青、白玉居多。西汉五铢、绳纹灰陶、三棱形铁镞，均显示了汉代风格。
遗址区西北，灌区范围内（亦即吐蕃戍堡附近），当地老乡吴海忠牧羊时曾采集到一件镏金铜卧鹿，卧鹿之左前腿前曲，右前腿后曲至身下，与同样前曲的右后腿相接。姿势安适自然，枝角向后伸张，通长4.9厘米，通高4.2厘米。这类鹿饰，具有鲜明的考古文化及时代特征。在内蒙古草原上的鄂尔多斯，曾经发现过与此可以类比，形式相近的铜鹿，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米兰出土卧鹿，与其形式相同，但制作更为精致。将这件铜鹿与汉代匈奴在这片地区的活动联系考虑，理由是充分的。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在吐蕃戍堡西南一区废弃佛寺的内护壁，我们又发现两躯有翼天使像，他们和A.斯坦因在M3所见的有翼天使像，其绘画及布局均呈同一风格，若出一人之手。斯坦因所见有翼天使像，当年均剥到了印度、英国。新见的画像，所在佛寺位置似与M3相当，但又不应是斯坦因当年编号的M3，因为M3的画像已被割剥它去。如是，则这类罗马艺术风格的画像，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在罗布荒原上应该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表现着一种风气，一种潮流。可以推见当年基督教艺术在形式上依附于佛教，以及谙熟罗马艺术风格或犍陀罗艺术风格人才的东来，这表现着丝绸之路的精神，体现着“丝路”沿线文化艺术的交流。
自米兰河谷台地上新见的汉代遗址，到布局整齐的古灌渠，坐落在灌溉范围内屯地上的佛寺、戍堡、遗址范围不下20平方公里。遍地可见古陶片，也可以见到古代冶炼遗址、窖址、墓地，早到西汉，晚到吐蕃占领若羌地区，时代延续相当长久。
自米兰而西，约80公里，为若羌绿洲，这是藉若羌河水灌溉的一片沃土。黄文弼曾报道这里发现过古城①，F.贝格曼在这里见过彩陶②，但整个考古工作至今仍十分薄弱。最近调查，黄氏报道过的古城已基本无存，只是县城西郊还可见到一区巨型建筑遗迹，高仍达20米，近圆形，直径约30米，顶部有土坯建筑遗迹，底部曾采得夹沙红陶片，疑为唐代遗物。
值得一说的是在若羌河出阿尔金山口一处峭壁断岩上，见一区古代城堡遗迹。断岩三面环水，一边与河谷台地相连。山势陡峻，相对高度约近100米，城堡依断岩顶部形势而铺展，东侧临水之峭壁曾用块石垒砌取平。部分堡墙仍存，残高2.5米上下。堡墙内可见石垒房址数区，十间左右。观察剖面，文化堆积颇厚，内含大量木炭、炭屑、灰烬，并见有青灰色条砖（40×24×6厘米）、石质甲片、铁炼砟、残铁器。古堡所在，是若羌绿洲进出阿尔金山的隘道，而且控制了若羌绿洲的生命之源——若羌河。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只是初步调查，仅据目前采获的少量遗物，还难以准确判明其时代。只是从文化层堆积丰厚分析，古堡延续时间相当长久。去此古堡20多公里，正当若羌绿洲与古堡之间，在若羌河西岸，还可以见到一区古堡遗迹，堡墙已半坍入河谷中。联系这两区遗迹分析，可以肯定，自古代若羌绿洲进入阿尔金山，沿河谷曾有军事性质的守御系统。从“丝路”角度说，揭示了自昆仑山北麓西行的“南道”与交通阿尔金山的“羌中道”，若羌河谷曾是其间联系的重要孔道。
自若羌县城西行90公里，为瓦石峡绿洲，引瓦石峡河而灌溉。古代瓦石峡城，已淹没在今瓦石峡绿洲西南6公里处的一片红柳丛中。遗址区内，高三四米的红柳沙包丛丛簇簇，古代房屋遗迹，特征鲜明的窑址，大量陶片、人骨、残铁器及冶炼遗迹、玻璃器，均暴露在红柳沙包之间的地面。其分布范围，约2平方公里（南北24米，东西1米）。国内外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多次在这里调查、发掘。1975年张平、黄小江又曾在这里进行发掘，得到多量宋—元时期玻璃器，如小口细颈凹底瓶、罐等。分析表明，这批玻璃器，是利用本地原料，使用有新疆特点的助熔剂生产的具有新疆特色的钠钙玻璃。但玻璃器器型及原料成分，明显存在古代伊朗、阿拉伯的影响①。发掘中还见到元初至元年间两纸文书。遗址废弃的时间应在元代前期。显示出宋、元时期丝路南道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自瓦石峡西行，目前公路傍阿尔金山北麓走。《汉书》说，南道出鄯善后“循河西行”，则应取车尔臣河谷西走。车尔臣河谷，目前为胡杨、红柳、芦苇丛生的灌木丛林，沿途水草不断。车尔臣河宽处，可达百米。在畜力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沿河谷西走，是相当理想的交通路线。我们曾沿车尔臣河谷进行了调查，确也发现了一些古代废址。如阿孜勒克，它失落在去河道不远处的一片枯死胡杨林中。胡杨直径粗大，或双人才能合抱。遗址区内，部分建筑废墟仍暴露于地面，以木为梁，土坯为墙，但不见文化遗物。附近发现墓地，以掏空的胡杨木为葬具，非伊斯兰文化特点，故可判定遗址废弃时间当在伊斯兰教传入这里以前。在塔地让乡克干墩，见两处古烽，烽墩已大多为沙掩覆，但仍可观察其构筑办法是芦草、红柳夹土坯，层层相叠。烽台附近，采集到夹沙红陶片，手制，具早期特征。这些与河谷平行的古烽，有力揭示了古代丝路的具体走向。沿车尔臣河谷前行，可抵今且末县城。
且末县城稍偏西南，与车尔臣河故道相去不远，近年，发掘过扎洪鲁克墓地。墓地附近，为占地面积相当广大的纳勒克遗址。扎滚鲁克墓地，目前为一片去绿洲不太远的小沙漠。1985年，新疆博物馆曾在此发掘。墓室为竖穴。尸体保存完好，文身，穿着毛织衣裤、毡靴、毡帽，色彩如新。毛织物上染红色几何形图案。其他木弓、木箭、木质用器，也都显示了浓重的地方文化特色。据碳14测年结论，这是一批距今3000年前的墓葬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未见明显来自黄河流域或印度、伊朗文化色彩的文物。这表明当年即使存在与东、西方向的文化联系，还只能是处于初步的、偶然的状态，故未在这样的早期遗存中留下显著的影响。
纳勒克遗址，是散布在古且末河谷一区范围相当大的早期遗存，遗址区内见居住遗迹。采集到的文物，有三棱式铁镞、大量褐陶片、残铁器、几何形花押、玻璃器等。自河谷左右向展开，有相当规整平直的渠道。量度其中一条，宽6米、深0.5米、长达50米左右。它与陶器，都显示着定居农业生产的特点。从陶器特征，可以见出与上述米兰遗址风格相近，故时代相去不会远。据此推论，遗址的废弃，也可能就在汉晋时期。遗址废弃前，这里当也是“南道”上的一处中继站。
玄奘东归，自吐火逻故国东行，提到“析摩塔那故国，即且末地也。城郭巍然，人烟断绝”。对玄奘提到的这区且末废墟，读者往往都与这处规模相当大的遗存相联系。这不无可能，但却难以定论。我们在且末调查中，曾经明确了解到在县北大沙漠中，还保存着一座形制相当完整的古城，坐落在阿牙克河故道旁，北距县城约80公里，与尼雅、安迪尔正居于纬度相当的地理位置上。20世纪50年代，测绘工作者在沙漠中还可以清楚看到城垣遗址，目前，这区古城已经淹没在沙漠之中。这是一处国内外考古界都还未涉足，因而更应予深入考察的古址，从研究“南道”路线走向、变化这一角度去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自且末西去，值得着重注意的是安迪尔古城。这是又一处已淹没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古城废墟。在目前有相当人口的安迪尔牧场以东稍偏北，距约20公里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吐火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当是指此。1989年深秋，笔者偕刘文锁、肖小勇、于英俊同志在这片废墟中踏勘，对遗址范围广大、延续时间长久，而且经历过多次居住活动有十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当年发掘过的唐代寺院，今天又大部分淹埋在了沙土之中，只是建筑木架的顶端及围墙，仍清楚可辨。我们在这里，采集到镟制得十分精美的建筑部件①。自唐代佛寺更向东南，地面不断见到陶片、钱币、碎铁片。采集中见到一枚和田马钱，一躯干裂得发白的木质菩萨像，还见到一件完好的手制带流罐。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文物，陶质夹沙，手制，直口、大流、单耳大平底，通高11厘米，器壁见烟炱痕。在楼兰城东一座可能早到西汉的墓葬中，近年曾发掘出土过一件形制相类的单耳带流罐。从楼兰到安迪尔古城中均见此文物，揭示了一条文化交流亦即交通联系的路线；同时也揭示安迪尔遗址人类活动的时间，可以早到西汉或西汉以前，经历过相当长的时间。但玄奘东归路过这里时，所见却是一片废弃的空城。20世纪初叶斯坦因在此发掘，却又见到了唐开元时的汉文题铭，还获得不少吐蕃文书，生动地说明在玄奘以后，这一废址又恢复过生机。这一历史时期多次居住的情况，斯坦因曾获得早晚地层叠压的说明，他得到的汉、唐钱币，佉卢文书，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上述结论的认识。
在关注、分析安迪尔遗址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后汉书·西域传》谈及且末以西时，只提精绝，对今天且末到民丰尼雅遗址之间的绿洲情况，竟未置一词。是东汉时安迪尔古城已经消失不为人所知？还是其他原因？如果东汉时安迪尔古城绿洲已经消失，则佉卢文是其后的遗留，而唐代题铭是第三次重建？这些，留给我们深深的悬念。其内在原因，须要深入一步的考古工作，尤其需要与水文、沙漠学科的学者们进行合作，才可望获得一个满意的结论。
尼雅废墟，是古代精绝故址，斯坦因进行过多次发掘。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主要的成果是在尼雅遗址附近清理过一座汉代夫妇合葬墓，这是精绝王国社会上层人物的一座墓葬，尸体及随身衣服均未朽烂。除见多量汉代丝绸织锦外，还见到棉织品以及铜镜。印花棉布上，有菩萨像、龙纹。这是一批值得注意的资料，佛教传入的信息及多量锦绸的出现，都可以揭示“南道”丝路上的兴旺景象，黄河流域及印度文化，这时都已在塔克拉玛干深处留下了痕迹。在笔者主持的1991年对尼雅遗址的调查考察中，发现了一枚蚕茧（文物现存新疆考古所），结合遗址区内仍清楚可见的多量枯死桑树，可以结论，汉、晋时期，精绝居民已知采桑育蚕。这是新疆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育蚕缫丝资料，值得注意。
喀拉墩，是克里雅故道上颇负盛名的一区古遗址，遗址活动在汉晋南北朝时期。据笔者1991年调查，遗址面积达3平方公里左右，大部分遗迹已覆盖在沙丘之下，沙丘未及的地面，差不多都可以见到遗迹、遗物。在木构方形城堡周围，可见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整齐田畦也历历在目。部分屋房仍暴露于地面，房舍傍果树成行。陶片、圆廓方孔铜钱、铁镟、铜刀、各种玻璃珠饰件件可见。这片绿洲，是克里雅河故道上汉—南北朝时期最大居民中心之一。不仅当年东西汉的“丝路”南道从这里经过，自库车、阿克苏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和田绿洲的丝路支线，这里也是重要一站。
近年发掘的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对认识“丝路”南道是又一批重要资料。墓地位于洛浦县西南14公里处，墓葬时代早到西汉，晚至于晋。主要文物为具有特点的双系陶罐、木质用器、弓箭、大量毛织物、棉布、丝绸、织锦、汉镜。文物具有鲜明的西域文化特色①。丝绸织物及铜镜来自中原，毛织物大部分是本地所产，但也有一些可能来自西方。其中毛织人首马身像、人物头像，就是明显的例证。人首马身图像主题可能源自希腊神话。人物头像，挺直的高鼻明显具有希腊、罗马风格，十分精美的毛织人物像，却被剪裁成小块用于靴靿之上，显示着一种内在的不协调。
和田约特干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其上贴塑人物、动物形象，生动传神。在新疆考古文化遗物中，这是极富特点的一批陶制品。陶质、制作工艺、器物造型均具有自身特色，其文化的精神值得进一步认识。
“南道”自莎车入帕米尔，山间有径道可以通行，只是山险路陡，履步困难。进入帕米尔，重要中继站是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今县城的北部，依山势而走，用块石、土坯砌筑。城内高低不平，相当地段仍残留房垣残迹。清蒲犁厅城，建于古城东部，笔者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工作，曾选叠压于蒲犁城下的早期文化层，进行试掘，出土了唐代钱币及文物标本。取其中出土树枝进行碳14测年，经树轮校证，结论为距今1325±75年，当于唐代。结合有关文献记录，可以肯定，这里曾是渴盘陀王国首都，也是唐代葱岭守捉故址所在。由塔什库尔干古城沿塔什库尔干河谷南行，可以进入印度河上游，西南行，可以进入阿富汗瓦罕走廊。由阿富汗进一步西去伊朗、伊拉克、地中海周围地区，坦然无阻。
（二）中道
这里指出敦煌后沿天山南麓过帕米尔抵大宛、碎叶的交通路线，即《汉书·西域传》中的“北道”，是丝绸之路沙漠道中最主要的交通路线。
这一路线，自焉耆傍天山南麓西行，自汉迄唐、以至宋元，变化不大。关键在于敦煌至焉耆间，变化不小：或经罗布荒漠到楼兰；或经伊吾过高昌；甚至经过库姆塔格沙漠入高昌，颇为复杂。
西出敦煌，沿疏勒河谷入白龙堆，过楼兰，沿孔雀河谷西走，这是两汉时期进入西域的一条主要路线。出玉门关后，仍然耸立着一段西向延伸的汉代长城。黄文弼20世纪30年代在罗布淖尔北岸发掘过的土垠遗址，世界瞩目的古楼兰城，1979年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谷老开屏发掘的汉墓，近年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附近发现的汉代墓葬，沿库鲁克山列布的古代烽燧，既清楚表明这一古道的存在，也显示了古道的走向。
从自然地理条件角度分析，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通路。自疏勒河谷进入白龙堆，沿途戈壁、风蚀土丘林、盐渍荒漠，缺水少草，通行十分艰难。所以选择、开拓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存在匈奴对伊吾、车师的控制。因着这一政治形势，西汉王朝才抉择了这一路线，从而也把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的宝座。
楼兰依傍罗布淖尔湖，位于罗布泊西北，目前已沉没在无人的荒漠中。根据新疆考古所在1979～1987年对楼兰城的多次调查试掘资料，楼兰古城位于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古城城墙已在强烈的风蚀中破败不堪。城垣原为不规则的方形，周长1316.5米，总面积10.8万多平方米。从残存土垣看，城垣曾经过多次修筑，一条古河道，贯穿全城，城内遗迹尚可见出官署、寺院、居民住宅区的差别，全城建筑规模最大的所谓官署区，留存至今的三间土屋面积只106平方米。城内建筑基本特点，是当前仍在南疆地区沿用的以木材构架，红柳枝作墙，外涂草泥以为墙壁的建筑风格。新疆考古所在楼兰城内，发掘到汉晋时期残木简60多支，在楼兰城郊，清理过一批汉代墓葬，出土最多的是汉代锦绢、漆器、铜镜，它们明显来自中原地区。另有不少土产精致毛毯、斜纹毛织物，平纹毛布、木器、陶器等。表现了汉晋时代楼兰的社会生活。
根据大量的楼兰出土文物，学术界一般都同意，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活跃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楼兰城，在公元4世纪30年代以后，即逐渐废弃，慢慢沦为荒漠。对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研究者们曾经提出过多方面的分析意见。择其大要，如气候趋于干旱，降水趋少，引起地理环境变化说；高山冰川萎缩，导致河流水量减少说；干旱荒漠地区水系和湖泊不稳定，侵蚀和堆积交替作用使水系成周期性变化，导致楼兰环境改变说；人类活动，导致河道水量改变，使楼兰地区环境恶化等等。各种观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认真分析整个情况，我认为，应该说，“楼兰的兴衰是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变化的综合反映”①，而社会政治因素在其中明显起着关键性作用。
第四纪以来，罗布泊地区一直是干旱环境，因此，楼兰在历史时期中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简单地归于气候干旱，而必须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干旱的新疆内陆，一个绿洲的形成、维持、发展，不单须有必要的地理条件，而且要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楼兰作为王国的都城，魏晋时期作为西域长史府驻地，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鲜明存在于这一社会背景，存在着政治、经济、丝路交通方面的实际需要。强大有力的组织力量，科学的水利灌溉设施，辛勤的劳动，人类曾限制了这片地区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发展，并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保持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而一旦失掉了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努力，恶劣的自然条件就会使无组织的相对软弱的人群束手无策。认真分析楼兰古城废弃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其中社会交通因素可以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因子。楼兰古城在西域历史上发出过夺目光彩光芒，受到当时中原王朝、匈奴王国、西方各国的关心，无非是因为它在从敦煌到天山南麓的交通路线上曾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两三个世纪的努力，匈奴被排除出西域政治舞台，中原王朝经过伊吾、高昌，沿天山南麓西去的交通线逐渐成了坦途。公元327年，北凉在高昌设郡，立田地县，标志柳中、高昌与河西地区早已联成一体的事实，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一情况下，通过白龙堆、楼兰一线，交通条件上的不利因素自然使其在丝路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必然要导致楼兰的衰落。
汉晋时期，为支持楼兰运输干线的运转，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汉、魏晋王朝曾集中力量在楼兰地区屯田、西域长史府，作为当时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驻节在楼兰，强大的组织力量，使楼兰的自然地理环境虽称恶劣，但还是维持着平衡。从大量出土的具体表现当年屯田事业的文书中，可以看到西域长史府凭藉着强有力的水利灌溉事业，运营着楼兰地区以屯田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丝路供给、丝路安全保障，应该说，都凭藉着这一生产事业的支持。楼兰故址出土文书资料，最晚止于前凉王朝继续使用的（西晋）建兴十八年（330年），不见较其更晚的纪年文字。这说明，在公元330年或其稍后，楼兰古城作为西域长史府的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使得楼兰丧失了它在“丝路”干线上中继站的重要地位，与政治、军事、商业交通、邮传、屯田等有关的一套相应组织会随之撤离、转移，人口会随之大大减少，有组织地对罗布荒漠自然环境的改造努力会随之急剧减弱，这对楼兰绿洲生命的维持，无疑会是严重的一击。没有了人类有组织的努力，风沙侵袭，河流改道，土地积盐等可以克服的自然困难会变得无法克服，楼兰绿洲环境会日益恶化。这一切，无疑会导致楼兰绿洲的最后毁灭。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楼兰古城的兴起、废败，与中原王朝对西域大地政治、经济的控制、管理，与丝路路线的组织、建设密切相关。
可以帮助说明楼兰碛道之废弃绝不是、或主要绝不是自然原因还有一个相反的实例。公元7世纪中叶，割据吐鲁番的高昌王国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盟，极力阻抑唐王朝进入西域，控制了通过吐鲁番来去的“丝路”大道。焉耆王龙突骑支就曾建议重开通过孔雀河谷经过故楼兰地区、白龙堆入敦煌的“碛路”，这实际是与高昌竞争把握“丝路”权益的措施，曾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这一计划，随唐王朝统一高昌而自然放弃，但却表明了一个事实：通过楼兰地区的“碛路”，虽属困难，却并不是不能通行的，而通行与否，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起着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楼兰到天山南麓的路线，是走库鲁克山南麓，孔雀河谷水草丰沛地带。
自楼兰古城西北行，还可以见到几座烽燧遗迹，兀立在荒漠之中。
距楼兰古城约80公里，在孔雀河北岸一道低矮山脊上，俗称老开屏，1979年，笔者曾主持发掘过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出土过汉锦、汉镜及多量木器①。
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旁，近年发现一区最晚到汉晋的古墓群，出土大量毛毯、毛纺织物、木器，也见到汉代织锦②。
尉犁县西北约60公里，位于库鲁克山南麓一剥蚀土丘上，还保存古烽一座，烽墩约4米见方，高3米左右，土坯叠砌。其下见大量红陶片、烽砟③。
自此更前行，即可抵达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西域都护驻节地乌垒城。
从伊吾方向进入天山南麓，是一条更重要、自然地理条件也稍好的路线。
汉代伊吾城址，至今未得考古确定，估计当在今哈密市附近。这里泉水丰沛，农业生产条件优良。在哈密市内，近年发现不少古代遗址，哈密火车站附近就是一片相当密集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古代墓地，墓中出土相当丰富的彩陶。
在哈密火车站基建中，也有过出土文物的报道。
自哈密西行，四堡乡，现存拉甫乔克古城，有说为唐“纳职县”所在。
自拉甫乔克过五堡，斜向东南，戈壁中尚存一区古堡遗址，沿白杨沟水，沿途也见古代烽燧断续相继，这显示了自伊州入西州（从哈密绿洲进入吐鲁番盆地）的一条径道。
吐鲁番盆地中，七克台、汉墩、连木沁、煤窑沟、七泉湖、木尔吐克萨依、乌江布拉克、胜金口、交河南北、野木什、阿拉沟口等许多地点，都见到古代烽燧、戍堡，由于欠缺深入的工作，对有关遗迹的准确时代，及通过它们所标示的古代路线及不同历史时期中路线的变化，目前还难以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高昌、交河故城，是这一线路中大家都比较注意的两座古城。
高昌古城是古代新疆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玄奘西去求经，麟德元年（664年），波斯王子泥涅师自长安返国，都曾在这里停息。
高昌古城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可分外、内、宫城三重。这是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记录着历史变化的痕迹。
外城略呈方形，周长5000多米，城垣基址厚达12米，城墙残高至今仍有11.5米，夯土版筑，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补。有马面，城门从现存遗迹分析，每面至少有两座，在城郊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记录了唐西州城有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可以印证。
内城居外城正中，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分保存下来，北面仅存部分基址，东墙全毁，复原周长约3000多米。
《隋书》称高昌王国“其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隋唐时期一步当于6尺4寸。据出土唐尺，一尺长度为29厘米，6尺4寸当1.856米，1840步，则当于3415米，与现存中城范围相近，故而可以肯定目前中城遗址实际就是高昌王国的都城所在。其建城时间较外城为早。
高昌王国的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俗称“可汗堡”。堡内塔柱至今仍高十多米，其旁，是一组包含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地下庭院、暗燧的大型建筑，燧道宽达3米多。宫城墙基本完好，高达6米，南向开门，门阙地基清晰。其间是宽达3米的门道。宫墙东侧，曾出土“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表明了当年高昌王室寺院的所在。
至于公元9世纪以后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从现存遗迹看，范围已不很明确，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宫城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否被继续使用，目前还无充分资料作出明确结论。有的学者提出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是在现存外城的北部，处内、外城北墙之间，即外城北墙为宫城之北墙，而内城北墙即宫城南墙，主要根据是这一范围内目前保留了不少高出地面三四米的高土台，建筑规模宏伟，故可能是回鹘王族的宫廷所在，可以聊备一说。
外城西南部有一大型寺院，寺门东向，东西长约130米、宽85米，占地面积1.1万多平方米，寺院中央台基上有一多层台的土坯塔柱，周围高墙回护，是全寺的主体建筑。两厢和塔庙是高大的重楼建筑。规模十分宏伟。
寺院附近有密集的建筑遗址，建筑物多是夯土为墙，土坯起券，作长筒形纵券顶，这种建筑方法吐鲁番地区至今仍然使用。
外城东南部分也有一小型寺院，土坯砌就的土塔犹存，从壁画风格看，时代较西南大寺为晚。
自高昌建城至公元13世纪中叶海都叛乱（1279），攻灭高昌，古城被毁，前后历时1000年以上，作为高昌回鹘王都，历时也近500年，高昌在新疆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高昌城外北、西北郊是晋、唐时期的墓区。这里埋葬着同一历史阶段内高昌各种社会身份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发掘古墓葬四百多座，出土过大量古代珍贵文书、丝绸文物等，是研究高昌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及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自高昌古城斜向西北，距约50公里，是交河故城。不论是高昌、西州，还是高昌回鹘，北向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或西向焉耆，这里均是交通要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历史上一直也是吐鲁番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西汉时为车师前国的王都。《汉书·西域传》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域下，故号‘交河’。”交河故城坐落在两河之间的一区土岛上，这段文字，是对古城形势的准确描述，也说清了古城得名的由来。
古城所在土岛南北长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古城位于土岛之南半部，建筑遗迹南北长达1000米，宽与岛之宽同。说为古城，因坐落在高数十米（最高30米）的土岛上，四周峭壁悬岩，形势天成，可以凭险据守，所以并无防御性质的城墙。
入城门道有两处：南门是主要进出口，但具体建筑结构已破坏，只存门道豁口；东门保存较好，劈岩而成门道，安设门额的方形榫洞也依然可见，自门道到河底高达20米，陡险曲折。入门处有防御设施，堪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城内建筑遗址总面积，初步测量约22万平方米，大致可见出寺院、民居、衙署和官邸等性质不同的建筑遗迹。
纵贯全城南北方向有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大道。大道直通城北一区大型寺院，建筑面积达5100平方米，在这区重楼建筑的方形大院内，塔柱犹存。城内寺院建筑多为这种方形院落，入室有神坛或塔柱，主要分布在主干道以西。
自这一主干道中部向东为另一干道，通向东门。主干道以东，东西干道以南，这一区域内多大型院落，常是衙署、官邸所在。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全城内唯一见砖、瓦的大型建筑，即是这一区内附有地下室的气势相当宏大的院落。
东西干道以北，建筑相当密集，门庭较小，当是一般居民住宅。
交河故城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古城遗址之一，建筑富有特色：其一，街道两旁是高厚土墙，临街不见门窗，纵横交错的巷道通过土墙将庭院分隔为坊曲，穿过街巷，进入坊墙，才能到达民户大门。
其二，土崖土质致密，所有建筑均挖地为院，隔梁为墙，掏洞成室。街巷也是挖地而成的路沟，高度不足，则以挖地所得泥土夹板夯筑。房顶主要由土墙承重，所用木料不多，这是适应新疆地区干燥少雨的特点而形成的生土建筑风格，极大地减省了木材及能源的消耗，是值得总结、发扬的优良传统。
交河故城始建在西汉以前的车师前部。西汉前期，是车师王都所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汉王朝在吐鲁番地区设戊己校尉管理屯戍，设交河壁，派驻吏卒。晋十六国，吐鲁番地区为高昌王国，交河为王国—郡。由于地位重要，每每派王子驻节交河。公元640年，唐王朝统一高昌，设西州、交河为西州属县。因为这里形势险要、又控制着天山南北交通的一处隘道，在军事上明显具有重要地位。自交河故城南出盐山之阙口，目前仍可见唐代烽墩。自盐山南缘斜向东南，经布干土拉古城可抵高昌；斜向西南，经大墩子、屋威梯木古城堡入托克逊，为唐代丝路“银山道”干线；稍偏西北，入阿拉沟口，也见到唐代古堡，有山道可入巩乃斯河、于尔都斯草原。
交河故城西，存石窟寺一区。足以展示“丝路”文化特色的佛教遗迹，除交河城外石窟外，在吐鲁番地区，还有桃儿沟、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等多处。唯蒙受种种人为的、自然的破坏，保存状况堪忧。柏孜克里克，算是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的一区，这里稍作介绍。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坐落在高昌城北火焰山中，踞火焰山主峰北坡，下临木头沟水，环境清幽。唐《西州图经》称此为“宁戎窟寺”。现存洞窟83个，可以见出毗诃罗窟、支提窟、隐窟、僧房之别。保存壁画洞窟约只50％，大多残毁比较严重。洞窟始建于高昌王国时，唐、高昌回鹘时期臻于繁荣，是高昌回鹘时期的王室寺院之一。近年维修柏孜克里克，文物工作者曾在早期废窟中发现回鹘文、粟特文、汉文、梵文的残经及世俗文书，如晋人写本《汉书·西域传》残页，写于高昌王国建昌五年（559年）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鸠摩罗什译本），宋刻本《金藏》残帙，回鹘文雕版印刷品残页，西夏文雕刻印本残页，粟特文手写本残卷等。其中一件金箔包装纸，来自宋代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东朝西的一家纸铺，它专门制作、销售“佛经诸般金箔”，希望主顾“辨认不误”，是宋代杭州纸铺的广告商标，也很好地说明了在11、12世纪时，高昌回鹘王朝与宋王朝的商业贸易情况。清理工作中还发现十分宏伟的木构建筑材料，如斗栱等物（其中一件，栱径75厘米、斗长21厘米）。表明唐代，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在依岩开凿的洞窟外面，有十分高大的殿堂、回廊。
柏孜克里克现存壁画，主要属于高昌回鹘时期。在长方形纵券顶的洞窟内，绘佛传故事，展示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第33窟后壁，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图像，艺术表现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佛弟子，肤色各异，发式、服装不同，可以多少反映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西域大地，人种各异、民族众多的社会生活图景。
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画面完整、色泽鲜丽的高昌回鹘国王、王后供养佛的图像，是壁画中的珍品。主要部分已为勒柯克割剥运往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
“丝路”自吐鲁番沿“银山道”西去，下一站主要为焉耆王国。关于“银山道”的具体线路，据考古调查资料，出托克逊后，应走苏巴什沟，沿途有水草。地理形势、山泉，与玄奘当年留下的记录可以呼应。出沟，至库米什，进入焉耆盆地。唐代在这里设置过焉耆都护府和焉耆镇，目前坐落在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可能就是汉焉耆国都员渠城，也是唐焉耆都督府和焉耆镇城之所在。
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盆地内建筑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城墙基垣完整，保存稍好地段残高4米。城内建筑遗迹多已坍塌。最大一区周长达143米，城内地表采集到汉五铢、唐开元通宝、波斯银币等，其他金银饰物、料珠、陶器亦常见。古城附近见较大型汉唐墓葬，出土过汉代铜镜、包金铁剑、金质龙纹带扣。
与博格达沁古城相去不远的锡克沁、明屋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多量佛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界，佛教史学者关注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就出土在明屋佛寺之中。
焉耆西去，最重要的站点是轮台。这里是汉轮台国所在，也是汉代为支持、开拓“丝路”进行屯田的主要基地，在经营建设丝绸之路的伟大工程中，屯田戍边是十分成功的一项政策措施。
屯田遗迹主要散布在克孜尔河畔，距现代居民点多在30公里以外，目前均已沦为盐渍荒漠，这片地区内诸如梯木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黑太也沁等古代遗址，渠道、田埂遗迹广布，粮食、陶器、汉代钱币等物，调查中均有所见。
为汉王朝统一西域，保证“丝路”畅通建立过功勋的这一屯田基地，目前已成盐土。这是灌溉用水含盐，而又没有适当排盐措施，长期屯垦生产而导致的结果。研究这片地区的遗址遗迹，不仅对汉代以来的屯垦生产、“丝路”走向有意义，对认识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盐化，也很有价值。
自轮台西行，越过一片戈壁，即进入库车绿洲，在今天公路的南侧，彼此距离不远，如二八台等处，还可以见到一些唐代烽墩、戍堡，显示了丝路走向。
库车地区居新疆之中，古称龟兹，是古代西域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东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均设置在此，可见其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汉、唐龟兹国都称延城（唐代又名伊罗卢城），其遗址，即今库车县城东郊之皮朗古城。古城破坏比较严重，从残迹追寻，周长约7公里。考古工作者曾在城内喀拉墩进行发掘，文化遗物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青铜时代。出土石器、骨器、彩陶片、部分铜器及一枚汉代五铢，其上叠压成组大陶瓮，以及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筒瓦等，砖的纹饰、形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铺地砖近同，共出唐代钱币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开元通宝等，明显为唐代遗存。
库车县城西渭干河畔夏克土尔、玉其土尔古址，伯希和名之为“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沿渭干河东西岸分布。据伯希和发掘出土文物，尤其是其中二百多件汉文文书，结合《唐书·地理志》中有关记录，可以结论为唐代东西柘橛关及柘橛寺故址之所在①。是“丝路”上的一座重要关隘，无论西去疏勒，还是西北向碎叶，均必须通过这一关隘。
古代龟兹王国，统治地域主要在库车、新和、沙雅绿洲及拜城盆地，地理位置冲要，自然条件优越，长时间中一直是西域大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境内不仅古代城镇遗址众多，作为佛教文化的主要中心，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石窟遗址，举其大者，如拜城县境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库车县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玛扎巴哈、森木塞姆石窟及苏巴什佛寺，新和县境的托克拉克埃肯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遗存。粗略统计，全部石窟可有五百多孔，保存壁画可达2万平方米以上，是研究古代西域佛教思想史、佛教艺术史的瑰宝。
研究表明，古代龟兹可能早到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已经接受佛教。克孜尔石窟开凿的早期石窟，可能就在这一历史时期。进入南北朝、唐、高昌回鹘王朝阶段，佛教大盛，不仅克孜尔，而且库木吐拉等处，都普遍凿窟、造像，形成当时西域地区的一区主要佛教中心②。龟兹石窟，不论从窟形、造像、壁画方面去分析，既可以见到古代印度、犍陀罗、伊朗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吸收当时中原文化的因素，并在吸收邻近地区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消化融合，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窟形、绘画来，有学者称此为佛教艺术中的“龟兹风”①。而唐代晚期以后，随吐蕃政治势力在公元8、9世纪深入西域，在石窟艺术领域，又明显留下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这些特点，不仅生动体现了“丝路”文化的积极精神，也显示了古代龟兹人民博大的胸襟，积极向上的开放精神，从而为我们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瑰宝。
自库车而西，进入中亚“丝路”干线，主要可见两条。自库车西稍偏南行，沿塔里木河、克孜尔河方向过巴楚、入喀什，翻天山谷道进入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这是《汉书》强调指出的“北道”；而从库车过温宿，沿托什干河西行，过乌什越别迭里山口，抵碎叶镇，有学者称此为“热海道”。汉代陈汤、唐高仙芝进入中亚的路线，走的就是后一条路。这两条路线，在唐代都受到重视，沿途也都有驿馆、烽燧。除西向干线外，自沙雅绿洲向南，沿克里雅河南行，可抵扜弥；自龟兹到姑墨，沿和田河南行，过玛扎塔格山，可达古代于阗。在论及新疆丝路时，这是不可忽视的两条支线，它把“丝路”南、北道干线串连在一起，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自库车至巴楚途中，沿途可以见到唐代烽燧、驿馆。这方面较显目的遗迹，如柯坪亚依德梯木、阿克沁、都埃梯木，巴楚县的穷梯木、玉木拉克梯木、柯西梯木、泽梯木等，绵延连续至托库孜萨来古城。论者根据出土之唐代文物，结合《唐书·地理志》，认为正是唐代“和平铺”（都埃梯木）、“济浊馆”（亚依德梯木）、“译者馆”（穷梯木）等馆驿的故址②。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位于巴楚县东北柯坪山派生的一座孤立的石岭上，喀什噶尔河流贯其南。喀什噶尔河上游主支称克孜尔河（汉意“红河”），这一地理位置与《唐书·地理志》所记“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洲，在赤河北岸孤行山”的记录，具体特征可以说完全统一。唐“据史德城”故址在此，可无疑义。
托库孜萨来古城，内外两重，依山势而铺展，是疏勒至龟兹间的军事重镇、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经济宗教中心。伯希和曾经在这里发掘，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唐代佛教文物，多量富有希腊化风格的佛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疆考古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也曾在这里进行发掘清理，发现了自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多量文物，佛教塑像，唐代汉文文书，古龟兹文书，丝、毛、棉织物，以及五铢钱铸范，显示了这一古城当年作为“丝路”重镇，在经济上曾具有重要地位③。
关于托库孜萨来古城的上限，林梅村提出应早到汉，可能是疏勒王国的盘陀城，班超曾经在这里戍守。据称，有古城出土佉卢文的直接证明④，这拓宽了人们对托库孜萨来古城的历史认识，但目前还未得到汉代文化层的印证，需要考古工作者更深入的工作。
进入喀什绿洲，古代“丝路”遗迹更为丰富。自巴楚过伽师至疏附县，在疏附东部的盐碱荒漠中，沉落着不少古代村镇、农田遗迹，也见到成一线展开的烽燧。这里不断出土过汉代以来的文物，在英吾斯坦乡内一块农田中，曾出土过一块青石浮雕，具有鲜明的中亚艺术特点。疏附县，伯什克拉木乡，有“汗诺依”古城，出土过多量唐宋时期文物。距城址不远，有一区气势宏伟的佛塔，当地俗称摩尔佛塔，表明这片目前荒无人烟的荒漠，唐代前后，也曾是人烟稠密的所在。
喀什市南郊，有艾斯克沙尔古城。喀什西北乌帕尔艾斯热提毛拉山上，保存着古代佛寺遗迹，佛寺依山势而铺展，气势雄伟，这里出土的贝叶经、佛像残体，都引人注目。
自乌帕尔斜向西北，乌布拉提村西，荒漠中有一座已完全沉没在地下的古代城市，古城墙深埋在地下。笔者1972年在这里试掘，发现过古钱币及多量陶器，城毁于火，据出土文物风格及碳14测年结论，古城毁弃在南北朝时期。由古城更西北走，有谷道可入安集延。
自喀什西北走，在乌恰县境一处荒山中，曾出土过700多枚波斯银币及10根金条，埋藏在一条石缝之中。银币铸于萨珊王朝时期，出土情况表明，在当年“丝路”上，交通往往不靖。维护万里“丝路”交通的安全，是当年的封建统治者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自库车、温宿沿托什干河谷到乌什县，斜向西北，为天山险隘别迭里山口，这也是汉唐时期由新疆进入伊塞克湖、古代碎叶、但罗斯的一条重要路线。沿托什干河西走，柯坪县见托木里克古城、沙牙提古城，县城西北郊苏巴什河口的克斯勒塔格佛寺，乌什县旁托什干河谷的古力瓦克古城、沙依拉木石窟，进入别迭里山口，沿途还保存着古代烽燧。这些遗迹，可以说都显示着“丝路”中道通过别迭里山口以出中亚的具体走向①。
（三）北道
这里的“北道”，系指自敦煌过伊吾入天山北麓西走，最后进入碎叶的干线，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古道。西汉以前，匈奴右部控制新疆地区，主要基地就是水草丰美、宜牧宜农的巴里坤草原。自巴里坤至伊犁河谷、碎叶城这一交通干线的开辟，与匈奴及其他一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为开辟这条自然地理条件比较理想的交通线，汉王朝政府也曾进行过持续的努力。但作为一条官道（得到政府的管理、建设）出现在历史舞台，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中亚广大地区联系的干线，则是在隋唐时期。隋在哈密设伊吾郡，唐在哈密设伊州，并在此驻军屯田，以保证“丝路”交通安全。
自河西走廊出星星峡，在苦水、烟墩、长流水、大泉弯、黄芦岗、一棵树、墩墩湾等处，仍可见到可能是明清时期的烽火台，可以大概表示自河西走廊到哈密驿道的走向。
而自哈密进入天山以北的巴里坤草原，必须翻越天山松树塘达坂，这是纵穿天山的一条径道。自哈密南山口至巴里坤口门子，谷道长达24公里。山道曲折回环，左右丛林密布。自哈密进入天山南山口，沟谷外也可以见到古烽两三处，进一步表明了由哈密绿洲前去巴里坤的道路走向。南山口，路畔有巨石一块，形若屋宇。其上，目前比较显目的是清朝镌刻的“焕彩沟”三个大字，但如果仔细辨识、用手揣摩，则可以发现，清“焕彩沟”刻字下，覆压着的是唐代刻石，南侧则有“汉永和五年”字样。因此，这是集汉、唐、清代碑刻于一石的重要史迹，这集聚着自汉至唐迄清的文字刻石，清楚表明这条穿越天山的谷道，自汉及清，一直是哈密地区交通天山南北的要道。
巴里坤草原，古属蒲类。这里水足草茂，夏天不热而冬天不冷，是十分理想的牧业基地，也是蒙古高原交通西域大地的重要前哨站。汉与
匈奴争西域，巴里坤曾是彼此争逐的一个焦点。除上述永和五年汉碑外，巴里坤还曾发现过汉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的记功碑。后又发现过汉永元五年任尚记功碑，这些都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证明。唐代统一西域，同样把在军事政治上控制巴里坤草原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唐代设伊吾军，其重要任务是防突厥，卫北道。伊吾军的驻地，从各种情况分析，就在巴里坤县大河乡的大河古城。古城周长1140米，高10米左右，曾出土过多量唐代文物。这里积温高，地势平，水利好，是巴里坤县最宜于农业经营的地区。直到今天，仍然是哈密地区主要的农业基地之一。
自松树塘达坂入巴里坤草原后，缘天山北麓西行，沿线古烽相望。自巴里坤湖南缘，过沙尔乔克，沿途地势开阔，草场连片。更西行，过色必口、大石头、沙河子、三十里大墩、三个泉，入木垒河谷，抵木垒城，沿途同样可以见到古代烽墩、戍堡。
木垒县，值得注意的古城遗址有新户、英格堡等处。前者居木垒河畔天山北麓，后者居木垒西去奇台的大道上。城内出土文物具有辽元时期特征，也见到察合台汗国的钱币。距木垒县城不远的东城乡，曾出土过多量动物饰牌，主题有野猪与马互斗、野猪纹、虎形圆雕饰件等，具有匈奴文化特色。
自木垒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前行，沿途可以见到古墓。地表特征为石堆，直径三四米，中部微显下凹。
奇台县境，与“丝路”关系密切的遗迹颇多。傍奇台县城而在的古城，论者多认为是唐蒲类县故址所在，周长约1300米。居蒲类城东北方向，临准噶尔沙漠边缘，有古城一座，俗称“北道桥古城”。城垣方形，周约600米，古城控扼自蒙古高原、北塔山入天山北道的咽喉，自阿勒泰入天山北麓一线，这里也是一处隘道。据其地理位置，有论断其为唐代“回鹘路”上的重镇——郝遮镇。
奇台县半截沟乡南入天山，至麻沟梁，海拔1750米，有古城址一座，俗称“石城子”。这里依山傍涧，控扼进入天山的谷道，有山路可以进入吐鲁番盆地。古城东、南为峭壁深涧，西、北面筑土垣。城址范围内出土过大量汉代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及汉式盆、罐之类。据地望、形势，结合文献记录，论者多以为这里就是汉代的疏勒故城，是汉代自柳中过天山入金满途中的要站。
自奇台缘天山山前地带过营盘滩、碧流河、吉布库、东湾、中渠，途程75公里，抵吉木萨尔县。沿途同样见到不少时代相当早的石堆墓。
吉木萨尔县，是天山北道一线中，文物荟萃之处。北庭大都护府所在的北庭故城，城郊近年发掘出土的高昌回鹘佛寺，故城周围戍堡烽驿成列，故都显示着古丝道的光明。
北庭故城略呈长方形，夯筑，内外两重，外城周长4596米，内城周长3000米。城区内陆续出土过多量唐印、钱币、下水管道、铜器、瓷器及多量陶器、砖瓦、瓦当，形制与唐代长安所出文物近似。见角楼、马面、护壕，现存遗迹是唐、回鹘高昌至元代的遗存，唯破坏严重。
位于古城西北郊的“西大寺”，是高昌回鹘王室寺院，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北为正殿，南为庭院、配殿。配殿中塑像壁画贴金妆彩，富丽堂皇，多绘回鹘装供养人并见回鹘文题记，是研究当年回鹘宗教信仰、绘画艺术、世俗生活情况的珍贵资料。
北庭故城与吐鲁番盆地高昌、交河城，自汉至唐、高昌回鹘，政治、经济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支线，“它地道”，承担着彼此交通往来的使命。自北庭故城南行，沿着现代翻越天山的线路踏勘（翻越天山达坂，受自然条件局限很大，古今道路，往往不变），沿线可见古城遗址二三处。如“贼疙瘩梁”古城，卡子湾古城、水西沟古城等，进入天山石窑子达坂，还见古代石堆。这些遗迹，显示了北庭、高昌之间交通往来的路线。
自北庭故城西走，在双河乡、八家地、北庄子、阜康县六运、米泉县下沙河，都见到古代城堡。这些城堡，从采集的文物看，人类居住活动的时间延续较长，六运古城中曾出土一批察合台汗国时期金币。从自然地理环境看，自北庭而西，由天山下泄的每道河水下游冲积扇地带，几乎都坐落着一座城镇，其间还有大型遗址（如八家地古城西南2公里，有5000平方米的唐代遗址一区）及戍堡烽墩（如北庄子古城与六运古城间，有“土墩子”烽火台）等，清楚表明了古道行进的方向。
据《新唐书·地理志四》，自北庭都护府西走，经过沙钵、耶勒、冯洛、俱六守捉后，最重要的站点是“轮台县”，再下一站到“张堡城守捉”。《新唐书·西域传》又说“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则轮台县在“北道”上的地位，是特别重要的。近年学界研究中，比较一致的结论，唐轮台故址，就在今天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自北庭都护府所在的吉木萨尔西去伊犁，为什么要在这里形成一个迂曲，不直由米泉、昌吉西走，而绕至乌鲁木齐，是一个疑问。其所以如此迂曲，原因在于丝路中道（天山南麓）与“北道”间，虽有多处山谷（如松树塘、金岭、凌山等）可以沟通，但任何一处谷道，都没有自交河入白杨沟的峡谷那么平整、地势低、少雪，一路有水草，可通车马，行走十分方便；而且，7世纪中叶，唐王朝政府已在这一峡谷内设白水镇，置烽戍，开拓了“白水涧道”，可以至达乌鲁木齐地区。唐王朝有效统治了准噶尔盆地后，公元702年，设置了北庭都护府。自北庭至伊犁河流域的弓月城、伊塞克湖畔的碎叶，成为唐王朝进入中亚大地的坦途。传统上，由丝路中道入碎叶，必须翻越凌山或别迭里达坂，相当困难，而由中道上的高昌、交河西入白水涧道，进入伊犁河流域，是更加便捷的。这样，在白水涧道西口与北道连接处，置城征税、屯田养兵，就成为了一个顺应政治、经济、交通形势的紧迫需要。于是，“轮台县”就应势而生，而且立即成为了丝路“北道”的交通、贸易中心。商税收入，可以供应北庭都护府之需。《新唐书·地理志》称丝路北道过“俱六守捉城”后，“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即入轮台。这一距离，与乌拉泊古城至昌吉的距离也约略相当。
昌吉市区见古城一座，城内出土的大量察合台汗国时期窖藏银币，曾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新疆考古所配合基建，曾在城区范围内进行发掘清理，发掘中明确见早晚两期文化层，晚期到元，早期文化层中见三耳灰陶罐、开元钱，其时代最早可能到唐，当为张堡守捉故址所在。
自昌吉西北行，在呼图壁、玛纳斯，均见古城废址，但考古工作做得不多。
自精河西行，有两条路线可入伊犁地区：其一，自精河斜向东南，入天山，进入巩乃斯河谷。在巩乃斯河畔见巩乃斯古城，论者或以为即唐代弓月城故址；其二，自精河过赛里木湖，入果子沟，进入伊犁谷地，伊宁县境见吐鲁番圩子古城，也有学者认为唐代弓月城应该在此。
“丝路”北道，弓月城是一处重要城镇，也是西突厥汗国的一处重要政治中心。作为“丝路”上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有反映。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曾记录了一件民事财产纠纷，身在长安的汉商李绍谨，为临时之需，自弓月城胡商曹炎延处一次借得丝绢237匹。历史插曲中这一细节，颇以显示弓月城在当年“丝路”贸易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北道到弓月，自弓月城抵达北道重镇碎叶，西去欧洲均为坦途。
这几条据历史文献及遗迹，连缀起来的交通路线，只是几条主干道。在这几条运输动脉之间，诚如《隋书·裴矩传》所称：“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当年的实际交通线，可以说是如同纵横交错的网络，大大小小的绿洲聚落，通过这网络基本都与丝绸之路程度不等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里我们拿设置在吐鲁番绿洲的西州作例。西州，除作为中道上的枢纽，通过“银山道”而交通东西外，以其为中心，还有翻越天山抵达北庭等广大地区的“它地道”、“乌骨道”、“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等，可以说每条能够穿越的山谷均得到开发利用；此外还有斜向西北，进抵乌鲁木齐地区的“白水涧道”；入阿拉沟，经乌拉斯台可进入焉耆盆地；斜向西北，可以进入巩乃斯河谷的山道等，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自西州到焉耆或伊犁河谷的山路，即穿越阿拉沟的径道，历史文献上明代以前不见记录，但考古发掘中却完全可以肯定它的存在。正当阿拉沟口，耸立着一座卵石夹土砌就的唐代古堡。古堡略近方形，卵石围垣仍然完好。西北角高耸的瞭墩，至今仍高15米上下。古堡傍河而立，耸峙于峭壁之上，登堡一望，远近景物尽收眼底。堡墙内有室屋数间。1977年，笔者曾在其中稍事清理，在一间残垣的壁缝中，得唐代纸片数块，其中一件明显为唐代契约，另一件见鸜鹆镇及一些捉铺、烽及戍边卫士的姓名。过此堡入沟，约12公里，见又一座古堡废墟。31公里，再见古堡一座，彼此相连相续，说明利用阿拉沟峡谷交通远近，至少在唐代，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
“白水涧道，”虽见于《西州图经》，但具体路线并不明确。根据地理形势，自吐鲁番进入白杨沟、达坂城至乌鲁木齐是“白水涧道”之所经。沿途，也确实见到相当数量古代遗存。在白杨沟峡谷西口，仍然可见古代城堡一区，可能是唐代西州下属的白水镇镇城。更前行至盐湖北岸，见古烽一处，碳14测年，结论属于唐代。在盐湖南岸山谷中，发现过唐—元时代古墓。临近乌鲁木齐，傍乌鲁木齐河谷，唐轮台县故址是沟通丝路“中道”“北道”的最重要支线。
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四面辐射的古代交通路线，表现了唐代“丝路”的实际，与之相类的情况，在其他较大的西域文明中心当是同样存在的。
四、丝路考古发现
新疆，作为“丝路”干线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路段，留下了许多足以表现当年“丝路”历史的珍贵遗物。近年的新疆考古工作中，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收获。不言而喻，这些有幸出土的“丝路”遗珍，与当年实际存在的社会生活相比，只不过是片鳞只爪，不足以代表全体，但却揭示、反映着一种历史的存在，它所显示的文化交流的精神，更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刻认识、继承、发扬。现择其主要者，略予介绍。
（一）丝绸
在出土的足以表现“丝路”内容的珍贵文物中，首推丝绸。出土数量大、品种多、地域广，时代延续长，十分有力地表明：在丝绸之路上，轻薄美观的各种“丝绸”织物，深受西亚、欧洲人民的欢迎，是通过“丝路”西向的主要商品。
近几十年来，新疆考古工作中见到丝绸织物的遗址点相当丰富。举其大者，如若羌东部的阿拉尔，楼兰城东北郊的孤台、平台墓地，孔雀河谷老开屏墓地，库鲁克山南麓的营盘古墓，吐鲁番盆地中鄯善县鲁克沁，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天山中阿拉沟、鱼儿沟古墓地，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库车苏巴什，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民丰县尼雅古墓，于田县喀拉墩，洛浦县山普拉古墓，木垒四道沟古墓葬等处，均有所见。尤其是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的阿斯塔那晋唐墓地，差不多可以说，无墓不见丝绸文物，颇为有力地说明当年丝绸织物在高昌地区相当普及的情况。谈及丝织物出土地点，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地点，几乎全部在天山以南地区。所以存在这一现象，应与天山以北地区降水较多，湿度较大，织物类在地下很不容易保存有关。
有关织物的时代，分析表明：早可以到春秋、战国，盛于两汉，大盛于隋唐，迄止于宋元，均有所见。
织物品种，主要为素绢及染色绢，以及各种花纹图案的织锦、暗花绮、绫、缣、纱、罗、轻容、刺绣及染织等。这些文物，出土时多零散、破损，绝对数量虽不算多，但实际却代表着巨大的数字。A.斯坦因在楼兰故城遗址点发掘得一枚简牍，简文称“人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绢四千三百廿六匹”。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提到长安汉商在弓月城胡商处，一次就调剂到绢237匹。将上列出土文物品种与这些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分析，可以充分肯定，通过“丝路”进行的丝绸缎物贸易，数量曾是相当巨大的。
分析“丝路”织物图案，可以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汉代织锦，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花纹图案，多在变幻的云纹中，出没象征吉祥的瑞兽，并穿插种种吉样用语如“延年益寿”、“富贵且昌”等等，形成显目的时代特点。而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时期，花纹图案出现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其中一些标本，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猪头纹锦等，更明显具有波斯风格。唐代，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联珠禽兽纹锦，数量巨大。其中一些兽纹锦，且织有“胡王”字样。
在丝织物图像上的这种变化、发展，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表明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传统的中国丝织物装饰图案，吸收了西亚的营养，显得更为丰富而光彩夺目；第二，可以肯定，丝织物方面的这一发展，与中原王朝推进丝路贸易密切相关。适合波斯等西亚地区人们喜好的联珠禽兽、鸾鸟衔绶等纹饰织锦，会更加受到他们的欢迎。在织锦图像中，织上“胡王”字样，十分明显就是为外销目的而组织的生产。
值得强调一句，在论及“丝路”上的“丝绸”贸易时，一般的概念，都是从丝绸的祖国——中国西去，这当然是正确的结论。但在新疆出土文书及丝织实物中，可以得到另一历史信息，这就是在隋唐以前，在新疆大地上还有来自波斯的织锦。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0号墓出土文书中，见到“钵斯锦”（此墓同出有永康十七年（480年）文书）。阿斯塔那第170号墓葬中，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其中见到“故波斯锦十张”，对这些文字记录，有学者认为，“此‘钵斯锦’..颇似当地所产”（意为当地织工仿波斯图案而生产）。而衣物疏中，“‘波斯锦’只不过表现了一种愿望，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真实”①。但从情理推论，生活中如果没有波斯锦的实际，则仿制无由，占有它们的愿望亦不可能出现。因此，不论多少，流入的途径如何，公元5～6世纪的吐鲁番地区已出现了波斯锦，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实际上也已得到了出土实物的印证。夏鼐先生曾经考证，在吐鲁番出土的鸾鸟衔绶带纹锦等，就可以作为波斯锦的实物。
通过“丝路”，不仅大量中国丝绸织物西传，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意义更为重大、影响甚为深远的还有育蚕缫丝及丝绸织造工艺的西传，这在新疆出土文物中也有表现。
嘉峪关市东北约20公里的戈壁，有一片魏晋时期古墓，其中八座有壁画、砖画。绘画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其中即有采桑图，表明在公元3、4世纪时，植桑育蚕技术，在邻近新疆的河西走廊西部，已是农家经济生活的一个环节。在新疆，废弃于公元4世纪中叶的尼雅遗址，不仅见到了古代桑树，也见到蚕茧实物。在吐鲁番文书中，也保存着相关的记录。
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文书中，有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的“赁薄蚕桑”文书，表明5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并导致缫丝制锦业的发展”。在另几件西凉文书中，表现了为官茧缫丝，领取官银，以为工价的史实，在麹氏高昌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有在茧丝交易中收取“秤钱”的记录，而在高昌地区购买茧丝者颇多胡人，故可推论“当时销往中、西亚的中国茧丝，其中相当一部分产自高昌”②。
在育茧缫丝业发展基础上，根据麴氏高昌时期征收寺院官绢的文书，初唐时期记录绵练价格的文书，反映官属纺织工匠报告因火灾受损的文书，则可肯定麴氏高昌时期吐鲁番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业。文书中还留下了它们织造着“黄地丘慈锦”等。出土实物中，也确实发现了丝、棉混织几何纹锦。
这里，着重说明了吐鲁番地区的情况，而从文书中涉及的“疏勒锦”、“丘慈锦”，则可以推论，与吐鲁番绿洲相类，在南北朝晚期，库车、喀什绿洲丝织业也都有相当水平。这类技术，自新疆进一步远及中亚、西亚，实际已不存在困难。
（二）造纸
纸及造纸技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造纸技术传入新疆，并通过新疆进一步西去，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在尼雅东汉墓中，发现过纸。但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是纸、木简并行，而且主要均见于木质简牍。说明纸质书写材料，还显得少而珍贵，尼雅、楼兰多见汉文简牍，可以证明。
吐鲁番地区三十多年来，出土文书约3000件。目前所见文书，最早在公元4世纪前期的十六国时期。自此以后，纸质文书是吐鲁番古墓中最常见的出土物；官方文档、私人契约、书信、抄写经典、学生习字，无不用纸。纸，在当年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是一件须臾不可离开的物品。
据此，可以作出一个推论：在十六国时期，尤其是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置高昌郡以后，吐鲁番可能已逐渐地生产纸张。理由是，社会对纸有重大需求；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自西汉开始造纸至此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其技术知识，当已较普及。因此在河西地区进入吐鲁番的大量移民中，会有了解纸作工艺的匠师。本地造纸的主客观条件，是具备的。
这一推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对吐鲁番出土古纸，潘吉星教授曾进行了分析。取北凉到唐代古纸标本26件（其中4件为库车出土），对纸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观察，纸质标本，包括官府文档、私人文书、古籍抄本、佛经等。观察表明：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典籍抄本、官府文档用纸，纤维分散均匀，纤维束少，打浆较细，纸质较好；而一般民间用纸，如民间私契、丸药包装纸，纤维交织不均，打浆不匀，纤维破碎程度较差，杂质或未除尽，纸质明显较次。分析抄纸工艺，可见主要为布纹纸，也有帘文纸。吐鲁番出土建兴三十六年（348）建初十四年（418）用纸，都是用织纹模抄造的布纹纸。其中建初十四年古纸，可以观察到纸模网目约为110孔/厘米2，是我国目前有准确纪年的早期布纹纸标本。
布纹纸是比较古老的产品，表现着传统的工艺，汉、晋、南北朝时期，多为这种技法。值得强调说明的是新疆土法造纸，至今仍保持这一传统。因此，它接受的是中原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工艺。因而可以推论，其接受的时代当也是这一工艺在中原、河西地区流行的时代。
帘纹纸，是晋以后始见的抄纸工艺。在潘氏测定的18件隋唐时期古纸中，除少量帘纹不显外，几乎都是帘纹纸。细致分析吐鲁番出土唐“白怀洛借钱契”、“卜老师借钱契”及“卜天寿《论语》郑注”、“宁和才授田户籍”，可以见出纸质有粗帘纹及制作稍精的细帘纹之别。学生习字等平常普通用纸，明显为粗帘纹，官府文档如户籍等，纸质即较精良。帘纹纸与敦煌石室中所见粗横帘纹纸，工艺一致。
唐代吐鲁番地区已有了官办的造纸作坊，这得到阿斯塔那第93号墓中出土唐代文书的证明。文书有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可作为唐代已存在“纸坊”的确证。唐代四州既有纸坊，纸质标本显示的工艺与敦煌地区用纸又一样，这说明，当年吐鲁番地区纸张生产工艺得之于河西地区的影响；或者，生产者就直接来之于河西地区。如是，与两汉以后河西地区大量移民进入吐鲁番的历史背景又是可以统一的。
在分析吐鲁番出土古纸标本时，还有一个工艺现象，在纸浆中加入淀粉糊，以使纸质平润、增光、受墨，而这种工艺方法，在今天新疆一些地区，还仍然保留使用。应该说，这一传统，也显示着历史的印痕。
造纸工艺经过新疆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及于非洲、欧洲广大地区，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这一工艺西传的中继站，就在新疆。
（三）毛纺织工艺
近四十年的新疆考古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新疆地区毛纺织生产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对毛纺织生产工艺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些年的考古工作，在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哈密五堡，且末扎洪鲁克墓地，阿拉沟、鱼儿沟墓地，和静察吾乎沟墓地，巴里坤南湾，哈密焉不拉克、哈密火车站附近、洛浦山普拉墓地、鄯善洋海三个桥、楼兰城郊、尼雅、于田屋于勒克、巴楚托库孜萨来、吐鲁番阿斯塔那、米兰吐蕃戍堡等处，都有相当数量而且保存情况很好的古代毛织物出土。从距今4000年前直到唐宋时期，也就是说，前后历时差不多达3000年。
粗略统计一下现有毛织物种类，如提花毛毯、平纹毛织毯、平纹毛布、毛罽、缂毛织物、各种编织毛带等，其中，不能排除少量毛织物（如山普拉出土的人首马身缂毛织物）是来自国外，但绝大多数当为本地自产。
这就为我们总结、认识古代新疆毛织物发展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资料。
对新疆出土毛织物的分析研究，即对毛纺织物的原料，纺纱技术，织造工艺，染色，图案，它们与周围地区的关联等，已取得一定的进展①，但有待深入的空间还是不小的。
目前，可以肯定提出一点：中国中原地区在唐宋时期运用得十分成熟，有过许多惊人产品的缂丝工艺，其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应该是藉丝路联系，吸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毛纺织生产中早就运用了的一种生产工艺。在新疆出土的毛纺织物中，早在公元前，已见到这类通经断纬的生产技术，出土的公元前后的毛织物中，通经断纬技术运用得十分成熟。其他如毛织物染色，也是一项应该认真分析、总结的技艺。3000年前的毛织物，其色彩至今仍然新鲜而光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四）玻璃
近年的新疆考古，不少古代遗址中见到了玻璃。举其大者，如若羌县瓦石峡、且末县城西南纳勒克、安迪尔牧场东北沙漠中的安迪尔古城（亦称夏然塔格古城）、于田县喀拉墩、墨玉县扎瓦遗址、疏附县英吾斯坦、楼兰古城等，在考古调查中，都发现过数量不等的玻璃器、各种玻璃珠及玻璃碎片。这些资料，目前都保存在新疆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还采集、保存着阿克苏、库车地区一些古遗址中的玻璃片。在若羌瓦石峡，考古工作者发掘过一处烧制玻璃器的土窑，出土了小口细颈凹底瓶、玻璃罐，具有宋、元时期特征。对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生产，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据瓦石峡出土资料，如从玻璃器造型看，与同时期的阿拉伯、波斯玻璃器有相近特点，属钠钙玻璃系统，表明当年新疆玻璃生产接受着阿拉伯、波斯的影响。
在塔里木周缘不少古代废墟中采集的玻璃片，大多是薄壁器，单色素面。部分保存了器口的玻璃器残片，多为圆唇，唇口或有一道淡蓝色的纹道，总体看，玻璃器透明度不好，含有较多小气泡及杂质，熔炼水平不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标本多是遗址地表采集，在时代判定上存在一定困难，局限了认识的深入。但总体分出析，在公元初始的汉—晋时期（4世纪前），已见玻璃制品（如楼兰古城中的玻璃器），隋唐时期更多，宋、元时期，已见土法烧造的玻璃器，工艺上明显可以见出阿拉伯、波斯影响，但在助熔剂（如用新疆土硝）等配料上，有自身的特点。
玻璃工艺，通过丝路东来中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新疆地区，是深入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地段，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进一步的努力。
除了这几个方面的资料外，其他如古代采矿及金属冶铸工艺，犁耕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如凿井、坎儿井）等方面，也都有相当新的资料，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古代“丝路”上文化技术知识的交流。
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推动过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丝路的历史，表现了全人类在自身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中，需要互相支持、帮助，一个互相联系、积极交流、共同发展与进步的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一积极的文化精神，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随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新疆地区，在丝绸之路上是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路段之一。“丝路”至此，必须穿行广阔的、少见人烟的戈壁、沙漠，翻越耸入云天、空气稀薄的高山雪岭，沿途充满艰难险阻。了解、认识这一路段，可以更具体地了解祖先们筚路蓝缕，开拓新事业、新世界的创造精神和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丝路”深处干旱少雨的亚洲内陆，数千年前的古址古物，不少仍奇迹般完好屹立于地面，呈现在今人的眼前，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通过“丝路”进行过的经济、文化交流。近年来，新疆地区的文物考古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新的遗址、文物大量涌现。从丝绸之路角度分析这些资料，可以有力地深化、拓宽人们对古代“丝路”的认识和了解。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
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而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北国始通于汉”，所以他评价张骞的西域出使为“张骞凿空”。研究丝绸之路开拓过程的学者，不少人往往根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将“丝路”的开拓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出使西域联系或等同起来。
张骞通西域，对汉王朝与西部广大世界的联系有伟大贡献，为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立下过不朽功勋。但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考古资料分析，黄河流域与新疆大地的联系，新疆大地与中亚西部地区的往来，时代要远比西汉为早。
根据考古资料，可以肯定，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很久，新疆大地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已经存在。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即相当于中国殷商王朝的后期，新疆与黄河流域一带的经济联系，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
在新疆哈密五堡，笔者曾发现并主持发掘过一处青铜时代土著居民墓地。1978年、1986年先后两次共发掘古代墓葬112座。由于环境干燥，文物保存良好。出土文物主要为彩陶、木器、石杵、皮革制品、毛织衣物及小件铜器（主要为铜刀及饰物）等，是新疆东部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一处遗存。发掘中，曾取墓地多件棺木进行碳14测年，绝对年代均集中在距今3200年上下，与新疆东部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年代可以统一，结论可信。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堡墓地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海贝，主要是货贝、环纹货贝，用为死者带饰、衣饰。这些海贝明显是产自东方的东海、黄海、渤海、南海；或者来自西南方向的印度洋、波斯湾，在这些海域中，见到这类海贝，并不困难。它们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即出现在新疆东部的哈密绿洲，显示了当年新疆与周围地区实际联系的存在。
与这一文化现象类同，表现了当年华北平原与新疆联系状况的是出土于殷墟、商王朝后期的一批玉器。在1976年发掘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中，共见玉器756件（少量残片未计）。曾取其中约300件玉器标本进行材质分析，结论“大部分均系软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自玉较少，青白玉、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大体上都是新疆玉”①。特别是其中三件小型玉雕，经鉴定都是新疆和田羊脂玉，尤其是其中的两件白玉羊、鸟，更具有典型的和田羊脂玉特征。这批玉器，当然有力地显示了新疆、尤其是新疆和田地区玉石已经远销殷商王国的史实。必须强调说明，殷商王室对玉器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后，只在安阳殷墟一地，出土玉器即达1200件以上。
虽然，不论是哈密五堡古墓地中的海贝，还是殷墟出土的玉器，都不足以显示当年实际社会生活的全貌，也不足以显示彼此之间实际交往的规模，但它们的意义、价值，在于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揭明了一种历史的存在，说明在距今3200年前，新疆与其四周地区、尤其是与黄河流域的联系，已经是一种肯定的历史事实。而这种关系，以及与这种经济联系互为表里的交通路线，与后人定名为一条国际商道的丝绸之路是并没有本质差别的。
新疆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通联系，进入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管子》一书中关于当年中原大地对新疆玉石广泛而强烈的需求记录，可以说是对这一段史实的本质表现。新疆大地新出土的属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丝绸织物，从另一角度显示了这一存在。实事求是地说，黄河流域与新疆大地的经济交流，玉石、丝绸，曾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元代诗人马祖常描述：“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形象而美好地揭示了此中的关联。
1976～1978年，笔者曾主持了配合南疆铁路工程而进行的天山峡谷鱼儿沟、阿拉沟古代墓地的发掘。这是一区地域相连、分布相当密集的古代墓地。根据对墓地出土文物的分析，参证碳14测年结论，可以肯定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晚到汉代的考古遗存。墓葬主人主要经营畜牧业。随葬物中，见到多量彩陶器、木器，相当丰富的毛织物、铜器，战国时期普遍见铁器。文化遗物富有地区特色。
阿拉沟第28号墓，略近圆形的竖穴墓室以卵石砌就，其中丛葬多人。在出土的彩陶、钻木取火器等多量文物中，见到一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约20厘米的素色绢地上，用绿色丝线锁绣出凤鸟图像。因为绣绢出土时已很残破，完整图案形象不明，但残余部分仍可见到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这件珍贵文物，目前陈列在新疆博物馆。取墓中木质葬具进行碳14测年，结论为距今2620±165年。这件凤鸟纹刺绣，不论是丝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纹图案，一目了然，是出于中原地区的产品。
在同一墓地，但时代较晚的第30号墓葬中，还发现了菱纹罗的清晰印痕。第30号墓葬，竖穴木椁，女性单人葬。根据出土的大量金器及铜器、漆器、陶器风格，可以肯定是战国晚期塞人贵族的墓穴。在墓室西端储放随殉文物的龛室中，见到一件方形黏土泥饼。造作泥饼的黏土十分细腻，原来包覆于菱纹罗中。两千多年的风雨，包覆的菱纹罗已朽蚀不存，但遗留在泥饼上的罗纹印痕却仍然十分清晰。罗纹组织细密，织造工艺精湛。与这一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织物并存，墓中出土了八块虎形圆金牌、四条对虎纹金箔带、狮形金箔、对兽铜方座等，都具有鲜明的塞人文化特点。其中的虎形金牌与苏联哈萨克斯坦曾经出土的同类文化遗物风格基本一致，强烈显示了彼此之间密切的关联。
在这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地中，除见到来自中原的丝织物外，还在多座墓葬中见到漆器。上面提到的第30号墓，发现过相当数量叠置一起的漆盘。虽木胎已朽，但漆皮显示的黑地红彩，弦纹与云气纹却清楚可见。
在绝对年代与第30号墓相当、考古文化性质一致的阿拉沟第18号墓葬中，也见到一件漆盘，木胎已朽，漆皮完好。量度盘径为16厘米，黑地朱红色彩，盘边绘弦纹四道，盘底绘饰流云。
从遗物分析，时代较第18、30号墓稍早的第23号墓中，出土残漆耳杯一件。木胎，胎质较厚。黑色地，绘朱红色彩，显云气纹图案。
在阿拉沟、鱼儿沟墓地中，除丝织物外，还有这么多件漆器标本出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有力表明：在汉代以前自中原地区西来的商品中，漆器是与丝织物并驾齐驱、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产品，不可轻视。
正确认识阿拉沟、鱼儿沟出土丝、漆产品的社会意义，评估它们在“丝路”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必须充分注意阿拉沟、鱼儿沟的地理位置特点。它们是彼此紧密毗连的两条山沟，坐落在乌鲁木齐、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之间的天山深处。沟谷地势险峻，水流湍急，交通并不方便。与见诸文献记录的一些交通干线，可以说是毫无关涉，当然也不能与其他一些较大绿洲构成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相提并论。但就在这样比较偏僻的深山荒岭之中，竟也发现了来自黄河流域的凤鸟纹刺绣、菱纹罗、漆器等，数量虽不能说多，却也并不是孤品，而是屡见，这表明当年社会上掌握的这类商品已不是很少。前面提到的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哈密五堡墓地见到的海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阿拉沟古墓地中发现更多。它们多作为饰物见于死者头侧、臂旁，个别置于死者口中。考古文化年代与阿拉沟墓地相当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古墓地，也发现过将海贝珍藏于小罐，入殉于死者身旁以及将贝类作为装饰品的习俗。贝类比较普遍的使用，表明新疆地区与四围地区联系的规模、交往的程度都较以前有了进步和发展。
这里提到的和静察吾乎沟古代墓地，位于和静县城西约30公里的北哈拉毛墩乡境内，居察吾乎沟沟口两侧的台地上。据其分布分别编号为1、2、3、4号墓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考古队自1983年起，先后在这里工作五年多，发掘墓葬431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发掘墓葬102座。这些考古工作，取得了相当丰富的考古资料①。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十分富有特点的带流陶器。主要器形为陶罐。陶质有夹沙红陶、夹沙褐陶、少数夹沙灰陶，均手制。其中相当数量为彩陶。彩陶绘制方法是敷施红色陶衣、绘黑彩，也有在红色陶衣上加黄白色陶衣施绘红彩的。纹彩主要绘于陶器上部或颈肩处，少数通体绘彩。最具特征的是在器物一侧绘一内填各种花纹的斜带饰、颈部绘一圈加填各种花纹的横带饰。花纹富于变化，用简单的几何线构成三角纹、网格纹、棋盘格纹、折线纹、竖条纹、斜条纹、菱形纹、回形纹等。分析察吾乎沟墓地出土文物的总体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点：一是察吾乎沟墓地出土文物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主要分布于焉耆地区。和静察吾乎沟、轮台穷巴克是目前已经工作的主要地点；二是彩陶纹饰与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中楚斯特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遗址中所见彩陶风格相近，明显可以看出其间存在着文化的联系。这种考古文化间的联系，当然意味着公元前一千年中焉耆盆地古代居民与费尔干纳盆地古代居民之间交通联系的存在。
吐鲁番盆地鄯善县洋海青铜时代古墓区，与彩陶器共存，发现过两件銎形戈。这种銎形戈，是苏联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中的典型文物。这些新疆地区近年考古中见到的新资料，可以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新疆南部地区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与西、北邻境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交通往来，同样是一种肯定的存在。
除上述足以表明丝绸之路沙漠道早已存在的考古资料外，考古资料也同样表明，沟通亚欧，经过新疆北部地区的丝绸之路“草原道”，在公元前一千年，同样也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在巴里坤草原上巴里坤湖畔，位于巴里坤县城西6公里、天山北麓的兰州湾子，笔者曾经发掘过一处古代石室遗址。它是一区以巨型卵石垒成的石室，面积达200平方米。石室曾经三次居住，最后毁于火。在石室底部，曾发现铜鍑一件，深腹双耳圈足，通高达57厘米。铜鍑与彩陶器、大型马鞍形磨石共存。这类铜鍑，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炊煮器，其分布地域东起蒙古高原，西及欧洲东部地区，延续的时代也相当长久。巴里坤兰州湾子石室，取底层木炭进行碳14测年，结论为距今3285±75年①。与此类同的铜鍑，在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草原、乌拉尔地区都曾有发现。在新疆境内，除见于巴里坤外，奇台、阿勒泰、伊犁地区，也都有所见。显示了新疆北部地区与亚洲东部、西部以至欧洲东部地区古代草原民族实际存在的文化联系。
苏联南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葬，是公元前5世纪的遗存。在这里出土的珍贵文物，既有来自中国的丝织物、铜镜，也有来自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艺术风格的文物②。
在新疆北部地区，如阿勒泰等处普遍见到的鹿石，同样发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达赫，苏联贝加尔湖地区，伏尔加河流域③。
新疆伊犁河流域如新源等处，多次发现过铜质祭祀台，在一件圈足铜盘上，环列异兽。这种祭祀台，最东部见于乌鲁木齐南郊阿拉沟。同类祭祀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曾多有所见①。
新疆哈密县花园乡所见的鹿首铜刀、木垒县东城乡发现过多量动物形象饰牌，都是蒙古草原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典型文物②。
新疆伊犁尼勒克县战国时期的古铜矿遗址，在古矿井内曾采集到大量以卵石制作的石锤状采矿工具，几乎完全一致的卵石工具曾出现在湖北大冶战国时期的铜绿山古矿井中③。
新疆呼图壁县天山深处发现的生殖崇拜岩雕刻画，创作时代在公元前1000年中。其中一组画面清楚显示了马祖崇拜，通过“马祀”活动祈求生育的信仰。同样的岩刻主题，也见于内蒙阴山岩刻之中。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见到有关这种“马祀”活动的生动记录。在伊朗卢里斯坦发现的大量青铜器中，见到和呼图壁岩刻中双马图像一样的青铜双马造型④。
这些随手拈来的实例，都有力表明：新疆北部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前，东向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东部贝加尔湖地区、苏联南阿尔泰、哈萨克斯坦以至欧洲东部、南亚印度、伊朗，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沟通彼此往来的草原“丝路”，与丝绸之路沙漠道相同，应该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
应该说，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使者张骞“通西域”，正是奠基在这一历史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而作出的伟大贡献。它使过去很可能是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接力棒似的交通联系转化成了在西汉王朝自觉努力之下，运用政府力量，进行强有力组织、建设、保护、管理的交通干线。它发自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穿越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跨越帕米尔西去西亚、南亚、中亚西部广大地区，成为沿线国家、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文化交流的更为便捷的桥梁，进一步沟通了亚、欧、非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往来。从这时起，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二、丝绸之路路线变迁及其根据
一条交通路线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内在的根据。具体路线的发展、变迁，既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更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如沟通亚欧，影响及于沿线许多国家、民族的丝绸之路，社会因素的影响更是十分巨大。不少历史事实表明，政治的要求，会引发十分强大的组织力量，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会受到改造，以保障通路的运行；同样，社会的力量也能使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交通线路被阻断、被封闭，形成人为的、却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疆南部地区，南有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耸峙，地势高达5000米以上，只有高山雪水下泄的几条河道形成的绿洲，才有人类活动。与昆仑山相对，天山绵延起伏，除山前断续分布的绿洲外，还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塔里木河。天山、昆仑山之间，是世界屋脊帕米尔。这形成了相当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只是在东部天山与阿尔金山之间，留有一道宽数十公里的天然豁口，东接河西走廊。这一自然地理背景，在人类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大的变化，受这一自然地理形势的制约、影响，丝绸之路沙漠道，顺理成章，比较便捷的路线只能是出河西走廊，循路抵达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或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选择可以取得给养的路线前进，最后，通过天山、帕米尔可以翻越的一些大坂，抵达中亚、南亚地区。
论及公元10世纪前“丝路”新疆地段沙漠道的具体路线，如果说，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南”、“北”道线路，即使有变化，还不是太大时，那么，在出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前，还有一段相当遥远而十分困难的路程，其变化可谓相当的激烈。粗略分析这些变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社会因素在其中的重大影响。
具体分析其变化发展，可以大概划分为四个时期，各具特点：
（1）汉王朝以前；
（2）两汉王朝时期；
（3）魏晋南北朝时期；
（4）隋唐时期。
下面，我们以新疆地区为舞台展开的历史画卷作背景，具体分析有关时期丝路路线的变化并试为总结其不同特点。
（一）汉王朝以前
汉王朝以前，中原地区通过新疆与西方交通及经济、文化联系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前面介绍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自陕西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已经实际存在。只不过主要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在官府文档中少见反映。而因为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及后来的秦王朝，在西向交往、联系中居于一个关键的地位，且规模日有进展，因此，“秦人”随这种联系的存在、发展，而广播影响于南亚、中亚、新疆地区。印地文中称中国为“秦”，在阿富汗，至今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当年的大宛称中国人为“秦人”；新疆拜城县保存至今的东汉时期摩崖刻石中还按传统称“秦人孟伯山”。“秦人”的概念，毫无疑问，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是周秦时期秦王国到后来的秦王朝，曾经有相当数量中原地区人民在新疆及中、南亚地区广泛进行活动，并留下深重影响的产物。
至于当年中国腹地交通西域的具体路线，由于主要是自发的、民间的联系，正史中自然没有留下更多记录，但倒也不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实例之一，见之于《史记·赵世家》中收录的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信中谈及一旦“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己。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己”。羊肠，系太行山中径道。句注、常山，在今山西省北部代县、恒山一带，秦据陕西，如东进，一旦控制住句注、常山这些晋北险要处所，燕、赵即无险可守，他们需要的西北地区良马、猎犬、昆仑玉，就将无法到手。这透露着一个历史的信息：战国时期，居于今山西东北部、河北西部地区的赵国，取得昆仑玉、良马，是经过山西北部的上党、句注、常山。这大概是为避开秦国控制、影响的陕西、甘肃地区，至于地处中国西北的秦，它本身与新疆及新疆以西地区的联系，不言而喻，会便捷得多。其实际交通路线，在没有敌对政治势力阻抑的情况下，不论是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还是天山北麓的通道，大概也都是随处可行，即使偏僻如阿拉沟这样的天山峡谷，也都网织在丝路交通线上。
（二）两汉王朝时期
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需要，两汉王朝对开拓丝绸之路十分重视，张骞、班超通西域，李广利征大宛，轮台、伊循等地开屯田，在新疆各地设官置守，使汉朝政令“颁行”于西域，并在丝路沿线设置烽燧、驿馆，以维护丝路交通的正常运行。经过两汉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长安通向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成为得到政府经营、沿途给养可以保证的国际交通命脉。
汉王朝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始终贯穿着与匈奴王国的斗争。
匈奴王国对“丝路”交通，从种种情况分析，实际怀有与汉王朝同样巨大的热情。早就存在的丝绸之路草原道，与匈奴民族及其祖先的开发、建设，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通达西域的丝绸之路上，“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①。表明西汉以前匈奴在西域大地的影响，远过于汉朝。基于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利害，匈奴王国当然是决不希望西汉王朝与西部广大世界接触、联系的。在西汉王朝前期历史上，为开通、建设“丝路”沙漠道，西汉王朝与匈奴王朝进行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斗争。其实质，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说就是西汉王朝开通、建设“丝路”与匈奴王国阻断西汉王朝开通“丝路”的斗争。这一斗争，最后以匈奴王国的失败而告终，汉帝国建设、加强“丝路”交通的努力得到了胜利。
西汉早期，由于匈奴王国控制着新疆北部草原、哈密绿洲及吐鲁番盆地，在焉耆地区设置着统领西域的“僮仆都尉”。在这一形势下，西汉王朝通向西部世界的道路，主要就只能是出敦煌，自阿尔金山北麓、昆仑山北麓西行，走一条匈奴控制相对较弱的路线，也就是张骞自大月氏东返的路线，西汉时称此为“南出敦煌后，沿疏勒河谷，经过白龙堆、盐泽、楼兰到焉耆盆地，沿天山南麓而西出大宛的路线，也是一条可以伺机而走的道路，西汉时称为“北道”。但沿途匈奴的干扰不小，为了使这条道路可以更顺利地通行，西汉王朝在军事上作过相当艰苦的努力。“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①，汉王朝遂自敦煌而西，筑长城、亭燧，稍后并在渠”把握这一形势，犁、轮台置屯田，核心就是巩固对匈奴取得的军事胜利，加强建设通向中亚大地的“北道”路线。目前仍然屹立于地面的玉门关以西，沿疏勒河谷铺展的汉代长城遗迹，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土垠遗址，现在仍可以见到的沿孔雀河谷、库鲁克塔格山南麓铺展的汉代烽燧，都可以算是西汉王朝努力开拓，东汉王朝进一步建设“北道”干线保留至今的历史纪念碑。
对于西汉王朝极力开拓“丝路”南、北道，匈奴全力进行了抗争。公元前62年，西羌首领狼何勾结匈奴，谋击鄯善、敦煌，其战略目的就在于“绝汉道”。一语道破了问题实质。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废罢，西汉王朝在轮台地区乌垒城设置了“西域都护”，西汉王朝通达中亚的南、北道，才算是有了基本保障。至此，西汉王朝对丝绸之路的建设可以算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说，出敦煌后，“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班固总结的南、北道，尤其是北道东半段的路线，只能说是西汉王朝曾力图建设、实现的理想，却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
通过伊吾（哈密绿洲）、车师（吐鲁番盆地）进入焉耆，沿天山南麓西行，比较通过罗布淖尔地区的路线，自然地理条件要优良得多。穿行罗布淖尔地区，途中有盐滩、沙漠、风蚀土丘林，交通困难、补给不易。因此，西汉王朝为开拓通过伊吾、车师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曾进行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公元前108年，西汉王朝为控制住交通西域的咽喉，曾在对楼兰用兵的同时，派将军赵破奴率数万人之众，进攻车师。而为了把匈奴势力逐出吐鲁番盆地，自公元前99年开始，西汉王朝与匈奴，为取得对车师王国的控制权，曾先后有过五次大的角逐，前后历时40年，就揭示了这一事业的艰难。
通过伊吾、车师进入焉耆，复延天山南麓西行中亚的路线，汉王朝得以比较稳固的控制，实际只是在取得对匈奴王国的决定性胜利，匈奴基本丧失对新疆的影响以后，才得以实现的。东汉时期，窦固征匈奴，组织伊吾屯田；班勇在公元123年以“西域长史”身份屯驻柳中，都表明东汉王朝还在进行着艰苦努力，力图巩固对伊吾、车师的控制，保证西域稳定，保证“丝路”交通安全。
因为这一政治形势，两汉时期“丝路”路线在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前，主要是穿行库鲁克塔格山南，阿尔金山北的沙漠、戈壁、盐碱荒漠、风蚀土丘林地带，交通十分艰难。为改善这一交通条件，东汉王朝既在楼兰、伊循组织屯田，同时也不断努力开辟新道。《汉书·西域传》中说：“元始中，车师后王国（应为“前王国”之误——引者）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阸”，西汉时开通这一新道的努力，因为车师前王国的消极，并未奏功。东汉时，开拓经车师到焉耆的通道，除从伊吾入车师一途外，还有一条就是上述经“五船北”人车师前王国的径道，班勇屯田柳中，实际上就意味着开拓“五船北”新道的努力，因为“五船北”新道，关键隘口就是柳中。由此可见，两汉王朝时期，始终没有放弃另觅新道的持续努力。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与两汉时期比较，魏晋南北朝阶段，“丝路”沙漠道的最大变化，是避开异常艰难的白龙堆，另觅新途的努力得到了成功。这新的通途，一是经伊吾绿洲到吐鲁番的路线更为顺畅，再是经“五船北”的新道已成为现实。古代文献、出土古文书资料都说明了这个结论。
《魏略·西戎传》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①这里所说的“新道”，要“出五船”，没有疑问，就是两汉时期曾经力图开拓的“五船北新道”。
关于这条“新道”的具体路线，历来是史学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根据有关古籍记录，参证以近年出土的古文书资料，结合自然地理形势，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新道，实际就是从高昌城东出柳中，沿库姆塔格沙漠西、南缘，翻库鲁克塔格山，进抵疏勒河流域，而抵达古玉门关的路线。这样的行程，避开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白龙堆沙漠，而且路程大大缩短，故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古代“丝路”上重要的一条支线。
为探寻这条径道的具体路线，笔者在吐鲁番考古时曾向鄯善县敢于出没沙海中的猎手调查。并在《吐鲁番古代文明》一书中说明过有关结论。其路线是：“从鄯善县鲁克沁绿洲斜向东南，行经底坎尔、土古满它、比尔阿塔尔布拉克、肖尔布拉克、玉尔兗布拉克、央格布拉克、乌宗布拉克、巴勒兗布拉克、红柳泉，抵库姆塔格沙漠南缘；也可以从底坎尔向南，经和加玉尔兗，穿库鲁克塔格山道，阿里提未什布拉克，经七个泉、布尔兗布拉克，到红柳泉，与前路合。复经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麓，缘山东行，经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科什库都克、臭水泉、具什托克布拉克等，抵达疏勒河流域，与出玉门关后通楼兰的大道结合在一起，把白龙堆沙漠，无法通行的盐碱滩抛在了身后。”①简单说，这条通道，是从鲁克沁斜向东南，经底坎尔，逐渐进入库姆塔格沙漠，遵循着一些泉水溢出地点，过库鲁克塔格山，到红柳泉，循库鲁克塔格山南麓东行即可抵达敦煌。这条道路，据说1949年前还有人通行。中间最困难的地段，就是要通过渺无人烟的鄯善县沙海。《太平寰宇记》在记述“西州·柳中县”时，揭明“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②，这一地理形势，至今依然。十六国时说“守海”，唐《西州图经》称“大海道”，就是因为这一“大沙海”而得名的。
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文书中，见北凉建平时“守海”文书两件。文书出土于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哈拉和卓第91号墓。
其一，《建□□年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
□□一人自乘所□自乘□□，
聩杜福、帛午、任□三人乘所配马。田□
三骑，通身合七骑，次往守海十日，以休领。
兵曹□赵苕、史蒪舆□
罗人□□右，请下县〓□
东部督邮、横截主者□
海守十日，□高昌三骑，田□
七骑，起□□十五日克遣尽
乃下符□□休诣田地县□
案奉行。
校□□薄 詇
建□□年九 月十二日白
□ 悦
典军主薄 莹
五官 洿
典军 遗
其二，《兵曹条次往守海人名文书》：
兵曹掾赵苕、史翟富白：谨条次往守海人名
在右，明廿五日催遣。勅抵诣田地县下召受辞。
事诺 〓勅奉行。
校□□□ 詇①
这两纸文书，经过研究，可以结论，是北凉王朝时期的官府文档，表现了北凉王朝对大海道的戍守十分认真。征发百姓，十日一役，或骑、或单人，前往田地县（今鲁克沁）承担“守海”任务，不准稍有懈怠。这说明，通过“大海道”交通往来敦煌，是北凉政权重点建设的路政之一。
与“大海道”至少处于同等地位或较“大海道”更为重要，是由伊吾经白艻来去高昌的通道。这是一条传统古道，汉代即受重视，但受政治形势影响，时通时阻，并不顺畅。在出土有限的北凉文书中，有六件文书与发人戍守白艻有关。
（1）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兵曹
（前略）□称：李蒙子近白艻还，求具□
（2）催遣部伍残文书（前缺）
□今催所部
□□ 县 □
□进〓白 艻
（3）兵曹条往守白艻人名文书（前略）
□输租，各谪白艻□十日。高宁
□横截二人，合卅人，次□艻守十日
□次往领摄。
兵曹掾张预白：谨条往白艻守人名在右，事诺班示，催遣奉行。
（4）兵曹条往守白艻人名文书
兵曹掾张预、史杜华白：谨条次往白艻守人
名在右。事诺班示，催遣奉行。
校曹主簿 彭
（5）坐阅马逋谪守白艻文书
（前缺）
右五人坐阅马逋·有谪白艻□
（6）冯渊上主将启为马死不能更买事
（前略）
买，坐□阅马逋 □
当往白艻守。遭遇①
（后略）
这些文书，有兵曹下文，催遣部队守白艻，有的是谪戍白艻，也有是征发人员去白艻应役。白艻，是高昌东部重镇，控扼伊吾与高昌之间的交通，受到北凉王朝十分的重视。这时，路线畅通是无疑的。
北凉王朝对“大海道”、伊吾道建设、经营的重视，既表明从高昌通过大沙海前往敦煌、或经过伊吾到敦煌交通路线的畅达；也自然说明出敦煌后过白龙堆，楼兰交通路线地位的降低，一定程度地被取代。楼兰出土古文书表明，楼兰古城在魏晋、前凉时期还是一处屯田基地，西域长史驻节之所，但遗址内绝不见公元330年以后的纪年文字资料。人们一般都同意，此后楼兰即逐步趋于废毁，并沦入荒漠。这当然意味这一交通路线的阻断。与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根据上引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古文书，可以肯定：在此稍后，与楼兰径道具有同等地位，但条件稍好，路线大大缩短的“大海道”，已是一条受到官方经营、管理的交通路线。这不应是巧合，而应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大量的历史文献反复表明，开拓“五船北新道”亦即“大海道”，一直是改进“丝路”沙漠道这一路段交通情况的希望，开通这一路线，可以回避白龙堆之险，大大缩短运输日程。北凉时期这一路线的畅通（其时间当然会比文书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早），并为人们所接受，意味着楼兰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楼兰历史地位趋于没落。
（四）隋唐王朝时期
进入隋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丝路”交通发展到一个全新的空前繁荣的历史阶段。不论从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天山北麓走，都并无阻障。《隋书·裴矩传》谈及隋代通过西域远及欧洲的交通线路，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渴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段文字，说的是隋，实际也表现着唐代丝绸之路繁荣的景况，路有多条，条条可通，但结合交通地理条件，通过伊吾进入天山南麓的路线，经过伊吾、北庭进入伊犁河谷的路线，则明显居于一种主体的地位，是唐代最主要的交通干线。
关于唐代丝路交通，《唐书·地理志》有相当记录。吐鲁番地区曾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对当年丝路沿线的路政建设多有表现，有助于我们对“丝路”情况的深入认识。
为保证“丝路”交通，加强对丝路的管理，唐朝政府丝路沿线设置驿馆，配置驿马、驿丁，保证往来官员交通、食宿之需。吐鲁番阿斯塔那曾出土安全“”在“”一件纸棺，糊制纸棺的材料是唐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753～755年）轮台、柳中两县下属郡坊、驿馆的马料账，来往官员住宿、用马耗料均逐日登记、逐日结算，因为是官方账册，其上钤有唐轮台、柳中两县的官印。所见驿馆名称有交河、天山、酸枣、礌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碛、石舍、柳中、罗护、赤亭等，当年唐代封疆大吏北庭副都护封常清及边塞诗人岑参来去住宿，用马、消耗马料的细账，也都历历在目。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证交通安全，“丝路”沿线，唐朝政府设置军镇。从戍、烽、铺到守捉、军、镇，组织严密。仅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自甘州到西州途中有悬泉、苦水、常乐、盐池守捉；自西州至庭州，有亦亭烽、酸枣戍、岸头府游弈所；自西州至安西都护府途中有铁门关镇戍守捉。出土文书中所见烽铺，在伊州境内，有阿查勒烽、泥熟烽、故亭烽、青山烽、柽槌烽、高颈烽、速度烽、花泉烽、伊地具烽、柳望烽、明大烽、波色多烽、乙耳烽、乌谷铺、乌骨禄铺；西州境内有赤亭烽、小岭烽、维摩烽、神山烽、柳中上烽、武城上烽、交河上烽；在庭州境内者有耶勒烽、干坑烽、柽林烽等。这当然不是完整的统计，而是仅见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的部分烽铺。在吐鲁番盆地西缘，进入天山的阿拉沟口，笔者曾清理一处唐代戍堡，出土残文书中也见到鸜鹆镇、白水、黑鼻、鸜鹆、臰水、名岸、礓石、阿施等烽铺及不少戍卒的名录①。通过阿拉沟进入焉耆或伊犁，虽有孔道可以翻越，但山高路险，行旅穿行困难。即就是这样的所在，同样有烽、铺，派兵把守，维护交通安全，颇见当年组织的严密。
为纠察奸宄、保证交通安全，唐朝政府对“丝路”上来去行人颁给“过所”。行人通过关、戍、守捉，必须勘验过所，这是汉代以来就已实行并取得效果的一项制度，在罗布淖尔、尼雅的汉、晋遗址中，就见过所木简。而到唐代，制度更进一步完备，
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唐益谦、蒋化明过所等，对了解唐代过所制度及有关交通路线，都是难得资料。石染典是安西商人，到瓜州市易，返程，由瓜州据原安西过所改给过所，途中经过的悬泉、常乐、苦水、盐地守捉，守捉官或守捉押官都勘验，签名放行。石染典到西州后，又要去伊州市易，西州都督府又改给过所，到伊州后，有伊州刺史的签押。唐益谦是安西官吏，要前往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任所，随同有唐循忠妾薛氏及奴、婢、马、驴等，申请文书要说明每人身份、年龄，奴婢、马匹的来路及证件，说明准备通过的路线涉及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等官隘。由于路程遥远，问题涉及较多，请过所者身份也不是平常百姓，所以最后要经过当年西州都督王斛斯亲自批准签发。蒋化明过所丢失，在由西州返回北庭的途程中，即被酸枣戍检查拘留①。保留至今的这些过所文书，既表现了唐朝政府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也表现了在丝绸之路上只要过所在身，即使迢迢千万里，也可以通行无阻。
为便于交通运输，唐代在西州这类“丝路”要冲上设置有“长行坊”，这是一种专司运输的官办运输机构。运输工具有牛车、长运马、长运驴等，管理这类运输事务的官员称“长行转运史”。不仅在出土文书中见到“转运史”、“车坊”、“北馆坊”、“赤亭坊”，采办“车材”、“具”，贮备备用，也见到有关“长行驴”死后处理肉、皮的文书，而且木制、陶制牛车、马、驴、驼等更是屡见的文物。为保证“丝路”交通所需给养，自汉代以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就是实行屯田。唐代屯田更取得巨大成功。伊州、高昌、安西等处，都是当年重要的屯田基地。反映屯田状况的出土文书数量颇多，有关论述不少，这里不赘述。很明显，没有屯田作为后盾，要维持丝路行政管理机构，沿线驻军、驿馆开支等等，都是很困难的。
应该说，正是得力于唐代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保证了唐代“丝路”交通的顺畅，“丝路”贸易的繁荣。
论及陆上“丝路”交通，一般均止于唐代。实际唐代以后的陆上交通线，虽然因海上交通线的发展而相对降低了它在沟通亚、欧交通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它在唐代以后仍然是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即使如五代时的分裂割据，宋王朝实际并不能号令西北，使得“丝路”交通不能如唐朝一样畅达，但宋王朝与于阗回鹘政权，关系就相当密切；高昌回鹘与辽也有相当频繁的往来。元朝，通过陆路与欧洲的交通，又形成过一次高潮。明代，中国的大黄、茶叶，在欧洲、西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运输大黄、茶叶的路线就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完全退出亚欧交通联系的舞台，只是它们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带有新的时代特征而已。
三、“丝路”沿线重要遗迹遗物
考古工作者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天山北麓发现的遗址遗迹，可以说十分丰富。从丝绸之路角度对它们进行分析，有助于认识丝路的具体路线及其变迁，认识“丝路”上曾经进行过的经济文化交流。
为方便介绍，我们以文献记录上传统结论的几条路线为经，顺序展开。对早已报道、大家比较熟悉的资料，简略带过；对近年较新的发现，则稍予细致的说明。
（一）南道
这是西汉以前即已存在，宋、元时期仍可通行的一条古道。张骞东返，班超西征，宋云取经，玄奘东归，马可·波罗来华，都曾循此道而前进。
关于这一路线，《汉书》说是“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于鄯善（今若羌县境）以东怎么走，到鄯善后如何“循河”，“循”什么“河”西行到莎车，则史无明文，一直给人以深深的悬念。
南道，出敦煌至古鄯善之间的路段，究竟如何走？曾经提出过多说，有称是出敦煌先到楼兰，更由楼兰转鄯善；也提出过从鄯善以东系在“羌中”地区穿行的观点。近年，新疆沙漠、地理学者曾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考察，根据实际地理形势，参证以沿线采集的文化遗物，自敦煌进入古鄯善国的米兰绿洲，其具体交通路线，最大的可能是：自敦煌沿疏勒河谷地西进，经过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土牙、阿其布拉克、敦力克进入米兰①。主要理由是，从地理形势看，出疏勒河谷向西，南有库姆塔格沙山，北为坚硬似铁、锐利若刀的龟裂盐漠，人、畜都难以行走。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山麓水草地带，而且历史时期内，环境变化不大，自敦煌入米兰，这是唯一可以通行的径道，舍此无他；其次，沿途也采集到不少历史文物，如在库木库都克东部沙西井，曾采集到古代珠饰，唐代、清代钱币、马掌。附近山梁上见曾经长期使用，踩得相当平实的驼道。路畔有人工堆石，而且这里泉水出露，水丰草茂。在库木库都克，采集到铁马掌、小件铜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已残的动物透雕铜饰牌①，明显具有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晚到匈奴文化中也不乏这样的饰件。在土牙，见到古墓遗迹。敦力克有古烽一区，方形，残高5米，夯土构筑，夯土层中夹芦苇，烽台下，残存半地穴式房舍四间。在敦力克古烽南约2公里，可以清楚见到一条古道。这里，距米兰绿洲35公里，进入米兰，了无困难。
米兰绿洲，凭藉源自阿尔金山的独立水系——米兰河灌溉。米兰古遗址所在地区，黄土层厚达5～15米，土壤以轻壤、沙壤为主，含盐少，是罗布淖尔和塔里木河流域少见的优质土壤，而且地下水埋藏深，矿化度弱，加上冬日少风，气候较温和，是十分理想的农垦地带，确实算得是古鄯善国中最为“肥美”的土地，适宜于农业经营。
从地理形势分析，米兰绿洲，是距离敦煌最近的一处绿洲，又正好位于自敦煌至鄯善的狭长交通地带上，这一不同寻常的地理位置，自然使它在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鄯善王尉屠耆曾称：“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②从各种情况分析，这一伊循屯地，确实非米兰莫属。
米兰，考古工作做得较多，人们比较熟悉。20世纪初，A.斯坦因报道过这里的古渠遗迹、唐代佛寺、吐蕃戍堡，他从这里一所佛寺割剥到伦敦、新德里的有翼天使像，作为罗马艺术风格的基督教文化题材，却出现在新疆东部盐渍荒漠深处的古代佛寺护壁上，曾经引起世界美术史界的思考。
中国考古学者，近年在米兰地区工作，曾在吐蕃戍堡中发掘到数百件吐蕃文简牍，对与古米兰屯田有关的灌溉渠系曾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对灌区内大型干渠、支渠，斗、农、毛渠的布局，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得到了水头控制良好，干渠绕路平直整齐，渠系分布均匀，渠道引水势顺，全灌区均可得水的结论，并推论它是汉唐时代的一区屯田水利工程③。1989年秋，笔者到米兰地区，除踏勘过上述已见报道的遗迹外，又新发现一区遗址，采获一些重要的文物，可以为米兰遗址是伊循屯地提供新的证明。
在仍然高耸于地面的吐蕃古戍堡东南不到2公里，位于米兰河西北岸第二台地上，新发现一区汉代居住遗址，占地约10万平方米（200×500米）。遗址范围内，陶片遍地。多夹沙灰、褐陶，火候较高。器型多罐、盆。均尖唇、折檐，特点鲜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灰陶上饰细绳纹。除多量陶器外，还采集到西汉五铢、三棱形铁镞、铁质鱼鳞甲片、大量铁器残片及断残铁刀。个别陶瓮还大半埋于地下。遗址区内，抛撒着多块玉料，大小不等，以青、白玉居多。西汉五铢、绳纹灰陶、三棱形铁镞，均显示了汉代风格。
遗址区西北，灌区范围内（亦即吐蕃戍堡附近），当地老乡吴海忠牧羊时曾采集到一件镏金铜卧鹿，卧鹿之左前腿前曲，右前腿后曲至身下，与同样前曲的右后腿相接。姿势安适自然，枝角向后伸张，通长4.9厘米，通高4.2厘米。这类鹿饰，具有鲜明的考古文化及时代特征。在内蒙古草原上的鄂尔多斯，曾经发现过与此可以类比，形式相近的铜鹿，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米兰出土卧鹿，与其形式相同，但制作更为精致。将这件铜鹿与汉代匈奴在这片地区的活动联系考虑，理由是充分的。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在吐蕃戍堡西南一区废弃佛寺的内护壁，我们又发现两躯有翼天使像，他们和A.斯坦因在M3所见的有翼天使像，其绘画及布局均呈同一风格，若出一人之手。斯坦因所见有翼天使像，当年均剥到了印度、英国。新见的画像，所在佛寺位置似与M3相当，但又不应是斯坦因当年编号的M3，因为M3的画像已被割剥它去。如是，则这类罗马艺术风格的画像，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在罗布荒原上应该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表现着一种风气，一种潮流。可以推见当年基督教艺术在形式上依附于佛教，以及谙熟罗马艺术风格或犍陀罗艺术风格人才的东来，这表现着丝绸之路的精神，体现着“丝路”沿线文化艺术的交流。
自米兰河谷台地上新见的汉代遗址，到布局整齐的古灌渠，坐落在灌溉范围内屯地上的佛寺、戍堡、遗址范围不下20平方公里。遍地可见古陶片，也可以见到古代冶炼遗址、窖址、墓地，早到西汉，晚到吐蕃占领若羌地区，时代延续相当长久。
自米兰而西，约80公里，为若羌绿洲，这是藉若羌河水灌溉的一片沃土。黄文弼曾报道这里发现过古城①，F.贝格曼在这里见过彩陶②，但整个考古工作至今仍十分薄弱。最近调查，黄氏报道过的古城已基本无存，只是县城西郊还可见到一区巨型建筑遗迹，高仍达20米，近圆形，直径约30米，顶部有土坯建筑遗迹，底部曾采得夹沙红陶片，疑为唐代遗物。
值得一说的是在若羌河出阿尔金山口一处峭壁断岩上，见一区古代城堡遗迹。断岩三面环水，一边与河谷台地相连。山势陡峻，相对高度约近100米，城堡依断岩顶部形势而铺展，东侧临水之峭壁曾用块石垒砌取平。部分堡墙仍存，残高2.5米上下。堡墙内可见石垒房址数区，十间左右。观察剖面，文化堆积颇厚，内含大量木炭、炭屑、灰烬，并见有青灰色条砖（40×24×6厘米）、石质甲片、铁炼砟、残铁器。古堡所在，是若羌绿洲进出阿尔金山的隘道，而且控制了若羌绿洲的生命之源——若羌河。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只是初步调查，仅据目前采获的少量遗物，还难以准确判明其时代。只是从文化层堆积丰厚分析，古堡延续时间相当长久。去此古堡20多公里，正当若羌绿洲与古堡之间，在若羌河西岸，还可以见到一区古堡遗迹，堡墙已半坍入河谷中。联系这两区遗迹分析，可以肯定，自古代若羌绿洲进入阿尔金山，沿河谷曾有军事性质的守御系统。从“丝路”角度说，揭示了自昆仑山北麓西行的“南道”与交通阿尔金山的“羌中道”，若羌河谷曾是其间联系的重要孔道。
自若羌县城西行90公里，为瓦石峡绿洲，引瓦石峡河而灌溉。古代瓦石峡城，已淹没在今瓦石峡绿洲西南6公里处的一片红柳丛中。遗址区内，高三四米的红柳沙包丛丛簇簇，古代房屋遗迹，特征鲜明的窑址，大量陶片、人骨、残铁器及冶炼遗迹、玻璃器，均暴露在红柳沙包之间的地面。其分布范围，约2平方公里（南北24米，东西1米）。国内外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多次在这里调查、发掘。1975年张平、黄小江又曾在这里进行发掘，得到多量宋—元时期玻璃器，如小口细颈凹底瓶、罐等。分析表明，这批玻璃器，是利用本地原料，使用有新疆特点的助熔剂生产的具有新疆特色的钠钙玻璃。但玻璃器器型及原料成分，明显存在古代伊朗、阿拉伯的影响①。发掘中还见到元初至元年间两纸文书。遗址废弃的时间应在元代前期。显示出宋、元时期丝路南道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自瓦石峡西行，目前公路傍阿尔金山北麓走。《汉书》说，南道出鄯善后“循河西行”，则应取车尔臣河谷西走。车尔臣河谷，目前为胡杨、红柳、芦苇丛生的灌木丛林，沿途水草不断。车尔臣河宽处，可达百米。在畜力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沿河谷西走，是相当理想的交通路线。我们曾沿车尔臣河谷进行了调查，确也发现了一些古代废址。如阿孜勒克，它失落在去河道不远处的一片枯死胡杨林中。胡杨直径粗大，或双人才能合抱。遗址区内，部分建筑废墟仍暴露于地面，以木为梁，土坯为墙，但不见文化遗物。附近发现墓地，以掏空的胡杨木为葬具，非伊斯兰文化特点，故可判定遗址废弃时间当在伊斯兰教传入这里以前。在塔地让乡克干墩，见两处古烽，烽墩已大多为沙掩覆，但仍可观察其构筑办法是芦草、红柳夹土坯，层层相叠。烽台附近，采集到夹沙红陶片，手制，具早期特征。这些与河谷平行的古烽，有力揭示了古代丝路的具体走向。沿车尔臣河谷前行，可抵今且末县城。
且末县城稍偏西南，与车尔臣河故道相去不远，近年，发掘过扎洪鲁克墓地。墓地附近，为占地面积相当广大的纳勒克遗址。扎滚鲁克墓地，目前为一片去绿洲不太远的小沙漠。1985年，新疆博物馆曾在此发掘。墓室为竖穴。尸体保存完好，文身，穿着毛织衣裤、毡靴、毡帽，色彩如新。毛织物上染红色几何形图案。其他木弓、木箭、木质用器，也都显示了浓重的地方文化特色。据碳14测年结论，这是一批距今3000年前的墓葬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未见明显来自黄河流域或印度、伊朗文化色彩的文物。这表明当年即使存在与东、西方向的文化联系，还只能是处于初步的、偶然的状态，故未在这样的早期遗存中留下显著的影响。
纳勒克遗址，是散布在古且末河谷一区范围相当大的早期遗存，遗址区内见居住遗迹。采集到的文物，有三棱式铁镞、大量褐陶片、残铁器、几何形花押、玻璃器等。自河谷左右向展开，有相当规整平直的渠道。量度其中一条，宽6米、深0.5米、长达50米左右。它与陶器，都显示着定居农业生产的特点。从陶器特征，可以见出与上述米兰遗址风格相近，故时代相去不会远。据此推论，遗址的废弃，也可能就在汉晋时期。遗址废弃前，这里当也是“南道”上的一处中继站。
玄奘东归，自吐火逻故国东行，提到“析摩塔那故国，即且末地也。城郭巍然，人烟断绝”。对玄奘提到的这区且末废墟，读者往往都与这处规模相当大的遗存相联系。这不无可能，但却难以定论。我们在且末调查中，曾经明确了解到在县北大沙漠中，还保存着一座形制相当完整的古城，坐落在阿牙克河故道旁，北距县城约80公里，与尼雅、安迪尔正居于纬度相当的地理位置上。20世纪50年代，测绘工作者在沙漠中还可以清楚看到城垣遗址，目前，这区古城已经淹没在沙漠之中。这是一处国内外考古界都还未涉足，因而更应予深入考察的古址，从研究“南道”路线走向、变化这一角度去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自且末西去，值得着重注意的是安迪尔古城。这是又一处已淹没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古城废墟。在目前有相当人口的安迪尔牧场以东稍偏北，距约20公里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吐火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当是指此。1989年深秋，笔者偕刘文锁、肖小勇、于英俊同志在这片废墟中踏勘，对遗址范围广大、延续时间长久，而且经历过多次居住活动有十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当年发掘过的唐代寺院，今天又大部分淹埋在了沙土之中，只是建筑木架的顶端及围墙，仍清楚可辨。我们在这里，采集到镟制得十分精美的建筑部件①。自唐代佛寺更向东南，地面不断见到陶片、钱币、碎铁片。采集中见到一枚和田马钱，一躯干裂得发白的木质菩萨像，还见到一件完好的手制带流罐。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文物，陶质夹沙，手制，直口、大流、单耳大平底，通高11厘米，器壁见烟炱痕。在楼兰城东一座可能早到西汉的墓葬中，近年曾发掘出土过一件形制相类的单耳带流罐。从楼兰到安迪尔古城中均见此文物，揭示了一条文化交流亦即交通联系的路线；同时也揭示安迪尔遗址人类活动的时间，可以早到西汉或西汉以前，经历过相当长的时间。但玄奘东归路过这里时，所见却是一片废弃的空城。20世纪初叶斯坦因在此发掘，却又见到了唐开元时的汉文题铭，还获得不少吐蕃文书，生动地说明在玄奘以后，这一废址又恢复过生机。这一历史时期多次居住的情况，斯坦因曾获得早晚地层叠压的说明，他得到的汉、唐钱币，佉卢文书，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上述结论的认识。
在关注、分析安迪尔遗址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后汉书·西域传》谈及且末以西时，只提精绝，对今天且末到民丰尼雅遗址之间的绿洲情况，竟未置一词。是东汉时安迪尔古城已经消失不为人所知？还是其他原因？如果东汉时安迪尔古城绿洲已经消失，则佉卢文是其后的遗留，而唐代题铭是第三次重建？这些，留给我们深深的悬念。其内在原因，须要深入一步的考古工作，尤其需要与水文、沙漠学科的学者们进行合作，才可望获得一个满意的结论。
尼雅废墟，是古代精绝故址，斯坦因进行过多次发掘。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主要的成果是在尼雅遗址附近清理过一座汉代夫妇合葬墓，这是精绝王国社会上层人物的一座墓葬，尸体及随身衣服均未朽烂。除见多量汉代丝绸织锦外，还见到棉织品以及铜镜。印花棉布上，有菩萨像、龙纹。这是一批值得注意的资料，佛教传入的信息及多量锦绸的出现，都可以揭示“南道”丝路上的兴旺景象，黄河流域及印度文化，这时都已在塔克拉玛干深处留下了痕迹。在笔者主持的1991年对尼雅遗址的调查考察中，发现了一枚蚕茧（文物现存新疆考古所），结合遗址区内仍清楚可见的多量枯死桑树，可以结论，汉、晋时期，精绝居民已知采桑育蚕。这是新疆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育蚕缫丝资料，值得注意。
喀拉墩，是克里雅故道上颇负盛名的一区古遗址，遗址活动在汉晋南北朝时期。据笔者1991年调查，遗址面积达3平方公里左右，大部分遗迹已覆盖在沙丘之下，沙丘未及的地面，差不多都可以见到遗迹、遗物。在木构方形城堡周围，可见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整齐田畦也历历在目。部分屋房仍暴露于地面，房舍傍果树成行。陶片、圆廓方孔铜钱、铁镟、铜刀、各种玻璃珠饰件件可见。这片绿洲，是克里雅河故道上汉—南北朝时期最大居民中心之一。不仅当年东西汉的“丝路”南道从这里经过，自库车、阿克苏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和田绿洲的丝路支线，这里也是重要一站。
近年发掘的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对认识“丝路”南道是又一批重要资料。墓地位于洛浦县西南14公里处，墓葬时代早到西汉，晚至于晋。主要文物为具有特点的双系陶罐、木质用器、弓箭、大量毛织物、棉布、丝绸、织锦、汉镜。文物具有鲜明的西域文化特色①。丝绸织物及铜镜来自中原，毛织物大部分是本地所产，但也有一些可能来自西方。其中毛织人首马身像、人物头像，就是明显的例证。人首马身图像主题可能源自希腊神话。人物头像，挺直的高鼻明显具有希腊、罗马风格，十分精美的毛织人物像，却被剪裁成小块用于靴靿之上，显示着一种内在的不协调。
和田约特干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其上贴塑人物、动物形象，生动传神。在新疆考古文化遗物中，这是极富特点的一批陶制品。陶质、制作工艺、器物造型均具有自身特色，其文化的精神值得进一步认识。
“南道”自莎车入帕米尔，山间有径道可以通行，只是山险路陡，履步困难。进入帕米尔，重要中继站是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今县城的北部，依山势而走，用块石、土坯砌筑。城内高低不平，相当地段仍残留房垣残迹。清蒲犁厅城，建于古城东部，笔者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工作，曾选叠压于蒲犁城下的早期文化层，进行试掘，出土了唐代钱币及文物标本。取其中出土树枝进行碳14测年，经树轮校证，结论为距今1325±75年，当于唐代。结合有关文献记录，可以肯定，这里曾是渴盘陀王国首都，也是唐代葱岭守捉故址所在。由塔什库尔干古城沿塔什库尔干河谷南行，可以进入印度河上游，西南行，可以进入阿富汗瓦罕走廊。由阿富汗进一步西去伊朗、伊拉克、地中海周围地区，坦然无阻。
（二）中道
这里指出敦煌后沿天山南麓过帕米尔抵大宛、碎叶的交通路线，即《汉书·西域传》中的“北道”，是丝绸之路沙漠道中最主要的交通路线。
这一路线，自焉耆傍天山南麓西行，自汉迄唐、以至宋元，变化不大。关键在于敦煌至焉耆间，变化不小：或经罗布荒漠到楼兰；或经伊吾过高昌；甚至经过库姆塔格沙漠入高昌，颇为复杂。
西出敦煌，沿疏勒河谷入白龙堆，过楼兰，沿孔雀河谷西走，这是两汉时期进入西域的一条主要路线。出玉门关后，仍然耸立着一段西向延伸的汉代长城。黄文弼20世纪30年代在罗布淖尔北岸发掘过的土垠遗址，世界瞩目的古楼兰城，1979年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谷老开屏发掘的汉墓，近年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附近发现的汉代墓葬，沿库鲁克山列布的古代烽燧，既清楚表明这一古道的存在，也显示了古道的走向。
从自然地理条件角度分析，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通路。自疏勒河谷进入白龙堆，沿途戈壁、风蚀土丘林、盐渍荒漠，缺水少草，通行十分艰难。所以选择、开拓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存在匈奴对伊吾、车师的控制。因着这一政治形势，西汉王朝才抉择了这一路线，从而也把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的宝座。
楼兰依傍罗布淖尔湖，位于罗布泊西北，目前已沉没在无人的荒漠中。根据新疆考古所在1979～1987年对楼兰城的多次调查试掘资料，楼兰古城位于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古城城墙已在强烈的风蚀中破败不堪。城垣原为不规则的方形，周长1316.5米，总面积10.8万多平方米。从残存土垣看，城垣曾经过多次修筑，一条古河道，贯穿全城，城内遗迹尚可见出官署、寺院、居民住宅区的差别，全城建筑规模最大的所谓官署区，留存至今的三间土屋面积只106平方米。城内建筑基本特点，是当前仍在南疆地区沿用的以木材构架，红柳枝作墙，外涂草泥以为墙壁的建筑风格。新疆考古所在楼兰城内，发掘到汉晋时期残木简60多支，在楼兰城郊，清理过一批汉代墓葬，出土最多的是汉代锦绢、漆器、铜镜，它们明显来自中原地区。另有不少土产精致毛毯、斜纹毛织物，平纹毛布、木器、陶器等。表现了汉晋时代楼兰的社会生活。
根据大量的楼兰出土文物，学术界一般都同意，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活跃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楼兰城，在公元4世纪30年代以后，即逐渐废弃，慢慢沦为荒漠。对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研究者们曾经提出过多方面的分析意见。择其大要，如气候趋于干旱，降水趋少，引起地理环境变化说；高山冰川萎缩，导致河流水量减少说；干旱荒漠地区水系和湖泊不稳定，侵蚀和堆积交替作用使水系成周期性变化，导致楼兰环境改变说；人类活动，导致河道水量改变，使楼兰地区环境恶化等等。各种观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认真分析整个情况，我认为，应该说，“楼兰的兴衰是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变化的综合反映”①，而社会政治因素在其中明显起着关键性作用。
第四纪以来，罗布泊地区一直是干旱环境，因此，楼兰在历史时期中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简单地归于气候干旱，而必须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干旱的新疆内陆，一个绿洲的形成、维持、发展，不单须有必要的地理条件，而且要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楼兰作为王国的都城，魏晋时期作为西域长史府驻地，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鲜明存在于这一社会背景，存在着政治、经济、丝路交通方面的实际需要。强大有力的组织力量，科学的水利灌溉设施，辛勤的劳动，人类曾限制了这片地区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发展，并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保持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而一旦失掉了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努力，恶劣的自然条件就会使无组织的相对软弱的人群束手无策。认真分析楼兰古城废弃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其中社会交通因素可以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因子。楼兰古城在西域历史上发出过夺目光彩光芒，受到当时中原王朝、匈奴王国、西方各国的关心，无非是因为它在从敦煌到天山南麓的交通路线上曾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两三个世纪的努力，匈奴被排除出西域政治舞台，中原王朝经过伊吾、高昌，沿天山南麓西去的交通线逐渐成了坦途。公元327年，北凉在高昌设郡，立田地县，标志柳中、高昌与河西地区早已联成一体的事实，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一情况下，通过白龙堆、楼兰一线，交通条件上的不利因素自然使其在丝路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必然要导致楼兰的衰落。
汉晋时期，为支持楼兰运输干线的运转，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汉、魏晋王朝曾集中力量在楼兰地区屯田、西域长史府，作为当时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驻节在楼兰，强大的组织力量，使楼兰的自然地理环境虽称恶劣，但还是维持着平衡。从大量出土的具体表现当年屯田事业的文书中，可以看到西域长史府凭藉着强有力的水利灌溉事业，运营着楼兰地区以屯田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丝路供给、丝路安全保障，应该说，都凭藉着这一生产事业的支持。楼兰故址出土文书资料，最晚止于前凉王朝继续使用的（西晋）建兴十八年（330年），不见较其更晚的纪年文字。这说明，在公元330年或其稍后，楼兰古城作为西域长史府的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使得楼兰丧失了它在“丝路”干线上中继站的重要地位，与政治、军事、商业交通、邮传、屯田等有关的一套相应组织会随之撤离、转移，人口会随之大大减少，有组织地对罗布荒漠自然环境的改造努力会随之急剧减弱，这对楼兰绿洲生命的维持，无疑会是严重的一击。没有了人类有组织的努力，风沙侵袭，河流改道，土地积盐等可以克服的自然困难会变得无法克服，楼兰绿洲环境会日益恶化。这一切，无疑会导致楼兰绿洲的最后毁灭。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楼兰古城的兴起、废败，与中原王朝对西域大地政治、经济的控制、管理，与丝路路线的组织、建设密切相关。
可以帮助说明楼兰碛道之废弃绝不是、或主要绝不是自然原因还有一个相反的实例。公元7世纪中叶，割据吐鲁番的高昌王国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盟，极力阻抑唐王朝进入西域，控制了通过吐鲁番来去的“丝路”大道。焉耆王龙突骑支就曾建议重开通过孔雀河谷经过故楼兰地区、白龙堆入敦煌的“碛路”，这实际是与高昌竞争把握“丝路”权益的措施，曾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这一计划，随唐王朝统一高昌而自然放弃，但却表明了一个事实：通过楼兰地区的“碛路”，虽属困难，却并不是不能通行的，而通行与否，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起着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楼兰到天山南麓的路线，是走库鲁克山南麓，孔雀河谷水草丰沛地带。
自楼兰古城西北行，还可以见到几座烽燧遗迹，兀立在荒漠之中。
距楼兰古城约80公里，在孔雀河北岸一道低矮山脊上，俗称老开屏，1979年，笔者曾主持发掘过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出土过汉锦、汉镜及多量木器①。
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旁，近年发现一区最晚到汉晋的古墓群，出土大量毛毯、毛纺织物、木器，也见到汉代织锦②。
尉犁县西北约60公里，位于库鲁克山南麓一剥蚀土丘上，还保存古烽一座，烽墩约4米见方，高3米左右，土坯叠砌。其下见大量红陶片、烽砟③。
自此更前行，即可抵达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西域都护驻节地乌垒城。
从伊吾方向进入天山南麓，是一条更重要、自然地理条件也稍好的路线。
汉代伊吾城址，至今未得考古确定，估计当在今哈密市附近。这里泉水丰沛，农业生产条件优良。在哈密市内，近年发现不少古代遗址，哈密火车站附近就是一片相当密集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古代墓地，墓中出土相当丰富的彩陶。
在哈密火车站基建中，也有过出土文物的报道。
自哈密西行，四堡乡，现存拉甫乔克古城，有说为唐“纳职县”所在。
自拉甫乔克过五堡，斜向东南，戈壁中尚存一区古堡遗址，沿白杨沟水，沿途也见古代烽燧断续相继，这显示了自伊州入西州（从哈密绿洲进入吐鲁番盆地）的一条径道。
吐鲁番盆地中，七克台、汉墩、连木沁、煤窑沟、七泉湖、木尔吐克萨依、乌江布拉克、胜金口、交河南北、野木什、阿拉沟口等许多地点，都见到古代烽燧、戍堡，由于欠缺深入的工作，对有关遗迹的准确时代，及通过它们所标示的古代路线及不同历史时期中路线的变化，目前还难以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高昌、交河故城，是这一线路中大家都比较注意的两座古城。
高昌古城是古代新疆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玄奘西去求经，麟德元年（664年），波斯王子泥涅师自长安返国，都曾在这里停息。
高昌古城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可分外、内、宫城三重。这是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记录着历史变化的痕迹。
外城略呈方形，周长5000多米，城垣基址厚达12米，城墙残高至今仍有11.5米，夯土版筑，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补。有马面，城门从现存遗迹分析，每面至少有两座，在城郊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记录了唐西州城有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可以印证。
内城居外城正中，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分保存下来，北面仅存部分基址，东墙全毁，复原周长约3000多米。
《隋书》称高昌王国“其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隋唐时期一步当于6尺4寸。据出土唐尺，一尺长度为29厘米，6尺4寸当1.856米，1840步，则当于3415米，与现存中城范围相近，故而可以肯定目前中城遗址实际就是高昌王国的都城所在。其建城时间较外城为早。
高昌王国的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俗称“可汗堡”。堡内塔柱至今仍高十多米，其旁，是一组包含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地下庭院、暗燧的大型建筑，燧道宽达3米多。宫城墙基本完好，高达6米，南向开门，门阙地基清晰。其间是宽达3米的门道。宫墙东侧，曾出土“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表明了当年高昌王室寺院的所在。
至于公元9世纪以后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从现存遗迹看，范围已不很明确，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宫城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否被继续使用，目前还无充分资料作出明确结论。有的学者提出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是在现存外城的北部，处内、外城北墙之间，即外城北墙为宫城之北墙，而内城北墙即宫城南墙，主要根据是这一范围内目前保留了不少高出地面三四米的高土台，建筑规模宏伟，故可能是回鹘王族的宫廷所在，可以聊备一说。
外城西南部有一大型寺院，寺门东向，东西长约130米、宽85米，占地面积1.1万多平方米，寺院中央台基上有一多层台的土坯塔柱，周围高墙回护，是全寺的主体建筑。两厢和塔庙是高大的重楼建筑。规模十分宏伟。
寺院附近有密集的建筑遗址，建筑物多是夯土为墙，土坯起券，作长筒形纵券顶，这种建筑方法吐鲁番地区至今仍然使用。
外城东南部分也有一小型寺院，土坯砌就的土塔犹存，从壁画风格看，时代较西南大寺为晚。
自高昌建城至公元13世纪中叶海都叛乱（1279），攻灭高昌，古城被毁，前后历时1000年以上，作为高昌回鹘王都，历时也近500年，高昌在新疆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高昌城外北、西北郊是晋、唐时期的墓区。这里埋葬着同一历史阶段内高昌各种社会身份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发掘古墓葬四百多座，出土过大量古代珍贵文书、丝绸文物等，是研究高昌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及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自高昌古城斜向西北，距约50公里，是交河故城。不论是高昌、西州，还是高昌回鹘，北向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或西向焉耆，这里均是交通要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历史上一直也是吐鲁番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西汉时为车师前国的王都。《汉书·西域传》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域下，故号‘交河’。”交河故城坐落在两河之间的一区土岛上，这段文字，是对古城形势的准确描述，也说清了古城得名的由来。
古城所在土岛南北长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古城位于土岛之南半部，建筑遗迹南北长达1000米，宽与岛之宽同。说为古城，因坐落在高数十米（最高30米）的土岛上，四周峭壁悬岩，形势天成，可以凭险据守，所以并无防御性质的城墙。
入城门道有两处：南门是主要进出口，但具体建筑结构已破坏，只存门道豁口；东门保存较好，劈岩而成门道，安设门额的方形榫洞也依然可见，自门道到河底高达20米，陡险曲折。入门处有防御设施，堪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城内建筑遗址总面积，初步测量约22万平方米，大致可见出寺院、民居、衙署和官邸等性质不同的建筑遗迹。
纵贯全城南北方向有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大道。大道直通城北一区大型寺院，建筑面积达5100平方米，在这区重楼建筑的方形大院内，塔柱犹存。城内寺院建筑多为这种方形院落，入室有神坛或塔柱，主要分布在主干道以西。
自这一主干道中部向东为另一干道，通向东门。主干道以东，东西干道以南，这一区域内多大型院落，常是衙署、官邸所在。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全城内唯一见砖、瓦的大型建筑，即是这一区内附有地下室的气势相当宏大的院落。
东西干道以北，建筑相当密集，门庭较小，当是一般居民住宅。
交河故城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古城遗址之一，建筑富有特色：其一，街道两旁是高厚土墙，临街不见门窗，纵横交错的巷道通过土墙将庭院分隔为坊曲，穿过街巷，进入坊墙，才能到达民户大门。
其二，土崖土质致密，所有建筑均挖地为院，隔梁为墙，掏洞成室。街巷也是挖地而成的路沟，高度不足，则以挖地所得泥土夹板夯筑。房顶主要由土墙承重，所用木料不多，这是适应新疆地区干燥少雨的特点而形成的生土建筑风格，极大地减省了木材及能源的消耗，是值得总结、发扬的优良传统。
交河故城始建在西汉以前的车师前部。西汉前期，是车师王都所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汉王朝在吐鲁番地区设戊己校尉管理屯戍，设交河壁，派驻吏卒。晋十六国，吐鲁番地区为高昌王国，交河为王国—郡。由于地位重要，每每派王子驻节交河。公元640年，唐王朝统一高昌，设西州、交河为西州属县。因为这里形势险要、又控制着天山南北交通的一处隘道，在军事上明显具有重要地位。自交河故城南出盐山之阙口，目前仍可见唐代烽墩。自盐山南缘斜向东南，经布干土拉古城可抵高昌；斜向西南，经大墩子、屋威梯木古城堡入托克逊，为唐代丝路“银山道”干线；稍偏西北，入阿拉沟口，也见到唐代古堡，有山道可入巩乃斯河、于尔都斯草原。
交河故城西，存石窟寺一区。足以展示“丝路”文化特色的佛教遗迹，除交河城外石窟外，在吐鲁番地区，还有桃儿沟、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等多处。唯蒙受种种人为的、自然的破坏，保存状况堪忧。柏孜克里克，算是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的一区，这里稍作介绍。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坐落在高昌城北火焰山中，踞火焰山主峰北坡，下临木头沟水，环境清幽。唐《西州图经》称此为“宁戎窟寺”。现存洞窟83个，可以见出毗诃罗窟、支提窟、隐窟、僧房之别。保存壁画洞窟约只50％，大多残毁比较严重。洞窟始建于高昌王国时，唐、高昌回鹘时期臻于繁荣，是高昌回鹘时期的王室寺院之一。近年维修柏孜克里克，文物工作者曾在早期废窟中发现回鹘文、粟特文、汉文、梵文的残经及世俗文书，如晋人写本《汉书·西域传》残页，写于高昌王国建昌五年（559年）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鸠摩罗什译本），宋刻本《金藏》残帙，回鹘文雕版印刷品残页，西夏文雕刻印本残页，粟特文手写本残卷等。其中一件金箔包装纸，来自宋代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东朝西的一家纸铺，它专门制作、销售“佛经诸般金箔”，希望主顾“辨认不误”，是宋代杭州纸铺的广告商标，也很好地说明了在11、12世纪时，高昌回鹘王朝与宋王朝的商业贸易情况。清理工作中还发现十分宏伟的木构建筑材料，如斗栱等物（其中一件，栱径75厘米、斗长21厘米）。表明唐代，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在依岩开凿的洞窟外面，有十分高大的殿堂、回廊。
柏孜克里克现存壁画，主要属于高昌回鹘时期。在长方形纵券顶的洞窟内，绘佛传故事，展示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第33窟后壁，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图像，艺术表现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佛弟子，肤色各异，发式、服装不同，可以多少反映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西域大地，人种各异、民族众多的社会生活图景。
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画面完整、色泽鲜丽的高昌回鹘国王、王后供养佛的图像，是壁画中的珍品。主要部分已为勒柯克割剥运往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
“丝路”自吐鲁番沿“银山道”西去，下一站主要为焉耆王国。关于“银山道”的具体线路，据考古调查资料，出托克逊后，应走苏巴什沟，沿途有水草。地理形势、山泉，与玄奘当年留下的记录可以呼应。出沟，至库米什，进入焉耆盆地。唐代在这里设置过焉耆都护府和焉耆镇，目前坐落在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可能就是汉焉耆国都员渠城，也是唐焉耆都督府和焉耆镇城之所在。
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盆地内建筑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城墙基垣完整，保存稍好地段残高4米。城内建筑遗迹多已坍塌。最大一区周长达143米，城内地表采集到汉五铢、唐开元通宝、波斯银币等，其他金银饰物、料珠、陶器亦常见。古城附近见较大型汉唐墓葬，出土过汉代铜镜、包金铁剑、金质龙纹带扣。
与博格达沁古城相去不远的锡克沁、明屋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多量佛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界，佛教史学者关注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就出土在明屋佛寺之中。
焉耆西去，最重要的站点是轮台。这里是汉轮台国所在，也是汉代为支持、开拓“丝路”进行屯田的主要基地，在经营建设丝绸之路的伟大工程中，屯田戍边是十分成功的一项政策措施。
屯田遗迹主要散布在克孜尔河畔，距现代居民点多在30公里以外，目前均已沦为盐渍荒漠，这片地区内诸如梯木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黑太也沁等古代遗址，渠道、田埂遗迹广布，粮食、陶器、汉代钱币等物，调查中均有所见。
为汉王朝统一西域，保证“丝路”畅通建立过功勋的这一屯田基地，目前已成盐土。这是灌溉用水含盐，而又没有适当排盐措施，长期屯垦生产而导致的结果。研究这片地区的遗址遗迹，不仅对汉代以来的屯垦生产、“丝路”走向有意义，对认识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盐化，也很有价值。
自轮台西行，越过一片戈壁，即进入库车绿洲，在今天公路的南侧，彼此距离不远，如二八台等处，还可以见到一些唐代烽墩、戍堡，显示了丝路走向。
库车地区居新疆之中，古称龟兹，是古代西域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东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均设置在此，可见其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汉、唐龟兹国都称延城（唐代又名伊罗卢城），其遗址，即今库车县城东郊之皮朗古城。古城破坏比较严重，从残迹追寻，周长约7公里。考古工作者曾在城内喀拉墩进行发掘，文化遗物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青铜时代。出土石器、骨器、彩陶片、部分铜器及一枚汉代五铢，其上叠压成组大陶瓮，以及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筒瓦等，砖的纹饰、形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铺地砖近同，共出唐代钱币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开元通宝等，明显为唐代遗存。
库车县城西渭干河畔夏克土尔、玉其土尔古址，伯希和名之为“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沿渭干河东西岸分布。据伯希和发掘出土文物，尤其是其中二百多件汉文文书，结合《唐书·地理志》中有关记录，可以结论为唐代东西柘橛关及柘橛寺故址之所在①。是“丝路”上的一座重要关隘，无论西去疏勒，还是西北向碎叶，均必须通过这一关隘。
古代龟兹王国，统治地域主要在库车、新和、沙雅绿洲及拜城盆地，地理位置冲要，自然条件优越，长时间中一直是西域大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境内不仅古代城镇遗址众多，作为佛教文化的主要中心，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石窟遗址，举其大者，如拜城县境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库车县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玛扎巴哈、森木塞姆石窟及苏巴什佛寺，新和县境的托克拉克埃肯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遗存。粗略统计，全部石窟可有五百多孔，保存壁画可达2万平方米以上，是研究古代西域佛教思想史、佛教艺术史的瑰宝。
研究表明，古代龟兹可能早到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已经接受佛教。克孜尔石窟开凿的早期石窟，可能就在这一历史时期。进入南北朝、唐、高昌回鹘王朝阶段，佛教大盛，不仅克孜尔，而且库木吐拉等处，都普遍凿窟、造像，形成当时西域地区的一区主要佛教中心②。龟兹石窟，不论从窟形、造像、壁画方面去分析，既可以见到古代印度、犍陀罗、伊朗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吸收当时中原文化的因素，并在吸收邻近地区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消化融合，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窟形、绘画来，有学者称此为佛教艺术中的“龟兹风”①。而唐代晚期以后，随吐蕃政治势力在公元8、9世纪深入西域，在石窟艺术领域，又明显留下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这些特点，不仅生动体现了“丝路”文化的积极精神，也显示了古代龟兹人民博大的胸襟，积极向上的开放精神，从而为我们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瑰宝。
自库车而西，进入中亚“丝路”干线，主要可见两条。自库车西稍偏南行，沿塔里木河、克孜尔河方向过巴楚、入喀什，翻天山谷道进入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这是《汉书》强调指出的“北道”；而从库车过温宿，沿托什干河西行，过乌什越别迭里山口，抵碎叶镇，有学者称此为“热海道”。汉代陈汤、唐高仙芝进入中亚的路线，走的就是后一条路。这两条路线，在唐代都受到重视，沿途也都有驿馆、烽燧。除西向干线外，自沙雅绿洲向南，沿克里雅河南行，可抵扜弥；自龟兹到姑墨，沿和田河南行，过玛扎塔格山，可达古代于阗。在论及新疆丝路时，这是不可忽视的两条支线，它把“丝路”南、北道干线串连在一起，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自库车至巴楚途中，沿途可以见到唐代烽燧、驿馆。这方面较显目的遗迹，如柯坪亚依德梯木、阿克沁、都埃梯木，巴楚县的穷梯木、玉木拉克梯木、柯西梯木、泽梯木等，绵延连续至托库孜萨来古城。论者根据出土之唐代文物，结合《唐书·地理志》，认为正是唐代“和平铺”（都埃梯木）、“济浊馆”（亚依德梯木）、“译者馆”（穷梯木）等馆驿的故址②。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位于巴楚县东北柯坪山派生的一座孤立的石岭上，喀什噶尔河流贯其南。喀什噶尔河上游主支称克孜尔河（汉意“红河”），这一地理位置与《唐书·地理志》所记“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洲，在赤河北岸孤行山”的记录，具体特征可以说完全统一。唐“据史德城”故址在此，可无疑义。
托库孜萨来古城，内外两重，依山势而铺展，是疏勒至龟兹间的军事重镇、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经济宗教中心。伯希和曾经在这里发掘，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唐代佛教文物，多量富有希腊化风格的佛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疆考古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也曾在这里进行发掘清理，发现了自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多量文物，佛教塑像，唐代汉文文书，古龟兹文书，丝、毛、棉织物，以及五铢钱铸范，显示了这一古城当年作为“丝路”重镇，在经济上曾具有重要地位③。
关于托库孜萨来古城的上限，林梅村提出应早到汉，可能是疏勒王国的盘陀城，班超曾经在这里戍守。据称，有古城出土佉卢文的直接证明④，这拓宽了人们对托库孜萨来古城的历史认识，但目前还未得到汉代文化层的印证，需要考古工作者更深入的工作。
进入喀什绿洲，古代“丝路”遗迹更为丰富。自巴楚过伽师至疏附县，在疏附东部的盐碱荒漠中，沉落着不少古代村镇、农田遗迹，也见到成一线展开的烽燧。这里不断出土过汉代以来的文物，在英吾斯坦乡内一块农田中，曾出土过一块青石浮雕，具有鲜明的中亚艺术特点。疏附县，伯什克拉木乡，有“汗诺依”古城，出土过多量唐宋时期文物。距城址不远，有一区气势宏伟的佛塔，当地俗称摩尔佛塔，表明这片目前荒无人烟的荒漠，唐代前后，也曾是人烟稠密的所在。
喀什市南郊，有艾斯克沙尔古城。喀什西北乌帕尔艾斯热提毛拉山上，保存着古代佛寺遗迹，佛寺依山势而铺展，气势雄伟，这里出土的贝叶经、佛像残体，都引人注目。
自乌帕尔斜向西北，乌布拉提村西，荒漠中有一座已完全沉没在地下的古代城市，古城墙深埋在地下。笔者1972年在这里试掘，发现过古钱币及多量陶器，城毁于火，据出土文物风格及碳14测年结论，古城毁弃在南北朝时期。由古城更西北走，有谷道可入安集延。
自喀什西北走，在乌恰县境一处荒山中，曾出土过700多枚波斯银币及10根金条，埋藏在一条石缝之中。银币铸于萨珊王朝时期，出土情况表明，在当年“丝路”上，交通往往不靖。维护万里“丝路”交通的安全，是当年的封建统治者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自库车、温宿沿托什干河谷到乌什县，斜向西北，为天山险隘别迭里山口，这也是汉唐时期由新疆进入伊塞克湖、古代碎叶、但罗斯的一条重要路线。沿托什干河西走，柯坪县见托木里克古城、沙牙提古城，县城西北郊苏巴什河口的克斯勒塔格佛寺，乌什县旁托什干河谷的古力瓦克古城、沙依拉木石窟，进入别迭里山口，沿途还保存着古代烽燧。这些遗迹，可以说都显示着“丝路”中道通过别迭里山口以出中亚的具体走向①。
（三）北道
这里的“北道”，系指自敦煌过伊吾入天山北麓西走，最后进入碎叶的干线，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古道。西汉以前，匈奴右部控制新疆地区，主要基地就是水草丰美、宜牧宜农的巴里坤草原。自巴里坤至伊犁河谷、碎叶城这一交通干线的开辟，与匈奴及其他一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为开辟这条自然地理条件比较理想的交通线，汉王朝政府也曾进行过持续的努力。但作为一条官道（得到政府的管理、建设）出现在历史舞台，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中亚广大地区联系的干线，则是在隋唐时期。隋在哈密设伊吾郡，唐在哈密设伊州，并在此驻军屯田，以保证“丝路”交通安全。
自河西走廊出星星峡，在苦水、烟墩、长流水、大泉弯、黄芦岗、一棵树、墩墩湾等处，仍可见到可能是明清时期的烽火台，可以大概表示自河西走廊到哈密驿道的走向。
而自哈密进入天山以北的巴里坤草原，必须翻越天山松树塘达坂，这是纵穿天山的一条径道。自哈密南山口至巴里坤口门子，谷道长达24公里。山道曲折回环，左右丛林密布。自哈密进入天山南山口，沟谷外也可以见到古烽两三处，进一步表明了由哈密绿洲前去巴里坤的道路走向。南山口，路畔有巨石一块，形若屋宇。其上，目前比较显目的是清朝镌刻的“焕彩沟”三个大字，但如果仔细辨识、用手揣摩，则可以发现，清“焕彩沟”刻字下，覆压着的是唐代刻石，南侧则有“汉永和五年”字样。因此，这是集汉、唐、清代碑刻于一石的重要史迹，这集聚着自汉至唐迄清的文字刻石，清楚表明这条穿越天山的谷道，自汉及清，一直是哈密地区交通天山南北的要道。
巴里坤草原，古属蒲类。这里水足草茂，夏天不热而冬天不冷，是十分理想的牧业基地，也是蒙古高原交通西域大地的重要前哨站。汉与
匈奴争西域，巴里坤曾是彼此争逐的一个焦点。除上述永和五年汉碑外，巴里坤还曾发现过汉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的记功碑。后又发现过汉永元五年任尚记功碑，这些都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证明。唐代统一西域，同样把在军事政治上控制巴里坤草原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唐代设伊吾军，其重要任务是防突厥，卫北道。伊吾军的驻地，从各种情况分析，就在巴里坤县大河乡的大河古城。古城周长1140米，高10米左右，曾出土过多量唐代文物。这里积温高，地势平，水利好，是巴里坤县最宜于农业经营的地区。直到今天，仍然是哈密地区主要的农业基地之一。
自松树塘达坂入巴里坤草原后，缘天山北麓西行，沿线古烽相望。自巴里坤湖南缘，过沙尔乔克，沿途地势开阔，草场连片。更西行，过色必口、大石头、沙河子、三十里大墩、三个泉，入木垒河谷，抵木垒城，沿途同样可以见到古代烽墩、戍堡。
木垒县，值得注意的古城遗址有新户、英格堡等处。前者居木垒河畔天山北麓，后者居木垒西去奇台的大道上。城内出土文物具有辽元时期特征，也见到察合台汗国的钱币。距木垒县城不远的东城乡，曾出土过多量动物饰牌，主题有野猪与马互斗、野猪纹、虎形圆雕饰件等，具有匈奴文化特色。
自木垒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前行，沿途可以见到古墓。地表特征为石堆，直径三四米，中部微显下凹。
奇台县境，与“丝路”关系密切的遗迹颇多。傍奇台县城而在的古城，论者多认为是唐蒲类县故址所在，周长约1300米。居蒲类城东北方向，临准噶尔沙漠边缘，有古城一座，俗称“北道桥古城”。城垣方形，周约600米，古城控扼自蒙古高原、北塔山入天山北道的咽喉，自阿勒泰入天山北麓一线，这里也是一处隘道。据其地理位置，有论断其为唐代“回鹘路”上的重镇——郝遮镇。
奇台县半截沟乡南入天山，至麻沟梁，海拔1750米，有古城址一座，俗称“石城子”。这里依山傍涧，控扼进入天山的谷道，有山路可以进入吐鲁番盆地。古城东、南为峭壁深涧，西、北面筑土垣。城址范围内出土过大量汉代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及汉式盆、罐之类。据地望、形势，结合文献记录，论者多以为这里就是汉代的疏勒故城，是汉代自柳中过天山入金满途中的要站。
自奇台缘天山山前地带过营盘滩、碧流河、吉布库、东湾、中渠，途程75公里，抵吉木萨尔县。沿途同样见到不少时代相当早的石堆墓。
吉木萨尔县，是天山北道一线中，文物荟萃之处。北庭大都护府所在的北庭故城，城郊近年发掘出土的高昌回鹘佛寺，故城周围戍堡烽驿成列，故都显示着古丝道的光明。
北庭故城略呈长方形，夯筑，内外两重，外城周长4596米，内城周长3000米。城区内陆续出土过多量唐印、钱币、下水管道、铜器、瓷器及多量陶器、砖瓦、瓦当，形制与唐代长安所出文物近似。见角楼、马面、护壕，现存遗迹是唐、回鹘高昌至元代的遗存，唯破坏严重。
位于古城西北郊的“西大寺”，是高昌回鹘王室寺院，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北为正殿，南为庭院、配殿。配殿中塑像壁画贴金妆彩，富丽堂皇，多绘回鹘装供养人并见回鹘文题记，是研究当年回鹘宗教信仰、绘画艺术、世俗生活情况的珍贵资料。
北庭故城与吐鲁番盆地高昌、交河城，自汉至唐、高昌回鹘，政治、经济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支线，“它地道”，承担着彼此交通往来的使命。自北庭故城南行，沿着现代翻越天山的线路踏勘（翻越天山达坂，受自然条件局限很大，古今道路，往往不变），沿线可见古城遗址二三处。如“贼疙瘩梁”古城，卡子湾古城、水西沟古城等，进入天山石窑子达坂，还见古代石堆。这些遗迹，显示了北庭、高昌之间交通往来的路线。
自北庭故城西走，在双河乡、八家地、北庄子、阜康县六运、米泉县下沙河，都见到古代城堡。这些城堡，从采集的文物看，人类居住活动的时间延续较长，六运古城中曾出土一批察合台汗国时期金币。从自然地理环境看，自北庭而西，由天山下泄的每道河水下游冲积扇地带，几乎都坐落着一座城镇，其间还有大型遗址（如八家地古城西南2公里，有5000平方米的唐代遗址一区）及戍堡烽墩（如北庄子古城与六运古城间，有“土墩子”烽火台）等，清楚表明了古道行进的方向。
据《新唐书·地理志四》，自北庭都护府西走，经过沙钵、耶勒、冯洛、俱六守捉后，最重要的站点是“轮台县”，再下一站到“张堡城守捉”。《新唐书·西域传》又说“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则轮台县在“北道”上的地位，是特别重要的。近年学界研究中，比较一致的结论，唐轮台故址，就在今天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自北庭都护府所在的吉木萨尔西去伊犁，为什么要在这里形成一个迂曲，不直由米泉、昌吉西走，而绕至乌鲁木齐，是一个疑问。其所以如此迂曲，原因在于丝路中道（天山南麓）与“北道”间，虽有多处山谷（如松树塘、金岭、凌山等）可以沟通，但任何一处谷道，都没有自交河入白杨沟的峡谷那么平整、地势低、少雪，一路有水草，可通车马，行走十分方便；而且，7世纪中叶，唐王朝政府已在这一峡谷内设白水镇，置烽戍，开拓了“白水涧道”，可以至达乌鲁木齐地区。唐王朝有效统治了准噶尔盆地后，公元702年，设置了北庭都护府。自北庭至伊犁河流域的弓月城、伊塞克湖畔的碎叶，成为唐王朝进入中亚大地的坦途。传统上，由丝路中道入碎叶，必须翻越凌山或别迭里达坂，相当困难，而由中道上的高昌、交河西入白水涧道，进入伊犁河流域，是更加便捷的。这样，在白水涧道西口与北道连接处，置城征税、屯田养兵，就成为了一个顺应政治、经济、交通形势的紧迫需要。于是，“轮台县”就应势而生，而且立即成为了丝路“北道”的交通、贸易中心。商税收入，可以供应北庭都护府之需。《新唐书·地理志》称丝路北道过“俱六守捉城”后，“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即入轮台。这一距离，与乌拉泊古城至昌吉的距离也约略相当。
昌吉市区见古城一座，城内出土的大量察合台汗国时期窖藏银币，曾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新疆考古所配合基建，曾在城区范围内进行发掘清理，发掘中明确见早晚两期文化层，晚期到元，早期文化层中见三耳灰陶罐、开元钱，其时代最早可能到唐，当为张堡守捉故址所在。
自昌吉西北行，在呼图壁、玛纳斯，均见古城废址，但考古工作做得不多。
自精河西行，有两条路线可入伊犁地区：其一，自精河斜向东南，入天山，进入巩乃斯河谷。在巩乃斯河畔见巩乃斯古城，论者或以为即唐代弓月城故址；其二，自精河过赛里木湖，入果子沟，进入伊犁谷地，伊宁县境见吐鲁番圩子古城，也有学者认为唐代弓月城应该在此。
“丝路”北道，弓月城是一处重要城镇，也是西突厥汗国的一处重要政治中心。作为“丝路”上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有反映。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曾记录了一件民事财产纠纷，身在长安的汉商李绍谨，为临时之需，自弓月城胡商曹炎延处一次借得丝绢237匹。历史插曲中这一细节，颇以显示弓月城在当年“丝路”贸易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北道到弓月，自弓月城抵达北道重镇碎叶，西去欧洲均为坦途。
这几条据历史文献及遗迹，连缀起来的交通路线，只是几条主干道。在这几条运输动脉之间，诚如《隋书·裴矩传》所称：“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当年的实际交通线，可以说是如同纵横交错的网络，大大小小的绿洲聚落，通过这网络基本都与丝绸之路程度不等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里我们拿设置在吐鲁番绿洲的西州作例。西州，除作为中道上的枢纽，通过“银山道”而交通东西外，以其为中心，还有翻越天山抵达北庭等广大地区的“它地道”、“乌骨道”、“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等，可以说每条能够穿越的山谷均得到开发利用；此外还有斜向西北，进抵乌鲁木齐地区的“白水涧道”；入阿拉沟，经乌拉斯台可进入焉耆盆地；斜向西北，可以进入巩乃斯河谷的山道等，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自西州到焉耆或伊犁河谷的山路，即穿越阿拉沟的径道，历史文献上明代以前不见记录，但考古发掘中却完全可以肯定它的存在。正当阿拉沟口，耸立着一座卵石夹土砌就的唐代古堡。古堡略近方形，卵石围垣仍然完好。西北角高耸的瞭墩，至今仍高15米上下。古堡傍河而立，耸峙于峭壁之上，登堡一望，远近景物尽收眼底。堡墙内有室屋数间。1977年，笔者曾在其中稍事清理，在一间残垣的壁缝中，得唐代纸片数块，其中一件明显为唐代契约，另一件见鸜鹆镇及一些捉铺、烽及戍边卫士的姓名。过此堡入沟，约12公里，见又一座古堡废墟。31公里，再见古堡一座，彼此相连相续，说明利用阿拉沟峡谷交通远近，至少在唐代，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
“白水涧道，”虽见于《西州图经》，但具体路线并不明确。根据地理形势，自吐鲁番进入白杨沟、达坂城至乌鲁木齐是“白水涧道”之所经。沿途，也确实见到相当数量古代遗存。在白杨沟峡谷西口，仍然可见古代城堡一区，可能是唐代西州下属的白水镇镇城。更前行至盐湖北岸，见古烽一处，碳14测年，结论属于唐代。在盐湖南岸山谷中，发现过唐—元时代古墓。临近乌鲁木齐，傍乌鲁木齐河谷，唐轮台县故址是沟通丝路“中道”“北道”的最重要支线。
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四面辐射的古代交通路线，表现了唐代“丝路”的实际，与之相类的情况，在其他较大的西域文明中心当是同样存在的。
四、丝路考古发现
新疆，作为“丝路”干线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路段，留下了许多足以表现当年“丝路”历史的珍贵遗物。近年的新疆考古工作中，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收获。不言而喻，这些有幸出土的“丝路”遗珍，与当年实际存在的社会生活相比，只不过是片鳞只爪，不足以代表全体，但却揭示、反映着一种历史的存在，它所显示的文化交流的精神，更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刻认识、继承、发扬。现择其主要者，略予介绍。
（一）丝绸
在出土的足以表现“丝路”内容的珍贵文物中，首推丝绸。出土数量大、品种多、地域广，时代延续长，十分有力地表明：在丝绸之路上，轻薄美观的各种“丝绸”织物，深受西亚、欧洲人民的欢迎，是通过“丝路”西向的主要商品。
近几十年来，新疆考古工作中见到丝绸织物的遗址点相当丰富。举其大者，如若羌东部的阿拉尔，楼兰城东北郊的孤台、平台墓地，孔雀河谷老开屏墓地，库鲁克山南麓的营盘古墓，吐鲁番盆地中鄯善县鲁克沁，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天山中阿拉沟、鱼儿沟古墓地，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库车苏巴什，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民丰县尼雅古墓，于田县喀拉墩，洛浦县山普拉古墓，木垒四道沟古墓葬等处，均有所见。尤其是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的阿斯塔那晋唐墓地，差不多可以说，无墓不见丝绸文物，颇为有力地说明当年丝绸织物在高昌地区相当普及的情况。谈及丝织物出土地点，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地点，几乎全部在天山以南地区。所以存在这一现象，应与天山以北地区降水较多，湿度较大，织物类在地下很不容易保存有关。
有关织物的时代，分析表明：早可以到春秋、战国，盛于两汉，大盛于隋唐，迄止于宋元，均有所见。
织物品种，主要为素绢及染色绢，以及各种花纹图案的织锦、暗花绮、绫、缣、纱、罗、轻容、刺绣及染织等。这些文物，出土时多零散、破损，绝对数量虽不算多，但实际却代表着巨大的数字。A.斯坦因在楼兰故城遗址点发掘得一枚简牍，简文称“人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绢四千三百廿六匹”。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提到长安汉商在弓月城胡商处，一次就调剂到绢237匹。将上列出土文物品种与这些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分析，可以充分肯定，通过“丝路”进行的丝绸缎物贸易，数量曾是相当巨大的。
分析“丝路”织物图案，可以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汉代织锦，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花纹图案，多在变幻的云纹中，出没象征吉祥的瑞兽，并穿插种种吉样用语如“延年益寿”、“富贵且昌”等等，形成显目的时代特点。而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时期，花纹图案出现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其中一些标本，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猪头纹锦等，更明显具有波斯风格。唐代，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联珠禽兽纹锦，数量巨大。其中一些兽纹锦，且织有“胡王”字样。
在丝织物图像上的这种变化、发展，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表明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传统的中国丝织物装饰图案，吸收了西亚的营养，显得更为丰富而光彩夺目；第二，可以肯定，丝织物方面的这一发展，与中原王朝推进丝路贸易密切相关。适合波斯等西亚地区人们喜好的联珠禽兽、鸾鸟衔绶等纹饰织锦，会更加受到他们的欢迎。在织锦图像中，织上“胡王”字样，十分明显就是为外销目的而组织的生产。
值得强调一句，在论及“丝路”上的“丝绸”贸易时，一般的概念，都是从丝绸的祖国——中国西去，这当然是正确的结论。但在新疆出土文书及丝织实物中，可以得到另一历史信息，这就是在隋唐以前，在新疆大地上还有来自波斯的织锦。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0号墓出土文书中，见到“钵斯锦”（此墓同出有永康十七年（480年）文书）。阿斯塔那第170号墓葬中，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其中见到“故波斯锦十张”，对这些文字记录，有学者认为，“此‘钵斯锦’..颇似当地所产”（意为当地织工仿波斯图案而生产）。而衣物疏中，“‘波斯锦’只不过表现了一种愿望，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真实”①。但从情理推论，生活中如果没有波斯锦的实际，则仿制无由，占有它们的愿望亦不可能出现。因此，不论多少，流入的途径如何，公元5～6世纪的吐鲁番地区已出现了波斯锦，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实际上也已得到了出土实物的印证。夏鼐先生曾经考证，在吐鲁番出土的鸾鸟衔绶带纹锦等，就可以作为波斯锦的实物。
通过“丝路”，不仅大量中国丝绸织物西传，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意义更为重大、影响甚为深远的还有育蚕缫丝及丝绸织造工艺的西传，这在新疆出土文物中也有表现。
嘉峪关市东北约20公里的戈壁，有一片魏晋时期古墓，其中八座有壁画、砖画。绘画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其中即有采桑图，表明在公元3、4世纪时，植桑育蚕技术，在邻近新疆的河西走廊西部，已是农家经济生活的一个环节。在新疆，废弃于公元4世纪中叶的尼雅遗址，不仅见到了古代桑树，也见到蚕茧实物。在吐鲁番文书中，也保存着相关的记录。
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文书中，有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的“赁薄蚕桑”文书，表明5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并导致缫丝制锦业的发展”。在另几件西凉文书中，表现了为官茧缫丝，领取官银，以为工价的史实，在麹氏高昌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有在茧丝交易中收取“秤钱”的记录，而在高昌地区购买茧丝者颇多胡人，故可推论“当时销往中、西亚的中国茧丝，其中相当一部分产自高昌”②。
在育茧缫丝业发展基础上，根据麴氏高昌时期征收寺院官绢的文书，初唐时期记录绵练价格的文书，反映官属纺织工匠报告因火灾受损的文书，则可肯定麴氏高昌时期吐鲁番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业。文书中还留下了它们织造着“黄地丘慈锦”等。出土实物中，也确实发现了丝、棉混织几何纹锦。
这里，着重说明了吐鲁番地区的情况，而从文书中涉及的“疏勒锦”、“丘慈锦”，则可以推论，与吐鲁番绿洲相类，在南北朝晚期，库车、喀什绿洲丝织业也都有相当水平。这类技术，自新疆进一步远及中亚、西亚，实际已不存在困难。
（二）造纸
纸及造纸技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造纸技术传入新疆，并通过新疆进一步西去，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在尼雅东汉墓中，发现过纸。但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是纸、木简并行，而且主要均见于木质简牍。说明纸质书写材料，还显得少而珍贵，尼雅、楼兰多见汉文简牍，可以证明。
吐鲁番地区三十多年来，出土文书约3000件。目前所见文书，最早在公元4世纪前期的十六国时期。自此以后，纸质文书是吐鲁番古墓中最常见的出土物；官方文档、私人契约、书信、抄写经典、学生习字，无不用纸。纸，在当年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是一件须臾不可离开的物品。
据此，可以作出一个推论：在十六国时期，尤其是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置高昌郡以后，吐鲁番可能已逐渐地生产纸张。理由是，社会对纸有重大需求；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自西汉开始造纸至此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其技术知识，当已较普及。因此在河西地区进入吐鲁番的大量移民中，会有了解纸作工艺的匠师。本地造纸的主客观条件，是具备的。
这一推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对吐鲁番出土古纸，潘吉星教授曾进行了分析。取北凉到唐代古纸标本26件（其中4件为库车出土），对纸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观察，纸质标本，包括官府文档、私人文书、古籍抄本、佛经等。观察表明：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典籍抄本、官府文档用纸，纤维分散均匀，纤维束少，打浆较细，纸质较好；而一般民间用纸，如民间私契、丸药包装纸，纤维交织不均，打浆不匀，纤维破碎程度较差，杂质或未除尽，纸质明显较次。分析抄纸工艺，可见主要为布纹纸，也有帘文纸。吐鲁番出土建兴三十六年（348）建初十四年（418）用纸，都是用织纹模抄造的布纹纸。其中建初十四年古纸，可以观察到纸模网目约为110孔/厘米2，是我国目前有准确纪年的早期布纹纸标本。
布纹纸是比较古老的产品，表现着传统的工艺，汉、晋、南北朝时期，多为这种技法。值得强调说明的是新疆土法造纸，至今仍保持这一传统。因此，它接受的是中原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工艺。因而可以推论，其接受的时代当也是这一工艺在中原、河西地区流行的时代。
帘纹纸，是晋以后始见的抄纸工艺。在潘氏测定的18件隋唐时期古纸中，除少量帘纹不显外，几乎都是帘纹纸。细致分析吐鲁番出土唐“白怀洛借钱契”、“卜老师借钱契”及“卜天寿《论语》郑注”、“宁和才授田户籍”，可以见出纸质有粗帘纹及制作稍精的细帘纹之别。学生习字等平常普通用纸，明显为粗帘纹，官府文档如户籍等，纸质即较精良。帘纹纸与敦煌石室中所见粗横帘纹纸，工艺一致。
唐代吐鲁番地区已有了官办的造纸作坊，这得到阿斯塔那第93号墓中出土唐代文书的证明。文书有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可作为唐代已存在“纸坊”的确证。唐代四州既有纸坊，纸质标本显示的工艺与敦煌地区用纸又一样，这说明，当年吐鲁番地区纸张生产工艺得之于河西地区的影响；或者，生产者就直接来之于河西地区。如是，与两汉以后河西地区大量移民进入吐鲁番的历史背景又是可以统一的。
在分析吐鲁番出土古纸标本时，还有一个工艺现象，在纸浆中加入淀粉糊，以使纸质平润、增光、受墨，而这种工艺方法，在今天新疆一些地区，还仍然保留使用。应该说，这一传统，也显示着历史的印痕。
造纸工艺经过新疆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及于非洲、欧洲广大地区，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这一工艺西传的中继站，就在新疆。
（三）毛纺织工艺
近四十年的新疆考古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新疆地区毛纺织生产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对毛纺织生产工艺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些年的考古工作，在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哈密五堡，且末扎洪鲁克墓地，阿拉沟、鱼儿沟墓地，和静察吾乎沟墓地，巴里坤南湾，哈密焉不拉克、哈密火车站附近、洛浦山普拉墓地、鄯善洋海三个桥、楼兰城郊、尼雅、于田屋于勒克、巴楚托库孜萨来、吐鲁番阿斯塔那、米兰吐蕃戍堡等处，都有相当数量而且保存情况很好的古代毛织物出土。从距今4000年前直到唐宋时期，也就是说，前后历时差不多达3000年。
粗略统计一下现有毛织物种类，如提花毛毯、平纹毛织毯、平纹毛布、毛罽、缂毛织物、各种编织毛带等，其中，不能排除少量毛织物（如山普拉出土的人首马身缂毛织物）是来自国外，但绝大多数当为本地自产。
这就为我们总结、认识古代新疆毛织物发展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资料。
对新疆出土毛织物的分析研究，即对毛纺织物的原料，纺纱技术，织造工艺，染色，图案，它们与周围地区的关联等，已取得一定的进展①，但有待深入的空间还是不小的。
目前，可以肯定提出一点：中国中原地区在唐宋时期运用得十分成熟，有过许多惊人产品的缂丝工艺，其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应该是藉丝路联系，吸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毛纺织生产中早就运用了的一种生产工艺。在新疆出土的毛纺织物中，早在公元前，已见到这类通经断纬的生产技术，出土的公元前后的毛织物中，通经断纬技术运用得十分成熟。其他如毛织物染色，也是一项应该认真分析、总结的技艺。3000年前的毛织物，其色彩至今仍然新鲜而光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四）玻璃
近年的新疆考古，不少古代遗址中见到了玻璃。举其大者，如若羌县瓦石峡、且末县城西南纳勒克、安迪尔牧场东北沙漠中的安迪尔古城（亦称夏然塔格古城）、于田县喀拉墩、墨玉县扎瓦遗址、疏附县英吾斯坦、楼兰古城等，在考古调查中，都发现过数量不等的玻璃器、各种玻璃珠及玻璃碎片。这些资料，目前都保存在新疆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还采集、保存着阿克苏、库车地区一些古遗址中的玻璃片。在若羌瓦石峡，考古工作者发掘过一处烧制玻璃器的土窑，出土了小口细颈凹底瓶、玻璃罐，具有宋、元时期特征。对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生产，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据瓦石峡出土资料，如从玻璃器造型看，与同时期的阿拉伯、波斯玻璃器有相近特点，属钠钙玻璃系统，表明当年新疆玻璃生产接受着阿拉伯、波斯的影响。
在塔里木周缘不少古代废墟中采集的玻璃片，大多是薄壁器，单色素面。部分保存了器口的玻璃器残片，多为圆唇，唇口或有一道淡蓝色的纹道，总体看，玻璃器透明度不好，含有较多小气泡及杂质，熔炼水平不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标本多是遗址地表采集，在时代判定上存在一定困难，局限了认识的深入。但总体分出析，在公元初始的汉—晋时期（4世纪前），已见玻璃制品（如楼兰古城中的玻璃器），隋唐时期更多，宋、元时期，已见土法烧造的玻璃器，工艺上明显可以见出阿拉伯、波斯影响，但在助熔剂（如用新疆土硝）等配料上，有自身的特点。
玻璃工艺，通过丝路东来中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新疆地区，是深入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地段，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进一步的努力。
除了这几个方面的资料外，其他如古代采矿及金属冶铸工艺，犁耕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如凿井、坎儿井）等方面，也都有相当新的资料，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古代“丝路”上文化技术知识的交流。
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推动过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丝路的历史，表现了全人类在自身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中，需要互相支持、帮助，一个互相联系、积极交流、共同发展与进步的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一积极的文化精神，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随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附注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1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①和静察吾乎沟发掘资料见于《考古学报》，1988年1期，《新疆文物》1987.1、1988.4、1989.4
①《巴里坤县兰州湾子三千年前石构建筑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②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载《考古学报》，1957（2）。
③《丝绸之路草原道》，《丝路游》1988（6）。
①《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1）。
②《新疆东部发现的几批铜器》，载《考古》，1986（10）。
③《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1）
④《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载《新疆文物》，1988（2）。
①《史记·大宛列传》。
①《史记·大宛列传》。
①《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①《吐鲁番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②《太平寰宇记》卷156《西州·柳中》条。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131、14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65、86、142、144、151、15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①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见《唐研究》，第8卷，2002
①王仲犖：《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载《文物》，1975（7）
①黄文弼：《罗布泊地区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7。
①《神秘的罗布泊》图版222，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②《汉书·西域传·鄯善》
③饶瑞符：《汉唐时代米兰屯田水利初探》，见《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
①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②F.Bergman《Archaeological Reiearchesin SinKiang》，Seockwoem1939。
①张平：《若羌县巴什夏尔遗址出土的古代玻璃器皿》，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3）。
①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考察队考古组：《安迪尔遗址考察》，载《新疆文物》，1990（4）
①新疆博物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89（2）。
①黄文弼：《楼兰王国的兴衰及其原因的探讨》，见《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1）
②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尉犁县营盘15号墓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8（2）
③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①《唐安西柘橛关故址及有关问题研究》，载《西北史地》，1987（3）
②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文物》，1962（7～8）
①晁华山：《新疆石窟壁画中的龟兹风格》，见《中国美术全集新疆石窟卷》。
②柳晋文：《柯坪—巴楚古丝道调查》，载《新疆文物》，1985（1）。
③发掘工作由新疆博物馆考古队进行，资料存新疆博物馆相当部分文物已经陈列展出
④林梅村：《疏勒考古90年》，载《文物天地》，1990（5～6）。
①阿克苏地区文馆所：《阿克苏地区柯坪乌什两县文物调查》，载《新疆文物》，1986（1）
①（2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5）。
①贾应逸：《浅论新疆古代毛纺织业的发展》，载《新疆文物》，2005（4）
知识出处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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