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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所进行的西征活动，不仅开拓了疆土，使唐中叶以来十分困难的中西交通变得非常发达，而且大大加速了我国的民族大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西征过程中和西征结束之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各族人口，通过被俘、投降、经商、求官、应召等途径，大批来华。他们当中不仅有商人、军官、士兵、贵族，而且还有工匠、技师、教士、平民等，其中有妇女等各色人。从来华人口的频繁程度和规模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从来华人口的民族构成而言，是空前复杂的。
  如果说蒙古人的西征，是蒙古人与内地人口西迁的开始，那么，与此相应，它也是被征服地区人口迁至中原的开始。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蒙古人在西迁时，将不少被俘虏的西域、中亚和西亚人或改编成军队，或带到中土，试看下面的事实：
  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早在公元1209年，据有天山南面的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与北面的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一带的畏吾儿国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慑于蒙古的威势，派遣使者前来表示降服，成吉思汗大为嘉许，不仅将女儿也立安敦许嫁给他，而且将其序列为第五子。①随后，一大批畏兀儿知识分子被征召到蒙古草原，如哈剌亦哈赤北鲁、塔塔统阿、岳帖木儿、布鲁海牙等，他们或直接参与大汗的机务，或充任诸王之师。以致到元朝建立时，史称：
  高昌之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②
  从宋代以来一直占据丝绸之路东段的西夏政权，到蒙古崛起之后，已经呈衰落之势。成吉思汗在灭亡克烈、乃蛮并使汪古臣服之后，其势力范围已达西夏边境。成吉思汗早就耳闻河西地区的富庶，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征伐西夏的活动。公元1205年3月，成吉思汗为了追击逃亡的乃蛮八部，第一次对西夏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结果攻破西夏边城力吉里寨，进抵经落思城，劫掠了大批人口。次年，又率兵入侵西夏，这次虽然没有取得大的胜利，但对西夏的实力已有了充分的了解。于是，在公元1209年3月大举征伐西夏，几乎攻下西夏都城。后来，由于西夏襄宗李安全以纳女称臣请求议和，蒙古军队才撤兵北返，在北返途中，又带走了不少的西夏人到漠北。
  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出征花剌子模之后，对被攻克的地区，采取了屠杀和掠夺人口的政策，即凡是抵抗者，几乎都被杀死，投降者，成吉思汗一方面将其胜兵改编成军队，另一方面将居民中的工匠等有技艺的人，驱赶到蒙古，进行手工业生产，发展蒙古的手工业。据史籍记载，由阿剌黑那颜所率的西征大军中之左军5000人，进围巴纳克忒，城陷之后，蒙古军屠其军率，尽取所有居民中的工匠、青壮，以为“哈沙儿”（hashar，意为军队）①。公元1220年2月，不花剌城被攻克之后，妇女儿童被掳作奴隶，青壮年人则充“哈沙儿”队。②同年3月，撒麻耳干陷落后，成吉思汗从幸存人口中取各色工匠6万人，其中3万人分赐给诸子与族人作奴隶；另3万人组成军队，随军效用。③公元1221年2月，花剌子模国重镇玉杰赤在经历了顽强的抵抗之后，终因力尽而乞降。蒙古军尽驱居民出城，将各色工匠10万人驱往“东土”，儿童与少女皆沦为奴隶。④公元1222年春，成吉思汗派窝阔台顺印度河而下，在对哥疾宁进行征服的过程中，窝阔台把当地的工匠艺人全都俘送到了东土。⑤
  由以上事实我们清楚地看出，成吉思汗所统帅的西征大军的战果，不仅使这些被征服地区受控于蒙古人，由蒙古人管理，而且蒙古人还从这些地区掠夺了大量的人口。这些被掠夺的人口主要是工匠、艺人，他们被遣送到了蒙古本土。除此而外，还有部分青壮年男子被编成军队，成为蒙古军队的一部分，另有妇女、儿童皆沦为奴隶，成为西征的成吉思汗诸子及其亲属的私有财产。无论是被编入蒙古军队的青壮年男子，还是沦为奴隶的妇女、儿童，他们与被遣送到东土的工匠、艺人一样，最后的落籍之地，大部分是蒙古本土或蒙古人所占领的西夏、金国等地区。
  公元1236年，拔都率领蒙古大军西征不里阿耳、斡罗思，进掠波兰与匈牙利时，同样采取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做法，一方面制裁抵抗者；另一方面掠夺人口财物。如公元1239年，蒙哥进攻斡罗思的阿速，围其都城蔑怯思（Meges）；历3月之久才攻下，蒙哥从投降的人口中，挑选了1000人从征，便是证明。正是由于这些在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四处征战的蒙古军队，不断吸收当地民众当兵，蒙古军队兵员才得以补充，才得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这些被征服地区人口被迫加入蒙古军队的人数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贵由即位之后，派遣军队往征四方时，曾“下令从驻伊朗地区的军队中，从每十个大食人中间抽出两个人参加远征”，⑥之事，可以认定，人数不在少数。
  我们知道，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和规定，凡是降服的国家，不仅要向蒙古大汗进贡财宝，而且还要把亲信送去为质子，派人入宿卫，要服从大汗的征调。所以，在蒙古征服西域、中亚、西亚地区以后，这些地区东迁的人数十分庞大。以西域和中亚地区最先臣服于蒙古人的畏兀儿而论，蒙古初年，可以说，畏兀儿人有一材一艺的都被网罗来，其后以文学显名的颇有其人。史称：“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诸国，回鹘最强，最先附，遂诏其主亦都护为第五子，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①我们根据柯邵忞的《新元史·氏族表》所列畏兀儿人入仕元朝的人，计有：高昌王亦都护、孟速思、洁实弥尔、小云石脱忽怜、玉龙阿思兰都大、哈剌亦哈赤北鲁、契氏、廉氏、贯氏、唐古直、全氏、鲁氏、大乘都、小乘都、叶仙鼐、昔班、阿礼海牙、脱力世官、脱烈海牙、塔塔统阿、铁哥术、月鲁哥、阿台脱因、孛罗帖木儿、昔里哈剌、文书奴、忙兀的斤、普颜、拜降，总共29个家族。仅《新元史》中列专传者就达40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岳璘帖木儿、义坚亚礼、哈剌普华、库尔古司、布鲁海牙、廉希宪、桑哥、昔班、廉希贤、阿散、洁实弥尔、答里麻、燕只不花、忙兀的斤、阿礼海牙、岳柱、普颜、亦辇真、脱烈海牙道童、达理麻识理、阿里海牙、月举连赤海牙、脱力世官、帖哥术探、花爱忽赤、叶仙鼐、八丹、撒吉思、铁哥术、都尔弥势、贯云石、偰哲笃、廉惠山海牙、沙剌班、伯颜不花的斤、阿鲁浑萨理、安藏、迦鲁纳答思、必兰纳识里等，这些人或是为官有政绩、有军功者，或在文学、艺术方面有造诣者。另外，据已故著名学者陈垣先生考证，元时西域东迁的在文史上有名的，还有担任过泉州路达鲁花赤的偰玉立，有至正五年中进士的偰百僚。②据陶宗仪《书史会要》，有昭文馆大学士廉希贡、集贤都事喜山、擅长楷书的隐也那失里。③据夏文彦《图绘宝鉴》，有善画墨戏花鸟的边鲁。④据陆文圭《墙东类稿》有中江浙进士的家铉翁。⑤据魏源《元史新编》，知有习二十弦的会福院提举闾闾僧人。⑥
  至于畏兀儿人迁居中土和担任一般地方官职，而不为正史所载者，则多得惊人，何以见得？我们仅以《至顺镇江志》的记载作一个统计，当时镇江有畏兀儿人14户，93人。⑦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至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先后有15人在镇江任达鲁花赤，中畏兀儿人就有9人。见诸于《到顺镇江志》的其他畏兀儿人的官还有总管1人，同知1人，录事司的达鲁花赤3人，丹徒县的达鲁花赤5人，丹阳县的达鲁花赤3人、金坛县的达鲁花赤2人。累计共达118人，区区镇江一地，记录在册的就有如此之多，其他地区，不难想见！
  畏兀儿人来东土分散居于各地，已不可一一细考，他们是被大规模迁徙而来的，史籍亦见记载，其中来内地屯田者，不乏其例。《元史·世祖本纪》卷12载：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十一月，斡端（于阗）、可失哈耳（喀什噶尔）工匠1050户在甘肃、陕西一带屯田。《元史·成宗本纪》载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南阳地方有畏兀儿人屯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回回”是元代对信奉伊斯兰教（回教）的人的称呼。它泛指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突厥人等在内。如果我们从上面的考述中，初步认定元代畏兀儿人东迁人数多得惊人的话，那么，回回人东迁的数量，无疑更多！史称：“元时回回遍于四方”①；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②。这类记载，十分笼统，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从至元初的统计数字可看出：在中都路的回回人数，达2953户③，看来，上述概说，并未夸大其词。再从元《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的回回户口数来看，更证其说不诬。该书卷3《户口》云回回59户，374人，占全部户数3845户中的1/65，占全部口数10555人中的1/28。
  回回人来中土，特别是在元代遍布于各地，充斥于各个阶段，应该说是由商人活动引发的。回回商人不仅很早就和蒙古人接触，而且还有不少参加到成吉思汗的创业活动中，如《元朝秘史》中的回回阿三，④他于蒙古西征时，充当成吉思汗劝降使者而被杀。⑤又如被称为“西域部之族长”的赛夷人杜八儿火者，也是早年投于成吉思汗麾下，在成吉思汗兵败于汪罕逃往班朱尼河时，曾与之共过患难。⑥后来，当蒙古国建立后，回回商人中有些因善于经商而得到元朝统治者的赏识，进入仕途，担任元朝主持和管理财政的官职。如太宗时的奥都剌合蛮，即因扑买中原银课，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⑦从此以后，经管财务的人多以回回人为主。据《元文类·中书左亟相姚文献公神道碑》卷60云：
  （中统）三年，（张）文统伏诛。西域之人为所压抑者，伏阙群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
  所谓：“盗国钱物”，是指回回人因管理课税财赋等事而借机贪污，中饱私囊。从此可知，元世祖即位后，为之经管财政的一般官吏以回回人为多。尽管在丞相张文统被杀之后，西域畏兀儿人状告回回人的不法，但后来的情况证明，因为回回人的商业理财才能，他们仍在财政方面受到重用。史载属于回回人的中亚费纳客忒城人阿合马，于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元世祖：“专以财赋之任委之”⑧。阿合马被王著用大金锤砸死，并被忽必烈识破其奸以后，虽其亲党类多被伏诛或罢黜，但是，在其后继之财政大臣汉人卢世荣执政时，仍多用阿合马党人。《元史·卢世荣传》卷205云：（世荣）又奏：“天下能规运钱谷者，向日皆在阿合马之门，今籍录以为污滥，此岂可尽废。臣欲择其通才可用者，然惧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
  卢世荣被杀以后，畏兀儿人桑哥秉政，又奏以沙不丁遥授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其党如纳速剌丁、忻都等皆得执政，①这些人无一不是回回人。
  在接连几代奸雄当政之时，都能重任回回人掌管财政，固然有回回人具有理财天赋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回回人数众多，在元朝政府之内势力强大，应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们不妨先看看回回人在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两朝，任职中书省的情况：
  我们知道，魏晋以来总管国家政事的中书省，职权更重，特别到元代。原因是它兼管尚书省的职权，在这样一个权力要害部门，回回人任职者如此之多，可见元时回回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元代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行省是地方的最高统治机关。行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而在元代的行省中，回回人任职者颇多，据杨志玖先生统计，以上共有66名回回人在元朝担任过省臣职务。从分布情况来看，江浙省最多，达15人；江西次之，12人；云南又次之，9人。稽以前引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记载，可能回回人任职，是与其本身入居中土的分布情况相关。从时代来看，世祖朝回回人最多，大致呈递减的趋势，有人认为是回回人势力衰退的表现，②此说未免拘泥于表象，它忽略了民族融合的影响。须知在元朝初年，大批回回人入居中土，保留了他们民族原有的生活习惯，但久而久之，由于他们散居在拥有悠久历史和发达文化的汉人居住地区，便逐渐与汉民族融合了。
  前引元《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地方官职的情况，可以与我们上面所论的相印证，证明回回人在地方基层政权中的人数之多！
  元代路的长官称达鲁花赤，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镇江称“镇江府路总管府”，先后有7人任达鲁花赤，其中之札剌儿丁、忻都察2人为回回人。①从至元二十六年起，镇江改称为“镇江路总管府”，到至顺二年，先后有15人任达鲁花赤，其中之卓马儿、乌马儿、亦剌马丹3人为回回人。
  在任路以下的达鲁花赤官员中，回回人任职者有：总管1人、同知6人、录事司的达鲁花赤8人，丹徒县的达鲁花赤7人，丹阳县的达鲁花赤7人、金坛县的达鲁花赤7人。②
  这些回回人，多半是蒙古初期到中土来的商人、西征时的降将和俘虏（其中多数是工匠）。他们迁徙到中土以后，做官的一般是三年一任，任满之后多半改任他处。如萨都剌于任满后即被“南行台辟为椽”，此后更是历官“荆楚燕赵闽吴越”，③但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返回他们祖居地的，他们一般是以初迁入地或初为官之地为家。据《至顺镇江志·人才·仕进·侨寓》所载，在镇江定居的回回官员便有5人，他们分别是卓马儿、海答儿、可马刺丁、札马剌丁和罗里。其具体事迹如下：
  卓马儿 回回人。大德元年为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
  海答儿 卓马儿之子。以父荫历长兴州、盐官州同知，潭州榷茶提举。今宣武将军、绍兴路治中。
  可马剌丁 回回人。居镇江。嘉议大夫、两浙都转盐运使致仕。
  札马剌丁 回回人。至大初为丹徒县达鲁花赤。以中顺大夫、同知平江路总管府致仕。
  罗里 回回人。延祐中为金坛县达鲁花赤。累迁岳州路平江州达鲁花赤卒。
  有关元时回回人在地方的人数和为官情况，其实并不只见于《至顺镇江志》一书，就我们所知，在现存的元修地方志中，或多或少地都有所反映，如《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志》均有不少回回人的材料。可惜因元代志书已留存不多，使得我们失去了全面了解的可能。
  本来，按照元世祖在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的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例。”④回回人在地方只能担任路以下同知之职，但是事实上，从回回人在各行省中的任职情况看，元世祖的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回回人为官，除散居各地外，亦像畏兀儿人一样，有被元政府集体组织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据《元史·哈散纳传》云：
  哈散纳，怯烈亦氏......后管领阿儿浑军，从太祖征西域，下薛迷则干、不花剌等城。至太宗时，仍令领阿尔浑军，并回回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
  据考荨麻林，即今张家口西的洗马林。尽管这三千户回回匠户在荨麻林所从事的活动情况不清，但是，从其由政府组织，以及匠户身份来看，他们可能是从事某种手工业生产的。
  又据《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七月，有回回炮手在南京屯田的记载，以及《元史·世祖纪》所云公元1285年征调雪雪的斤领畏兀儿一千户到云南哈剌章屯戍，《元史·兵志三·屯田》云，公元1316年在云南立乌蒙军屯，乞发畏兀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等事实，也可以断定，回回人与畏兀儿一样在内地有由政府组织的屯田。
  我们在论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人口时已经说过，西域和中亚地区的音乐、舞蹈十分发达，早在隋唐时期就有大批乐人、艺人来华。到元时，由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统治者注意对这些人的优待，释之不杀而遣送东土，所以在西征过程中及以后，有大批的乐人、艺人迁至中土。成吉思汗时代，据《元史·礼乐志》说，由于西夏人高智耀建议“征用西夏旧乐”，于是西夏乐、汉人乐和回回乐构成了元代宫廷音乐。当时，礼部之下设有仪凤司，《元史·祭祀志》谓其“掌汉人、回回、河西（即西夏）三色细乐，各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可见，在元代宫中仪凤司的乐队中，至少就有108名回回乐人。又《元史·礼乐志》记，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4年），回回国进兴隆笙。随着新的一种乐器而来的，必定会有许多乐人的到来。正如回回的音乐舞蹈绝不会仅限于在宫中流传的一样，回回的乐人、艺人也绝不会只居住于宫中。摩洛哥游历家拔都在杭州游览运河时，曾见有“奏乐者”和“唱歌者”其所唱除中国歌外，还有阿拉伯歌和波斯歌。据说随同他一起游玩的总督郭儿台之子特别喜爱波斯歌，要求唱完一首再唱。①可见，包括波斯、阿拉伯在内的当时中土统称的回回乐人已经散布于各地。
  在畏兀儿人、回回人大批迁往中土的同时，还有阿尔浑人。
  阿尔浑人在有关材料中被视为元代色目人之一种。元末陶宗仪在其著作《辍耕录》中，列其为色目31种的第13种。《元史》以及元代其他文献中屡见其名，除了名阿儿浑外，至少还有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阿儿温、阿鲁虎、合鲁温等名称。据清代考据学家钱大听说：
  阿鲁浑氏，亦称阿儿浑氏，亦称阿剌温氏，本西域部族。②
  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据著名元史专家杨志玖先生考证，是从怛逻斯到八拉沙衮一带的地区之内，这一地区自10世纪后半期即为喀喇汗王朝的王廷（后地）和副王廷（前地）所在地。①
  阿鲁浑人迁入元朝境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广泛。就地域分布而言，他们最初可能大多数分布在北方，尤其是元大都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则自北而南，遍布中土。我们前引《元史·哈散纳传》中之哈散纳，就曾领阿鲁浑军，驻扎在荨麻林（即今河北张家口西洗马林）。举几个著名的阿鲁浑人世家的经历，更可以说明问题：
  阿鲁浑氏的哈只哈心，据《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载：
  哈只哈心，阿鲁浑氏，世西域人......太祖皇帝兵压境......遂降......公夙慕中土，因携家行......②
  根据碑文所记其生平，他后来拔属伊朗的伊利汗宗王旭烈兀。元世祖至元五年，他以伊朗使者的身份到大都觐见元世祖，病逝于燕京。他的儿子阿散被任命为大名路税课提领；他的两个孙子——暗都刺和凯霖，前者在大都，任大都路警巡院达鲁花赤，后者任彰德路达鲁花赤，并将他的祖父母、父母及亡兄的坟墓迁到河南安阳县来，表示定居之意。
  又如被称为合鲁温氏，亦即阿鲁浑人的迭里弥实，据《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所记，他的祖父满速儿做大都路治中，父亲默里马合麻做安庆路治中，他自己则做漳州路达鲁花赤，三代人自北而南。迭里弥实在元朝末年去世，葬于漳州，其子孙后来就世居漳州，并改姓为“帖”。③
  再如溥博，据《西域浦氏定姓碑文》，其曾祖哲立理出身于阿鲁浑部族，迁移到元朝之后，居住在大都的宛平县（今北京市），祖父道吾因在杭州做官，便在钱塘居住。他的堂兄木八剌则又迁到永嘉。溥博后来因定居嘉兴，改姓浦氏。④
  上面所罗列的几个阿鲁浑人世家的情况，足可以证明这个部族迁来中土的人口，没有再返回西域了。阿鲁浑人到底有多少人迁至中土呢？杨志玖先生在其《元代的阿鲁浑人》一文中，根据元人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所载元朝后期，在金陵（今南京）做官的阿鲁浑人，至少有10人，在镇江做官的，据《至顺镇江志》所载，至少也有4人等事实，认为数额很大。我们认为杨先生的论断是十分精辟的。因为在元后期金陵和镇江两地为官的阿鲁浑人多达14人，在其他地方为官者想必亦不少。而为官者尚且如此之多，普通百姓自不必论。
  不可否认，元朝，在西域、中亚、西亚等地东迁的人口中，以畏兀儿人、回回人和阿鲁浑人为主，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民族的人口也来到了东土。如班勒纥人，据《大元河东郡公伯德神道碑铭》云：“公讳伯德那，西域班勒纥人，世为大家......国初岁在庚辰，大兵西征，班勒纥平......乃悉族来归......初河东陕右民赋之隶王者，以重合剌总管之，附治解州，乃以公为副，因家焉......”①据考，班勒纥为今阿富汗北部一城。又如康里人，据《元史·武宗纪》，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三月，康里军事在永平屯田。再如哈剌鲁，《元史·百官志》云，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忽必烈征调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哈剌鲁人到京师，立哈剌鲁万户府，令其掌管皇宫禁门。此外，还有钦察人和斡罗思人，这些人在东土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当时的钦察卫和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就是专门管理他们屯田的机构。以钦察卫看，至元二十四年在清州屯田的即有1512名之多，其后还有增加，屯田达656顷。②可见，这两个部族迁来的人不少！
  大批西域、中亚和西亚人口的东迁，加强了内地和这些地区的联系，密切了各族人民的关系，各族人民不但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而且促进了整个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繁荣；同时，加强了这些地区（特别是西域地区）与内地人民的文化交流，并在推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回回、畏兀儿人的文化名人。总之，人口双向迁移的频繁性和大规模性，在这一时期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一种折射！

①《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 ②《道园学古录·高昌王神道碑》卷16。 ①《迄于蒙古入侵时期的土耳其斯坦》一书之第417页。 ②《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284页。 ③《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④《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298页。 ⑤《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09页。 ⑥《史集》第2卷，第219页。 ①《松雪斋文集》卷7《赵国公谥文定全公神道碑》。 ② 陈垣：《西域人华化考》。 ③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 ④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5。 ⑤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6。 ⑥ 魏源：《元史新编》卷79。 ⑦ 元《至顺镇江志·户口》卷3。 ⑧ 达鲁花赤，为监临官或掌印办事之官。 ①《明史·西域传》。 ②《癸申杂识·续集》。 ③《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卷88。 ④《元朝秘史》第182节。 ⑤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本第101页，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⑦《元史·杜八儿火者传》。 ⑧《元史·奸臣·阿合马传》。 ①《元史·桑哥传》卷205；同书卷16《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同书卷130《彻里传》、《不忽木传》。 ②以下两表，材料来源于《元史·宰相年表》及各纪、传。 ① 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一文，刊《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② 杨志玖先生即主此说。 ①元《至顺镇江志·刺字》卷15。 ②元《至顺镇江志·宰贰》卷16。 ③《雁门集·溪行中秋玩月并序》卷3。 ④《元史·世祖纪》。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引拨都他《游历中国记》。 ②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 ①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刊《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②该碑文收入许有壬《至正集》卷53。 ③收入《王忠文公集》卷20。 ④《宋学士文集》卷17《銮坡集》第7，四部丛刊本。 ① 程钜夫：《雪楼集》卷18。 ②《元史·兵志·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