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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隋唐时期显著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人口的迁移中，中西方互迁的数量和规模在整个人口迁移中降至次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和西域等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性，使中西交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中原王朝对西域等地无力控制，使得因政治、军事、经济等造成的人口机械变动大大减少。
  一、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向中原地区及辽、金、西夏等国的人口迁移如前所述，唐末五代宋时，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主要是回鹘人所建立的三个政权和后来占据中亚楚河以南广大地区的西辽帝国，还有一些阿拉伯人在中亚所建立的一些政权。因此，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政权向中原王朝毗邻的辽、金、西夏的人口迁徙，也主要是以上政权和王朝的人口迁移，其中以回鹘人迁徙者居多。他们的迁徙主要是由从事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引起的。
  对以从事商业活动迁徙的人口来说，史称：回鹘人“多为商贾于燕，尤能别珍宝。蕃族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①那些回鹘人在商业活动中充当经纪人的角色，而且舍他们莫能，说明燕（即燕地，在今北京一带）的回鹘人不少。这些回鹘商人是否就定居下来，虽未必，但至少有部分会注籍当地，因为同书又云：回鹘“妇人......在燕者，皆久居邺城。”又据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月八日臣僚上书：
  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货易，久留不归者有之，恐习知沿边事，害及往来，经由夏国传播，不便。乞除入贡经由去处，其余州军立法禁！②
  在宋朝西北的沿边地区，回鹘商人“久留不归者有之”，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人口迁移。
  回鹘商人迁居内地，不独在边境地区，而且在京师和中原重镇亦有之，这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天的诏书中可见其一斑！该书云：
  闻西京回鹘人有久住京师者，无得私买蕃部系禁香药，违者论其罪！③
  所谓“西京回鹘人”，即是指洛阳的回鹘人，因为宋代定都开封，洛阳称为西京。之所以称为“西京回鹘人”，一方面说明宋代西京的回鹘人很多；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到京师后又久住不返回到西京，反映出西京的回鹘人是长久定居的，否则，断无必要称之为“西京回鹘人”。
  回鹘人擅长经商，在五代宋时，他们商业活动的足迹不仅达到了远离其本土的山东、河北等地，而且还长期居住在洛阳经商。宋人赵珙在其所著《蒙鞑备录》一书中说：
  回鹘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
  回鹘商人之所以来到中土不愿西归，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离开故地，就做好了不回原籍的打算和准备。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从遥远的西域东来时，携家带口。这样，返不返回故地，无后顾之忧。文献记载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春正月庚申，资政殿学士晏殊说：
  ......龟兹、沙州......往往有挈家入贡者。①
  回鹘人在与中原王朝进行商业活动中所造成的向中原迁徙人口的情况，在对契丹、女真和党项的贸易中也同样存在。
  有关资料显示：回鹘西迁之后，同契丹人的贸易似乎比对中原王朝的贸易更加频繁，大约每隔3年就有一次规模较大的贸易，连国王也亲自参加评价：
  契丹时三（原注：三作“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里合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王亲与北主评价。②
  同书卷21又云：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里皮，又褐里丝、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以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回鹘人因商业活动向契丹造成的人口迁移，我们无须罗列众多具体的事实，仅从回鹘商人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设有特别居留地——“回鹘营”，就可以证明：
  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③
  大概是由于女真人所建立的政权更远离西域一些，所以，西迁后的回鹘对女真的贸易活动，时间较晚，规模也相对小些。从文献记载来看，在12世纪初女真南下进攻宋朝的很短几年中：
  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正月丁已，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贡......九年八月辛已，回鹘隈欲遣使入贡......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八月癸亥，回鹘遣使入贡。①
  不独西迁的回鹘人因与中土发生贸易导致人口迁移，而且中亚、西亚的一些民族，也曾从陆路丝绸之路来到过中原地区。史云：
  大食......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至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②
  从天圣元年以后，由阿拉伯人所建立的大食帝国的商人，是否全改由海道来中国，姑且不论，单就上述材料而言，可以肯定，在天圣以前，经由陆路来的阿拉伯商人应是存在的。这些商人来中国之后，有感于来时道路艰辛，难道不会像其他
  西域等地的商人一样，滞留不归？从11世纪中来过远东的阿拉伯旅行家夏乐夫·
  阿利沙门·泰显·马尔瓦则（S harf A lzaman T ahir M arvazi）曾记载，当时阿拉伯商人从葱岭西向东到中国（北宋）做进口交易的牙客。他的具体记载是：
  [泰利比阿利穆斯林（T a libid A lid M us lins ）]常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做牙客......他们在白衣大食（Dmayyads ）时代曾来到呼罗珊而定居于
  彼处。但是当他们看到白衣大食人正一意要寻获并杀害他们时，他们安全地逃出毒手而向东方移动。他们因为害怕后面的追敌，在伊斯兰国家中他们找不到安身立足之处，所以逃避到中国来......他们学习了汉语和其他访问他们的人民的语言，并且成为他们的牙客。③
  马尔瓦则的这段记述，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泰利比阿利穆斯林，他们最初迁移到呼罗珊，因为当时崛起的白衣大食迫害他们，而不得不来到北宋。从他们迁居到呼罗珊后又来到中国并学习汉语，这表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定居到了中土，成为宋时从阿拉伯世界迁徙来的人。
  前面已经指出，摩尼教在北朝时传入中土，在唐时曾盛极一时，唐武宗会昌灭佛时，该教也被禁止。但是，我们从五代的情况来看，会昌之禁不久即开，五代时有不少西域地区的摩尼教徒来中土传教，以至在宋时摩尼教又大盛，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踪迹，至今在福建西山等地还有遗址。《宋史·大食国传》中言：“（咸平）六年，又遣使婆罗钦三摩尼等来贡方物。”这些来中土的摩尼教徒，实质上是一种以传播宗教为形式的人口迁移。史称：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929年8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鹘之佛师也。①
  从佛教发展历史我们知道，西域原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回鹘未西迁以前，西域早已盛行佛教，待摩尼教等宗教在当地流传开以后，一方面，佛教仍被广泛信仰；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佛教徒来中土传教，而落籍于中土。史云：
  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甘州）“夜落纥”遣僧翟大秦来献马十五匹，欲于京城建佛寺......②
  类似于摩尼教、佛教传播而造成向中土的人口迁移，还有景教、伊斯兰教的传播等，限于资料，我们难以知其详。
  二、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政权间相互的人口迁移
  五代宋时，虽然中原王朝因为境内割据、分裂，而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的联系减少，所造成的人口迁移在数量与规模上，均不及前之隋唐。但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追求，以及为了来中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此时仍与前代一样，存在着频繁的人口迁移。
  作为这一时期占据西域地区的三个回鹘人政权，本身就是在草原上鄂尔浑时代，因内乱迭起，被黯戛斯乘机攻击下造成的人口迁移，这在文献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如《新唐书·回鹘传（下）》云：“其相馺职与庞特勒（勒应作勤——引者识）十五部奔葛逻禄（葱岭西），残众入吐蕃（甘州）、安西（高昌）。”然而，在回鹘人的西迁、定居和政权建立后，并没有使偌大的西域、中亚、西亚等地区平静下来。一方面，当时这片土地上仍以游牧民族为主，游牧经济的特征本身就是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很大；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宗教信仰，使这些城邦诸国和政权之间不能平等和睦相处，彼此之间为了某些原因和目的，而不断发生掠夺人口的事件，同时，在战争中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相伴而行。总之，人口迁移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
  由于回鹘西迁后在东西交通线上掌握了总的枢纽，所以五代宋时，甘州、西州同西方波斯、印度、阿拉伯以东及东罗马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从而使得西域地区成为百国千城、万商辐凑之地。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人员迁徙情况虽无直接的文献记载，但是从人类的文化、艺术活动情况来看，可间接知之。
  首先，从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字来说，西域地区成为各种语言文字汇集之地。
  如吐鲁番地区在当时是一个各民族聚居地，所以各种不同的民族，曾经在同一时期里使用过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字。外域的人口（其中主要是中亚、西亚、南亚地区）迁徙到西域，不仅留下了语言文字的痕迹，而且还有他们外貌行状的记录：
  （巴什力克出土的回鹘壁画）它们都是画像：在左面走廊的两边是穿黄袍的印度和尚的画像，印度的名字用中亚巴勒米（Brahmi ）文的书
  写体写的。①
  这种记载不独在勒柯克的著作中有，而且在普鲁士调查队调查以后也有类似的说法：
  种族与宗教的混杂使吐鲁番的发现具有特别迷人的地方。汉人与黑色的印度人、突厥人与印度欧罗巴种（Indo-European race ）的碧眼
  金发的山居之人，所有这些，都清楚的显现在令人惊奇的壁画上面。②
  有关此类记载，在西方学者的著作者，几乎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就千真万确地证明，在五代宋时，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彼此间的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三、中原人口向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迁移
  全真教道士李志常在元时所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曾说：
  西即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大城......泊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共饮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
  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③
  这里的所谓中州人，即是指中原一带的汉人。
  又《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记：
  宋乾德四年（公元996年），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
  从朔方来的僧人与回鹘人一起，声称欲往天竺取经，说明这一时期仍如魏晋隋唐时期一样，有不少中国僧人前往西域、印度等地求法取经。在这些僧人中，虽然有的想返回中土，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如愿。
  从事商业活动、宗教信仰等引发的中原人口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的迁移，一般地说，是自发的、小规模的。而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对中土人口的掠夺所造成的人口迁移，则是大规模的。如史称：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甘州可汗“夜落纥”遣兵攻罗麻（苏守信子，时守凉州——引者识），破之，掳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夺马匹
  甚众。①
  另外，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中土的统治者将人口贩卖给西域地区，以换取马匹之事。如史云：
  （金国）粘罕密谕诸路，令同日大索两河之民......应客户并籍入官刺其耳为字，......立价鬻之，或驱之于回鹘诸国以易马。②
  由于分裂割据局面长期存在，且赵宋王朝积贫积弱，使中原王朝对西域开拓、控制不如前一时期，丝绸之路长期处于半开半塞状态。因此，相比之下，中土人口往西域迁移的要少得多。

①《松漠纪闻·回鹘》。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③《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 ②《契丹国志·高昌》。 ③《辽史·地理志一》。 ①《金史·太宗纪》。 ②《宋史·大食传》。 ③ 敏诺斯基英译《马尔瓦则论中国、突厥人与印度》（M arvazi on C hina ，T heT urks and India ，English T ranslation by M inorsky ）第17页。 ①《册府元龟》卷976。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①勒柯克：《中国突厥斯坦地下的宝物》（A .Von LeCoq：Buried T reasuresofChineseT urkestan）第22页。 ②卡德：《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第103页。 ③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8。 ②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