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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张骞出使西域至唐代，由于航海技术的低下，我国与西方的经济交往主要是依靠陆上的丝绸之路。隋唐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水路交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中外交往中，水路交通已经能与陆路交通相媲美了。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后期，特别是唐朝灭亡以后，由于我国西北地区地方势力崛起，中原王朝势力衰弱，无力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因此，西北地区地方割据十分严重，部族地方政权互相对立，广大的西域和河西走廊地区都长期不得安宁。这种情况使海上交通变得尤为重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再加上丝绸之路长期开通以后，中国的植桑、养蚕技术传入西方，使欧洲和西亚一些国家的丝织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国家对中国丝绸的需求已不如前代迫切。总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西北地区割据政权的出现、西方对中国丝绸需求量的减少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迅速衰落。
  但是，并不是说陆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和经济交流作用已完全被水路交通所代替。毕竟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联系的一条陆路交通线，仍然存在着、发展着。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原与西域地区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通道，在维系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祖国的统一方面，仍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第一节 五代、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政治形势与政权格局
  自“安史之乱”以后，强大的唐王朝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使得统一的封建国家被藩镇割据的局面所取代。掌握着一个地区军政、民政、财政等大权的节度使，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展开了连绵不断的争斗。
  中原王朝内部争斗不休的状况，本身就意味着它对周边城郭诸国和地区控制力的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周边地区和城郭诸国有某一个强大政权崛起，他们就会试图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前所述，恰在唐朝后期，整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盛极一时的回鹘，内乱迭起，被崛起的黠戛斯乘机攻击，其部族被一分为三，迁徙他处；原来远离中国的阿拉伯人，这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白衣大食”政权，对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开始了自西而东的征服，使中亚一带的许多城郭诸国都在它的控制之下。这一切使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原有的政权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回鹘被一分为三以后，一支南下迁徙到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回鹘政权；一支西去新疆，以高昌（今哈拉和卓）为中心建立了西州回鹘政权；另一支则迁徙到喀什和中亚，从10世纪中叶到12世纪在这一带建立了强大的喀喇汗王朝。
  从回鹘分裂至五代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的主要城郭诸国和政权为河西回鹘（亦称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喀喇汗王朝和黠戛斯、白衣大食等。当时，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短命王朝，且内部纷争不休，无力经营和控制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因此，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处于一种弱肉强食的状况。
  宋代虽然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各地，但辽朝建国于北，西夏割据于西，从中原通往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的大门——河西走廊地区。为西夏所控制。在广大的西域地区，基本上由日益强大的喀喇汗王朝统治着。这样，丝绸之路就被分割于在政治上互相对立的国内几个政权的境内。然而，这并不标志着丝绸之路就完全中断。在这一段时期里，据记载，东罗马帝国曾于公元1074～1091年间，3次派使者或商队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北宋的首都——东京（今开封）。控制着西亚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阿拉伯人，虽然主要取道海上与中国进行商业活动，但也有从陆路前来的。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阿拉伯商人麻思利等，从陆路到中原进行贸易，北宋政府特准他们沿途赎卖商品，并减免一半商税。不仅有阿拉伯人不断来宋朝，而且还有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使者、商人不断到西夏、辽、金等诸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有详细论述。
  12世纪初，金国对国势衰微的辽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辽朝灭亡之势已不可逆转。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辽朝皇族耶律大石在辽亡的前一年北走漠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后来又从漠北率师西征，在中亚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征战，逐渐建立了疆域辽阔的西辽帝国。这个帝国，连同高昌回鹘和逐渐发展形成的以于阗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在蒙古崛起和西征之后，被蒙古人所征服。蒙古人在西域、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建立了察合台汗国等三大汗国。
  第二节 五代、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权的分布
  前一节我们已经指出：公元840年左右，回鹘在鄂尔浑河流域，因畜牧经济社会的崩溃，加上内乱和外受黠戛斯的攻击，于是分三支向西迁徙至天山和甘州、凉州之间，逐渐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回鹘西迁河西走廊一支的分布状况，在有关唐代和五代的史书中几乎不见记载，而宋代的文献也只有零星记载，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作一些考证：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云：“（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闰三月二十六日，甘、沙州回鹘遣使裴溢的、名似等来贡橐驼、名马、珊瑚、琥珀、良玉。”在这里明言“甘、沙州回鹘”，可知甘州、沙州在宋时为回鹘居住地。甘、沙二州何时落入回鹘人之手呢？《宋史·夏国传》云：
  瓜、沙本唐归义军，向陷于回鹘；建隆中，节度使曹元忠以州附宋。
  说明不仅甘州、沙州为回鹘人所占据，而且瓜州也曾为回鹘人控制，回鹘人占据、控制这些地区是在唐归义军之后。
  我们知道，所谓归义军节度使是指张义潮于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入朝长安之后，沙州、瓜州地方政权由其侄张淮深掌握，张淮深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年。①然而，如果从归义军存在的时间来看，似乎只是到了北宋初年，瓜州、沙州才为回鹘所占，其实不然。据斯坦因所窃敦煌文书中之二八八九号中和四年（公元884年）《肃州防戍都营田□汉君县□张君胜等状》云：
  榆略等七人从州出河州，路过凉州。其同行回鹘使并□□州。......其甘州回鹘和断未定，二百回鹘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
  从这段话来看，早在中和年间，回鹘的势力已经到了肃州、甘州一带。大约是原属归义军的肃州、甘州等地区，在中和年间尚有一部分没有被回鹘占领。这部分地区到宋初一直为归义军所有。斯坦因文书三八九号所载，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线索，兹抄录该文书如下：
  今月七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拔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亦往向南；二人牵拢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由其回鹘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私发遣僧一人，于嗢凉州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云：“我龙家和回鹘和定，已后恐被回鹘侵凌。甘州事，须发遣嗢末三百家已来，同往甘州，似将罕（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
  这件文书虽年月残缺，但从其所叙述的内容来看，正和前引二八八九号文书相同。从文书中所述情况看，甘州这时是回鹘、吐蕃、龙家等部族角逐的场所。吐蕃和文书中所提到的所谓“退浑”从甘州撤退的原因，显然是由于不能抗拒回鹘。至于回鹘何时占领甘州，史无记载。不过，我们认为最迟在五代后梁乾化元年即已占领。因为史云该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进贡。”①肃州，即今酒泉；甘州，即今张掖；沙州本为前凉所置，治所在敦煌（今甘肃敦煌），今甘肃安西县至新疆吐鲁番地区，均为所辖。
  又《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云：
  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三月诏，西凉府回鹘自今贡奉并由秦州路。
  据《宋史·地理志》和《元丰九域志》，西凉府，即凉州，时在西夏境内，即今甘肃武威县。
  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云：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四月，（秦州）回鹘安密贡玉带于道左，贺祀汾阴礼毕。
  此条亦见于《宋史·回鹘传》：
  大中祥符四年，秦州回鹘安密献玉带于道左。礼成，以翟符守荣为神武大将军，安殿氏为保顺郎将，余皆赐冠带器布。
  秦州，乃甘肃天水县。
  此外，《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还记：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八月，合罗川回鹘第四次太子遣使来贡石。《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又记：
  雍熙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合罗川回鹘等四族首领遣使朝贡。合罗川当时在西夏境内，即今额济纳河。
  《宋史·回鹘传》云：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九月，回鹘都督石仁政、么罗王子、邈拿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
  贺兰山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时在西夏境内。
  综上所考，自回鹘西迁到河西走廊以后，迄于宋代，他们居住的地方，即今张掖、敦煌、武威、贺兰山、天水、额济纳河、酒泉等地。他们迁徙到这些地区，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一直到宋代，他们的领地仍在发展。
  回鹘人初迁入河西走廊时，他们初依附于吐蕃，“回鹘......余众西徙，役属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①。唐末张义潮节度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等11州时，回鹘又暂时归附张义潮。文献记载云：
  咸通七年十月，沙州节度使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②
  后来，随着吐蕃势力的衰弱和归义军在唐亡之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回鹘才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先后彻底摆脱了吐蕃和归义军，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们占据了过去吐蕃和归义军控制的地区，通过打败归义军政权，迫使其与自己议和，尊回鹘可汗为父。史称：“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甘州为回鹘牙帐。”③“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梁太祖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沙州本是大唐州郡......今......遇天可汗居张掖，事同一家，更无贰心......近三五年来，两地被人斗合??沿路州镇，逦迤破散，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即与言约，......可汗是父，天子是子。......沙州百姓一万人状上。’”④
  回鹘在河西发展势力的速度，毕竟不如党项族，所以当西夏建立之后，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迫依附于西夏。
  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时，它的一支主力迁到西州，即高昌。似乎只有从这时起，西州才有回鹘人，其实早在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时，高昌已经有回鹘人居住。史云：
  高昌，......唐贞观中侯君集平其国，以其地为西州，安史之乱，其地陷没，乃复为国，语讹亦云高敞，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⑤
  回鹘西迁到西州后不久，便向西发展、扩张，最迟于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以前，势力已抵龟兹（今库车）。《宋史·龟兹传》云：
  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自天圣至景四年入贡者五。
  又《宋会要辑稿·番夷七》云：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二月，龟兹贡玉勒、马、名马、独峰橐驼、宝刀、琉璃器。
  有关西州回鹘的疆域，与河西回鹘一样，文献中无系统的记载，我们从宋、元时期的有关文献中发现，其疆域大约东到甘肃，北界天山，西接葱岭，南邻于阗。《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云：
  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玉伦的斤卒，......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交州。交州即火州也（今喀喇和卓），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今哈密东乌纳格什湖），西临西蕃（按：指入天山南路之地），居是者凡百七十余载。
  此条材料揭示出高昌的疆域北至阿术河，南边接近酒泉，几乎与河西回鹘连成一片。
  又据《宋史·高昌传》所录王延德《使高昌记》载：
  （太平兴国六年）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还，叙其水程来献云：“......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
  从王延德的记述来看，高昌回鹘政权的疆域不仅拥有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而且抵达了大食、波斯。
  西州回鹘政权在五代、宋朝时，一直统治着南疆和中亚、南亚的一部分地区。他们不仅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经济联系，而且与辽、金、西夏和波斯、印度的关系也很密切。如与辽国，史称：
  契丹时三（原注：三作“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王亲与北主评价。①
  又如对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国，史称：
  天会五年正月丁巳，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②一直到蒙古崛起之后，公元1209年，“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属于蒙古，公元1275年以后，首都陷没于西北蒙古宗王之手，后来隶属于察合台汗国。
  西迁的另一支回鹘，据《新害书·回鹘传（下）》记载：
  开成四年......俄而渠长句禄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焚其牙，诸部溃。其相馺职与庞特勒十五部奔葛逻禄。
  可知，回鹘中有15个部落迁徙到了葛逻禄的驻地。然而，葛逻禄的驻地在何处呢？
  《新唐书·回鹘传（下）》云：
  葛逻禄，本突厥诸族，......至德后，葛逻禄寝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
  上面材料中的碎叶，即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素叶城，今T ok-mak ，怛罗斯，即怛逻斯，今名A ulieata ，而至德为唐肃宗年号，时间为公元756～757年，在回鹃西迁以前，那15部回鹃迁徙地是中亚楚河以南的地区。
  在从迁徙之初到10世纪末的130多年里，西迁的回鹘人在中亚楚河以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即回鹘历史上有名的哈剌汗朝又称喀喇汗朝。有关喀喇汗王朝初年的疆域情况，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见记载，只有《中亚中古史研究》有记述。
  在公元993年沙兔克布格拉汗死去以前，喀喇汗王朝的辖地包括但逻斯、讹打剌、喀什噶尔、于阗以及喀喇昆仑，其统治中心是八拉沙衮。
  继沙免克布格拉汗的是布格拉汗，他继续了沙兔克布格拉汗的事业，在远征阿姆河流域时，又占领了布哈拉城，并打击和扰乱了萨曼尼政权的汗王，把喀什噶尔发展成为第二首都。
  布格拉汗在位不久就死去了，他的继位者乙力克汗（ILekkhan），在公元1008年，废阿姆河北（波斯）的萨曼尼王朝（Samanides），将这一地区纳入回鹘的势力范围之内。
  喀喇汗王朝在乙力克汗死后，进入图甘汗时代，在这一时代，据西方史学家说，他曾击败于阗的进攻而取得胜利，使喀喇汗王朝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得以稳固，一直延续到耶律大石西征建立西辽和蒙古人西征时，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12世纪以前，西域和中亚的广大地区除了回鹘人所建立的河西、西州和喀喇汗王朝之外，还有阿拉伯人入侵中亚地区之后所建立的势力范围。
  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统治格局，在12世纪初年终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辽朝濒临灭亡时所引发的耶律大石的西迁和西辽政权的建立。
  耶律大石，字重德，为辽朝皇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八代孙，人称大石林牙。保大四年（公元1124年）秋七月，在金兵的大举进攻之下，辽朝的灭亡已成必然，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耶律大石为了“养兵待时而动”，决然与辽皇帝天祚帝分背，脱离辽廷，“自立为王”，率铁骑200人从黄河河套一带向西北迁去，并在中亚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征战，逐渐建立起疆域辽阔的西辽帝国。关于其西迁的路线和建国过程，自清代以来，中外学者钱大昕、丁谦、梁园东、岑仲勉、赵俪生、周良霄、羽田亨等人都作过不少探讨，然而限于材料，他们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漏落和讹误之处。余大钧先生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看法。根据余先生的考述：
  西辽德宗元年（公元1124年）七月，耶律大石从夹山脱离祚帝以后，率骑200人北行3天，到达汪古部驻地黑水。继续向西北行，到达辽镇州可敦城。在可敦城附近，耶律大石自立为王，设置北、南面官属，创置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7个军州，大会蒙古地区及原分布于今东北各省的18个部落。并夺得了辽朝松漠以北原有的马群，建立了万余人的军队。次年二月，辽朝灭亡，金都统完颜希尹奏告金廷：“闻（西）夏人与耶律大石约曰：大金既获辽主，诸军皆将归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诸部。金主降诏答曰：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①由于金兵未加追讨，所以耶律大石从这时至延庆元年（公元1131年）即帝位以前，一直留居在漠北（今外蒙古），收编人马，扩充势力。
  延庆元年二月五日，耶律大石在漠北即帝位，改元延庆，决意率师西征，到西域开拓疆土。他率兵假道西州回鹘时，回鹘王毕勒哥恭迎入宫，大宴三日，并献马、驼、羊至境外。耶律大石率兵至可失哈儿（今喀什噶尔）以东数天路程处，可失哈儿东喀喇汗王阿合马·伊本·哈散率领军队来战，大败耶律大石。这年秋天，耶律大石率领残部返回西州回鹘，西州回鹘欺其兵败势衰，截获其一部分将士献给金国。耶律大石离西州东北行，进至叶尼塞河上游黠戛斯（乞儿吉思）部驻地。企图取得原为辽朝藩属的黠戛斯部的支援，但被其驱逐。延庆二年，耶律大石退向西南，到达今新疆西北部的额敏河流域，逐渐将叶密立城作为久驻之地。延庆三年，耶律大石在额敏河流域，四周突厥部落来投奔者渐多，耶律大石部众增加到4万帐。这时东喀喇汗王朝八剌撒浑统治者苦于康里、割禄等突厥部落侵扰，无力对付，听说耶律大石势盛，便派使者请求耶律大石援助。这一年冬天，耶律大石从额敏河流域率师西南行，经赛里木湖畔，穿行阴山（即今伊宁市以北的科古琴山）隘谷，进入伊犁河流域，然后向楚河流域的八剌撒浑城进发。康国元年春，耶律大石将八剌撒浑城定为国都，改称为虎思斡耳朵，改延庆四年为康国元年，封八剌撒浑原统治者为“亦里克·突厥”。康国元年至三年，耶律大石至八剌撒浑后，11世纪时即已迁至东喀喇汗王朝境内之数万契丹人群集耶律大石麾下，耶律大石威势大增。耶律大石逐渐扩大其统治地域，派遣镇守官或监治官至各地、各部落，即东北起叶尼塞河上游谦谦州、西南至巴儿思汗城，西起塔剌思城，东至伊犁河流域之牙分赤之广大境域上。其后，耶律大石使康里人归顺，并征服了可失哈儿、斡端（和阗）。康国四年春，西辽军征服西州回鹘，进入其都城别失八里。继而从别失八里进军拔汗那及河中。五月，西辽军大败西喀喇汗王朝河中汗马合木于忽毡以东，征服了拔汗那及河中部分地区。
  经过连年征战，耶律大石建立了一个东起西夏西界（即西州回鹘，大致在今新疆、甘肃交界处），东南抵和阗，西至咸海南岸花剌子模国，东北至叶尼塞河下游黠戛斯地区，西南到阿姆河畔的庞大西辽帝国。①正如耶律楚材在其诗文中自注所说：“大石林牙，??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②
  耶律大石于康国十年（公元1143年）病死之后，由其子孙袭位，至公元1178年直鲁古当政时，昏庸无能，不理朝政，国势大衰。当时，强大起来的蒙古人首领铁木真，在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于公元1204年灭乃蛮部，杀死乃蛮部太阳罕。其子屈出律逃奔西辽。公元1211年，屈出律夺取了直鲁古的王位。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命者别率两万人马追击屈出律，将其擒杀。至此，统治中亚和西域90多年的西辽政权灭亡，其领地归蒙古帝国统治。
  第三节 五代、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权的民族构成与人口概况
  上节我们已指出，从回鹘西迁到元朝征服西域以前，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主要是回鹘人所建立的河西回鹘、西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3个政权，至辽亡之后，就是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政权与阿拉伯人在中亚地区建立的一些政权。不仅其政权的分布远比在此之前要简单得多，而且从总体上看，似乎这些政权的部族分布主要是回鹘人、契丹人和阿拉伯人。事实上，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回鹘西迁后所建立的3个政权，只是表明这3个政权的统治者是回鹘人，而并不代表这3个政权内部全是回鹘人，再说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帝国，当初他只不过率领200人的队伍出走，在漠北网罗一部分人后，也只有区区1万人。他们从漠北长途跋涉之后到达中亚地区，在建立西辽政权的过程中，他是依靠武力征战才拥有疆域和人口的。尽管在他征战的过程中，有数万契丹人投奔其麾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西辽帝国里，契丹人并不是主体部族。
  从唐末到元统一西域近500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所建立的政权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政权都不是由原来当地部族所建立的，而是由外来迁徙部族所建立的。因此，我们探讨其民族构成情况时，不能忽略在这些政权建立以前的部族分布情况。当然，在外来部族用武力征服当地部族之后，经过较长时期的民族融合，当地原来的部族被征服部族融合或征服部族被当地部族所融合，这是一种普遍的历史规律和现象。只是这一过程是一个民族构成的发展变化过程而已。在这500年民族融合的风风雨雨中，回鹘人以其征服者的面目，逐渐融合其他部族。到元朝时，在西域地区，最终形成了以回鹘人为主体部族的格局。
  一、河西地区的民族构成与人口概况
  在唐末以前，沙州、凉州、肃州、甘州、秦州和贺兰山区的民族构成是十分复杂的。由于这一地区距离中土较近，开发历史悠久，又从秦汉时代开始一直进行着徙民实边的活动，大量汉人迁移到了这一地带，且在十六国时期这里已建立过汉族割据政权，所以汉族人口在这里占有很大比重。无疑，这里的主体民族是汉族，但其他边地部族也不在少数。《五代史记·回鹘传》云，“回鹘......余众西徙，役属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从被斯坦因劫走之敦煌文书中提到的情况可知，这里曾有过吐蕃人。后来，尽管随着吐蕃势力的衰弱，他们退出了河西地区，但这并不等于吐蕃人完全在这一地区消失。理由有二：首先，《宋会要辑稿·兵二十四》云：“国初......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麟、府则有党项。”据此可知，一直到宋初，秦州等地仍有吐蕃人生活着。《新五代史·四夷传》载，“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这证实，在五代时河西地区乃至于阗地区吐蕃人很多。其次，河西地区在五代、宋时，紧邻吐蕃所占据的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地区，吐蕃虽势衰，但当时仍处于游牧阶段的吐蕃人，逐水草而居河西者及到河西进行商业活动而滞留不归者绝不在少数。
  除吐蕃人之外，这一地区存在的另一主要部族是党项人，即羌族中的一支。河西地区一直为党项人的重要居住地区，这是汉代以来就始终存在的事实。①正如《隋书·党项传》所云：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今甘肃省临潭县）、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西拒叶护（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②），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
  到唐代，由于吐蕃势力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吞没了吐谷浑，而散居在今甘肃省南部和青海省境内的许多党项羌部落，受不了吐蕃的压迫和压榨，请求内徙，唐政府就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其原住地区为吐蕃所占领，留下来的党项羌人民，受吐蕃统治，改称“弭药”。①唐代宗统治时期，党项羌部落散居在灵、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县及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很多，由于他们的居住地与吐蕃邻接，不断出现联合骚扰事件，唐政府为了隔离和拆散他们的关系，便把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境）以东的地区，同时，静边州都督府也移到银州境内。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一带，也连续迁徙来了大批的党项羌人。这些内徙的党项羌人，乘唐末五代中原混乱之机发展势力。公元1003年，越过黄河和贺兰山区，深入吐蕃部族居住地区，占领了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县）这个河西重镇，到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时，史称“吐蕃、塔塔、张掖（指甘州回鹘）、交河（指高昌，即西州回鹘），莫不从优。”②降服了河西回鹘。因此，在河西回鹘地区，存在着大量党项羌人应是毫无疑问的。
  除了汉人、回鹘人、吐蕃人、党项羌人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别的部落。如《五代史记·吐蕃传》所云：“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郓兵遂留不得返。”可知，尽管突厥在唐末早已势衰，但在河西地区仍有突厥人居住。
  关于甘州（亦称河西）回鹘的人口数量，《宋史·回鹘传》有下列记载：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甘州回鹘复来，补其首领五人为主......神宗问其国种落生齿几何？曰：三十余万。壮可用者几何？曰：二十万。
  早在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之时，西夏的领域就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今宁夏同心县南），北抵大漠（今蒙古国南部沙漠）。境土方二万余里③。除保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诸州外，又升部分重要镇堡为州，如洪、定、威、怀、龙等州。显然，熙宁年间，甘州回鹘是在西夏境内，那么这个人口数字又如何理解呢？我们不妨先看看回鹘人与西夏政权之间的统治关系。
  我们知道，西夏统治者拓跋氏，从唐末至宋初都以中原王朝的节度使身份统治着夏州地区。在以节度使为最高长官的夏州政权下，州衙和蕃落是两套系统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行政机构；州衙名义上是中原王朝的军、州，奉行中央政府统一的制度和法令，它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但法令实际只能达到四州八县的治所，其余广大地区的蕃落，则由节度使所兼领的押蕃落使的名义进行松弛的统治，回鹘当时正是属于西夏的一个蕃落，因此，回鹘使者所说的人口数量，应该说是甘州回鹘人的人口数量。
  二、西州回鹘统治区域内的民族构成与人口概况
  另一支回鹘所建立的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我们在前一节已经指出过，在回鹘人未迁入以前，这一带就已有回鹘人了，后来又迁入了大量的回鹘人。所以，在西州回鹘政权里，回鹘人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主要部族。
  西州回鹘政权的领地东到甘肃，北界天山，西接葱岭，南邻于阗，拥有今天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其部族并不是单一的回鹘人。据《宋史·高昌传》所收录王延德之《使高昌记》载：
  高昌......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
  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
  可知，除回鹘人外，还有突厥、大小众熨、样磨、割禄等不知族属的部落，以及黠戛斯、末蛮格哆人、预龙人等。在这些部落和部族中，多不见于前代文献，我们认为，他们可能是属于突厥的部落，在突厥灭亡之后，他们有的仍保留其部落称号，有的则以民族自称。
  同上书又云：
  初自夏州历玉亭镇，......凡二日至都罗罗族，......次历茅女?子族，族临黄河，......次历茅女王子开道族。......次历卧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历大虫太子族，......次历屋地因族，盖达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达于于越王子族。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次历阿墩族，......次至托边城，......城中首领号通天王，......次历纳职城，......南望玉门关甚近......凡三日，......八日至泽田寺，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
  王延德赴高昌所经之处，出西夏之后，见到的部族和部落有都罗罗族、茅女子族、茅女王子开道族、卧梁劾特族、大虫太子族、屋地因族、达干于越王子族、拽利王子族、阿墩族等等，名称稀奇古怪，难以考究。在此以前，文献中不见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存在，到宋代，断不至于新涌现出这么多部族，大约多为部落之名。这些部落属于何族，不得而知。估计是包括回鹘和前代这一地区统治者突厥在内的一些部族的部落。
  关于西州回鹘的人口数字，至今未见任何记载，我们根据自回鹘人西迁到这一地区之后，这一地区一直没有发生过从根本上影响人口数量的战争、民族迁徙及瘟疫等情况，估计其人口数量与唐代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差不多。
  西州回鹘的领地，大致说来，在唐代相当于西州、庭州、焉耆镇、龟兹镇和疏勒镇。根据《新唐书·地理四》所载西州人口数为“户万九千一十六，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庭州“户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九千九百六十四。”以及我们所推算的焉耆、龟兹、疏勒3镇的人口数，得知唐代这一地区的人口数为十三四万，所以西州回鹘政权掌握的人口数大约亦为14万左右。
  三、喀喇汗王朝统治区域内的民族构成与人口概况
  在中亚楚河以南回鹘人所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唐末五代时，除回鹘外，其民族主要有突厥人、汉族人和阿拉伯人。
  《新唐书·回鹘传（下）·葛逻禄》云：
  葛逻禄，本突厥诸族，......至德后，葛逻禄寝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
  又《旧唐书·西突厥传（下）》云：
  西突厥，......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以贞观九年上表请婚，......俄而其国分为十部，......又分十箭为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部落，......右厢号为五弩失毕，......五咄陆部落居于碎叶已东，五弩失毕部落居于碎叶已西，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
  以上材料说明属于突厥系的葛逻禄部族在8世纪中曾移驻中亚楚河以南的地方，后来回鹘人迁徙到这里，并以此为据点建立了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其内部无疑会存在着突厥人。
  地处中亚地区的喀喇汗王朝远离中土汉民族的统治中心，因此其统治区内的汉族人口不如西州回鹘和甘州回鹘多，但是，由于自古以来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中亚一些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人口掠夺和战争，使不少汉族人口流落到了广大的中亚地区。如唐朝贞观年间，著名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述从怛逻斯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裳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后来，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出师征讨中亚石国，于次年引发唐与大食的战争，结果高仙芝所率唐军被大食大败于怛逻斯城，唐军被俘者，据阿拉伯史料说有2万人。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能工巧匠，有的还是知识分子。如唐杜佑的族子杜环就因参加这次战役被俘。这些被俘人员有的被阿拉伯统治者当做奴隶役使，有的在中亚各地做工。无怪乎12世纪前期的阿拉伯作者马卫集（约死于公元1120年）说：
  中亚撒马尔罕（亦译作撒麻耳干）一带原属中国。穆斯林占领其地后，中国人大都徙回。①
  至于是否有因经商而留居于中亚者，文献无载，但从前面所举事实，喀喇汗王朝中有汉人居住是毫无疑问的。
  而阿拉伯人对中亚地区的武力征服，从公元7世纪后期到公元8世纪前期，在60多年当中，阿拉伯人不断入侵中亚，对那里的人民进行掠夺，征收贡赋，使唐的政权控制名存实亡。本地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虽未能完全驱逐阿拉伯入侵者，但终于导致了阿拉伯统治的解体。阿拉伯人在这里的统治解体以后，阿拉伯人留居者不少。特别是在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中，使不少阿拉伯民族长期定居在喀喇汗王朝的领地上。关于这一问题，在阿拉伯的一些历史著作中多有记述。
  喀喇汗王朝的人口数量，由于现存文献无任何记载，我们暂时付之阙如，期待他日地下考古新材料的发现。
  四、西辽政权统治区域内的民族构成与人口概况
  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政权，其民族构成应从其离开辽国所率人马、在向西北迁徙过程中吸收人马和到达迁往地的人口构成情况等方面去考虑。辽亡前1年，耶律大石出走最初所率的200人马，文献中虽未指出其部族性质，但他们肯定是耶律大石的亲兵，因此，一定是契丹人。
  耶律大石一行到达辽朝的西北军事重镇可敦城（镇州，在鄂尔浑河上游）以后，召集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7州和大黄室韦、敌剌①、王纪剌②、茶赤剌③、也喜、鼻古德④、尼剌、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乣而毕18部的王众，向他们宣告说：
  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三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⑤
  大会之后，诸部都出兵马，于是耶律大石“得精兵万余”⑥，至此，耶律大石的1万人，虽然由大黄室韦等18部组成，但都属于契丹人。
  公元1129年，耶律大石在漠北。从金国泰州路都统婆卢火奏告金廷说：
  大石已得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
  金主诏答曰：
  以二营之故发兵，诸部必扰，当谨斥侯而已。⑦
  可知，耶律大石又吸收了金国北部的二营人马，这些人可能是女真人。
  正因为耶律大石出走之后四处搜罗兵马，扩充势力，所以，当公元1130年他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祖宗、整顿军旅，自鄂尔浑河畔出发时，他的队伍中包括故辽北部原辽统治下汉人在内的部分戍军，以及突厥、蒙古、通古斯、唐古等部族的若干部众。
  从鄂尔浑河畔出发，再往西行，至叶密里（新疆塔城附近），征服了这一带突厥人的不少部落，归附者约4万户。耶律大石还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城池。①由于一时增加了这4万户突厥部落，不仅使耶律大石的势力大增，而且还使得耶律大石部下本来就十分复杂的部族成分，变得以突厥人为主。
  公元1133年，耶律大石来到中亚的吹河（楚河）流域，这里是回鹘所建立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东支一系的统治区。当时，突厥部之一的葛逻禄和康里因经常掠夺回鹘人的财物与人口，因此喀喇汗王朝东支的后裔立即就归附了耶律大石。这样，又使得大石所部人口中增加了大量的回鹘人。
  随着人口繁衍、畜群肥壮和统治的巩固，耶律大石便展开了连年不断的征讨，以扩张其疆域。他把康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以后，东征至喀什噶尔，这里原有辽朝的许多汉人和契丹人，他们当时役属于亚哈默德王，所以当大石军队一到，他们相率归服。接着，耶律大石又征服了和阗。之后，又进兵以和州（今新疆吐鲁番县东阿斯塔那）为都城的回鹘人所建立的高昌政权。由上看来，耶律大石连年征讨，获得了汉人、契丹人和大量的回鹘人、突厥人。
  在征服西州回鹘政权之后，耶律大石的东征军因“牛马多死，勒兵而还”。但耶律大石没有就此罢兵，而是折而向西边的阿姆河进军。
  以上即为西域疆域的开拓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出，西辽内部包含着契丹、女真、汉、党项、突厥、回鹘、阿拉伯等，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中，民族构成最复杂的地区。
  西辽的人口数量，遍检中外史籍仅见一条，即《辽史·天祚皇帝纪四附耶律大石》云：
  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
  关于这条材料，葛剑雄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人口发展史》中说：“这条记载似不大完整，因为籍民十八岁以上，与户数不直接发生关系，除非规定没有十八岁以上人口的户不列入统计。”②其实，这条材料是与西辽的赋税制度相关，并不存在记载完不完整的问题。西辽的赋税制度，既继承了中原传统的“户税”制，又为适应西域诸国游牧人民和工商业者家庭分散的特点而有所不同，这就是它是以一“丁”作为一“户”来进行征税的制度。据宋子贞为耶律楚材撰写的《耶律神道碑》云：始隶州县，朝臣共欲以丁为户，公（耶律楚材——引者识）独以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①
  碑文所提供的材料，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元朝人主中原之初制定征税制度时，朝臣们根据蒙古人早年与西域诸国关系的情况，力主实行丁户制，惟独熟悉汉人制度的耶律楚材认为不可。看来，在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政权内部，丁户制是一种普遍推行的制度。在丁户制下，18岁以上的男子为丁，每丁为一户。因此，西辽的户与人口数之间存在的关系是：户所包含的人口数只是18岁以上男子的数量。按照一个社会需要正常发展，必须男女比例平衡或基本平衡的情况，在西辽的人口性别构成中，男、女的比例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又在人口的年龄构成中，老、中、青的比例大致是各占1/3。从其以18岁为丁的事实来看，很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做法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的这个估计不错的话，那么，西辽18岁以上的男女人口数则为16.9万人；18岁以下的人口数为5.6万余人，累计22万人左右。这个人口数与西辽极为辽阔的疆域很不相符。《辽史·天祚皇帝纪四附耶律大石》记载说，耶律大石曾命萧斡里剌率7万骑。东征，加上留守的兵力，总应有10多万人，绝对不是22万余人口中所能够选拔出来的。那么，我们所统计出来的这22万左右的人口数字，又该作何解释呢？葛剑雄先生在误解西辽丁户制的基础上，推测出西辽的人口数字不过42万余人。即便如此，他还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指出其“与西辽如此辽阔的疆域很不相称”。于是推测：“绍兴元年统计的这84500户，只是西迁的契丹人及其后裔，最多也只是在都城虎思斡耳朵一带的人口，而绝不会是整个西辽帝国境内的全部人口。”②我们认为，这个推测与史实不符。所谓为西迁契丹人及其后裔说，表明作者对西辽的建立过程没有作深入的考察。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耶律大石在未到达迁往地区以前，其内部的契丹人口只有最初耶律大石所率的200人和他在漠北收编的18部王众的1万余人。这18部中所选拔出来的万余人，在几十年间，是无论如何也繁衍不到40多万人的。而所谓最多也只是在都城虎思斡耳朵一带的人口之说，更是缺乏任何根据。因为文献所载籍民18岁以上，并没有透露出任何只是都城虎思斡耳朵一带的人口的线索。由上可见，葛剑雄先生的推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然而，我们所统计出来的22万余人口作何解释呢？我们认为，西辽的疆域虽然十分辽阔，但很多地区、许多部族都只是被其一时征服，并没有完全纳入它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在那些被征服的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只是表示臣服，或者缴纳一定的贡赋，在民政、军政上，这些地区是独立的，西辽政权并不对其直接征收赋税、征发人口。所以，这22万人口，是西辽直接统治下的人口。
  第四节 五代、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人口迁移概况
  与隋唐时期显著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人口的迁移中，中西方互迁的数量和规模在整个人口迁移中降至次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和西域等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性，使中西交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中原王朝对西域等地无力控制，使得因政治、军事、经济等造成的人口机械变动大大减少。
  一、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向中原地区及辽、金、西夏等国的人口迁移如前所述，唐末五代宋时，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主要是回鹘人所建立的三个政权和后来占据中亚楚河以南广大地区的西辽帝国，还有一些阿拉伯人在中亚所建立的一些政权。因此，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政权向中原王朝毗邻的辽、金、西夏的人口迁徙，也主要是以上政权和王朝的人口迁移，其中以回鹘人迁徙者居多。他们的迁徙主要是由从事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引起的。
  对以从事商业活动迁徙的人口来说，史称：回鹘人“多为商贾于燕，尤能别珍宝。蕃族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①那些回鹘人在商业活动中充当经纪人的角色，而且舍他们莫能，说明燕（即燕地，在今北京一带）的回鹘人不少。这些回鹘商人是否就定居下来，虽未必，但至少有部分会注籍当地，因为同书又云：回鹘“妇人......在燕者，皆久居邺城。”又据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月八日臣僚上书：
  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货易，久留不归者有之，恐习知沿边事，害及往来，经由夏国传播，不便。乞除入贡经由去处，其余州军立法禁！②
  在宋朝西北的沿边地区，回鹘商人“久留不归者有之”，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人口迁移。
  回鹘商人迁居内地，不独在边境地区，而且在京师和中原重镇亦有之，这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天的诏书中可见其一斑！该书云：
  闻西京回鹘人有久住京师者，无得私买蕃部系禁香药，违者论其罪！③
  所谓“西京回鹘人”，即是指洛阳的回鹘人，因为宋代定都开封，洛阳称为西京。之所以称为“西京回鹘人”，一方面说明宋代西京的回鹘人很多；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到京师后又久住不返回到西京，反映出西京的回鹘人是长久定居的，否则，断无必要称之为“西京回鹘人”。
  回鹘人擅长经商，在五代宋时，他们商业活动的足迹不仅达到了远离其本土的山东、河北等地，而且还长期居住在洛阳经商。宋人赵珙在其所著《蒙鞑备录》一书中说：
  回鹘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
  回鹘商人之所以来到中土不愿西归，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离开故地，就做好了不回原籍的打算和准备。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从遥远的西域东来时，携家带口。这样，返不返回故地，无后顾之忧。文献记载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春正月庚申，资政殿学士晏殊说：
  ......龟兹、沙州......往往有挈家入贡者。①
  回鹘人在与中原王朝进行商业活动中所造成的向中原迁徙人口的情况，在对契丹、女真和党项的贸易中也同样存在。
  有关资料显示：回鹘西迁之后，同契丹人的贸易似乎比对中原王朝的贸易更加频繁，大约每隔3年就有一次规模较大的贸易，连国王也亲自参加评价：
  契丹时三（原注：三作“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里合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王亲与北主评价。②
  同书卷21又云：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里皮，又褐里丝、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以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回鹘人因商业活动向契丹造成的人口迁移，我们无须罗列众多具体的事实，仅从回鹘商人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设有特别居留地——“回鹘营”，就可以证明：
  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③
  大概是由于女真人所建立的政权更远离西域一些，所以，西迁后的回鹘对女真的贸易活动，时间较晚，规模也相对小些。从文献记载来看，在12世纪初女真南下进攻宋朝的很短几年中：
  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正月丁已，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贡......九年八月辛已，回鹘隈欲遣使入贡......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八月癸亥，回鹘遣使入贡。①
  不独西迁的回鹘人因与中土发生贸易导致人口迁移，而且中亚、西亚的一些民族，也曾从陆路丝绸之路来到过中原地区。史云：
  大食......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至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②
  从天圣元年以后，由阿拉伯人所建立的大食帝国的商人，是否全改由海道来中国，姑且不论，单就上述材料而言，可以肯定，在天圣以前，经由陆路来的阿拉伯商人应是存在的。这些商人来中国之后，有感于来时道路艰辛，难道不会像其他
  西域等地的商人一样，滞留不归？从11世纪中来过远东的阿拉伯旅行家夏乐夫·
  阿利沙门·泰显·马尔瓦则（S harf A lzaman T ahir M arvazi）曾记载，当时阿拉伯商人从葱岭西向东到中国（北宋）做进口交易的牙客。他的具体记载是：
  [泰利比阿利穆斯林（T a libid A lid M us lins ）]常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做牙客......他们在白衣大食（Dmayyads ）时代曾来到呼罗珊而定居于
  彼处。但是当他们看到白衣大食人正一意要寻获并杀害他们时，他们安全地逃出毒手而向东方移动。他们因为害怕后面的追敌，在伊斯兰国家中他们找不到安身立足之处，所以逃避到中国来......他们学习了汉语和其他访问他们的人民的语言，并且成为他们的牙客。③
  马尔瓦则的这段记述，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泰利比阿利穆斯林，他们最初迁移到呼罗珊，因为当时崛起的白衣大食迫害他们，而不得不来到北宋。从他们迁居到呼罗珊后又来到中国并学习汉语，这表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定居到了中土，成为宋时从阿拉伯世界迁徙来的人。
  前面已经指出，摩尼教在北朝时传入中土，在唐时曾盛极一时，唐武宗会昌灭佛时，该教也被禁止。但是，我们从五代的情况来看，会昌之禁不久即开，五代时有不少西域地区的摩尼教徒来中土传教，以至在宋时摩尼教又大盛，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踪迹，至今在福建西山等地还有遗址。《宋史·大食国传》中言：“（咸平）六年，又遣使婆罗钦三摩尼等来贡方物。”这些来中土的摩尼教徒，实质上是一种以传播宗教为形式的人口迁移。史称：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929年8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鹘之佛师也。①
  从佛教发展历史我们知道，西域原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回鹘未西迁以前，西域早已盛行佛教，待摩尼教等宗教在当地流传开以后，一方面，佛教仍被广泛信仰；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佛教徒来中土传教，而落籍于中土。史云：
  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甘州）“夜落纥”遣僧翟大秦来献马十五匹，欲于京城建佛寺......②
  类似于摩尼教、佛教传播而造成向中土的人口迁移，还有景教、伊斯兰教的传播等，限于资料，我们难以知其详。
  二、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政权间相互的人口迁移
  五代宋时，虽然中原王朝因为境内割据、分裂，而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的联系减少，所造成的人口迁移在数量与规模上，均不及前之隋唐。但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追求，以及为了来中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此时仍与前代一样，存在着频繁的人口迁移。
  作为这一时期占据西域地区的三个回鹘人政权，本身就是在草原上鄂尔浑时代，因内乱迭起，被黯戛斯乘机攻击下造成的人口迁移，这在文献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如《新唐书·回鹘传（下）》云：“其相馺职与庞特勒（勒应作勤——引者识）十五部奔葛逻禄（葱岭西），残众入吐蕃（甘州）、安西（高昌）。”然而，在回鹘人的西迁、定居和政权建立后，并没有使偌大的西域、中亚、西亚等地区平静下来。一方面，当时这片土地上仍以游牧民族为主，游牧经济的特征本身就是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很大；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宗教信仰，使这些城邦诸国和政权之间不能平等和睦相处，彼此之间为了某些原因和目的，而不断发生掠夺人口的事件，同时，在战争中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相伴而行。总之，人口迁移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
  由于回鹘西迁后在东西交通线上掌握了总的枢纽，所以五代宋时，甘州、西州同西方波斯、印度、阿拉伯以东及东罗马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从而使得西域地区成为百国千城、万商辐凑之地。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人员迁徙情况虽无直接的文献记载，但是从人类的文化、艺术活动情况来看，可间接知之。
  首先，从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字来说，西域地区成为各种语言文字汇集之地。
  如吐鲁番地区在当时是一个各民族聚居地，所以各种不同的民族，曾经在同一时期里使用过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字。外域的人口（其中主要是中亚、西亚、南亚地区）迁徙到西域，不仅留下了语言文字的痕迹，而且还有他们外貌行状的记录：
  （巴什力克出土的回鹘壁画）它们都是画像：在左面走廊的两边是穿黄袍的印度和尚的画像，印度的名字用中亚巴勒米（Brahmi ）文的书
  写体写的。①
  这种记载不独在勒柯克的著作中有，而且在普鲁士调查队调查以后也有类似的说法：
  种族与宗教的混杂使吐鲁番的发现具有特别迷人的地方。汉人与黑色的印度人、突厥人与印度欧罗巴种（Indo-European race ）的碧眼
  金发的山居之人，所有这些，都清楚的显现在令人惊奇的壁画上面。②
  有关此类记载，在西方学者的著作者，几乎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就千真万确地证明，在五代宋时，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彼此间的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三、中原人口向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迁移
  全真教道士李志常在元时所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曾说：
  西即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大城......泊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共饮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
  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③
  这里的所谓中州人，即是指中原一带的汉人。
  又《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记：
  宋乾德四年（公元996年），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
  从朔方来的僧人与回鹘人一起，声称欲往天竺取经，说明这一时期仍如魏晋隋唐时期一样，有不少中国僧人前往西域、印度等地求法取经。在这些僧人中，虽然有的想返回中土，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如愿。
  从事商业活动、宗教信仰等引发的中原人口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的迁移，一般地说，是自发的、小规模的。而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对中土人口的掠夺所造成的人口迁移，则是大规模的。如史称：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甘州可汗“夜落纥”遣兵攻罗麻（苏守信子，时守凉州——引者识），破之，掳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夺马匹
  甚众。①
  另外，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中土的统治者将人口贩卖给西域地区，以换取马匹之事。如史云：
  （金国）粘罕密谕诸路，令同日大索两河之民......应客户并籍入官刺其耳为字，......立价鬻之，或驱之于回鹘诸国以易马。②
  由于分裂割据局面长期存在，且赵宋王朝积贫积弱，使中原王朝对西域开拓、控制不如前一时期，丝绸之路长期处于半开半塞状态。因此，相比之下，中土人口往西域迁移的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