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同任何时候的人口迁移一样，隋唐时期的人口迁移是双向的，即由隋唐王朝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迁移、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向隋唐王朝迁移，以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之间彼此相互迁移等形式组成。
  一、隋唐政府向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人口迁移
  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频繁更替，但是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没有终止，民间的商业往来随着对丝绸之路的更加了解和熟悉而较两汉时期活跃。经济往来的结果，不仅扩大了中原王朝在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影响，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促进了经济的共同发展，而且增强了彼此间的了解，为隋朝对丝绸之路，尤其是西域的经营奠定了基础。所以，到大一统的隋唐王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双方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除了长期以来自发存在的那种民间的商业活动所引发的人口流动以外，还有由隋唐政府所派遣的人员。换言之，在那时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口中，有官方派遣从事某种特殊使命的，也有民间为追逐丝绸贸易而私自行动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历代史籍中只注重官方的活动，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的活动。在有关隋唐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受到那三三两两驮着丝绸的驼队所从事的民间丝绸贸易活动，而不能寻找出驼队的主人。
  相比之下，由官府所派遣的人员的往来，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从有关材料来看，隋唐王朝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迁徙的人口，除官府组织的丝绸等贸易外，还包括遣兵屯戍、派驻官员、进行和亲，以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对隋唐的人口掠夺等方面。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隋唐王朝，凭借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实力，都对西域进行了经营，并且通过一系列措施，使西域不少部族和城郭诸国臣服、依附。特别是强大的唐王朝，中央政府不仅在丝路沿线区同中原内地一样实行了州、县、乡、里制度，一部分地区同其他边境一样实行了都护府、都督府、州制度，而且还派遣了军队和官吏进行控制和直接统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性（又可称之为军事性）的移民。
  隋时，文帝和炀帝用武力等手段分裂突厥，使其臣服，在打败吐谷浑和铁勒等之后，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先后设置了鄯善、且末和伊吾郡。当把内地的郡县制推广到这些地区之后，自然有不少人被派去任官。不惟如此，而且还有军队驻守，有民众去开发这些地区。如隋炀帝即位以后，派宇文述打败吐谷浑伏允可汗，“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署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①大业年间，炀帝又以罪人为兵配防，置西海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事详《隋书·食货志》。京北杜陵人史万岁曾配敦煌为戍卒之事，便是隋朝时内地向丝绸之路地区迁徙人口的例子。②总之，隋朝政府为了加强对丝绸之路所经地区，特别是西域地区的控制，效法了汉代以来的成规，迁徙犯罪的人口实边。其确切人数虽已无可考，但征发全国范围内的轻罪犯人，绝不是个别情况。
  唐代，都护府是唐政府在西域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大都护府设大都护一人，从二品，权大位高，通常委派宗王遥领其职。大都护以下，设副大都护二人，从三品；副都护二人，正四品。都护府的属吏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各一人、录事二人，以及正七品级的功、仓、户、兵、法等各曹军事各一人。在都护府下，分军事、行政两大系统。其中军事系统在安西大都护下，统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及碎叶5个重镇。这5个镇均设镇守使，官阶三品。除了这5个重镇以外，在“安史之乱”以前，西域的军事建置是：“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③。都护府下的行政系统又包括两种：一是在今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实行州、县两级行政管理，每州设刺史一人，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各一人。另有功、仓、户、兵、法、士诸曹，各曹官员称参军。县设县令、丞、主簿各一人，尉一至二人。乡有耆老，里有里长。另一种情况，则是在西突厥和其他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即设立羁縻府州制。具体办法是保留原来部族首领的政治地位，按部落或地区大小，列置羁縻府、州、县。
  有关军事系统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唐朝廷从内地派驻的，而民政系统中在今新疆东部地区的州、县行政管理地区的官员，则也有一小部分官员由唐政府直接派遣、任命，羁縻于府、州制下，完全保留原来部族首领的地位，按部落或地区大小，分别设置羁縻府、州、县，任命本部族大小首领担任都护或都督、刺史、县令等官，官制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到了西域广大地区。当然这种迁徙有的是较长时期或较短时期的，但也不排除有的人员终生留在西域。
  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域还驻扎了大量军队，这些军队具体有驻碎叶的保大军、伊州的伊吾军、西州的天山军、轮台的静塞军。在博尔塔拉与伊犁河之间的有金牙军，在今喀什河附近的有玉河军、瀚海军、清海军、濛池军等。军的下属机构分别是守捉、城、镇、烽、戍。其中安西节度使有兵士2.4万人，北庭节度使有兵2万人①。这些军队，凡是属于各军、守捉、城、镇的，每年换防，“烽戍逻卒，万里相继”②。他们在有战争时打仗，没有战事时则守戍边防，并“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牛羊。”③据统计，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安西都护府有20屯，疏勒有7屯，焉耆有7屯，北庭都护府有20屯，伊吾军有1屯，天山军有1屯，共56屯④。屯田的兵士来自全国各地，敦煌石窟发现的《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张君义告身》中说，他和他的同伴在“安西镇守军镇”，在镇多年，积劳有功，受到表彰。同他一起授奖的共有263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其中有南方的洪州（今江西南昌）、婺州（今浙江金华）、润州（今江苏丹徒）；北方的燕州（今北京市顺义）、冀州（今河北冀县）；东部的青州（今山东益都）；河南的汝州（今河南临汝）、汴州（今河南开封）；西北的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沙州（今甘肃安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兰州（今甘肃兰州）、灵州（今宁夏灵武）。⑤
  从事屯田的除了那些长期驻防的兵士外，还有“谪罪人以戍”⑥，即征发所谓的犯人戍边屯田。唐代沿袭了隋代迁徙犯人实边的做法，《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辛未诏称：
  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
  这条材料所说“配西州为户”和“徙防西州”的包括两类犯人，前者是说在京及诸州的死罪囚犯（或免死配流），后者是指流人。再稽以《新唐书·刑法志》载此事说：“十四年，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寝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说明唐朝政府徙犯人至边境屯田不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主要地区在西域的西州。迁徙的人口是否落户于西域了呢？《旧唐书·褚遂良传》载其上疏云：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止能扰于边城，实无益于行阵。
  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去来，遇之多死......
  褚遂良所言亦即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以流人徙防西州事，从下文看，唐太宗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且配西州为户的死罪囚徒也没有迁回。以后这种罪犯注籍迁徙似乎还成了成规。玄宗《谒五陵赦》中所提到的诸流人及戍奴“量移近处编附为百姓”①，便是这种规定。据《旧唐书·陆贽传》所收录的陆贽论防秋兵事中所云：
  复有抵犯刑禁，谪徙军城，意欲增户实边，兼令展效自赎。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适足烦于防卫，谅无望于功庸，虽前代时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也。
  看来，在中唐时，迁徙罪犯实边仍很普遍。因此，我们说，唐代在以戍边、巩固边防方面所引发的人口迁移，是长时期内存在的。
  为了维护中原王朝与周边诸国、地区的睦邻关系，“和亲”是一种重要的手段。隋唐时，在控制了征服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以后，通常以“和亲”来维系既得的成果。我们知道，所谓“和亲”，就是使中原王朝的皇帝与周边诸国、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建立一种“翁婿”关系，即中原王朝将宗室女子出嫁异域。由于这种“和亲”活动，使得不少中原人被迁到异域。这是因为“和亲”不只是出嫁公主一人，而是有不少随从，跟随着被出嫁的公主一起而去。有据可查的隋朝和亲有如下一些：
  大业八年，“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②
  大业“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为信义公主，嫁于突厥曷安那可
  汗。”③
  大业“十七年，突利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
  安义公主。”④
  大业十九年，“安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⑤
  唐代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的“和亲”更加频繁，由此引发的人口迁移规模也更大。除了与吐蕃之间发生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和亲事件以外，唐时主要与突厥、回纥以及薛延陀、于阗等政权之间发生过和亲，以突厥而论，虽然双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但“和亲”之事接连不断。以《资治通鉴》的记载为例：
  贞观二十年“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①
  景云二年“三月，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突厥默啜。”②
  开元二年“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复遣使求婚，自称‘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③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庚子，以十性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④
  唐时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和亲”次数最多的当推回纥。公元758年，回纥可汗请求和亲，唐肃宗“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妻之。”⑤此次和亲除皇帝的女儿外，还以荣王李业之女陪嫁为妾。宝应二年（公元762年），因回纥登里可汗助唐平定史朝义有功，唐朝将仆骨怀恩之女嫁给他，封之为光亲可敦。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光亲可敦死去，代宗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又以仆骨怀恩幼女封为崇徽公主妻之。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顿莫贺多次请求和亲，唐德宗许以其第八女咸安公主妻可汗。公元821年，唐穆宗再将太和公主嫁给崇德可汗。总之，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唐朝与回纥和亲，从唐中叶的肃宗至德年间起，历经代、德、顺、宪、穆六帝，共90余年，先后嫁宁国、咸安、太和3位公主和4位大臣宗室女。⑥
  至于其他部落、城郭诸国和政权，唐朝亦常与之“和亲”。如薛延陀部，唐太宗就曾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拜右骁卫大将军。”⑦又如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十二月“癸卯，以宗女为和义公主，嫁宁远奉化王阿悉烂达干。”⑧如此种种，不一一悉举。
  隋唐王朝与西域诸国和政权之间的“和亲”，并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公主向这些城郭诸国和地区迁徙，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随公主一起外迁，这些人包括公主的奴仆、侍婢、护卫等。因此，和亲的结果除了有利于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外，还是加速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不少城郭诸国和政权尽管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试图通过“和亲”的方式来维系，但是，“和亲”并没有满足像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等边疆政权的要求，他们在要求“和亲”的同时，对隋唐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掠夺与战争。结果使得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的不少百姓被掠夺到了西域地区。这种人口掠夺，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口迁移。
  在隋时，掠夺隋王朝边地人口的主要是突厥、吐谷浑。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突厥在隋朝和唐初，对中原王朝几乎是无月不寇，而且往往是胜多败少。突厥入寇的目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将所掠之人沦为奴隶，并掠夺牲畜和财物。隋时突厥究竟掠夺了多少人口，史无明载，但从其连绵不断地入侵、掠夺来看，应不在少数。同样，吐谷浑也掠夺了不少隋朝的人口。
  唐时，被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掠走的人口，在文献中多有披露，兹略举几例，以示说明：
  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突厥处罗可汗至并州，“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①
  同年，莫贺咄设侵扰凉州（今甘肃武威县一带）掠去男女数千人。②
  武德五年，突厥“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闻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③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突厥默啜可汗进犯唐边，“则天乃立庐陵王为皇太子，令充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军未发而默啜尽抄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过残杀，不可胜数。”④
  唐太宗即位，吐谷浑伏允，“遣其洛阳公来朝，使未返，大掠鄯州而去。”⑤
  大历八年，吐蕃“六万骑侵灵州，败民稼，进寇泾、邠，浑瑊与战不利，副将死，略数千户。”⑥
  上面我们所罗列的材料，主要是突厥、吐谷浑、吐蕃3个部族从唐朝边陲地区掠夺的人口，至于后来像西突厥、回纥以及吐蕃在北庭都护府辖境、西州等地掠夺的人口，我们将放在后面去探讨。
  掳掠，这种野蛮的人口迁移方式，在唐时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中，应该说是一种规模较大的人口迁移方式。整个隋唐时期，到底有多少中原人被西域诸国所掳掠而去，已无法统计，但是，保守的估计恐怕会在20万人以上。因为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一次就从突厥统治者手中赎回了自隋末以来被俘、沦为奴隶的汉人8万人，武则天时又被掠去了8～9万人。
  隋唐王朝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的人口迁移，除政府组织的以外，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势之下民众自发的迁徙。这种特殊情况包括为生活所逼、避乱、亡命等。在隋时，如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时有流人杨钦亡入突厥中，谬云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谋反，令大义公主发兵扰兵。”①隋末，因乱离，中原人归附突厥的人无数，突厥“遂大强盛，势陵中夏。”②”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于突厥。”③“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位，华人多往依之。”④隋末，义成公主“从弟善经，避乱在突厥”⑤。唐代因生活所逼、避难、亡命等所造成的人口迁移，除了一些入居唐朝的西域人思念故乡而返回外，主要是因“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后，部分人口因不堪战乱而移居西土的。《唐会要·孝廉举》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六月二十日条下载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里选察秀才孝廉，中书舍人贾至议曰：
  杨绾所奏，实为正论，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
  按贾至所说之“衣冠”当主要指北方各道州的官僚士大夫而言。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这些官僚士大夫都被迫迁移，居于故里者“百无一二”，因而依古代“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自然无法推行。这当中固然主要是避乱于江南，但应有少量流落西域者，可惜因文献缺乏具体记载，我们难以知其详。
  二、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向隋唐王朝的人口迁移
  在隋唐两代的人口不断向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诸国迁移的同时，也有不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人口迁移到了隋唐王朝。虽然著名中外史地专家冯承钧先生曾在其《唐代华化蕃胡考》、日本桑原隲藏博士的《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以及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论著中⑥，有过考述，但是，上述论著所研究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统治者，而且还多有漏落，因此，本书在上述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将视野置于当时的各个阶层，并对前贤遗漏之处，试作补充。
  （一）战争所引起的人口迁移
  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向隋唐王朝的人口迁移，与隋唐王朝向这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样，存在着强制性和自发性。所谓强制性，主要是指迫于某种压力（主要是战争），被迫内迁的兵士和民众。简单地说，就是战俘。
  因战争迁入隋唐王朝的人口，在这一时期数量很大，这主要是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锐意经营丝绸之路，隋炀帝甚至为此而不惜倾国之兵，近乎穷兵黩武。翻检有关史料，战败内迁的人口包括：
  仁寿元年，“是岁，（突厥）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霫五部内徙。”①
  大业初，“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突厥）处罗......顾可汗母向氏，本中国人，归在京师，处于宾馆。”②
  大业七年冬，突厥“处罗朝于临朔官，明年元会......诏留其累弱万余口，令其弟达度阙牧畜会宁郡。”③
  “炀帝即位，（吐谷浑）伏允遣其子顺来朝......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
  口。”④
  “高昌国者......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⑤
  “党项羌......开皇四年，有千余家归化。五年，拓跋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⑥
  开皇四年二月，“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又“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⑦
  仁寿元年“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⑧
  大业五年五月，吐谷浑“其仙头王被围穷蹙，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⑨
  因战争之故而引发的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向唐朝的移民，与隋代相比，规模要大得多，我们不妨先摘录有关资料如下：
  贞观四年，突厥灭亡，“颉利乘千里马，独骑奔于从姪沙钵罗部落，三月，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从奄至沙钵罗营，生擒颉利送于京师??仍
  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⑩
  突厥灭亡之后，“思结俟斤以四万众降，可汗弟欲谷设奔高昌，既而亦来降。”?
  突厥“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这次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
  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
  突厥别部的车鼻被唐军所俘之后，“高宗数其罪而赦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以统之。”①
  突厥思摩在突厥灭亡后，在定襄城“居三年，不能得其众......因入朝愿留宿卫，更拜右武卫将军......卒京师。”②
  贞观十三年，唐军出兵高昌，“大军继之，攻拔其城，虏男女七千余口，进逼其部。”③
  唐太宗在攻灭高昌后，“徙高昌豪杰于中国。”④
  唐高宗时，吐蕃进攻吐谷浑，兼并了吐谷浑，“诸曷钵以亲信数千帐来内属，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始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置安乐州。”⑤
  太宗贞观年间，李出兵铁勒，“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计。”⑥
  从以上罗列的材料来看，在因战争而引发的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向唐朝的人口迁移，其主要对象是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和回鹘等少数势力强大且又多次进犯唐朝边境，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政权。在移民中，主要是这些政权的王公贵族、部落酋长和军事将领。他们中除了那些兵士和普通百姓被安置在灵州等西北边陲地区外，主要是迁徙到长安和洛阳等唐朝的政治中心。有关他们被迁徙到长安、洛阳的事实，文献中亦有反映，如《旧唐书·高昌传》云：“麹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地下发掘的材料则似乎比传世的文献要丰富得多，公元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5号墓和24号墓出土的家信就为我们提供了唐时被迁到洛州的高昌国君臣及其豪右的地位沉浮、经济生活状况。并且，透过这些人的具体生活，我们还能了解唐王朝的移民政策。
  家信有：1.唐贞观二十年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2.唐赵义深与阿婆家书。3.唐麹连、武通家书⑦。4.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一。5.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二。6.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三。7.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四⑧。这7封家信都是寄自洛州。从第1、2封家信，我们可知赵义深一家成员有阿婆、两个阿舅、两个阿姨、阿兄、阿嫂、居子、赵义深等9人。其中阿婆、两个阿舅、两个阿姨、阿兄、阿嫂居在西州，居子、赵义深已迁到洛州。
  从第3封家信可知麹连家族的成员有麹连的阿叔、叔母、姐、兄、兄妇、两个侄女，这些人都在西州，大概只有麹连及其妻室儿女在洛州。
  从第4、5、6、7封信可知迁到洛州的李贺子、李举仁是兄弟，其家庭成员可知者有阿郎（父）、阿婆（母）、兄李贺子、李举仁以及李贺子的两个儿子、李举仁的一个女儿。这些人当中，阿郎、阿婆和阿兄住在西州。
  从以上几封家信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家庭从高昌迁徙出来时，并不是全族、全家迁徙，而是除父母、阿舅、阿姨、阿叔、兄姐等外其余的人（包括未成年子女）被迁至洛州。这种情况亦见于张怀寂。张怀寂迁到洛州时，他的母亲被允许留在原地。①这种人为地造成一家一族分而居住的人口迁徙政策，其目的何在？正如朱雷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唐太宗考虑到高昌长期割据历史，因而形成某些大族头首的割据心理，故在平高昌后，采取将麹氏王族及‘官人头首’全部内徙，安置于洛阳，以便就近控制......正因为如此，太宗既消灭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割据苗头，同时又安定了西州的局面。”②
  隋唐对待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当然也包括东北、西南等其他周边地区），在用武力使他们臣服之后，所采取的迁徙其大族头首入居长安、洛阳等统治中心地区的这种政策，并不是唐朝始创，而是早在先秦、秦汉时期即已有之，如秦时灭亡其他诸侯国以后，将其贵族迁徙到他们控制力量强大的地区。但是，唐代的这种政策又较前代更进了一步，既兼顾到了被征服地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又将当地的大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同时，为了消弭这些被迁徙大族的不满情绪，唐朝政府还承办了他们的婚姻，妻子由政府配给，此可以《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为证。该文书有云：“□□尽给妇，高昌有妇人，不得妇。举儿得□妇，竟正是好人子紩（姪）。”
  （二）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
  除战争原因外，还有以“质子”形式进行的人口迁移，这种情况在隋唐时代十分普遍。
  于阗王室，相传在唐以前即属Vijaya一族。据斯坦因（M .A .S tein ）及S tenK onow等人研究，西藏文献中之Vijaya即S aka语中之Visa ，我国史籍中之于阗王室尉迟氏即Visa一词之译音。于阗国人入居中原，均以尉迟为姓。隋唐之际才从西域入居内地的尉迟氏，最著名的有画家尉迟跋质那及尉迟乙僧父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
  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
  史书上虽然没有说尉迟乙僧及其父跋质那是于阗质子，但是，向达先生认为他们“父子同封郡公，乙僧并授宿卫，非质子不能至此。跋质那，《名画记》列之隋代，则跋质那及乙僧乃父子同为质子而入居长安者也。”①
  又高僧“释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也，名乐。受性聪利。■鸿胪寺，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而深患尘劳，唯思脱屣。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为寺，勅允，题牓曰奉恩是也。”②按《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智严传》谓智严“自惟生居异域，长自中华，幸得侍奉四朝，班荣宠极。”③智严为中宗时人，上溯四朝，应是在唐初，与大、小尉迟同时，可能他们是一同入质的。《旧唐书·尉迟胜传》云：
  尉迟胜，本于阗王珪之长子，少嗣位，天宝中来朝，献名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还国。......至德初，闻安禄山反，胜乃命弟曜行国事，自率兵五千赴难。国人留胜，以少女为质而后行。肃宗待之甚厚，授特进，兼殿中监......胜乃于京师修行里盛饰
  林亭，以待宾客，好事者多访之......
  于阗王尉迟珪的长子尉迟胜在唐玄宗时来朝，虽未明言是以“质子”身份而来，但作为王子，到唐朝来献名马、美玉，当系质子无疑。
  疏勒国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疏勒裴氏在隋唐时来中土，大致是以质子身份宿卫京师，留之不去。如《新唐书·裴玢传》云：
  裴玢五世祖纠，本王疏勒，武德中来朝，拜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
  又如洛阳出土之《大唐故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裴府君墓志铭》载有裴沙者，字钵罗，亦疏勒人。曾祖裴施，本蕃大首领；祖支，宣威将军；父达，云麾将军。裴沙在中宗时，因为破突厥有功，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5年）十月二十三日薨于洛阳私第，终年八十一岁。④
  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慧琳，实际姓裴，为疏勒国人。慧琳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庚子圆寂于西明寺，享年八十四岁。考其生平与裴玢大略同时，推测他可能是随从裴玢一起来唐的。
  突厥“左贤王阿史那泥孰，苏尼失子也。始归国，妻以宗女，赐名忠。及从思摩出塞，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许之。”⑤所谓“求入侍”，实际同于质子。
  作为“质子”的无非是王子及其附从，而以“和亲”方式来华的妇人亦不乏其人。如在突厥默啜时，“诏淮阳王武延秀聘其女为妃。”⑥又如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至是年十一月，“突厥遣使谢许婚。”①可见，确有突厥国王之女入居唐朝。
  无论是遣质子入隋朝也好，还是以女子入唐通婚也罢，随他们而到来的，有大量的奴婢妻妾和随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一次来中原，实质上是一次规模不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三）西域乐人的内迁
  隋唐时西域和中亚地区的大多数人口，尽管其经济仍处于游牧阶段，但是，他们却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其中尤以音乐文化最为突出。唐府极为重视吸取这些域外文化，据《新唐书·礼乐十一》所载唐代九部乐中，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就有西凉伎、天竺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等六部。当然，来自中亚和西域的这六部乐并不是从唐时才传入的，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传入的某些迹象，《隋书·音乐志》说：“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新唐书·李纲传》说：“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以安马驹开府，有国家者，可以为戒。”曹姓与安姓都是昭武九姓，大约最迟在北朝后期，昭武九姓国的乐人就已来到了中原。
  隋唐时期，昭武九姓之地的康国、石国、米国、何国等，乐人东来的颇多。
  乐人出于康国的，唐德宗时有康昆仑擅长琵琶。《乐府杂录》说：“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宫，故有此名。”宣宗大中初年乐府有康迺，善弄婆罗门。《全唐诗》中有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著名豪放诗人李白在《上云乐》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西域乐人，来自远方，带领着献技的孩子，来到长安献技。该诗收录在《李太白全集》卷3中。又唐代宗时李端有《赠康洽》诗，开篇即云：
  黄须康生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令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迩来七十遂无机，空是咸阳一布衣。②
  酒泉康姓，而又有黄胡须，当为来自康国的胡人，他到中土70余年未归，等于是定居下来了。
  唐宪宗和穆宗元和长庆时，唐朝宫中乐人来自米国的，有米嘉荣和其子米和。《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而据刘禹锡诗中：“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数米嘉荣。”可知，米嘉荣是域外一人。到南宋时，邓名世在《古今姓氏辩证》中说：“西域米国人，入中国者，国以为姓。唐......有供奉歌者米嘉荣，其子米和郎。”③
  隋唐时入居中土的安国乐人，据《旧唐书·李纲传》卷62载：时高祖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纲上疏谏曰：“谨案《周礼》，均工、乐胥不得预于仕伍。......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既招物议，大斁彝伦，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高祖不纳。寻令参详律令。
  李纲的上疏中谓叱奴为舞胡，又与曹国出身的曹妙达、安国出身的安马驹并论，应为安国人无疑。他至中土有可能在隋末或唐初。
  入居中土的曹国乐人，自北魏以来，接连不断。以擅弹琵琶著称的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曾显著一时。到隋唐时期，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琵琶名手尤多曹姓：曹保、保子善才、孙纲，俱以琵琶著称于世。关于曹保一家的出身，日本人桑原隲藏考证为来自昭武九姓之曹国，十分精辟！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亦可资证。诗云：
  拔拔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
  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①
  相比之下，昭武九姓国之中的石国乐人，在隋唐时来华者不如其他诸国多。但是，从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中“石国胡儿人见少”之句来看，亦有人在。王中丞名武俊，在唐时长安朱雀门街西道德坊有其家庙。
  《新唐书·礼乐十二》载：“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乐工总计多达6500人。而如前所云，在唐代的九部乐中，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就占了6部，如果各部的人数相等，则在这6500乐工之中，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就有4300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不失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迁移数字。
  （四）其他原因造成的移民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尚有一些以其他原因和身份来中原者。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蕃大和公主因回鹘王死后国乱而返唐，至长安，随从中即有不少回鹘人。日本僧人圆仁时留学长安，即亲眼见之。②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石城镇将康拂诞延、地舍拨；流寓长安，在唐玄宗时为安南都护、肃宗时为鸿胪卿的商人出身的康谦等，经向达先生考证，均来自康国。有名的华严宗第三祖贤首大师释法藏即为康国人，曾与玄奘、义净同预译事。《宋高僧传》云：
  释法藏字贤首，姓康，康居国人也。风度奇正，利智绝伦。薄游长安，弥露锋颖。
  又长安出土的《谯郡大人曹明照墓志》称其“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恭□玉阶......以其年（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迁窆之于金光坊龙首原，礼也......”向达先生认为曹明照是由曹国迁到武威、姑臧一带的西域人。而据《宋高僧传·神会传》云：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徒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矣。
  按神会于贞元十年（公元794 年）十一月十二日坐灭于成都之净众事，春秋75载。从此上推，其祖父徙居于岐，当在唐初。
  北京图书馆曾购得长安出土《唐石崇俊墓志》一方，据其志文所云：
  府君石氏，讳崇俊，字孝德。......府君以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皇考讳思景，泾州阳府左果毅。......（府君）有子曰清??荐授左威卫左司戈，掌剑南道泉榖之任。......（府君）不幸遘疾，以贞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终于群贤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
  由此得知，石崇俊系来华之西域人后裔，其祖父来华，约自唐初。
  唐中宗景龙四年圆寂于长安荐佛寺的僧人僧伽，据《宋高僧传·僧伽传》云：
  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
  僧伽圆寂时83岁，传称其“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可知他来到中土，是唐高宗显庆二年的事。
  除昭武九姓国之外，迁居中土的还有不少波斯国的胡人。在唐代，波斯商人懋迁往来于广州、洪州、泉州、扬州、长安等地的人很多，他们当中虽然有不少是取自海上通道，但从陆路丝绸之路辗转而来者不少。他们当中以波斯萨珊王朝（Sassan）后裔卑路斯（Firuz）及其子泥浬斯（Narsses ）为代表。卑路斯为伊嗣俟（Isdi-gerd）子。伊嗣俟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中途为大食所杀。卑路斯穷无所归，咸亨间来到了他曾经来过的中国，后来客死于长安。①长安醴泉坊之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以处波斯人者。卑路斯的儿子泥浬斯励志复国，调露初因唐之助，终究没有达到目的，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再返回唐朝，以后亦客死于唐。②此外，还有景云六年（公元7 10年）死于洛阳的波斯国酋长阿罗憾及其子俱罗。③
  明朝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在西安出土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概述了大秦景教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自波斯传入我国的活动及其教义，从中也反映出许多波斯及中亚的景教徒长期滞留于唐朝，没有回到他们的原籍的情形。碑书以汉文，两侧刻叙利亚文，记大秦僧名70人。④
  与景教同时流行的，还有从波斯及中亚地区传入的摩尼教和袄教。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摩尼教，晋代以后渐传入我国。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罗国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法师，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在长安建摩尼寺，后又于荆、扬、洪、越诸州及河南府、太原府等地置寺，使该教大盛一时。袄教亦称“火教”，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南北朝时即传入我国，唐高祖、唐太宗时长安等地建有袄祠，并设立萨宝府及祀官。①伴随着这些域外宗教传入而来的，必然有不少外域人的迁入，他们当中有的是为了传播宗教，有的留恋中土的繁荣，便长期定居下来。文献中虽无传教士落籍中土的具体记载，但从他们在中土建立寺院的事实，便可见一斑。宋人姚宽在其《西溪丛语》中云：
  至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袄教诣阙闻奏。勅令长安崇化坊立袄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②
  此外，在迁入人口中还有为唐时所特有的从域外用金钱赎回的人口，主要是从突厥赎回的8万人。隋唐时期，突厥在与中原交战之中，抢掠、俘获大量人口，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悉令归之。”但突厥对此置之不理，一直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击灭东突厥政权之后，“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③
  除以上类型的人口迁移外，还有域外以“归附”为名义的人口迁移。如西突厥阿史那弥射，因与其族兄步真有隙，“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授右监门大将军。”④自塞外内附的人口数量，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数量很大。史云贞观元年内迁的人口“男女一百二十余万”。这120余万人包括“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⑤这两部分，估计前者占绝大多数。
  隋唐时期，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内迁的人口，因其数量很大，对唐朝的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人口的数量分布来说，我们从唐代西北地区有关州府的人口数量在贞观、开元、天宝年间的增加情况，可以得到反映。
  表中所列州府，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的户数，基本上是成倍增长，其中秦州增长速度尤快，高达4倍多。这种速度不可能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只能是机械迁移所致。
  就民族构成情况而言，据《资治通鉴》载：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值，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①
  在京师长安，仅有田宅的胡人便达4000人，那些没有田宅的胡人当不知有多少。我们从贞观初年突厥被平定，按温彦博之意，迁突厥于朔方，降人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一事可以想见，长安城中的胡人所占比例大得惊人！因此到元和年间，长安少年的胡化之风甚嚣尘上。陈鸿祖在其《东城老父传》中云：
  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当然，这种一时的胡化现象，只不过是民族大融合进程中的特殊现象，毕竟先进的汉文化主宰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可否认，隋唐时代既是我国封建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向更先进文化发展的时期，这与中外人口的互迁密不可分。
  三、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权相互间的人口迁移
  整个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人口迁移可分为两大类型，即相互间因经济交往引发的迁移和政治性的人口迁移。
  毫无疑问，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是商业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这些地区中，不少是以贸易作为其生存方式的，而贸易又多是从中原贩运丝绸等商品，所以这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长途贩运的商业活动。因当时不少政权辖区尚处在游牧阶段，这种伴随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就格外突出。
  事实上，这种因商业活动而导致的人口迁移，在隋唐以前早就存在。如在北魏初年，据《魏书·安同传》云：
  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父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符坚灭暐，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附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
  类似安同这样一类人的例子，我们发现它反映出一个情况：四处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商人，亦有随遇而安的一面。这些商人或因为参与政治，或满足于某地的生产、生活环境，或因婚姻原因，滞留于某地而不再返回原籍。只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人口迁移一般是单个的和小规模的，故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
  在丝绸之路沿线诸国中，康国人素以善贾市著称西域，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他们东徙，沿途居停之地，今所知者有高昌、沙州以及柳城等处。西北科学考查团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得到有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翟郍昬宁母康波蜜提及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康富多夫人二墓志。向达先生根据墓志内容，认定康波蜜提和康富多均为康国人。此二人均葬于吐鲁番一带，说明他们均定居于此。至于沙州一隅之康国人，为数尤众。据斯坦因所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伯希和所得《沙州都督府图经》以及《新唐书·地理志》，贞观中沙州康国人聚居其间，筑有4城，其首领康艳典、康拂诞延、地舍拨等，尤为著称于世。①
  不仅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的部族擅长经商，而且这一时期，他们仍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时代，他们在广阔的西域和中亚地区往来迁徙，掀起了民族大迁徙的浪潮。迁徙活动的结果，使得这些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纷纭复杂，在强大的唐王朝的干预下，使得部族的盛衰十分频繁，民族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西域和中亚众多的部族中，尤以回鹘人的迁徙为典型。唐朝初年，回鹘地处瀚海都督府，其首领吐迷度受任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当时，还修建了一条经回鹘、突厥诸部进入内地的大道，叫“参天至尊道”。突厥汗国崛起以后，回鹘部族一部分南迁到现在的甘肃西部，余下的均成为后突厥汗国的属国。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鹘打败了突厥拔悉密部，南徙到突厥故地。后来当吐蕃政权向西域推进时，回鹘首领颉干迦斯亦率众进入西域，占据了北庭。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回鹘汗国灭亡之后，回鹘诸部纷纷迁徙，首领馺职及庞特勤率领15个部落，进入葛逻禄地方；一部分迁到了安西都护府境内；一部分迁到了于阗西的新夏（一作新福）州；一部分迁到今甘肃西部。在原来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三姓部落，推乌介特勤为可汗，南迁靠近内地，后来大部分为唐朝所吸纳，一部分被黠戛斯追兵抓去，一部分向西投奔了庞特勤。就是说，分散的回鹘部落，大部分迁移到了西域。①
  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之间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彼此间展开了连绵不断的争夺，由此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文献中反映了隋代人口迁移的史实有：
  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略之从父也，旧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②
  仁寿元年......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③
  仁寿元年......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霫五部内徙，步迦奔吐谷浑。④
  炀帝即位，败吐谷浑伏允可汗，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⑤
  我们在列举有关史实之后，下面再稍作诠释，达头派阿波率兵而东，是在突厥分裂为东西之后。可能在分裂当初，阿波的旧部留在了东突厥的控制区内。现在阿波率兵而来，一方面是处于旧有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屈于阿波所率兵力，因而这些部落人口皆归附于阿波，在随阿波攻打沙钵略以后，迁移到了西突厥的势力范围。西突厥的阿勿思力俟斤等在南度，掠启民可汗的男女6000人，所造成的结果无疑是使这6000人离开了原来的旧地，从东突厥迁移到了西突厥。步迦投奔吐谷浑，则是由于走投无路的结果。而吐谷浑的伏允可汗等“客于党项”，尽管只是一种暂时的寄居，但当中不免有人要长期定居下来。
  唐时，上述类型的人口迁移，次数更多、规模更大，试看下面的史料：
  西突厥“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先分统突厥种类为小可汗，及此自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其西域诸国及铁勒先役属于西突厥者，悉叛
  之，国内虚耗。”⑥
  开元三年，属于突骑施别种之苏禄，发兵分寇安西四镇，“由是四镇贮积及人畜并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全。”⑦
  “初，大业之乱，中国人多投于突厥。及颉利败，或有奔高昌者，麹文泰拘留不遣。......又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⑧
  贞观“十二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⑨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①
  开元八年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掠契苾部落而去。”②
  “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追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度碛居甘、凉间以避之。”③
  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唐时丝绸之路沿线各政权之间尚处于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除了臣服之外，便是明火执仗的抢夺人口和财物。
  当然，国与国、政权与政权之间也存在着和睦相处的时候。为了维持这种和睦友好关系，丝绸之路沿线诸国也效法了隋唐王朝的做法，彼此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联姻。见诸于文献的隋时的联姻有两次：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妻，康国王女也。④
  康国，......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⑤
  而唐代这种联姻活动比隋代多得多：
  “疏勒国......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⑥
  贞观十八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⑦
  “回纥吐迷度兄子乌纥蒸其叔母，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皆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也，相与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⑧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⑨
  “敦煌王承宷至回纥牙帐，回纥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贵臣与承宷及仆固怀恩偕来，见上于彭原。上厚礼其使者而归之，赐回纥女号毗伽公主。”⑩
  正如隋唐王朝与这些政权的联姻“和亲”活动一样，其所产生的人口迁移的规模不大，但它也不失为一种人口迁移活动，不可视而不见。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到唐代，丝绸之路沿线部族和政权的总人口与隋时相比，虽无明显的增减，但其活动范围和人口的迁移规模较以前都有所增大。
  第二，唐时丝绸之路沿线部族和政权的政治格局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更加明朗，即许多弱小部族这时经常屈从于几个强大政权的管辖、统治之下。
  第三，随着汉族人口往这些部族地区迁移、往来的增多，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部族的政权已不复存在，后世这些地区的主体民族已见雏形。
  第四，汉族人口的大量迁移，其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当地的游牧部族，逐渐使他们的游牧特征淡化，开始出现定居的农耕经济，这就为唐代以后这些地区政权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可能。所以，自唐以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以前那种小国林立的状况逐渐消失，也使得以前那种复杂的部族构成开始简单化。
  总之，由于人口流动，使民族融合空前加强，促进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具有深远影响和政治意义的。

①《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四年条。 ①《隋书·吐谷浑传》。 ②《隋书·史万岁传》。 ③《新唐书·兵志》。 ①《旧唐书·地理一》。 ②③《旧唐书·吐蕃传》。 ④《新疆简史》第1册第12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⑤ 卫江：《碎叶是中国唐代西部重镇》，《文物》1975年第8期。 ⑥《新唐书·西域传（上）》。 ①《唐大诏令集》卷77《典礼·亲谒》开元十七年十一月《谒王陵赦》。 ②③《隋书·炀帝纪（下）》。 ④⑤《隋书·北狄传·突厥》。 ①《资治通鉴》卷198太宗贞观二十年六月条。 ②《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三月条。 ③《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四月条。 ④《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一年十二月条。 ⑤《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条。 ⑥ 前揭：《新疆地方史》。 ⑦《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六年条。 ⑧《旧唐书·突厥传（上）》。 ①《资治通鉴》卷188唐武德三年九月条。 ②③④《旧唐书·突厥传（上）》。 ⑤《旧唐书·西戎传·吐谷浑》。 ⑥《新唐书·吐蕃传（下）》。 ①②《隋书·北狄传·突厥》。 ③《旧唐书·突厥传（上）》。 ④《新唐书·突厥传（上）》。 ⑤《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条。 ⑥冯承钧先生文见《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号。日本人桑原隲藏文见内藤博士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向达先生文收入其所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该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①②③《隋书·北狄·突厥传》。 ④《隋书·吐谷浑传》。 ⑤《隋书·高昌传》。 ⑥《隋书·党项传》。 ⑦⑧《隋书·高祖（上）》。 ⑨《隋书·炀帝（上）》。 ⑩?《旧唐书·突厥传（上）》。 ???《新唐书·突厥传（上）》。 ①《旧唐书·突厥传（上）》。 ②《新唐书·突厥传》。 ③《旧唐书·西戎传》。 ④⑤《新唐书·西域传（上）》。 ⑥《旧唐书·北狄传·铁勒》。 ⑦《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⑧《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3月版。 ①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年4月版。 ②朱雷：《龙门石窟高昌张安题记与唐太宗对麹朝大族之政策》，载黄约瑟、刘健民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8页。 ②《宋高僧传·智严传》。 ③《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4《智严传》。 ④ 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拓本。 ⑤⑥《新唐书·突厥传（上）》。 ①《资治通鉴》卷207武则天长安三年条。 ②《全唐诗》。 ③邓名世：《古今姓氏辩证》卷24。 ①《全唐诗》卷13。 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 ①《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条云：“（十二月）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 ” 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之《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 ③ 参见前揭桑原隲藏文。 ④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教·景教》。 ① 陈恒：《摩尼教传入中国考》。 ② 姚宽：《西溪丛语·牧护歌》。 ③⑤《旧唐书·太宗纪（下）》。 ④《旧唐书·突厥传（下）》。 ①《资治通鉴》卷232唐德宗贞元三年条。 ①伯希和：Journ al A siatique ，1916，PP.111～123。冯承钧：《史地丛考》之《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 ①《旧唐书·回纥传》。 ②③④⑤《隋书·突厥传》。 ⑥⑦《旧唐书·突厥传（下）》。 ⑧⑨《旧唐书·西戎传》。 ①《资治通鉴》卷204武则天天授元年条。 ②《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八年条。 ③《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条。 ④⑤《隋书·西域传》。 ⑥《旧唐书·西戎传》。 ⑦《旧唐书·西戎传》载此事在贞观十四年，而《资治通鉴》卷197 ，将此事系于贞观十八年条下，今从《资治通鉴》。 ⑧《资治通鉴》卷199 贞观二十二年十月条。 ⑨《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六年条。 ⑩《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元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