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南方，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混战宣告结束。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带来了封建经济的全面繁荣和国力的强盛，中原同西域及外国的贸易也更加频繁，丝绸之路上出现了其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经过陇西高原、河西走廊之后，便进入到西域地区，然后再通向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在这样广阔的地区里，这条通道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实际上，它是一个由若干条道路东西相连，南北交错而成的交通网。
  隋唐时期，西域境内的丝绸之路，是从玉门关、阳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在这一区域里，交通路线的分布是与其自然环境直接相关的。它的北面有阿尔泰山、南面有喀喇昆仑山，天山东西横亘于中，形成了南疆和北疆。
  南疆由东向西有白龙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由东向西有卡顺戈壁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只有在这些山脉、沙漠和戈壁边缘地带，才是人口集中居住地和交通通道。
  汉代的丝绸之路主要由南、北两道组成，经魏晋南北朝，又在原来北道以北开辟了一道，称新北道。当时把新、旧三条通道依次称南道、中道（汉代称北道）、北道（即新北道）。《隋书·裴矩传》云：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渴槃陁，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悒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具体而言，南道是指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东西通道。这条通道东起阳关，西抵帕米尔，中间经过的地区，从东到西，大致说来，是西出阳关以后，经白龙堆沙漠的南缘到鄯善。鄯善原名楼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西南，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隋炀帝时，曾在此设郡，使这里进一步成为丝绸之路的要道。唐代高僧玄奘去西域求法取经时，曾经过这里，称其为纳缚波，“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①由罗布泊南岸西行为七屯城，即汉代的伊循城。汉代的楼兰古城当时称石城镇，唐朝政府曾经任命康居人康艳典为这里的镇守使。康艳典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在楼兰城以西200里处修筑新城，取名叫弩支城。由鄯善向西到且末。且末亦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唐时称折摩驮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云：“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②可惜这一汉代繁华的地区，在玄奘经过时已是“城郭岿然，人烟断绝。”③由且末往西到精绝、扜弥、于阗。于阗即今和田城。唐朝政府曾在此设毗沙都督府，任命其王为都督。由于阗向西就是葱岭。从南道登葱岭有两个岔道：一路是经皮山、莎车、无雷过葱岭；一路是从于阗向西南经子合到渴槃陁过葱岭。葱岭上的渴槃陁，是南道的必经之路，唐朝一度设有葱岭守捉，驻扎军队。越过葱岭，便是南亚次大陆。
  丝绸之路的中道（即汉代的北道），是从玉门关往西，沿天山的南部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边缘直达葱岭。中间经过的地区，从东至西出玉门关，经卡顺戈壁南部边缘，首先到达今吐鲁番地区。当时在今吐鲁番地区的政权主要是高昌。隋朝时，高昌王曾专门设立官员，向往来于丝路的商人征税。唐代在这里设立西州，建立了与中原内地类似的地方行政机构。由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南到达危须（今和硕）、焉耆、渠犁（今库尔勒）。焉耆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在这里设焉耆都督府。按照当时的规定，焉耆要给过往商贾、使者提供驿马、粮食、肉食。从焉耆的西南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可到于阗（今和田），这样，南道和中道便在此汇合，继续向西和西南地区延伸。从焉耆西行即到龟兹。唐时，曾一度在这里设龟兹都督府，又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可以说这里是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由龟兹往西，又可分为两路：其一是由龟兹西行，过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出拔达岭（今别叠里山口）到乌孙的首府赤谷城。再由赤谷城过滇池南，沿着纳林河向西到塔拉斯河中游的郅支城（今江布尔）。隋唐时，塔拉斯曾是西突厥可汗冬季住地，后来成为“安西四镇”的辖地；其二是由龟兹西南行到疏勒（今喀什噶尔），越过葱岭上的捐毒（今乌恰县一带）、休循（今帕米尔北阿赖谷地一带）到达大宛。
  最北边的通路虽然比南道和中道开通的时间要晚，但是，在隋唐时期这条交通线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南道和中道一样成为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的基本干线。北丝绸之路即由玉门关西北行，经过莫贺延碛沙漠北缘到伊吾。隋炀帝曾采纳裴矩的建议，命令薛世雄在过去汉代伊吾城故址修筑了一座新城。唐朝又在这里设伊州，下设柔远、纳职二县，同时，还在伊州以北设伊吾军（今伊吾）保护此道。由伊吾往西北，首先抵达蒲类，唐代在这里设置过蒲类县。由蒲类西行即到北庭。唐代先在这里设庭州，以后这里又为北庭都护府治所所在地。再从北庭往西，经沙钵城、冯洛、耶勒勒、促六城、轮台，便到弓月城（今霍城一带），渡过伊犁河，向西行千余里，至碎叶城。该城亦名素叶水城，在隋唐时期是丝路北道上的重镇之一。唐初，它的城市规模还只有六七里，但却是西突厥可汗的住地。从“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①唐高宗时，在这里设镇，即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碎叶镇。从碎叶镇往西，就是中亚一带。
  以上论及的是，隋唐时期西域丝绸之路的大致走向和方位。
  从碎叶向西，丝绸之路仍继续向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延伸。这些地区国家众多，民族复杂，社会政治状况变动较快，因而与西域三条丝绸之路相接的交通通道线路复杂，四通八达。由于资料缺乏，这里我们仅就这一时期这些地区的主要通道稍作介绍。
  从总体上而言，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等地的丝绸之路也可以分成南、中、北三条主要线路。
  南道越过葱岭，向西至汉代的大月氏国（东汉时称贵霜王朝）。由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贵霜王朝分裂成20多个国家，各有名称，而且先后又受到诸如嚈哒、西突厥等的控制，致使文献中对今天阿富汗和部分巴基斯坦地区的称谓十分混乱。从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隋唐时期，这一地区的国家和政权有吐火罗、悒怛国、俱兰国（亦称俱罗弩）、劫国、越底延国、谢?国、帆延国、石汗那国（或称斫汗那）、役槃、俱密、护密、箇失密、骨咄、苏毗②、活国、安呾罗缚国及阔悉多国、婆罗犀那大岭国③等等。其范围虽然时有不同，但大体都在这一地区。从今天的地理方位而言，就是在过葱岭后，越兴都库什山，过阿富汗的伐济纳巴德，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由这里向东南到罽宾，再向东南到达印度各地。当年玄奘从印度回中原的路途，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
  中道与西域的中道相接，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又称钹汗、拔汗那、破洛那）。在汉代以出产“汗血马”著称的大宛国，唐时，在这里设大宛都督府，以后改为宁远国。从宁远国往西抵达康国。康国在唐高宗时一度成为康居都督府。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昭武九姓国，据《通典》可知，它们分别是：曹、何、史、米、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及穆国。在唐朝时，这些小国均受康国控制，唐王朝也曾一度设置有都督府和州，任命其首领为都督或者刺史。“自呾密以下，诸种相与群聚，华人皆以国名之，故未尝与唐通，传记杂诡，不可得而考。”①经过昭武九姓诸国及其附近国家，丝路蜿蜒而至波斯（即今伊朗）。隋朝时，波斯国的国都在达曷水附近（即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附近）。到唐代，曾在波斯置波斯都督府，以其王卑路斯为都督。
  由波斯再往西行，越过波斯湾，丝绸之路即通向罗马帝国。隋唐时，我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新唐书·西域传（下）》云：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贞观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下诏答赍。大食稍强，遣大将军摩拽伐之，拂菻约和，遂臣属。
  北道，与西域北道相接，由碎叶向西，过里海，经黑海到达欧洲。其具体路线是：从怛逻斯西北出发，经过咸海北部，向西渡过亦克河（今厄姆巴河）、得嶷河（今乌拉尔河）、阿得拉河（今伏尔加河），然后到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由于北道主要是东罗马等国的使臣、商人经常往来的路线，中国的商人和使臣很少涉足这条通道。所以，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这条通道所经过的国家与地区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我们难知其详。
  上面我们粗略地叙述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在西域境内的三条和出西域以后的三条主要通道。事实上，南、中、北三条通道，仅仅是三条主干线，在这些通道之间，还有许多互相沟通的岔道。正如隋朝的裴矩在《西域图记》的《序》中所云：“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②因此，我们在研究探讨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时，研究的视野和对象不能囿于三条主要通道所经过的地方，而应该放眼于整个西域地区与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等地。然而，限于材料和本书的内容，我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西域地区。
  第二节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政权分布
  一、隋朝时期丝绸之路政权分布
  隋朝统一中国后，雄心勃勃，积极谋求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将事四夷，大造兵器”，任命具有巧思之才的云定兴为兵器的最高监造者，“敕少府工匠并取其节度①等措施外，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即派吏部侍郎裴矩到当时西域商人集中之地的河西走廊上的张掖，主管与西域的互市。裴矩在张掖为官期间，“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摹写，为《西域图记》。”②根据裴矩所了解到的情况，隋朝初年，西域的政权只有10余个。那么这10余个政权分别是哪些呢?《西域图记》今已不存，无从确知，我们考之以《隋书·西域传》卷83：“所存录者，二十余国。”当包含在其内，下面分别叙述：
  吐谷浑辽西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的庶妻所生之长子，名吐谷浑，嫡妻所生少子叫廆洛干。涉归死，廆洛干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吐谷浑与廆洛干不和，乃于十六国时期率众西迁，渡洮水，进至西羌故地，占“数千里之地”，开基建国。传至隋朝时，其主称吕夸可汗，已历18代君主。
  吕夸建都河源（今青海西宁市），地跨流沙东西，兼有河源、河西、西域，实力达到了其立国以来的极点。早在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隋时，吕夸利用中原王朝改朝换代之机，率兵进攻凉州。随后，他与突厥互相勾结，多次与隋朝为敌。一直到隋灭陈统一中国，吕夸可汗才请和。隋文帝无意开拓疆土，对吐谷浑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政策。公元591年，吕夸死，他的儿子世伏继立为可汗，向隋上表称藩，归附隋朝。双方为此展开了和亲活动，维持了一种友好关系。但好景不长，10余年后，吐谷浑又与西突厥泥利可汗和泥撅处罗可汗交往甚密，对隋不再事藩礼，而是常掠隋边，双方关系恶化。隋炀帝即位以后，积极开展征服吐谷浑的行动。与此同时，西域另一迅速强盛的铁勒国，也大举进攻吐谷浑，这样，吐谷浑在隋军和铁勒的夹击之下，势力大挫，兵力和人口锐减。其中被安德王杨雄和许公宇文述“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③次年，炀帝亲率六军，西巡河右，“出临津关（今甘肃临夏县界积石关），渡黄河，至西平（今青海西宁），陈兵讲武，将击吐谷浑。”在这次战役中，“吐谷浑仙头王穷蹙，帅男女十余万口”及大批牲畜投降。炀帝派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讨伏允，兵败为伏允所杀。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吐谷浑，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追奔，至伏俟城。”④郭衍随炀帝讨伐吐谷浑，“出金山道”，亦“纳降二万余户”①。
  隋炀帝亲征吐谷浑，经过激烈的战斗，虽然没有擒获可汗伏允（伏允已带数千骑兵逃走），但消灭了吐谷浑的主力，占据了吐谷浑大部分疆土，并在此基础上，在今天塔里木盆地之南设置了鄯善、且末，在青海高原设置了西海、河源四郡。但到大业末，隋朝内乱，伏允又乘机尽复其地。
  党项地处吐谷浑之南，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居处山谷间，不知稼穑，以畜牧业为主，“三年一聚会”，没有法令，“俗尚武力”，“有战阵则相屯聚”②。北朝时期，曾多次侵扰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隋朝建立后，一方面，有不少党项人内附、归化；另一方面，仍不时侵扰。后来，在隋朝的反击下，“相率请降，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③，朝贡不绝。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即汉代车师前王庭之所在地。其境东西300里，南北500里，因汉之高昌壁而得名。突厥兴起以后，隋朝初年，高昌臣服于突厥，公元590年，突厥攻破高昌四城。随后，突厥通过迫使高昌王纳其可汗之女为王妃的方式，控制了高昌。直到公元603年，突厥达头可汗的统治覆灭，高昌又臣服于阿波汗系的泥利可汗和泥撅处罗可汗。炀帝继位后，由于对西域的经营，早有内属之心的高昌王麹伯雅，于公元608年，遣使入朝。次年，又亲自到张掖朝见炀帝。后来，又随从炀帝东讨高丽，直到公元612年征服高丽后，麹伯雅才返回高昌。
  康国为汉代康居之后，其统治着昭武九姓国。建都于萨宝水上的阿禄迪城。在隋朝时，虽然西域的许多城郭诸国都归附于它，但是，康国因受到突厥的控制，其国王常以突厥可汗之女为妻。一直到大业年间，才开始向隋朝进贡方物，但又很快中断。
  安国即汉代的安息国，为昭武九姓国之一。都城在那密水南。在隋朝时，归附于康国，其国王娶康国王之女为妻。在隋炀帝经营西域，派杜行满出使西域时，曾到达这里。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遣使贡献，后遂绝焉。”
  毕国在安国之西百余里之处。该国为小国，“可千余家”。
  石国居于乐杀水，南边离钹汗600里，东南离瓜州6000里。其国王姓石，在隋朝时，其国王石涅，曾因不屈从于突厥，被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亡。突厥另立特勤甸职摄政，对其进行控制，该王除在大业五年遣使到隋朝贡外，石国与隋朝似乎没有发生过其他使节往来。
  女国 地处葱岭之南。因为该国历代以女性为王而得名。看来，这个国家在当时尚处于母权制时代。“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
  焉耆 为汉代的旧国。都城在白山之南70里。东距高昌900里，西距龟兹900里，东南离瓜州2200里。境内沙碛遍布。隋时国王姓龙，在大业年间，国王“遣使贡方物”。
  龟兹 亦为汉代旧国，都城在白山之南170里处。东离焉耆900里，南距于阗1400里，西隔疏勒1500里，西北与突厥牙帐差600里，东南去瓜州3100里。其国王姓白。大业年间，其国王白苏尼咥“遣使贡方物”。
  疏勒 汉代旧国。都城在白山以南百余里之处。国内南有黄河，西带葱岭，东离龟兹1500里，西距钹汗国千里，南离朱俱波800～900里，东离
  突厥牙帐千余里，东南去瓜州4600里。在隋时，曾受突厥控制，“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大业年间，“遣使贡方物”。
  于阗 都城在葱岭以北200里之处。东离鄯善国1500里，南距女国3000里，西去朱俱波国千里，北离龟兹国1400里，东北与瓜州相隔2800里。其国王姓王，大业年间，其王王卑示闭练，“频遣使朝贡”。
  钹汗国 都城在葱岭以西500余里之处。东离疏勒千里，西距苏对沙那国500里，西北与石国相隔亦500里，东北距突厥牙帐2000余里，东隔瓜州5500里。大业中，其国王昭武阿利柒“遣使贡方物”。
  吐火罗国 都城在葱岭西500里。南距漕国1700里，东距瓜州5800里。大业中，“遣使朝贡”。
  悒怛国 都城在乌浒水南200余里。南离漕国1500里，东距瓜州6500里。在隋时一度受突厥控制，“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大业年间，该国“遣使贡方物”。
  米国 地处汉康居旧地，为昭武九姓国之一，都城在那密水西。西北离康国百余里，东距苏对沙那国500里，西南与史国相隔200里。东去瓜州6400里。大业年间，其国王昭武闭拙“频贡方物”。
  史国 地处汉康居旧地，为昭武九姓国之一。都城在独莫水南10里处。北距康国240里，南距吐火罗500里，西离那色波国200里，东北距米国200里，东与瓜州相隔6500里。大业年间，其国王昭武逖遮“遣使贡方物”。
  曹国 地处汉康居旧地，为昭武九姓国之一，都城在那密水以南数里之处。东南离康国百里，西距何国150里，东距瓜州6600里。大业中，曾“遣使贡方物”。
  何国 地处汉康居旧地，为昭武九姓国之一，都城在那密水南数里。东距曹国150里，西距小安国300里，东离瓜州6750里。大业年间，曾“遣使贡方物”。
  乌那曷 地处汉安息旧地。都城在乌浒水西。东北距安国400里，西北离穆国200余里，东距瓜州7500里。大业中，曾“遣使贡方物”。
  穆国 地处汉安息旧地。都城在乌浒河之西。与乌那曷毗邻，东北离安国500里，东距乌那曷200余里，与瓜州相隔7700里，西距波斯国4000余里。大业年间，曾“遣使贡方物”。
  波斯国 都城在达曷水（今底格里斯河）之西的苏兰城，即汉代条支的故地。西北距地中海仅数百里，东离穆国4000里，与瓜州相隔11700里，西北距拂菻4500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漕国 在葱岭的北边，即汉代的罽宾国。大致位置在今阿富汗的南部。北边离帆延700里，东离劫国600里，东北距瓜州6600里。大业年间，曾“遣使贡方物”。
  突厥 为隋朝时对丝绸之路影响最大的国家。早在6世纪中叶之前，它的同族铁勒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族系，分布于大漠南北，东起贝加尔湖，西至中亚细亚的辽阔地区。西魏末年及北周时，迅速崛起的突厥，击灭柔然，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及奚，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族。及乎隋初，其统辖区域，“东自辽海（指今辽河上游濒海一带）以西，西至西海（今中亚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①其可汗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即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
  隋朝建立后，文帝对突厥采取加强边防、停止岁贡的强硬政策，连续予以大规模的反击，并采纳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使其“首尾猜忌，腹心离阻”②的政策，终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归服，但西突厥仍控制着西域的大部地区。当时西突厥主要由阿波、达头两大汗系部落组成。公元603年，达头兵败逃奔吐谷浑，阿波之裔泥利可汗自立为大汗。泥利不久即死，其子达漫继立为泥撅处罗可汗。由于他穷兵黩武，重敛乱杀，其国内叛乱不止。公元608年，炀帝抓住泥撅处罗可汗失败之机，特遣崔君肃为使前往说降，并发兵合攻吐谷浑。公元610年，炀帝西巡，派韦召召泥撅处罗会于大斗拔谷，被泥撅处罗拒绝。适逢西突厥达头之孙、都六之子射匮酋长，遣使入朝求婚，炀帝采纳裴矩“以计弱之，分裂其国”③的建议，厚待射匮可汗的使者，赐白羽箭作为符信，令其发兵诛灭泥撅处罗，答应册立射匮为西突厥可汗。“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漫山。”④高昌王麹伯雅向隋朝报告了这一情况，炀帝遂派裴矩进行招抚，终于使泥撅处罗入徙内地，随后率其主力应诏从征高丽。东征返师后，炀帝将其部一分为三：曷萨那亲率精锐之师随侍炀帝；特勒史大奈率其少壮部，安居于楼烦郡；曷萨那之阙达度设统其老弱病残，于河西游牧。
  铁勒 在隋朝时期，基本上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合体。“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有仆骨、同罗、契苾、薛延陀、咥勒儿、十臬、达契等众多的部落。各部落酋长皆号俟斤。“虽姓氏各别，总谓之铁勒”①先是分属于东、西突厥所控制，后来因西突厥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契苾歌楞等人才正式建立铁勒国，从突厥的控制下摆脱出来。这个新成立的独立国家，发展迅速，“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②从大业三年开始，终隋灭之世，遣使供纳方物不绝。
  伊吾 隋初，伊吾属西突厥疆土，西突厥派遣吐屯设监督伊吾国。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吐屯设见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既拒不发师助隋平定吐谷浑，又开罪于射匮可汗等的困境，便背叛西突厥，“献西域数千里之地”③。伊吾归隋，阻断了刚刚独立的铁勒向南扩张的道路，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于是长驱南下，攻下了伊吾。铁勒的这一行动，无疑使隋炀帝经营西域的成就化为泡影。于是，他派遣大将薛世雄西征，从铁勒手中重新收复伊吾，并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设置伊吾郡。④
  以上所述，为文献中所载隋朝时丝绸之路经过地区的主要城郭诸国和政权。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城郭诸国和政权虽然拥有各自的统治机构和组织，但当时由于突厥、吐谷浑、康国和铁勒等的先后强大，许多势力弱小的城郭诸国又与这几个强大的政权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有时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部族构成和人口数量。
  二、唐朝时期丝绸之路政权分布
  （一）唐朝对西域的军事行动及其安抚工作
  唐朝的实际开创者和建立者李世民即位后，⑤这位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改革内政、发展生产、统一全国、巩固统治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疆拓土。
  唐初，由于隋末以来中原内乱，使隋朝一度对西域丝绸之路经营所取得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昔日被隋朝控制的地区，“纷纷还收其故地”⑥。虽然西突厥等也不时宣称内附，但均在窥视中原形势。他们不仅断绝了朝贡贸易关系，不时派兵骚扰边疆，掠夺人口，而且还与一些分裂割据势力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着新兴的李唐王朝的安定。为了消除边患，加强中外经济交流，唐太宗及其后继者对西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有关资料显示，在隋末唐初，丝绸之路沿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突厥。它不仅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而且还对新生的唐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唐高祖和唐太宗即位之初，突厥（包括东突厥和西突厥）多次打败唐朝的军队，其中武德四年八月代州一役，唐军竟然全军覆灭。由于突厥屡败唐军，几乎无月不寇，把唐朝的北边和西北边疆侵扰得烽火连天。为了削弱唐王朝的力量，突厥还与李轨、王世充、刘黑闼、苑君璋等割据势力相互勾结，公开予以支持。由于突厥接连不断地入侵，在唐王朝内部，居然有人认为这是突厥贪图京师长安的珍宝而建议焚烧长安迁都它处。
  唐太宗见对突厥所采取的安抚政策无效，便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贞观四年，他命令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兵10万，由李世勣统领，分道向突厥发动进攻。
  在漠北诸部的配合下，唐军进军顺利。其中兵部尚书李靖所部骁骑3000，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大败突厥颉利可汗，随后，又大破突厥于阴山。接着，他又与李世勣自道川等地合围进击，消灭了东突厥主力，俘获了颉利可汗，东突厥就此灭亡。
  东突厥灭亡以后，对北方和西域的震动极大，各地纷纷要求归附唐王朝。其中臣属于西突厥的伊吾城主石万年举七城归属唐，唐朝即在此设西伊州，打开了西域的门户。不久，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康国、安国、石国等先后遣使致贡，表示归顺唐朝。一时间，唐王朝的西北边疆局势大为改观。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游牧于热海（今伊塞克湖）附近的契苾部，在其首领契苾何力的率领下，到沙州投降，唐太宗将其部众6000余帐安置在甘、凉一带，任命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就在上述形势下，统治西突厥的肆叶护可汗因其对国人的统治十分残暴而被迫逃离康国。西突厥部众拥立泥孰为可汗，唐朝趁机册封他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西突厥从此开始对唐朝听命受诏。贞观十二年，西突厥内部商定，以伊犁河为界，划分势力范围。伊犁河以东，属乙毗咄陆可汗，建牙帐于镞曷山（今吉尔吉斯山）西，称北庭，统突厥越失、拔悉密、驳马、结骨、火寻、触木昆等部；伊犁河以西属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建牙帐于睢合水（今锡尔河）北，称南庭，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以及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等受其节制。西突厥一分为二。南庭对唐朝继续采取较友好的态度，北庭则与唐为敌，挟持高昌王麹文泰等，联合攻打伊吾，企图使西域脱离与唐朝的联系。唐太宗对此先礼后兵，首先派使者谴责，要求高昌王麹文泰遣送突厥出身的将军阿史那矩到长安，允许隋末流入高昌而要求返归内地的流民回国，这不仅遭到麹文泰的拒绝，而且他还勾结西突厥北庭攻下焉耆三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大将契苾何力，领兵数万，进讨高昌。唐军兵不血刃，取得大胜，在西州设立了安西都护府。第二年，西突厥北庭首领乙毗咄陆可汗令驻石国的吐屯袭杀西突厥南庭新可汗沙钵罗叶护可汗。次年，又灭吐火罗国（今阿姆河南），拘留了唐朝派往该国的使者，并发兵侵犯伊州，被安西都护郭孝恪打败。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命令郭孝格进军焉耆，俘获了焉耆王龙突骑支，在该地设都督府。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命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讨伐龟兹，俘获龟兹王白诃犁布失毕，立其弟叶护为王，在该地设立都督府。阿史那社尔凭借唐军威震西域之势，派行军长史薛万备前往于阗招抚于阗王。第二年，唐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将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同时，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西四镇”。
  唐朝平定焉耆、龟兹的时候，乙毗咄陆可汗正在中亚进行掠夺战争。由于他的暴行，引起了部属的反对和叛离，导致西突厥大乱。乙毗咄陆退往白水胡城（中亚塔什干东北）。弩失毕等部落派使者到唐朝，请求废乙毗咄陆，另立可汗。与此同时，被乙毗咄陆封为叶护的阿史那贺鲁于公元648年率数千帐落归附唐朝。唐太宗封他为泥伏沙钵罗叶护，安置在庭州。第二年，唐设置瑶池都督府，任命阿史那贺鲁为左卫将军、瑶池都督。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阿史那贺鲁趁唐太宗去世之机，擅自出兵击败乙毗射匮可汗，兼并其部众和领地，自号沙钵罗可汗，再度统一了西突厥，并不再听命于唐朝。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贺鲁派兵侵犯庭州，劫掠轮台、蒲类等地。继位不久的唐高宗命令梁建方、契苾何力征讨阿史那贺鲁，收复了被他夺去的土地。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朝撤销瑶池都督府，任命大将程知节（即程咬金）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继续全力讨伐阿史那贺鲁。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军对西突厥大举出击。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和以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的唐军，分别从北道、西道两路夹击。在额尔齐斯河西岸与阿史那贺鲁展开大战，阿史那贺鲁10万军队被击败，苏定方乘胜追击，在碎叶水再败阿史那贺鲁，西突厥诸部纷纷归降。阿史那贺鲁父子逃亡至石国（今塔什干），被唐军擒获，押往长安，西突厥汗国灭亡。至此，唐朝完全统一了西域。原来西突厥的十姓部落及其所属领地全部纳入唐朝版图，原来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也随之归附。唐朝控制的地区一直到达两河流域以东、波斯以北。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唐朝设立都督府及州县数百个。武则天长安二年，唐朝政府又在庭州（今吉木萨尔）设立了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一道管辖西域地区。唐朝政府在西域广大地区设立了完整的军政机构，为管理、开通丝绸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力衰微，对西域地区的影响和控制渐渐减弱，而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部崛起，因此，到唐朝后期，吐蕃占据了河西至西域丝绸之路的要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又被阻塞，西域地区的局势再度变得混乱。
  与隋朝以前不同的是，唐朝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大大加强了，以前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时断时续的松散的关系，而这时却基本上置于唐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唐政府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在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西域各地的交通大道上，设立了驿馆。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看，唐代在西域地区设置了许多驿馆，现在能够找到具体名字的还有几十个，如交河、天山、酸枣、礌石、神泉、草堆、银山、柳山、柳谷、吕光、东碛、石舍等。每个驿馆都设有一名“捉馆官”负责管理。驿馆供给过路商人、官员食宿和牲畜的草料。与这种驿馆制度同时实行的还有“过所”制度。所谓“过所”制度，即是一种经过、通行的凭证，在其上要详细登记“过所”者的姓名、年龄、所携带之物等。主要关卡还要在“过所”上签字、查验，没有这种被称之为“过所”凭证的人不得通行。对往来的商人，根据唐朝政府的规定，还要收取一定的税金。在丝路沿途的主要城镇、关口，唐朝政府都派驻了军队，大的称“镇”、“军”，小的称“守捉”，以保护交通和地方安宁。在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如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高昌等地，都有且耕且守的屯田者。
  因为唐时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大大加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所以文献中有关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的材料相对增多，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这一时期历史较长，丝绸之路沿线的地方政权格局多次发生变化，前后的隶属关系不十分清楚，头绪繁多，因而我们不得不作一些繁琐的考证。
  （二）唐朝时期西域政权的分布概况
  关于唐时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政权分布的材料，虽以新、旧《唐书》为主，但是，两《唐书》之中涉及西域的部分，所记述的主要是贞观以后的情形，其中除了唐朝对西域的经营以外，还有吐蕃、突厥、回鹘等的崛起和对西域的控制，而唐初的情况或一笔略过，或缺而不载，这就使我们仅依靠两《唐书》的材料难窥全貌。但这并不等于对唐初西域的情况就无从了解。从稽诸《隋书·西域传》和唐代的有关文献中，我们能够略知大概，却难以知其详尽。但我们力求将问题了解得详细一些，这是需要指出的。
  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记述唐初丝绸之路沿线政权材料最为丰富的是著名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八月从长安出发西行，约年底到达高昌。次年继续西进，经凌山、热海之险，过素叶水（一作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呾逻私（亦作怛逻斯，今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城）诸城，折而南下，纵贯今中亚细亚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向东经巴基斯坦北部而至迦湿弥逻。然后循印度半岛北部东南行，中途经过今尼泊尔南部，抵摩揭陀，几乎游遍今印度半岛的东部和西部地区。然后继续西行进入今巴基斯坦地区，又到达今克什米尔南方查漠附近的钵伐多。最后，经今巴基斯坦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向东经今帕米尔高原南面的瓦罕谷地，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春夏之交到达于阗。次年正月回到长安。《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对其所经地区情况的记述。根据该书的史料，再结合新、旧《唐书》及其他材料，唐代丝绸之路沿线城郭诸国和政权主要有：
  泥婆罗 位于吐蕃以西的乐陵川。贞观初年，该国国王那陵提婆的父亲被其叔父杀害，那陵提婆出奔到吐蕃，于是臣服于吐蕃。贞观中叶和永徽时，经常派使者到唐朝朝贡。
  党项 其地古为析支。东邻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邻吐谷浑。其国多为山谷，方圆3000余里。以姓为部，一姓中又分为小部落。贞观三年，其部落酋长细封步赖举部降，唐以其地为轨州，授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后各部落的酋长全部内附唐廷，唐将其地设崌，奉、严、远四州。
  黑党项 居赤水河西。吐谷浑款附之后，其王敦善王也向唐朝纳贡。
  白兰羌 吐蕃称之为丁零。该国左边与党项相接，右边毗邻多弥。武德七年，维、恭二州为唐所辖。贞观六年，契苾数十万内属。永徽时，特浪生羌卜楼大首领冻就率众归属，唐朝以其地为剑州。
  东女 亦称苏伐刺奴拏瞿咀罗。该国东与吐蕃、党项、茂州相接，西连三波诃，北邻于阗，东南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
  高昌 隋时，该国与中原王朝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唐时版图横800里，纵500里。贞观年间，侯君集和契苾何力分兵略定该国，唐在此置西昌州。
  吐谷浑 地处甘松山的南面，洮水之西，南抵北兰，地数千里。隋末天下大乱时，客居党项的伏允乘机恢复故地。唐朝建立后，伏允多次犯唐边。贞观九年，在唐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道彦、李大亮、高甑生等所部的征讨下，伏允自杀，国人立其长子慕容顺为君，称臣内附，唐朝封他为西平郡王，号趉胡吕乌甘豆可汗。①可是，慕容顺自小为质于隋，“长自中土，早慕华风”，国人不服，才立十日即为部下所杀，国中大乱。同年十二月，唐太宗再派侯君集率军平乱，立慕容顺子诺曷钵为主，贞观十年三月，唐正式册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至此，吐谷浑国内用唐历，奉唐国号，并遣子弟入侍，成为唐朝名副其实的属国。但就在这时，迅速强盛的吐蕃却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掠夺战争。并于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将吐谷浑军队彻底击败，迫使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率千余帐走投唐凉州，其领土全为吐蕃所占据。所谓“吐谷浑自晋永嘉之乱，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六年。”②
  焉耆国 东连高昌，西邻龟兹，南毗尉犁，北距乌孙。横600里，纵400里。唐太宗贞观年间，阿史那社尔讨龟兹，其国王薛婆阿那支阻止唐军，被阿史那社尔打败并斩首。唐朝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
  龟兹 亦曰丘兹、屈兹。该国从焉耆西南步行200里，度小山，经大小二条河，又步行700里才至。版图横1000里，纵600里。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出击，龟兹大恐，酋长均弃城逃走，阿史那社尔破其国王大城，征服了该国。唐朝将安西都护治所迁至此地。
  跋禄迦 即汉朝姑墨国。从龟兹往西600余里，越过一小沙碛即到，该国为小国，横600里，纵300里。
  素叶水城 从龟兹西北行500里即到。从素叶水城往西有数十城，都立君长，在唐时役属突厥。
  呾逻私城 从素叶城西400里的千泉再过300里，即到该城。
  笯赤建国 从呾逻私城往南50里即到。该国地广千里。
  石国 从笯赤建国往南200里即到。
  疏勒 亦称佉沙。该国周5000里。在唐朝时，与唐政府保持有贡纳关系。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唐朝还册封其君安定为疏勒王。
  朱俱波 亦称朱俱槃。即汉代的子合国。在于阗西1000里，葱岭北300里，西邻渴槃陀，北900里属疏勒，南3000里属女国。
  渴槃陀 又名汉陀，亦谓渴罗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未谷、不忍岭600里即到。离瓜州4500里，在朱俱波正西，南邻悬度山，北抵疏勒，西边是护密。唐开元年间，破平其国，在这里置葱岭守捉，是为安西都护府之极边戍。
  于阗 亦称瞿萨旦那、涣那、屈丹。北方的部族称之为于遁，或者叫豁旦。距瓜州4000余里，拥有汉时戎卢、扜弥、渠勒、皮山五国故地。唐高宗时，以其地为毗沙都督府，析十都，授其王伏门者雄为都督。
  精绝国 于阗东300里有建德力河，700里有精绝国。
  罽宾 即隋时漕国。地处葱岭之南，南距舍卫3000里。
  康国 又称萨木鞬。其南距史国150里，西北离西曹百余里，东南离米国百余里，北距中曹50里，地处那密水之南。唐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授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
  安国 又称布豁，亦曰捕喝。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几乎都是百里之距。
  东安 亦称小国，又名喝汗。地处那密水南边，东离何国200余里，西南到大安400里。
  东曹 其名又称率都内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都识匿。地处波悉山之北，即汉代的贰师城。东北距俱战提200里，北至石国，西达康国，东北到宁远，均相隔400余里。南边离吐火罗500余里。
  西曹 即隋时曹国。南与史国接壤。
  中曹 地处西曹东，康国之北。
  石国 又称柘支、柘析、赭时。即汉时大宛的北部边陲地区。东北接西突厥，西北邻波腊，南约200里到俱战提，西南与康国隔500里，方圆千余里。显庆三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
  米国 又名弥末、弭秣贺。北边与康国相隔百余里。显庆三年，唐朝以其地为南谧州，授予其君昭武开招为刺史。
  何国 又名屈霜你迦、贵霜匿，即汉代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
  火寻 又称货利习弥、过利。地处乌浒水的南边。西南与波斯接壤，西北连突厥曷萨。
  史国 又称佉沙、羯霜那。地处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显庆时，以其地为佉沙州，授予其君昭武失阿喝刺史。
  那色波 又称小史。地处吐火罗故地。东扼葱岭，西接波刺斯。
  呾密种 在缚刍水北，东西600余里。
  宁远 又名钹汗。地处真珠河北。显庆三年，唐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授予其王阿了参刺史。
  大勃律 又名布露。在吐蕃西，与小勃律相接，西邻北天竺、乌苌。在武则天时，其王被册封为苏弗舍利支离泥王。
  小勃律 东偏南距吐蕃王庭3000余里，东南离大勃律300余里。
  吐火罗 又称土豁罗、睹货逻。地处葱岭西，乌浒河以南，古夏地。显庆年间，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为二十四州，授其王阿史那为都督。
  悒怛国 即汉大月氏之种。
  俱兰 又称俱罗弩，与吐火罗相接，环地3000里，南部为大雪山，北邻俱鲁河。
  劫国 地处葱岭中，西及南邻赊弥，西北为悒怛国。
  越底延 南边距天竺3000里，西北行1000里至赊弥，东北5000里至瓜州，地处辛头水之北。
  谢? 地处吐火罗西南，本名漕矩吒，又叫漕矩。唐显庆时称诃达罗支。武则天时改称谢?。
  帆延 又名望衍、梵衍那。地处斯卑莫运山旁边，西北与护叶健接，东南邻罽宾，西南为诃达罗支，与吐火罗相连。显庆三年，以罗烂城为写凤都督府，缚时城为悉万州，授予其王写凤州都督。
  石汗那 又名斫汗那。自缚底野南入雪山，行400里得延帆，东临乌浒河。
  识匿 又叫瑟匿。东边与葱岭守捉所相隔500里，南与护密相隔300里，西北500里抵俱密。
  似没 北边与石国接壤。
  役槃 与康国相邻。
  俱密 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
  护密 又叫达摩悉铁帝、镬侃，地处吐火罗故地。横1600里，纵400里。
  箇失密 又名迦湿弥逻。北距勃律500里，环地4000里。控制着呾叉始罗、僧诃补罗、乌刺尸、半笯蹉、易逻阁补罗王国。
  骨咄 又称珂咄罗。其国纵横各1000里。
  苏毗 东与多弥接壤，西邻鹘莽硖。
  多弥 亦称难磨。濒临犁牛河。
  突厥 包括隋时分裂的东、西突厥。在隋末唐初，突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力量开始强大起来，因而成为不少地方割据势力争取援助的对象。唐高祖李渊基于国家初建、天下未定以及曾经借助突厥兵马等原因，对突厥采取了一种迁就的政策，致使突厥表面上和唐王朝友好，实际上几乎无月不犯唐之边境。据林干先生统计，在武德四年至九年间，突厥兵马犯唐边境的地点多达34处70余次①。唐军多次抵御，很少有取胜的时候，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均臣服。史称：“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①直至贞观元年，突厥东的奚、霫等数十部落，因反对突厥统治者的征敛无度，叛离突厥，归附唐朝。同年，原来附属于突厥、游牧于漠北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铁勒诸部，也相继背叛颉利。突厥内部的矛盾日益加深。贞观三年秋八月，太宗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代州都督张公瑾为副总管，发兵10余万，分数路出击突厥。李靖在阴山大败突厥后，东突厥政权灭亡。自阴山北至大漠，尽为唐朝所有。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冬十月，大漠以南归单于都护府管辖的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苏农等二十四州酋长起而响应，并且不断兴兵反唐。到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阿史那骨咄禄建立了“后突厥”政权。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骨咄禄死，默啜继立。默啜可汗时，拥兵40万，征服邻近各部族，进兵西域，征伐前西突厥诸部中那些没有归顺的。史载其在位时，“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②默啜可汗不仅经常发兵侵扰唐朝北部地区，而且把掠夺锋芒指向了西域和西突厥，派兵围攻北庭都护府和西突厥的部落，结果激化了内部矛盾，被回纥首领骨力裴罗攻没。
  至于隋时突厥分裂之后的西突厥，唐初，叶护可汗在位时的实力最强，北并铁勒，控弦数十万，占据乌孙故地（今伊犁河上游），后移汗庭于石国（今中亚塔什干）北之千泉。并于贞观中期，使西域不少城郭诸国臣服，派兵击灭了吐火罗等国，又发兵入侵唐之伊州。到唐高宗时，不断发兵讨伐西突厥，终于在显庆二年，将西突厥政权灭亡。唐朝统一了西突厥全部辖境，在沙钵罗（阿史那贺鲁）原来所统治的十姓地区（即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我国新疆西北部）设置了昆陵和濛池两个都护府。
  吐蕃 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在贞观初年，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并和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历史上有名的文成公主和亲就是发生在这时的事件。但是，唐朝和吐蕃的友好关系没有维持多久，永徽二年（公元650年），松赞干布死后，因为其孙子继位时年纪尚幼小，大权旁落于大相噶·东赞家族。他们完全背叛了吐蕃与唐朝友好相处的关系，违背了松赞干布的意愿。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与西突厥弓月部落首领和疏勒首领相勾结，进犯于阗地区。次年，攻破吐谷浑。不久，又越过阿尔金山，占据了鄯善和且末地区。到公元670年，一共占据了西域十八州。在公元679年前后，最终占领了安西四镇。公元737年，吐蕃占领了小勃律（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域20多个唐朝的属国转而臣服于吐蕃。公元747年，唐军在高仙芝的统帅下，攻占了小勃律，使失地又得以收回。但是，在这以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西部空虚，吐蕃再次乘机夺取了陇右、河西和安西四镇。公元790年，吐蕃在葛逻禄、白眼突厥的支持下，占领了全部西域地区。
  整个唐代，丝绸之路沿线曾经存在过的政权约略如上所述。这些政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绝大多数的政权虽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这些政权儿乎均曾臣服于某一强盛的部落或者城郭之国。
  其次，唐朝虽然一度控制了西域地区，并且在这里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政治、军事管理，但是有时不太稳定，往往处于一种交兵状况之中。
  再次，由于城郭之国与城郭之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使得部族融合空前加强，中原与这些地方政权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更加密切。
  第三节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民族构成与人口概况
  一、隋朝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民族构成与人口概况
  上节我们概述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地方政权。这一节，我们将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的部族构成和人口分布状况。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对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地方政权的部族构成与人口分布进行考证。
  吐谷浑系我国西北古代部族之一，其族源在史籍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根据《晋书》、《北史》、《宋书》中的《吐谷浑传》，我们清楚地得知，吐谷浑原是人名，并不是族名和国名。他原是居于辽东的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的庶出长子，分有部落1700户，在辽东一带游牧。西晋末年，吐谷浑乘晋室内乱和五胡乱华之际，从阴山南下，经河套，越陇山（今陕西陇县西陇山），止于抱罕（今甘肃临夏）西北的罕开原。随后，又向南和向西扩展。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吐谷浑死后①，其子孙控制的地区，东起洮水，西到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南抵昴城（今四川阿坝）、龙涸（今四川松潘），北至青海湖一带。即今天的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及青海等地。后来，它不断发展，到北朝时期，其势力已发展到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因此，从部族构成上来看，吐谷浑是属于鲜卑人。
  隋朝时吐谷浑的人口数量，史无明载，研究吐谷浑史者也从未有人注意该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做一些粗略的考证。
  从隋朝与吐谷浑的整个形势来看，可以说，两个政权之间基本上是处于一种长期战争的状态。所以，战争造成的人口耗减是影响吐谷浑人口数量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在隋朝与吐谷浑的交战中，损耗了多少人口呢？我们先将有关史实迻录如下：
  581年八月，“吐谷浑寇凉州，隋主遣行军元帅乐安公等步骑数万击之。谐击破吐谷浑于丰利山，又败其太子可博汗于青海，俘斩万计。”①
  由于元谐所统隋军大败吐谷浑军，“吕夸大惧，率其亲兵远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所部来降。”②
  583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浑寇隋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战，败死；汶州总管梁远击走之。又寇廓州，州兵击走之。”③
  583年，“六月，庚辰，隋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④
  584年二月，“隋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发五州兵击吐谷浑，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⑤
  开皇“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⑥
  “炀帝即位，......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勒兵袭吐谷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击之，大破其众。伏允遁洮，部落来降者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述追之急，伏见惧，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伏允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⑦
  有关隋朝吐谷浑人口的记载，约略如上所举。从所列材料中，我们可以统计出，被隋朝军队斩杀和被俘的确切人数为12.1万人，迫于某种原因而主动归附的先后有千余家，每家按传统的5口计，约5000余口。另有开皇三年六月，在梁远击破吐谷浑于尔汗山的战役中，被斩首和被俘人数不详；开皇元年，在隋军的打击之下，吐谷浑王侯13人各率所部人口来降的具体人数不清。笔者认为，尔汗山之役，之所以史无双方死亡、被俘人数的记载，主要是吐谷浑伤亡不甚大，很可能不超过千人，因为在有关隋军与吐谷浑和其他政权的交兵中，超过千人，甚至几百人者都有明确记载。因此，我们不妨把这次战役中吐谷浑所损失兵力当作1000人来看待。至于吐谷浑名王13人各率部落投降隋朝的具体人数，我们必须确定当时吐谷浑各部的人口数。据《隋书·吐谷浑》记载：开皇六年，被立为太子的嵬王诃因害怕被其父吕夸诛杀，“谋率部落万五千人户将归国，遣使诣阙，请兵迎接。”这次事件后来虽然被中止，但是，我们大致能分析出吐谷浑当时每部的人口约为“万五千人户”。这里又产生了两个问题，即每部到底是1.5万人，还是1.5万户。而且当时吐谷浑的部落是否有大小之分？所谓名王所部有多少人？从历代部落的组织情况来看，当以户计。从前引开皇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来看，大概名王所统部落有千余户。这样，13个名王所统约1.3万户，约6～7万人口左右。由此，我们可以估算出吐谷浑在隋时的人口总数当在20万人左右。
  党项《隋书·西域传·党项》云：“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可知党项是三苗的后裔。三苗作为我国古代部族名，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尚书·禹贡》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又《史记·五帝本纪》云：“三苗在江淮、荆州。”唐人张守节《正义》：“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则三苗在西徙以前，当在长江中游以南一带。西徙以后，在汉代与羌人同化，遂演变为羌部，故以“党项羌”命名。其种有宕昌、白狼等，均自称猕猴种。在隋时，这个部族仍处于游牧部落制阶段。“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不断“归化”、“内附”于隋者不少。“开皇四年，有千余家归化。五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①然而，在有关隋朝的文献中，既无党项人口数量的记载，又无其部落多少的记载。考之前史，《北史·党项传》与《隋书》所载，几乎毫无差别。稽诸唐史，《新唐书·西域·党项传》载其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碎氏、房当氏、米禽氏、拓跋氏等部落。如果隋唐时期党项部落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我们假定唐时党项的8个部落，大小各占一半，这样，就得出党项的人口总数约在6万左右。
  高昌《隋书·西域·高昌传》谓“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庭也”。早在汉代，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在这里安置老弱病员。其后为汉代的主要屯田区。汉人与当地的车师人联姻，繁衍生息。汉衰，河西阻绝，原来散戍西域各地的汉兵无法东归，集聚碛口，结寨自保，成为汉族居民最大的聚集地。十六国时期，这里在五凉王朝的统辖之下，后在北朝初年，建立了政权。因此，高昌国是汉民族聚居的地区。
  由于高昌是以汉族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加上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所以，在西域诸国中，它是为数不多的农业国。
  在当时的生态环境下，这里的人口多集中居住在城中。隋时，该国有城十八。据朱雷先生考证，“人口最多时达户8000，口3.77万。”①
  康国 《隋书·西域·康国传》云：“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康居国人在汉代称之为胡人，唐代和唐以后，仍称昭武九姓国的人为胡人②，所以，康国的人口，在种族上是属于所谓的胡人的。据《史记·大宛列传》云，汉时康居“控弦者八九万人。”司马迁所说的这个“控弦者八九万人”，是指骑射部队八九万人。而游牧部族的人口，兵员约占三分之一，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言：“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可以初步确定，汉代的康居，总人口数当在60万左右。到隋时，根据西域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在疆域不变的情况下，康居的人口当有所增加，极有可能超过60万人。
  安国 因为是汉时的安息国，又是昭武九姓国之一，“与康王同族”，所以，其部族为胡人。隋时其国人口数，今已无可考。
  毕国 因紧邻安国，又“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所以，在部族区分上，应是属于胡人。该国人口，《隋书·西域传》明言：“可千余家。”约折合5000人左右。
  石国 其部族和人口数均无考。
  女国 在隋时是丝绸之路经过地区最落后的地方政权，当时仍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人口属何种部族，文献无记载，不得而知，该国“人有万家”，约5万人左右。
  焉耆 为汉时旧国，其部族不详。按其“国内有九城，胜兵千余人”的记载，估计该国在隋时的人口约在2000～3000人。《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该国的情形是：“户万五千，口万二千，胜兵二万人。”基本上是在2～3人中，有1胜兵。
  龟兹 其部族构成不详。从其在隋时国内“胜兵者数千”的记载来看，估计人口在1万人左右。
  疏勒 其部族构成不详。从其在隋时“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胜兵者二千人”的记载来看，人口总数当在1万左右。
  于阗 其部族构成不详。从其在隋时“国中大城有五，小城数十，胜兵者数千人”的记载来看，人口总数当在1万人左右。
  钹汗 其部族构成不详。从其在隋时“胜兵数千人”的记载来看，人口总数约1万人左右。
  吐火罗 其部族构成不详。从其在隋时“胜兵者十万人，皆习战”的记载来看，吐火罗是隋时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国，总人口当在20～30万左右。
  悒怛国 在部族上，与大月氏同种。按其国在隋时“胜兵五六千人”估计，其人口约在1.5万人左右。
  米国 在部族构成上，因其为“康国之支庶”，所以，似属于古胡人。按其在隋时“胜兵数百人”估计，其人口仅1000人左右。
  史国 在部族构成上，因其亦为“康国王之支庶”，所以，似属于古胡人。按其在隋时“胜兵千余人”估计，其人口在2000～3000之间。
  曹国 其部族构成不可确考，因其为昭武九姓国之一，似应属于古胡人。该国在隋时“胜兵千余人”，估计其人口在2000～3000之间。
  何国 因其“亦康国王之族类”，所以，在部族构成上，何国人当属胡人。按其国在隋时“胜兵千人”，估计其人口在2000～3000之间。
  乌那曷 因其“亦康国种类”，故其为胡人。按其在隋时“胜兵数百人”，估计其人口在1000人上下。
  穆国 因其“亦康国王之种类”，故其为胡人。按其在隋时“胜兵二千人”，估计其人口在5000人左右。
  波斯 其部族的具体构成不详，应是以阿拉伯人为主。根据该国在隋时“胜兵二万余人”的事实，我们推测其人口当在5～6万左右。
  漕国 因其为“康国王之宗族”，故其部族属胡人。按其在隋时“胜兵者万余人”估计，其人口约为2～3万。
  突厥 关于突厥的族源，史书记载颇多歧义，或云：“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①或言：“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②或曰：“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③或说：“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④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著名民族史专家林干先生根据19世纪末在漠北鄂尔浑河畔发现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所云：“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的记载指出：按回纥为铁勒的主要构成部分，突厥既与回纥同族，可见突厥是属于铁勒的族系，是铁勒的一支。⑤
  公元584年，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击灭柔然汗国，在他们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后，又“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⑥建立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撒马尔汗和布哈拉的铁门，南自长城塞上，北包括贝加尔湖，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的突厥大帝国。隋朝取代北周之后，因突厥沙钵略可汗之妻为北周千金公主，她怂恿沙钵略进攻隋朝，“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从其纠集控弦之士40万攻打隋朝和游牧部族传统的兵民数量比例来看，突厥统治下的人口当在120万以上，很可能达到200万人左右。
  大业三年，突厥在隋朝的不断打击下，内部矛盾加剧，沙钵略可汗欲杀阿波可汗，阿波投奔西部达头可汗，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突厥。东突厥基本上与隋朝政府保持了一种依附关系。地处丝绸之路的西突厥，在分裂之初与隋为敌，后来在隋军的离间、打击之下，亦臣服于隋。
  突厥分裂时，双方的势力基本差不多。这从大业初年，司朝谒者崔君肃出使西突厥，对处罗可汗慰谕的话中可见一斑：
  突厥本一国也，中分为二，自相仇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启民与处罗国其势敌耳。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①
  但是，崔君肃所说东突厥启民可汗率兵百万入臣，恐怕这里的兵是指整个部落人口。因为从史实记载来看，启民可汗只是率部落内附，隋朝只是允许其居住在陕西、内蒙古河套的草原上，而并不见有其具体人口记载，况且拥有百万军队，其人口至少在300～400万以上，与当时整个东西突厥的人口数不合。
  事实上，如果把崔君肃所说的100万兵看成是100万人口，则与西突厥的情况基本一致。西突厥分裂之初，达头可汗令阿波率兵攻打沙钵略，史称“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②把当时的部落人口以“骑”作为计量单位。尚处于游牧阶段的东突厥，在内附时所有人口都骑着马，所以，崔君肃把他们都当成兵。在我国古代，往往把骑与兵合称，视为骑兵者是一种传统看法，因此崔君肃的误解，并不奇怪！
  再从当时东西突厥各自控制的地域范围来看，大小也基本相等，可见，东西突厥在分裂初期的人口大致相同，各为百万左右。
  后来，由于西突厥在隋朝的打击之下，昔日臣服、受其控制的不少国家和部落纷纷摆脱了它，因而人口大减。到大业八年，西突厥臣服隋以后，隋朝将处罗可汗的人口分为三部分：一是让其弟阙度设将弱万余口居于会宁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靖远县）；二是使特勤大奈将余众居于楼烦郡（治所在今山西省静乐县）；而处罗则率王兵精锐骑兵随炀帝巡游，充当了御林军。当然，在处罗可汗入隋之后，族人又立其叔父为王，号射匮可汗，另有数十万人口。
  铁勒文献记载：“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③由此可知，从族源上来说，铁勒是属于匈奴。不过，后来独立发展、演变为独立的一个部族，即古代历史上的铁勒。
  由于铁勒种类多，分布广泛，“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所以，人口数量也不少。据《隋书·北狄·铁勒》的记载，在独洛河的北边有外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姓，胜兵可达2万人，估算其人口在5～6万。在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有契苾、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讙、纥骨、也咥、于尼讙等，胜兵可达2万人，估算其人口亦在5～6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山、十〓、达契等，有1万兵，人口在2～3万。康国的北边，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嶻、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谒达者，有3万许兵，估算人口约7～8万。在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人口8000。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有近2万人。这些人相加，隋时，铁勒的人口大约在24万左右。
  以上是我们所考察的隋时丝绸之路沿线城郭诸国和地区的人口情况，因为文献中对有些城郭诸国和政权的记述不全，无部族性质、人口数量和社会生活等记述，所以我们无法考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文献不记载的城郭诸国和政权多为小国。因此，对我们估计隋时丝绸之路所经地区的人口总数，影响不是十分重大。
  由隋朝丝绸之路沿线部族构成和人口数量的考察，我们得知：
  第一，当时的部族构成成分虽然十分复杂，但是，基本上都是由我国先秦以来的边地部族演变而来的。
  第二，由于这些城郭诸国大多以游牧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人口的变动比较大，很少有完整、确切的人口数字。粗略估算丝绸之路所经过地区的人口约在200～300万左右。
  第三，因为隋王朝历经时期短，有些丝绸之路沿线城郭诸国没能够与隋朝进行联系，因而这些城郭诸国的情况不为隋朝所了解，使得我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遗漏之处。
  二、唐朝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民族构成与人口概况
  因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的空前加强，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一方面，民族融合的结果，使得这一时期各个政权的民族构成出现了混乱状况，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单一民族的政权基本上不存在了。另一方面，政权之间的隶属关系时断时续，疆域大小也在不断变化，给人口数量的考证带来了诸多困难，特别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使一个地区的人口经常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
  我们知道，自从贞观十年唐朝平定高昌，北殄突厥颉利之后，唐朝的疆域“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①我们不妨来看看两《唐书》对当时西域人口的记载：
  据《旧唐书·地理志三》的记载，唐时曾在丝绸之路所经过的西域地区设立过伊州、西州中都督府、北庭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等管理机构。
  当时之伊州，即隋时的伊吾郡。隋末，被西域诸部族占据，贞观四年归附，唐在此设置西伊州，两年之后，称伊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州为郡，是为伊吾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恢复伊州建置。《旧唐书·地理志》云：
  旧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六千七百七十八。天宝领县二，户二千四百六十七，口一万一百五十七。
  这里的“旧”指何时呢？从整个文字来看，是指天宝以前。既然伊州在隋代就已设郡，是否是指隋时的户口数？从《隋书》等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可能性不大，极可能是指贞观年间的户口数。具体说来，是唐太宗贞观十四年的户口数。著名学者岑仲勉先生曾在其《隋唐史》第40节《户口升降及收支大帐附和籴》中首倡其说，①指出其根据是《括地志》。魏王李泰的《括地志》今已散佚，据唐人徐坚《初学记·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所引：
  唐贞观十三年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省注）。凡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西克高昌，又置西州都护府及庭州，并六县，通前凡三百六十州。
  《括地志》所记州府县数与《旧唐书·地理志》完全相同。可见，《括地志》所透露出来的情况，反映出《旧唐书·地理志》所载伊州旧时之户口数是贞观十四年的情况。
  又唐人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载伊州的户数为1729。据冻国栋博士考证，《元和郡县志》的户数系自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前后的户部统计资料②。果如此，那么，伊州的户口数从贞观十四年至开元二十年（公元640～732年），再到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是呈大幅度增长趋势的，前后百余年间，增加了将近1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人口的机械变动所致，即由于唐政府向这一地区迁徙了大量的人口。具体迁徙情况，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述。
  西州中都督府即隋时之高昌国。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平定高昌后，设置西州都督府，下辖5个县。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改为都督府。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交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称西州。《旧唐书·地理志》云贞观年间领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5县，户6466。但《通典·边防七》高昌条载唐平高昌，获户8046，《旧唐书·高昌传》谓获户8000，记载迥异，这里以旧志为准。《元和郡县志》载开元时西州户数11647。《旧唐书·地理志》云天宝时，西州仍领5县，户数为9016，口数为49476人。天宝户数之所以较开元为少，是与唐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渐弱，不少人口内迁有关。
  北庭都护府是在贞观二十年四月，因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后，在此设立庭州的基础上，在长安二年（公元714年）改名而来的。从高宗永徽年间到玄宗天宝年间（公元650～756年），《旧唐书·地理志》谓北庭节度使管镇兵2万人，统摄突骑施、坚昆、斩啜，以及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镇兵万余人。贞观以前，仅领有金满1县，户数为2300。贞观年间，除仍领金满县以外，又新领轮台、蒲类2县。开元时，据《元和郡县志》载，户数增加到2676。《旧唐书·地理志》载天宝时，户2226，口9964人。
  北庭都护府除上述3县外，另有16番州即盐治州都督府、盐禄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大漠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金满州都督府、玄池州、哥系州、咽麫州、金附州、孤舒州、西盐州、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冯洛州。这16个番州，“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①因为部族复杂，处于游牧经济阶段，所以没有户口数。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以后，设置了西州都督府，治所在西州。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十一月，大将苏定方平定阿史那贺鲁，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于是，西边一直到波斯国的广大地区，全部隶属安西都护府。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因为吐火罗国归附，唐朝便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地区，均设置都督，督州80，县110，军府126。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月，吐蕃攻陷安西都护府后，安西都护府所辖地区全部落入吐蕃之手。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唐军打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随后，因唐军戍边兵内调，回鹘等部族崛起，安西都护府所辖地区又陷入吐蕃。可能因为安西都护府地域辽阔，远离朝廷，唐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统治不及北庭州都护府等地区，所以，两《唐书》中对这一地区的记述极为简略，其户口数均无叙述。不过，我们可以从其所管辖的安西四镇的人口情况来做些蠡测：
  四镇之一的焉耆，即焉耆国。史载其“户四千，胜兵二千。”②以传统的每户5口计，人口约在2万左右③。四镇之一的龟兹镇，即汉魏时期的龟兹国。《旧唐书·西域传》云其在唐天宝年间这里“胜兵数千”。《新唐书·西域传（上）》载阿史那社尔发铁勒十三部兵10万征讨时，“凡破五大城，男女数万，遣使者谕降小城七百余。”其人口数约3～5万。四镇之一的于阗，在当时称为毗沙都督府，亦“胜兵四千”①。我们如果仍认为它的兵员数和人口数的比例与焉耆一致，那么其人口数为4万左右。四镇之一的疏勒镇，“胜兵二千”②，这个兵员数与焉耆相同，我们姑且把它的兵员与人口数的比例看成是与焉耆相同，那么疏勒当时的人口数则为2万左右。
  从上面我们对安西四镇中兵员数与人口数比例的换算，可以约略地知道安西都护府地区的人口在13万左右。
  除了伊州、西州中都督府、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之外，在丝绸之路的西南段地区，唐时还有所谓的“西域十六都督州府”。这16个都督州府是在龙朔元年，西域诸国派使者到唐朝表示内附以后设立的，共计统州80，县110，军府126，这些都督州府名义上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实质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一种虚空的东西，唐朝政府不可能对其进行具体管辖和统治。
  16个都督州府的具体设置情况如下：
  月氏都督府 设置于吐火罗国所治的遏换城。
  太汗都督府 设置于嚈哒部落所治的活路城。
  条支都督府 设置于诃达罗支国所治的伏宝瑟颠城。
  大马都督府 设置于解苏国所治的数瞒城。
  高附都督府 设置于骨咄施国所治的妖沙城。
  修鲜都督府 设置于罽宾国所治的遏纥城。
  写凤都督府 设置于失苑延国所治的伏戾城。
  悦般都督府 设置于石汗那国所治的豔城。
  奇沙州 设置于护特徤国所治的遏密城。
  和默州 设置于怛没国所治的怛城。
  挔獓州 设置于乌拉喝国所治的摩竭城。
  昆墟州 设置于护密多国所治的抵宝那城。
  至拔州 充置于俱密国所治的措瑟城。
  鸟飞州 设置于护密多国所治的摸廷城。
  王庭州 设置于久越得犍国所治的步师城。
  波斯都督府 设置于波斯国所治的陵城。
  因为上述16都督州府远离唐朝朝廷，基本上都是汉魏以来的一些独立的游牧或者农耕部族所建立的政权，唐朝虽然名义上任命这些政权原有的国王或者部落首领为都督府和州的都督、刺史等，但对这些都督府、州内部的具体事务处于一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的状况中，这些政权与唐朝保持的朝贡关系也只是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这段时间。在这些都督州府人口数量无确切记载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把该地区原来所建诸国政权的人口数量作为参考。在吐火罗国势力强盛时，这些地区除波斯、罽宾外，大多役属于吐火罗，而史称吐火罗强盛时，“胜兵十万”①。按照前面焉耆的兵户口数比例，人口数当为20～30万人。但是，这个数字不确切，因为该国“国土著，少女多男”②，这就意味着兵员数与人口数的比例不可能是1∶3。根据当时游牧部族的人口特点，这10万兵，便是吐火罗国的青壮年男子。我们不妨先作一个假设：假设在吐火罗总人口中，老、壮、幼各占1/3，那么，胜兵的人将为总人口的2/3；假设吐火罗国男多女少，其比例为2∶1，即国中有2个男子，才有1个女子。如果上述假设能成立的话，吐火罗的人口数将为23万左右。
  至于其他一些不隶属于吐火罗的国家和政权，其人口数量，在文献中均无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些城郭诸国和政权曾经或臣属于吐蕃，或臣属于突厥，到后来又归回鹘控制，因此，这些政权的人口数量似应在吐蕃、突厥、回鹘强盛时的人口数量之中。我们如能考察出这几个政权的人口数量，再加上伊州、西州中都督府、北庭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等的人口数，即可知道唐代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大致的人口数量。
  （一）关于吐蕃的人口数
  吐蕃在8世纪末9世纪初极盛时的疆域北至天山山脉及今中蒙边界，西至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地区。可见丝绸之路沿线，有相当辽阔的地区曾被它控制过。吐蕃当时有多少人口，在汉文史料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记载。刘瑞主编的《中国人口·西藏人口》一书，根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和《五部遗教》记载，推论指出：“7世纪时吐蕃王朝强盛时期的西藏地区人口总数，当在386万上下......”我们认为，这一人口数字与元朝到清末，西藏的人口都在100万上下相比，差异很大。如果刘瑞主编一书的推论是接近实际的话，那么，唐时吐蕃的人口之所以会高出元朝至近代西藏人口的280多万，其解释只能有二：一是在唐代不仅吐蕃的疆域空前扩大，而且经常掠夺汉人、羌人和西域人口进入西藏地区，使得人口数量大大增加；二是在唐以后，宗教因素造成了西藏人口大幅度下降。
  吐蕃在强盛之时所开拓的疆土到底有多少呢？根据宗教因素对人口增长的消极作用明显表现在西藏奉藏传佛教以后，特别是在格鲁派占统治地位以后，有人推测其影响使人口减少1/3以上。也就是说，元朝到清末这段时期，之所以藏族人口只有100万左右，是因为宗教使唐代的386万人口中减少了115万以上。那么，吐蕃强盛，掠夺的羌人、汉人、西域人口，以及强占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总人口当在170万左右。又根据天宝年间的户口计算，在吐蕃统治区的汉人至少有70～80万①，减去这一人口数以后，余下的90余万人口则为其掠夺的西域人口、羌人和占领的西域地区的人口。
  当时吐蕃所征服的羌人，主要是苏毗、羊同等部。而《新唐书·苏毗传》说：“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硖，户三万。”如果也以汉人的每户5口人计，羌人中苏毗的人口数约15万左右。羊同，《唐会要》载：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
  可知其为游牧部族，按照当时游牧部族人口构成中兵员与非兵员的比例为1∶3左右，那么，羊同的人口数接近40万左右。
  当减去羌人人数之后，便得出吐蕃征服丝绸之路经过地区的人口数量为35万左右，而我们能够确知的被吐蕃占领的丝绸之路的安西四镇的人口数为12～13万，那么，不能确知地区的人口数则为22万左右。
  （二）关于突厥的人口数量
  突厥在隋时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分布在蒙古高原至贝加尔湖以北的辽阔地区，趁隋末大乱，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之机，他们越过阴山南下，在掳掠了不少汉族人口的同时，也收容了大批中原流民，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今天的山西、陕西北部一带，又控制了东部的契丹、室韦和西部的吐谷浑、高昌等部族。唐朝建立之后，一直到贞观四年，才被灭亡。《旧唐书·突厥传》称其“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似乎兵士就有百余万。
  作为游牧部族的突厥，即使考虑到其妇女和儿童都能骑射，要达到兵士100万，总人口至少在200万以上。突厥到底有没有百万之兵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与唐朝作战时的兵力数量。《旧唐书·突厥传》所记载的突厥的几次军事行动，突厥出动的兵力最多一次是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颉利可汗“自率十余万骑”，而且在颉利可汗被灭以后，魏征提到“今降者几至十万”。像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出征，虽不是倾国之兵，但应是出动了其国的大部分兵力，这是符合游牧部族特点的，至少出动了总兵力的一半。假使其出动的兵力为总兵力的一半，则其兵力为20万左右，那么，其部族人口当在80万以内。另外，被突厥控制的区域内的人口还应包括高昌、吐谷浑、室韦、契丹及其他众多的部族，他们的人口当超过20万。这样，突厥人口当在百万左右。与所谓“控弦百余万”，正相吻合，所以，《旧唐书·突厥传》中所谓的“控弦百余万”，实指其人口总数。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突厥再次兴起，据有故地，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为唐所灭，余众归于回纥。据《旧唐书·突厥传》：
  初，默啜景云中（公元710～711年）率兵西击娑葛，破灭之。契丹及奚自神功（公元697年）之后，常受其征役。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自恃兵威，虐用其众。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
  根据这一材料，稽以前所述及可知，突厥在唐中叶再次兴起以后，其部族人口为40余万。突厥人口之所以减少，一方面是原来的不少人口归附了唐朝，有的甚至被汉化；另一方面，受其“征役”的人口数量大大减少。正因为如此，文献中记载突厥用兵，最多的一次是“率众十余万”；也因其人口大大减少，所以唐朝出动30万兵力，能够将其逐出塞外。
  西突厥在隋末唐初，“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控制了今新疆全部和中亚大部。《旧唐书·突厥传》所载“控弦数十万”，是目前我们能够作为了解西突厥人口的主要材料，但是，这一材料不仅数字粗略，而且还包括突厥所控制的各部族的兵力在内。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沙钵罗可汗“总有西域诸郡”，也有“胜兵数十万”。如果这个数十万，按20～30万来看待，则沙钵罗可汗时的西突厥人口数就高达几百万。但是，从有关的材料来看，这个“胜兵数十万”的记载大成问题。理由是唐朝灭亡西突厥时，动用的兵力不过7万，即使加上调遣当地部族也不会超过10万，用10万人去征讨一个拥有几十万军队的游牧部族，恐怕实非易事。不惟如此，而且到垂拱以后，西突厥在唐军的打击和西域各地部族的反抗之下，余众6～7万随斛瑟罗徙内地。另一支突骑施于圣历中（公元698～700年）分别在碎叶川（今中亚吉尔吉斯楚河流域）和伊丽水（今伊犁河流域）建大小牙帐，《旧唐书·突厥传》云其“众二十万”。这20万人与内徙的6～7万，以及被唐军消灭、俘获和逃亡的人口数相加，30余万应无问题，正与我们所估料的西突厥人数相吻合。
  （三）关于回纥（回鹘）的人口数量
  回纥在隋时称为铁勒，分布在今贝加尔湖一带。隋朝末年，趁突厥南下之际，它南迁到婆陵水（今色楞格河）流域一带游牧。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当时“胜兵五万，人口十万人”。突厥被唐朝灭亡后，回纥吸收了其部分人口，人口数量得以增加，所以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回纥能派“五万骑”帮助唐朝破西突厥，收复北庭。如果凭借其本部的10万人口，派出5万骑兵助唐，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天宝初年，唐朝再度灭突厥后，回纥逐渐完全控制了突厥旧地，达到极盛。以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大举南下时，唐朝开始得到的情报是“回纥登里可汗倾国自来，有众十万”。这南下的10万人，加上留在原地的，估计有20-30万人左右。贞元四年，回纥改称回鹘。开成五年（公元840年），被黠戛斯10万骑兵攻破，人口四散。
  唐代丝绸之路经过地区的人口分布约略如上所述。尽管我们在论述时，试图更科学些，但是，我们所得出的人口数量具有很大的水分，其中最明显地表现在：伊州、西州中都督府、北庭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等所辖地区的人口数量主要以天宝年间为依据，而吐蕃、突厥、回纥等的人口数，则是他们极盛时期的数字。因此，这些数字中的重复或者遗漏之处在所难免。
  在部族构成方面，唐代丝绸之路经过的诸国和地区的部族族属与隋时相比，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唯一的区别在于，唐代的民族融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各边地部族杂居的现象更加明显。在民族融合空前加强的形势下，部族的族属特征就没有以前鲜明。正因为如此，在原来部族的基础上，也演变成了一些新的部族，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回纥。
  回纥是由九姓氏族联合组成，唐发生“安史之乱”，回纥出兵助唐，收复了长安、洛阳，后与唐结成“甥舅姻亲”关系。按其本意，回纥乃是“联合”、“结合”、“同盟”之意。其族源据《旧唐书，回纥传》云：
  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众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铁勒??隋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突厥，大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为变，遂集其渠帅数百人尽诛之，铁勒由是叛。铁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并号俟斤，遂称回纥焉。
  可见，回纥最初是属于匈奴人，在北魏时为铁勒（别号高车）六部之一的袁纥部。回纥的组成，据两《唐书》和《唐会要》记载，有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和外九部（又称九姓乌古斯）。内九族是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所谓外九部，是指到了唐初，以强大的回纥为基础，联合或收并仆固、浑、同罗、拔野古、思结、契苾、拔悉密、葛逻禄，加上阿跌部，又称“十姓回纥”。
  回纥这个迅速崛起的部族，到唐朝中叶，统辖的疆域十分辽阔。据史籍记载，其疆域是“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①，大致相当于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接贝加尔湖，南边与唐王朝为邻。
  回纥的崛起，给丝绸之路东段、中段的部族构成以重大影响。从此以后，丝绸之路东段、中段的许多部族与部落逐渐被融合，他们的名称在历史舞台上也就销声匿迹了。
  第四节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人口迁移
  同任何时候的人口迁移一样，隋唐时期的人口迁移是双向的，即由隋唐王朝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迁移、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向隋唐王朝迁移，以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之间彼此相互迁移等形式组成。
  一、隋唐政府向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人口迁移
  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频繁更替，但是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没有终止，民间的商业往来随着对丝绸之路的更加了解和熟悉而较两汉时期活跃。经济往来的结果，不仅扩大了中原王朝在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影响，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促进了经济的共同发展，而且增强了彼此间的了解，为隋朝对丝绸之路，尤其是西域的经营奠定了基础。所以，到大一统的隋唐王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双方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除了长期以来自发存在的那种民间的商业活动所引发的人口流动以外，还有由隋唐政府所派遣的人员。换言之，在那时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口中，有官方派遣从事某种特殊使命的，也有民间为追逐丝绸贸易而私自行动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历代史籍中只注重官方的活动，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的活动。在有关隋唐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受到那三三两两驮着丝绸的驼队所从事的民间丝绸贸易活动，而不能寻找出驼队的主人。
  相比之下，由官府所派遣的人员的往来，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从有关材料来看，隋唐王朝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迁徙的人口，除官府组织的丝绸等贸易外，还包括遣兵屯戍、派驻官员、进行和亲，以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对隋唐的人口掠夺等方面。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隋唐王朝，凭借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实力，都对西域进行了经营，并且通过一系列措施，使西域不少部族和城郭诸国臣服、依附。特别是强大的唐王朝，中央政府不仅在丝路沿线区同中原内地一样实行了州、县、乡、里制度，一部分地区同其他边境一样实行了都护府、都督府、州制度，而且还派遣了军队和官吏进行控制和直接统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性（又可称之为军事性）的移民。
  隋时，文帝和炀帝用武力等手段分裂突厥，使其臣服，在打败吐谷浑和铁勒等之后，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先后设置了鄯善、且末和伊吾郡。当把内地的郡县制推广到这些地区之后，自然有不少人被派去任官。不惟如此，而且还有军队驻守，有民众去开发这些地区。如隋炀帝即位以后，派宇文述打败吐谷浑伏允可汗，“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署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①大业年间，炀帝又以罪人为兵配防，置西海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事详《隋书·食货志》。京北杜陵人史万岁曾配敦煌为戍卒之事，便是隋朝时内地向丝绸之路地区迁徙人口的例子。②总之，隋朝政府为了加强对丝绸之路所经地区，特别是西域地区的控制，效法了汉代以来的成规，迁徙犯罪的人口实边。其确切人数虽已无可考，但征发全国范围内的轻罪犯人，绝不是个别情况。
  唐代，都护府是唐政府在西域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大都护府设大都护一人，从二品，权大位高，通常委派宗王遥领其职。大都护以下，设副大都护二人，从三品；副都护二人，正四品。都护府的属吏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各一人、录事二人，以及正七品级的功、仓、户、兵、法等各曹军事各一人。在都护府下，分军事、行政两大系统。其中军事系统在安西大都护下，统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及碎叶5个重镇。这5个镇均设镇守使，官阶三品。除了这5个重镇以外，在“安史之乱”以前，西域的军事建置是：“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③。都护府下的行政系统又包括两种：一是在今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实行州、县两级行政管理，每州设刺史一人，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各一人。另有功、仓、户、兵、法、士诸曹，各曹官员称参军。县设县令、丞、主簿各一人，尉一至二人。乡有耆老，里有里长。另一种情况，则是在西突厥和其他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即设立羁縻府州制。具体办法是保留原来部族首领的政治地位，按部落或地区大小，列置羁縻府、州、县。
  有关军事系统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唐朝廷从内地派驻的，而民政系统中在今新疆东部地区的州、县行政管理地区的官员，则也有一小部分官员由唐政府直接派遣、任命，羁縻于府、州制下，完全保留原来部族首领的地位，按部落或地区大小，分别设置羁縻府、州、县，任命本部族大小首领担任都护或都督、刺史、县令等官，官制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到了西域广大地区。当然这种迁徙有的是较长时期或较短时期的，但也不排除有的人员终生留在西域。
  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域还驻扎了大量军队，这些军队具体有驻碎叶的保大军、伊州的伊吾军、西州的天山军、轮台的静塞军。在博尔塔拉与伊犁河之间的有金牙军，在今喀什河附近的有玉河军、瀚海军、清海军、濛池军等。军的下属机构分别是守捉、城、镇、烽、戍。其中安西节度使有兵士2.4万人，北庭节度使有兵2万人①。这些军队，凡是属于各军、守捉、城、镇的，每年换防，“烽戍逻卒，万里相继”②。他们在有战争时打仗，没有战事时则守戍边防，并“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牛羊。”③据统计，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安西都护府有20屯，疏勒有7屯，焉耆有7屯，北庭都护府有20屯，伊吾军有1屯，天山军有1屯，共56屯④。屯田的兵士来自全国各地，敦煌石窟发现的《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张君义告身》中说，他和他的同伴在“安西镇守军镇”，在镇多年，积劳有功，受到表彰。同他一起授奖的共有263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其中有南方的洪州（今江西南昌）、婺州（今浙江金华）、润州（今江苏丹徒）；北方的燕州（今北京市顺义）、冀州（今河北冀县）；东部的青州（今山东益都）；河南的汝州（今河南临汝）、汴州（今河南开封）；西北的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沙州（今甘肃安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兰州（今甘肃兰州）、灵州（今宁夏灵武）。⑤
  从事屯田的除了那些长期驻防的兵士外，还有“谪罪人以戍”⑥，即征发所谓的犯人戍边屯田。唐代沿袭了隋代迁徙犯人实边的做法，《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辛未诏称：
  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
  这条材料所说“配西州为户”和“徙防西州”的包括两类犯人，前者是说在京及诸州的死罪囚犯（或免死配流），后者是指流人。再稽以《新唐书·刑法志》载此事说：“十四年，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寝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说明唐朝政府徙犯人至边境屯田不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主要地区在西域的西州。迁徙的人口是否落户于西域了呢？《旧唐书·褚遂良传》载其上疏云：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止能扰于边城，实无益于行阵。
  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去来，遇之多死......
  褚遂良所言亦即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以流人徙防西州事，从下文看，唐太宗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且配西州为户的死罪囚徒也没有迁回。以后这种罪犯注籍迁徙似乎还成了成规。玄宗《谒五陵赦》中所提到的诸流人及戍奴“量移近处编附为百姓”①，便是这种规定。据《旧唐书·陆贽传》所收录的陆贽论防秋兵事中所云：
  复有抵犯刑禁，谪徙军城，意欲增户实边，兼令展效自赎。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适足烦于防卫，谅无望于功庸，虽前代时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也。
  看来，在中唐时，迁徙罪犯实边仍很普遍。因此，我们说，唐代在以戍边、巩固边防方面所引发的人口迁移，是长时期内存在的。
  为了维护中原王朝与周边诸国、地区的睦邻关系，“和亲”是一种重要的手段。隋唐时，在控制了征服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以后，通常以“和亲”来维系既得的成果。我们知道，所谓“和亲”，就是使中原王朝的皇帝与周边诸国、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建立一种“翁婿”关系，即中原王朝将宗室女子出嫁异域。由于这种“和亲”活动，使得不少中原人被迁到异域。这是因为“和亲”不只是出嫁公主一人，而是有不少随从，跟随着被出嫁的公主一起而去。有据可查的隋朝和亲有如下一些：
  大业八年，“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②
  大业“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为信义公主，嫁于突厥曷安那可
  汗。”③
  大业“十七年，突利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
  安义公主。”④
  大业十九年，“安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⑤
  唐代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的“和亲”更加频繁，由此引发的人口迁移规模也更大。除了与吐蕃之间发生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和亲事件以外，唐时主要与突厥、回纥以及薛延陀、于阗等政权之间发生过和亲，以突厥而论，虽然双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但“和亲”之事接连不断。以《资治通鉴》的记载为例：
  贞观二十年“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①
  景云二年“三月，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突厥默啜。”②
  开元二年“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复遣使求婚，自称‘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③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庚子，以十性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④
  唐时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和亲”次数最多的当推回纥。公元758年，回纥可汗请求和亲，唐肃宗“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妻之。”⑤此次和亲除皇帝的女儿外，还以荣王李业之女陪嫁为妾。宝应二年（公元762年），因回纥登里可汗助唐平定史朝义有功，唐朝将仆骨怀恩之女嫁给他，封之为光亲可敦。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光亲可敦死去，代宗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又以仆骨怀恩幼女封为崇徽公主妻之。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顿莫贺多次请求和亲，唐德宗许以其第八女咸安公主妻可汗。公元821年，唐穆宗再将太和公主嫁给崇德可汗。总之，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唐朝与回纥和亲，从唐中叶的肃宗至德年间起，历经代、德、顺、宪、穆六帝，共90余年，先后嫁宁国、咸安、太和3位公主和4位大臣宗室女。⑥
  至于其他部落、城郭诸国和政权，唐朝亦常与之“和亲”。如薛延陀部，唐太宗就曾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拜右骁卫大将军。”⑦又如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十二月“癸卯，以宗女为和义公主，嫁宁远奉化王阿悉烂达干。”⑧如此种种，不一一悉举。
  隋唐王朝与西域诸国和政权之间的“和亲”，并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公主向这些城郭诸国和地区迁徙，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随公主一起外迁，这些人包括公主的奴仆、侍婢、护卫等。因此，和亲的结果除了有利于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外，还是加速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不少城郭诸国和政权尽管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试图通过“和亲”的方式来维系，但是，“和亲”并没有满足像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等边疆政权的要求，他们在要求“和亲”的同时，对隋唐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掠夺与战争。结果使得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的不少百姓被掠夺到了西域地区。这种人口掠夺，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口迁移。
  在隋时，掠夺隋王朝边地人口的主要是突厥、吐谷浑。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突厥在隋朝和唐初，对中原王朝几乎是无月不寇，而且往往是胜多败少。突厥入寇的目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将所掠之人沦为奴隶，并掠夺牲畜和财物。隋时突厥究竟掠夺了多少人口，史无明载，但从其连绵不断地入侵、掠夺来看，应不在少数。同样，吐谷浑也掠夺了不少隋朝的人口。
  唐时，被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掠走的人口，在文献中多有披露，兹略举几例，以示说明：
  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突厥处罗可汗至并州，“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①
  同年，莫贺咄设侵扰凉州（今甘肃武威县一带）掠去男女数千人。②
  武德五年，突厥“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闻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③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突厥默啜可汗进犯唐边，“则天乃立庐陵王为皇太子，令充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军未发而默啜尽抄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过残杀，不可胜数。”④
  唐太宗即位，吐谷浑伏允，“遣其洛阳公来朝，使未返，大掠鄯州而去。”⑤
  大历八年，吐蕃“六万骑侵灵州，败民稼，进寇泾、邠，浑瑊与战不利，副将死，略数千户。”⑥
  上面我们所罗列的材料，主要是突厥、吐谷浑、吐蕃3个部族从唐朝边陲地区掠夺的人口，至于后来像西突厥、回纥以及吐蕃在北庭都护府辖境、西州等地掠夺的人口，我们将放在后面去探讨。
  掳掠，这种野蛮的人口迁移方式，在唐时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中，应该说是一种规模较大的人口迁移方式。整个隋唐时期，到底有多少中原人被西域诸国所掳掠而去，已无法统计，但是，保守的估计恐怕会在20万人以上。因为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一次就从突厥统治者手中赎回了自隋末以来被俘、沦为奴隶的汉人8万人，武则天时又被掠去了8～9万人。
  隋唐王朝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的人口迁移，除政府组织的以外，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势之下民众自发的迁徙。这种特殊情况包括为生活所逼、避乱、亡命等。在隋时，如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时有流人杨钦亡入突厥中，谬云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谋反，令大义公主发兵扰兵。”①隋末，因乱离，中原人归附突厥的人无数，突厥“遂大强盛，势陵中夏。”②”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于突厥。”③“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位，华人多往依之。”④隋末，义成公主“从弟善经，避乱在突厥”⑤。唐代因生活所逼、避难、亡命等所造成的人口迁移，除了一些入居唐朝的西域人思念故乡而返回外，主要是因“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后，部分人口因不堪战乱而移居西土的。《唐会要·孝廉举》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六月二十日条下载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里选察秀才孝廉，中书舍人贾至议曰：
  杨绾所奏，实为正论，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
  按贾至所说之“衣冠”当主要指北方各道州的官僚士大夫而言。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这些官僚士大夫都被迫迁移，居于故里者“百无一二”，因而依古代“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自然无法推行。这当中固然主要是避乱于江南，但应有少量流落西域者，可惜因文献缺乏具体记载，我们难以知其详。
  二、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向隋唐王朝的人口迁移
  在隋唐两代的人口不断向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诸国迁移的同时，也有不少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人口迁移到了隋唐王朝。虽然著名中外史地专家冯承钧先生曾在其《唐代华化蕃胡考》、日本桑原隲藏博士的《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以及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论著中⑥，有过考述，但是，上述论著所研究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统治者，而且还多有漏落，因此，本书在上述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将视野置于当时的各个阶层，并对前贤遗漏之处，试作补充。
  （一）战争所引起的人口迁移
  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向隋唐王朝的人口迁移，与隋唐王朝向这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样，存在着强制性和自发性。所谓强制性，主要是指迫于某种压力（主要是战争），被迫内迁的兵士和民众。简单地说，就是战俘。
  因战争迁入隋唐王朝的人口，在这一时期数量很大，这主要是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锐意经营丝绸之路，隋炀帝甚至为此而不惜倾国之兵，近乎穷兵黩武。翻检有关史料，战败内迁的人口包括：
  仁寿元年，“是岁，（突厥）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霫五部内徙。”①
  大业初，“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突厥）处罗......顾可汗母向氏，本中国人，归在京师，处于宾馆。”②
  大业七年冬，突厥“处罗朝于临朔官，明年元会......诏留其累弱万余口，令其弟达度阙牧畜会宁郡。”③
  “炀帝即位，（吐谷浑）伏允遣其子顺来朝......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
  口。”④
  “高昌国者......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⑤
  “党项羌......开皇四年，有千余家归化。五年，拓跋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⑥
  开皇四年二月，“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又“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⑦
  仁寿元年“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⑧
  大业五年五月，吐谷浑“其仙头王被围穷蹙，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⑨
  因战争之故而引发的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向唐朝的移民，与隋代相比，规模要大得多，我们不妨先摘录有关资料如下：
  贞观四年，突厥灭亡，“颉利乘千里马，独骑奔于从姪沙钵罗部落，三月，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从奄至沙钵罗营，生擒颉利送于京师??仍
  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⑩
  突厥灭亡之后，“思结俟斤以四万众降，可汗弟欲谷设奔高昌，既而亦来降。”?
  突厥“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这次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
  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
  突厥别部的车鼻被唐军所俘之后，“高宗数其罪而赦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以统之。”①
  突厥思摩在突厥灭亡后，在定襄城“居三年，不能得其众......因入朝愿留宿卫，更拜右武卫将军......卒京师。”②
  贞观十三年，唐军出兵高昌，“大军继之，攻拔其城，虏男女七千余口，进逼其部。”③
  唐太宗在攻灭高昌后，“徙高昌豪杰于中国。”④
  唐高宗时，吐蕃进攻吐谷浑，兼并了吐谷浑，“诸曷钵以亲信数千帐来内属，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始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置安乐州。”⑤
  太宗贞观年间，李出兵铁勒，“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计。”⑥
  从以上罗列的材料来看，在因战争而引发的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向唐朝的人口迁移，其主要对象是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和回鹘等少数势力强大且又多次进犯唐朝边境，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政权。在移民中，主要是这些政权的王公贵族、部落酋长和军事将领。他们中除了那些兵士和普通百姓被安置在灵州等西北边陲地区外，主要是迁徙到长安和洛阳等唐朝的政治中心。有关他们被迁徙到长安、洛阳的事实，文献中亦有反映，如《旧唐书·高昌传》云：“麹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地下发掘的材料则似乎比传世的文献要丰富得多，公元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5号墓和24号墓出土的家信就为我们提供了唐时被迁到洛州的高昌国君臣及其豪右的地位沉浮、经济生活状况。并且，透过这些人的具体生活，我们还能了解唐王朝的移民政策。
  家信有：1.唐贞观二十年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2.唐赵义深与阿婆家书。3.唐麹连、武通家书⑦。4.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一。5.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二。6.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三。7.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四⑧。这7封家信都是寄自洛州。从第1、2封家信，我们可知赵义深一家成员有阿婆、两个阿舅、两个阿姨、阿兄、阿嫂、居子、赵义深等9人。其中阿婆、两个阿舅、两个阿姨、阿兄、阿嫂居在西州，居子、赵义深已迁到洛州。
  从第3封家信可知麹连家族的成员有麹连的阿叔、叔母、姐、兄、兄妇、两个侄女，这些人都在西州，大概只有麹连及其妻室儿女在洛州。
  从第4、5、6、7封信可知迁到洛州的李贺子、李举仁是兄弟，其家庭成员可知者有阿郎（父）、阿婆（母）、兄李贺子、李举仁以及李贺子的两个儿子、李举仁的一个女儿。这些人当中，阿郎、阿婆和阿兄住在西州。
  从以上几封家信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家庭从高昌迁徙出来时，并不是全族、全家迁徙，而是除父母、阿舅、阿姨、阿叔、兄姐等外其余的人（包括未成年子女）被迁至洛州。这种情况亦见于张怀寂。张怀寂迁到洛州时，他的母亲被允许留在原地。①这种人为地造成一家一族分而居住的人口迁徙政策，其目的何在？正如朱雷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唐太宗考虑到高昌长期割据历史，因而形成某些大族头首的割据心理，故在平高昌后，采取将麹氏王族及‘官人头首’全部内徙，安置于洛阳，以便就近控制......正因为如此，太宗既消灭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割据苗头，同时又安定了西州的局面。”②
  隋唐对待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当然也包括东北、西南等其他周边地区），在用武力使他们臣服之后，所采取的迁徙其大族头首入居长安、洛阳等统治中心地区的这种政策，并不是唐朝始创，而是早在先秦、秦汉时期即已有之，如秦时灭亡其他诸侯国以后，将其贵族迁徙到他们控制力量强大的地区。但是，唐代的这种政策又较前代更进了一步，既兼顾到了被征服地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又将当地的大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同时，为了消弭这些被迁徙大族的不满情绪，唐朝政府还承办了他们的婚姻，妻子由政府配给，此可以《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为证。该文书有云：“□□尽给妇，高昌有妇人，不得妇。举儿得□妇，竟正是好人子紩（姪）。”
  （二）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
  除战争原因外，还有以“质子”形式进行的人口迁移，这种情况在隋唐时代十分普遍。
  于阗王室，相传在唐以前即属Vijaya一族。据斯坦因（M .A .S tein ）及S tenK onow等人研究，西藏文献中之Vijaya即S aka语中之Visa ，我国史籍中之于阗王室尉迟氏即Visa一词之译音。于阗国人入居中原，均以尉迟为姓。隋唐之际才从西域入居内地的尉迟氏，最著名的有画家尉迟跋质那及尉迟乙僧父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
  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
  史书上虽然没有说尉迟乙僧及其父跋质那是于阗质子，但是，向达先生认为他们“父子同封郡公，乙僧并授宿卫，非质子不能至此。跋质那，《名画记》列之隋代，则跋质那及乙僧乃父子同为质子而入居长安者也。”①
  又高僧“释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也，名乐。受性聪利。■鸿胪寺，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而深患尘劳，唯思脱屣。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为寺，勅允，题牓曰奉恩是也。”②按《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智严传》谓智严“自惟生居异域，长自中华，幸得侍奉四朝，班荣宠极。”③智严为中宗时人，上溯四朝，应是在唐初，与大、小尉迟同时，可能他们是一同入质的。《旧唐书·尉迟胜传》云：
  尉迟胜，本于阗王珪之长子，少嗣位，天宝中来朝，献名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还国。......至德初，闻安禄山反，胜乃命弟曜行国事，自率兵五千赴难。国人留胜，以少女为质而后行。肃宗待之甚厚，授特进，兼殿中监......胜乃于京师修行里盛饰
  林亭，以待宾客，好事者多访之......
  于阗王尉迟珪的长子尉迟胜在唐玄宗时来朝，虽未明言是以“质子”身份而来，但作为王子，到唐朝来献名马、美玉，当系质子无疑。
  疏勒国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疏勒裴氏在隋唐时来中土，大致是以质子身份宿卫京师，留之不去。如《新唐书·裴玢传》云：
  裴玢五世祖纠，本王疏勒，武德中来朝，拜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
  又如洛阳出土之《大唐故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裴府君墓志铭》载有裴沙者，字钵罗，亦疏勒人。曾祖裴施，本蕃大首领；祖支，宣威将军；父达，云麾将军。裴沙在中宗时，因为破突厥有功，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5年）十月二十三日薨于洛阳私第，终年八十一岁。④
  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慧琳，实际姓裴，为疏勒国人。慧琳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庚子圆寂于西明寺，享年八十四岁。考其生平与裴玢大略同时，推测他可能是随从裴玢一起来唐的。
  突厥“左贤王阿史那泥孰，苏尼失子也。始归国，妻以宗女，赐名忠。及从思摩出塞，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许之。”⑤所谓“求入侍”，实际同于质子。
  作为“质子”的无非是王子及其附从，而以“和亲”方式来华的妇人亦不乏其人。如在突厥默啜时，“诏淮阳王武延秀聘其女为妃。”⑥又如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至是年十一月，“突厥遣使谢许婚。”①可见，确有突厥国王之女入居唐朝。
  无论是遣质子入隋朝也好，还是以女子入唐通婚也罢，随他们而到来的，有大量的奴婢妻妾和随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一次来中原，实质上是一次规模不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三）西域乐人的内迁
  隋唐时西域和中亚地区的大多数人口，尽管其经济仍处于游牧阶段，但是，他们却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其中尤以音乐文化最为突出。唐府极为重视吸取这些域外文化，据《新唐书·礼乐十一》所载唐代九部乐中，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就有西凉伎、天竺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等六部。当然，来自中亚和西域的这六部乐并不是从唐时才传入的，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传入的某些迹象，《隋书·音乐志》说：“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新唐书·李纲传》说：“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以安马驹开府，有国家者，可以为戒。”曹姓与安姓都是昭武九姓，大约最迟在北朝后期，昭武九姓国的乐人就已来到了中原。
  隋唐时期，昭武九姓之地的康国、石国、米国、何国等，乐人东来的颇多。
  乐人出于康国的，唐德宗时有康昆仑擅长琵琶。《乐府杂录》说：“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宫，故有此名。”宣宗大中初年乐府有康迺，善弄婆罗门。《全唐诗》中有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著名豪放诗人李白在《上云乐》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西域乐人，来自远方，带领着献技的孩子，来到长安献技。该诗收录在《李太白全集》卷3中。又唐代宗时李端有《赠康洽》诗，开篇即云：
  黄须康生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令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迩来七十遂无机，空是咸阳一布衣。②
  酒泉康姓，而又有黄胡须，当为来自康国的胡人，他到中土70余年未归，等于是定居下来了。
  唐宪宗和穆宗元和长庆时，唐朝宫中乐人来自米国的，有米嘉荣和其子米和。《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而据刘禹锡诗中：“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数米嘉荣。”可知，米嘉荣是域外一人。到南宋时，邓名世在《古今姓氏辩证》中说：“西域米国人，入中国者，国以为姓。唐......有供奉歌者米嘉荣，其子米和郎。”③
  隋唐时入居中土的安国乐人，据《旧唐书·李纲传》卷62载：时高祖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纲上疏谏曰：“谨案《周礼》，均工、乐胥不得预于仕伍。......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既招物议，大斁彝伦，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高祖不纳。寻令参详律令。
  李纲的上疏中谓叱奴为舞胡，又与曹国出身的曹妙达、安国出身的安马驹并论，应为安国人无疑。他至中土有可能在隋末或唐初。
  入居中土的曹国乐人，自北魏以来，接连不断。以擅弹琵琶著称的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曾显著一时。到隋唐时期，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琵琶名手尤多曹姓：曹保、保子善才、孙纲，俱以琵琶著称于世。关于曹保一家的出身，日本人桑原隲藏考证为来自昭武九姓之曹国，十分精辟！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亦可资证。诗云：
  拔拔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
  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①
  相比之下，昭武九姓国之中的石国乐人，在隋唐时来华者不如其他诸国多。但是，从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中“石国胡儿人见少”之句来看，亦有人在。王中丞名武俊，在唐时长安朱雀门街西道德坊有其家庙。
  《新唐书·礼乐十二》载：“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乐工总计多达6500人。而如前所云，在唐代的九部乐中，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就占了6部，如果各部的人数相等，则在这6500乐工之中，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就有4300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不失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迁移数字。
  （四）其他原因造成的移民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尚有一些以其他原因和身份来中原者。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蕃大和公主因回鹘王死后国乱而返唐，至长安，随从中即有不少回鹘人。日本僧人圆仁时留学长安，即亲眼见之。②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石城镇将康拂诞延、地舍拨；流寓长安，在唐玄宗时为安南都护、肃宗时为鸿胪卿的商人出身的康谦等，经向达先生考证，均来自康国。有名的华严宗第三祖贤首大师释法藏即为康国人，曾与玄奘、义净同预译事。《宋高僧传》云：
  释法藏字贤首，姓康，康居国人也。风度奇正，利智绝伦。薄游长安，弥露锋颖。
  又长安出土的《谯郡大人曹明照墓志》称其“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恭□玉阶......以其年（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迁窆之于金光坊龙首原，礼也......”向达先生认为曹明照是由曹国迁到武威、姑臧一带的西域人。而据《宋高僧传·神会传》云：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徒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矣。
  按神会于贞元十年（公元794 年）十一月十二日坐灭于成都之净众事，春秋75载。从此上推，其祖父徙居于岐，当在唐初。
  北京图书馆曾购得长安出土《唐石崇俊墓志》一方，据其志文所云：
  府君石氏，讳崇俊，字孝德。......府君以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皇考讳思景，泾州阳府左果毅。......（府君）有子曰清??荐授左威卫左司戈，掌剑南道泉榖之任。......（府君）不幸遘疾，以贞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终于群贤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
  由此得知，石崇俊系来华之西域人后裔，其祖父来华，约自唐初。
  唐中宗景龙四年圆寂于长安荐佛寺的僧人僧伽，据《宋高僧传·僧伽传》云：
  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
  僧伽圆寂时83岁，传称其“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可知他来到中土，是唐高宗显庆二年的事。
  除昭武九姓国之外，迁居中土的还有不少波斯国的胡人。在唐代，波斯商人懋迁往来于广州、洪州、泉州、扬州、长安等地的人很多，他们当中虽然有不少是取自海上通道，但从陆路丝绸之路辗转而来者不少。他们当中以波斯萨珊王朝（Sassan）后裔卑路斯（Firuz）及其子泥浬斯（Narsses ）为代表。卑路斯为伊嗣俟（Isdi-gerd）子。伊嗣俟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中途为大食所杀。卑路斯穷无所归，咸亨间来到了他曾经来过的中国，后来客死于长安。①长安醴泉坊之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以处波斯人者。卑路斯的儿子泥浬斯励志复国，调露初因唐之助，终究没有达到目的，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再返回唐朝，以后亦客死于唐。②此外，还有景云六年（公元7 10年）死于洛阳的波斯国酋长阿罗憾及其子俱罗。③
  明朝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在西安出土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概述了大秦景教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自波斯传入我国的活动及其教义，从中也反映出许多波斯及中亚的景教徒长期滞留于唐朝，没有回到他们的原籍的情形。碑书以汉文，两侧刻叙利亚文，记大秦僧名70人。④
  与景教同时流行的，还有从波斯及中亚地区传入的摩尼教和袄教。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摩尼教，晋代以后渐传入我国。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罗国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法师，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在长安建摩尼寺，后又于荆、扬、洪、越诸州及河南府、太原府等地置寺，使该教大盛一时。袄教亦称“火教”，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南北朝时即传入我国，唐高祖、唐太宗时长安等地建有袄祠，并设立萨宝府及祀官。①伴随着这些域外宗教传入而来的，必然有不少外域人的迁入，他们当中有的是为了传播宗教，有的留恋中土的繁荣，便长期定居下来。文献中虽无传教士落籍中土的具体记载，但从他们在中土建立寺院的事实，便可见一斑。宋人姚宽在其《西溪丛语》中云：
  至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袄教诣阙闻奏。勅令长安崇化坊立袄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②
  此外，在迁入人口中还有为唐时所特有的从域外用金钱赎回的人口，主要是从突厥赎回的8万人。隋唐时期，突厥在与中原交战之中，抢掠、俘获大量人口，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悉令归之。”但突厥对此置之不理，一直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击灭东突厥政权之后，“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③
  除以上类型的人口迁移外，还有域外以“归附”为名义的人口迁移。如西突厥阿史那弥射，因与其族兄步真有隙，“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授右监门大将军。”④自塞外内附的人口数量，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数量很大。史云贞观元年内迁的人口“男女一百二十余万”。这120余万人包括“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⑤这两部分，估计前者占绝大多数。
  隋唐时期，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内迁的人口，因其数量很大，对唐朝的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人口的数量分布来说，我们从唐代西北地区有关州府的人口数量在贞观、开元、天宝年间的增加情况，可以得到反映。
  表中所列州府，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的户数，基本上是成倍增长，其中秦州增长速度尤快，高达4倍多。这种速度不可能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只能是机械迁移所致。
  就民族构成情况而言，据《资治通鉴》载：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值，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①
  在京师长安，仅有田宅的胡人便达4000人，那些没有田宅的胡人当不知有多少。我们从贞观初年突厥被平定，按温彦博之意，迁突厥于朔方，降人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一事可以想见，长安城中的胡人所占比例大得惊人！因此到元和年间，长安少年的胡化之风甚嚣尘上。陈鸿祖在其《东城老父传》中云：
  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当然，这种一时的胡化现象，只不过是民族大融合进程中的特殊现象，毕竟先进的汉文化主宰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可否认，隋唐时代既是我国封建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向更先进文化发展的时期，这与中外人口的互迁密不可分。
  三、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方政权相互间的人口迁移
  整个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人口迁移可分为两大类型，即相互间因经济交往引发的迁移和政治性的人口迁移。
  毫无疑问，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是商业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这些地区中，不少是以贸易作为其生存方式的，而贸易又多是从中原贩运丝绸等商品，所以这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长途贩运的商业活动。因当时不少政权辖区尚处在游牧阶段，这种伴随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就格外突出。
  事实上，这种因商业活动而导致的人口迁移，在隋唐以前早就存在。如在北魏初年，据《魏书·安同传》云：
  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父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符坚灭暐，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附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
  类似安同这样一类人的例子，我们发现它反映出一个情况：四处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商人，亦有随遇而安的一面。这些商人或因为参与政治，或满足于某地的生产、生活环境，或因婚姻原因，滞留于某地而不再返回原籍。只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人口迁移一般是单个的和小规模的，故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
  在丝绸之路沿线诸国中，康国人素以善贾市著称西域，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他们东徙，沿途居停之地，今所知者有高昌、沙州以及柳城等处。西北科学考查团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得到有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翟郍昬宁母康波蜜提及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康富多夫人二墓志。向达先生根据墓志内容，认定康波蜜提和康富多均为康国人。此二人均葬于吐鲁番一带，说明他们均定居于此。至于沙州一隅之康国人，为数尤众。据斯坦因所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伯希和所得《沙州都督府图经》以及《新唐书·地理志》，贞观中沙州康国人聚居其间，筑有4城，其首领康艳典、康拂诞延、地舍拨等，尤为著称于世。①
  不仅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的部族擅长经商，而且这一时期，他们仍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时代，他们在广阔的西域和中亚地区往来迁徙，掀起了民族大迁徙的浪潮。迁徙活动的结果，使得这些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纷纭复杂，在强大的唐王朝的干预下，使得部族的盛衰十分频繁，民族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西域和中亚众多的部族中，尤以回鹘人的迁徙为典型。唐朝初年，回鹘地处瀚海都督府，其首领吐迷度受任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当时，还修建了一条经回鹘、突厥诸部进入内地的大道，叫“参天至尊道”。突厥汗国崛起以后，回鹘部族一部分南迁到现在的甘肃西部，余下的均成为后突厥汗国的属国。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鹘打败了突厥拔悉密部，南徙到突厥故地。后来当吐蕃政权向西域推进时，回鹘首领颉干迦斯亦率众进入西域，占据了北庭。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回鹘汗国灭亡之后，回鹘诸部纷纷迁徙，首领馺职及庞特勤率领15个部落，进入葛逻禄地方；一部分迁到了安西都护府境内；一部分迁到了于阗西的新夏（一作新福）州；一部分迁到今甘肃西部。在原来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三姓部落，推乌介特勤为可汗，南迁靠近内地，后来大部分为唐朝所吸纳，一部分被黠戛斯追兵抓去，一部分向西投奔了庞特勤。就是说，分散的回鹘部落，大部分迁移到了西域。①
  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之间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彼此间展开了连绵不断的争夺，由此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文献中反映了隋代人口迁移的史实有：
  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略之从父也，旧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②
  仁寿元年......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③
  仁寿元年......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霫五部内徙，步迦奔吐谷浑。④
  炀帝即位，败吐谷浑伏允可汗，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⑤
  我们在列举有关史实之后，下面再稍作诠释，达头派阿波率兵而东，是在突厥分裂为东西之后。可能在分裂当初，阿波的旧部留在了东突厥的控制区内。现在阿波率兵而来，一方面是处于旧有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屈于阿波所率兵力，因而这些部落人口皆归附于阿波，在随阿波攻打沙钵略以后，迁移到了西突厥的势力范围。西突厥的阿勿思力俟斤等在南度，掠启民可汗的男女6000人，所造成的结果无疑是使这6000人离开了原来的旧地，从东突厥迁移到了西突厥。步迦投奔吐谷浑，则是由于走投无路的结果。而吐谷浑的伏允可汗等“客于党项”，尽管只是一种暂时的寄居，但当中不免有人要长期定居下来。
  唐时，上述类型的人口迁移，次数更多、规模更大，试看下面的史料：
  西突厥“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先分统突厥种类为小可汗，及此自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其西域诸国及铁勒先役属于西突厥者，悉叛
  之，国内虚耗。”⑥
  开元三年，属于突骑施别种之苏禄，发兵分寇安西四镇，“由是四镇贮积及人畜并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全。”⑦
  “初，大业之乱，中国人多投于突厥。及颉利败，或有奔高昌者，麹文泰拘留不遣。......又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⑧
  贞观“十二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⑨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①
  开元八年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掠契苾部落而去。”②
  “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追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度碛居甘、凉间以避之。”③
  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唐时丝绸之路沿线各政权之间尚处于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除了臣服之外，便是明火执仗的抢夺人口和财物。
  当然，国与国、政权与政权之间也存在着和睦相处的时候。为了维持这种和睦友好关系，丝绸之路沿线诸国也效法了隋唐王朝的做法，彼此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联姻。见诸于文献的隋时的联姻有两次：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妻，康国王女也。④
  康国，......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⑤
  而唐代这种联姻活动比隋代多得多：
  “疏勒国......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⑥
  贞观十八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⑦
  “回纥吐迷度兄子乌纥蒸其叔母，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皆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也，相与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⑧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⑨
  “敦煌王承宷至回纥牙帐，回纥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贵臣与承宷及仆固怀恩偕来，见上于彭原。上厚礼其使者而归之，赐回纥女号毗伽公主。”⑩
  正如隋唐王朝与这些政权的联姻“和亲”活动一样，其所产生的人口迁移的规模不大，但它也不失为一种人口迁移活动，不可视而不见。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到唐代，丝绸之路沿线部族和政权的总人口与隋时相比，虽无明显的增减，但其活动范围和人口的迁移规模较以前都有所增大。
  第二，唐时丝绸之路沿线部族和政权的政治格局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更加明朗，即许多弱小部族这时经常屈从于几个强大政权的管辖、统治之下。
  第三，随着汉族人口往这些部族地区迁移、往来的增多，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部族的政权已不复存在，后世这些地区的主体民族已见雏形。
  第四，汉族人口的大量迁移，其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当地的游牧部族，逐渐使他们的游牧特征淡化，开始出现定居的农耕经济，这就为唐代以后这些地区政权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可能。所以，自唐以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以前那种小国林立的状况逐渐消失，也使得以前那种复杂的部族构成开始简单化。
  总之，由于人口流动，使民族融合空前加强，促进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具有深远影响和政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