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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朝时期西域人口迁徙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一般人都认为，当中原王朝强大并趋于统一时，四夷才会宾服，当中原政权衰败、割据分裂时，四夷就会叛之。其实，仔细考察中原与西域之关系，可以这样说，自从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日益密切，人口流动也日益频繁。其原因就在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已经把两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这种密切联系，为人口之迁徙流动创造了前提和背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下面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史料，这些史料大部分是从《魏书》中辑录出来的。
  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十二月，高昌国遣使朝贡。
  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七月，“吐谷浑国遣使朝献”。
  景明三年七月，“于阗国遣使朝献”。“是岁，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苌、阿喻陁、罗婆、不崘、陁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槃、乌稽、悉万斤、朱居槃、渴槃陁、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献。”景明四年四月，“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
  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正月，“以宕昌国世子梁弥博为其国王。邓至遣使朝贡”。
  正始四年二月，“吐谷浑、宕昌国并遣使朝献”。
  正始四年三月，“叠伏罗国遣使朝贡”。
  正始四年四月，“吐谷浑、鸠磨罗、阿拔磨拔切磨勒、悉万斤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始四年六月，“社兰达那罗、舍弥、比罗直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始四年八月，“库莫奚、宕昌、吐谷浑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始四年九月，“开斜谷旧道，疏勒、车勒阿驹、南天竺、婆罗等诸国遣使朝献”。
  正始四年十月，“高丽、半社、悉万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阗诸国并遣使朝献......疏勒国遣使朝贡......嚈哒、波斯、渴槃陁、渴文提不那杖忸杖提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始四年十一月，“阿与陁、呵罗槃、陁跋吐罗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始四年十二月，“特那杖提莎钵离阿失勒摩致钵诸国遣使朝贡......钵崘、波利伏佛胄善、乾达诸国遣使朝贡”。
  永平元年（公元508年）二月，“勿吉、南天竺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元年三月，“斯罗、阿陁、比罗、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师达、于阗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元年四月，“阿伏至罗国遣使朝贡”。
  永平元年七月，“高车、契丹、汗畔、罽宾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元年，“是岁，高昌国王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贺，因求内徙，乞师迎接”。
  永平二年正月，“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万斤、辛豆那、越拔忸诸国并遣使朝献。壬辰，嚈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乙未，高昌国遣使朝贡。”
  永平二年二月，“磨豆罗、阿曜社苏突阇、地伏罗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二年六月，“高昌国遣使朝献”。
  永平二年八月，“高昌、勿吉、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二年十二月，“叠伏罗、弗菩提、朝陁咤、波罗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三年二月，“高昌国、邓至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三年闰六月，“吐谷浑、高丽、契丹诸国各遣使朝贡”。
  永平三年七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
  永平三年九月，“乌苌、伽秀沙尼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三年十月，“高车、龟兹、难地、那竭、库莫奚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三年十二月，“高丽、比沙杖国遣使朝献”。
  永平四年四月，“阿悦陁、不数罗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四年六月，“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石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四年九月，“嚈哒、朱居波、波罗、莫伽陁、移婆仆罗、俱萨罗、舍弥、罗乐陁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四年十月，“婆比幡弥、乌苌、比地、乾达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四年十一月，“宕昌国遣使朝献......难地、伏罗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四年十二月，“大罗汗、婆来伽国遣使朝献”。
  延昌元年（公元512年）正月，“疏勒国遣使朝献”。
  延昌元年三月，“渴槃陀国遣使朝献”。
  延昌元年五月，“疏勒及高丽国并遣使朝献”。
  延昌元年七月，“吐谷浑、契丹国并遣朝献”。
  延昌元年八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
  延昌元年十月，“嚈哒、于阗、高昌及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
  延昌二年三月，“高昌国遣使朝献。”
  延昌二年八月，“嚈哒、于阗、槃陁及契丹、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
  延昌二年九月，“勿吉、吐谷浑、邓至国并遣使朝贡”。
  延昌三年九月，“吐谷浑、契丹、勿吉诸国并遣使朝贡”。
  延昌三年十一月，“南天竺、佐越弗实诸国并遣使朝献”。
  延昌四年正月，“勿吉、达槃、地豆和、尼步伽、拔但、佐越费实等诸国遣使朝献”。
  延昌四年二月，“宕昌国遣使朝献”。
  延昌四年九月，“高昌、库莫奚、契丹诸国并遣使朝献”。
  延昌四年十月，“高丽、吐谷浑国并遣使朝献”。
  熙平元年（公元516年）二月，“吐谷浑、宕昌、邓至诸国并遣使朝贡”。
  熙平元年四月，“高昌、阴平国并遣使朝献”。
  熙平元年五月，“吐谷浑遣使朝献”。
  熙平元年八月，“宕昌国遣使朝贡”。
  熙平二年正月，“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
  熙平二年二月，“契丹、邓至、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
  熙平二年三月，“吐谷浑国并遣使朝献”。
  熙平二年四月，“高丽、波斯、疏勒、嚈哒诸国并遣使朝献”。
  熙平二年七月，“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
  熙平二年八月，“吐谷浑国遣使朝献”。
  熙平二年九月，“吐谷浑国遣使朝献”。
  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二月，“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疏勒、久末陁、末久半诸国并遣使朝献”。
  神龟元年三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
  神龟元年四月，“舍摩国遣使朝献”。
  神龟元年五月，“高丽、高车、高昌诸国并遣使朝贡”。
  神龟元年闰七月，“戊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丁未，波斯、疏勒、乌苌、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
  神龟二年二月，“吐谷浑、宕昌国并遣使朝贡”。
  神龟二年四月，“嚈哒国遣使朝贡”。
  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五月，“乌苌国遣使朝贡”。
  正光二年闰五月，“居密、波斯国并遣使朝贡”。
  正光二年六月，“高昌国遣使朝贡”。
  正光二年八月，“伏罗国遣使朝贡”。
  正光二年十一月，“高昌国遣使朝贡”。
  正光三年七月，“波斯、不汉、龟兹诸国遣使朝贡”。
  正光三年十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
  正光四年二月，“宕昌国遣使朝贡”。
  正光五年闰二月，“嚈哒国遣使朝贡”。
  正光五年十二月，“嚈哒、契丹、地豆于、库莫奚诸国并遣使贡献”。
  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二月，“叠伏罗国遣使朝贡”。
  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六月，“嚈哒国献狮子一”。
  以上所引史料虽本自正史，但系由朱绍侯先生整理，详见《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并对不确之处进行了订正。正如朱先生所说：其一，上引资料中所提到的向北魏朝献或朝贡的国家，并不全属西域范围。但为了保持引文的完整性，凡与西域诸国一并朝献的国家，虽非西域诸国，如高丽、契丹、勿吉......也原文照录。而东、南、北诸国朝贡没有西域参加者，则一概不录。其二，高昌国在《魏书·西域传》中，未列入西域范围，而《北史·西域传》则有高昌国，《北史》是正确的，高昌原居车师前部故地，应属西域。其三，宕昌、吐谷浑两国虽不属西域诸国，但宕昌“东接中华、西连西域”①。吐谷浑建都伏俟城，其势已发展至西域，两国与丝绸之路均有联系，故凡记宕昌、吐谷浑朝贡者，均作收录。
  有人作过统计，从景明元年至神龟元年（公元500～518年）的19年间，西域城郭诸国遣使到中原朝贡进献仅到达洛阳的就有61次之多。那么，《北史·西域传》的“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的记载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但西域各城郭诸国与当时的中原王朝有着各方面的密切联系，而且与当时长江流域的南朝亦有往来，在《南史》当中亦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现将《南史·夷貊传》所述交往情况简述于下：
  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汉灌婴与匈奴战，斩白题骑一人是也。在滑国东，距滑国有六日的行程。西极波斯，出
  产粟、麦、瓜、果，食物略与滑同。普通三年（公元522年）遣使贡方物。
  龟兹国原为西域之旧国，很早就已存在，梁时贡献。
  于阗国也是西域之旧国，很早便已存在，梁时贡献。
  渴槃陁国于阗西小国也。西邻滑国，南接罽宾国，北连沙勒......。梁朝时曾来贡献。
  末国汉时之且末国。“胜兵万余户”，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梁时贡献。
  上面所录均是西域政权向远在长江流域的王朝贡献方物，可见西域政权不但与北方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南方的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以上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用大量篇幅引述该时期西域各国与中原及南方王朝互相交往的记录，就是为了从中说明从张骞开通西域之后，无论中原地区是战乱纷争、封建割据，或是出现统一的强大王朝，西域各国向中央王朝的朝贡和民间交往，从来不受其影响，而且即便中央王朝嬗递多变也无关紧要。在这样频繁、密切交往的情况下，丝绸之路上的人口流动、人口迁移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也可以这样说，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密切交往，为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创造了一个大环境。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一时期人口流动、迁徙的概况、特点及产生的影响。
  二、分裂兼并与吐谷浑、鄯善、汉人、乌孙、北单于、大月氏、高车、康居人的迁徙
  （一）吐谷浑人向青海高原及于阗的迁徙
  吐谷浑人是鲜卑人的一个支庶，前已言及，在东汉时期，由于匈奴势力的衰落，生活在鲜卑山的鲜卑人由东向西进行大扩展，最后几乎完全占有了匈奴故地，与西域相接。
  在鲜卑族慕容氏中，有一个叫慕容奕洛干的首领，他有两个儿子，嫡妻所生的儿子叫洛干，庶妻所生的儿子叫吐谷浑。慕容奕洛干死了以后，由嫡妻所生的儿子洛干继承了首领的位置，吐谷浑为了避开洛干，就进行了远徙，《南史·夷貊传》云：
  徙上陇，度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为号，事详《北史》。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时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则风飘沙砾，常蔽光景。其地有麦无谷，有青海方数百里，放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
  从《南史》所记述的方位可知，吐谷浑所迁至的地理位置，就是今日之青海高原，以及青海高原以西的西域部分地区，直至与于阗相接，可能还包括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些地域，北与高昌相接。所以我们把吐谷浑的迁徙，也纳入丝绸之路沿线的人口迁徙之列。
  吐谷浑人后来也向周边地区进行迁徙，其中在太平真君年间（公元440～451年），曾向于阗迁徙过。《魏书·西域传》载：
  真君中，世祖诏高凉王那击吐谷浑慕利延，慕利延惧，驱其部落渡流沙。那进军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
  从这段记载看，吐谷浑是驱自己的部落进入于阗的，其中不但包括军队而且还有居民在内，肯定是为了进行迁徙转移的，不然的话，不会让部落也随之行动。再者，到了于阗之后，杀了于阗王，这就意味着吐谷浑吞并了于阗，而立其国。从这次迁徙分析，人口数量肯定不少，起码有数万以上。因为于阗国在西域是个大国，有数万人之多，吐谷浑入侵力量如果弱的话，是不可能降服于阗国的，所以我们估计吐谷浑的这次迁徙有数万人之多。
  （二）鄯善人向且末的流动迁徙
  鄯善，也就是西汉时期的楼兰国，后来，汉更其名为鄯善国，其地理位置在罗布泊南，今之若羌县境。鄯善西边的邻国便是且末，也就是今日之且末县境。《北史·西域传》记载：
  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
  太平真君三年，即公元442年，正值南北朝的初期阶段。沮渠安周是北凉的将领，沮渠安周攻打鄯善，鄯善王不敌沮渠安周，所以率领国人之半投奔了且末。这是因为战争所引起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徙，而这次人口的流动量不小。鄯善国在南北朝时期的户口史无明载，但在西汉时期为14100人。而东汉时期的人口数量缺载。鄯善人向且末的迁徙，竟占国人之半，可以想见这次人口迁徙的规模之大。鄯善人口的这次西迁，一直到百余年后仍然有迹可查，《北史·西域传》记载且末国在大统八年（公元542年）时：
  其（王）兄鄯善米率众内附。
  由此可知，自从在太平真君时鄯善王率众奔且末之后，一直生活在且末。并且，鄯善人当了且末国的国王，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大统八年且末王兄鄯善米率众内附的事件。
  （三）汉人西迁高昌
  南北朝时期的高昌，亦即今日之吐鲁番地区，《北史·西域传》载，该国北有赤石山，山北70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北，铁勒界也。到了南北朝时，高昌地区有不少汉人居住，《北史·西域传》有明确记载：
  （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
  从“国有八城”，而且每个城里都有汉人居住分析，当时移居高昌地区的内地人口不在少数。
  （四）乌孙人的西迁
  乌孙在西汉时期是西域的一个大国，当时就有60多万人口，在龟兹之北，地处伊犁河流域，与汉的关系相当密切。然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北边新兴起的蠕蠕部落多次深入到伊犁河流域进行掳掠，在这种情势下，乌孙人为了避患，不得不由平原迁到葱岭中。
  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①
  从乌孙国不敌当时的蠕蠕可知，这时其国力大减，在外敌的入侵下，只得入山。乌孙国的这次远徙，估计其人口数不下几十万人。
  （五）北单于的西迁
  《北史·西域传》对匈奴人的这次迁徙是这样记载的：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
  这段历史记载的是东汉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北单于部落被汉打败后，向西越过金微山迁徙，但在这部分人口中，有老弱者20余万，当逃到龟兹之北的时候，这部分人便留居下来，一般来说，老弱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估计北单于所率领的青壮年人口约有40万，他们一直向西迁徙，最后迁徙到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康居人的领土上。
  （六）大月氏人的继续西迁
  前已述及，大月氏人最早是生活在敦煌祁连山间，后来因为匈奴的强大，迫使其迁到伊犁河流域塞种人的领土上生活。继之，由于匈奴、乌孙的联合攻击，大月氏人又不得不向西南方向继续迁徙，这次迁徙到了大夏的国土上。在东汉时期，大月氏人在西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亦称为贵霜帝国，后来贵霜帝国内乱，国力大大削弱。
  在南北朝时期，大月氏人的都城在监氏城，即在弗敌沙以西，距代14500里。北与蠕蠕相接。蠕蠕多次侵掠大月氏人，大月氏人不得不再向西迁徙，遂西都薄罗城，距弗敌沙2100里。另外，我们从史书对小月氏国的记述中，也可了解到大月氏的西迁。《北史·西域传》云：
  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
  从寄多罗的西迁，令其子守此城，由此可知大月氏人的西迁。不过文献所载这次西迁是受匈奴的压迫，而不是受蠕蠕的压迫，恐怕有误。因为在这一时期，北方广大地区被柔然即蠕蠕所占领，匈奴的势力恐怕达不到这里，也可能是般悦国的入侵。富楼沙城，即为今日之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七）塞北高车的南迁
  塞北高车之南迁，我们可以从《北史·西域传》所述嚈哒国的情况中窥知一二：
  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乌浒水南二百里，其王都拔地延城，盖王舍城
  也......。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十万，无城邑，依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
  嚈哒国，本非两汉时之国家，是一个后来新兴起来的国家，然而《西域传》言说该国是大月氏之种类的高车之别种。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乌浒水南二百里，其王都拔地延城”分析，该地应是两汉时期的大月氏之地。然而此时该地之居民，已并非纯大月氏种，杂有高车之别种。其语言又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那么这部分人很可能是部分高车人南下与大月氏人融合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西部高车有南迁至乌浒水流域者。
  （八）康国人之西迁
  康国，原是西汉时期西域的一个大国，本居于今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与大宛毗邻。在南北朝时期，康居人有一部分迁徙到了安息的国土上。关于安息国的地理位置，《汉书·西域传》是这样记载的：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
  然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在安息国的土地上出现安国、乌那遏国和穆国，都是康居人所建，《北史·西域传》有明确记载：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居王同族，字设力。妻，康国王女也。
  既然在安息土地上所建立的安国，其国王就是康居的同族人，可想而知，肯定是康居南下侵占安息国的结果。不然的话，在安息国的土地上怎么会有康居人所建立的国家呢？关于乌那遏国和穆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乌那遏国，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国王种类，字佛食。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①
  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遏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②
  既然乌那遏国和穆国都是在安息之地上建国，而这两个城郭之国的国王亦都是康居之种类，想必是康居征服了安息的一些地方，并移民建国的。
  康居人除了向安息国迁徙外，还有向克什米尔地区迁徙者。康居人向克什米尔地区的迁徙，可以从《北史·西域传》中所述漕国的情况中得知：
  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字顺达，康国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胜兵者万余人。
  汉时的罽宾国，大致在今之克什米尔地区，去罽宾要经过天险悬度。居于乌孙之西北的康居人居然当上了漕国的国王，而南北朝之时的漕国又是在汉时罽宾国的国土上所建立的国家，所以康居人的南下迁徙是有明显的踪迹可寻的。
  三、佛教的盛行与人口迁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就是说是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时期。据汤用彤统计，到拓跋魏末，洛阳城内有佛寺1367所，北魏境内有佛寺3万余，僧尼200万，佛经凡415部，合1919卷，③可见佛教传播之迅速。由此可知，佛教是由印度传至西域，又从西域逐渐东传的。早在两汉时期，因佛教的传播，有不少西域的僧人迁居中原从事佛事活动，白马寺内至今还有西域高僧的墓地，至于一般的僧人来中原者，可以说就更多了。
  这一时期，东西方因佛教传播，可以说在丝绸之路上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就以北魏来说，公元518年，灵太后派遣敦煌人宋云和崇立寺比丘惠生去西域取经。根据《洛阳伽蓝记》卷5引宋云《家记》和惠生《行记》可知，当宋云和惠生到达于阗捍磨城南的一处大寺时，见到“彩幡盖亦有万计”。而据说当时所挂的这些彩幡，魏国之彩幡就占了一半，可见西去取经者之多。类似人员往来的记载还有许多，据《洛阳伽蓝记·城北》载：孝明帝时，宋云、惠生受命西土取经，临行之前：
  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罗，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至此顿尽，惟留太后百尺
  幡一口，拟奉尸毗王塔，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
  从于阗至乾陀，仅仅是西土取经所经过的一小段路程，而因佛事所用之幡就数量庞大，可见佛事之频繁。从而也反映了东西方人员之往来流动亦十分频繁，而且数量也不在少数。南北朝时期，与两汉相比，西方僧人来中原之数量较多，下面我们略举数例说明之。
  三国魏废帝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游化洛阳。鉴于汉地沙门只是剃发而没有禀受皈依戒，举行斋忏时仍用传统的祠祀礼节，不合佛制，遂在白马寺译出《僧祗戒心》。①
  康居沙门僧铠于嘉平四年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无量寿经》等4部。②
  昙谛，安息人。于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③
  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来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叉须赖经》、《菩萨修行经》、《除灾患经》、《首楞严经》等6部。④
  安息僧法钦于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至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来到洛阳，译出《道神足无极变化经》、《阿育王传》等5部书。⑤
  竺法护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途传译经书，从武帝太康年间到惠帝元康年间（公元280～294年），共译出经典154部。⑥竺淑兰，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晋语，在洛阳译出《异毗摩罗诘经》。康巨于灵帝时译出《问地狱事经》。⑦
  印度沙门僧加提婆、符氏建安中入长安，后与冀州沙门法和适洛，研讲经论。在洛阳住四五年，渐解华语，知道前译《阿毗昙八健度论》多违本意，乃重新校勘，僧伽提婆在河洛左右所出众经有百余万言。①
  北魏时期，西方在洛阳的译经者主要有印度人菩提流支、昙摩流支、佛陀扇多、勒那摩提等。译经地在洛阳永宁寺和白马寺。②
  昙摩流支精律藏，于景明二年到正始四年（公元501～507年）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3部。③
  菩提流支，北印度人，永平元年（公元508年）来洛阳译经，被称为译经元匠。④勒那摩提，中印度人，正始五年（公元508年）初到洛阳，译出《宝积经论》、《妙法莲花经论》、《究竟——乘宝性论》3部9卷。⑤
  佛陀扇多，北印度人，曾于孝明帝正光六年（公元525年）至孝静帝元象二年（公元538年），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经上昧陀罗尼经》、《摄大乘论》等11部。⑥
  上面所举，仅仅是西方来华僧人的一部分，由于当时大量的西方佛教徒来到中原，为了安置这批僧人，中国皇帝特为之建寺，如《洛阳伽蓝记》所载：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象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永明寺）以憩之。房屋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
  从《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域人口迁徙于中原数量之多。不过《资治通鉴》记载与上不同，《资治通鉴》认为这3000人是除沙门之外的西域来的寓居者。如《资治通鉴》卷147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条云：
  （当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
  据说，永宁寺的建筑极其精美，菩提达摩说，他云游各国所未曾见。
  不但皇帝敕修寺院以供西域之传经者安息，而西域之沙门在洛阳亦有自己建寺者。《洛阳伽蓝记·城南》载：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
  《洛阳伽蓝记·城西》载：
  （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摩罗聪慧利根，学穷释氏。至中国......作祗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经象皆在此寺。
  既然胡僧在洛阳建寺，那么他们在洛阳从事佛事活动肯定不会是三两年的短期活动，所以我们估计，随着“永平求法”之后，西域之僧人来中原居住者数量不会太少。
  除了官方派出的僧人、沙门与中原来往外，民间的佛事活动与交往在这一时期也十分频繁。如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印度僧人柯迦罗、月氏高僧竺法护等都曾游化洛阳，如同《洛阳伽蓝记·杨之传略》所云，他们都是：“起自荒裔，来游中土的”。
  四、商贸活动所引起的人口流动
  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传播而发生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数量固然不小，而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口流动是来自商业的发展。中原地区文化发达，自古就称为礼仪之邦，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都有很高的水平。而西域各国的物产和文化亦有自己的特色，名马、名玉、音乐等都很有名。双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互通有无，贸易互补，这是符合双方各自的利益的。所以由商贸引起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其规模更大，不可胜数。这种商贩在史籍记载当中很多，如《北史·大月氏传》记载有西域商贩在中原传播制造玻璃技术者：
  太武帝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玻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
  总之，西域的技术、文化、物产影响和弥补了中原的不足。早在东汉时期，国都洛阳就出现了一股胡化热，《后汉书·五行志》载：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竞为之。
  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胡化热又进一步升温，所以移居中原的西域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后汉书》中记载了当时国都建有胡桃馆，供西域之人居住。《三国志·魏志·胡嘏传》注引《傅子》言说在齐王曹芳的时候，洛阳聚居了许许多多的西域商人：
  其民四万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会利之所聚。
  《洛阳伽蓝记》记述当时在中原落户居住者不可胜数，而且特意建馆加以安置。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胡商客贩，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①
  从“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估计，当时国都洛阳就有五六万四夷人口，这里的附化之民，可能指长期定居者，四夷当然包括西域在内。
  不但从文献记载证明当时西域人口之东迁，而碑志文物亦可加以佐证。刘铭恕先生考证之洛阳发现的《车师国王儿媳鄯月光墓志》认为：
  洛阳出鄯月光墓志，时当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碑题作“前部王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志”，是月光为鄯善国之女，嫁于车师前王国国王车伯生之子。志虽不显前部王子之名字与事迹，但其妻既葬于洛阳，则王子亦必寄居洛阳无疑。故根据本志，可以证明北魏时前后王国之子，或以就学，或以质子身份有流寓洛阳者。②
  有关这方面的证据还有许多，《鄯善王子鄯乾墓志》经刘铭恕先生考证：
  另有北魏延昌元年（公元512年）八月二十六日所立的鄯乾墓志，亦出自洛阳。志言乾为魏之侍镇西将军鄯善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善王临泽侯视之长子，是鄯善国之贵族寄居洛阳者，又非止鄯月光一人矣。志中所见国王宠及临泽侯视，莫可考证。学者谓此二
  人可能就是《北史·西域传》中所见之鄯善王比龙及真达，未审当否。鄯善地处古楼兰国，当今之罗布泊附近。③
  不但由于商业活动，而佛教传播及各国之间的交流也促使了大量西域人来中原长期定居，正是由于长期定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内地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西域生员。如洛阳东郊有碑，为西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避雍皇太子又再莅之圣德隆熙之颂”碑。该碑记述晋武帝三临辟雍行祭礼的活动，在该碑碑阴镌有生员题名，其中有敦煌和西域的生员。如碑载：
  散生西域朱乔尚运、散生西域王迈世光、散生西域隗景大卿、散生西域隗元君凯......散生敦煌马训子道。
  从以上碑文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京城洛阳出现有西域的生员，这些生员可能是太学生员。而在晋朝能够取得生员资格者，恐怕是西域上层人士的子弟，或是西域的一些知识分子。
  在中原与西域交往当中，西域人口大量向中原流动，迁居内地，而内地亦有西行永驻西土者。前述两汉时期，汉朝以宫女或公主嫁于西域一些政权首领的做法，便是属于永久性的移民。除此之外，中原地区的奴婢也有被送入西域者，本章前已述及。《洛阳伽蓝记·城北》载：魏孝明帝的时候，宋云、惠生受命西土取经，离开洛阳时，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500枚，王公卿士幡2000口。惠生从于阗到乾陀，在所有进行佛事的地方，都要用去一些。到乾陀时，所带之幡用尽，仅剩太后百尺幡一口，打算献给尸毗王塔的，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
  从“永充洒扫”四字可知，中原地区之奴婢有永居西域者。

①《魏书·宕昌传》。 ①《北史·西域传》。 ①②《北史·西域传》。 ③ 汤用彤：《魏晋南北朝史（下）》。 ①②③④⑤⑥⑦ 李玉昆：《丝绸之路与洛阳佛教》载于《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①②③④⑤⑥ 李玉昆：《丝绸之路与洛阳佛教》载于《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①《洛阳伽蓝记·龙华寺》卷3。 ②③ 刘铭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载于《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