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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月氏人的迁徙
大月氏人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部族，研究大月氏人的迁徙活动及其生活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该部族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及发展状况。
早在先秦时期，大月氏人已生活在我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据宋晓梅先生研究，月氏与玉石有关，也与一座山有关①，《管子》一书中多次提到此。如《地数篇》云：
夫玉起于牛氏之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
引用《揆度篇》云：
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
引用《轻重甲篇》云：
辟千金也，白璧也，然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壁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
宋晓梅先生认为：“牛氏”、“禺氏”都是月氏的同名异译。据《轻重甲篇》，月氏之“边山”即“昆仑之虚”。《穆天子传》在叙述主人公山西北部折而西行时，提到过的“禺知之平”，“禺知”即月氏，“禺知之平”是指月氏人居住的平原地带。
总之，早在先秦时期，月氏人的生活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周边地区的古代民族进行着多次迁徙。到了秦汉时期，大月氏人的生活区域仅限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敦煌、祁连山地区。大月氏人生活区域由先秦时期到秦汉之际的缩小，当然是由于匈奴的兴起，迫使大月氏人让出了大片大片的草原。
（一）西汉时期大月氏人的迁徙活动
汉朝初年，大月氏人在匈奴和乌孙人的联合攻击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区域，除老弱者外，又进行了向西的大迁徙。关于大月氏人的西迁活动，史书的记载彼此颇不一致，当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得结论亦未必正确，故很有必要进行认真探讨，以弄清其西迁的具体情况和大致时间。
在大月氏受到匈奴、乌孙的打击而西迁的问题上，《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彼此颇不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史记·大宛列传》认为，大月氏人是在匈奴的打击下，一次性地从敦煌、祁连山间迁到了大夏之地。《大宛列传》云：
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山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
《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也给人以在匈奴、乌孙的打击下，大月氏人一次性便迁到了大夏。如《后汉书·西域传》云：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
《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与《史记》、《后汉书》的记载不同，较为具体和详细，它叙述了大月氏人从河西走廊西迁分两个阶段，而不是一下子就迁到了大夏的土地上。第一阶段是从敦煌、祁连山间，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塞种人的领土上；第二阶段再从塞种人的领土上迁到了大夏的领土上。《汉书·张骞传》记载了汉武帝询问大夏的情况时，张骞言道：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
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汉书·张骞传》在大月氏人西迁的问题上，叙述得比较详细、具体。而《史记·大宛列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并不具体，没有显现出大月氏人西迁到伊犁河（即塞王原领土）的那段历史。
总之，大月氏人是由敦煌、祁连山间先迁到伊犁河流域，后来又迁到了大夏的领土上。
在大月氏人向西迁徙的具体时间上，苏北海先生在其所著《西域历史地理》①中认为：匈奴对大月氏人大的袭击有四次，第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185年。“‘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其余小种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个远去就是迁到了伊犁河流域。”
第二次袭击是在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西击月氏时的事情，即：“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第三次袭击是发生在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西域历史地理》云：“匈奴单于遗汉书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一次匈奴出兵袭击月氏，显然是出击已从河西走廊西逃伊犁河的月氏，所以特说‘西求月氏击之’。如果此时月氏仍在河西走廊，就不必再说‘西求月氏’，因为原来匈奴和月氏牧地是相连的，至多用‘西击’二字即可，不必再用‘西求’二字。”
匈奴对月氏的第四次袭击，苏先生认为是在老上单于时，《西域历史地理》载：“这时匈奴已基本上征服了西域，但匈奴和乌孙仍最切齿仇恨大月氏，因为他们都长期受过月氏人的欺凌，都想继续报仇雪耻。可是这时的乌孙族已受匈奴的控制，要去出击月氏，必须得到匈奴单于的同意。所以《汉书·张骞传》说：‘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这里指出，已徙伊犁的大月氏是被乌孙族赶走，迫使大月氏再徙阿姆河大夏之地。”
苏氏的上述说法有不当之处，在时间上有错位的地方。
笔者认为，大月氏人在敦煌、祁连山间势力的发展、壮大乃至最后衰弱，由河西走廊迁到伊犁河流域，再由伊犁河流域迁到大夏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加以详细叙述。
1.大月氏人的强盛时代
早在秦王朝时期，由于匈奴受到秦将蒙恬的打击，向北方退缩，当时月氏的势力比较强盛，《汉书·匈奴传》云：
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日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徒适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可以说，在此期间，是月氏势力的强盛时期，连匈奴也惧怕月氏几分，在头曼单于时，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月氏当人质，《汉书·匈奴传》载有此事。
在文献材料中，匈奴对月氏人的攻击是发生在头曼单于时期，也可以说是见于记载的第一次，《汉书·匈奴传》载：
单于有太子，名曰冒顿。后有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亡归。
《资治通鉴》的记载更详细，把这件事系于公元前201年，《资治通鉴》汉高祖六年条云：
单于头曼有太子曰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立之。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乃使冒顿质于月氏。既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
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
也正是在这一年，冒顿作鸣镝，射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
2.大月氏人势力的衰弱时期
也就是在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的这一年，东边灭了东胡，向西又打败了月氏，这可以说是文献所载匈奴对月氏人发动的第二次战争，此事仍发生在公元前201年。《资治通鉴》汉高祖六年条云：
（冒顿灭东胡后）既归，又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是时，汉兵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威服诸国。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匈奴人的强盛、月氏人的衰弱时期。匈奴这次“西击走月氏”，不可能迫使月氏离开河西走廊向伊犁河迁徙，而只是使其原来生息的广大地盘有所减少罢了，并非像苏北海先生所述那样，把月氏人从河西走廊击走。其原因是在冒顿时期，史书还言匈奴的西边与国是大月氏。若真的像苏北海先生所云把月氏人赶到了伊犁河流域，那么匈奴西边的边界是应与车师、楼兰相接，而不是与伊犁河地区的月氏相接了。《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的官职设置及地域概况：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以上说明，匈奴在冒顿为单于时其势力西接月氏，所以匈奴对月氏之战争必然要谈到“西击”，因为月氏势力确实很强大，它处于匈奴的西边。月氏当时所据有的地盘是敦煌以西、祁连山以东的广大地区，我们可以从《史记·大宛列传》中“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张守节对此语的注释中找到证据。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此句注释道：“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张守节对月氏人的活动区域还有诠释，如《史记·大宛列传》载：“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道：
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
可见月氏当时的势力很大，处在匈奴之西边。正因为如此，匈奴讨伐月氏之战，自然会称“西击”，或“西求击之”，不能把“西求击之”，作为大月氏人迁出祁连山的根据。
匈奴对大月氏人的第三次打击，仍然是发生在冒顿单于时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在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之时，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吏民，于是汉文帝诏丞相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使右贤王出塞。
在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时，冒顿单于为了对汉和好，表示道歉，言说右贤王没有请示，与汉发生了战争，并罚他击月氏，且平定了周围二十六国。《史记·匈奴列传》载：
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
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令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苏先生认为：“在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匈奴冒顿单于，即‘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这样月氏被匈奴逐出河西后，大部分逃离河西走廊，徙往中亚，一小部分未徙的则仍留在祁连山和昆仑山，混入羌族中放牧，被称为小月氏。河西走廊及祁连山区就为匈奴所占有，在这种态势下，匈奴把乌孙放在天山东部地区游牧，使其长守西域，就很符合于当时的历史实际了。”
其实不然，这次右贤王受罚对大月氏所进行的战争，只是降服了月氏，改变了过去那种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将单于的儿子送到月氏去当人质的局面，并没有说把大月氏赶走。这次战争，使大月氏包括周围二十六个小国在内的政权都臣服于匈奴，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正如文献所言，“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了。既然并为一家，当然会受到匈奴的保护，只许匈奴对这些附属国为所欲为，而不许他们彼此间的互相吞并，那么日后乌孙攻打大月氏并把它逐出伊犁河流域就没有道理了。而且从“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一语分析，月氏若逃到伊犁河流域另立他国，就不能称其降于匈奴。大月氏之迁往中亚，是由于老上单于对其所进行的打击，并把大月氏王的头作为饮器后，大月氏才决定离开祁连山的。而上述对月氏的打击是发生在老上单于时期，并不是在冒顿单于时期。
老上单于是在公元前174年即单于位的。《资治通鉴》虽然把此事与冒顿遗汉文帝书系于同年，但在先后顺序上，把冒顿遗汉文帝书之事置于老上单于即位之前。
3.大月氏人向伊犁河流域的迁徙
老上单于即位后，发动了对大月氏的战争，并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正如前引《史记·大宛列传》所言：“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也是一致的，确在匈奴老上单于时杀了大月氏王。
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①
至于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74年之后，即汉文帝前元六年之后。因为在公元前174年，正是老上单于即位之年。苏北海先生的《西域历史地理》第7页，把老上单于杀月氏王的时间定为公元前176年，即文帝前元四年的说法是不妥的。如《西域历史地理》载：“上段中所记的另一个史实‘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是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西击月氏时的事情。而‘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这一段显然是指的大月氏从伊犁河地区被乌孙及匈奴联军击败后徙往阿姆河流域的事。”
苏氏的上述说法不当，其原因在于：冒顿单于公元前174年亡，老上单于在当年即位，而公元前176年之时，还是冒顿单于在位之时，与历史事实不符。史言：
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②
苏氏的说法在时间上有所错位。
总之，是在老上单于之时杀了月氏王，并把大部分月氏人赶出了河西走廊地区。大月氏人从此开始了西迁，一直迁徙到伊犁河流域塞种人的领土上，并打败了塞种人，迫使塞种人向南迁徙。
4.大月氏人从伊犁河流域向阿姆河流域的迁徙
大月氏人在乌孙、匈奴势力的联合进攻下，由伊犁河流域向阿姆河流域即大夏领土上的迁徙。
乌孙和大月氏人本来共同生活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大月氏人攻杀了乌孙的首领难兜靡，并占领了乌孙的地盘，乌孙人不得不逃到了匈奴，受匈奴的庇护。从此，乌孙人与大月氏人结下了仇怨，估计大月氏人杀死乌孙国王难兜靡的时间可能在“东胡强，月氏盛”的秦王朝后期和西汉初期阶段，即冒顿单于即位前后。
大月氏人从伊犁河迁往大夏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74年以后到公元前161年之间，我们从对乌孙国王昆莫的年龄分析中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澄清。在大月氏人杀死乌孙国王难兜靡时，难兜靡的儿子昆莫刚刚生下来，史书记载：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①
由此可知，当时昆莫是个刚刚生下来需要吃奶的乳孩。同书还载：“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及壮”二字，大概是长到成年时，亦即二三十岁时。昆莫能带兵打仗，这时决然不会是匈奴退居漠北之时，很可能是老上单于的初年。老上单于杀了大月氏王，把月氏人从河西走廊赶到了伊犁河流域，此时的昆莫已有三十来岁，时值：
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②
此事可能发生在老上单于在位的晚期。老上单于是公元前174年即位，公元前161年死去的，那么大月氏人西徙大夏也是在此时期内。时间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的单于不是指冒顿单于，因为冒顿单于是公元前174年死去的，此时老上单于还未杀大月氏王并“以其头为饮器”。大月氏人是在老上单于杀其王之后才西迁的，而这里的单于也不是指老上单于之后的军臣单于，因为军臣单于死于公元前126年，在此之前10年，张骞已经出使西域，寻求徙居大夏的大月氏国了。所以，这里的“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的单于肯定是指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死于公元前161年，那么，大月氏人从伊犁河迁往大夏的大致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65年前后。
总之，大月氏人的西迁，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秦王朝的中前期，大月氏人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与东胡的乌桓，形成了东胡强而月氏盛的局面。匈奴的势力是在蒙恬的打击下，向北方退去，这就自然而然地给月氏人一个活动的大舞台。而到了秦王朝末期、西汉王朝初期阶段，由于北方防线的松弛，造成了匈奴势力的南下，特别是在冒顿单于之时，击败了东胡和月氏，使东胡和月氏的势力各自向东、向西收缩。后来，大月氏人的势力退缩到了河西走廊一带。大概在公元前174年以后，匈奴对月氏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老上单于杀了月氏王。此时大月氏向西迁徙，第一站迁到了伊犁河流域。此后不久，乌孙昆莫为报父难兜靡被月氏所杀之仇，在匈奴的支持下，发动了对大月氏人的进攻，结果取得了最后胜利。大概在公元前161年以前，大月氏人迁至阿姆河流域的大夏领土上，并建立了政权。
5.大月氏人向南和东南方向的迁徙
大月氏人在匈奴势力的打击下，绝大部分进行了战略大转移，向西迁徙。但还有一部分大月氏人向南、向东南方向迁徙，现分别叙述之：
向南迁徙的大月氏人，根据记载是老弱者，不能进行长途跋涉，所以就向南迁到了青海高原，与生活在那里的羌族人混在了一起。
向东南方向迁徙的大月氏人，有一部分迁到今日之青海省湟水流域。《后汉书·西羌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初，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遂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仇，党援益疏。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与迷唐战）。
从这段记载可知，原生活在敦煌、祁连山间的月氏人在被匈奴打败后，有一小部分迁徙到湟水流域生活，以致于在汉羌发生战争时，东汉政权还利用湟中月氏胡的力量去对付迷唐羌。
大月氏人向东南方向的迁徙，在西汉时期有的已远达今日之固原地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今日之固原地区，早在西汉时期，设有月氏道。西汉时期的地方建置是这样的：在中央政权之下，地方上设郡，郡下设县，而边地部族所在地的“县”则不称“县”，而称“道”。那么，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有月氏道，说明该地区是月氏人聚居的县。秦汉时期，县的规模和人口数量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的，一般来说，从面积上讲是方圆100里，从人口数量上说是1万户人家，但偏远地区县份的人口数量要少些。总之，从西汉时期月氏道的出现，反映出月氏人的东迁，而且其人数也不少，恐怕要有万人以上。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小部分大月氏人迁到了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直到葱岭一带。《通典》有十分明确的记载：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若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比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盖同为
羌种。
在这里，纵然月氏人与羌人融合，其名称已变为“羌”字，但实际上是由西迁的月氏人演变而来的。《后汉书·西羌传》对此有记述：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踰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
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需要指出的是，大月氏人在匈奴势力的打击下，绝大部分进行了战略大转移，但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大月氏人并没有绝迹，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大月氏人仍然留在原地生活，当然留下的人员多半是小的种落和那些弱者。《汉书·赵充国传》给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书中言说在西汉与羌人的长期战争中，汉政权曾经利用过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人去打击羌人。
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
“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的记载，反映了河西走廊地区仍然有部分月氏人的存在，不然的话，此地不可能有月氏兵。所以，我们认为，在匈奴势力的打击下，虽然有一大部分大月氏人进行了迁徙，但仍有部分大月氏人留在原来的土地上生活，这一点也需说明。
（二）东汉时期大月氏人的迁徙活动
如上所述，西汉时期，大月氏人除少部分向南、向东迁徙外，绝大部分向西迁徙。而到了东汉时期，大月氏人又从万里之外的西域边陲向中原地区流动。东汉时期，大月氏人向中原地区迁徙流动有多种情况，主要有：月氏少女被卖到中原，月氏的佛教传播者到中原地区传教，月氏的男子充当中原地区割据势力的胡兵，贵霜王朝内部的频繁战乱，导致大批难民返回故乡敦煌，最后抵达当时的洛阳。现分别叙述如下：
1.月氏少女被卖到中原
丝绸之路于汉武帝时开通，到了东汉时期，沿途行人来来往往已不绝时日。在这些行人里边，有的是东西方的使者，是奉政府之命进行友好交往的，但丝绸之路上的行客多是一些商贾。这些商贾不但贩卖货物，而且还贩卖女奴。东汉时期，一位名叫辛延年的诗人，在其乐府词《羽林郎》中描写了一位被卖到洛阳酒家的胡姬。诗云：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兰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无所。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羽林郎》中的胡姬，是从西域来的，至于胡姬是否是月氏人也很难辨清。但是，类似这种命运的胡姬当中，确有大月氏人，《后汉书·梁冀传》给我们提供了证据：
初，（梁冀）父商献美人友通期於顺帝，通期有微过，帝以归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盗还通期。会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与之居。寿伺冀出，多从仓头，篡取通期归，截发刮面，笞掠之，欲上书告其事。冀大恐，顿首请于寿母，寿亦不得已而止。冀犹复与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寿寻知之，使子胤诛灭友氏。冀虑寿害伯玉，常置复壁中。
《梁冀传》中的上段文字提到了美人友通期，李贤在注释中认为：“友，姓也。”但是《东观汉纪》中有关梁商献美人的记载却不同，《东观汉纪》中的美人叫“支通期”。我们认为《东观汉纪》的记载正确，支氏是西域大月氏人的姓氏，如大月氏著名佛教徒支谶等。《梁冀传》的记载告诉我们大月氏的美女在洛阳的遭遇。梁冀的父亲梁商把大月氏的美女献给了顺帝，顺帝又让她离开宫廷，最后被梁冀所占有，由于梁冀妻子孙寿的残忍，支通期最后被害。支氏是来华大月氏人的姓氏，这说明了大月氏人向东汉都城流动迁徙的事实。
2.公元2世纪中叶大月氏人的东迁
大月氏人西迁到大夏的领土后，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所以当张骞出使西域请他们迁回故地时，他们对此没有多大的兴趣。而西迁后的大月氏，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汉书·西域传》言说当时有户10万，有口40万，兵员10万，是西域的一个大国。到了东汉时期，西域诸国皆称其为贵霜王朝。《后汉书·西域传》云：“诸国称之皆曰贵霜，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由此说明中国古籍中的大月氏，就是西域中亚的贵霜帝国。贵霜王朝当时十分强盛，有人认为它是称雄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大国。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时，贵霜王朝发生了战乱，战乱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出现了许多难民。而在难民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向中国内地逃亡。有的进入塔里木盆地诸国，有的回到故籍敦煌、祁连山间，有的到达东汉都城洛阳。《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记载：
支谦，字恭明，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
上文中的“大月支”，就是大月氏，也算译音无正字。支谦的祖父率领数百大月氏人归服东汉王朝，汉灵帝则加官安抚。这里的“归化”，就是到洛阳定居。然而支谦在东汉末年的大动乱中，又继续向东南方向迁移，最终到达了江南一带。《出三藏记集·支谦传》又记载了其奔吴的具体细节。《支谦传》云：
献帝之末，汉室大乱，与乡人数十共奔吴。
支谦不但个人而且还携带数十乡人进一步向江南地区迁徙，这可以说是文献记载中迁徙路程最远的大月氏人。由于大月氏人到洛阳定居，所以文献当中对支谦籍贯的称谓也改为“河南支恭明”了。如《出三藏记集·了本死经序》中称支谦为：“河南支恭明”。
关于大月氏人来华定居，从文物考古方面亦有不少有力的证据，可详见关于佛教传播而引发的人口迁移一内容，这里不作赘述。
3.大月氏男子至中原从军
上面谈到了大月氏的女子被贩卖到洛阳的情形，而东迁的大月氏的男子中还有不少被东汉割据势力所利用，从军当兵。大月氏人勇敢善战，因此，东汉封建割据势力特别喜欢用胡兵。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拥兵自重的董卓便是如此。《续汉书·五行志》载：
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掳掠宫掖，发掘园陵。
在这些胡兵当中，有不少就是骁勇善战的大月氏人，而且《后汉书·董卓传》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书中记述了董卓的女婿牛辅在失败后逃跑的情形，《后汉书》的注释家李贤注引《献帝纪》云：
（牛）辅帐下支胡赤儿等素待之过。急，尽以家宝与之；自带二十余饼金、大白珠璎。胡谓辅曰：“城北已有马，可去也。”以绳系辅腰，逾城悬下之，未及地丈许放之，辅伤腰不能行，诸胡并取金并珠，斩首诣长安。
林梅村先生认为，支氏为到中原来的大月氏人姓氏，由姓氏可知，支胡赤儿等胡兵肯定是大月氏人。而且这些大月氏胡兵，还深得董卓、牛辅等权贵的信任。
二、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
移民有长期性的移民和暂时性的移民，一般来说，某一部分人口从甲地长期移居乙地住下来，谓之长期性的移民。但也有一些情况并非如此，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暂时移居某地，日后仍返回本土者谓之暂时性移民，似这类情况，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移民中亦不乏见到，例如质子便是一种非永久性移民的例证。当然，一些质子客死异国他乡的情形也是存在的。质子形式的移民虽然人口数量极少，但这种暂时性移民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对研究丝路沿线的民族关系、民族融合，乃至文化传播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在此对丝绸之路沿线所出现的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作初步探讨。
质子，顾名思义是以人作为人质进行抵押，这在古代社会民族与民族之间是常常出现的一种现象，甚至在同民族、不同政权之间亦是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便在同一政权中，中央对地方长官，为实行有效控制，亦采取类似以人为质的羁縻做法。简言之，这是一种加强统治的做法，弱小政权为了取得强大政权的信任与支持，一般都把本国的王子送到异国去作人质，以取得强大政权一方的信任。而这种做法，也是强大政权一方所要求的。另外，在政权之间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亦有互派质子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不是强权政治所要求的结果，只不过是国与国之间互相信任的一种表现形式。质子在异国生活期间，随着两国间关系的缓和、亲善与紧张、对抗，其处境亦随之变化。一般说来，当两个政权关系亲善时，质子的处境亦好，而当两个政权间关系恶化时，质子便处于岌岌可危之境，甚至可能有性命难保的厄运。质子在异国得遵守异国的法度，犯法者要受异国法律的制裁。有的质子长期留居外国，直至客死异乡。
（一）西汉时期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
西域各国，长期受匈奴的奴役，当汉朝的势力扩大到西域以后，匈奴与汉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异常激烈。西域一些小国既怕得罪匈奴，又怕得罪汉朝政权，为了保持平衡，有些国家便把王子分送到匈奴和汉朝，以表示对这两个政权的臣服。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唯恐失衡，会给本部族、本国带来灾难。例如楼兰国（后改名为鄯善）分别给汉朝和匈奴送王子为质，便说明了这一点。《汉书·西域传》载：当楼兰被汉将王恢等攻破以后，楼兰王慑于汉王朝的威力，便臣服于汉王朝，向汉王朝贡献财物。匈奴听说之后，对楼兰靠近西汉政权十分不满，便发兵攻打楼兰，楼兰王不敌匈奴，为了缓和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派一个王子到匈奴当人质，派另一个王子到西汉作人质。
作为质子，有的客死异国也不能返回本土，而且每一代新的国王即位后，都要重新派质子送到自己所臣服他的国去。楼兰国的情形正是如此，武帝征和元年，楼兰王死，楼兰国的使者来到汉朝，请求让在汉为人质的先王的儿子回楼兰即王位。但楼兰在汉的质子因为常常违反汉法，受到了下蚕室的宫刑，所以无法让其回国，于是汉朝回答说：
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①
楼兰国无法，只好更立其他王子为楼兰王。当新的楼兰王即位后，汉朝为了控制楼兰，又让楼兰国派遣一名质子到汉朝为质子。楼兰王怕得罪匈奴王，又派一名质子到匈奴。后来，新立不久的楼兰王死，匈奴先得到了消息，为了争夺对楼兰的控制权，便抢先把匈奴的质子送回楼兰，立为楼兰王②。
1.大宛遣子入侍
大宛遣子入侍的时间是在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宛王以后的事情。《汉书·西域传》载：
贰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谄，使我国遇屠，相与共杀昧蔡，立毋寡（原贰师所立之宛
王）弟蝉封为王。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镇抚之。
这是因为宛人杀了汉所立之宛王，恐怕汉朝问罪，所以遣子入侍，以取得汉的谅解和信任。汉王朝见事已至此，只好默认并加以镇抚。
2.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
《汉书·西域传》载，匈奴介和王降汉以后，被封为开陵侯，后来，开陵侯奉命西征车师时：
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
这里所言六国子弟，但知其国名者有三，危须、尉犁、楼兰，其他三国未知其名。这里虽然言说为六国子弟，不言人质，也可能是在汉学习者，但也不排除这些人是作为人质而送往汉朝的。
见于文献记载，在老国王去世后，质子一般都要回国继位，如《汉书·傅介子传》所言之情况便属此类。当年傅介子曾请示霍光，让其诛杀不服从的龟兹王。霍光言说龟兹太远了，可验之于楼兰王。于是傅介子设了一个计策，赉上好多财物、金币，扬言以赏赐外国，傅到楼兰后，楼兰王贪汉财物，被傅介子骗到帐中杀死。介子谕楼兰国：
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
这说明前任国王死后，质子要回国继位。当然有的国王为了结好几个国家，曾把儿子分送到好几个国家，这样一来，在究竟由哪一个国家的质子回国继任的问题上，便常常发生斗争。属于这类情况者，势力最大一国的质子才能争到王位。如前述，楼兰国的情况便属此，楼兰王为结好汉、匈两家，曾把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匈奴和汉。而当楼兰老国王去世后，匈奴人势力大，得到消息后，星夜兼程，把楼兰在匈奴的质子抢先送回国去，继位当上了楼兰王。
3.侍子必须是王子
凡是送到他国当质子者，必须是国王的儿子，如果不是国王的儿子，一经发现，被看作是欺骗，要受到制裁。如《汉书·陈汤传》所载，康居王曾送子到汉为侍子，后来陈汤上书，言说康居所送之子并不是康居王的亲儿子，汉朝对此事十分严肃，并进行了认真的核实工作。核实的结果，侍子是康居王之子，并无虚假，陈汤因此被定为下狱当死的罪行，可见对此事之认真。
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质子的命运十分危险。质子顾名思义就是送到别国去当人质抵押的。所以当两国关系和好时，质子的处境相应较好；而当两国关系紧张时，质子的命运就相当危险了。如冒顿单于当初的命运便属如此，当初匈奴头曼单于为了结好月氏，把太子冒顿送到月氏当人质，但后来单于有了新爱阏氏后，生了个小儿子，头曼想废掉冒顿而立少子，于是便想了个借刀杀人的办法，乃使冒顿质于大月氏。冒顿当人质后，头曼故意制造与月氏的矛盾，马上攻打大月氏。既然两国关系已破裂，大月氏人便想杀掉质子冒顿，亏得冒顿盗马逃走，否则有生命之危险。
侍子到异国入侍，也并不能保证两国关系之和好，它不过是一种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康居国送侍子的例子便是如此。《汉书·西域传》载，在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慢，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多次上言：
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拒。而康居狡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啗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
总之，康居送子入侍，也不过是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罢了。
4.乌孙昆弥有侍子在京
汉与乌孙之关系，自从汉公主西嫁昆弥之后，双方关系相当融洽。然而，即便是这样融洽的关系，乌孙王亦派侍子到京师。《汉书·西域传》载，在乌孙翁归靡任昆弥的时候，汉、匈两国为了争夺对翁归靡的控制，分别以汉之解忧和匈奴妇予翁归靡为妻。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并没有立翁归靡与解优所生之长子元贵靡，而立原昆弥岑陬之子泥靡为王。这样，翁归靡与匈奴妇所生之子乌就屠袭杀泥靡，自立为昆弥①。后经冯嫽调和，冯夫人立楚主解忧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并划分地界和户数，大昆弥6万户，小昆弥4万户。以后又分别传代，到小昆弥末振将时，恐被大昆弥所并，刺杀了大昆弥雌粟靡。于是，
汉立雌粟靡季父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侍子在京师者。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分析，乌孙王之子即小昆弥有子在汉为人质，名为侍子。既然小昆弥送子到长安为人质，那么，大昆弥也不会例外，恐怕也是每一代昆弥都要送子到京师入侍的。
5.匈奴王亦有纳子入汉为侍子者
《汉书·陈汤传》记载，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郅支单于是在“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的。
总之，在两汉时期，西域各国俱遣子入侍，有的质子甚至一辈子也难以回国即位。这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虽然人数不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但其影响和意义既是重大的，又是多方面的，所以应该引起重视。
（二）东汉时期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
如前所述，西汉时期，西域诸国为了表示对西汉政权的臣服，把本国之王储送到西汉的国都长安，以作为长期性抵押人质。到了东汉时期，西域各国仍然一如既往。当东汉刘秀政权立足未稳之时，西域诸国便提出了这一要求，《后汉书·西域传》这样记载：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侍子，厚赏赐之。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
由上所述，可见当时西域各国在东汉初年遣子入侍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只是因为当时东汉政权刚刚建立，刘秀为了安定内部，顾及不了西域的事情，但对要求遣子入侍的国家也是十分客气和友好的。
东汉政权由刘秀创立，经过明帝、章帝的治理逐渐巩固起来，而东汉政权同意接受西域各国遣子入侍是从和帝时开始的。在和帝的时候，大将军窦宪打败了匈奴，才重新控制了西域。《后汉书·西域传》载：
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於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
以上所举是指和帝永元以后各国陆续纳质的情况。就史籍所载具体遣子入侍的国家来说，《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有疏勒王遣子入侍的内容：
顺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五年，臣磐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
焉耆王遣子入侍，《后汉书·西域传》载：
元孟（焉耆王）与尉黎、危须不降。永建二年，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之，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
车师后部王曾遣子入侍，《后汉书·西域传》载：
（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
不但西域各国要向汉纳子为质，对待匈奴仍然如此，也遣子为质。在这方面，《后汉书·西域传》亦有详细记载：
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犁、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冬，匈奴复遣兵将贤质
子不居徵立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
总之，东汉时期，质子形式的人口迁徙，虽然在史料记载方面不如西汉时期多，但足以说明在东汉时期，仍然一如前朝。尽管这种形式的人口迁移是短暂的，其中也不排除客死洛阳者，但这样特殊形式的人口迁移应予重视。
三、通婚形式的人口迁移
在丝绸之路的人口迁移中，和亲形式移民，或者称通婚形式移民亦占有重要位置。汉和边地部族的通婚起源甚早，这是民族融合的表现，民族融合可以说自古以来就在不断进行着。不同氏族之间的通婚早已出现，而且还禁止在本氏族内部通婚，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便有禁忌。
汉族和边地部族进行通婚的例子太多了，在和平时期，两部族间的通婚可以进一步增进不同部族间的血统融合，以及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通有无。但在两国关系紧张之时，亦有进行通婚者，这主要是指上层人物，这是为了通过通婚的形式达到两国互相信任的目的，并以此来缓和两国间的关系。这种通婚形式一般是汉族高层人士之女嫁给边地部族首领为妇。如汉初娄敬建议与匈奴和亲。因为高祖被困平城，几乎成了匈奴的俘虏，由于陈平的密计，才算脱险，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汉初国内刚刚平定，实力弱，还不足以与匈奴对抗，故娄敬建议把刘邦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但遭到了吕后的反对。这次婚嫁最后虽然不是刘邦之女，但也不得不把宗室之女送到匈奴去，此后一直到文景之世均是如此。所以我们说汉与周边边地部族上层首领通婚的事情是早有先例的。
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沿线通婚形式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便属上述情况。当然亦有为数不少的沿线部族互为通婚者，这大概是平民了。
下面我们主要谈谈汉族、匈奴为争取乌孙而进行的通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口迁移。
（一）乌孙人与汉人的联姻及人口迁移
在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中，尤其以与乌孙的关系最为密切，时间最为长久。大概从汉武帝中期直到汉平帝时期，历时100多年，汉与乌孙间的联姻关系，并由此引起了人口迁徙。正是这样融合的纽带关系，把汉与乌孙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于乌孙国王的废立都需要经过中央政权的批准。同时，中央政权亦给乌孙在许多方面以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得乌孙政权长期存在，不受其他部族的侵扰。乌孙人在长达100多年的安定环境中也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化。
乌孙与汉的交往联系及长期的联姻，是西汉政府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就已经订下的。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天子命张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张骞与李广分兵两路，李广先到达，被匈奴重兵围困，损失惨重，张骞因为没有如期到达，而应当斩首，但武帝念其通西域了解地情有功，赎为庶人。武帝对匈奴战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要想彻底降服匈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还很强大。为了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也就是说要切断匈奴的右臂，汉武帝又想到了张骞，多次向张骞询问西域、大夏等国的情况。
在汉武帝的多次询问下，张骞谈了乌孙与汉结为联姻关系联合抗击匈奴、安抚西域的方略。张骞仔细向汉武帝分析了当时汉、匈奴、乌孙及西域诸政权间的关系。张骞言道：乌孙原本与大月氏人有过一段旧恨，后来由于匈奴的支持，乌孙人打败了大月氏人，并在天山中西部地区确立了政权。加上乌孙吞并了部分大月氏人，势力逐渐强大，此时的匈奴单于刚刚死去，内部不稳，所以乌孙“不肯复朝事匈奴”①。匈奴派兵攻打乌孙，但不能取胜。而新立之单于由于西汉的攻打陷入了困境，那么此时乌孙地区的势力是空虚的。蛮夷之人有个特点，就是留恋故地，又贪汉朝之财物。如果这时以丰厚的礼物贿赂乌孙，招抚他们东迁，仍然回到祁连山以东、敦煌以西的故地居住，而汉朝选派公主许配乌孙国王为夫人，相互之间结为兄弟，那么，由于这种联姻关系，乌孙一定事事听从汉朝的指挥。如果联姻成功，就可以切断匈奴的右臂。汉朝把乌孙团结起来后，那么乌孙以西乃至大夏等属国“皆可招来而为外臣”②。
汉武帝听罢张骞的计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带领300人、马各2匹，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遣之旁国。”③
乌孙这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原来乌孙居住在祁连山以东、敦煌以西的时候，其国王叫难兜靡，后被大月氏人所攻杀，不得不依附于匈奴。时值匈奴人把大月氏人赶出了河西走廊，迫使其远迁到天山中西部地区。后来到难兜靡之子昆莫，亦叫大昆弥时，他在匈奴人的协助下，打败了大月氏人，迫使其继续西迁。而乌孙便在大月氏人的故土上，即在天山中西部地区建立了政权，都城在赤谷城。昆莫有十几个儿子，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大禄，“材力优强，能为将。”④带领1万多骑别居于另外一个地方。大禄之兄是太子，太子有个儿子叫岑陬，太子死的早，临终之际请其父昆莫将来立他的儿子岑陬为太子。昆莫哀怜太子，便答应了，大禄对此不满，“将众畔，谋攻岑陬。”⑤而昆莫⑥为了处理此事，也给岑陬万余骑人马，让他别居另外一个地方。昆莫自己率领万余骑以自备，这样，国分为三，但总的来说，受昆莫节制。这种节制实际上属于羁縻性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骞来到乌孙实施自己早已筹划的联姻计划。
张骞来到乌孙之后，献上财物，并说明汉天子的旨意：
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⑦
当时因乌孙西迁之后，离汉朝更远了，不了解汉朝之强大，加之靠近匈奴，臣服匈奴日久，大臣们不赞成迁回原来在祁连山的故地。昆莫此时年老，国内不稳，一分为三，只能勉强维持局面，所以没有答应汉王朝所提出的联姻主张。在张骞回国时，“乌孙发译道送骞”①。并派出数十人组成的使团，带上马数十匹献给汉朝，表示回谢，实际上是窥探汉朝的情况。乌孙的使者“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②，为日后的联姻打下了基础。
汉朝与乌孙之间友好往来的消息传到了匈奴，匈奴很恼火，打算攻打乌孙。乌孙感到惶恐，于是派使者向汉朝献上马匹，并说明愿意与汉联姻结为兄弟的意图。汉武帝询问大臣对此事的看法，大家都表示赞同。乌孙以马1000匹送到长安，作为入聘的礼物。在汉武帝元封年间，汉王朝派遣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出使乌孙。临行时，赠送甚盛，皇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③，可以说，这是一次人数不少的移民。乌孙王昆莫（名猎骄靡）十分高兴，封细君为右夫人，而此时匈奴也遣女与昆莫为妻，昆莫封匈奴女为左夫人。总之，汉与乌孙的联姻终于成功了。
细君到乌孙之后，特意自治宫室居处，“岁时一再与昆莫会”④，置酒饮食，并以币帛赐给昆莫的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讬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⑤
由此可以看出，细君才华出众，颇有文学修养，她为了完成汉天子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任务，担当起艰巨的使命，嫁给了一个已到暮年的老国王。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细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汉天子闻知身处异乡的细君的情况后，十分怜惜，于是每隔一年就要派遣使者带上帷帐锦绣之类的衣物赐给细君。以表彰她为断匈奴右臂，前去联姻所做出的贡献。
在联姻过程中，由于边地部族之俗与汉不同，细君亦能以大局为重来处理事情。如乌孙之俗，父老去世，子可以娶其后母为妻。当昆莫年老之时，打算让他的孙子岑陬娶细君为妻，细君开始时不从，上书汉天子述说此事，汉天子的回答是：
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⑥
细君遵从天子之命，又嫁给了昆莫之孙岑陬（名军须靡）。昆莫死后，岑陬为乌孙王，岑陬与细君生下一女，名叫少夫。
细君死后，汉朝又将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了岑陬。
岑陬去世时，因为他与胡妇所生的孩子泥靡尚幼，于是便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父大禄的儿子翁归靡。翁归靡当了乌孙王之后，娶楚主解优为妻。
翁归靡与解忧公主生三男两女，长男元贵靡；次曰万年，后来当了莎车国王；三子叫大乐，后来任乌孙的左大将。长女名弟史，是龟兹王绛宾的妻子；小女素光，为若呼翎侯妻。同时翁归靡亦有胡妇，生子乌就屠。①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时，乌孙国王上书，言说让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并希望娶汉公主为妻，可以说这是乌孙第三次向汉求公主为婚了。于是，又以马骡各千匹为聘礼，结婚和亲，叛绝匈奴，得到了汉天子的允准。于是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共有300多人，人汉迎娶公主。汉天子以解忧公主弟弟的女儿相夫为公主，打算护送到乌孙，这次随行的移民人员亦不下100多人，《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在去乌孙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
这100多人后来由长罗侯光禄大夫常惠护送，相夫等行至敦煌，听说乌孙国王翁归靡死，乌孙贵人立岑陬的儿子泥靡（与匈奴夫人所生之子）代为昆弥，号狂王，因此少主相夫才没有入西域。
狂王当上乌孙王以后，又以楚主解忧为妻，生一男孩，名叫鸱靡。狂王与公主不和，为乌孙所患苦，解忧想设计除掉狂王，但没有成功。
当初，翁归靡与匈奴妇人所生的一个儿子名叫乌就屠，后来乌就屠率众袭杀了狂王，自立为昆弥。
楚主解忧当年出使乌孙的时候，所带去的侍者当中，有一个叫冯嫽的女子，很有才干，懂史书，她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乌孙右大将与乌就屠关系很好，他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②为理由，劝说乌就屠放弃大昆弥之号。于是冯夫人立楚主解忧的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但由于乌就屠不能全部归还诸翎侯民众，汉派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城，这是又一次的移民屯戍，并给大、小昆弥划分势力范围并分配了民众。大昆弥户6万余，小昆弥所分到的户数是4万余。但是乌孙人大多归附小昆弥。
元贵靡、鸱靡病死以后，解忧公主上书言说自己年老思土，愿将骸骨葬汉地。天子悯而恩准，迎接公主回国。公主与乌孙男女3人俱来京师，这一年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年近70岁。天子念其有功，赐给她田宅、奴婢，又过了两年，解忧公主去世。她所带来的3个孙子、孙女不再回乌孙，留下来为解忧公主守墓，可以说这是永久性迁居内地。
（二）乌孙人与匈奴联姻及人口迁移
见于记载的匈奴与乌孙通婚形式的移民亦为数不少，当然这种通婚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即为了争取乌孙王。
在猎骄靡任乌孙王昆弥的时候，汉派细君妻之为妇。为了不得罪匈奴，乌孙也接受了匈奴所送之女为妻，为了表示不偏不倚，猎骄靡封细君为右夫人，封匈奴妇为左夫人。当岑陬任乌孙王昆弥时，细君遵从天子之命，嫁给岑陬。细君死后，解忧又嫁给岑陬。
当岑陬去世时，文献记载，因为他与胡妇所生的孩子泥靡尚幼，于是就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父大禄的儿子翁归靡。由此可知，军须靡任乌孙国王时，仍然接受匈奴所送之女为妇。
那么，翁归靡任乌孙国王时，是否有胡妇呢？从文献记载看，翁归靡任乌孙国王时，仍有胡妇。《汉书·西域传》云，翁归靡任乌孙国王后，娶楚主解忧为妻，同时翁归靡亦娶胡妇女子为妻，并且生子乌就屠。这里所言之胡妇，就是指匈奴女子而言，因为文献中都把匈奴称为胡。
通过以上分析，纵然文献中并没有把每一代乌孙王之妻的族别记录下来，但差不多每一代乌孙王不但要娶汉朝的女子为妻，同时也娶匈奴的女子为妻，这样一来，匈奴与乌孙通过联姻所带来的移民也不在少数。
通过婚嫁形式的移民，不但是乌孙王与汉、匈奴妇女为婚，而陪同公主的女子亦可嫁给乌孙人。以汉例，如楚主解优的侍者冯嫽便是明证。
文献记载，冯嫽是楚主解忧的随行人员，她懂史书，很有外交才能，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为妻。她曾劝说翁归靡胡妇所生的儿子乌就屠放弃王位，立楚主解忧的儿子元贵靡为乌孙王。
既然冯嫽可以嫁给乌孙的贵人，那么，随从女子也都有这种可能。据说，在细君出使乌孙时，“为备官属宦者侍御数百人”。当解优公主弟弟的女孩相夫出嫁乌孙元贵靡时，“置官属侍御百余人”。但因为事情有变，元贵靡当时没有继承上王位，所以当时并未成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汉朝既然前后多次嫁女与乌孙王，那么随行人员恐怕要有近千人之多。由汉又可推测匈奴女子出嫁到乌孙，恐怕也并非只身前往，那么匈奴由此而迁徙到乌孙的人口也是有一定数量的。
四、屯田与移民
（一）西域屯田的原因
在丝路沿线的人口迁移中，有一部分属因屯田而带来的移民，而要想搞清楚西汉时期西域人口迁移，就得先从屯田的诸方面情况说起。
众所周知，战国、秦汉之际，北方草原地区匈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有控弦之士30万，成为西汉边防的最大威胁。为了解决边患，西汉的开国之君刘邦曾率大军北击匈奴，可以说当时猛将、谋士众多，但却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七天七夜难以脱身。谋士陈平想出了一条美人计，让画工画一个漂亮的女人像献给单于的阏氏，使其意识到如果汉败，汉朝的美女就会送到单于的身边，自己就会失宠，所以阏氏才劝说单于撤军，刘邦才逃命而归。此后西汉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初年，不管匈奴在北方沿边如何掳掠，甚至侮辱吕后，汉朝只是一忍再忍，并以和亲及每年给若干财物与匈奴的办法来避开矛盾。
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使得汉朝的国力一步步加强，汉武帝认为解决匈奴威胁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西汉王朝决定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匈奴当时控制着西从西域，东到海边的广大地区，如果不切断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与联系，便很难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汉武帝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到了切断匈奴右臂，即切断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上。
当汉武帝发动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把匈奴的势力赶出河西走廊和西域之后，为了确保对这一地区的长期控制权，需要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和设立必要的办事机构。然而，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给养却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给养问题，汉军就难以在西域立足。在这方面，汉武帝伐大宛时因缺粮而造成的损失，就是一个教训。《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在太初元年，汉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6000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去讨大宛、索名马。
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
罢。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
《汉书·张骞传》中，大宛人所言也指明了这一点：
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
汉在袭击大宛时，因军粮问题使军事行动受到了影响。同样，在开陵侯击车师时由于乏粮，汉军亦十分狼狈。《汉书·西域传》载：
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颜师古注曰：“士虽各自载粮，而在道已尽，至于归途，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终师旅之事也。”），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
总之，因乏粮而影响军事行动的现实使汉武帝不得不考虑必须移民，在西域进行屯田。屯田的好处就在于平时屯田积谷，以供军需，而战时屯田民亦可出征打仗。所以自汉武帝时始，西域的屯田方兴未艾，且移民数量也愈来愈多，屯田的分布也愈广泛，为西汉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提供了物质方面的保障。
（二）西汉时期河西地区的屯田与移民
屯田就会带来移民，那么西汉时屯田西域而进行的移民始自何时呢？在这方面，我们还先从河西四郡的屯田开始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西汉的屯田是由近及远逐步发展的，西汉在西北的屯田，最早是从河西四郡开始的，河西四郡是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对这一地区加以控制后所设置的。河西四郡即为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也就是在河西走廊一带。河西走廊一带的移民，史书有明确的记载：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列四郡，据两
关焉。①
也就是说，河西四郡的设置，是在逐步移民的基础上建置起来的。其移民的数量，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河西四郡的户口分别是：武威郡户17581，口76419人。张掖郡户24352，口88731人。酒泉郡户18137，口76726人。敦煌郡户11200，口38335人。由此得出，在公元2年时，河西四郡的人口总计为27万多人，估计在汉武帝时期征服匈奴、平定河西以后，向这一地区的移民数量也在10万人以上。
（三）西汉时期西域的屯田与移民
以上述及了河西四郡的移民，在河西四郡移民的基础上，西汉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又把移民屯田扩展到了西域，西域的移民屯田始自李广利征大宛以后，而最早的屯田地点是在渠犁，《汉书·郑吉传》有这样的记载：
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犁，积谷......
查阅《资治通鉴》的系年，李广利征伐大宛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4年，也就是说，在此年之后，西汉便在西域实行屯田，屯田的地点是在渠犁。《汉书·西域传》记载渠犁的情况是这样的：有户130，有口1480人，兵员150人，城都尉1人。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
西汉在渠犁屯田，史书当中屡次出现，大概是因为该地地理位置重要，作用大的缘故，所以成为西汉的主要屯田区。在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时，《汉书·西域传》中，还有动用田士击车师的记载：
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
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
上述史料，说明渠犁地区不但在汉武帝时成为首辟的屯田场所，而且在宣帝时期，仍然坚持前代的做法，继续在这一地区屯田。
1.轮台屯田的兴废
轮台是西汉在西域屯田的另一重要场所，轮台之屯田大致经历了兴、废、兴这样几个阶段。轮台当初被辟为屯田场所，是在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取胜之后，西域各国皆感到惊恐，多遣使来汉朝贡献，而汉朝派出到西域的人也得到了官职。在这种情况下：
於是，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置使者校尉护之，以给使外国者。①
由此看来，轮台屯田的规模并不算小。
轮台屯田的废弃是在武帝征和二年时，该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因为战败，率部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对于这样的远征感到后悔。而在此时，御史大夫桑弘羊上奏道：
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臣愚以为可遣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②
但是，桑弘羊的这一主张，汉武帝并不欣赏，《汉书·西域传》载文：
是以末年（指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从此诏文来看，汉武帝末年，轮台的屯田被放弃了。
轮台屯田的复兴是在西汉昭帝时候，汉昭帝采纳了桑弘羊以前的建议，在轮台屯田，并且让西域扜弥国的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负责轮台的屯田事务。扜弥国太子赖丹是汉朝的人质，他到汉作人质的过程是这样的：当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过扜弥国的时候，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子，送至龟兹。李广利责备龟兹，所有西域各国都臣服于汉，都把质子送到汉朝，而龟兹本为小国，没有资格接受扜弥国的人质，于是龟兹连忙把扜弥国太子赖丹送到汉朝。而在汉昭帝恢复轮台的屯田后，便派赖丹负责轮台的屯田事务。轮台与渠犁相距不远，龟兹人感到西汉的屯田对自己是一个威胁，“迫我而田，必为害”。所以龟兹贵人姑翼劝龟兹王杀了赖丹，并立即上书谢汉，从此可以了解到，昭帝时轮台的屯田确在复兴之中。
2.移民屯田于北胥鞬、莎车
移民西域进行屯田，创于汉武帝时期，而宣帝时期西域的屯田、移民点大为增加，北胥鞬和莎车的移民屯田点就是在宣帝时候开设的。《汉书·西域传》记载比较详细：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
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
3.移民屯田伊循城
伊循城的屯田移民，是在汉宣帝元凤年间开设的，而且也是受鄯善王之邀在此进行屯田的。其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楼兰王背叛汉朝，在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的时候，大将军霍光派平乐监傅介子去刺杀楼兰王。傅介子斩杀楼兰国王尝归以后，当即宣布立在汉的楼兰王的弟弟尉屠耆为王，而且还把楼兰的国名也更改为鄯善国，且重新刻就印章等，西汉王朝还把宫女赐给新立的鄯善王尉屠耆为夫人。尉屠耆回国即位的时候，汉朝为他备好了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领百官为其送行，场面十分隆重。就在这时，尉屠耆又向汉天子提出了请求，言说自己在汉日久，现在回国即位，势力单薄，况且被斩的原楼兰王尝归的儿子还在国内，自己以王弟的身份即位，势必引起尝归儿子的嫉恨，恐被所害。并言说鄯善国中有一个地方叫伊循城，其地肥美，如果汉朝能派一将在伊循城屯田积谷，这样自己便可依靠汉朝的威势，不至于被尝归的儿子所杀。汉天子觉得其言之有理，便恩准了尉屠耆的请求，于是派遣司马1人、吏士40人屯田伊循城，以便镇抚鄯善，后来又设置了都尉官。
4.移民屯田赤谷城、焉耆国
赤谷城是乌孙的都城，自从汉与乌孙国结为联姻关系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而西汉在赤谷城和焉耆的屯田见诸于《汉书·辛庆忌传》：
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阵却故，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
5.姑墨的屯田与移民
姑墨的屯田与移民，是在乌孙出现两个昆弥，内部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汉王朝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在宣帝的时候，楚主解忧的儿子元贵靡即位为乌孙的大昆弥，立翁归靡与匈奴妇所生的儿子乌就屠为小昆弥。当元贵靡之孙雌栗靡即位当乌孙的大昆弥时，小昆弥乌就屠死了，乌就屠的儿子拊离依据规定，代立为小昆弥。但因为兄弟之间的争位斗争，他被其弟日贰所杀，汉朝于是扶立拊离的儿子安日为小昆弥。而日贰后来逃到康居，并依靠康居的势力对乌孙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汉政府决定屯田姑墨。姑墨与乌孙接近，其目的是为了在保护乌孙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6.屯田车师与移民
车师的屯田也是在郑吉任职时期所进行的，其原因是，车师降汉以后，车师王恐怕匈奴兵复至而被杀，所以便单骑投奔乌孙。郑吉迎接车师王的妻子，将其安置在渠犁，并把这些情况赶忙向西汉政府汇报，得到的答复是：
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①
车师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接近匈奴，汉政府在车师屯田积谷发展势力，对匈奴当然不利，所以匈奴为争夺对车师的控制权，便派骑兵袭击汉朝在车师的屯田民。郑吉为了对抗匈奴，和校尉一起，把渠犁地区的屯田吏士1500人全部带至车师屯田。匈奴又派骑士来袭击，汉在车师的屯田吏士少，抵挡不住匈奴的袭击，于是一方面退保于车师城中，一方面上书西汉政府要求增加田卒。但大臣们的意见是：车师距汉远，可暂时放弃在车师的屯田。于是派长罗侯率张掖、酒泉的骑兵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于车师旁，这样匈奴的骑兵方撤退，郑吉才得以从车师城中出来，仍归渠犁屯田。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大概在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以后，汉政府“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由此可知，西汉在车师的屯田也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
以上我们简单叙述了西汉时期的屯田概况，叙述屯田的目的在于弄清西汉时期因屯田而带来的人口迁移。总之，西汉时期在西域的屯田始自武帝时期，而昭帝、宣帝、元帝及其以后一个时期，都保持了这一政策。特别是见诸史籍当中，尤以宣帝时期在西域的屯田规模大，布点多。其主要特点是：均分布在北道方面，如鄯善、渠犁、车师、焉耆、乌孙、姑墨、轮台、北胥鞬、莎车等，而南道方面，则甚为稀少。
在史籍当中，常见的屯田人的身份是“屯田吏士”、“屯田卒”、“吏卒”、“田卒”、“力壮健有累重敢徙者”等。屯田系统有一套机构，大概校尉是主管屯田的，而且所设校尉也并非一人，元康四年以后，汉朝设立了戊己校尉，以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之事，这也是历史上的一种变化。正是由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有一套系统的管理机构，所以常见的“屯田吏士”可能就是领导屯田的各级官吏或头目。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屯田者来说，一般都称为“卒”。“卒”的含义在西汉来说，便是服役者，有服力役者，也有服兵役者，那么西汉在西域的这些田卒大多数是因为犯罪而被迁徙到边远地区的人。因为在史籍当中，常见有发长安的“恶少年”、发“七科谪”等充军打仗服役的记录，特别是对西域之战争更是如此。汉代的七科谪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①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招募来的，如桑弘羊所述“募力壮健有累重敢徙者”。所以，我们认为，西域的“屯田卒”又不同于一般的内地服役之“卒”。内地正常情况下服役之“卒”是有一定的服役年限的，服役期满要归家的。而西域屯田之卒，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批犯了刑法之人，他们身为田卒，恐怕也不会有固定的役期的，也可以说，他们大部分是一批长期的充军移民。所以我们认为，西汉政府在西域开设的屯田点，确有一批中原人迁徙到那里，并且长期居住下来。
西汉时期，因西域之屯田究竟有多少人被迁往流沙之地呢？根据上面所述的屯田情况，西汉时期，在西域兴办的屯田大概有近10处之多。其中渠犁的屯田吏卒便有1500多人，而有的地方是“数百人”。由此推测，在同一时期内，西域的屯田吏卒有万人之多。而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屯田政策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西域的屯田恐怕也经历了四五代人之久。所以，整个西汉时期，因屯田而迁徙到西域者不会少于几万人。
（四）东汉时期西域的屯田与移民
东汉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和保护丝绸之路的商旅要道，仍然遵西汉时期的传统，在西域进行屯田。东汉时期在西域的屯田，并不是从建武年间开始的，而是在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时开始的。总之，西汉和东汉时期在西域的屯田，中间曾一度中断过，《后汉书·西域传》叙述得非常清楚：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平间自相分裂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于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永平十六年，也就是汉明帝末年，东汉政府始在西域进行屯田。然而明帝时在伊吾的屯田，为时不长。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匈奴的势力又控制了西域，《后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载：
及明帝崩，焉耆、龟兹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已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
由此看来，东汉明帝时在伊吾所开设的屯田，仅仅维持了4年的时间便结束了。
东汉政府继永平屯田西域之后，大概是在永元三年（公元91年），再次在伊吾屯田，《后汉书·南匈奴传》叙述了永元三年屯田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永元三年之时，北单于被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北单于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率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等数千人止于蒲类海，并派人向汉表示愿意归服。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将军窦宪上书，立於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①
关于东汉政府在伊吾的屯田，史书记载还有数条，在元初六年（公元119年）的时候，皇帝派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②
继元初年间屯田之后，可能在伊吾地区的屯田又遭废弃，而重新开屯的时间是在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的时候。其原因是由于顺帝永建二年时，班勇打败并降服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17国皆来服从。在这种情况下，顺帝认为伊吾再次屯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永建二年的时候：
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③
东汉政府之所以一再在伊吾进行屯田，是有其原因的。伊吾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后汉书·西域传》在记述伊吾的重要性时指出：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
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正是因为伊吾是西域之门户，而且土地肥沃，所以东汉政府一有适当的机会便在伊吾进行屯田，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西域之控制，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
东汉政府除了在伊吾屯田之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还曾在柳中和且固城进行屯田。安帝延光年间（公元122～126年），皇帝采纳了陈忠的建议：
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④
另外永兴元年（公元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侯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叛，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⑤的记载看，东汉政府在且固城亦有屯田。
从东汉的情况看，当时在西域之屯田地点不如西汉时期多，但就每个点上屯田民之数量与西汉时期比相差不多。上言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班勇率500人屯柳中等，基本上每个屯田点的屯田人数与西汉时差不多，每个点有近千人到几百人不等。
就屯田者的身份而言，仍然与西汉相同，多为因罪而补边者，上引中的“弛刑士”便是罪犯。另外，我们从班超卸任时的嘱托之语中也可了解到当时屯戍西域者多为罪人，如班超向继任者任尚道：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①
另外，东汉因获罪而输送到边远地方者亦有例证，《后汉书·班梁列传》载：
梁谨，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讽，历州宰，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除讽为军司马，令先赍金帛使北单于，宣国威德，其归除者万余人。后坐失宪意，髡输武威。
武威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一个重镇，地处河西走廊，看来西汉政府向有移罪人充边的惯例。所以，我们认为，东汉时的西域屯田者，亦是内地犯人迁徙于西域者。但东汉时期在西域的移民屯田人数不如西汉时期多，一来是东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时断时续，不如西汉时期稳定；二来是东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点也不如西汉时期多。所以我们认为，东汉时期因屯田而向西域迁徙人口，不如西汉时期多。
五、塞人、鲜卑人、康居人、大秦人的迁徙
（一）塞人的迁徙
塞种人最初生活的区域，根据《广弘明集》第7卷中荀济的《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云：
（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
但现存的《汉书·西域传》无此文。有的专家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塞种人游牧于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根据以上两种说法进行分析，塞种人最初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是可信的。后来塞种人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迁徙到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是因为当时“东胡强而月氏盛”的缘故。月氏人的强盛连匈奴当时也惧怕他，那么大月氏人迫使塞种人的西迁是完全有可能的。塞种人从敦煌西迁的时间，起码要在春秋战国以前。
迁徙到伊犁河流域的塞种人，在西汉初年又进行了迁徙，其原因何在呢？上已述及，在匈奴老上单于即位之初年，彻底打垮了原来生活在敦煌、祁连山间的大月氏人，大月氏王被老上单于所杀，并以月氏王的头骨为饮器。大月氏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本土，进行远徙。这个与匈奴同俗的游牧民族，在越过天山，到达伊犁河流域时，击败了在这里生活的塞种人。塞种人败于大月氏之后，只好再次进行迁徙。
这次塞种人的迁徙，可分为几个方向，其中大部分塞种人是越过人迹难以到达的悬度山，向南方迁去。《汉书·张骞传》载：“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亦同，在述及乌孙国时云：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
从以上大段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塞种人原居住地的基本条件，以及伊犁河地区居住民族的转换情况。
上已言及，塞王及塞人的大部分不得不向南迁去，翻过了悬度山。悬度山，顾名思义，危险万分，人言其间400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总之，塞人以铤而走险的精神，翻过了悬度山，最后臣服于罽宾，这一地带在今日之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国土上。
除了南迁之外，塞种人也有迁往附近地区重建家园者，如休循国和捐毒国便是。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今日之喀什地区乌恰县以西，《汉书·西域传》有明确记载：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
关于属塞种人的捐毒国，《汉书·西域传》亦有记载：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户三百八十，口千一百，胜兵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与葱岭
属，无人民。西上葱岭，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
从以上引文可以得知，这两个政权都是塞种人所建。也就是说，在塞王被大月氏人赶出伊犁河流域，而南越悬度山迁向今日之巴基斯坦和印度外，留下的部分塞种人建立了一些小国家。《汉书·西域传》亦有这方面的明确记载：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二）鲜卑人的西迁
丝绸之路的人口迁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丝路沿线地区生活的部族，由于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原因，部分由此地迁往彼地，总之是沿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迁徙的。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生活在其他地区的部族，亦即原来并不是生活在丝路沿线地区的居民，由于政治、经济、气候、植被等方面的原因，由原来并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地方而迁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成为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生活的居民。这种例子不在少数，例如羌人的迁徙便属此类，它由舜时的南岳逐渐向西北方向迁徙，最后成为生活在丝路沿线的部族之一。除此之外，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大兴安岭的鲜卑人，逐渐向西迁徙扩展，最后成为与乌孙毗邻的一个部族。
鲜卑人的迁徙原因和路线是这样的：鲜卑人属于东胡部族的支属，原来居住在鲜卑山，其具体方位是在相当于今之大兴安岭以东的地区，其西边与之毗邻的是匈奴人。战国、秦汉之际，匈奴势力强盛，控弦之士30万。西汉中期，西汉王朝为解除北方的威胁，决心发动对匈奴的战争，经过多次战争，终于打败了匈奴势力。在此情况下，匈奴势力发生内讧而分裂，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一部匈奴人归降汉王朝，保塞居住，称为南单于，与汉通婚友好，使西汉后期60年间北方不见狼烟之警，商胡客贩往返于塞下。匈奴分裂后，除了南单于外，还有北单于，北单于不时对汉王朝发动战争。到了东汉时期，为了彻底解决北匈奴的威胁，在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大将军窦宪派遣右校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北单于的控制区势力大为削弱，鲜卑人看准了机会，因此“转徙因其地”。而这时匈奴余种未逃留下者尚有五六十万人，与鲜卑融合，皆自号鲜卑。东汉末桓帝的时候，鲜卑势力由此渐渐转盛。在檀石槐任鲜卑的首领时，其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
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①
后来，檀石槐又把其所占的地盘，分为三部分，从当时的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可以这样说，鲜卑人由东汉中期进入匈奴故地，到东汉末期，便已逐步向西扩展势力，其控制范围已与敦煌、乌孙相接，也属于丝路沿线地区的一个部族了。
（三）康居人的东迁
康居是西域的一个大国，地处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之西，但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西汉时期康居人已迁到了塔里木盆地。其证据是：《史记·大宛列传》在记载大宛的地理位置时，言说大宛的东边是“姑师、扜罙、苏薤”。姑师就是车师，地处今新疆的东部地区。有的学者认为苏薤系粟特，是康居的五城邦之一，原地处大宛之西的撒马尔干，《后汉书·西域传》言：栗弋（即粟特）属康居。总之，既然苏薤在大宛东边，而苏薤又系粟特，说明此时的粟特人已迁至大宛以东，也就是说已进入了今日之新疆地区。
粟特人的进一步东移，文献有记载，考古实物亦有证据。其实物证据为，20世纪初，英国的斯坦因在敦煌汉代长城的烽隧遗址中发现有粟特文的书信。在这些信中，有一封是给家乡撒马尔干亲人的。信中说，根据传闻，“当朝天子因饥荒逃离洛阳，其坚不可摧的宫殿和固若金汤的城郭，遭大火焚烧。宫殿烧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信中还言及侨居洛阳的天竺人和粟特人因此而破产，并死于饥荒。林梅村先生认为：“此信的解读者英国语言学家亨宁认为，信中提到的洛阳被焚事件，当指永嘉之乱，其说未谛。因为《晋书·怀帝纪》明载永嘉之乱时，怀帝在洛阳被前赵匈奴主刘曜俘获，并非‘因饥荒逃离洛阳’。所以，粟特文古书信所云洛阳被焚事件，应如伯希和考证的，指汉献帝之乱，董卓焚洛阳。献帝之乱中，洛阳有一家粟特人幸免于难。”①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东汉末年，西域的康居人已经东迁到了洛阳。
粟特人不但在东汉末年迁居洛阳，而且随着董卓之乱，粟特人进一步向东南迁移，《高僧传初集·释昙谛传》载：
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吴兴，即为现在福建省蒲城县，康居人播迁之远，于此可见。
（四）大秦国人的东迁
大秦国是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是丝绸之路通达西方的终点站。《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鱼豢所撰之《魏略·西戎传》云：
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西，条支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
《汉书·张骞传》中涉及到犁靬时，唐颜师古注文曰：“犁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国名耳。”昊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钱坫《新斠注地理志》认为此骊靬是以“骊靬降人置”。
20世纪以来，一些国外学者以德效骞教授为代表者，在其《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人的城市》、《中国和罗马的军事接触》等文中持此观点。并且还进一步认为，公元前54年，大秦与安息发生战争，结果这场在两河流域发生的战争中，大秦国一败涂地。有一部分士兵逃至康居，继之又帮助在康居的匈奴郅支单于守城。公元前34年，汉派陈汤率西域诸国之兵攻打匈奴郅支单于，结果郅支战败，而帮助郅支守城的大秦士兵，便作了汉军的俘虏。后来汉军把大秦的俘虏带回河西走廊，安置在张掖郡骊靬县。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著之《中国科技史》也认为在汉匈战争中，匈奴郅支单于一方有大秦士兵参加。除了外国学者之外，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此种观点，即汉曾将大秦国的降卒安置在中国的城市。其有代表性者为刊于1989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的《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一文。但是，有的学者如刘光华先生等却不同意上述说法①，在此提出，以备一说。
六、佛教传播与人口迁移
佛教原始于印度，是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宣扬灵魂不灭，宣扬来世，宣扬人死之后仍然可以投生。宣扬因果报应，认为生时的善恶皆有报应，也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希望人们布施恩德，为来世积福，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佛教的教义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逐渐被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样一来，佛教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大致路线是自西而东，西方不少僧人到西域传经，又由西域来到中原传经。而中国内地的不少佛教徒，也不断到西方去寻求佛法，由此便引起了由西而东和由东而西的人口流动。虽然这种人口迁移其数量不是太大，但所起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早在西汉的时候，印度的一些僧人便到西域传教，到西汉末年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原地区。据载，大月氏人伊存信奉佛教，公元前2年的时候，大月氏派他到长安。当时在长安的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其学习佛经，亦叫佛屠经，这样佛教逐渐传播开来。而随着佛教的传播，东西方因佛事而引起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徙便发生了。
到了东汉时期，大月氏僧人便到东汉的都城定居下来，翻译佛经。最早来到中原定居翻译佛经者是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事之起因是这样的：汉明帝梦见神人，后知为佛，于是就选派蔡愔、王遵等12人去西方拜佛取经。在大月氏国，他们见到了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并同他们一起用白马驮着佛经回到洛阳，住在鸿胪寺翻译佛家经典。大鸿胪在两汉时期是九卿之一，主管外国和边地部族事务，所以当初摄摩腾、竺法兰来华后就住在鸿胪寺译经。后来，东汉皇帝下旨修建了白马寺，位于当时洛阳的城西。《高僧传》对蔡愔请来摄摩腾、竺法兰之事有不少记述。
摄摩腾，本中天竺人......。郎中蔡愔等，使往天竺，寻求佛法。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加其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
竺法兰，亦天竺人......。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止。既达洛阳，与腾同止。
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竺法兰还译出《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部。上述二位高僧也都卒于洛阳。
明帝以后，随着佛教传播的进一步发展，来华的僧人愈来愈多，《高僧传》和《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还有许多。
僧人安世高，是在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来到洛阳的。他在20多年间，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等数十部。
在桓帝末年，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来到洛阳，在汉灵帝年间他译出了《般若道行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多部。
天竺沙门竺佛郎在灵帝年间来洛阳译经。
安息优婆塞安玄在灵帝时来洛阳译出《法镜经》。
月氏人支曜在灵帝、献帝年间来洛阳翻译了《成具光明经》。
康居人康孟祥也在东汉灵帝、献帝年间来到洛阳，翻译了《中本起经》。
东汉时期，因佛教之传播，西域来华传经的人数肯定不少，这部分的人口迁移，不但见诸于文献记载，而且目前所保存之实物也是有力的证据。《大月氏井栏题记》是一石刻，刘铭恕先生认为非墓志，历史悠久，为大月氏人公元二三世纪在洛阳建寺所立。铭刻译文为：
唯......年......十五日，此地寺院......祈愿人们向四方僧团敬奉一切。
其石刻的来历是这样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神父步履仁，在洛阳发现此残碑，误认为是希伯莱文碑志。残石后由马衡带回北京大学。英国学者亨宁发现步氏的看法有误，后经卢文专家希列夫研究，认为是卢文碑刻。林梅村先生在其《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①中认为是大月氏人在洛阳建寺院的纪念物。故刘铭恕先生认为，“当公元二三世纪之际，大月氏贵霜王朝的人物，流寓洛阳者甚多，他们需要建寺，用以拜佛，立碑以资纪念，故刻此石，实为佛教东传现在实物方面的最古文物。”②
总之，从文献记载到古代文物，都是西域僧人迁徙来华的见证，而且有许多人最终卒于中国。汉朝政府为了安置这些来华居住的西域人士，在洛阳城南设“蛮夷邸”、“胡桃宫”，《后汉书·焉耆传》明言这些建筑是专供西域人寓居的。
由于内地与西域人员的流动和迁徙，使得双方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西域文化在中原留有广泛影响的例子很多。在这方面，张乃翥先生多有述及：“1954年，位于洛阳郊区的洛水北岸出土了一对东汉时期的石雕辟邪。这对石兽雕刻，比例匀称，体态劲健，洋溢着古代西方造型艺术的写实风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对石雕哺乳动物的肩后，分别见有形如飞禽双翼，从而其体裁特征上又充满了古代亚述文明中‘翼兽守护神’艺术作品的文化情调。亚述王朝自公元前9世纪初叶日渐强盛以来，文化昌明，艺术繁荣。当时，它的不少建筑群体中，都有‘翼兽守护神’美术作品的出现。这表现出古代亚述人民对空间环境的童话性追求，如尼姆鲁德王宫遗址的宫门部位，曾出土有‘人首有翼狮身守护神’雕像。而霍尔萨巴德的萨尔贡二世王宫门前的雕像中，不仅有‘人首有翼牛身守护神’之形象，其宫门上部的釉砖装饰画中还见有‘有翼的丰户之神’的翼人刻画。”③
如上所述，在汉代洛阳遗址中，还有多例发现。朝花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洛阳出土文物集萃》中图版49，显示了在1987年于洛阳东郊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羽人铜像，高鼻深目，紧衫窄袖。《文物资料丛刊》第9期载有《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清理简报》，在《简报》中有1978年发掘的金谷园西汉晚期壁画，墓中壁间亦有人首鸟身、人首兽身的翼神图像。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洛阳出土铜镜》图版57中，虽为东汉铜镜，但在该镜背面的饰纹内见有翼狮的浮雕。类似这种翼兽形象，在伊川、偃师的东汉石刻遗迹和偃师、河阳晋墓明器陶俑中均有出现。
七、其他形式的移民
东汉时期，在西域内部，其他形式的移民亦不可忽视。如攻灭敌国后，派本国之人去当国王，这种例子为数不少。《后汉书·西域传》载：
九年（光武帝九年），康（莎车王）死，谥宣成王。弟贤代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王。
类似以上情况者还有，莎车王贤击灭妫塞王以后，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妫塞王。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顺帝永建四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在丝绸之路南道的莎车诸国，亦是以强凌弱，莎车王贤以大宛国贡税减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伐大宛，大宛王延留不得不向莎车投降。贤把大宛王延留带回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
以上所举例子为攻破敌国后，以本国之人派去当国王形式的移民。另外，在西域各国中，也有把本国之罪人徙往邻国者，如在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这是流放式移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攻灭敌国后，把敌国之人口另徙别地的移民。《后汉书·西域传》有这样的记载：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
以上为匈奴人把蒲类人徙到匈奴属地上的移民。在西域还曾出现过把整个移支国国民迁到蒲类国故地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汉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把那些不符合汉朝意图的国王解除王位，收其印绶并带到敦煌就地监视者有之。但对这些人，在经济上的待遇还是比较丰厚，把他们本国之民迁徙一部分到敦煌，以供役使。如车师的情况便是如此，《后汉书·西域传》载：在汉解除原车师国王卑君的印绶后，
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
在西汉的时候，常有汉之宫女出嫁到西域，主要是以侯王之公主妻西域之国王。到了东汉时期，见不到有这样的记载。东汉在这方面一反西汉的做法，但西域各国间却在进行着联姻，这种西域各政权之间因联姻而出现的人口迁移也是史有明载的。《后汉书·西域传》云：
广德（于阗国王）承莎车之敞，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先是，广德父拘莎车数岁，于是贤归其父，而以女
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多赘述。
大月氏人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部族，研究大月氏人的迁徙活动及其生活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该部族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及发展状况。
早在先秦时期，大月氏人已生活在我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据宋晓梅先生研究，月氏与玉石有关，也与一座山有关①，《管子》一书中多次提到此。如《地数篇》云：
夫玉起于牛氏之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
引用《揆度篇》云：
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
引用《轻重甲篇》云：
辟千金也，白璧也，然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壁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
宋晓梅先生认为：“牛氏”、“禺氏”都是月氏的同名异译。据《轻重甲篇》，月氏之“边山”即“昆仑之虚”。《穆天子传》在叙述主人公山西北部折而西行时，提到过的“禺知之平”，“禺知”即月氏，“禺知之平”是指月氏人居住的平原地带。
总之，早在先秦时期，月氏人的生活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周边地区的古代民族进行着多次迁徙。到了秦汉时期，大月氏人的生活区域仅限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敦煌、祁连山地区。大月氏人生活区域由先秦时期到秦汉之际的缩小，当然是由于匈奴的兴起，迫使大月氏人让出了大片大片的草原。
（一）西汉时期大月氏人的迁徙活动
汉朝初年，大月氏人在匈奴和乌孙人的联合攻击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区域，除老弱者外，又进行了向西的大迁徙。关于大月氏人的西迁活动，史书的记载彼此颇不一致，当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得结论亦未必正确，故很有必要进行认真探讨，以弄清其西迁的具体情况和大致时间。
在大月氏受到匈奴、乌孙的打击而西迁的问题上，《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彼此颇不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史记·大宛列传》认为，大月氏人是在匈奴的打击下，一次性地从敦煌、祁连山间迁到了大夏之地。《大宛列传》云：
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山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
《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也给人以在匈奴、乌孙的打击下，大月氏人一次性便迁到了大夏。如《后汉书·西域传》云：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
《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与《史记》、《后汉书》的记载不同，较为具体和详细，它叙述了大月氏人从河西走廊西迁分两个阶段，而不是一下子就迁到了大夏的土地上。第一阶段是从敦煌、祁连山间，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塞种人的领土上；第二阶段再从塞种人的领土上迁到了大夏的领土上。《汉书·张骞传》记载了汉武帝询问大夏的情况时，张骞言道：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
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汉书·张骞传》在大月氏人西迁的问题上，叙述得比较详细、具体。而《史记·大宛列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并不具体，没有显现出大月氏人西迁到伊犁河（即塞王原领土）的那段历史。
总之，大月氏人是由敦煌、祁连山间先迁到伊犁河流域，后来又迁到了大夏的领土上。
在大月氏人向西迁徙的具体时间上，苏北海先生在其所著《西域历史地理》①中认为：匈奴对大月氏人大的袭击有四次，第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185年。“‘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其余小种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个远去就是迁到了伊犁河流域。”
第二次袭击是在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西击月氏时的事情，即：“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第三次袭击是发生在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西域历史地理》云：“匈奴单于遗汉书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一次匈奴出兵袭击月氏，显然是出击已从河西走廊西逃伊犁河的月氏，所以特说‘西求月氏击之’。如果此时月氏仍在河西走廊，就不必再说‘西求月氏’，因为原来匈奴和月氏牧地是相连的，至多用‘西击’二字即可，不必再用‘西求’二字。”
匈奴对月氏的第四次袭击，苏先生认为是在老上单于时，《西域历史地理》载：“这时匈奴已基本上征服了西域，但匈奴和乌孙仍最切齿仇恨大月氏，因为他们都长期受过月氏人的欺凌，都想继续报仇雪耻。可是这时的乌孙族已受匈奴的控制，要去出击月氏，必须得到匈奴单于的同意。所以《汉书·张骞传》说：‘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这里指出，已徙伊犁的大月氏是被乌孙族赶走，迫使大月氏再徙阿姆河大夏之地。”
苏氏的上述说法有不当之处，在时间上有错位的地方。
笔者认为，大月氏人在敦煌、祁连山间势力的发展、壮大乃至最后衰弱，由河西走廊迁到伊犁河流域，再由伊犁河流域迁到大夏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加以详细叙述。
1.大月氏人的强盛时代
早在秦王朝时期，由于匈奴受到秦将蒙恬的打击，向北方退缩，当时月氏的势力比较强盛，《汉书·匈奴传》云：
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日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徒适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可以说，在此期间，是月氏势力的强盛时期，连匈奴也惧怕月氏几分，在头曼单于时，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月氏当人质，《汉书·匈奴传》载有此事。
在文献材料中，匈奴对月氏人的攻击是发生在头曼单于时期，也可以说是见于记载的第一次，《汉书·匈奴传》载：
单于有太子，名曰冒顿。后有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亡归。
《资治通鉴》的记载更详细，把这件事系于公元前201年，《资治通鉴》汉高祖六年条云：
单于头曼有太子曰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立之。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乃使冒顿质于月氏。既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
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
也正是在这一年，冒顿作鸣镝，射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
2.大月氏人势力的衰弱时期
也就是在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的这一年，东边灭了东胡，向西又打败了月氏，这可以说是文献所载匈奴对月氏人发动的第二次战争，此事仍发生在公元前201年。《资治通鉴》汉高祖六年条云：
（冒顿灭东胡后）既归，又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是时，汉兵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威服诸国。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匈奴人的强盛、月氏人的衰弱时期。匈奴这次“西击走月氏”，不可能迫使月氏离开河西走廊向伊犁河迁徙，而只是使其原来生息的广大地盘有所减少罢了，并非像苏北海先生所述那样，把月氏人从河西走廊击走。其原因是在冒顿时期，史书还言匈奴的西边与国是大月氏。若真的像苏北海先生所云把月氏人赶到了伊犁河流域，那么匈奴西边的边界是应与车师、楼兰相接，而不是与伊犁河地区的月氏相接了。《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的官职设置及地域概况：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以上说明，匈奴在冒顿为单于时其势力西接月氏，所以匈奴对月氏之战争必然要谈到“西击”，因为月氏势力确实很强大，它处于匈奴的西边。月氏当时所据有的地盘是敦煌以西、祁连山以东的广大地区，我们可以从《史记·大宛列传》中“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张守节对此语的注释中找到证据。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此句注释道：“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张守节对月氏人的活动区域还有诠释，如《史记·大宛列传》载：“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道：
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
可见月氏当时的势力很大，处在匈奴之西边。正因为如此，匈奴讨伐月氏之战，自然会称“西击”，或“西求击之”，不能把“西求击之”，作为大月氏人迁出祁连山的根据。
匈奴对大月氏人的第三次打击，仍然是发生在冒顿单于时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在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之时，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吏民，于是汉文帝诏丞相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使右贤王出塞。
在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时，冒顿单于为了对汉和好，表示道歉，言说右贤王没有请示，与汉发生了战争，并罚他击月氏，且平定了周围二十六国。《史记·匈奴列传》载：
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
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令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苏先生认为：“在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匈奴冒顿单于，即‘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这样月氏被匈奴逐出河西后，大部分逃离河西走廊，徙往中亚，一小部分未徙的则仍留在祁连山和昆仑山，混入羌族中放牧，被称为小月氏。河西走廊及祁连山区就为匈奴所占有，在这种态势下，匈奴把乌孙放在天山东部地区游牧，使其长守西域，就很符合于当时的历史实际了。”
其实不然，这次右贤王受罚对大月氏所进行的战争，只是降服了月氏，改变了过去那种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将单于的儿子送到月氏去当人质的局面，并没有说把大月氏赶走。这次战争，使大月氏包括周围二十六个小国在内的政权都臣服于匈奴，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正如文献所言，“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了。既然并为一家，当然会受到匈奴的保护，只许匈奴对这些附属国为所欲为，而不许他们彼此间的互相吞并，那么日后乌孙攻打大月氏并把它逐出伊犁河流域就没有道理了。而且从“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一语分析，月氏若逃到伊犁河流域另立他国，就不能称其降于匈奴。大月氏之迁往中亚，是由于老上单于对其所进行的打击，并把大月氏王的头作为饮器后，大月氏才决定离开祁连山的。而上述对月氏的打击是发生在老上单于时期，并不是在冒顿单于时期。
老上单于是在公元前174年即单于位的。《资治通鉴》虽然把此事与冒顿遗汉文帝书系于同年，但在先后顺序上，把冒顿遗汉文帝书之事置于老上单于即位之前。
3.大月氏人向伊犁河流域的迁徙
老上单于即位后，发动了对大月氏的战争，并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正如前引《史记·大宛列传》所言：“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也是一致的，确在匈奴老上单于时杀了大月氏王。
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①
至于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74年之后，即汉文帝前元六年之后。因为在公元前174年，正是老上单于即位之年。苏北海先生的《西域历史地理》第7页，把老上单于杀月氏王的时间定为公元前176年，即文帝前元四年的说法是不妥的。如《西域历史地理》载：“上段中所记的另一个史实‘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是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西击月氏时的事情。而‘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这一段显然是指的大月氏从伊犁河地区被乌孙及匈奴联军击败后徙往阿姆河流域的事。”
苏氏的上述说法不当，其原因在于：冒顿单于公元前174年亡，老上单于在当年即位，而公元前176年之时，还是冒顿单于在位之时，与历史事实不符。史言：
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②
苏氏的说法在时间上有所错位。
总之，是在老上单于之时杀了月氏王，并把大部分月氏人赶出了河西走廊地区。大月氏人从此开始了西迁，一直迁徙到伊犁河流域塞种人的领土上，并打败了塞种人，迫使塞种人向南迁徙。
4.大月氏人从伊犁河流域向阿姆河流域的迁徙
大月氏人在乌孙、匈奴势力的联合进攻下，由伊犁河流域向阿姆河流域即大夏领土上的迁徙。
乌孙和大月氏人本来共同生活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大月氏人攻杀了乌孙的首领难兜靡，并占领了乌孙的地盘，乌孙人不得不逃到了匈奴，受匈奴的庇护。从此，乌孙人与大月氏人结下了仇怨，估计大月氏人杀死乌孙国王难兜靡的时间可能在“东胡强，月氏盛”的秦王朝后期和西汉初期阶段，即冒顿单于即位前后。
大月氏人从伊犁河迁往大夏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74年以后到公元前161年之间，我们从对乌孙国王昆莫的年龄分析中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澄清。在大月氏人杀死乌孙国王难兜靡时，难兜靡的儿子昆莫刚刚生下来，史书记载：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①
由此可知，当时昆莫是个刚刚生下来需要吃奶的乳孩。同书还载：“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及壮”二字，大概是长到成年时，亦即二三十岁时。昆莫能带兵打仗，这时决然不会是匈奴退居漠北之时，很可能是老上单于的初年。老上单于杀了大月氏王，把月氏人从河西走廊赶到了伊犁河流域，此时的昆莫已有三十来岁，时值：
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②
此事可能发生在老上单于在位的晚期。老上单于是公元前174年即位，公元前161年死去的，那么大月氏人西徙大夏也是在此时期内。时间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的单于不是指冒顿单于，因为冒顿单于是公元前174年死去的，此时老上单于还未杀大月氏王并“以其头为饮器”。大月氏人是在老上单于杀其王之后才西迁的，而这里的单于也不是指老上单于之后的军臣单于，因为军臣单于死于公元前126年，在此之前10年，张骞已经出使西域，寻求徙居大夏的大月氏国了。所以，这里的“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的单于肯定是指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死于公元前161年，那么，大月氏人从伊犁河迁往大夏的大致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65年前后。
总之，大月氏人的西迁，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秦王朝的中前期，大月氏人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与东胡的乌桓，形成了东胡强而月氏盛的局面。匈奴的势力是在蒙恬的打击下，向北方退去，这就自然而然地给月氏人一个活动的大舞台。而到了秦王朝末期、西汉王朝初期阶段，由于北方防线的松弛，造成了匈奴势力的南下，特别是在冒顿单于之时，击败了东胡和月氏，使东胡和月氏的势力各自向东、向西收缩。后来，大月氏人的势力退缩到了河西走廊一带。大概在公元前174年以后，匈奴对月氏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老上单于杀了月氏王。此时大月氏向西迁徙，第一站迁到了伊犁河流域。此后不久，乌孙昆莫为报父难兜靡被月氏所杀之仇，在匈奴的支持下，发动了对大月氏人的进攻，结果取得了最后胜利。大概在公元前161年以前，大月氏人迁至阿姆河流域的大夏领土上，并建立了政权。
5.大月氏人向南和东南方向的迁徙
大月氏人在匈奴势力的打击下，绝大部分进行了战略大转移，向西迁徙。但还有一部分大月氏人向南、向东南方向迁徙，现分别叙述之：
向南迁徙的大月氏人，根据记载是老弱者，不能进行长途跋涉，所以就向南迁到了青海高原，与生活在那里的羌族人混在了一起。
向东南方向迁徙的大月氏人，有一部分迁到今日之青海省湟水流域。《后汉书·西羌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初，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遂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仇，党援益疏。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与迷唐战）。
从这段记载可知，原生活在敦煌、祁连山间的月氏人在被匈奴打败后，有一小部分迁徙到湟水流域生活，以致于在汉羌发生战争时，东汉政权还利用湟中月氏胡的力量去对付迷唐羌。
大月氏人向东南方向的迁徙，在西汉时期有的已远达今日之固原地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今日之固原地区，早在西汉时期，设有月氏道。西汉时期的地方建置是这样的：在中央政权之下，地方上设郡，郡下设县，而边地部族所在地的“县”则不称“县”，而称“道”。那么，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有月氏道，说明该地区是月氏人聚居的县。秦汉时期，县的规模和人口数量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的，一般来说，从面积上讲是方圆100里，从人口数量上说是1万户人家，但偏远地区县份的人口数量要少些。总之，从西汉时期月氏道的出现，反映出月氏人的东迁，而且其人数也不少，恐怕要有万人以上。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小部分大月氏人迁到了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直到葱岭一带。《通典》有十分明确的记载：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若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比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盖同为
羌种。
在这里，纵然月氏人与羌人融合，其名称已变为“羌”字，但实际上是由西迁的月氏人演变而来的。《后汉书·西羌传》对此有记述：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踰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
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需要指出的是，大月氏人在匈奴势力的打击下，绝大部分进行了战略大转移，但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大月氏人并没有绝迹，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大月氏人仍然留在原地生活，当然留下的人员多半是小的种落和那些弱者。《汉书·赵充国传》给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书中言说在西汉与羌人的长期战争中，汉政权曾经利用过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人去打击羌人。
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
“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的记载，反映了河西走廊地区仍然有部分月氏人的存在，不然的话，此地不可能有月氏兵。所以，我们认为，在匈奴势力的打击下，虽然有一大部分大月氏人进行了迁徙，但仍有部分大月氏人留在原来的土地上生活，这一点也需说明。
（二）东汉时期大月氏人的迁徙活动
如上所述，西汉时期，大月氏人除少部分向南、向东迁徙外，绝大部分向西迁徙。而到了东汉时期，大月氏人又从万里之外的西域边陲向中原地区流动。东汉时期，大月氏人向中原地区迁徙流动有多种情况，主要有：月氏少女被卖到中原，月氏的佛教传播者到中原地区传教，月氏的男子充当中原地区割据势力的胡兵，贵霜王朝内部的频繁战乱，导致大批难民返回故乡敦煌，最后抵达当时的洛阳。现分别叙述如下：
1.月氏少女被卖到中原
丝绸之路于汉武帝时开通，到了东汉时期，沿途行人来来往往已不绝时日。在这些行人里边，有的是东西方的使者，是奉政府之命进行友好交往的，但丝绸之路上的行客多是一些商贾。这些商贾不但贩卖货物，而且还贩卖女奴。东汉时期，一位名叫辛延年的诗人，在其乐府词《羽林郎》中描写了一位被卖到洛阳酒家的胡姬。诗云：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兰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无所。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羽林郎》中的胡姬，是从西域来的，至于胡姬是否是月氏人也很难辨清。但是，类似这种命运的胡姬当中，确有大月氏人，《后汉书·梁冀传》给我们提供了证据：
初，（梁冀）父商献美人友通期於顺帝，通期有微过，帝以归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盗还通期。会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与之居。寿伺冀出，多从仓头，篡取通期归，截发刮面，笞掠之，欲上书告其事。冀大恐，顿首请于寿母，寿亦不得已而止。冀犹复与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寿寻知之，使子胤诛灭友氏。冀虑寿害伯玉，常置复壁中。
《梁冀传》中的上段文字提到了美人友通期，李贤在注释中认为：“友，姓也。”但是《东观汉纪》中有关梁商献美人的记载却不同，《东观汉纪》中的美人叫“支通期”。我们认为《东观汉纪》的记载正确，支氏是西域大月氏人的姓氏，如大月氏著名佛教徒支谶等。《梁冀传》的记载告诉我们大月氏的美女在洛阳的遭遇。梁冀的父亲梁商把大月氏的美女献给了顺帝，顺帝又让她离开宫廷，最后被梁冀所占有，由于梁冀妻子孙寿的残忍，支通期最后被害。支氏是来华大月氏人的姓氏，这说明了大月氏人向东汉都城流动迁徙的事实。
2.公元2世纪中叶大月氏人的东迁
大月氏人西迁到大夏的领土后，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所以当张骞出使西域请他们迁回故地时，他们对此没有多大的兴趣。而西迁后的大月氏，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汉书·西域传》言说当时有户10万，有口40万，兵员10万，是西域的一个大国。到了东汉时期，西域诸国皆称其为贵霜王朝。《后汉书·西域传》云：“诸国称之皆曰贵霜，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由此说明中国古籍中的大月氏，就是西域中亚的贵霜帝国。贵霜王朝当时十分强盛，有人认为它是称雄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大国。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时，贵霜王朝发生了战乱，战乱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出现了许多难民。而在难民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向中国内地逃亡。有的进入塔里木盆地诸国，有的回到故籍敦煌、祁连山间，有的到达东汉都城洛阳。《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记载：
支谦，字恭明，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
上文中的“大月支”，就是大月氏，也算译音无正字。支谦的祖父率领数百大月氏人归服东汉王朝，汉灵帝则加官安抚。这里的“归化”，就是到洛阳定居。然而支谦在东汉末年的大动乱中，又继续向东南方向迁移，最终到达了江南一带。《出三藏记集·支谦传》又记载了其奔吴的具体细节。《支谦传》云：
献帝之末，汉室大乱，与乡人数十共奔吴。
支谦不但个人而且还携带数十乡人进一步向江南地区迁徙，这可以说是文献记载中迁徙路程最远的大月氏人。由于大月氏人到洛阳定居，所以文献当中对支谦籍贯的称谓也改为“河南支恭明”了。如《出三藏记集·了本死经序》中称支谦为：“河南支恭明”。
关于大月氏人来华定居，从文物考古方面亦有不少有力的证据，可详见关于佛教传播而引发的人口迁移一内容，这里不作赘述。
3.大月氏男子至中原从军
上面谈到了大月氏的女子被贩卖到洛阳的情形，而东迁的大月氏的男子中还有不少被东汉割据势力所利用，从军当兵。大月氏人勇敢善战，因此，东汉封建割据势力特别喜欢用胡兵。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拥兵自重的董卓便是如此。《续汉书·五行志》载：
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掳掠宫掖，发掘园陵。
在这些胡兵当中，有不少就是骁勇善战的大月氏人，而且《后汉书·董卓传》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书中记述了董卓的女婿牛辅在失败后逃跑的情形，《后汉书》的注释家李贤注引《献帝纪》云：
（牛）辅帐下支胡赤儿等素待之过。急，尽以家宝与之；自带二十余饼金、大白珠璎。胡谓辅曰：“城北已有马，可去也。”以绳系辅腰，逾城悬下之，未及地丈许放之，辅伤腰不能行，诸胡并取金并珠，斩首诣长安。
林梅村先生认为，支氏为到中原来的大月氏人姓氏，由姓氏可知，支胡赤儿等胡兵肯定是大月氏人。而且这些大月氏胡兵，还深得董卓、牛辅等权贵的信任。
二、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
移民有长期性的移民和暂时性的移民，一般来说，某一部分人口从甲地长期移居乙地住下来，谓之长期性的移民。但也有一些情况并非如此，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暂时移居某地，日后仍返回本土者谓之暂时性移民，似这类情况，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移民中亦不乏见到，例如质子便是一种非永久性移民的例证。当然，一些质子客死异国他乡的情形也是存在的。质子形式的移民虽然人口数量极少，但这种暂时性移民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对研究丝路沿线的民族关系、民族融合，乃至文化传播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在此对丝绸之路沿线所出现的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作初步探讨。
质子，顾名思义是以人作为人质进行抵押，这在古代社会民族与民族之间是常常出现的一种现象，甚至在同民族、不同政权之间亦是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便在同一政权中，中央对地方长官，为实行有效控制，亦采取类似以人为质的羁縻做法。简言之，这是一种加强统治的做法，弱小政权为了取得强大政权的信任与支持，一般都把本国的王子送到异国去作人质，以取得强大政权一方的信任。而这种做法，也是强大政权一方所要求的。另外，在政权之间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亦有互派质子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不是强权政治所要求的结果，只不过是国与国之间互相信任的一种表现形式。质子在异国生活期间，随着两国间关系的缓和、亲善与紧张、对抗，其处境亦随之变化。一般说来，当两个政权关系亲善时，质子的处境亦好，而当两个政权间关系恶化时，质子便处于岌岌可危之境，甚至可能有性命难保的厄运。质子在异国得遵守异国的法度，犯法者要受异国法律的制裁。有的质子长期留居外国，直至客死异乡。
（一）西汉时期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
西域各国，长期受匈奴的奴役，当汉朝的势力扩大到西域以后，匈奴与汉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异常激烈。西域一些小国既怕得罪匈奴，又怕得罪汉朝政权，为了保持平衡，有些国家便把王子分送到匈奴和汉朝，以表示对这两个政权的臣服。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唯恐失衡，会给本部族、本国带来灾难。例如楼兰国（后改名为鄯善）分别给汉朝和匈奴送王子为质，便说明了这一点。《汉书·西域传》载：当楼兰被汉将王恢等攻破以后，楼兰王慑于汉王朝的威力，便臣服于汉王朝，向汉王朝贡献财物。匈奴听说之后，对楼兰靠近西汉政权十分不满，便发兵攻打楼兰，楼兰王不敌匈奴，为了缓和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派一个王子到匈奴当人质，派另一个王子到西汉作人质。
作为质子，有的客死异国也不能返回本土，而且每一代新的国王即位后，都要重新派质子送到自己所臣服他的国去。楼兰国的情形正是如此，武帝征和元年，楼兰王死，楼兰国的使者来到汉朝，请求让在汉为人质的先王的儿子回楼兰即王位。但楼兰在汉的质子因为常常违反汉法，受到了下蚕室的宫刑，所以无法让其回国，于是汉朝回答说：
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①
楼兰国无法，只好更立其他王子为楼兰王。当新的楼兰王即位后，汉朝为了控制楼兰，又让楼兰国派遣一名质子到汉朝为质子。楼兰王怕得罪匈奴王，又派一名质子到匈奴。后来，新立不久的楼兰王死，匈奴先得到了消息，为了争夺对楼兰的控制权，便抢先把匈奴的质子送回楼兰，立为楼兰王②。
1.大宛遣子入侍
大宛遣子入侍的时间是在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宛王以后的事情。《汉书·西域传》载：
贰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谄，使我国遇屠，相与共杀昧蔡，立毋寡（原贰师所立之宛
王）弟蝉封为王。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镇抚之。
这是因为宛人杀了汉所立之宛王，恐怕汉朝问罪，所以遣子入侍，以取得汉的谅解和信任。汉王朝见事已至此，只好默认并加以镇抚。
2.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
《汉书·西域传》载，匈奴介和王降汉以后，被封为开陵侯，后来，开陵侯奉命西征车师时：
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
这里所言六国子弟，但知其国名者有三，危须、尉犁、楼兰，其他三国未知其名。这里虽然言说为六国子弟，不言人质，也可能是在汉学习者，但也不排除这些人是作为人质而送往汉朝的。
见于文献记载，在老国王去世后，质子一般都要回国继位，如《汉书·傅介子传》所言之情况便属此类。当年傅介子曾请示霍光，让其诛杀不服从的龟兹王。霍光言说龟兹太远了，可验之于楼兰王。于是傅介子设了一个计策，赉上好多财物、金币，扬言以赏赐外国，傅到楼兰后，楼兰王贪汉财物，被傅介子骗到帐中杀死。介子谕楼兰国：
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
这说明前任国王死后，质子要回国继位。当然有的国王为了结好几个国家，曾把儿子分送到好几个国家，这样一来，在究竟由哪一个国家的质子回国继任的问题上，便常常发生斗争。属于这类情况者，势力最大一国的质子才能争到王位。如前述，楼兰国的情况便属此，楼兰王为结好汉、匈两家，曾把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匈奴和汉。而当楼兰老国王去世后，匈奴人势力大，得到消息后，星夜兼程，把楼兰在匈奴的质子抢先送回国去，继位当上了楼兰王。
3.侍子必须是王子
凡是送到他国当质子者，必须是国王的儿子，如果不是国王的儿子，一经发现，被看作是欺骗，要受到制裁。如《汉书·陈汤传》所载，康居王曾送子到汉为侍子，后来陈汤上书，言说康居所送之子并不是康居王的亲儿子，汉朝对此事十分严肃，并进行了认真的核实工作。核实的结果，侍子是康居王之子，并无虚假，陈汤因此被定为下狱当死的罪行，可见对此事之认真。
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质子的命运十分危险。质子顾名思义就是送到别国去当人质抵押的。所以当两国关系和好时，质子的处境相应较好；而当两国关系紧张时，质子的命运就相当危险了。如冒顿单于当初的命运便属如此，当初匈奴头曼单于为了结好月氏，把太子冒顿送到月氏当人质，但后来单于有了新爱阏氏后，生了个小儿子，头曼想废掉冒顿而立少子，于是便想了个借刀杀人的办法，乃使冒顿质于大月氏。冒顿当人质后，头曼故意制造与月氏的矛盾，马上攻打大月氏。既然两国关系已破裂，大月氏人便想杀掉质子冒顿，亏得冒顿盗马逃走，否则有生命之危险。
侍子到异国入侍，也并不能保证两国关系之和好，它不过是一种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康居国送侍子的例子便是如此。《汉书·西域传》载，在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慢，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多次上言：
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拒。而康居狡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啗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
总之，康居送子入侍，也不过是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罢了。
4.乌孙昆弥有侍子在京
汉与乌孙之关系，自从汉公主西嫁昆弥之后，双方关系相当融洽。然而，即便是这样融洽的关系，乌孙王亦派侍子到京师。《汉书·西域传》载，在乌孙翁归靡任昆弥的时候，汉、匈两国为了争夺对翁归靡的控制，分别以汉之解忧和匈奴妇予翁归靡为妻。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并没有立翁归靡与解优所生之长子元贵靡，而立原昆弥岑陬之子泥靡为王。这样，翁归靡与匈奴妇所生之子乌就屠袭杀泥靡，自立为昆弥①。后经冯嫽调和，冯夫人立楚主解忧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并划分地界和户数，大昆弥6万户，小昆弥4万户。以后又分别传代，到小昆弥末振将时，恐被大昆弥所并，刺杀了大昆弥雌粟靡。于是，
汉立雌粟靡季父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侍子在京师者。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分析，乌孙王之子即小昆弥有子在汉为人质，名为侍子。既然小昆弥送子到长安为人质，那么，大昆弥也不会例外，恐怕也是每一代昆弥都要送子到京师入侍的。
5.匈奴王亦有纳子入汉为侍子者
《汉书·陈汤传》记载，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郅支单于是在“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的。
总之，在两汉时期，西域各国俱遣子入侍，有的质子甚至一辈子也难以回国即位。这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虽然人数不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但其影响和意义既是重大的，又是多方面的，所以应该引起重视。
（二）东汉时期质子形式的人口迁移
如前所述，西汉时期，西域诸国为了表示对西汉政权的臣服，把本国之王储送到西汉的国都长安，以作为长期性抵押人质。到了东汉时期，西域各国仍然一如既往。当东汉刘秀政权立足未稳之时，西域诸国便提出了这一要求，《后汉书·西域传》这样记载：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侍子，厚赏赐之。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
由上所述，可见当时西域各国在东汉初年遣子入侍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只是因为当时东汉政权刚刚建立，刘秀为了安定内部，顾及不了西域的事情，但对要求遣子入侍的国家也是十分客气和友好的。
东汉政权由刘秀创立，经过明帝、章帝的治理逐渐巩固起来，而东汉政权同意接受西域各国遣子入侍是从和帝时开始的。在和帝的时候，大将军窦宪打败了匈奴，才重新控制了西域。《后汉书·西域传》载：
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於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
以上所举是指和帝永元以后各国陆续纳质的情况。就史籍所载具体遣子入侍的国家来说，《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有疏勒王遣子入侍的内容：
顺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五年，臣磐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
焉耆王遣子入侍，《后汉书·西域传》载：
元孟（焉耆王）与尉黎、危须不降。永建二年，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之，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
车师后部王曾遣子入侍，《后汉书·西域传》载：
（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
不但西域各国要向汉纳子为质，对待匈奴仍然如此，也遣子为质。在这方面，《后汉书·西域传》亦有详细记载：
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犁、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冬，匈奴复遣兵将贤质
子不居徵立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
总之，东汉时期，质子形式的人口迁徙，虽然在史料记载方面不如西汉时期多，但足以说明在东汉时期，仍然一如前朝。尽管这种形式的人口迁移是短暂的，其中也不排除客死洛阳者，但这样特殊形式的人口迁移应予重视。
三、通婚形式的人口迁移
在丝绸之路的人口迁移中，和亲形式移民，或者称通婚形式移民亦占有重要位置。汉和边地部族的通婚起源甚早，这是民族融合的表现，民族融合可以说自古以来就在不断进行着。不同氏族之间的通婚早已出现，而且还禁止在本氏族内部通婚，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便有禁忌。
汉族和边地部族进行通婚的例子太多了，在和平时期，两部族间的通婚可以进一步增进不同部族间的血统融合，以及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通有无。但在两国关系紧张之时，亦有进行通婚者，这主要是指上层人物，这是为了通过通婚的形式达到两国互相信任的目的，并以此来缓和两国间的关系。这种通婚形式一般是汉族高层人士之女嫁给边地部族首领为妇。如汉初娄敬建议与匈奴和亲。因为高祖被困平城，几乎成了匈奴的俘虏，由于陈平的密计，才算脱险，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汉初国内刚刚平定，实力弱，还不足以与匈奴对抗，故娄敬建议把刘邦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但遭到了吕后的反对。这次婚嫁最后虽然不是刘邦之女，但也不得不把宗室之女送到匈奴去，此后一直到文景之世均是如此。所以我们说汉与周边边地部族上层首领通婚的事情是早有先例的。
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沿线通婚形式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便属上述情况。当然亦有为数不少的沿线部族互为通婚者，这大概是平民了。
下面我们主要谈谈汉族、匈奴为争取乌孙而进行的通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口迁移。
（一）乌孙人与汉人的联姻及人口迁移
在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中，尤其以与乌孙的关系最为密切，时间最为长久。大概从汉武帝中期直到汉平帝时期，历时100多年，汉与乌孙间的联姻关系，并由此引起了人口迁徙。正是这样融合的纽带关系，把汉与乌孙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于乌孙国王的废立都需要经过中央政权的批准。同时，中央政权亦给乌孙在许多方面以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得乌孙政权长期存在，不受其他部族的侵扰。乌孙人在长达100多年的安定环境中也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化。
乌孙与汉的交往联系及长期的联姻，是西汉政府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就已经订下的。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天子命张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张骞与李广分兵两路，李广先到达，被匈奴重兵围困，损失惨重，张骞因为没有如期到达，而应当斩首，但武帝念其通西域了解地情有功，赎为庶人。武帝对匈奴战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要想彻底降服匈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还很强大。为了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也就是说要切断匈奴的右臂，汉武帝又想到了张骞，多次向张骞询问西域、大夏等国的情况。
在汉武帝的多次询问下，张骞谈了乌孙与汉结为联姻关系联合抗击匈奴、安抚西域的方略。张骞仔细向汉武帝分析了当时汉、匈奴、乌孙及西域诸政权间的关系。张骞言道：乌孙原本与大月氏人有过一段旧恨，后来由于匈奴的支持，乌孙人打败了大月氏人，并在天山中西部地区确立了政权。加上乌孙吞并了部分大月氏人，势力逐渐强大，此时的匈奴单于刚刚死去，内部不稳，所以乌孙“不肯复朝事匈奴”①。匈奴派兵攻打乌孙，但不能取胜。而新立之单于由于西汉的攻打陷入了困境，那么此时乌孙地区的势力是空虚的。蛮夷之人有个特点，就是留恋故地，又贪汉朝之财物。如果这时以丰厚的礼物贿赂乌孙，招抚他们东迁，仍然回到祁连山以东、敦煌以西的故地居住，而汉朝选派公主许配乌孙国王为夫人，相互之间结为兄弟，那么，由于这种联姻关系，乌孙一定事事听从汉朝的指挥。如果联姻成功，就可以切断匈奴的右臂。汉朝把乌孙团结起来后，那么乌孙以西乃至大夏等属国“皆可招来而为外臣”②。
汉武帝听罢张骞的计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带领300人、马各2匹，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遣之旁国。”③
乌孙这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原来乌孙居住在祁连山以东、敦煌以西的时候，其国王叫难兜靡，后被大月氏人所攻杀，不得不依附于匈奴。时值匈奴人把大月氏人赶出了河西走廊，迫使其远迁到天山中西部地区。后来到难兜靡之子昆莫，亦叫大昆弥时，他在匈奴人的协助下，打败了大月氏人，迫使其继续西迁。而乌孙便在大月氏人的故土上，即在天山中西部地区建立了政权，都城在赤谷城。昆莫有十几个儿子，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大禄，“材力优强，能为将。”④带领1万多骑别居于另外一个地方。大禄之兄是太子，太子有个儿子叫岑陬，太子死的早，临终之际请其父昆莫将来立他的儿子岑陬为太子。昆莫哀怜太子，便答应了，大禄对此不满，“将众畔，谋攻岑陬。”⑤而昆莫⑥为了处理此事，也给岑陬万余骑人马，让他别居另外一个地方。昆莫自己率领万余骑以自备，这样，国分为三，但总的来说，受昆莫节制。这种节制实际上属于羁縻性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骞来到乌孙实施自己早已筹划的联姻计划。
张骞来到乌孙之后，献上财物，并说明汉天子的旨意：
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⑦
当时因乌孙西迁之后，离汉朝更远了，不了解汉朝之强大，加之靠近匈奴，臣服匈奴日久，大臣们不赞成迁回原来在祁连山的故地。昆莫此时年老，国内不稳，一分为三，只能勉强维持局面，所以没有答应汉王朝所提出的联姻主张。在张骞回国时，“乌孙发译道送骞”①。并派出数十人组成的使团，带上马数十匹献给汉朝，表示回谢，实际上是窥探汉朝的情况。乌孙的使者“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②，为日后的联姻打下了基础。
汉朝与乌孙之间友好往来的消息传到了匈奴，匈奴很恼火，打算攻打乌孙。乌孙感到惶恐，于是派使者向汉朝献上马匹，并说明愿意与汉联姻结为兄弟的意图。汉武帝询问大臣对此事的看法，大家都表示赞同。乌孙以马1000匹送到长安，作为入聘的礼物。在汉武帝元封年间，汉王朝派遣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出使乌孙。临行时，赠送甚盛，皇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③，可以说，这是一次人数不少的移民。乌孙王昆莫（名猎骄靡）十分高兴，封细君为右夫人，而此时匈奴也遣女与昆莫为妻，昆莫封匈奴女为左夫人。总之，汉与乌孙的联姻终于成功了。
细君到乌孙之后，特意自治宫室居处，“岁时一再与昆莫会”④，置酒饮食，并以币帛赐给昆莫的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讬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⑤
由此可以看出，细君才华出众，颇有文学修养，她为了完成汉天子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任务，担当起艰巨的使命，嫁给了一个已到暮年的老国王。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细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汉天子闻知身处异乡的细君的情况后，十分怜惜，于是每隔一年就要派遣使者带上帷帐锦绣之类的衣物赐给细君。以表彰她为断匈奴右臂，前去联姻所做出的贡献。
在联姻过程中，由于边地部族之俗与汉不同，细君亦能以大局为重来处理事情。如乌孙之俗，父老去世，子可以娶其后母为妻。当昆莫年老之时，打算让他的孙子岑陬娶细君为妻，细君开始时不从，上书汉天子述说此事，汉天子的回答是：
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⑥
细君遵从天子之命，又嫁给了昆莫之孙岑陬（名军须靡）。昆莫死后，岑陬为乌孙王，岑陬与细君生下一女，名叫少夫。
细君死后，汉朝又将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了岑陬。
岑陬去世时，因为他与胡妇所生的孩子泥靡尚幼，于是便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父大禄的儿子翁归靡。翁归靡当了乌孙王之后，娶楚主解优为妻。
翁归靡与解忧公主生三男两女，长男元贵靡；次曰万年，后来当了莎车国王；三子叫大乐，后来任乌孙的左大将。长女名弟史，是龟兹王绛宾的妻子；小女素光，为若呼翎侯妻。同时翁归靡亦有胡妇，生子乌就屠。①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时，乌孙国王上书，言说让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并希望娶汉公主为妻，可以说这是乌孙第三次向汉求公主为婚了。于是，又以马骡各千匹为聘礼，结婚和亲，叛绝匈奴，得到了汉天子的允准。于是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共有300多人，人汉迎娶公主。汉天子以解忧公主弟弟的女儿相夫为公主，打算护送到乌孙，这次随行的移民人员亦不下100多人，《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在去乌孙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
这100多人后来由长罗侯光禄大夫常惠护送，相夫等行至敦煌，听说乌孙国王翁归靡死，乌孙贵人立岑陬的儿子泥靡（与匈奴夫人所生之子）代为昆弥，号狂王，因此少主相夫才没有入西域。
狂王当上乌孙王以后，又以楚主解忧为妻，生一男孩，名叫鸱靡。狂王与公主不和，为乌孙所患苦，解忧想设计除掉狂王，但没有成功。
当初，翁归靡与匈奴妇人所生的一个儿子名叫乌就屠，后来乌就屠率众袭杀了狂王，自立为昆弥。
楚主解忧当年出使乌孙的时候，所带去的侍者当中，有一个叫冯嫽的女子，很有才干，懂史书，她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乌孙右大将与乌就屠关系很好，他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②为理由，劝说乌就屠放弃大昆弥之号。于是冯夫人立楚主解忧的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但由于乌就屠不能全部归还诸翎侯民众，汉派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城，这是又一次的移民屯戍，并给大、小昆弥划分势力范围并分配了民众。大昆弥户6万余，小昆弥所分到的户数是4万余。但是乌孙人大多归附小昆弥。
元贵靡、鸱靡病死以后，解忧公主上书言说自己年老思土，愿将骸骨葬汉地。天子悯而恩准，迎接公主回国。公主与乌孙男女3人俱来京师，这一年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年近70岁。天子念其有功，赐给她田宅、奴婢，又过了两年，解忧公主去世。她所带来的3个孙子、孙女不再回乌孙，留下来为解忧公主守墓，可以说这是永久性迁居内地。
（二）乌孙人与匈奴联姻及人口迁移
见于记载的匈奴与乌孙通婚形式的移民亦为数不少，当然这种通婚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即为了争取乌孙王。
在猎骄靡任乌孙王昆弥的时候，汉派细君妻之为妇。为了不得罪匈奴，乌孙也接受了匈奴所送之女为妻，为了表示不偏不倚，猎骄靡封细君为右夫人，封匈奴妇为左夫人。当岑陬任乌孙王昆弥时，细君遵从天子之命，嫁给岑陬。细君死后，解忧又嫁给岑陬。
当岑陬去世时，文献记载，因为他与胡妇所生的孩子泥靡尚幼，于是就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父大禄的儿子翁归靡。由此可知，军须靡任乌孙国王时，仍然接受匈奴所送之女为妇。
那么，翁归靡任乌孙国王时，是否有胡妇呢？从文献记载看，翁归靡任乌孙国王时，仍有胡妇。《汉书·西域传》云，翁归靡任乌孙国王后，娶楚主解忧为妻，同时翁归靡亦娶胡妇女子为妻，并且生子乌就屠。这里所言之胡妇，就是指匈奴女子而言，因为文献中都把匈奴称为胡。
通过以上分析，纵然文献中并没有把每一代乌孙王之妻的族别记录下来，但差不多每一代乌孙王不但要娶汉朝的女子为妻，同时也娶匈奴的女子为妻，这样一来，匈奴与乌孙通过联姻所带来的移民也不在少数。
通过婚嫁形式的移民，不但是乌孙王与汉、匈奴妇女为婚，而陪同公主的女子亦可嫁给乌孙人。以汉例，如楚主解优的侍者冯嫽便是明证。
文献记载，冯嫽是楚主解忧的随行人员，她懂史书，很有外交才能，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为妻。她曾劝说翁归靡胡妇所生的儿子乌就屠放弃王位，立楚主解忧的儿子元贵靡为乌孙王。
既然冯嫽可以嫁给乌孙的贵人，那么，随从女子也都有这种可能。据说，在细君出使乌孙时，“为备官属宦者侍御数百人”。当解优公主弟弟的女孩相夫出嫁乌孙元贵靡时，“置官属侍御百余人”。但因为事情有变，元贵靡当时没有继承上王位，所以当时并未成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汉朝既然前后多次嫁女与乌孙王，那么随行人员恐怕要有近千人之多。由汉又可推测匈奴女子出嫁到乌孙，恐怕也并非只身前往，那么匈奴由此而迁徙到乌孙的人口也是有一定数量的。
四、屯田与移民
（一）西域屯田的原因
在丝路沿线的人口迁移中，有一部分属因屯田而带来的移民，而要想搞清楚西汉时期西域人口迁移，就得先从屯田的诸方面情况说起。
众所周知，战国、秦汉之际，北方草原地区匈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有控弦之士30万，成为西汉边防的最大威胁。为了解决边患，西汉的开国之君刘邦曾率大军北击匈奴，可以说当时猛将、谋士众多，但却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七天七夜难以脱身。谋士陈平想出了一条美人计，让画工画一个漂亮的女人像献给单于的阏氏，使其意识到如果汉败，汉朝的美女就会送到单于的身边，自己就会失宠，所以阏氏才劝说单于撤军，刘邦才逃命而归。此后西汉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初年，不管匈奴在北方沿边如何掳掠，甚至侮辱吕后，汉朝只是一忍再忍，并以和亲及每年给若干财物与匈奴的办法来避开矛盾。
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使得汉朝的国力一步步加强，汉武帝认为解决匈奴威胁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西汉王朝决定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匈奴当时控制着西从西域，东到海边的广大地区，如果不切断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与联系，便很难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汉武帝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到了切断匈奴右臂，即切断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上。
当汉武帝发动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把匈奴的势力赶出河西走廊和西域之后，为了确保对这一地区的长期控制权，需要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和设立必要的办事机构。然而，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给养却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给养问题，汉军就难以在西域立足。在这方面，汉武帝伐大宛时因缺粮而造成的损失，就是一个教训。《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在太初元年，汉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6000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去讨大宛、索名马。
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
罢。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
《汉书·张骞传》中，大宛人所言也指明了这一点：
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
汉在袭击大宛时，因军粮问题使军事行动受到了影响。同样，在开陵侯击车师时由于乏粮，汉军亦十分狼狈。《汉书·西域传》载：
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颜师古注曰：“士虽各自载粮，而在道已尽，至于归途，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终师旅之事也。”），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
总之，因乏粮而影响军事行动的现实使汉武帝不得不考虑必须移民，在西域进行屯田。屯田的好处就在于平时屯田积谷，以供军需，而战时屯田民亦可出征打仗。所以自汉武帝时始，西域的屯田方兴未艾，且移民数量也愈来愈多，屯田的分布也愈广泛，为西汉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提供了物质方面的保障。
（二）西汉时期河西地区的屯田与移民
屯田就会带来移民，那么西汉时屯田西域而进行的移民始自何时呢？在这方面，我们还先从河西四郡的屯田开始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西汉的屯田是由近及远逐步发展的，西汉在西北的屯田，最早是从河西四郡开始的，河西四郡是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对这一地区加以控制后所设置的。河西四郡即为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也就是在河西走廊一带。河西走廊一带的移民，史书有明确的记载：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列四郡，据两
关焉。①
也就是说，河西四郡的设置，是在逐步移民的基础上建置起来的。其移民的数量，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河西四郡的户口分别是：武威郡户17581，口76419人。张掖郡户24352，口88731人。酒泉郡户18137，口76726人。敦煌郡户11200，口38335人。由此得出，在公元2年时，河西四郡的人口总计为27万多人，估计在汉武帝时期征服匈奴、平定河西以后，向这一地区的移民数量也在10万人以上。
（三）西汉时期西域的屯田与移民
以上述及了河西四郡的移民，在河西四郡移民的基础上，西汉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又把移民屯田扩展到了西域，西域的移民屯田始自李广利征大宛以后，而最早的屯田地点是在渠犁，《汉书·郑吉传》有这样的记载：
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犁，积谷......
查阅《资治通鉴》的系年，李广利征伐大宛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4年，也就是说，在此年之后，西汉便在西域实行屯田，屯田的地点是在渠犁。《汉书·西域传》记载渠犁的情况是这样的：有户130，有口1480人，兵员150人，城都尉1人。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
西汉在渠犁屯田，史书当中屡次出现，大概是因为该地地理位置重要，作用大的缘故，所以成为西汉的主要屯田区。在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时，《汉书·西域传》中，还有动用田士击车师的记载：
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
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
上述史料，说明渠犁地区不但在汉武帝时成为首辟的屯田场所，而且在宣帝时期，仍然坚持前代的做法，继续在这一地区屯田。
1.轮台屯田的兴废
轮台是西汉在西域屯田的另一重要场所，轮台之屯田大致经历了兴、废、兴这样几个阶段。轮台当初被辟为屯田场所，是在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取胜之后，西域各国皆感到惊恐，多遣使来汉朝贡献，而汉朝派出到西域的人也得到了官职。在这种情况下：
於是，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置使者校尉护之，以给使外国者。①
由此看来，轮台屯田的规模并不算小。
轮台屯田的废弃是在武帝征和二年时，该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因为战败，率部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对于这样的远征感到后悔。而在此时，御史大夫桑弘羊上奏道：
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臣愚以为可遣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②
但是，桑弘羊的这一主张，汉武帝并不欣赏，《汉书·西域传》载文：
是以末年（指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从此诏文来看，汉武帝末年，轮台的屯田被放弃了。
轮台屯田的复兴是在西汉昭帝时候，汉昭帝采纳了桑弘羊以前的建议，在轮台屯田，并且让西域扜弥国的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负责轮台的屯田事务。扜弥国太子赖丹是汉朝的人质，他到汉作人质的过程是这样的：当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过扜弥国的时候，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子，送至龟兹。李广利责备龟兹，所有西域各国都臣服于汉，都把质子送到汉朝，而龟兹本为小国，没有资格接受扜弥国的人质，于是龟兹连忙把扜弥国太子赖丹送到汉朝。而在汉昭帝恢复轮台的屯田后，便派赖丹负责轮台的屯田事务。轮台与渠犁相距不远，龟兹人感到西汉的屯田对自己是一个威胁，“迫我而田，必为害”。所以龟兹贵人姑翼劝龟兹王杀了赖丹，并立即上书谢汉，从此可以了解到，昭帝时轮台的屯田确在复兴之中。
2.移民屯田于北胥鞬、莎车
移民西域进行屯田，创于汉武帝时期，而宣帝时期西域的屯田、移民点大为增加，北胥鞬和莎车的移民屯田点就是在宣帝时候开设的。《汉书·西域传》记载比较详细：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
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
3.移民屯田伊循城
伊循城的屯田移民，是在汉宣帝元凤年间开设的，而且也是受鄯善王之邀在此进行屯田的。其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楼兰王背叛汉朝，在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的时候，大将军霍光派平乐监傅介子去刺杀楼兰王。傅介子斩杀楼兰国王尝归以后，当即宣布立在汉的楼兰王的弟弟尉屠耆为王，而且还把楼兰的国名也更改为鄯善国，且重新刻就印章等，西汉王朝还把宫女赐给新立的鄯善王尉屠耆为夫人。尉屠耆回国即位的时候，汉朝为他备好了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领百官为其送行，场面十分隆重。就在这时，尉屠耆又向汉天子提出了请求，言说自己在汉日久，现在回国即位，势力单薄，况且被斩的原楼兰王尝归的儿子还在国内，自己以王弟的身份即位，势必引起尝归儿子的嫉恨，恐被所害。并言说鄯善国中有一个地方叫伊循城，其地肥美，如果汉朝能派一将在伊循城屯田积谷，这样自己便可依靠汉朝的威势，不至于被尝归的儿子所杀。汉天子觉得其言之有理，便恩准了尉屠耆的请求，于是派遣司马1人、吏士40人屯田伊循城，以便镇抚鄯善，后来又设置了都尉官。
4.移民屯田赤谷城、焉耆国
赤谷城是乌孙的都城，自从汉与乌孙国结为联姻关系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而西汉在赤谷城和焉耆的屯田见诸于《汉书·辛庆忌传》：
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阵却故，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
5.姑墨的屯田与移民
姑墨的屯田与移民，是在乌孙出现两个昆弥，内部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汉王朝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在宣帝的时候，楚主解忧的儿子元贵靡即位为乌孙的大昆弥，立翁归靡与匈奴妇所生的儿子乌就屠为小昆弥。当元贵靡之孙雌栗靡即位当乌孙的大昆弥时，小昆弥乌就屠死了，乌就屠的儿子拊离依据规定，代立为小昆弥。但因为兄弟之间的争位斗争，他被其弟日贰所杀，汉朝于是扶立拊离的儿子安日为小昆弥。而日贰后来逃到康居，并依靠康居的势力对乌孙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汉政府决定屯田姑墨。姑墨与乌孙接近，其目的是为了在保护乌孙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6.屯田车师与移民
车师的屯田也是在郑吉任职时期所进行的，其原因是，车师降汉以后，车师王恐怕匈奴兵复至而被杀，所以便单骑投奔乌孙。郑吉迎接车师王的妻子，将其安置在渠犁，并把这些情况赶忙向西汉政府汇报，得到的答复是：
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①
车师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接近匈奴，汉政府在车师屯田积谷发展势力，对匈奴当然不利，所以匈奴为争夺对车师的控制权，便派骑兵袭击汉朝在车师的屯田民。郑吉为了对抗匈奴，和校尉一起，把渠犁地区的屯田吏士1500人全部带至车师屯田。匈奴又派骑士来袭击，汉在车师的屯田吏士少，抵挡不住匈奴的袭击，于是一方面退保于车师城中，一方面上书西汉政府要求增加田卒。但大臣们的意见是：车师距汉远，可暂时放弃在车师的屯田。于是派长罗侯率张掖、酒泉的骑兵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于车师旁，这样匈奴的骑兵方撤退，郑吉才得以从车师城中出来，仍归渠犁屯田。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大概在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以后，汉政府“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由此可知，西汉在车师的屯田也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
以上我们简单叙述了西汉时期的屯田概况，叙述屯田的目的在于弄清西汉时期因屯田而带来的人口迁移。总之，西汉时期在西域的屯田始自武帝时期，而昭帝、宣帝、元帝及其以后一个时期，都保持了这一政策。特别是见诸史籍当中，尤以宣帝时期在西域的屯田规模大，布点多。其主要特点是：均分布在北道方面，如鄯善、渠犁、车师、焉耆、乌孙、姑墨、轮台、北胥鞬、莎车等，而南道方面，则甚为稀少。
在史籍当中，常见的屯田人的身份是“屯田吏士”、“屯田卒”、“吏卒”、“田卒”、“力壮健有累重敢徙者”等。屯田系统有一套机构，大概校尉是主管屯田的，而且所设校尉也并非一人，元康四年以后，汉朝设立了戊己校尉，以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之事，这也是历史上的一种变化。正是由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有一套系统的管理机构，所以常见的“屯田吏士”可能就是领导屯田的各级官吏或头目。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屯田者来说，一般都称为“卒”。“卒”的含义在西汉来说，便是服役者，有服力役者，也有服兵役者，那么西汉在西域的这些田卒大多数是因为犯罪而被迁徙到边远地区的人。因为在史籍当中，常见有发长安的“恶少年”、发“七科谪”等充军打仗服役的记录，特别是对西域之战争更是如此。汉代的七科谪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①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招募来的，如桑弘羊所述“募力壮健有累重敢徙者”。所以，我们认为，西域的“屯田卒”又不同于一般的内地服役之“卒”。内地正常情况下服役之“卒”是有一定的服役年限的，服役期满要归家的。而西域屯田之卒，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批犯了刑法之人，他们身为田卒，恐怕也不会有固定的役期的，也可以说，他们大部分是一批长期的充军移民。所以我们认为，西汉政府在西域开设的屯田点，确有一批中原人迁徙到那里，并且长期居住下来。
西汉时期，因西域之屯田究竟有多少人被迁往流沙之地呢？根据上面所述的屯田情况，西汉时期，在西域兴办的屯田大概有近10处之多。其中渠犁的屯田吏卒便有1500多人，而有的地方是“数百人”。由此推测，在同一时期内，西域的屯田吏卒有万人之多。而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屯田政策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西域的屯田恐怕也经历了四五代人之久。所以，整个西汉时期，因屯田而迁徙到西域者不会少于几万人。
（四）东汉时期西域的屯田与移民
东汉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和保护丝绸之路的商旅要道，仍然遵西汉时期的传统，在西域进行屯田。东汉时期在西域的屯田，并不是从建武年间开始的，而是在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时开始的。总之，西汉和东汉时期在西域的屯田，中间曾一度中断过，《后汉书·西域传》叙述得非常清楚：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平间自相分裂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于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永平十六年，也就是汉明帝末年，东汉政府始在西域进行屯田。然而明帝时在伊吾的屯田，为时不长。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匈奴的势力又控制了西域，《后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载：
及明帝崩，焉耆、龟兹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已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
由此看来，东汉明帝时在伊吾所开设的屯田，仅仅维持了4年的时间便结束了。
东汉政府继永平屯田西域之后，大概是在永元三年（公元91年），再次在伊吾屯田，《后汉书·南匈奴传》叙述了永元三年屯田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永元三年之时，北单于被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北单于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率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等数千人止于蒲类海，并派人向汉表示愿意归服。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将军窦宪上书，立於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①
关于东汉政府在伊吾的屯田，史书记载还有数条，在元初六年（公元119年）的时候，皇帝派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②
继元初年间屯田之后，可能在伊吾地区的屯田又遭废弃，而重新开屯的时间是在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的时候。其原因是由于顺帝永建二年时，班勇打败并降服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17国皆来服从。在这种情况下，顺帝认为伊吾再次屯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永建二年的时候：
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③
东汉政府之所以一再在伊吾进行屯田，是有其原因的。伊吾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后汉书·西域传》在记述伊吾的重要性时指出：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
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正是因为伊吾是西域之门户，而且土地肥沃，所以东汉政府一有适当的机会便在伊吾进行屯田，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西域之控制，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
东汉政府除了在伊吾屯田之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还曾在柳中和且固城进行屯田。安帝延光年间（公元122～126年），皇帝采纳了陈忠的建议：
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④
另外永兴元年（公元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侯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叛，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⑤的记载看，东汉政府在且固城亦有屯田。
从东汉的情况看，当时在西域之屯田地点不如西汉时期多，但就每个点上屯田民之数量与西汉时期比相差不多。上言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班勇率500人屯柳中等，基本上每个屯田点的屯田人数与西汉时差不多，每个点有近千人到几百人不等。
就屯田者的身份而言，仍然与西汉相同，多为因罪而补边者，上引中的“弛刑士”便是罪犯。另外，我们从班超卸任时的嘱托之语中也可了解到当时屯戍西域者多为罪人，如班超向继任者任尚道：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①
另外，东汉因获罪而输送到边远地方者亦有例证，《后汉书·班梁列传》载：
梁谨，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讽，历州宰，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除讽为军司马，令先赍金帛使北单于，宣国威德，其归除者万余人。后坐失宪意，髡输武威。
武威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一个重镇，地处河西走廊，看来西汉政府向有移罪人充边的惯例。所以，我们认为，东汉时的西域屯田者，亦是内地犯人迁徙于西域者。但东汉时期在西域的移民屯田人数不如西汉时期多，一来是东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时断时续，不如西汉时期稳定；二来是东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点也不如西汉时期多。所以我们认为，东汉时期因屯田而向西域迁徙人口，不如西汉时期多。
五、塞人、鲜卑人、康居人、大秦人的迁徙
（一）塞人的迁徙
塞种人最初生活的区域，根据《广弘明集》第7卷中荀济的《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云：
（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
但现存的《汉书·西域传》无此文。有的专家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塞种人游牧于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根据以上两种说法进行分析，塞种人最初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是可信的。后来塞种人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迁徙到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是因为当时“东胡强而月氏盛”的缘故。月氏人的强盛连匈奴当时也惧怕他，那么大月氏人迫使塞种人的西迁是完全有可能的。塞种人从敦煌西迁的时间，起码要在春秋战国以前。
迁徙到伊犁河流域的塞种人，在西汉初年又进行了迁徙，其原因何在呢？上已述及，在匈奴老上单于即位之初年，彻底打垮了原来生活在敦煌、祁连山间的大月氏人，大月氏王被老上单于所杀，并以月氏王的头骨为饮器。大月氏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本土，进行远徙。这个与匈奴同俗的游牧民族，在越过天山，到达伊犁河流域时，击败了在这里生活的塞种人。塞种人败于大月氏之后，只好再次进行迁徙。
这次塞种人的迁徙，可分为几个方向，其中大部分塞种人是越过人迹难以到达的悬度山，向南方迁去。《汉书·张骞传》载：“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亦同，在述及乌孙国时云：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
从以上大段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塞种人原居住地的基本条件，以及伊犁河地区居住民族的转换情况。
上已言及，塞王及塞人的大部分不得不向南迁去，翻过了悬度山。悬度山，顾名思义，危险万分，人言其间400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总之，塞人以铤而走险的精神，翻过了悬度山，最后臣服于罽宾，这一地带在今日之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国土上。
除了南迁之外，塞种人也有迁往附近地区重建家园者，如休循国和捐毒国便是。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今日之喀什地区乌恰县以西，《汉书·西域传》有明确记载：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
关于属塞种人的捐毒国，《汉书·西域传》亦有记载：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户三百八十，口千一百，胜兵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与葱岭
属，无人民。西上葱岭，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
从以上引文可以得知，这两个政权都是塞种人所建。也就是说，在塞王被大月氏人赶出伊犁河流域，而南越悬度山迁向今日之巴基斯坦和印度外，留下的部分塞种人建立了一些小国家。《汉书·西域传》亦有这方面的明确记载：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二）鲜卑人的西迁
丝绸之路的人口迁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丝路沿线地区生活的部族，由于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原因，部分由此地迁往彼地，总之是沿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迁徙的。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生活在其他地区的部族，亦即原来并不是生活在丝路沿线地区的居民，由于政治、经济、气候、植被等方面的原因，由原来并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地方而迁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成为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生活的居民。这种例子不在少数，例如羌人的迁徙便属此类，它由舜时的南岳逐渐向西北方向迁徙，最后成为生活在丝路沿线的部族之一。除此之外，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大兴安岭的鲜卑人，逐渐向西迁徙扩展，最后成为与乌孙毗邻的一个部族。
鲜卑人的迁徙原因和路线是这样的：鲜卑人属于东胡部族的支属，原来居住在鲜卑山，其具体方位是在相当于今之大兴安岭以东的地区，其西边与之毗邻的是匈奴人。战国、秦汉之际，匈奴势力强盛，控弦之士30万。西汉中期，西汉王朝为解除北方的威胁，决心发动对匈奴的战争，经过多次战争，终于打败了匈奴势力。在此情况下，匈奴势力发生内讧而分裂，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一部匈奴人归降汉王朝，保塞居住，称为南单于，与汉通婚友好，使西汉后期60年间北方不见狼烟之警，商胡客贩往返于塞下。匈奴分裂后，除了南单于外，还有北单于，北单于不时对汉王朝发动战争。到了东汉时期，为了彻底解决北匈奴的威胁，在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大将军窦宪派遣右校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北单于的控制区势力大为削弱，鲜卑人看准了机会，因此“转徙因其地”。而这时匈奴余种未逃留下者尚有五六十万人，与鲜卑融合，皆自号鲜卑。东汉末桓帝的时候，鲜卑势力由此渐渐转盛。在檀石槐任鲜卑的首领时，其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
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①
后来，檀石槐又把其所占的地盘，分为三部分，从当时的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可以这样说，鲜卑人由东汉中期进入匈奴故地，到东汉末期，便已逐步向西扩展势力，其控制范围已与敦煌、乌孙相接，也属于丝路沿线地区的一个部族了。
（三）康居人的东迁
康居是西域的一个大国，地处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之西，但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西汉时期康居人已迁到了塔里木盆地。其证据是：《史记·大宛列传》在记载大宛的地理位置时，言说大宛的东边是“姑师、扜罙、苏薤”。姑师就是车师，地处今新疆的东部地区。有的学者认为苏薤系粟特，是康居的五城邦之一，原地处大宛之西的撒马尔干，《后汉书·西域传》言：栗弋（即粟特）属康居。总之，既然苏薤在大宛东边，而苏薤又系粟特，说明此时的粟特人已迁至大宛以东，也就是说已进入了今日之新疆地区。
粟特人的进一步东移，文献有记载，考古实物亦有证据。其实物证据为，20世纪初，英国的斯坦因在敦煌汉代长城的烽隧遗址中发现有粟特文的书信。在这些信中，有一封是给家乡撒马尔干亲人的。信中说，根据传闻，“当朝天子因饥荒逃离洛阳，其坚不可摧的宫殿和固若金汤的城郭，遭大火焚烧。宫殿烧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信中还言及侨居洛阳的天竺人和粟特人因此而破产，并死于饥荒。林梅村先生认为：“此信的解读者英国语言学家亨宁认为，信中提到的洛阳被焚事件，当指永嘉之乱，其说未谛。因为《晋书·怀帝纪》明载永嘉之乱时，怀帝在洛阳被前赵匈奴主刘曜俘获，并非‘因饥荒逃离洛阳’。所以，粟特文古书信所云洛阳被焚事件，应如伯希和考证的，指汉献帝之乱，董卓焚洛阳。献帝之乱中，洛阳有一家粟特人幸免于难。”①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东汉末年，西域的康居人已经东迁到了洛阳。
粟特人不但在东汉末年迁居洛阳，而且随着董卓之乱，粟特人进一步向东南迁移，《高僧传初集·释昙谛传》载：
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吴兴，即为现在福建省蒲城县，康居人播迁之远，于此可见。
（四）大秦国人的东迁
大秦国是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是丝绸之路通达西方的终点站。《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鱼豢所撰之《魏略·西戎传》云：
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西，条支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
《汉书·张骞传》中涉及到犁靬时，唐颜师古注文曰：“犁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国名耳。”昊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钱坫《新斠注地理志》认为此骊靬是以“骊靬降人置”。
20世纪以来，一些国外学者以德效骞教授为代表者，在其《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人的城市》、《中国和罗马的军事接触》等文中持此观点。并且还进一步认为，公元前54年，大秦与安息发生战争，结果这场在两河流域发生的战争中，大秦国一败涂地。有一部分士兵逃至康居，继之又帮助在康居的匈奴郅支单于守城。公元前34年，汉派陈汤率西域诸国之兵攻打匈奴郅支单于，结果郅支战败，而帮助郅支守城的大秦士兵，便作了汉军的俘虏。后来汉军把大秦的俘虏带回河西走廊，安置在张掖郡骊靬县。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著之《中国科技史》也认为在汉匈战争中，匈奴郅支单于一方有大秦士兵参加。除了外国学者之外，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此种观点，即汉曾将大秦国的降卒安置在中国的城市。其有代表性者为刊于1989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的《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一文。但是，有的学者如刘光华先生等却不同意上述说法①，在此提出，以备一说。
六、佛教传播与人口迁移
佛教原始于印度，是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宣扬灵魂不灭，宣扬来世，宣扬人死之后仍然可以投生。宣扬因果报应，认为生时的善恶皆有报应，也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希望人们布施恩德，为来世积福，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佛教的教义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逐渐被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样一来，佛教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大致路线是自西而东，西方不少僧人到西域传经，又由西域来到中原传经。而中国内地的不少佛教徒，也不断到西方去寻求佛法，由此便引起了由西而东和由东而西的人口流动。虽然这种人口迁移其数量不是太大，但所起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早在西汉的时候，印度的一些僧人便到西域传教，到西汉末年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原地区。据载，大月氏人伊存信奉佛教，公元前2年的时候，大月氏派他到长安。当时在长安的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其学习佛经，亦叫佛屠经，这样佛教逐渐传播开来。而随着佛教的传播，东西方因佛事而引起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徙便发生了。
到了东汉时期，大月氏僧人便到东汉的都城定居下来，翻译佛经。最早来到中原定居翻译佛经者是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事之起因是这样的：汉明帝梦见神人，后知为佛，于是就选派蔡愔、王遵等12人去西方拜佛取经。在大月氏国，他们见到了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并同他们一起用白马驮着佛经回到洛阳，住在鸿胪寺翻译佛家经典。大鸿胪在两汉时期是九卿之一，主管外国和边地部族事务，所以当初摄摩腾、竺法兰来华后就住在鸿胪寺译经。后来，东汉皇帝下旨修建了白马寺，位于当时洛阳的城西。《高僧传》对蔡愔请来摄摩腾、竺法兰之事有不少记述。
摄摩腾，本中天竺人......。郎中蔡愔等，使往天竺，寻求佛法。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加其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
竺法兰，亦天竺人......。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止。既达洛阳，与腾同止。
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竺法兰还译出《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部。上述二位高僧也都卒于洛阳。
明帝以后，随着佛教传播的进一步发展，来华的僧人愈来愈多，《高僧传》和《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还有许多。
僧人安世高，是在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来到洛阳的。他在20多年间，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等数十部。
在桓帝末年，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来到洛阳，在汉灵帝年间他译出了《般若道行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多部。
天竺沙门竺佛郎在灵帝年间来洛阳译经。
安息优婆塞安玄在灵帝时来洛阳译出《法镜经》。
月氏人支曜在灵帝、献帝年间来洛阳翻译了《成具光明经》。
康居人康孟祥也在东汉灵帝、献帝年间来到洛阳，翻译了《中本起经》。
东汉时期，因佛教之传播，西域来华传经的人数肯定不少，这部分的人口迁移，不但见诸于文献记载，而且目前所保存之实物也是有力的证据。《大月氏井栏题记》是一石刻，刘铭恕先生认为非墓志，历史悠久，为大月氏人公元二三世纪在洛阳建寺所立。铭刻译文为：
唯......年......十五日，此地寺院......祈愿人们向四方僧团敬奉一切。
其石刻的来历是这样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神父步履仁，在洛阳发现此残碑，误认为是希伯莱文碑志。残石后由马衡带回北京大学。英国学者亨宁发现步氏的看法有误，后经卢文专家希列夫研究，认为是卢文碑刻。林梅村先生在其《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①中认为是大月氏人在洛阳建寺院的纪念物。故刘铭恕先生认为，“当公元二三世纪之际，大月氏贵霜王朝的人物，流寓洛阳者甚多，他们需要建寺，用以拜佛，立碑以资纪念，故刻此石，实为佛教东传现在实物方面的最古文物。”②
总之，从文献记载到古代文物，都是西域僧人迁徙来华的见证，而且有许多人最终卒于中国。汉朝政府为了安置这些来华居住的西域人士，在洛阳城南设“蛮夷邸”、“胡桃宫”，《后汉书·焉耆传》明言这些建筑是专供西域人寓居的。
由于内地与西域人员的流动和迁徙，使得双方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西域文化在中原留有广泛影响的例子很多。在这方面，张乃翥先生多有述及：“1954年，位于洛阳郊区的洛水北岸出土了一对东汉时期的石雕辟邪。这对石兽雕刻，比例匀称，体态劲健，洋溢着古代西方造型艺术的写实风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对石雕哺乳动物的肩后，分别见有形如飞禽双翼，从而其体裁特征上又充满了古代亚述文明中‘翼兽守护神’艺术作品的文化情调。亚述王朝自公元前9世纪初叶日渐强盛以来，文化昌明，艺术繁荣。当时，它的不少建筑群体中，都有‘翼兽守护神’美术作品的出现。这表现出古代亚述人民对空间环境的童话性追求，如尼姆鲁德王宫遗址的宫门部位，曾出土有‘人首有翼狮身守护神’雕像。而霍尔萨巴德的萨尔贡二世王宫门前的雕像中，不仅有‘人首有翼牛身守护神’之形象，其宫门上部的釉砖装饰画中还见有‘有翼的丰户之神’的翼人刻画。”③
如上所述，在汉代洛阳遗址中，还有多例发现。朝花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洛阳出土文物集萃》中图版49，显示了在1987年于洛阳东郊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羽人铜像，高鼻深目，紧衫窄袖。《文物资料丛刊》第9期载有《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清理简报》，在《简报》中有1978年发掘的金谷园西汉晚期壁画，墓中壁间亦有人首鸟身、人首兽身的翼神图像。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洛阳出土铜镜》图版57中，虽为东汉铜镜，但在该镜背面的饰纹内见有翼狮的浮雕。类似这种翼兽形象，在伊川、偃师的东汉石刻遗迹和偃师、河阳晋墓明器陶俑中均有出现。
七、其他形式的移民
东汉时期，在西域内部，其他形式的移民亦不可忽视。如攻灭敌国后，派本国之人去当国王，这种例子为数不少。《后汉书·西域传》载：
九年（光武帝九年），康（莎车王）死，谥宣成王。弟贤代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王。
类似以上情况者还有，莎车王贤击灭妫塞王以后，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妫塞王。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顺帝永建四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在丝绸之路南道的莎车诸国，亦是以强凌弱，莎车王贤以大宛国贡税减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伐大宛，大宛王延留不得不向莎车投降。贤把大宛王延留带回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
以上所举例子为攻破敌国后，以本国之人派去当国王形式的移民。另外，在西域各国中，也有把本国之罪人徙往邻国者，如在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这是流放式移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攻灭敌国后，把敌国之人口另徙别地的移民。《后汉书·西域传》有这样的记载：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
以上为匈奴人把蒲类人徙到匈奴属地上的移民。在西域还曾出现过把整个移支国国民迁到蒲类国故地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汉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把那些不符合汉朝意图的国王解除王位，收其印绶并带到敦煌就地监视者有之。但对这些人，在经济上的待遇还是比较丰厚，把他们本国之民迁徙一部分到敦煌，以供役使。如车师的情况便是如此，《后汉书·西域传》载：在汉解除原车师国王卑君的印绶后，
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
在西汉的时候，常有汉之宫女出嫁到西域，主要是以侯王之公主妻西域之国王。到了东汉时期，见不到有这样的记载。东汉在这方面一反西汉的做法，但西域各国间却在进行着联姻，这种西域各政权之间因联姻而出现的人口迁移也是史有明载的。《后汉书·西域传》云：
广德（于阗国王）承莎车之敞，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先是，广德父拘莎车数岁，于是贤归其父，而以女
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多赘述。
附注
① 宋晓梅：《巴泽雷克墓出土铜镜新考——兼谈早期丝绸之路与洛阳》，载于《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①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①《汉书·匈奴传（下）》。
②《史记·大宛列传》。
①②《汉书·张骞传》。
①②《汉书·西域传（上）》。
① 昆弥为乌孙王号。
①《汉书·张骞传》
②③⑦《汉书·张骞传》。
④⑤《汉书·西域传（下）》。
⑥《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曰：“昆莫本是王号，而其人名猎骄靡，故书云昆弥。昆取昆莫，弥取骄靡。弥、靡音有轻重耳，盖本一也。后遂以昆弥为其王号也。”
①②《汉书·张骞传》。
③④⑤⑥《汉书·西域传（下）》。
①②《汉书·西域传（下）》。
①《汉书·西域传（上）》卷66。
①②《汉书·西域传（下）》卷66。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①《汉书·武帝纪》张晏注。
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③④⑤《后汉书·西域传》。
①《后汉书·班梁列传》。
①《后汉书·鲜卑转》。
① 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刊于《中国史林》1986年第1期。
① 刘光华：《犁靬、大秦、洛阳》，载于《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
①《敦煌吐鲁番学术研究论文集》。
② 刘铭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
③ 张乃翥：《洛阳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相关的若干考古学资料》，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
知识出处
《丝绸之路人口研究》
本书主要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五代、宋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元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明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丝绸之路人居生态环境的变迁等内容。“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汇集了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丝绸之路各学科领域研究成果，是国内最权威、最全面、最系统的学术著作。《丝绸之路人口研究》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人口、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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