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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人，历史上被称为“甘州回鹘”、“河西回鹘”。大约11世纪，河西回鹘开始信奉佛教。“其实，回鹘族之迁入河西走廊，在此以前许多年，即已大之……早在公元1世纪，匈奴国崩溃，即有漠北的丁零人（回鹘人的祖先）大批奔走于金城（今甘肃兰州）、武威、酒泉北，定居于河西走廊地区，这当是回鹘族人迁入河西走廊最早者。”③
  西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曾开建功德窟，在莫高窟156窟主室东壁有大型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其中即有回鹘人参加。此次战事对收复河西，恢复唐王朝在河西、西域的统治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沙州长史权知归义军由曹议金接替张氏政权。曹氏政权东与甘州回鹘结盟，西与于阗使者往来。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公主为妻，并将长女嫁与于阗国王李圣天为后。这种政治性的联姻有助于和平与安定④。由于曹氏家族与甘州回鹘、于阗有联姻关系，因此，敦煌壁画出现了回鹘衣装的公主像，是反映这种亲密关系的历史痕迹。它不受地域概念的束缚，既有中原汉装袍服，也有西域胡服的款式，两相交融，各显异彩。
  于阗国王李圣天衣冠服饰
  敦煌莫高窟98窟壁画中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与皇后曹氏同是五代时期的供养像，是曹议金父子东结回鹘，西联于阗的联婚睦邻政策的写照。
  李圣天是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册封为大朝大宝于阗国王。98窟壁画以彩绘于阗国王李圣天为主。李圣天服衮冕、深衣袍与中原汉帝王衣冠无异。于阗国王戴冕旒，前后垂白玉珠旒六、后四旒，戴北斗七星平天冠。《汉书·礼仪典》记有“冕，帝冠，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裹里，元表（元即黑）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其绶朱色为组缨。”着交领广袖衮龙袍，玄衣纁裳，衣绣日、月、山、龙四章，衣领、袖端各镶饰橙色绲边，绣袍蔽膝，腰挂牙雕手形柄宝剑，穿分梢履，足踏彩色花毯，顶部悬挂天童宝盖，右手持花，左手托玉柄香炉，神态虔诚而肃穆，俨然一派帝王气度。
  冕服于西周已有之，如毛公鼎铭文：“虎冕练里”，周颂敦铭：“易（锡）女（汝）玄衣纸屯，赤市朱黄。”玄衣，即冕服中的玄色上衣，赤市即衮服中系在前面垂于腰带下，后世称之为蔽膝者。《世本》云：“黄帝造冕垂旒。”冕旒，则为十二旒，每旒十二就，每一就一玉，十二就用十二玉。冕旒长度为齐眉、齐肩。”《左传·桓公二年》，“衮冕弗珽，带裳幅舄，衡紞纮延，昭其度也”。衮，画卷龙于衣；冕，头上戴的冠；弗，佩于带下的蔽膝；珽，玉笏，即手板；带为革带；裳即裙服；舄，复底的履；衡，维系冠者；紞，悬瑱的丝绳，垂于冠之二旁；纮，系于颌下的丝绳；延，冠上之冕板”。以上详细述说冕服组成的各部位与称谓。
  正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圣天衣冠如中国。”是说历代帝王的朝服。但是，于阗国王“头后垂二尺绢，广五寸以为饰”。《北史·西域传》记载龟兹王也是“头系彩带，垂之于后”。与回鹘王供养像“身后垂红绶带”的衣饰特征相同，反映了古代西域王室与贵族服饰的习俗。
  据《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历史人物简介》中介绍：于阗王李圣天，本名尉迟姿缚婆，系长期在于阗当政的尉迟王族中的一位杰出君主。以冲龄即位，自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至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过程中，于阗经济繁盛，政治清明，臻于鼎盛阶段，辖地囊括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广阔地带⋯⋯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于阗国李氏政权与内地中央政府的联系更加密切。与此同时，李圣天和北宋在西北地区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更是世为姻亲，枝叶相连，结成密不可分的骨肉关系。敦煌王曹议金的长女嫁给回鹘首领，次女则下嫁李圣天为于阗王后。在敦煌莫高窟里，这位头戴冕旒，身着法服的“大朝大宝大圣大明天子”和“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都留有巨幅画像。因此，壁画前留有榜题：“大朝大宝于阗王大圣大明天子”，下书“即是窟主”。证实这是一幅写实性的肖像画，又深蕴着于阗国王和中原王朝亲密融合的关系。
  于阗国皇后供养像
  于阗国王身后左侧是皇后曹氏，即曹议金之女，有榜题为证：“大朝大宝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
  皇后头戴镶满绿色宝石的凤形金冠，发髻插满四瓣形绿色宝石花钗，即花钗覆笄两博鬓。历代《礼仪典》、《舆服志》记述宫中后妃梳博鬓，高贵夫人也梳博鬓，是一种礼仪性的发式。皇后肤色白润，细眉，鼻梁端正，小口，眉目间贴花钿。颈间佩饰碧玉璎珞，身穿V字形领，领口饰瑞鸟纹，外罩汉式大袖襦，显露内穿窄袖回鹘式圆领衫，锦花帔帛绕肩飘拂，足穿平头绣花履。衣冠服饰呈现回鹘、汉式混合穿着，显得富丽华贵，显示出皇室身份。色调典雅，浓艳相宜，给予衣饰文化交融的特定环境的时代感。
  回鹘公主供养像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中枢，东西方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又邻近西域，因此，壁画中出现不少穿胡服的形象，其中尤以回鹘妇女服饰独具特色，回鹘供养人女装华丽浓艳，以回鹘公主供养像为代表，显现出光彩夺目的形象。她头梳高髻，戴桃形镂金冠，镂刻纹饰，簪花钗，步摇是上有垂珠的一种垂摇头饰，戴在头顶之发髻上。后垂红绢绶带，显得华贵、端庄。面型姣美，长圆丰满，两眉条长，鼻梁端直，樱桃小口，与西域回鹘人的面貌特征相似。肤色润白，额中贴花钿，两颊涂胭脂，双耳佩戴坠着圆形耳琉的耳环，戴瑟瑟珠颈饰，一身珠光宝气。
  回鹘公主的着装华丽浓艳，身穿V字形红色通裙大襦，领口绣饰禽鸟瑞兽纹，色彩艳丽繁复，色调热烈又整体和谐，洋溢着一种浪漫的激情和充沛的生命活力。从纹饰的炯炯光泽中透射出图案纹饰的神韵。衣饰款式是西域式的，襦袍上窄下宽，长及地履足，袖口紧小，披帛绕身，为甘州回鹘妇女时尚的礼服与时装。
  敦煌西夏时期壁画衣冠
  敦煌西夏时期壁画供养人形象造型、衣冠服饰、色彩运用及艺术风格，与西域高昌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造型相似，既有文化交流上的密切联系，又体现了生活习俗上的相融。由此不难发现，衣饰文化的审美意识与有关的衣冠款式、色彩的偏爱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说西夏窟是回鹘窟，依我观察，其中有不少回鹘人形象的供养人，可以找到服饰内涵上的种种因素。
  409窟壁画为《回鹘王出行图》，构图饱满，人物形象逼真，是对当时回王形象造像的代表作。
  图中回鹘王形体高大、魁梧，面部长圆，腮部稍胖，鼻梁端正，长眉细眼，肤色白润。他头戴镂刻纹饰的尖顶波斯式高冠，冠后垂结绶带。身着盘领窄袖团龙纹锦袍，腰间束革带，并附饰短刀、解结椎、荷包等物，足蹬白色长筒毡靴，穿着佩戴与高昌回鹘王室贵族壁画中同中有异，不同的是纹样的变化，衣饰款式、帽冠也类似，也都在帽冠下系丝带于颌下。是游牧贵族的衣冠款式与形象特征。
  回鹘王身后的幼子与侍从的人物造像健壮、活泼。侍从们是行进途中手执伞盖、持着饰有双龙图翚扇、持宝剑、弓箭的人，摆出回鹘王出巡时的威风、热闹的排场。幼子与侍从的衣饰也是圆领窄袖，腰束带垂饰短刀，头上都戴上宽下窄、呈扇面形毡制便帽，从帽檐系红丝带于颌下。这种扇面形帽冠、服饰与高昌柏孜克里克38窟供养人的穿戴相同。
  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大体与宋、辽、金同时并存的一个封建割据政权。立国约在公元1038年。主体民族为党项羌族，其次是汉、回鹘、吐蕃、鲜卑等民族。敦煌壁画中出现回鹘装束的供养人形象，反映了西夏时期回鹘人的历史价值及其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图
  举世瞩目的敦煌莫高窟，誉称佛教艺术宝库，它以宣传教义为宗旨，展现一尊尊静穆的彩塑佛像，以及壁画中那一幅幅精美动人的佛本生故事，菩萨、飞天……构成一幅大慈大悲的佛国天堂。莫高窟壁画艺术在整个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
  尽管如此，佛国殿堂中的佛教艺术绘画也不是孤立的，佛教艺术造像与人类活动之间构成了一种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的关系，使后世子孙从众多的壁画中窥见人类命运的必然足迹，触摸历史沿袭的脉搏。因此，在壁画中会出现以与“丝绸之路”相关联的重大题材为内容的形象造型，并能从画面中看到栩栩如生的社会生活和世俗人物的形象。
  《张骞出使西域图》是323窟初唐时期的壁画，是表现历史内容的绘画，虽然仅是一个缩影，却反映了张骞立于马前拜别汉武帝，整装骑马，持节远去时的情景：张骞身着汉代深衣大袖宽袍，腰束大带，挺胸昂首乘骑骏马，向西域方向行进，面部神情透出他那沉稳坚毅的性格，一位颇为世人敬仰的“凿空”丝路的先驱者，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形象资料。
  胡商遇盗图
  《胡商遇盗图》为45窟盛唐时期的壁画，反映了古丝道上胡商遇盗的情景。“丝绸之路”的畅通使络绎不绝的胡商、僧侣、传教者奔走在这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古道上。画面描绘了跋涉于崎岖山谷中的胡商们驮运货物，在山野中突然遇盗。他们惊恐万状，被迫卸下货物，面对体形高大、手中持刀的强人，只好作揖打躬却毫无办法。胡商头戴白色毡帽，身穿圆领贯头衫，腰间束带，脚穿乌皮靴。面部方圆，浓眉高鼻，虬髯，卷发，是西域人的面貌特征。此壁画生动地描述了胡商在商旅途中历经艰辛的一个侧面。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与西域高昌壁画所表现的人物造像与衣冠服饰相似，其内涵包含着地域性与民族性，以及审美情趣的互补同构，互为映衬，彼此融通的格局。其主要因素在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并和精神文化内涵相关联。因此，地域性与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着融合性与演绎性。由于历史的更迭，民族之间多次的迁徙，互相接触与往来，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的独特习俗，从而影响了衣冠服饰特殊美的异同。

③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见《北方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④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见《敦煌研究》，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