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隋唐之后，群雄割据，四分五裂。中国历史上进入了五代十国纷乱时期。
  宋、元、明、清（包括西辽时期），新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回鹘人迁入新疆建立政权，其次，西辽皇族在新疆及以西地区建立西辽政权。13世纪初，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草原，征服了蒙古各部，旋即率军西征，灭西辽，统一天山南北，又继续向中亚以西推进。“漠北自回纥（回鹘先世）西迁后，无强大之部队，至南宋之际始有蒙古之崛起。惟蒙古西进势力扩展之范围远甚于突厥，且其后复资西域之兵以掠取中原，此实开往古来未有之伟业也。”①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意义是加强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密切往来，以及与中亚、欧亚的继续交流，极大地影响了西域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历史的发展促成边疆大地涌现出了许多贤能智者。如元代维吾尔学者塔塔统阿，以回纥字母为基础，创造出了最初的蒙古文字。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学者贤人参加编修《宋史》、《辽史》、《金史》，是史学界一大贡献，且在考据史料中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明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一书，在我国农学书籍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11世纪喀喇汗王朝时，维吾尔族学者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撰写的鸿篇巨制《突厥语大词典》曾产生过深远影响。维吾尔族学者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的著名叙事长诗《福乐智慧》也是传世之作。这两部著作至今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还有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音乐家苏祗婆等，都表现出了杰出的才华，为我国文化艺术献出了精神财富。
  清代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那时西域处在内忧外患之中。“1884年任命帮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下辖镇迪化、阿克苏、喀什噶尔、伊塔四道及各府、厅、州、县，省会建立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省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统一了西陲边疆与内地的行政建制，取消了对人民迁徙的限制。”①
  “所谓新疆者，即天山南北，故为准噶尔回部牧殖之地也。准回既平，其名始于《皇舆西域图志》中。”②新疆名称自始于此。
  服饰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这一时期的服饰以回鹘装、蒙古装为主要特征，其对襟、窄袖锦袍是衣饰形式特点。它又集中反映在领边、前襟及边饰的图案纹样中，呈现出一派绮丽多彩的风韵。这种衣饰特色延续到了近代民国时期。
  第一节 敦煌西域装
  西迁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人，历史上被称为“甘州回鹘”、“河西回鹘”。大约11世纪，河西回鹘开始信奉佛教。“其实，回鹘族之迁入河西走廊，在此以前许多年，即已大之……早在公元1世纪，匈奴国崩溃，即有漠北的丁零人（回鹘人的祖先）大批奔走于金城（今甘肃兰州）、武威、酒泉北，定居于河西走廊地区，这当是回鹘族人迁入河西走廊最早者。”③
  西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曾开建功德窟，在莫高窟156窟主室东壁有大型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其中即有回鹘人参加。此次战事对收复河西，恢复唐王朝在河西、西域的统治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沙州长史权知归义军由曹议金接替张氏政权。曹氏政权东与甘州回鹘结盟，西与于阗使者往来。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公主为妻，并将长女嫁与于阗国王李圣天为后。这种政治性的联姻有助于和平与安定④。由于曹氏家族与甘州回鹘、于阗有联姻关系，因此，敦煌壁画出现了回鹘衣装的公主像，是反映这种亲密关系的历史痕迹。它不受地域概念的束缚，既有中原汉装袍服，也有西域胡服的款式，两相交融，各显异彩。
  于阗国王李圣天衣冠服饰
  敦煌莫高窟98窟壁画中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与皇后曹氏同是五代时期的供养像，是曹议金父子东结回鹘，西联于阗的联婚睦邻政策的写照。
  李圣天是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册封为大朝大宝于阗国王。98窟壁画以彩绘于阗国王李圣天为主。李圣天服衮冕、深衣袍与中原汉帝王衣冠无异。于阗国王戴冕旒，前后垂白玉珠旒六、后四旒，戴北斗七星平天冠。《汉书·礼仪典》记有“冕，帝冠，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裹里，元表（元即黑）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其绶朱色为组缨。”着交领广袖衮龙袍，玄衣纁裳，衣绣日、月、山、龙四章，衣领、袖端各镶饰橙色绲边，绣袍蔽膝，腰挂牙雕手形柄宝剑，穿分梢履，足踏彩色花毯，顶部悬挂天童宝盖，右手持花，左手托玉柄香炉，神态虔诚而肃穆，俨然一派帝王气度。
  冕服于西周已有之，如毛公鼎铭文：“虎冕练里”，周颂敦铭：“易（锡）女（汝）玄衣纸屯，赤市朱黄。”玄衣，即冕服中的玄色上衣，赤市即衮服中系在前面垂于腰带下，后世称之为蔽膝者。《世本》云：“黄帝造冕垂旒。”冕旒，则为十二旒，每旒十二就，每一就一玉，十二就用十二玉。冕旒长度为齐眉、齐肩。”《左传·桓公二年》，“衮冕弗珽，带裳幅舄，衡紞纮延，昭其度也”。衮，画卷龙于衣；冕，头上戴的冠；弗，佩于带下的蔽膝；珽，玉笏，即手板；带为革带；裳即裙服；舄，复底的履；衡，维系冠者；紞，悬瑱的丝绳，垂于冠之二旁；纮，系于颌下的丝绳；延，冠上之冕板”。以上详细述说冕服组成的各部位与称谓。
  正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圣天衣冠如中国。”是说历代帝王的朝服。但是，于阗国王“头后垂二尺绢，广五寸以为饰”。《北史·西域传》记载龟兹王也是“头系彩带，垂之于后”。与回鹘王供养像“身后垂红绶带”的衣饰特征相同，反映了古代西域王室与贵族服饰的习俗。
  据《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历史人物简介》中介绍：于阗王李圣天，本名尉迟姿缚婆，系长期在于阗当政的尉迟王族中的一位杰出君主。以冲龄即位，自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至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过程中，于阗经济繁盛，政治清明，臻于鼎盛阶段，辖地囊括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广阔地带⋯⋯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于阗国李氏政权与内地中央政府的联系更加密切。与此同时，李圣天和北宋在西北地区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更是世为姻亲，枝叶相连，结成密不可分的骨肉关系。敦煌王曹议金的长女嫁给回鹘首领，次女则下嫁李圣天为于阗王后。在敦煌莫高窟里，这位头戴冕旒，身着法服的“大朝大宝大圣大明天子”和“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都留有巨幅画像。因此，壁画前留有榜题：“大朝大宝于阗王大圣大明天子”，下书“即是窟主”。证实这是一幅写实性的肖像画，又深蕴着于阗国王和中原王朝亲密融合的关系。
  于阗国皇后供养像
  于阗国王身后左侧是皇后曹氏，即曹议金之女，有榜题为证：“大朝大宝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
  皇后头戴镶满绿色宝石的凤形金冠，发髻插满四瓣形绿色宝石花钗，即花钗覆笄两博鬓。历代《礼仪典》、《舆服志》记述宫中后妃梳博鬓，高贵夫人也梳博鬓，是一种礼仪性的发式。皇后肤色白润，细眉，鼻梁端正，小口，眉目间贴花钿。颈间佩饰碧玉璎珞，身穿V字形领，领口饰瑞鸟纹，外罩汉式大袖襦，显露内穿窄袖回鹘式圆领衫，锦花帔帛绕肩飘拂，足穿平头绣花履。衣冠服饰呈现回鹘、汉式混合穿着，显得富丽华贵，显示出皇室身份。色调典雅，浓艳相宜，给予衣饰文化交融的特定环境的时代感。
  回鹘公主供养像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中枢，东西方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又邻近西域，因此，壁画中出现不少穿胡服的形象，其中尤以回鹘妇女服饰独具特色，回鹘供养人女装华丽浓艳，以回鹘公主供养像为代表，显现出光彩夺目的形象。她头梳高髻，戴桃形镂金冠，镂刻纹饰，簪花钗，步摇是上有垂珠的一种垂摇头饰，戴在头顶之发髻上。后垂红绢绶带，显得华贵、端庄。面型姣美，长圆丰满，两眉条长，鼻梁端直，樱桃小口，与西域回鹘人的面貌特征相似。肤色润白，额中贴花钿，两颊涂胭脂，双耳佩戴坠着圆形耳琉的耳环，戴瑟瑟珠颈饰，一身珠光宝气。
  回鹘公主的着装华丽浓艳，身穿V字形红色通裙大襦，领口绣饰禽鸟瑞兽纹，色彩艳丽繁复，色调热烈又整体和谐，洋溢着一种浪漫的激情和充沛的生命活力。从纹饰的炯炯光泽中透射出图案纹饰的神韵。衣饰款式是西域式的，襦袍上窄下宽，长及地履足，袖口紧小，披帛绕身，为甘州回鹘妇女时尚的礼服与时装。
  敦煌西夏时期壁画衣冠
  敦煌西夏时期壁画供养人形象造型、衣冠服饰、色彩运用及艺术风格，与西域高昌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造型相似，既有文化交流上的密切联系，又体现了生活习俗上的相融。由此不难发现，衣饰文化的审美意识与有关的衣冠款式、色彩的偏爱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说西夏窟是回鹘窟，依我观察，其中有不少回鹘人形象的供养人，可以找到服饰内涵上的种种因素。
  409窟壁画为《回鹘王出行图》，构图饱满，人物形象逼真，是对当时回王形象造像的代表作。
  图中回鹘王形体高大、魁梧，面部长圆，腮部稍胖，鼻梁端正，长眉细眼，肤色白润。他头戴镂刻纹饰的尖顶波斯式高冠，冠后垂结绶带。身着盘领窄袖团龙纹锦袍，腰间束革带，并附饰短刀、解结椎、荷包等物，足蹬白色长筒毡靴，穿着佩戴与高昌回鹘王室贵族壁画中同中有异，不同的是纹样的变化，衣饰款式、帽冠也类似，也都在帽冠下系丝带于颌下。是游牧贵族的衣冠款式与形象特征。
  回鹘王身后的幼子与侍从的人物造像健壮、活泼。侍从们是行进途中手执伞盖、持着饰有双龙图翚扇、持宝剑、弓箭的人，摆出回鹘王出巡时的威风、热闹的排场。幼子与侍从的衣饰也是圆领窄袖，腰束带垂饰短刀，头上都戴上宽下窄、呈扇面形毡制便帽，从帽檐系红丝带于颌下。这种扇面形帽冠、服饰与高昌柏孜克里克38窟供养人的穿戴相同。
  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大体与宋、辽、金同时并存的一个封建割据政权。立国约在公元1038年。主体民族为党项羌族，其次是汉、回鹘、吐蕃、鲜卑等民族。敦煌壁画中出现回鹘装束的供养人形象，反映了西夏时期回鹘人的历史价值及其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图
  举世瞩目的敦煌莫高窟，誉称佛教艺术宝库，它以宣传教义为宗旨，展现一尊尊静穆的彩塑佛像，以及壁画中那一幅幅精美动人的佛本生故事，菩萨、飞天……构成一幅大慈大悲的佛国天堂。莫高窟壁画艺术在整个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
  尽管如此，佛国殿堂中的佛教艺术绘画也不是孤立的，佛教艺术造像与人类活动之间构成了一种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的关系，使后世子孙从众多的壁画中窥见人类命运的必然足迹，触摸历史沿袭的脉搏。因此，在壁画中会出现以与“丝绸之路”相关联的重大题材为内容的形象造型，并能从画面中看到栩栩如生的社会生活和世俗人物的形象。
  《张骞出使西域图》是323窟初唐时期的壁画，是表现历史内容的绘画，虽然仅是一个缩影，却反映了张骞立于马前拜别汉武帝，整装骑马，持节远去时的情景：张骞身着汉代深衣大袖宽袍，腰束大带，挺胸昂首乘骑骏马，向西域方向行进，面部神情透出他那沉稳坚毅的性格，一位颇为世人敬仰的“凿空”丝路的先驱者，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形象资料。
  胡商遇盗图
  《胡商遇盗图》为45窟盛唐时期的壁画，反映了古丝道上胡商遇盗的情景。“丝绸之路”的畅通使络绎不绝的胡商、僧侣、传教者奔走在这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古道上。画面描绘了跋涉于崎岖山谷中的胡商们驮运货物，在山野中突然遇盗。他们惊恐万状，被迫卸下货物，面对体形高大、手中持刀的强人，只好作揖打躬却毫无办法。胡商头戴白色毡帽，身穿圆领贯头衫，腰间束带，脚穿乌皮靴。面部方圆，浓眉高鼻，虬髯，卷发，是西域人的面貌特征。此壁画生动地描述了胡商在商旅途中历经艰辛的一个侧面。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与西域高昌壁画所表现的人物造像与衣冠服饰相似，其内涵包含着地域性与民族性，以及审美情趣的互补同构，互为映衬，彼此融通的格局。其主要因素在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并和精神文化内涵相关联。因此，地域性与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着融合性与演绎性。由于历史的更迭，民族之间多次的迁徙，互相接触与往来，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的独特习俗，从而影响了衣冠服饰特殊美的异同。
  第二节 繁复古朴的装饰美——阿拉尔宋代锦袍
  发掘于阿拉尔的宋代锦袍，在国内尚属首次，是件弥足珍贵的服饰文物。
  阿拉尔原在新疆、青海两省交界处，现归青海省。阿拉尔是哈萨克语，意为“小岛”。出土墓葬也处于水草丰盛的地方。据李遇春1955年在《文物》中撰文：“⋯⋯墓内陈长尸一具，约一公尺九，头部蒙白丝织品，穿锦袍，袍下着裙，为米黄色丝绣波纹。头戴红幞头（已腐烂）仅露头顶。上束一撮红雉羽。右手旁有箭囊（皮制），内装60余公分长的箭40余支，箭头长约12公分，铁质，箭杆为竹制⋯⋯”
  上述摘自新疆省文化处接新疆焉耆地区若羌县阿拉尔某部发掘古墓的报告，后又派人赴实地考察，才将衣饰文物带回。
  锦袍的形式为窄袖、圆领、偏襟，又从领边到衣襟加饰一块与袍面相同质料约1厘米宽的边饰，既是一种款式，又使前襟严实合缝。袍面纹样则以大角羊纹、鸟纹组成对称连续的图案，彼此好像互不相干，却又浑然一体于衣饰纹样结构中。弯曲连续的大公羊角纹，既突出对羊的轮廓与动势，又将美丽的羊角伸出，从自然形态上感受到的不只是羊的本身，而是由其形体所诱发的几何形纹样，它蕴含着不断繁衍的根系力量。鸟纹则别具一格，以细小的圆点纹组成连珠式，将鸟纹团于中央，突出其美丽的羽翅、鸟身与头部，显现了一种盘曲和灵动多姿，象征洒脱活泼的个性，充溢着幼稚、天真和生气勃勃的生命力。色彩以深赭色为底，以土黄、橘黄、蓝等色构成繁复、古朴的厚重感。羊是游牧人衣食来源不可少的生灵，鸟类则是游牧之时相随的伴物，羊纹、鸟纹的整体交融与互渗，呈现出游牧、狩猎人对于它们的特殊情感。动物纹样也不是单纯的装饰情趣，它的产生、缘起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与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生活习俗都有渊源关系。
  锦袍的发掘与其地域环境有关。阿拉尔地处今柴达木阿尔金山谷一带，古时为羌、藏人所居。与其邻近的若羌，现为新疆境内东南隅的一个县，其位置在库鲁克山南边，阿尔金山北麓。《汉书·西域传》载：“按婼为部落之名，羌以示种族。”《说文解字·羊部》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从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史籍记载，阿拉尔古墓四周为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至于是否羌、藏族人的族属，因资料不足，尚不能断定，至少可以证实阿拉尔地区曾经是“随畜逐水草”的狩猎、游牧民族生活过的地方。从衣饰的图案中透视出游牧入一种带有原始风格的强烈的生命感。古墓中那一支支箭，可使人产生联想，领略当时狩猎人粗狂的狩猎雄风。服饰图案那凸现的大角羊纹、美丽的鸟形纹是游牧人心中的保护神，也是一种图腾崇拜。表达了一种对于信仰大自然的神性象征物和一种心理状态，游牧人承袭这种遗风是很自然的事。凡是在他们心灵中引起崇敬，以及视为神灵的自然物，都有可能成为纹样创造的对象。爱护牲畜、爱护鸟类是游牧人朴实的秉性。因此，阿拉尔出土的民族服饰及其图案，不仅鲜为人知，其图案纹样也包含了游牧民族诸多的文化因素，庄重厚实，闪耀着迷人的独特韵味。
  第三节 元代衣冠服饰
  元代辫线袄辫线袄为新疆盐湖古墓出土的元代服饰。王炳华在《盐湖古墓》文中报道了出土衣饰的情况，他介绍说：“黄色油绢织金锦边袄子一件。从领迄底襟通长124厘米，袖长（从袖口迄中缝）94厘米，腰围88厘米。袄子以米黄色油绢做面，粗白棉布衬里，袖窄长。腰部细束。在腰部钉有30道辫线，共宽95厘米。做油绢是平纹组织，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为32×28根。肩、领、袖及襟边等处织金锦，至今仍可见金线光泽。这些织金锦，都不是完整的材料，而是从不同的织金锦上剪下的小块，有片金、捻金两种……”
  史书中记载：“辫线袄制如窄袖袍，腰作辫线细折。”史载与出土服饰相同，它为圆领、窄袖、腰间钉有辫线细裥、纽扣。袄的领边、袖口、肩部与底襟均缀有饰花纹的织金锦。其中片金为花、茎、叶组合缠结、卷曲串成、婉转自如的缠枝花纹；捻金锦纹饰则在花纹之中突出显现菩萨头像，面型方圆、细眉大眼、高鼻小口、卷曲短发、后有头光，是敬奉的佛像形象。织金锦均以棉线、丝线夹金丝织成，它不仅带有闪光的亮色，而且结实耐用，虽经时光的消逝，仍色泽如新。宋、元时期，回鹘人以织金锦闻名，从而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洪皓著《松漠纪闻》曰：“回鹘自唐末浸微。……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绵……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上述记载为织金锦为西域人工织造提供了实证依据。
  辫线袄紧身、轻便，为善骑射、涉水草、骑马驰骋的武官或随从侍官穿着。如元人绘《忽必烈出猎图》中随从武官即穿着辫线袄。
  第四节 壁画上的元代蒙古人衣冠服饰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有不少蒙古供养人形象，具有写实性造型，既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又为研究蒙古族衣冠服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与考证。
  蒙古族重视首服的穿戴，一般以帽笠、暖帽为主要冠服。如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的蒙古供养人壁画，面部造型为宽脸、弯眉、高鼻、细眼。透出蒙古人健康的气质。他头戴金锦暖帽，帽顶中心、帽檐与暖帽帔巾边缘饰有卷草叶纹，卷曲反复、回旋婉转、光灿绮丽，具有强烈的装饰趣味。暖帽顶侧后倾的钹笠，使这顶暖帽增色生辉，人物形象也更凝重、雄伟。暖帽和钹笠相组合的帽冠尚属少见，它的形式又为蒙古族帽冠增添了新的资料。
  《诸侯像》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所着服饰是蒙古装。头戴的后檐帽据《草木子》载：“官民皆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将后檐帽的形式介绍得很清楚。其中一位贵族穿交领、窄长袖锦袍，腰间束带附挂荷包，穿窄腿裤套长筒络缝靴，小辫结成环状，垂于耳后；另一位贵族也戴后檐帽，服宝里纳石失（加边饰锦袍）并套半臂装，腰间束带并佩挂物件，穿窄腿裤套长筒络缝靴。两人穿着与佩饰均为蒙古族服饰。他们剪短发散垂于额中，名“不狼儿”式。
  蒙古族发式特征为婆焦式。壁画中两位贵族惛剃此发式。孟珙著《蒙鞑备录》曰：“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心史》记载：“鞑主剃三搭辫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挽两髻，悬加左右肩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四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详细介绍了蒙古人的发式特点，记载与壁画人物形象发式相似，为研究元代蒙古人发式提供了依据。
  贵族妇女头戴顾姑冠
  壁画中一位蒙古女供养人，双手合十做供养状。她头戴顾姑冠，形式为冠头高耸，形如鹅头，并饰有金银珠饰的帽冠，戴这种冠的妇女多为贵族身份。这种冠式的制作较为复杂，冠高约尺五。据《析津志》曰：“罟罟（顾姑），胎用凉竹，外以大红罗幔之，上等大、次等中、再次等小。用大珠穿结龙凤楼台之类，饰其前后，再用珠缀长条缘饰，方弦掩其缝，又有小花朵插戴，有金十字用以安翎筒，插以鸡尾。冠后插染有五色朵朵翎毛，如飞扇样。又以大珠环盖之，以掩其两耳。环是大塔形的葫芦式，然后再用大长帛御罗帕重系于额。红色绶带垂于身背，是尊贵的饰物。”
  戴顾姑冠的贵妇，穿衣质为锦绮罗缎左衽式曳地长袍。此袍式为元代妇女礼服。《南村辍耕录》载：“国朝妇人礼服，鞑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耳。惟处子则不得衣焉。”壁画人物穿戴与记载基本相符，蒙古族妇女大都穿宽大的长袍，只是衣质的不同，衣饰形式相似。
  贵族妇人仪态端庄大方，宽脸、一字细眉、细眼、鼻稍平、口型一般。头梳平式椎髻，束带，簪饰，佩耳环，典雅含蓄。
  蒙古族少女装
  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有一组蒙古供养人像，她们双手合十做供养状。头戴红色绒球形帽，身后披红色帔巾，身穿窄袖袍服，紧身合体，外罩一件与袍长短相差寸许的半臂装。元代妇女半臂装，质地面料也多以绸缎为主，与汉装半臂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半臂装多为齐腰样式，而元代蒙古式半臂装则长至过膝，突出它的长度与落落大方的气质。她们内着裤装，穿浅底鞋履。
  少女面庞呈娇媚之态，细眉、俊眼、红润的面容，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活力，与红色袍服相衬，红润鲜酣，蕴含少女健朗的风韵美。
  风格独具的金锦金答子帽
  雅尔湖古文化遗址于吐鲁番县西15公里处。史书云：“交河东南至州八十里。”即现今二堡西北40公里，吐鲁番西10公里雅尔湖地。因有两河分流绕城，故名“交河”。雅尔湖古城，汉名交河城，考古学者黄文弼1930年抵雅尔湖考察时，询问当地居民曾得知详情。“此城原为三城，有城门三座，南为伊犁河人所筑，中为汉人所筑，北为蒙古人所筑”。高大的寺庙均在中部。
  雅尔湖壁画人物造型不仅体型美、风韵美，衣冠服饰也美，是典型的蒙古族衣装。
  面部造型具有蒙古人的特征：宽面额、细眉、细眼、鼻梁微微隆起、口型适中。双眼炯炯有神，配上耳环与项链，灵转生辉，别具一番风韵。头戴金锦暖帽，帽冠紧贴头部，从前额左右分到两侧，中间为顶缝，边缘饰有卷曲纹样。帽冠垂下处左右两侧缀帔巾，并垂至双肩，有结巾搭护。帔的边缘也饰卷曲的花纹，显得飘逸潇洒。衣为宽领对襟长袍，领边绣饰卷羊花纹，袍服衣质显现斜方格子纹，既宽松又美观洒脱。
  蒙古族戎装一般戴暖帽，穿质孙服。汉人称此为“一色服”。质孙服有精粗、上下之分，形式为上衣连下裳，衣饰较紧窄且下裳较短。质孙服本为戎服，方便于乘骑等活动。此壁画着戎装的蒙古人像，因为仅有半身，故下部穿着从略。
  第五节 赋予吉祥寓意的图案服饰——明清时期锦袍
  明清的服饰反映在图案纹样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即在回鹘服饰图案纹样的审美因素中，吸收了汉民族吉祥寓意的纹样，融会一体，浑然天成。
  真红如意蝴蝶花叶纹锦袍
  真红如意蝴蝶花叶纹锦袍，是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收藏的明清时期回鹘女服。服饰形式是回鹘式圆领、套头、窄袖长袍，领襟开至前胸。胸前绣满花纹，纹饰的边缘织绣吉祥如意纹，象征万事顺心、吉祥如意，是中国传统纹饰。内中织绣红花、绿叶的花草叶纹，花枝散点繁而不乱，变化有序。领边一组葡萄纹与展翅的蝴蝶纹交相辉映，情趣盎然。那颗颗饱满的葡萄是丰收的象征，蝴蝶在花叶中吸吮花粉，将象征幸福甜蜜的生活，审美情趣与人民渴望、憧憬美好的愿望融为一体，寓大自然的植物形象成为理想化的意象，呈现了这一时代图案纹饰的特征。
  真红牡丹花纹锦袍
  真红牡丹花纹锦袍衣饰也是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收藏的明至清代的回鹘女服。服饰形式是回鹘式样的直领套头、窄袖长袍，右侧有一寸许的袋插缝。袍面绣满团花纹饰，红色底，黄色显花，织绣饱满的、金灿灿的以牡丹花为主体的宝相花纹，兼以枝叶穿插，既轻盈又华丽舒美，反映了中国传统纹样特色。纹样的组合，既非对大自然的单纯模仿，也非对单纯花叶的夸张表现，它是一种体现青春气息的、内含生命活力的形象创造，团花纹锦象征富贵荣华，华丽舒美。此锦袍多为贵妇穿着。
  纹样是衣饰装饰艺术中的组成部分，是按一定的图案结构有序地演变为定型化的图形。卢卡契在《审美特征》中写着：“纹样本身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它是审美的用于情感激发的自身完整的形象，它的构成要素是由节奏、对称、比例等抽象反映形式所构成。”阐明了图案与纹样的关系。
  团花纹样色彩艳丽繁复，不落俗套，追求一种饱满充沛的装饰艺术效果，织花纹样随时代发展融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织花不限于手工刺绣，仍用于染织时同时织成。
  裥色裘皮长袍
  裥色裘皮长袍以浅驼色与白色条纹的裥色布面做袍面，内装裘皮为里的对襟、窄袖、胸前盘扣的长袍。这件袍服现收藏于吐鲁番文管所，是明至清代的维吾尔族男服。这个时期的裘皮衣装，毛皮已不露面，装有布面，是毛皮镶里的“袷袢” 式袍服。袍服的形式为窄袖对襟，敞开前襟束腰带，胸前盘结扣式是吸取蒙古式袍服，这种形式的长外衣一直延续到现在。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男式袷袢
  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的少数民族式袷袢，是收集的清代民间衣袍，织绣精细，色彩艳丽，纹样轻盈婉转，呈现出精细与美丽的整体融合。
  维吾尔族毛质袷袢此袷袢 以细密的毛织为质料，质地浑厚而柔软。衣袍的整体纹样以花草茎叶为主，变化为团花式与枝叶的巧妙搭配，其领边、袖口与前襟饰以花叶组合的几何纹，曲折婉转，轻盈而显活力。色彩以大红色为底，间以黄、绿等火热色调，艳丽醒目，充满着丰富的生活情韵。袷袢形式是直领、全敞式，袖长过手背，袍长过膝，展示了宽敞、舒适的衣袍风格。
  哈萨克族皮质袷袢 此袷袢为皮制面料，鞣革细腻，轻薄柔软，质地上乘。皮袍显出土黄色的底，间以在前襟、领口、袖口织绣花草叶组合纹样，显现白、蓝、红、绿等色泽，透发出一种淳朴、粗犷、大方的风格。其形式为宽身长袖，大开襟，无纽襻，袍的腰部无横褶，其长及足，款式与质地表明了此袍服为哈萨克族牧人接待客人或走亲访友时的礼服装。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城史》。 ①李春华：《新疆风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61页。 ②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