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华夏与西域就开始了民族之间的往来交流。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的强盛和对外交流的扩展，彼此间的交往与融合更显空前活跃与频繁。
  据史载，汉灵帝也好胡服，还喜胡床、胡乐、胡舞。在他的影响下，京城显贵皆尽仿效。唐《舆服志》载：“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奚是匈奴之别种，亦为东胡种。一般北方游牧民族都着靴，即胡履也。《新唐书·五行志》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女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胡服形式的主要特征是窄袖紧身，翻领或称折领，头戴毡帽。元稹《法曲》词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便是盛极一时的胡化风气的生动写照。
  “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这是唐朝花蕊夫人《宫词》中对华夏汉人穿着回鹘衣装的描述。“就中偏称小腰身”是指衣饰的款式与形式。这是胡服东渐及其影响的实际描述。
  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服饰史上最早的改革。就是享有盛誉的服饰改革先驱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赵武灵王应作战需要，改变宽衣博带式的汉装，试行作战时穿的紧身、窄袖、长裤和革靴的胡服。由于他实行的胡服既便于骑射，又能够抵御敌侵，促使赵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胡服成为作战取胜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图》中绘出有短衣、窄袖、长裤等装束的战士形象相似。
  北周李贤墓 位于宁夏固原深沟村的北周李贤墓，曾出土大量胡人俑，面貌特征显现高鼻深目、虬髯卷发、脸多胡须，头顶盘辫裹红巾，胸部袒露，穿着圆领衫（贯头衫），大口裤褶服，外套高领袖长衫，脚穿尖头履。裤褶服为庶民常服，是北方游牧民族常见的服饰。《急就篇》称曰：“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左衽的衣服样式，为少数民族衣饰款式特征，汉族则以右衽之式。另有史书亦记载有绯纳大，小口裤褶。裤褶服由于轻便之故，也适合汉族人的穿着习惯，也有改为大口裤，形式与现代女裙裤相似。褶又称大褶，为虏袍，即胡袍装。其形式为上褶下裤，也是戎装之服。褶的长度接近于现在的短大衣，古时又称为深衣。其变化以领、襟、袖为主，多为交领、直领、盘领的形式，衣襟则左、右衽都有，袖多窄袖。
  李贤墓侍卫形象中亦有腰束宽带和着靴的描绘。《隋书·礼仪志》曾叙述隋时服饰云：“凡舄，唯冕服及具服着之，履则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通观李贤墓侍卫的服饰，是胡服“虏袍通踝，胡靴至膝”的装束，这是交融互渗的胡服流传影响的又一实例。
  敦煌莫高窟壁画 精美绝伦，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为世人所瞩目。敦煌邻近西域，壁画中有穿着西域民族服饰的形象。其衣冠服饰特征，有穿盘领、窄身、小袖锦袍，腰束革带，足蹬乌皮长靿靴等胡服穿戴；有剪发齐项，戴各式胡帽，如毡帽、绣花帽、毡笠、浑脱帽、虚檐毡帽等。壁画女供养人形象，也有穿着窄衫小袖、长裙、帔巾，头梳回鹘髻，化胡妆点妆靥的，“窄衣短袖蛮锦红”包括了穿戴胡服内涵的底蕴。
  龙门古阳洞窟 据悉，该窟位于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窟早期佛龛间，塑有头戴髻冠，身着交领小袖胡服，穿长筒鞋靴的北方少数民族。衣饰文化留有互相吸取、互相融合的交流印痕。
  古阳洞南壁 佛龛槛内有供养人雕塑四身，三身穿着小袖紧身胡服，一身为汉装。这一供养人塑像造型中胡、汉交杂的实例尚不多见。胡服、汉装并排陈列一处，不是简单的排列，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某种特定的历史因素。展现了北魏服饰改革前后，少数民族的胡服与汉装各自的衣饰文化传统和习俗相互依存、兼容并蓄的状况，是当时中原地区多民族交往中胡、汉融合的一个历史现象。塑像造型不仅具有考证价值，而且还给文化史、民俗学等诸多学科提供了视觉实物。
  三彩骆驼载乐俑闻名中外的“唐三彩”，不仅雕塑、彩釉工艺精湛，色彩绚丽，且印记着当时中原地区胡服、汉装相互交融的情景。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内的骆驼载乐俑，造型生动逼真，晶莹明丽。驼背上载着五个不同肤色，不同面部特征，弹拨着乐器，默契地合奏的乐俑，浸透着胡、汉交融的情感。人物造型充满活力和情趣，人物表情的变化与奔放飘逸的动态，注重线描运行的节奏韵律，使彩乐俑带有浓郁的人情色彩。
  乐俑身着胡服、汉装。彩塑人像真实地模拟当时各民族的乐人，是当时衣冠服饰的现实写照。乐俑的神态、情绪连同吹奏、弹拨乐曲的形态，全都沉浸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中。他们是亲密无间的使者，唱出了“丝绸之路”的欢歌。
  三彩女坐俑 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唐三彩女坐俑，是一尊美丽的女性塑像。她头梳高髻耸立于头部顶端，面容甜润，眉心间贴着花钿，美艳动人。上身穿着露出双臂的袒胸襦，无领，敞胸，紧身窄袖，襦长仅至腰部。下身穿齐胸曳地长裙，裙面绣饰宝相花纹，点缀裙间呈放射状。质料以绿色底配上绛色和白色，色泽明丽雅致，构成了沉静、素雅而协调的装饰韵味。整体服饰流畅飘逸，给静态的彩塑女俑赋予了动感。女俑穿着胡服并化胡妆，是当时古都长安的时尚。古都长安，位于“丝绸之路”起点，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及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商贾云集，交流频繁，胡、汉相融，各放异彩。
  绿釉胡人男俑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形象颇为逼真，是当时现实中胡人的写照。男俑一副健壮的身躯，方圆的面庞，深目高鼻。身着绿色半臂圆领袍，内着绿色窄袖衣，足蹬靴，双手叉腰，透出一股西域胡人的气派。总之，出土的三彩俑，人物造型、容颜肤色、面貌特征、衣冠服饰各不相同，塑造了在唐代“丝绸之路”上，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民族的接触中，创造出造型美、服饰美的动人形象，闪烁着熠熠的光彩。
  韦洞墓石椁线刻 位于长安县南王村，韦洞墓石椁的线刻画，刻画了不少美丽动人的妇女形象。衣冠服饰与汉装相异，着胡服，梳胡髻，穿胡靴。
  一位身着大翻领窄袖襦袍的女子，容貌端庄，秀眉俊眼，头梳惊鹄髻。腰间佩戴内装香料的锦绣小袋“承露囊”，腰束带，承露囊与那服饰的花边、前镶线纹饰相映衬。下穿条纹小口裤，着小蛮靴。
  永泰公主墓 该古墓距西安76.5公里，离乾陵仅2.5公里。永泰公主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墓室壁画、石椁雕饰上面都绘有穿着胡服的人物形象，款式不仅丰富多样，而且使观者获得一种新鲜感。
  石椁内北面东间雕刻的女像，面容清丽柔美，头梳盘叠式螺髻，插玉簪饰垂珠与金凤，姗姗摇曳，丽美妍雅。穿半袖襦衫，着窄袖内衣，胸前飘结缨带，丝带结系“同心结”，双手张开作围帔帛状，下身穿齐腰长裙，脚穿高头云履。
  壁画中也有穿着胡装的男子，头戴硬裹幞头，用“木围头”衬前额，外糊皂纱，涂黑漆制成。他身着翻领窄袖胡服，腰间束带，佩算囊，脚穿乌皮靴。汉貌胡装蕴含衣饰文化交融的民族特色。
  总之，上述穿戴胡服的人物形象都别具神采，单服饰款式特征就留下了唐代皇亲贵族及其宫娥彩女中穿着胡服的历史印证，是难得的珍贵资料。一身胡服装束的男子，英俊潇洒，具有西域衣饰穿着的韵味；女子着胡服，紧身适体，衬出女性的曲线美，尤其是那翻领窄袖，露出丰肌玉肤，表现出女性的柔情与妩媚，呈现出服饰文化独特的内涵，形成了胡服又一鲜明的特征。
  韦顼墓石椁装饰石刻 地处陕西长安南，石刻所描绘的汉妇，肌肤白润、清丽妍雅、体态优美。她们身穿胡服，戴胡帽，足穿胡靴，反映出浓重的胡服文化底蕴。
  一位双手抱暖壶的少妇，面貌端秀，头梳高髻，穿镶边的翻领胡服，戴尖顶胡帽，腰束鞢〓带，脚穿绣花靴，穿条纹小口裤，一身胡装打扮，使妍丽与典雅协调统一，健美与柔丽融于一体。衣冠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使其赋予新的审美表达。
  一位戏逗鹦鹉的少女，面容俊秀，透出少女娇柔之美。她头梳高髻，戴一顶尖顶绣花胡帽，显现富家女子的媚态。她身着翻领窄袖胡服，腰系装饰性的鞢〓带，穿圆领衫，露出娇嫩的肌肤，玉洁的双手如花瓣，似兰花指，娇柔丽美。从整体看，构成柔和轻盈的轮廓线，透发出人体的自然美。
  丁晓愉编绘的《中国古俑白描》一书，将各地出土古俑白描绘制成图，从中不仅窥见当时社会习俗，衣冠服饰，还对胡俑的广泛流传进行了考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仅举几例，以资参考。
  三彩带兽胡人骑驼俑 出土于陕西唐墓。端坐骆驼背上的胡人，满头密密的卷曲浓发，面庞方圆，深目高鼻，体型健壮，穿着圆领窄袖束腰带的胡袍，具有西域人的特征。
  陶制骑驼胡人俑 出土于山西长治唐墓的骑驼胡人俑，面目健朗，浓眉大眼，端直高鼻，满脸络腮胡须，具有胡人的面貌特征。他头戴尖顶胡帽，穿翻领窄袖胡袍，足蹬靴。
  釉陶牵驼胡人俑 出土于湖南长沙赤峰山三号唐墓。该胡人俑形象逼真生动。他头包幞巾，深目高鼻，满腮胡须，是典型的胡人面貌。牵夫赤裸半胸与右臂，穿翻领窄袖衣，腰束革带，下身穿裤，足蹬靴，双手握拳，面部略带笑意。
  三彩牵马俑出土于河南洛阳关林二号唐墓。牵马俑面相方圆，浓眉大眼，高鼻阔嘴，双手握拳，以示牵马夫内在的刚劲、雄健的体魄，具有相当的动感。身着翻领胡服束腰贴体，头戴尖顶胡帽，穿胡靴，一身胡人装束，反映了胡服的文化内涵。
  三彩抱袋胡人俑 出土于陕西唐墓，胡人俑头戴软角幞头，身穿翻领窄袖胡服。他面相健朗，浓髯高鼻，粗壮的双手有力地抱着一只盛满粮食的大口袋，把专注地凝视口袋的神情表现得酣畅淋漓。
  三彩骑马胡人俑 出土于河南偃师杏园李庭祯墓。胡人安详地端坐马上，头戴帕头，面相健朗，虬髯浓密、高鼻大眼，身穿翻领窄袖胡服，装束与面貌具有胡人特征。
  彩绘胡人骑驼击鼓俑 系陕西户县元贺氏墓出土。彩绘的胡人形象逼真动人。胡人身体壮实，体格魁梧，卷曲的浓须，突出的鼻梁与大眼，身穿敞领胡服，腰束带，足蹬革靴套在马脚镫上，坐骑上平放皮鼓，左手握鼓槌，击鼓的神态颇为传神，似击出心中欢愉的节奏。
  胡俑的出现使人联想到当年络绎不绝，奔走于“丝绸之路”与内地进行商业贸易，传播友谊与文明的各民族使者。有的还精通印度梵语与波斯语，为传播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文化起到了桥梁作用，掀开了历史上充满活力的崭新一页。
  中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经济的繁荣，是促成胡服东渐的主要因素；各民族的迁徙、交往，以及衣饰文化的互补与借鉴，也推动了衣冠服饰的发展，创造出“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汉装、胡服并存的局面。
  胡服东渐，是时代的需要及服饰文化、审美意识的觉醒。胡服款式流传极广，影响极深，在众多的民族服饰中备受青睐，独领风骚，是中华民族“衣冠王国”中一朵绽放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