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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尼雅文化遗址出土服饰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古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尤其中原文化的传入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曾掀起壮阔的历史波澜。《后汉书·西域传》载：“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印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
  尼雅地处昆仑山北麓的沙漠深处，曾经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首府，处于“丝绸之路”南缘要道。现在属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
  据参加主持发掘尼雅东汉墓的考古专家李遇春介绍：该墓葬出土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衣冠服饰，它以浓郁的民族情调、富有地域特色的衣饰风格以及绚丽多姿的纹饰，显示出西域服饰独特的韵味。
  “万世如意”铭文锦袍。衣袍的款式是西域式，一种对襟、左衽、窄袖口、圆领、无纽扣、下摆宽大的袍装，袍长仅至膝上。这种服饰灵活轻便，适宜骑马放牧，是游牧民族的礼用服。是西域流行的“窄身小袖袍”，与“褒衣博带”式汉装有着明显的差异。
  锦袍丝绸质料是汉代著名的彩锦，说明西域居民喜爱汉绢、汉锦与丝绸。此汉锦色彩浓艳相宜，以绛紫为底色，配有淡蓝、油绿和白色，整体显示和谐、雅致。它是柔和的丝织品，具有轻盈的透明度，使色泽变幻更多样、更丰富，闪烁着一种神秘感。彩锦纹为艳丽华贵、飘逸的卷云纹和带叶的茱萸纹，浮动流溢于整个纹饰之中，其中突出“万世如意”铭文，彩锦内含和睦、美好、幸福的含义，融合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呈现出西域与中原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的深远意义，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融合的明证。锦袍既有时代特色又具有民族风格。“万世如意”锦袍质地与款式堪称精美绝伦，是国内罕见的服饰珍品。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铭文彩锦。它是缝缀于锦袍底襟的小块的彩锦连同一双同样质地的锦袜。它的出土更加说明了当时的人喜爱汉绢与汉代丝织物，不仅在世时穿着，去世后也随同埋藏。
  这幅彩锦典雅华贵，以绛紫色为底，配以浅驼、浅橙、宝蓝等色，色泽浓而不艳。纹饰丰富饱满，有轻盈卷曲的云纹，饱满的茱萸纹，使经线、纬线交织成弯弯曲曲的弧线，其中布满“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汉字铭文，字间夹杂动物纹样，具有极大的涵盖面。
  汉代织锦精品的特点是“锦”、“绣”并用。有一件出土男裤，脚边纹饰主要以绿底动物花草叶纹绣为主，草绿色细质绢为底，配以绛紫色、黄色、宝蓝色、白色等各色丝线，运用锁绣法绣出卷草叶、豆荚、金钟花等纹样，纹饰的枝蔓循环反复，自由翻卷，变化中赋予一种动感，使锦绣边饰纹样既活泼多样又错落有致，生机盎然。织锦绣品织造工艺高超，蕴藉着一种和谐的自然美。
  “裤装”是出土的一条夹裤，以粗棉布做面，草绿色细绢做里，裤腿用草绿色细绢镶缀。其形式为腰宽胫长，裤长多于覆足，裤口较宽，有裆，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装裤相似。古之裤装是由裙变化而成，即上衣下裳，裳即裙，类似筒裙，后变为后开胯，缝制成二股，称曰“胫衣”，即“裤”。以裤为外服，自裤褶服始。裤褶之制早在战国时期为赵武灵王引进改制的胡服。《事物原会》引《舆服杂事》云：“赵武灵王有裤褶之服。”褶，即左衽的短袍。
  新疆出土的古代衣袍与裤装是裤褶之制，其渊源可上溯至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汉至南北朝。例如，出土于新疆哈密五堡乡古墓葬的皮上衣，长筒皮裤、高靿皮靴等，据碳14年代数据，这批墓葬品大约距今3000年，当时哈密正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证实了新疆的裤褶服较中原地区早近千年的历史。裤装形式是西域主要衣饰特征之一，大致以《梁书》载：“芮芮国之人（匈奴别种）则衣锦制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也有如《南史·高昌传》高昌国条载：“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曼裆裤。”是一种裤褶形式。
  襦、衫、裙、半臂锦衣
  尼雅东汉墓出土的女装，基本形式是上身着衫与襦，下身穿裙装。裙，也属下裳。《说文解字》曰：“上曰衣，下曰裳。”《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的形式已有悠久的历史。上襦下裙的着装形式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它一直延续到清代，前后达2000多年，尽管长短宽窄时有变化，但基本形式大致相同。
  此出土襦装形式为“对襟窄袖襦”。襦为紧身，长至腰，袖窄却长而掩手。史书云：“襦者短衫也。”襦装以嫩黄色绮做面，配以淡蓝色绢做里，夹衬一层轻薄的丝绵，并在领口、肩部、腰围、袖口处绣花鸟图案，色彩以暖色调为主，柔和、雅丽。腰间左右两侧缀有四双相对称的绿色宽丝带，它的作用为紧身之用，是一种装饰性的饰物，恰到好处地缀饰于两侧腰围，对称协调。衣饰上的微妙变化，显示了尼雅人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
  绮是一种素底织纹起花的提花丝织品，轻柔光洁，又称“丝襦”。
  衫为上衣，身长至腰，或长至膝部。此衫以蓝色素绢制成，衣衫形式是开口，圆立领，直颈式，领口处系一白色丝质小带，衣领与袖口均饰白绢，袖口饰几何纹，领口与前胸缝缀两条细白绢，腰间略有褶皱，系有白色小带各一。女衫款式新颖，色调素雅清新，内含一种含蓄之美。下半部宽大，又似圆筒形裙装，上衣与裙相连，又是较早形式的连衣裙。
  女子内衣是以红色细绢裁制的。形式为直统式，圆领，长袖，下摆宽大，两侧开衩。袖口外镶饰绿色绢，红、绿两色协调成一体，浓艳相宜的色彩风格、细腻的绢质质料为当地妇女所崇尚。此内衣也是“衫”的形式，是以绢、丝、罗等质地制成的，又称“罗衫”。
  黄底花纹裙系用黄色暗花绮质料裁制。裙装突出其线条的轮廓，使整体风格华丽，表现出女性的曲线美。裙腰用白色细绢缀饰，裙的中缝缀着两条白色绢带。腰围适中，裙摆宽大（裙长0.92厘米，腰围1.14厘米，下摆1.20厘米）。裙的开缝处在两腿之间镶饰宽约10厘米的边饰并绣织人与瑞兽为主题的纹样，其间穿插成串带叶的葡萄图案，与多彩的色调相融，不仅活泼多姿，且闪烁富丽的光泽。
  半臂装是以深黄色绢做面，淡黄色绢衬里，衣饰款式宽松新颖，风格独具。衣领为交领式，衣的下半截宽松，宽口半袖，袖口短肥，呈喇叭口形并带有波状皱褶。又巧妙地将草绿色绢制的宽腰带整齐地分为左右两侧各五条缝缀于腰部，既能作为腰带又能产生装饰性效果。这件出土于尼雅的半臂装，从质地到款式迄今为止仅此一例，它不仅弥足珍贵，且融实用性与装饰性为一体，显示了尼雅人衣饰穿着的风采。
  女式单帽四周呈圆形、帽顶部为平顶式，帽两侧耳缘较长，能护脖颈，耳缘下角用两条白色绢带系结于颌下。单帽形式类似风帽，仅露出人的面部。单帽选料讲究，用白绢做面，帽的前额边缘缀一条菱形纹装饰带，帽缘又饰红色绢边，使素洁的白帽增添美丽的色彩。
  综上所述，尼雅东汉墓出土的衣冠服饰，为我们呈现先民创造的灿烂衣饰文化，他们衣冠服饰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具有实用的功利目的，更呈现了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它的客体形态及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它们的外观，还体现于它们内在的意蕴，它们包含了民族的审美情趣、习俗，积淀着西域民族主体的心理、情感与文化素养。
  先民们追求衣饰款式美的形式，特别是衣饰的色彩感，是从大自然的感受中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形式韵律的自觉意识。
  尼雅出土的衣冠服饰的地域性特征，突出地显露出西域居民的创造价值与审美价值，它又说明了“丝绸之路”的畅达，致使中原地区的丝绸在边远的大地上受到青睐并视为珍宝，因而衣冠服饰日趋华丽，显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汉绢、丝绸、彩锦与民族服饰相融合，使衣饰文化的涵盖域和表现形态异常广阔丰厚，开创了灿烂的汉代衣冠服饰的先河。
  第二节 汉代绢袍——楼兰古墓出土衣饰
  汉代绢袍发现于楼兰孤台墓地，据参加发掘的吕恩国记载：“此绢袍形式为左衽开襟，窄长袖，衣袍呈筒状，即肩宽与下摆近于相等。袍身为绿色绢缝制，领边与下摆、袖口均以黄色绢镶饰，因未缝纽扣，特在腰围两侧缝缀黄色、紫色绸带，以束紧腰身。绢袍长15厘米，宽8.5厘米，袖各长6.5厘米。”又称“绢质小冥衣”，为逝者穿着。
  相当于汉代的孤台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绢袍，是西域胡服式的衣饰款式，这种左衽开襟的绢袍，应是本地域民族服饰的一种模式，是又一例左衽胡服的出土实物。它的流行与传播，成为西域服饰主要款式之一。至于制衣的丝绸质料，则是来自中原内地。当时的楼兰曾是汉代三十六国之一，是早期“丝绸之路”交通要冲。楼兰古城曾经繁荣了几个世纪，因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这座历史上曾记载的城驿已渐渐消失，四周是一片荒野与戈壁。自20世纪初陆续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它不仅震惊了世界，吸引着考古、历史等学界人士踏勘与探寻，而且渐渐揭开了楼兰古国的神奇之“谜”。“汉代绢袍”的发现，展现了鲜为人知的西域民族衣袍左衽的形式和衣饰质料为绢丝质地。它既是服饰文明的特征，又是西域与中原交流的物证，体现出服饰文化的交流具有横跨疆域的意义。
  同一墓葬出土的革靴，其形式为半靿形，中间对缝，有明显的褶纹。以结实的牛皮做底，靴面为柔软的羊皮制成，内中铺放毛毡用以保暖，靴底以麻线缝缀，使其具有防潮御寒的特点。
  革靴的出现不仅证实了当时的畜牧业很发达，当地人具有制毡与鞣革皮张的手工技艺，而且又呈现出草原游牧民族穿靴的习俗，展现了楼兰人服饰文化的时代风貌。
  第三节 浓郁的民族风韵 绚丽的服饰纹样——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服饰
  山普拉古墓葬相当于汉代时期，墓葬的发现是考古人员的丰硕成果。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当时土著居民的衣冠穿着，为研究古代西域人的衣冠服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山普拉位于“丝绸之路”南道，属古代于阗国，位于洛浦县城南约11公里处。当地居民称它“沙依巴赫”，意为“河床上的果园”。古代于阗国其地理位置处于中西交通枢纽，西逾帕米尔可抵克什米尔、中亚各国、南亚次大陆和欧洲；东邻塔里木盆地南缘即通中原内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各国、各地区多民族的接触、汇聚与交流，多种文化因素的交往致使出土文物中呈现出异样的风采。如在墓葬中发现了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宜家常贵”铜镜，与依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马人形象图案编织的缂毛灯笼裤。
  现将新疆博物馆山普拉发掘报告中披露的资料与笔者所见的衣冠服饰赏析如下：
  山普拉人发式、帽冠、鞋履
  发式 山普拉人的发式，多以辫发为主，蓄发不剪，是当时的发式特点。古人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由此可见，古人对头发的百般爱护。
  从发掘文物中发现男子也梳辫发，多为单股辫，辫发梳于脑后，少数梳髻，即将发辫缠结盘挽至颅后与头顶部交接处。女子为多根辫发，辫发较粗且长，大多为三股细辫合编成一根辫，辫宽2.3厘米，厚1厘米。还有一种装饰性假发，与自身头发混编，再与3～6股假发合编，使发辫显得粗壮而浓黑。另一种为“搓辫”，即将头发先编成两股再搓成一根辫，这种辫发细而短，直径仅0.5厘米，长4.8厘米，最多梳成16根辫。
  发式的多种样式与偏爱程度，是当地居民的一种审美观念的反映。辫发的习俗显示其传承性与延续性，现今和田地区女子大都辫发，出嫁前为多根辫发，成为少妇之后，即编成粗粗的双股辫，那黑亮的乌发辫甩动起来，自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
  《梁书·西域传》载：于阗“国中妇女皆辫发，衣裘袴”。史书记载与出土情况基本相符，只是没有载明男子也辫发，古墓的发掘填补了此项空白。
  帽冠 戴帽习俗与自然环境有关，原料多以毛毡为主，说明当地畜牧业发达，就地取材编制帽冠。它形式多样，有尖顶形、圆顶形毡帽，毛毡不仅防潮，且抵御寒气，适应狩猎、放牧需要。还有一种挡风用的褐帽，形状各异，有覆斗形、椭圆形与直筒形，以手工缝制。帽冠形态的多样化体现了当地人的灵巧性。所谓“褐”，是一种自纺的粗制原始毛布，它结实耐用，可制帽，也以毛褐缝制衣裤。李白曾赋诗：“短褐风霜入。”《国语·因话录》曰：“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毳褐”在此泛指一般服饰用料。“朱紫”指官服。
  鞋履 出土实物中鞋占少数。鞋是一种制有帮面的便履，有以皮革制成，故“鞋”字从革。仅出土一双皮面毡里的鞋，底虽缺，但形式尚清楚。
  靴的样式颇多，呈复合式制作，有皮面毡里皮靴、全皮靴和制作精致的褐面毡里皮底靴。褐面为绛红色，并扎绣波纹样，靴面边缘加饰一道皮边，既结实、美观又较轻便。皮制靴的出现，表明当时皮革业鞣制工艺的水准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独具魅力的圆领袍服
  山普拉墓葬出土衣饰形式为圆领、套头、窄袖、无扣的长外衣。其长度为下摆可达脚面处，采用毛褐或缂毛等面料。剪裁简洁，即用一块整面料对折拼缝，领口剪出约长径28厘米，短径0.6厘米的圆形领窝，下摆两侧加长三角尺寸不等的摆宽，缝合处镶毛线边饰，下身着裤。与《唐书》、《大唐西域记》等书中记载的西北各民族毡褐服，长身小袖袍，男女皆辫发，〓裆裤..相符。古墓中的衣袍款式，证实了这一史实。
  山普拉人穿着的圆领套头袍服，实则为从头部穿的不开襟长衫，又叫“贯头衫”。其衣饰结构较粗毛风、羊皮褂等复杂和完善，是流行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又一种古老而风格独特的服饰。
  山普拉人的家织毛纺布轻薄柔软，是缝制贯头衣的好原料。所缝制的贯头衣与汉装圆领袍服的不同之处，是其肩部与两袖自然衔接，肩宽约70厘米，袖长30厘米，袖口约15厘米，在衣领口、前后片中缝与袖口处用编织的条饰带缀饰，又在衣饰的缝合处镶饰多股用毛纱搓成的“牙线”。这种巧妙的装饰，立即产生了异样的风采，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特征。
  贯头衫这种服饰形式不仅在西域流行，也常见于中亚各国。例如，敦煌莫高窟45窟、332窟等胡商、西域各民族、各国人物画像中，他们穿着的也多是“贯头衫”。萧绎《职贡图》中那位龟兹国使也穿着不开襟的圆领“贯头衫”。《魏书·波斯传》曰：“其俗：丈夫..贯头衫”壁画人物的穿着与史书记载，以及山普拉古墓发现的衣饰实物，都说明“贯头衫”衣饰形式流传极广，呈现出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服饰文化互相共融与互补的现象，不仅积沉着一定的社会内涵，而且赋予了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风格。
  纹样奇异的灯笼裤
  出土的裤装样式颇具风采，质地为绢、褐、缂毛裤、皮裤等。褐毛裤大多宽腰大裆，有的裤脚镶毛纱边束口。皮裤更为实用，光滑皮面，卷毛朝里，是御寒挡风的佳品。最具特色的是裤装文物中罕见的一对“缂毛裤”。裤腿虽已分离，但裤装形制清晰可见。裤面为缂毛织物缝制，腰部、裤腿以黄色褐缝缀，裤腿边缘打褶束口，呈灯笼状。
  新奇异样的裤装纹样，呈现出异域的构图风格。左腿裤面织绣武士人像，辫发、浓眉大眼、高耸的鼻梁、一对碧蓝的大眼，是一幅异域情调的人物肖像画；右腿裤面织绣一组色彩绚丽的奇特图案，那浓艳的菱形格中染织四瓣花纹，整体花纹清丽别致，菱形格内绘出身着披风的人身像，人身与马相连，组成“人首马身纹”。这种罕见的纹样在南北疆出土文物中也仅此一例。
  “人首马身纹”图案明显地呈现出希腊、罗马造型特征，并显示着一种生命的韵味，绝妙的审美构思把人们带进一个梦幻般的、充满奇思异想的神秘境界。图案纹样造型的异域化，说明西方文化已经进入这个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又一例证。
  两条裤腿呈灯笼状束口，与史书中记述“于阗国其俗衣古贝布，作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相符。小口裤类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裤装形式，它的出现有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并显示其民族兼容并蓄，丰富了衣冠服饰之形态、款式与色彩，使其不断向前演进。
  神秘、荒古的原始装饰艺术
  古老的装饰带 山普拉人穿着的服饰为套头窄袖袍服，长及脚面却没有纽扣，装饰带恰到好处地将它紧紧束住腰身，尤以饰带上那艳丽的色彩，织绣的精美花纹图案，显示了山普拉人很高的审美素养。
  出土的装饰带一般为两种色彩编织，质地是手工毛纺，又称“毛绦”。毛质装饰带是当地居民的一大创造，具有地域性特色，它不仅以瑰丽的色彩夺人眼目，释放出独特的荒古原始意蕴的各种形态的纹饰，而且表现出一种雄浑、粗犷、热烈、奔放的风韵。发掘的毛饰带纹样繁多，如“山形纹缂毛带”、“菱格形十字花蒂缂毛带”、“空心斜绦”、“四色矩”、“树叶纹绦”、“蝴蝶纹绦”、“三色三角形双菱纹绦”以及独具神采的“青底对鹿纹毛饰带”等。
  “青底对鹿纹毛饰带”纹饰以鹿头、鹿角为主体，纹样大胆、夸张，变异的鹿头、鹿角的细部，使其重复、连续同一主体纹饰，变化成颤动、灵巧、重叠、交错的图案化纹样。各种细部的构成，常变换一种色彩，形体相同，色彩各异，染以深红、草绿、青、深褐、浅褐、橘红、黄色等不同色调，相融于同一纹饰中，闪烁出不同色泽的奇光异彩。
  鹿纹的不同变形，似在天宇间回转游动，犹如在奔跑跳跃，舒畅自如；又似纵横奔驰于广袤的山野大漠之间，呈现一种冲动的超越力量，给予人类生活许多充满生机和魅力的审美空间；它又像觅食的鹿，嗅到了野味芬芳。呈现着饱满、充沛、酣畅淋漓的艺术表现力，充溢着一种具有神秘诱惑力的古老文化，反映了显著丰富的地域性特征和游牧民族的审美情趣。是一种追求生命的活力，造就了它那怪异的造型，灵动多变的体态，绚烂的色彩使它们交错辉映，和谐于一体，洋溢着神异怪诞的瑰丽之美，构成了审美反映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和纹样色彩的斑斓色调。
  装饰带是一种古老的衣饰装饰艺术，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即用砾石、贝壳等装饰自己，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已蔚然成风，至今仍然盛行。新疆少数民族妇女服饰上的装饰带更显灿烂鲜艳，具有独特的魅力。
  装饰品 山普拉古墓中发掘不少佩戴的装饰品，其中有经过精心琢磨、钻孔（或凿孔）的浅红色玛瑙石珠，呈圆形球状，光泽透明；一种橘黄色玉石珠，呈圆柱形状；管状形的白色玉珠；黑色炭精珠项链；以植物草籽为珠饰的“草籽珠”呈桃形，系毛线串成项链以及玻璃珠、海贝珠。琳琅满目的装饰品古朴典雅，反映出古代民族的某种精神需求，玻璃珠、海贝珠并非本地原料，它的出现是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文化传播与商品交换而传入该地域。这是交往与接触启开的迈向文明社会发展的一道重要门扉。
  游牧民族以惜玉、崇玉、拜玉为时尚，随身佩戴以避邪。佩戴玉石装饰品，不仅引人注目，也含有取悦异性或炫耀的含义。装饰品的产生与生活需求似乎没有直接关联，只在温饱之余求得精神上的满足，蕴含古代某些生活气息，包蕴了人类更多的情感和审美意趣。
  多色横条纹毛织连衣裙
  多色横条纹毛织连衣裙虽系残片，上衣与双袖已腐朽，但下部裙装却清晰可见。色泽为红、黄、蓝、紫等色，横条相距有序，层次清晰，装饰各异，于接近边饰处缝缀一条编织精细的勾连纹毛饰带。那纹样连续勾连，曲、直两线并用，且整体和谐，勾曲相连，婉转生动。边饰黄色细小的牙线，衬托着下端的百褶裙摆。
  多色横条纹毛织连衣裙整体比例匀称，色彩优雅，线条柔婉，装饰适度，是集毛纺、染色、装饰于一体的，它古风犹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服饰文化象征。裙装的千姿百态，显出丰富的衣饰结构，柔软轻绵的毛织裙、鲜艳的印染色彩，证实了古代西域人民创造的服饰文化是惊人的，代表了西域人民的天赋与整体风貌。
  纺轮
  纺轮是山普拉人纺毛线的生产用具，用它纺出毛纱、毛线，再加工成平纹、斜纹粗毛布，是制衣、制帽、制裤装的主要工具。
  纺轮出土样式繁多，证实了当地手工生产的发达。陶质纺轮呈扁饼状；木纺轮则经过削平、磨光，呈圆饼状；石纺轮则为玉质，呈圆锥状。色泽为淡黄色、青灰色、灰中杂红等。制作精巧，实用耐磨。与纺轮配套的还有用木棍削制的“纺杆”、“绕线轴”。用具制造千变万化，平衡有序，体现了古代民族的聪慧与制作技能的先进，这在当时何尝不是一
  种文明的标志呢。图案纹饰无不流露出古代西域民族的浪漫情趣，突出了地域性的文化特质。它向世人展示了该地区丰富多样的衣冠形式，既是生活于西域汉代时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绿洲族民的伟大创造，又是他们与大自然顽强抗衡的民族性格的表现。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第四节 棉织物的珍品
  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了一件蜡缬棉布，考古界确认为是东汉时期出土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棉布标本。
  这件残棉布幅有88厘米×47厘米宽，棉布上绘有画像，内容与佛教有关。
  布幅画充满神秘色彩，它的上端残存一只佛脚、狮尾、狮爪的部分肢体，下端印有长龙与飞鸟，左侧绘印一尊半身供养菩萨像。供养菩萨造型是半身裸体女像，面相与胸部显露丰满，颈部和臂间满佩璎珞，头戴天冠，身后有背光与头光，手中持有一件三角形器皿，状似乳角。菩萨身后的光环循回婉转，呈现出供养像一种理想美的神韵。
  龙与狮的图像造型是中国传统图案的精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图案纹样能像中国的龙纹从原始的古代一直流传至今。它虽被皇权统领一时，但却流播于民间，成为民间崇拜的信物，更重要的是龙纹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有着极强的凝聚力。
  龙作为祥瑞之兽，在绘画图案中，或昂首振翮，或首尾相衔，或相互蟠结，显示异常神态。融入棉布画幅的夸张形象，透出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印痕，又是一件在国内罕见的早期以佛教为内容的珍贵文物。
  棉布残片的发掘，不仅涵蕴着历史文化的复杂性，而且也说明西域是佛教传入较早的地区。佛教发源地在印度，传入我国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据史载，早在公元1世纪，大约东汉明帝时，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到新疆，直到公元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为止，佛教在新疆兴盛了1000多年①。自东汉末年以来，旧译佛经多从西域古文字转译而来，通晓梵文和汉语的安世高、支娄迦谶、鸠摩罗什等佛教翻译家都出生于西域，诸多因素的促成，致使当时的西域成为佛教哲学、佛教文化的中转站。
  安世高是安息人，支娄迦谶是大月氏人。安息人于公元前1世纪至3世纪初建立西迄地中海东岸，东抵印度西北部的帕提亚国；大月氏于公元前2世纪在阿姆河向东南一带逐渐扩展到达印度河上游，并于1世纪中叶建立了佛教史上著名的贵霜王朝。这两个在当时有影响的可称得上大国的地域，正处在古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古代文化交汇地区，流行于西域的佛教，必然打上新的烙印。因上述人文、地域的因素，西域与佛教圣地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棉布残片的发掘是最好的证据，是跨越地域的佛教绘画作品。
  棉布织物珍品融佛教画像的希腊风格、犍陀罗艺术造型与中原传统纹饰于一体，带有特殊韵味。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佛教文化艺术品，为后世提供了早在东汉时期的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带，即于田地区，佛教传播的实物考证。绘画内容又为我们了解当时宗教、工艺印染互相交融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五节
  木雕发式冠髻
  西域木雕是诞生在西域大地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说它独特，是因为它的造型融入了东西方文化特征。
  发掘于尼雅古遗址的一件鲜为人知的精品，造型精巧，显现出微妙的不同变化。它实际上是一对木椅上的脚，一件以人物造型为主体的木雕，将实用性与装饰性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古代文化的文物。
  雕刻的人物头部，将长长的头发束成发髻，刻成简练的三道弯式。略带笑容的面部，显得平和、安详。发髻中心又刻出四瓣花纹宝饰，髻顶戴着一顶弯钩型的冠髻，更衬出面部那一对浓眉大眼和直通额际的鼻梁，是一个具有西域人特征的木雕。
  发式、冠髻是仪容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纯属个人爱好与兴趣，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的标志。西域各族蓄发不剪、束发结辫的习俗于墓葬古尸中屡见不鲜，体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的朴实意识。
  仪容形态不仅表现了审美意识与健美的造型，更重要的是作为英雄形象被歌颂与赞美。距今3000年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中的主人翁英雄阿契里斯、赫克托尔、奥底修斯等的威武仪容，则着力表现在他们矫健的形体、头饰、盔甲的造型上。与此相仿，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木雕，双颊丰满，那健美的体形依附于柱形椅腿，袒露的胸脯和柱体一起隆起，整个造型显现出丰满、洒脱、矫健，赋予了一种微妙的神秘感与英雄气质。
  椅腿呈马蹄型，不仅稳固、牢实，且用以形表意的手法，既有当地的民族风格，又融人了印度造型艺术的凹凸法和古希腊木雕艺术的柱式印痕。东西方艺术造型的互补互融，使人物形象更有一种奇特的韵味，赋予形体以实感，突出人物的奕奕神采，体现西域人造型艺术的理想美感。
  这件融实用与人物造型为一体的木雕，在西域众多出土文物中是罕见的，不仅填补了西域汉代时期木雕造型的空白，而且也是研究人物形体、发式、冠髻等的珍贵资料。
  第六节 犍陀罗佛像造型与西域文化的融合——造型与发式
  “丝绸之路”的畅通，成为联结东西方两种文化交流的纽带，西域是我国中原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交融的荟萃之地。西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逐渐成为开放的、世界性的民族文化交流的区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区域。
  西域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继续与外来文化交汇，而且有所发展，将外来艺术的精华融入本地区特色，呈现出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繁荣景象，宣传宗教的犍陀罗佛像造型艺术也随之而来。犍陀罗绘画、塑像佛像造型不仅对西域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塑像造型也有极大影响，使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有所变化。
  西域的于阗、龟兹、疏勒为“丝绸之路”南北道要冲，是当时佛教东向、中原文化西去的重要汇合点。犍陀罗佛像造型对这些地区的佛像造型起着特殊的作用。西域画师借鉴犍陀罗艺术，并使其融合于本地域的造型特征，构建了自己的精神文化。
  妇女塑像 出土于南疆和田北部沙漠深处的约特干遗址，为汉晋时期的塑像。她的造型特征有着西方人的韵味，祥和、宁静的面部，端直隆起的鼻梁，微张的嘴部，含蕴着一种和谐美。颈脖间挂一串珠饰，胸前佩四瓣纹饰项链，衬出隆起的双乳，显出洁白光润的肌肤，柔软而有弹性的身体，平静自若的神态，富有变化的阴影线刻，显现出了塑像的立体感。她那发式很引人注目，披肩直发松散地垂于双肩，有着古埃及妇女的风采，又有希腊雕塑的神韵，更融合了西域人“男女皆蓄发”的习俗，自有一种美的内涵。
  菩萨像砖 浮雕式的人物形象造型，四周塑以圆点形连珠纹，菩萨像居中，圆形脸庞，细眉，双眼微闭，鼻梁端直，小嘴微合，显出含而不露的笑容。发式则以波状似长发梳挽成高髻，刻出环形饰物固定于发髻之间，髻顶显出圆形莲瓣式饰物，与双耳垂下的莲子式耳珰饰物对称，体现含蓄、柔丽之美。
  半裸菩萨塑像 头梳高髻的菩萨，髻顶四周装饰莲瓣式花饰，发髻高高地耸立在头部顶端，波浪式的头发卷曲在额际，显出一种婀娜、摇曳之感。半裸的上身不仅刻出肉体的质感，还具有一种象牙般的洁白光莹，更加映衬出那丰圆的面部，柳叶细眉，微闭的双眼，直通额际的鼻梁，含而不露的笑靥，显示了女性的人体美和生命的律动美。项饰、耳珰、璎珞与胸前佩戴的莲瓣式花饰及双臂美丽的臂钏搭配协调、对称，给予一种西方造型艺术的美的享受，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魅力。
  造像身后的背光与下身裤褶波浪式衣纹紧贴身体，既简洁又独具特色，蕴含一种宗教气氛。
  供养人头塑像 则以满头卷曲的波状型发饰最为醒目，又刻塑螺旋状细发丝，犹如一股小小的瀑布蜿蜒流泻，以获得音乐般的节奏美感。丰腴的圆脸，弯弯的细眉，通额的鼻梁和带有笑意的小口，无不渗透着一种特定文化的丰富内涵，反映了那个时代与特定环境中的美感形式。
  半裸菩萨塑像 刻画菩萨的面部表情细微巧妙。细眉双目，端直的鼻梁和微闭的薄唇，圆圆的面庞好像都带有笑意，眉宇间透出一股恬静的气息。脑前那缕缕波状发丝整齐地排列成弯曲的四股发式，与两侧卷曲短发相衬，是短式卷发的风韵。半裸的肌肤与项链、胸前交叉的璎珞、耳环、臂钏、胸花融为一体，呈现了人体造型内在美的气质。
  供养人头塑像 他的造型与上述菩萨像不尽相同，头发用包巾束成冠式，刻出层层波状的横竖纹理。面部丰腴，浓眉大眼，通额端直的鼻梁和那引人注目的曲波状的浓密连鬓八字胡须，须毛卷曲丰厚，犹如刚柔相济的“美髯公”。
  塑造头部像 此像造型特征显出粗狂的风格。人像双目圆睁，怒目以视，双眉与额间青筋隆起，牵动着鼻端与嘴唇似微微颤抖，又运用夸张手法在发丛中施以明显的阴刻，头发挺立、竖起，形成粗实、浑厚的“怒发冲冠”式，通体线条以气韵贯穿，赋予五官神情以极限夸张，突出人像造型的立体感。
  菩萨像 头戴莲瓣式冠髻，巧妙地扣住波浪式的发丝，左右肩部垂着美丽诱人的波状长发。冠髻中心有联珠式的饰物，形式为环状形，与莲形冠髻相衬，高高耸立于发髻顶端。面部肤色细腻洁白，弯弯的细眉，高高的鼻梁与半合的双目及微笑，妩媚多姿，耐人寻味。
  上述犍陀罗佛像大部分出现在新疆的明屋古文化遗址。它位于天山与库鲁克山之间的焉耆县西南约30公里处，再沿霍拉山东西走向的沙梁附近，即显现寺院废墟、佛窟遗址，时代约在公元六七世纪。焉耆，汉代时为焉耆国，唐时称“阿耆尼国”，为南疆名城，以明屋深藏犍陀罗佛像著称于世，其中被视为宝物的精品早被劫出国门，在国外展览、出版、收藏。珍宝面世后立即引起轰动，人们惊叹犍陀罗佛像造型在西域的传播、被吸收与融合，并产生了新的生命活力。
  人体的柔韧美
  犍陀罗佛像造型是希腊与印度模式的佛像塑像艺术。在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古“丝绸之路”上，汇流于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最具特色的是传来了人体的柔韧美。据说，佛的造像在印度的早期和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曾塑成干瘦型的骨架，面像具有男性特征。犍陀罗佛像造型的流传，使中国自唐以来渐次把佛的造像中性化，例如，克孜尔石窟塑像及壁画中反映的飞天、伎乐菩萨以及明屋文化遗址中的菩萨像，全身裸露或半裸，几乎一丝不挂，突破了佛界的清规戒律，进入“佛国”殿堂。他们既是“善”的净化，又是人体美的化身，说明在造型艺术领域中，审美观念已开始变化。
  犍陀罗佛像造型特征为全身塑成丰腴、柔韧、洁白莹细的肌肤，面部五官、胸部与双臂及纤细的双手，形成一个整体的轮廓线，仿佛浸润在含苞待放的花蕾中，运用凹凸法表现人体的质感，使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它还具有优美的写实感，使造像人体美达到一个极限，使之浑圆、丰腴、柔韧，产生视觉的美感。
  犍陀罗佛像造型特征，注重面部仪容修饰的和谐与一致。通额的鼻梁，微闭深凹的圆眼与含而不露的笑容，典雅秀美的神韵与希腊神像十分相似。可以由此联想，犍陀罗佛像造型大约是以宙斯、阿波罗、雅典娜为模型的，潇洒俊美，光彩照人。
  绿云高髻与莲瓣式发冠
  中国妇女素以乌黑、墨绿的头发引以为美。段成式《髻鬟品》即记载了青丝乌发梳成发髻的样式百余种，其发髻的名称以发型式样为准。如髻饰凤形冠，称“凤髻”；盘叠于头顶的发髻，称“螺髻”。“绿云高髻”流传较广，千百年来深受妇女们的喜爱。但是，高发髻进入神学领域却与犍陀罗造型艺术有关。犍陀罗佛像造型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头顶盘叠为圆形螺髻；其特征之二是波浪发式头顶戴莲瓣式发冠。犍陀罗式的发式为卷曲的波状，是西方人头发的特征。中国妇女的头发为青丝直发，是东方人头发的特征。
  犍陀罗佛像造型，引人注目的是那头顶盘挽的高髻，身披袈裟或半裸上身，安详、宁静的神态，似乎介于佛的标记与“神”的化身之间。戴莲瓣式发冠，赋予了象征意蕴，融写实性与装饰性为一体的莲冠，不仅使佛像造型巍峨耸立，华丽优雅，而且突出莲花的寓意。莲花，按照佛教宣传和宗教观点，是圣洁和高雅的含义。盈盈婷婷的红莲、白莲一尘不染，似乎给予佛教信仰者一种精神的安慰与寄托和象征性的追求。莲花在佛像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美。莲花的佛像意蕴通过犍陀罗佛像造型而传入西域，进入佛国天堂。
  犍陀罗佛像造型是希腊—印度式佛像艺术，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王远征印度河流域时将希腊文化传播到印度西北，部将塞琉古又在犍陀罗地区建立希腊人王朝，使希腊文化与印度佛像文化逐渐融合，创造出闻名于世的犍陀罗佛像造型艺术。这种造型艺术对西域影响极大，使西域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的色彩。宗教文化的宣扬与艺术造型的创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历经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盛行千年而不衰。迄今为止，西域的犍陀罗佛像造型仍然闪烁着独具特色的魅力。
  第七节 铜镜 锦套 粉袋与化妆
  尼雅遗址东汉墓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为研究、考证西域汉代时期世俗社会、乡土民情与审美情趣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出土的铜镜、锦套、粉袋，是仪容修饰不可缺少的饰物，证实了当地妇女重视容貌、仪表、头饰等的整体美，是文明生活的一种表象，也是当时社会的风气。
  铜镜是化妆、仪容的照面用品。“以铜为镜，可正衣冠”。此镜刻有“君宜高官”吉祥祝愿语的汉字铭文，由内地传入西域，实为珍贵。铜镜外观呈圆形，有一略带蝙蝠形柿蒂纹钮座，直径12.4厘米，钮高0.6厘米，钮座外有8个小连弧，连结弧内有8个小圆圈，纽孔穿有一条绸带，带的两头有结头。
  铭文铜镜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到了汉代，铭文铜镜不断发展，出现了“家长富贵”、“长宜子孙”等祝愿铭文。“君宜高官”铜镜至今仍光泽如新，体现出当时的抛光制作工艺非常高超，达到了当时青铜工艺的高峰，是一件传世珍品。铭文铜镜的出现，反映了当地民族对它的珍爱，作为随葬品陪伴着故去的主人，也意味着铜镜的发展与使用非常广泛。
  铜镜锦套不仅保护铜镜，也是一件工艺精湛、质地上乘的丝织饰物。锦套以草绿色为底，配以宝蓝、绛紫、黄、黑和棕色丝线织绣，以锁绣法织出豆荚纹、花草叶纹，纹样与色彩的协调使锦套繁花似锦，又镶饰绯色细绢，以两条长绢带缝缀于镜套两端，绢带与锦套自然地绑结于一处。锦套直径12厘米，带长25厘米×2.5厘米，色泽艳丽，光彩夺目，是一件珍贵的装饰物。铜镜、锦套的出现，毋庸置疑是当时经济发展、物质文明及中原文化交流的结果。从中可以窥见，仪容美的历史发展变化以及西域民族仪容审美观念的变化。
  刺绣粉袋是装铅粉化妆用的粉袋。粉袋以白绢做底，绣草叶纹、绿叶纹、间以红色S形纹饰，使小小的粉袋具有了装饰韵味。
  粉袋高7厘米，宽4厘米，精巧美丽，边缘缀饰红色菱形纹暗花绮，是汉代被誉为工艺复杂的杯纹罗，织造细密，花纹匀称，堪称汉代织品中的精品。粉袋出土时用绢条扎住袋口，内装少许黑色块状物，属铅粉变质后板结成的块状。
  胭脂包是妇女化妆用品。此包以黄色细绢包裹，内装少许朱色粉末，用白色丝线扎袋口。袋口边放着残存的棉花，已被染成绛紫色，大约是墓葬女主人生前化妆时使用过的胭脂团。
  粉袋与胭脂包的发掘证明，远在汉代，西域妇女已经注意面貌仪容的修饰，铅粉、胭脂则是化妆的实物资料，证实了当地妇女不仅敷粉，且用朱色粉末，即用胭脂抹脸。胭脂名称较多，亦名燕脂、焉支。正如五代后唐马镐《中华古今注》载：“燕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妆。”
  胭脂红粉妆，是妇女对自身进行的仪容修饰，是自然美与修饰美融为一体的妆饰，它又折射出西域妇女审美观念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状况，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妇女化妆条件得到改善，才能创造出仪容美的整体审美效果。
  第八节 汉代织物
  织物与人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出现象征着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艺的发达。
  出土的汉代毛织物其质地颇具特色。在罗布泊楼兰古墓中曾发掘出一块色泽鲜艳、毛质纯厚的毛毡残片，这是古楼兰物质文明的珍贵文物。毛毡系用淡驼、绿、白、深驼四色织成，从编织的纹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古楼兰人是采用纬线上起花的编织法，这在当时的编织技艺上是件了不起的创造。因为，当时中原地区的织造法仅仅是经线上起花。
  龟甲四瓣花纹罽是件织造精美的毛织物，它出土于民丰县尼雅遗址东汉墓，虽是残片，纹样却清晰可辨。“罽”据史书称：“胡人绩羊毛作衣曰罽。”龟甲四瓣花纹罽是以蓝、白、红三色为主色调，用纬线起花交织而成的毛织物。它虽不如丝织品光亮、飘逸，却有毛织物那样的柔和、轻软。纹样布局巧妙，在蓝色质地上布满白色龟甲纹，适中地夹以红色四瓣花纹，花瓣又配上白色边饰，既寓意深远，又雅致美观，是件质地上乘的毛织品。龟甲纹、四瓣花纹都是我国的传统图案，龟甲纹明显的采用六角形纹样交错排列，如龟甲形，此纹样传到西域，为少数民族采纳、融合、织染于毛织物之中，成为多数人喜爱的纹样。
  西域毛织品的不断发掘，开辟了研究中国纺织史这一新的领域。久埋地下的毛纺织品的重见天日，不仅展示了西域纺织业不为人知的文物资料，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纺织技术提供了新的参照资料。
  一种放在床榻上以方便上床时踏用的小毛毡，称为“氍登”，这种毛毯以其轻柔、小巧与舒适著称，它为西域人制作，至迟至东汉时即传入中原。
  到了汉晋时期，西域纺织业又增加了新的技术，这就是由内地传入的育蚕和丝织业技艺。西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巴基斯坦、印度及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西部大门。蚕丝技术随着丝织品西传，首先进入了西域。根据一般说法，育蚕技术传入丝绸之路的终点——大秦（罗马），是在公元6世纪初。传入波斯，是在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末期，即在五六世纪之际。它传入西域的时间当然较此为早①。
  佛教大师玄奘曾记载了有关蚕桑来源的故事。大意是于阗原来不知蚕桑为何物，由于嫁到了“东国”的公主，她将蚕桑种子藏在帽内带到了于阗。这个传说反映了西域的蚕桑同内地的渊源关系。于阗即现今的和田，当地不仅桑树枝叶繁茂，和田丝绸厂也远近闻名，生产的丝绸质地纯、光亮、飘逸，深受各族人民喜爱。
  “在东汉时期西域还出现了棉织品，尼雅东汉墓曾出土土棉布做的手帕、被子和覆盖在碗上的‘餐巾’。吐鲁番晋和十六国时期墓葬中也发掘有棉织品，在迟至三国时，西域棉布即已传入内地，称为‘白〓’，‘白〓’就是一种草棉。西域是我国最早植棉和利用棉花纤维的地区。西域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①
  汉代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丝绸织造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主要贸易商品——丝绸，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运往中亚、西亚与欧洲。西域成为中转站，精美的丝织品同样受到西域人民的喜爱。汉代丝织品最明显的特征是彩锦绚丽，纹样多变，例如，于民丰县尼雅遗址东汉墓中出土的“万世如意”彩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堪称汉代织品的代表。
  再如菱纹锦袜，它是以菱形纹锦为质料制作的锦袜。袜头部呈圆形无筒式，袜口镶有五六厘米的绢边。它也出土于民丰县尼雅遗址东汉墓。
  菱纹锦采用绛紫、黄、蓝三彩，以绛紫色为底，显现菱形网格纹。纹样以顺经线方向安排的大波折作为间隔，大波折纹又形成菱格状，幅边缘有边饰，纹样中嵌入倒正相对的“阳”字，阳字间又饰以蓝色柿蒂纹。菱形格纹具有整齐一致，平衡对称的形式美感。
  罗布泊、楼兰发掘的汉代织锦，织造精细，色彩绮丽辉煌，且璀璨夺目，含有深远的含义，承袭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丝绸织造工艺传统，代表着这一时代纹饰的特征。下面介绍几则出土织锦，以供赏析。
  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出土于罗布泊高台古墓。锦以蓝色作底，以黄、褐、草绿三色显花，锦面饰以粗细不等的攀枝花纹，间以游动、拙健的形状表现了神秘诡谲的瑞兽纹，夹织汉隶书“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吉祥语，致使整个锦面富丽堂皇、流光溢彩。整幅锦以其奇诡的造型、流畅的纹饰、浓郁的写实与抽象意味相融的特征，呈现出深邃、悠远、虚幻与绚丽的艺术效果。
  鱼蛙纹锦出土于楼兰古城郊高台墓地。锦面以褐色作底，显现黄、蓝、淡绿色纹饰。纹饰以游动的双双鱼蛙为主体，间杂水中的波纹。鱼的头部与鱼身、鱼尾简单化，图案化，既舒畅悦目，又生动灵巧，激起观者内心深处的层层波澜，获得某种不可言喻的审美享受。鱼蛙纹锦寓意吉庆有余、富贵双全等民间美好理想。
  璧玉纹锦发掘于楼兰古城郊孤台墓地。锦面以蓝色为底，以淡绿、橘黄色显花。璧玉佩饰是古代地位、尊贵、富丽、高尚的表征。锦面以璧玉纹饰为主体，以鹿头纹锦带穿饰其间，追求富丽的精神气质，产生一种娴静、典雅的纹饰效果，具有一种繁荣浓艳、弘丽温雅的形色之美。
  鹿纹锦出土于楼兰古城郊孤台墓地。锦面以蓝色为底，以黄绿、茶色显花。纹饰突出美丽的鹿角、鹿的头部与神态，显现跃动的前蹄与身躯的健朗、发达，给人以充满活力的感觉。
  羊纹锦出土于楼兰古城郊孤台墓地。以暗蓝色为底，锦面以黄色显花。纹样以羊为主体，双双显现在菱形格内，对羊半蹲，后腿翘起，既展现了对羊的体态，却又十分传神，显得活泼有趣。
  第九节 汉代装饰品
  汉代装饰品以综合反映时代独特的艺术特征而著称于世，尤其是以那丰富的文化内涵、整体意象构成的不可捉摸的神秘意蕴，可以使人们从各种形态的装饰造型、图案中去获得与语言文字一样的含义。
  八龙纹金带扣 新疆焉耆文化遗址发掘的八龙纹金带扣，是以黄金打制成的形态各异的腰带扣饰，镂刻着八条龙纹。龙纹饰翻腾游窜、矫健灵动纽结。龙身镶嵌红、绿宝石，闪耀着目眩神迷的异彩，瑰奇环玮，璀璨夺目，呈现出美的色调。整体造型富于想象，充满生命激情，具有昂扬奋发的民族气质和精神文化内涵。
  八龙纹带扣 通体金光闪闪，充溢着一种浪漫的激情和充沛的生命活力，内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是一种象征性的纹饰，它又是古代游牧贵族炫耀身份与财富的装饰品。带扣长9.8厘米，宽6厘米，重50克，是带扣装饰中的珍品。
  嵌宝石金戒指 新疆昭苏夏台墓葬发掘的嵌宝石金戒指是珍贵的指环装饰品。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并洋溢着丽美气氛。它是以黄金做指环，在戒面上饰以几何形花纹，小圆圈连珠散点纹饰占满戒面空间，赋予浓厚的审美意蕴，这正是戒指的独特之处。戒面中心嵌以红色宝石，闪烁着艳红的光泽。
  戒指直径2.2厘米，重25克，精美的造型，上乘的质地，反映了汉代西域少数民族的金质手工饰品，已经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项链与珠饰 考古人员在新疆尼雅、和田、约特干、柯坪等地采集的大约是汉代时期的珠饰珍品。珠饰串联起来戴在项颈或手腕，十分悦目迷人。它由玻璃、玉石、玛瑙、翡翠等材料制成。色彩则是多样的，深蓝、翠蓝、墨绿、浅黄、土黄、靛青、墨黑、银白、金黄、灰绿等色，闪烁着多色的光泽。珠饰造型各异，呈现菱形、圆珠形、方形、多角形、圆锥形等形状，少许珠饰绘有四瓣形、几何形纹样，众多的珠宝灿放出绚丽、缤纷的独特效果，产生一种艳丽、鲜明、玲珑剔透的美，释放出令人神迷的光泽。珠饰在造型、质地与色彩选择等方面都表明当地族民具有惊人的审美欣赏能力，它反映了西域民族在物质需求的同时，还追求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装饰品以美的形态展现了丰富的生活与人类生命中绽放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