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丝绸之路中段，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这块广袤、神奇、不可分割的祖国大地一直是中国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各族人民生活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内，共同开发、守卫着祖国的西部大门，共同创造着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创造了灿烂的具有新疆多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
  服饰的创造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人类服饰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生活紧密相随，始终相伴。考古人员曾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发现了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某些线索，所见古代人类遗址、遗迹较多的是中石器时期。在哈密七角井等细石器文化遗址，发现了古人用燧石打制的船底形、锥状形石核、石镞、石钻头、指甲盖形刮削器等石器。这些物件，表明了使用石器的主人为了从事采集、狩猎等活动，开始启用石镞、刮削器捕获猎物，处理毛皮，用兽皮保暖护体。
  一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正由于它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且展现出浓郁的民族衣饰风格，才使它独树一帜，别具风采。
  一部西域服饰文化的著成，应涵盖从古代到近代各族人民巨大的创造性。每一处墓葬出土的衣冠服饰珍品，每一幅壁画人物衣饰的穿着，以及雕刻衣装的草原石人、岩画、木雕、泥俑、塑像等人物的衣冠服饰造型，都足以说明西域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着它的兴衰，凝聚着先民的精魂。诚然，我们难以认定衣饰形式的确切年代，但却可以据此追溯到它的童稚时期，那经历了从人类混沌意识中的原始阶段，逐渐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在天山南北各地发现的大量岩画，反映了这些地方曾经是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纵观岩画的内容，绝大部分反映了古代初民的狩猎生活，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由野牛、野驼、虎、鹿、大角羊等组成的动物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人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岩画的出现传递着原始人类的生活信息，是凿刻在岩石上的“史书”，再现了原始先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在早期岩画中，狩猎者头插羽毛或装扮动物的尾饰，多半是裸体的，后来渐渐以兽皮御寒，兽皮是在捕获兽类之后才被利用。我国古籍记载了人类早期衣兽皮或草叶的情况。《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书中印证了原始先民衣原生兽皮，茹毛饮血的史迹。
  新疆考古的不断发现，使深埋地下的古代遗存不断被发现，开启了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通道。出土于铜石并用时代的一枚“骨针”、一把“骨梳”，为古代新疆原始先民创制以兽骨磨制骨针、骨梳的事实做了有力的佐证。这枚小小的骨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的功能在于缝缀兽皮，将兽皮分成条状或连缀成片，用粗齿状的骨梳梳理毛皮，使之初具衣着形式。骨梳的创制为今后毛纺衣饰奠定了基础，继而又出现了“石纺轮”，运用动物的毛作原料，纺成毛线，是西域先民的发明创造，使衣饰原料向前发展了一步。
  考古工作者在古墓葬中寻到了史书中极少记载的新疆古代衣冠服饰的实物。衣冠出土于大约距今4000年前罗布泊铁板河古墓葬，是新疆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古老的衣冠文物。称其为冠，是因古尸头上戴有的一顶毡质尖顶形插羽毛的帽冠；衣服则是因为它初具上衣模式，是一件粗纺毛线织成的“披风”，它裹在古尸身上，前胸用自制的木针别住，起着原始“纽扣”的功能。“披风”应是人类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原始着装样式。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隅的且末扎洪鲁克古墓，墓葬年代约为3000年前，出土的两件自纺毛质衣袍已经具备衣饰形式。它发端于生活需求，孕育于独特地理环境，缝制了以纺织粗毛布为面料的、具有御寒性能的、较“披风”更为复杂的衣饰形式，是原始初民开辟的属于自己的服饰文化天地。
  毛质衣袍的发现，尽管时隔数千年，却令人感受到西部边陲先民们对于生命的强烈渴求，蕴含着古代某种生活氛围和对于自身服饰创造价值的肯定，诸如哈密五堡古墓与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毛质服饰，都证实了先民创造衣冠服饰的进步是惊人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日益发达，青铜器制造的传播和使用曾把草原文明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毛纺织业逐渐普及，毛布衣袍不仅御寒保暖，且毛质纯厚，款式更趋完善。古代的游牧人习于骑马、涉水草、跨雪山。所谓“胡服”的衣着形式则以衣裤为主，即上身着褶、下身着裤，称曰“裤褶服”。《急就篇》曰：“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赵武灵王推广胡服，为便于作战需要，改变宽衣博带式的汉装，是历史上服装改革的先驱，其改革意义深远，服饰流传较广。
  丝绸之路凿通之后，中国丝绸传入西方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便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东西方文明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丝绸之路地处亚欧腹地，地理位置举足轻重，于是，驾驭着一队队骏马、骆驼，背行囊、贩运丝绸服饰的东西方商人往来于这条闻名于世的古道上，推动了不同服饰文化交流。由于它们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使西域地区的服饰文化形成一种呈现诸多因素的多元格局。
  汉代，西域即隶属中国版图。汉朝于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两汉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促使了丝绸之路空前繁荣。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西域服饰的精美。仅以一件国内罕见的汉代锦袍为例，足以说明它的价值与影响。此锦袍出土于民丰县尼雅遗址（尼雅遗址是古西域著名的精绝国所在地），衣袍面料显现绛、绿、紫、淡蓝、纯白色，夹饰茱萸纹、云纹图案，镶饰“万世如意”铭文。这件彩色锦袍光艳夺目，呈现了汉代织造、染缬工艺的高超、精湛，服饰形式则是西域居民的窄袖衣款式。面料质地的精良与衣饰形式的完整，使“万世如意”锦袍成为国宝级的服饰文物。锦袍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结晶。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时期，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性极大。西北各族迁往中原，内地百姓流入西域，他们的接触与交往使西域窄袖、紧身的裤褶服被中原、内地等地区所借鉴。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封建文化进入鼎盛时期。胡服、胡装日趋华丽，成为当时世俗社会时髦的装束。“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描述了中原人穿胡服的情景。高昌回鹘汗国石窟壁画人物造型与出土绢画，展示出西域贵妇或供养人穿着汉人大袖襦锦袍的形象。服饰的交流与融合使得服饰文化各具特色，大放异彩，使世人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服饰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宗教文化的传入给西域文化输入了新的血液。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传入西域，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逐渐在天山以南、银山以西的城邦诸国绿洲建窟造寺。佛教源于印度，佛窟壁画人物造型以及衣冠服饰则受中国中原文化、印度、希腊、波斯与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西域画师则以西域人及其着装为原型，融东西方造型为一体，创造出壁画人物造型及衣冠穿戴，展现出无比绚丽的历史画卷。
  西域气候变化无常，风沙肆虐横行。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未能阻隔“猎奇”的域外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探险为名的外国探险家，不远万里来到西域，劫走许多珍贵文物。这些珍品被陈列在异国的“博物馆”，成为世人瞩目的传世宝物。参观者无不被一幅幅以西域居民为原型的壁画人物造型、华贵绚丽的衣饰色调、圆润流畅的曲线、独具特色的衣饰款式、风格各异的发式、轻薄如蝉翼的多彩披纱、曳地罗裙产生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并从中领悟东方造型艺术与颇具特色的衣饰内涵。
  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人迁入高昌并建立政权，到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征服蒙古各部，统一天山南北。这一时期的回鹘服饰为窄袖对襟袍服，边缘绣饰纹样，趋于华丽；蒙古装则以辫线袄为主，头戴钹笠冠。近现代各民族服饰千姿百态，风格各异，呈现出万紫千红、浓艳相宜的色彩与模式。
  新疆近代以后民族的服饰特点，集中反映在服饰的图案与纹样乃至民俗意义等特征上。运用象征、拟人等手法，以自然物表意，显示了人们对自然美的领悟能力，构成民族服饰审美的主要因素。民族服饰的无穷魅力不仅表现在衣冠款式的独特、纹样线条的对称和色彩的鲜明，而且赋予一种流动的变化，显现出饱含生命活力的自然美，反映了各民族独特的个性，呈现出新疆各族人民热爱生活、朴实勇敢的民族性格。
  新疆民族服饰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正因为它的内涵不是单一的，所以形成了民族服饰千差万别、多样化的格局。服饰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各民族审美心态与原始思维、原始衣饰的发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研究的视角应是全方位的。我们试图将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文化学等诸多学科一一融入，使其具有综合学科的研究价值。
  为探寻丝绸之路中段各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我们曾走访天山南北，沿丝绸古道作实地考察，目睹了还未载入史籍的珍贵衣饰文物，领略了古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与胆识。然而，这个过去以游牧民族为特征的草原文化圈，由于某些地区的封闭和毁灭性的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仍存在盲区与疑点，文字记载极少，历史断裂、空白则是客观事实。我们以现有的文献、史籍记载为参考，依据调查中的实物，对西域历代服饰的特点、款式、图案、色彩作了较详细的综合分析与比较，使读者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为增强读者对丝绸之路中段各民族服饰的观赏效果，我们还对实物进行了临摹，绘制成彩色画稿、黑白插图。将历经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出土衣冠服饰给予复原是件复杂、细致的工作，有些实物残缺不全，难以再现，为此，向读者致以深深的歉意。
  任何服饰文化特征的形成，都与其赖以生成的母体本身的特征、民族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美丽、富饶的新疆大地，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各个历史时期、各地域、各阶层的服饰状况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全面反映。《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研究》为读者展示的仅仅是西域服饰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只能说做了一点探虚务实的工作，其研究领域仍是一块尚待继续耕耘的处女地。
  书稿在编写过程中由于资料匮乏，加之作者水平有限，难免有负众望，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学者批评指正。仅作抛砖，期盼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