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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契丹短暂入主中原
  后晋灭亡之次年正月，耶律德光进入汴梁，将后晋并入辽国范围。耶律德光入汴梁之后摆出一副偃武修文，无为而治的姿态，云：“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并“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稍后又“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①。
  耶律德光若按此稳步进行，本可在中原长期统治下去，然其不久便被迫北退，主要原因：一是鄙视汉人。契丹灭晋前，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曾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②由此，契丹失去了汉族精英的支持。二是广受四方贡献，纵情酒色。契丹入主洛阳后，“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劫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濮（州治甄城，今山东甄城北），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昫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晌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①。
  契丹主的错误统治遭到了中原人广泛反对：“契丹以族人朗鄂为澶州节度使，朗鄂性贪虐，吏民苦之。琼为水运什长，乃构夏津贼帅张乙，得千余人，沿河而上，中夜窃发，自南城杀守将，绝浮航，入北城，朗悟据牙城以拒之。数日，会契丹救至，琼败死焉。契丹主初闻其变也，惧甚，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②“会契丹入汴”，相州留后梁晖“收集徒党，先入磁州，无所侵犯，遣使送款于帝。晖侦知相州颇积兵仗，且无守备，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与其徒逾垣而入，杀契丹数十人，夺器甲数万计，遂据其城”③。面对中原人的广泛反对，耶律德光曾发出绝望之言：“我不知中国之人难治如此！”
  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河阳兵变”。后晋大将武行德“陷于契丹”，伪请自效，因遣送将校数十人，护所取尚方铠甲还契丹。至河阳，行德谓众曰：“‘我与若等能为边地鬼耶？’众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逐走其节度使崔延勋，悉以州库分诸校而权领州事。”④耶律德光闻讯，极度绝望，于臣下云：“我有三失：令上国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钱，二失也；不寻遣节度使归藩，三失也！”⑤耶律德光由此惊悸忧郁，至临城得病，途中病情急剧恶化，至栾城杀胡林，苦热，聚冰于胸腹四肢，嚼食冰块，体温还是不下降，终于死去。“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目之为‘帝羓’（即干尸）焉”⑥。
  二、刘知远建立后汉
  当耶律德光入汴，中原军民奋起抗辽之际，后晋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广募士卒，派兵守河东地区一带，以防其侵扰。天福十二年（947年）春正月，又令部将王峻奉表前往契丹，耶律德光呼之为儿，并赐予一木柺，以示优渥。王峻返回后，向刘知远汇报了契丹军在中原地区残虐百姓的种种情况，并推断耶律德光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①。刘知远“知契丹政乱，乃议建号焉”。是年（947年）二月，“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与文武将吏等，以中原无主，帝威望日隆，群情所属，上笺劝进，帝谦让不允。自是群官三上笺，诸军将吏、缁黄耆耋，相次迫请，教答允之”。“辛未，帝于太原宫受册，即皇帝位，改制晋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②。刘知远称帝得益于当时的有利条件。其时契丹甫灭后晋，契丹主入主中原，施政无方，整个社会混乱，人心渴望新的君主出现，刘知远正是把握了这一有利时机，很快称帝。正如史家所谓“在昔皇天降祸，诸夏无君，汉高祖（刘知远）肇起并汾，湍临汴、洛，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③。
  后汉建立之始，有着较为有利的形势：首先，刘知远占据的晋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且军事实力雄厚，因此在北方郡县中颇具号召力。刘知远称帝后，后晋末年陷于契丹的北方州县，望风披靡，纷纷归附后汉；其次，契丹倾国南下，历经三年苦战，损耗严重，加之契丹主耶律德光在北撤途中死去，契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新任契丹主兀欲“荒于酒色，轻慢诸酋民，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④。这些条件均有利于新立的后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刘知远称帝后，亦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以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主要有：对于原契丹所授之官吏不复变更。“诏谕以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凡契丹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①。刘知远此举打消了众多契丹委任官吏的疑虑，使他们能为新的后汉王朝效劳；经济上，刘知远下令“诸道为契丹括钱率帛者，皆罢之。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自馀契丹，所在诛之”②。契丹南下灭后晋后，在中原地区疯狂搜刮民财，民众大量逃匿山谷，刘知远即位后“遣使以诏书安集农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③。这些措施对于后汉稳固统治，恢复社会生产是有利的。
  刘知远虽然在稳固统治、恢复社会生产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他总体上是一个无济世之才的愚昧昏聩君主，只是特殊的时势才得以入主中原，其建立的后汉王朝只能是昙花一现。其时，中原地区遭后晋及契丹的肆意蹂躏，已经凋敝不堪，刘知远诏书云：“朕昨夙驾河汾，薄狩陕虢，洎及京邑，周览神皋，禾黍废为，田墙屋毁为平地，凄伤满目，指顾伤心”；“顷属前朝季年，中原失驭，蒸黎板荡。县分离寰区多兵燹之乡，宫阙作枕戈之地几百万之生聚俱陷虎狼，数千里之人烟顿成荆棘”④。针对当时社会这一凋敝情状，刘知远根本无能为力。正如王夫之所云：“得国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众即溃，君即死，国即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⑤对于刘知远的致命弱点，司马光有精辟的分析，其云：“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⑥司马光之言诚为至理之言，失仁，失信，失刑，使整个后汉政权众叛亲离。刘知远死后未几，一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使后汉政权轰然倒塌。
  刘知远刚刚统一黄河流域，席不暇暖，遂于乾祐元年（948年）正月染疾而亡，年五十四，庙号高祖。子承祐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是为隐帝。
  三、后汉亡国
  隐帝统治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整个统治维系未几便退出历史舞台。隐帝即位不久，便爆发了“三镇叛乱”。乾祐元年三月，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反叛。接着，赵思绾据永兴叛，王景崇据凤翔叛。三股反叛势力勾结起来，史称“三叛连衡”。隐帝发兵征讨，因诸将不肯尽力，劳而无功。乾祐元年八月，诏令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使诸军皆受郭威节度。郭威采纳扈彦珂建议，先集中力量进攻李守贞。他“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赐与；微有伤痍者，亲为循抚。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温颜以接，俾尽其情，人之过忤，未尝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效用”①。最终郭威采用“四面撒网，瓮中捉鳖”方法，围而困之，将李守贞击败。不久，王景崇兵败自焚，“三镇叛乱”遂被平定。整个征讨历时近两年，使后汉势力大损。
  乾祐二年十月，后汉内战正酣之时，契丹乘机发兵南侵，杀掠吏民，“数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将，闭关自固”。朝廷拟以枢密使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率师御边，史弘肇且欲郭威仍兼枢密使以慑诸军。而司空兼平章事苏逢吉又坚决反对，以为“以内制外，顺也；今反以外制内”②，于理不合。双方各执一词，最终隐帝赞同弘肇提议，仍以郭威兼枢密使，但自此以后将相之间开始失和。
  其后，隐帝因杨邠、史弘肇屡阻其逸乐而积恨不平，遂与李业、阎进卿、聂文进、匡赞等不得志之官策划杀掉杨邠、史弘肇、王章等，灭其族，并暗中派人企图谋杀郭威。郭威集诸将校，状告杨邠、史弘肇、王章冤死之事，并在诸将拥戴下，引兵渡河南下，企图利用武力“清君侧”。郭威兵临汴州，隐帝亲自统兵出战，然其部下纷纷投奔郭威。隐帝被迫退回京城，为乱兵所杀。郭威进城之后，整顿秩序，请太后临朝听政，并准备迎刘知远侄刘赟继位。时值契丹举兵南下，侵扰邢州、深州等地，郭威奉命北击。兵至澶州时，郭威便借□士卒哗变，班师回汴州称帝。后汉由此寿终正寝，前后历二帝，四年。
  后汉国祚之短促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之最，正如史家所言：“自古覆宗绝祀之速者，未有如帝（隐帝）之甚也。”对于其灭国原因，史家亦有鞭辟入里的分析：“隐帝以尚幼之年，嗣新造之业。受命之主，德非禹、汤；辅政之臣，复非伊、吕。将欲保延洪之运，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摧三叛，虽仅灭于樃枪，而内稔群凶，俄自取于狼狈..盖人谋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夺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