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石敬瑭建立后晋
  “后晋”是石敬瑭在契丹主耶律德光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据史书记载，石敬瑭先世出自西夷，沙陀迁移至河西时依附沙陀。四世祖石璟于唐元和（806—820年）间随沙陀首领朱邪执宜款附唐朝，被授为阴山都督府裨校，后以安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父臬捩鸡世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善骑射为其重用，声名与周德威相亚，历任平州（今河北卢龙）、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两州刺史。
  石敬塘为臬捩鸡次子，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汉式教育，对道家经典《道德经》尤感兴趣。史载，石敬瑭“好《道德经》，尝召（崇真大师张）荐明讲说其义，帝悦..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①。石敬瑭为人沉淡寡言，喜兵法，深受李嗣源赏识，被收归帐下，妻以己女。后受命为李存勖领亲骑。由于石敬瑭在魏州故元城、胡柳坡、德胜渡等战役中表现突出，曾多次受嘉奖。李嗣源称帝后，先后授石敬瑭为光禄大夫、检校司徒、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职。清泰元年（934年）李从珂即位，石敬瑭又被擢为太原节度使、北京留守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番汉马步总管。然石敬瑭“多权数，好自矜大，常谓中国天子为洛州刺史”②。石敬瑭虽与李从珂素来不和，但表面上甚为服从。清泰元年，李从珂自凤翔入继大统，石敬瑭主动入朝拜贺。但是，石敬瑭表面上伪装服从，暗中却大肆活动，等待时机，企图夺取政权。
  李从珂为了削弱其势力，于清泰三年调其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辞不赴命，公开背唐。李从珂遣张敬达率兵往讨。由于得到契丹军队援助，石敬瑭大败后唐军队。耶律德光见石敬瑭“体貌恢廓，识量深远”，于是册其为“大晋皇帝”①，令其筑坛于晋阳城南，使即帝位，又将自己所穿衣帽授给他。是为后世所谓之“后晋”。“后晋”建立后，石敬瑭改清泰三年为“天福元年”。不久，在契丹主耶律德光支持下，又挥师进入洛阳，灭后唐，以洛阳为西京，汴州为东京。由于“后晋”政权是在契丹贵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名义虽是独立政权，实际上却是契丹的附庸。
  二、石敬瑭时期的统治
  石敬瑭恃契丹立国，不但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且奉契丹主为“父皇帝”，对石敬瑭的做法，当时“朝野咸以为耻”。但是，石敬瑭在统治上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他的很多做法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在对外关系上石敬瑭的一些做法应给予肯定。其一，石敬瑭靠契丹立国，故其称帝后，在对待契丹关系上，力主屈从。《资治通鉴》对石敬瑭的这种奴颜婢膝的做法有生动的描述，云：
  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遗。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②。
  石敬瑭的这一态度，为当时多数人所反对，“朝野咸以为耻”。其后，一些方镇利用石敬瑭这个政治上的弱点，开展反对他的活动，如安重荣，一面抗表谋讨契丹，一面恃其手握强兵，据有战略要地镇州，“有飞扬跋扈之志”，对石敬瑭造成极大压力。桑维翰等部分人则认为安重荣请讨契丹之表不可从，力陈不可与契丹抗争的理由有七，其主要之点是契丹已是国力强盛、恩义非轻，不能轻言战争，竭力为屈节辩护。然石敬瑭并非一味屈从契丹，他为缓和社会矛盾，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还应看到，如每年输纳给契丹的金帛“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又“将自后梁、后唐以来奉使契丹未回者及北京（太原）沿边管界被契丹虏掠的人口赎回，放还本家”①。
  其二，石敬瑭在位时加强了与西域的交往联系。于阗国历来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双方来往不断，于阗将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称之为“舅甥关系”。五代时期中原兵燹不断，但一心向往中原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仍派检校太尉马继荣等人，持红盐、郁金、牦牛尾、玉〓等贡物，历尽艰险，于天福三年（938年）抵达汴梁，向晋朝表示归属中央之意。高祖石敬瑭对于阗使者给予隆重礼遇，封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并派供奉官张匡邺为鸿胪卿，与彰武节度判官高居诲出使于阗，册封“境控西陲，心驰北阙”的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
  其次在政治上，石敬瑭在选官、宽刑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措施。天福三年，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窦贞固疏曰：“臣闻举善为明，知人则哲。圣君在位，薮泽岂有隐沦；昭代用材，政理固无紊乱。求贤若渴，从谏如流，郑所以誉子皮；□□□□，□□□□，鲁所以讥文仲。为国之要，进贤是先。陛下方树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诏百僚，令各司议定一人，有何能识，堪何职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荐引，果谓当才，所奏之官，望加奖赏；如乖其举，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罚。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闻择善；十目所视，必不滥知。臣职在论思，敢陈狂狷。”书上奏之后，“帝深嘉之，命所司著为令典”②。总的来说，石敬瑭统治时期在人才选拔方面的举措是值得肯定的。
  在刑狱方面，石敬瑭曾发布一些减刑、宽刑方面的诏令，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亦有推动作用。如天福二年五月丙申，诏：“天下见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恶五逆、放火烧舍、持仗杀人、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并见欠省钱外，罪无轻重，一切释放。”①另，石敬瑭于天福二年诏令“乙巳，赦张从宾、符彦饶、王晖之党，未伏诛者皆不问”，“梁、唐以来，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赎还其家②。”
  第三，经济上，石敬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生产。石敬瑭即位之初，“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③。对于当时的一些受灾地区，石敬瑭在税收方面亦给予照顾。如针对当时河府、同州、绛州等处发生旱灾，石敬瑭下诏曰：“河府、同州、绛州等三处灾旱，逃移人户下所欠累年残税，并今年夏税差科，及麦苗子沿征诸色钱物等并放。其逃户下秋苗，据见检到数不计是元额及出剩顷亩，并放一半。委观察使散行晓谕，专切招携。应归业户人，仍指挥逐县切加安抚。”④此种减轻赋役情形仅据史书记载就有数起。
  唐末五代政府一直实行食盐官榷制度，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人民则不堪其苦。石敬瑭立晋之后曾一度在某些地区解除食盐官榷制度，任由民间贸易，此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天福元年十一月九日，石敬瑭下敕文曰：“盐曲之利，军府所资。倘不便于人户，宜别从于条例，所期济众，无患防公。在京盐价元是官场出粜，自今后并不禁断，一任人户取便粜易，仍下泰原府更不得开场粜货。”⑤这一做法有利于打破政府对食盐的垄断，方便人民对食盐的需求。自天福二年至六年，政府实行了比较宽松的食盐买卖制度，允许商人卖盐，政府则向民户征收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时亦便之，由此盐价大跌。
  尽管石敬瑭在为政上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当时后晋政治在总体上仍是十分腐败的。史载，石敬瑭宠臣桑维翰“四方赂遗，岁积巨万”①；张彦泽“诛剥生聚，冤声秽迹，流闻四方”②，“昼夜以酒乐自娱，当在京巡检时，出入骑从常数百人”，“所居第，财货山积③。”
  三、后晋亡国
  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死，子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与宰臣冯道等拥其侄石重贵为帝，是为后晋出帝（又称少帝）。石重贵，石敬瑭兄石敬儒之子，父早卒，石敬瑭养以为子，随石敬塘征战。后晋立国，重贵为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东节度事。天福三年封郑王，六年徙封齐王。石敬塘有六子，五子早死，幼子石重睿年幼，石重贵以长而立。
  出帝重贵昏聩无能且鄙俗下流，景延广位居将相，骄横贪浊且勇谋皆无，宰相而下，备位而已。出帝之政治统治亦相当腐败，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对被统治者横征暴敛；加之其时水利失修，一遇天灾，便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其情形惨不忍睹。兹仅举两例：天福七年七月“州郡十七蝗”，八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④；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河南府上言，“逃户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饿死者千万计”，“天下饥，谷价翔踊，人多饿殍”⑤。
  重贵即位后遣使上表契丹报丧，契丹主耶律德光以重贵“不先承禀，擅即尊位，所赍文字，略去臣礼”，大为恼怒，遣使严厉谴责。时值降于契丹的幽州节度使赵延寿（原后唐幽州镇将赵德钧之子）图谋称帝中原，遂鼓动耶律德光南下击晋；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也暗中与契丹通情，密告石重贵“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⑥等窘境，建议若挥师南下，“一举可以平定”①。耶律德光本欲染指中原地区，加之赵延寿和杨光远等的策动，遂于开运元年（944年）春，令赵延寿、赵延照（一作赵延昭）将兵五万进攻贝州。接着，又分兵进犯忻州、代州、恒州、邢州、沧州等地。石重贵一面令李守贞、刘知远、高行周等分别率兵抵御，一面又遣使修好，被拒绝，于是双方展开血战。晋军在李守贞和高行周等率领下，先败敌于郓州马家口（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继而又挫其众于戚城（今河南濮阳县北）。耶律德光见初战不利，佯装弃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引兵伏于顿丘故城（今河南浚县北），阴谋待晋军主力与恒、定兵会合后再行出击。但由于连日阴雨，结果一无所获，遂采纳赵延寿建议，移兵于澶州（今河南濮阳县西）城北，从东、西两面向晋军发起进攻，为高行周等击败，耶律德光被迫引兵退走。晋军乘胜进攻青州，杀杨光远。晋军经过苦战，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是年十二月，契丹再次南侵，以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先锋，直指邢州。后晋以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合各道兵马屯于邢州，以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不久，契丹帝耶律德光率大军而至，建牙于元氏。后晋惧于契丹军的声势，稍后撤，结果引起各部军心的动摇，丢盔弃甲，一路焚掠，至相州（今河南安阳）时已经不成行伍。开运二年正月，契丹进逼邢州，后晋调邺都、滑州兵进军拒敌，义成节度使皇甫遇自滑州领兵赴邢州。契丹已寇邢、洺、磁三州，进入相州境内。二月，后晋数万大军驻扎于相州之北安阳水南岸，皇甫遇与慕容彦超领骑兵侦察契丹军情况，于邺县（今河北磁县南）漳河边与契丹大军遭遇，晋军边战边退，至榆林店被契丹军包围。后晋军见前锋未回，安审琦力争发兵救援，率军渡安阳水，契丹军见晋援军已至，连夜北撤至鼓城（今河北晋州市）。二月，晋出帝采纳马全节的建议，乘契丹军北撤之机，命杜重威会同马全节等进军幽州，自己亦御驾亲征至澶州，并于三月份重修德胜城与澶州、邺都成三角相犄之势，互相呼应。三月，后晋各路兵马于定州会师，攻契丹，连下泰州（今河北清苑）、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东），俘虏契丹酋长没刺及其士卒两千人。契丹八万北撤大军闻讯后，卷土重来，晋军退保泰州，又进而退至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晋军与契丹军交战，北逐契丹军十几里，契丹撤过白沟。二十六日，晋军列阵南撤，被契丹骑兵包围，且战且退，次日行至白团卫村。双方交战于白团卫村，会天大风，折树扬尘，晋军趁势猛冲敌阵，契丹大败，奔归幽州。
  石重贵生活本来就极其腐化，白团卫村大捷之后，自以为“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又赏赐优伶无度”。将士护国卫疆，马革裹尸，付出甚巨。桑维翰谏曰：“曏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绝筋折骨，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①然重贵不听，最终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开运三年（946年）夏，“河南、河北大饥，殍殕甚众，沂、密、兖、郓寇盗群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兖州节度使安审琦出兵捕逐，为贼所败”②；“（七月）河南、河北诸州郡饿死者数万人，群盗蜂起，剽略县镇”③。后晋天灾人祸频仍，距离亡国为时不远！
  白团卫村大捷之后，枢密使冯玉专政，欲伐远以立大功，乃以天雄节度使杜重威主军事。杜重威早有异志，与辽暗通款曲，欲效石敬瑭故事，故累请增加兵员，遂手握重兵，国库亦为之空虚，而中枢却毫不知情。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七月，有从幽州来的人，说赵延寿有意归顺国家，枢密使李崧、冯玉听信传言，命令天雄节度使杜威给赵延寿写信，希望用丰厚的财利来引诱。洛州将领赵行实曾在赵延寿手下做过事，于是朝廷派他带上书信偷偷送到幽州去。赵延寿回信说：“久处异域，思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拔身南去。”④词意恳切真挚。九月，契丹又遣瀛州刺史刘延柞致书晋廷，请求举城降晋，望朝廷发兵来袭。石重贵不辨真假，于是年十月令杜重威、李守贞、安审琦引兵进攻瀛州。及至城下，始知中计，仓皇撤退。耶律德光遂趁势自易、定趋恒州，双方夹滹沱河而阵。是年十二月，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二十万大军降契丹，旋引契丹大军南下。
  杜重威等降契丹后，契丹主耶律德光以张彦泽为前锋，挥师南下，直取汴京。张彦泽引兵两千，自封丘门入城，纵兵大掠。石重贵驱后宫十余人，欲放火自焚，为亲军将薛超所阻。重贵遂令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请罪。耶律德光进入宫城，将石重贵及其后妃逐出皇宫，不久又将其放逐于建州（治所位于今辽宁朝阳市西南），后晋亡，计二世二主，立国11年（936—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