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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四月，沙陀与朱梁大战正酣之时，李存勖为振奋人心、鼓舞士气，遂于魏州筑坛称帝。因李存勖先世被赐皇姓并列入皇籍，便以唐室后裔自居，建国号为“大唐”，改元“同光”，史称之为“后唐”。后唐的建立，是沙陀由弱小、落后、偏居一隅的民族转变为强大、并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里程碑。
  后唐建国之初，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是年十月，后唐灭梁，随即迁都洛阳，以太原为北京。后唐立国之初，共有13个节度，50州，灭梁后又增加20余镇。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前蜀，又得汉中及两川10节度、64州、249县，其辖地包括今山西、河南、山东三省以及陕西、河北、甘肃、宁夏、湖北、安徽、江苏、四川等省的大部分或一部分①。
  后唐政权与之前的后梁相比在势力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后梁时期，其实际统辖范围仅限于大河以南及山东沿海一带，与它同时存在的除契丹外，还有河东的沙陀李克用父子、幽州刘守光、关中李茂贞等割据政权。河北中部虽名义上归附后梁，实际上仅有魏博一镇归附，镇、定二镇则一直摇摆于沙陀、后梁、幽州三大藩镇之间。而后唐则不然，早在后唐政权建立之前的913年，李存已经统一幽州；后唐建立后，李茂贞亦“上表称臣”，李嗣源时期，关中已经完全形同直辖州郡了。从军事势力来看，后唐亦为后梁所不及。以后唐灭蜀为例，史称“自兴师出洛至定蜀，计七十五日，走丸之势，前代所无”①，足以证明后唐军事势力之雄厚。
  一、庄宗时期的统治
  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个军事天才，沙陀与朱梁争夺中，李存勖“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②。然李存勖虽深谙取天下之道，却不懂治理天下之理，他在位仅仅三年国祚就移于他人。
  李存勖即位之后，不恤民生，为了满足个人嗜好，经常带着大量骑兵外出畋猎，少者数千，多者万余，任意践踏田禾、破坏庄稼之事多有发生。有一次，李存勖猎于中牟（今河南中牟县），由于严重损害农作物，当地县官进行谏阻。李存勖非但不予表彰，反而下令将其处死。幸得伶官敬新磨代为说情，县官才得幸免于难③；同光三年（925年）秋，黄河发大水，“两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师赋调不充，六军之士，往往殍殕，乃预借明年夏、秋租税，百姓愁苦，号泣于路，庄宗方与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腊，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后宫毕从，历伊阙，宿龛涧，癸未乃还。是时大雪，军士寒冻，金枪卫兵万骑，所至责民供给，坏什器，彻庐舍而焚之，县吏畏惧，亡窜山谷”④。其次，李存勖本人生活极其腐化。经唐末战乱，五代宫苑后妃制度已经残缺不全。但李存勖为了个人享乐，即位后派人至诸道采择宫女数千人，置诸内庭。其供养的美女宫苑，著名的就有昭容、昭仪、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多处。其余还有各种名号，不可胜记①。同光三年，洛阳天气炎热，李存勖择宫中高楼避暑，仍不称意。近侍宦官为讨好李存勖，饰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李存勖遂曰：“予富有天下，岂不能办一楼！”②即令宫苑使经营之，幸得郭崇韬进谏，才得以停止。第三，李存勖用人不当，滥用献媚之辈，宠爱伶人、宦官。李存勖在位时，任用孔谦，大肆搜刮民财；任用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任用伶官景进，使其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军机国政皆予参决”③。这些人往往利用手中权力，侮弄缙绅，陷害忠良，残虐百姓，横征暴敛，致使社会陷入严重危机。其后李嗣源即皇位后曾遣姚坤告哀于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姚坤云：“闻吾儿（李存勖）专好声色游畋，不恤军民，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亡矣！”④李存勖除滥用谄媚之人外，还滥杀有功之臣。郭祟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乃后唐重臣，曾任中门使，专典机务，深受李存勖信任。李存勖与朱梁夹河之战十数年，在镇州、德胜、杨刘等大战役中，郭祟韬多有建言。尤其灭梁之战前，沙陀面临朱梁四面攻击，郭祟韬力主乘梁都空虚直捣大梁。后唐伐蜀，郭祟韬实际主征伐之事，指挥有度，七十余日灭蜀。后因蜀王宗弼离间，引起郭祟韬与主帅魏王的相互猜忌，加之朝中宦者进馋，郭崇韬及其二子皆遭杀身之祸。郭崇韬被杀后，后唐重臣西平王朱友谦（朱友谦因战功卓著，曾被庄宗存勖赐予免死铁券）因未能满足宦官伶人所求，遂为宦者诬陷而遭满门抄斩之祸。
  郭崇韬乃朝中重臣，有功而无过，郭崇韬罹难举朝震动，进而流言四起，传言李存勖为刘皇后所弑。同光四年（926年），魏博军人乘机发动哗变，焚掠贝州，进攻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镇）。李存勖命蕃汉总管李嗣源前往镇压，不料李嗣源为乱兵劫持入城，而另一大将李绍荣（元行钦）则向庄宗上奏李嗣源已叛。待李嗣源脱身出城，诸路平叛军马已溃散，仅李绍真（霍彦威）五千兵未退。李嗣源上表自辩，又为李绍荣所阻，庄宗委派李嗣源之子李从审前去慰谕，亦为李绍荣所囚。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向李嗣源建议：“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与叛卒人贼城（邺都），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①石敬瑭遂挥兵渡河，突入大梁。三月二十六日，李嗣源也率领大军进入大梁。
  此时，庄宗亦率兵二万五千从洛阳东趋大梁，至万胜镇（在今河南中牟县），闻李嗣源已经占领大梁，神色沮丧，曰：“吾不济矣！”即命旋师。士卒逃散，只剩一万多人。庄宗刚回到洛阳，四月初一，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发动兵变，率所部兵攻入兴教门。庄宗率宿卫军校十余人力战，身中流矢而死，年四十二。身经百战统一黄河南北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就这样在众叛亲离中结束了生命。未几，李嗣源进入洛阳称帝，改元天成，是为后唐明帝。
  二、明宗时期的统治
  李嗣源为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十三岁时任李克用手下亲兵，以骁勇善骑射为李克用赏识，被收为“义子”，赐姓名。史载李嗣源每从李克用围猎，“仰射飞鸟，控弦必中，寻隶武皇帐下。武皇遇上源之难，将佐罹害者甚众，帝时年十七，翼武皇逾垣脱难，于乱兵流矢之内，独无所伤。武皇镇河东，以帝掌亲骑。时李存信为蕃汉大将，每总兵征讨，师多不利，武皇遂选帝副之，所向克捷”。及李存勖长大成人，“雄武独断，谦和下士。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居常惟治兵仗，持廉处静，晏如也。武皇常试之，召于泉府，命恣其所取，帝惟持束帛数缗而出。凡所赐与，分给部下。尝与诸将会，诸将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众惭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将王弁据振武叛，帝率其属攻之，擒弁以献”②。李嗣源不仅是一位有谋略、勇于战斗而又豁达大度的将领，而且由于其出身卑贱，社会阅历丰富，颇知民间疾苦，加之其亲眼目睹了庄宗李存勖荒淫奢侈亡国的悲剧，因此其执政后励精图治，使整个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小康局面。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社会出现了短暂的治世局面，后世史家对此多有赞美。《五代史阙文》云：“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战阵，即位之岁，年已六旬，醇厚仁慈，本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番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①《旧五代史》作者也对明宗的统治给予了肯定，曰：“及应运以君临，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以来，亦可宗也。”②
  明宗时期后唐出现的短暂小康局面与李嗣源采取的施政措施密切相关，主要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
  一、政治层面。针对当时奸佞当道、庸人尸位素餐、官吏贪婪等政治弊端，明宗大力整饬吏治，裁减冗员，贬抑奸佞，唯才是举，同时致力于消除外患。
  首先，整饬吏治。唐末五代历史上，官吏渎职、阳奉阴违、巧立名目苛敛百姓以饱私囊的吏治败坏现象比比皆是。明宗即位后针对这些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如天成元年八月丁未，枢密使院条奏：“诸道节度使、刺史内，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须行止绝。州使所纳军粮，不得更邀加耗。节度使、刺史所置牙队，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况人数已多，访问尚有招致。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为使下元随，邀求职务，凌压平人；及有力户人，于诸处行赂，希求事务。亦有州使安称修葺城池廨宇，科赋于人，及营私宅，诸县镇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敛人户，不得禀受。州府不得赊买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条件，州使如敢犯违，许人陈告，勘诘不虚，量行奖赏。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准此处分。”③可见，明宗时期对于地方官吏任意向民众加赋、敛取是严厉禁止的。而且为了贯彻这一措施，政府还制定了配套措施。
  其次，裁减冗员。后唐立国之初，“兵革虽宁，支费犹阙”。面对这一现实，中书门下提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建议：“应诸寺监各请置卿、少卿监、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两员，余官并停。唯太常寺事关大礼，大理寺事关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许更置丞一员。其王府及东宫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属，凡关不急司存，并请未议除授，其诸司郎中、员外应有双曹者，且置一员。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舍人、补阙、拾遗，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条理审奏。其停罢朝官，仍各录名衔，具罢任时日，留在中书，候见任官满二十五个月，并据资品，却与除官。”①对于这些合理建议，庄宗一律采纳。此举措虽招致一些反对声音，但它大大节省了后唐的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
  第三，贬抑奸佞。自唐末以来，官吏强取豪夺成形，贿赂行私成风，这一现象的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明宗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下诏地方节度使、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②。这是对唐末以来官场腐败弊症的一大整饬，明知故犯者，明宗则给予严厉惩处。史载：“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者，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兵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璟，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寘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瓒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瓒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蓄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寝陵，宣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①“明宗尤恶贪货。邓州留后陶己为内乡县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配绥州，长流百姓。毫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面戒汝州刺史苌蕳，为其贪暴。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由是皆就戮。”②
  第四，消除外患。自唐末以来，中原内乱不断，契丹族经常乘虚南寇，对边疆地区民众的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后唐建国后，随着内乱平息，政府开始移屯边境，北疆边防得以巩固，契丹几次对后唐的寇掠都被打得大败，遂不敢轻易寇边。与此同时，明宗还通过派遣使者及对其贵族进行赏赐等，推行与契丹的睦邻政策，因此，明宗时期的北部边患基本消除。
  二、经济层面。自唐末以来，军阀混战，赋役繁重，社会经济凋敝，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明宗即位后为恢复社会经济采取了许多英明的措施，主要有倡导节俭、减轻租税，发展商业等。
  首先，明宗以身作则，倡导节俭。历史上的腐化奢侈之风往往是自上而下，上行下效。明宗即位后非常注重自身生活的节俭，在位期间，大量裁减宫人、宦官等为君主生活服务的人员，“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③。自唐代中期以来，回纥等民族往往借贡马之名，前往京师索取高额赏赐，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明宗即位后，党项“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值酬之，加以馆谷赐与，岁费五十余万缗；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为节省巨额接待及赏赐等项开支，后唐政府采取了“令缘边置场市党项马，不令诣阙”的措施，令其在边地直接交易④。
  其次，减轻租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每逢战乱结束建立新王朝，均要在招揽人口、发展生产方面下功夫，明宗在这方面颇有建树。天成三年，殿中监范延光建议：“请指挥诸道州府，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如有违，许州论讦勘责。若州县官府得五百亩户已上，乞等第奖酬”①，明宗下诏依行。五代时期，僧院寺庙藏匿大量劳动力，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的恢复。天兴元年（926年），明宗下诏：“如有愿在僧门，亦宜准佛法格例，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②明宗严禁私人剃度为僧，对要求出家者，考核经文，由官坛剃度方可，否则，出家者和剃度者“各徒二年，配于重处色役”③。此外，明宗还下令合并了一些佛寺，遣返僧尼，对违令者加以惩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们大量流入寺院，有益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
  唐末五代，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不仅通过苛捐杂税盘剥百姓，而且对人民生活、生产必需的盐、曲、铁器、牛皮等实行专卖，严禁人民染指，通过这种方式增加税收。榷盐方面，明宗依旧实行盐专卖，没有解除盐禁，但在管理上有所改进，每年定时统一发放食盐，极大缓解了广大人民对食盐的需求矛盾。榷曲方面，后唐时严禁私人造酒曲，私造酒曲五斤以上处死。明宗天成三年，东都百姓有犯曲法，东都留守孔谦竟将犯曲者灭族。这一峻法严刑的事件引起了明宗的注意，明宗当即下诏弛曲禁，准许乡间百姓自造酒曲，仅于秋苗税中每亩征收五文钱充作酒曲钱。两年后，又进一步放宽榷酒之法，规定城市中虽然依旧禁曲，但官造酒曲减旧价之半；乡村中全部镯免每亩五文曲钱，听凭百姓自造酒曲。这一措施实施后“民甚便之”④，极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铁器是农民生产的必需品，五代时政府严禁民间私铸，但是官方生产的铁器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很差。长兴三年明宗下诏：“近闻诸道监治所卖农器，或大小异同，或形状轻怯，才当垦辟，旋致损伤。近百姓秋稼，时物颇贱，既艰难于买置，遂抵犯于条章。”⑤可见明宗已深知铁器官营的严重危害，遂于长兴二年下诏：“今后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诸道监冶，除当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句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①这一措施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发展商业。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关卡林立，商税苛重，甚至有些藩镇明火执仗，肆意劫掠商旅。庄宗时孔谦奏称：“诸道纲运商族，多于私路苟免商税，不由官路往来，宜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山谷私由道路，仍须障塞，以戢行人。”②这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明宗即位后，即下令通商，天成元年下诏云：“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及州使置杂税务交下烦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商旅即许收税，不得邀难百姓。”③此项措施减少了关卡和税目，有益于各地的商旅往来。
  自唐末以来，屡遭战乱，钱币短缺，且质量很差。朱梁代唐之前，以八十文为一“陌”，不用“足陌”。至五代，此水平亦大打折扣。加之当时盗铸之风甚盛，铁钱、铅钱充斥市场，金融市场极其混乱。明宗即位后，着手整顿这一现象。天成元年明宗根据“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熔见钱，以邀厚利”的情况，下令禁止销熔铜钱，并整顿钱币质量④；当时都城和各衔坊市肆，普遍“不顾条章，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但恣欺罔，殊无畏忌”，明宗针对这种情况，饬令：“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⑤此举对稳定金融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宗在位八年偃武修文，致力社会的建设和安定，推行了诸多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历代史家多给予其肯定的评价。《新五代史》称，明宗“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⑥。
  三、后唐亡国
  明宗李嗣源称帝之时，已年逾花甲，且晚年体弱多病，政事多无法亲理。枢密使安重诲恃势专权。明宗淑妃王氏，恃貌美得宠，又常与宦官孟汉琼相勾结，干预政事，“杀安重诲、秦王从荣，皆与焉”①，致使内部矛盾不断加剧。长兴四年（933年），李嗣源病死，第三子从厚继位，史称“闵帝”。
  闵帝从厚貌类李嗣源，自幼好读《春秋》，略通大义，深为明宗李嗣源钟爱。然性格优柔寡断，缺乏韬略，受制于执掌朝柄的朱弦昭和冯斌两个人。而这两人只知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众皆侧目。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本姓王），为明宗抚养，在患难中与明宗结下父子深情。从珂既长，骁勇善战，充任偏裨。明宗取汴梁，从珂随行，战功卓越，威震全军。此后，以功擢凤翔节度使。安重诲素忌其勇，屡欲剪除，明宗对安重诲云：“朕为小将校时，家徒衣食不足，赖此儿荷石灰、收马粪存养，以至今贵为天子，而不能庇一儿。”②后来，安重诲被诛，李从珂被封为潞王，进升太尉。闵帝继位，朱、冯视从珂为眼中钉，欲除之，乃命洋王李从璋代镇凤翔，征从珂回京。从珂疑惧，聚将佐会议，拒受朝命，传檄邻道，指斥朱、冯杀长立幼，阴谋专政，号召联兵讨逆，以清君侧。朝廷任王思同为帅，率禁军合六镇兵讨凤翔。兵至城下，从珂登城哭诉己功，云：“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甲不解体，金疮满身，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奸人，离间骨肉，我实何罪而见伐乎？”③羽林指挥使杨思权遂率诸军哗变，拥从珂为主，从珂允许事成后以杨思权为节度使。又“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从珂整众而东，至长安，西都副留守刘遂雍迎谒。闵帝亦在洛阳慰问宿卫将士，“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④然朝廷前后所发诸军，迫近洛阳。
  遇西军皆迎降。西军长驱入陕州，闵帝闻从珂军将兵临城下，欲奔魏州，至卫州（今河南卫辉）驿，遇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入朝，石敬瑭部下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尽杀闵帝左右五十骑。不久从珂使人至卫州缢杀闵帝，其后又于洛阳杀孔妃及四子。从珂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末帝。
  李从珂以兵变夺取皇位，骄兵索赏，甚为嚣张，登基后大肆搜刮民财，来兑现自己的承诺，由此百姓罹祸，惨不可言。史载：
  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其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遂清。鄩之侄也..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夜直，帝让之曰：“卿名有才，不能为我谋此，留才安所施乎！”专美谢曰：“臣驽劣，陛下擢任过分，然军赏不给，非臣之责也。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①。
  这是五代时期第三位靠兵变而立的皇帝，骄兵悍将视君主为其邀功请赏、升官发财的奇货，而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即位皇帝不得不对百姓敲骨吮髓，最终众怨沸腾，上下离心。这样的王朝自然无法维持长久。
  李从珂素与明宗李嗣源女婿石敬瑭不和，石敬瑭拥兵驻晋阳，“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潜蓄异志。李从珂为削弱其势力，①，采纳大臣薛文遇建议，授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使居郓州。石敬瑭知谋泄，遂于晋阳树起反唐旗帜，声言：“明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舆情，宜推令辟。许王先朝血绪，养德皇闱，傥循当璧之言，免负阋墙之议。”②李从珂令张敬达、杨光远等将兵往击。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张敬达等领兵进攻晋阳，石敬瑭知一时难以与敌，遣桑维翰草书称臣于契丹，“且请以父礼事之”，望其速出兵救援；又“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③。石敬瑭部将刘知远言：“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石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后晋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崞县）而南”，至晋阳。“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即皇帝位于柳林，“割幽（州治蓟，今北京西南）、蓟（州治渔阳，今河北蓟县）、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北）、涿（治范阳，今河北涿州）、檀（州治密云，今北京密云）、顺（州治怀柔，今北京顺义）、新（州治永兴，今河北琢鹿）、妫（州治怀戎，今沦为官厅水库）、儒（州治妫水，今河北延庆）、武（州治文德，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应（州治金城，今山西应县）、寰（州治寰清，今山西朔州东）、蔚（州治灵丘，今河北蔚县）、朔州（州治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等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④。，”
  被围困在晋安寨的后唐军队，经过数月之久，“当粮俱竭”，军心动摇，统帅张敬达为部将张光远所杀，张光远率全军投降于石敬瑭。之后，石敬瑭和契丹联军南下。契丹军队至上党后北返，石敬瑭率兵南下，末帝李从珂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