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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后唐政权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四月，沙陀与朱梁大战正酣之时，李存勖为振奋人心、鼓舞士气，遂于魏州筑坛称帝。因李存勖先世被赐皇姓并列入皇籍，便以唐室后裔自居，建国号为“大唐”，改元“同光”，史称之为“后唐”。后唐的建立，是沙陀由弱小、落后、偏居一隅的民族转变为强大、并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里程碑。
后唐建国之初，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是年十月，后唐灭梁，随即迁都洛阳，以太原为北京。后唐立国之初，共有13个节度，50州，灭梁后又增加20余镇。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前蜀，又得汉中及两川10节度、64州、249县，其辖地包括今山西、河南、山东三省以及陕西、河北、甘肃、宁夏、湖北、安徽、江苏、四川等省的大部分或一部分①。
后唐政权与之前的后梁相比在势力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后梁时期，其实际统辖范围仅限于大河以南及山东沿海一带，与它同时存在的除契丹外，还有河东的沙陀李克用父子、幽州刘守光、关中李茂贞等割据政权。河北中部虽名义上归附后梁，实际上仅有魏博一镇归附，镇、定二镇则一直摇摆于沙陀、后梁、幽州三大藩镇之间。而后唐则不然，早在后唐政权建立之前的913年，李存已经统一幽州；后唐建立后，李茂贞亦“上表称臣”，李嗣源时期，关中已经完全形同直辖州郡了。从军事势力来看，后唐亦为后梁所不及。以后唐灭蜀为例，史称“自兴师出洛至定蜀，计七十五日，走丸之势，前代所无”①，足以证明后唐军事势力之雄厚。
一、庄宗时期的统治
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个军事天才，沙陀与朱梁争夺中，李存勖“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②。然李存勖虽深谙取天下之道，却不懂治理天下之理，他在位仅仅三年国祚就移于他人。
李存勖即位之后，不恤民生，为了满足个人嗜好，经常带着大量骑兵外出畋猎，少者数千，多者万余，任意践踏田禾、破坏庄稼之事多有发生。有一次，李存勖猎于中牟（今河南中牟县），由于严重损害农作物，当地县官进行谏阻。李存勖非但不予表彰，反而下令将其处死。幸得伶官敬新磨代为说情，县官才得幸免于难③；同光三年（925年）秋，黄河发大水，“两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师赋调不充，六军之士，往往殍殕，乃预借明年夏、秋租税，百姓愁苦，号泣于路，庄宗方与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腊，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后宫毕从，历伊阙，宿龛涧，癸未乃还。是时大雪，军士寒冻，金枪卫兵万骑，所至责民供给，坏什器，彻庐舍而焚之，县吏畏惧，亡窜山谷”④。其次，李存勖本人生活极其腐化。经唐末战乱，五代宫苑后妃制度已经残缺不全。但李存勖为了个人享乐，即位后派人至诸道采择宫女数千人，置诸内庭。其供养的美女宫苑，著名的就有昭容、昭仪、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多处。其余还有各种名号，不可胜记①。同光三年，洛阳天气炎热，李存勖择宫中高楼避暑，仍不称意。近侍宦官为讨好李存勖，饰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李存勖遂曰：“予富有天下，岂不能办一楼！”②即令宫苑使经营之，幸得郭崇韬进谏，才得以停止。第三，李存勖用人不当，滥用献媚之辈，宠爱伶人、宦官。李存勖在位时，任用孔谦，大肆搜刮民财；任用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任用伶官景进，使其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军机国政皆予参决”③。这些人往往利用手中权力，侮弄缙绅，陷害忠良，残虐百姓，横征暴敛，致使社会陷入严重危机。其后李嗣源即皇位后曾遣姚坤告哀于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姚坤云：“闻吾儿（李存勖）专好声色游畋，不恤军民，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亡矣！”④李存勖除滥用谄媚之人外，还滥杀有功之臣。郭祟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乃后唐重臣，曾任中门使，专典机务，深受李存勖信任。李存勖与朱梁夹河之战十数年，在镇州、德胜、杨刘等大战役中，郭祟韬多有建言。尤其灭梁之战前，沙陀面临朱梁四面攻击，郭祟韬力主乘梁都空虚直捣大梁。后唐伐蜀，郭祟韬实际主征伐之事，指挥有度，七十余日灭蜀。后因蜀王宗弼离间，引起郭祟韬与主帅魏王的相互猜忌，加之朝中宦者进馋，郭崇韬及其二子皆遭杀身之祸。郭崇韬被杀后，后唐重臣西平王朱友谦（朱友谦因战功卓著，曾被庄宗存勖赐予免死铁券）因未能满足宦官伶人所求，遂为宦者诬陷而遭满门抄斩之祸。
郭崇韬乃朝中重臣，有功而无过，郭崇韬罹难举朝震动，进而流言四起，传言李存勖为刘皇后所弑。同光四年（926年），魏博军人乘机发动哗变，焚掠贝州，进攻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镇）。李存勖命蕃汉总管李嗣源前往镇压，不料李嗣源为乱兵劫持入城，而另一大将李绍荣（元行钦）则向庄宗上奏李嗣源已叛。待李嗣源脱身出城，诸路平叛军马已溃散，仅李绍真（霍彦威）五千兵未退。李嗣源上表自辩，又为李绍荣所阻，庄宗委派李嗣源之子李从审前去慰谕，亦为李绍荣所囚。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向李嗣源建议：“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与叛卒人贼城（邺都），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①石敬瑭遂挥兵渡河，突入大梁。三月二十六日，李嗣源也率领大军进入大梁。
此时，庄宗亦率兵二万五千从洛阳东趋大梁，至万胜镇（在今河南中牟县），闻李嗣源已经占领大梁，神色沮丧，曰：“吾不济矣！”即命旋师。士卒逃散，只剩一万多人。庄宗刚回到洛阳，四月初一，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发动兵变，率所部兵攻入兴教门。庄宗率宿卫军校十余人力战，身中流矢而死，年四十二。身经百战统一黄河南北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就这样在众叛亲离中结束了生命。未几，李嗣源进入洛阳称帝，改元天成，是为后唐明帝。
二、明宗时期的统治
李嗣源为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十三岁时任李克用手下亲兵，以骁勇善骑射为李克用赏识，被收为“义子”，赐姓名。史载李嗣源每从李克用围猎，“仰射飞鸟，控弦必中，寻隶武皇帐下。武皇遇上源之难，将佐罹害者甚众，帝时年十七，翼武皇逾垣脱难，于乱兵流矢之内，独无所伤。武皇镇河东，以帝掌亲骑。时李存信为蕃汉大将，每总兵征讨，师多不利，武皇遂选帝副之，所向克捷”。及李存勖长大成人，“雄武独断，谦和下士。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居常惟治兵仗，持廉处静，晏如也。武皇常试之，召于泉府，命恣其所取，帝惟持束帛数缗而出。凡所赐与，分给部下。尝与诸将会，诸将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众惭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将王弁据振武叛，帝率其属攻之，擒弁以献”②。李嗣源不仅是一位有谋略、勇于战斗而又豁达大度的将领，而且由于其出身卑贱，社会阅历丰富，颇知民间疾苦，加之其亲眼目睹了庄宗李存勖荒淫奢侈亡国的悲剧，因此其执政后励精图治，使整个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小康局面。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社会出现了短暂的治世局面，后世史家对此多有赞美。《五代史阙文》云：“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战阵，即位之岁，年已六旬，醇厚仁慈，本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番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①《旧五代史》作者也对明宗的统治给予了肯定，曰：“及应运以君临，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以来，亦可宗也。”②
明宗时期后唐出现的短暂小康局面与李嗣源采取的施政措施密切相关，主要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
一、政治层面。针对当时奸佞当道、庸人尸位素餐、官吏贪婪等政治弊端，明宗大力整饬吏治，裁减冗员，贬抑奸佞，唯才是举，同时致力于消除外患。
首先，整饬吏治。唐末五代历史上，官吏渎职、阳奉阴违、巧立名目苛敛百姓以饱私囊的吏治败坏现象比比皆是。明宗即位后针对这些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如天成元年八月丁未，枢密使院条奏：“诸道节度使、刺史内，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须行止绝。州使所纳军粮，不得更邀加耗。节度使、刺史所置牙队，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况人数已多，访问尚有招致。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为使下元随，邀求职务，凌压平人；及有力户人，于诸处行赂，希求事务。亦有州使安称修葺城池廨宇，科赋于人，及营私宅，诸县镇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敛人户，不得禀受。州府不得赊买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条件，州使如敢犯违，许人陈告，勘诘不虚，量行奖赏。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准此处分。”③可见，明宗时期对于地方官吏任意向民众加赋、敛取是严厉禁止的。而且为了贯彻这一措施，政府还制定了配套措施。
其次，裁减冗员。后唐立国之初，“兵革虽宁，支费犹阙”。面对这一现实，中书门下提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建议：“应诸寺监各请置卿、少卿监、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两员，余官并停。唯太常寺事关大礼，大理寺事关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许更置丞一员。其王府及东宫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属，凡关不急司存，并请未议除授，其诸司郎中、员外应有双曹者，且置一员。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舍人、补阙、拾遗，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条理审奏。其停罢朝官，仍各录名衔，具罢任时日，留在中书，候见任官满二十五个月，并据资品，却与除官。”①对于这些合理建议，庄宗一律采纳。此举措虽招致一些反对声音，但它大大节省了后唐的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
第三，贬抑奸佞。自唐末以来，官吏强取豪夺成形，贿赂行私成风，这一现象的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明宗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下诏地方节度使、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②。这是对唐末以来官场腐败弊症的一大整饬，明知故犯者，明宗则给予严厉惩处。史载：“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者，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兵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璟，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寘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瓒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瓒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蓄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寝陵，宣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①“明宗尤恶贪货。邓州留后陶己为内乡县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配绥州，长流百姓。毫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面戒汝州刺史苌蕳，为其贪暴。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由是皆就戮。”②
第四，消除外患。自唐末以来，中原内乱不断，契丹族经常乘虚南寇，对边疆地区民众的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后唐建国后，随着内乱平息，政府开始移屯边境，北疆边防得以巩固，契丹几次对后唐的寇掠都被打得大败，遂不敢轻易寇边。与此同时，明宗还通过派遣使者及对其贵族进行赏赐等，推行与契丹的睦邻政策，因此，明宗时期的北部边患基本消除。
二、经济层面。自唐末以来，军阀混战，赋役繁重，社会经济凋敝，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明宗即位后为恢复社会经济采取了许多英明的措施，主要有倡导节俭、减轻租税，发展商业等。
首先，明宗以身作则，倡导节俭。历史上的腐化奢侈之风往往是自上而下，上行下效。明宗即位后非常注重自身生活的节俭，在位期间，大量裁减宫人、宦官等为君主生活服务的人员，“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③。自唐代中期以来，回纥等民族往往借贡马之名，前往京师索取高额赏赐，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明宗即位后，党项“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值酬之，加以馆谷赐与，岁费五十余万缗；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为节省巨额接待及赏赐等项开支，后唐政府采取了“令缘边置场市党项马，不令诣阙”的措施，令其在边地直接交易④。
其次，减轻租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每逢战乱结束建立新王朝，均要在招揽人口、发展生产方面下功夫，明宗在这方面颇有建树。天成三年，殿中监范延光建议：“请指挥诸道州府，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如有违，许州论讦勘责。若州县官府得五百亩户已上，乞等第奖酬”①，明宗下诏依行。五代时期，僧院寺庙藏匿大量劳动力，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的恢复。天兴元年（926年），明宗下诏：“如有愿在僧门，亦宜准佛法格例，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②明宗严禁私人剃度为僧，对要求出家者，考核经文，由官坛剃度方可，否则，出家者和剃度者“各徒二年，配于重处色役”③。此外，明宗还下令合并了一些佛寺，遣返僧尼，对违令者加以惩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们大量流入寺院，有益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
唐末五代，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不仅通过苛捐杂税盘剥百姓，而且对人民生活、生产必需的盐、曲、铁器、牛皮等实行专卖，严禁人民染指，通过这种方式增加税收。榷盐方面，明宗依旧实行盐专卖，没有解除盐禁，但在管理上有所改进，每年定时统一发放食盐，极大缓解了广大人民对食盐的需求矛盾。榷曲方面，后唐时严禁私人造酒曲，私造酒曲五斤以上处死。明宗天成三年，东都百姓有犯曲法，东都留守孔谦竟将犯曲者灭族。这一峻法严刑的事件引起了明宗的注意，明宗当即下诏弛曲禁，准许乡间百姓自造酒曲，仅于秋苗税中每亩征收五文钱充作酒曲钱。两年后，又进一步放宽榷酒之法，规定城市中虽然依旧禁曲，但官造酒曲减旧价之半；乡村中全部镯免每亩五文曲钱，听凭百姓自造酒曲。这一措施实施后“民甚便之”④，极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铁器是农民生产的必需品，五代时政府严禁民间私铸，但是官方生产的铁器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很差。长兴三年明宗下诏：“近闻诸道监治所卖农器，或大小异同，或形状轻怯，才当垦辟，旋致损伤。近百姓秋稼，时物颇贱，既艰难于买置，遂抵犯于条章。”⑤可见明宗已深知铁器官营的严重危害，遂于长兴二年下诏：“今后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诸道监冶，除当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句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①这一措施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发展商业。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关卡林立，商税苛重，甚至有些藩镇明火执仗，肆意劫掠商旅。庄宗时孔谦奏称：“诸道纲运商族，多于私路苟免商税，不由官路往来，宜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山谷私由道路，仍须障塞，以戢行人。”②这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明宗即位后，即下令通商，天成元年下诏云：“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及州使置杂税务交下烦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商旅即许收税，不得邀难百姓。”③此项措施减少了关卡和税目，有益于各地的商旅往来。
自唐末以来，屡遭战乱，钱币短缺，且质量很差。朱梁代唐之前，以八十文为一“陌”，不用“足陌”。至五代，此水平亦大打折扣。加之当时盗铸之风甚盛，铁钱、铅钱充斥市场，金融市场极其混乱。明宗即位后，着手整顿这一现象。天成元年明宗根据“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熔见钱，以邀厚利”的情况，下令禁止销熔铜钱，并整顿钱币质量④；当时都城和各衔坊市肆，普遍“不顾条章，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但恣欺罔，殊无畏忌”，明宗针对这种情况，饬令：“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⑤此举对稳定金融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宗在位八年偃武修文，致力社会的建设和安定，推行了诸多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历代史家多给予其肯定的评价。《新五代史》称，明宗“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⑥。
三、后唐亡国
明宗李嗣源称帝之时，已年逾花甲，且晚年体弱多病，政事多无法亲理。枢密使安重诲恃势专权。明宗淑妃王氏，恃貌美得宠，又常与宦官孟汉琼相勾结，干预政事，“杀安重诲、秦王从荣，皆与焉”①，致使内部矛盾不断加剧。长兴四年（933年），李嗣源病死，第三子从厚继位，史称“闵帝”。
闵帝从厚貌类李嗣源，自幼好读《春秋》，略通大义，深为明宗李嗣源钟爱。然性格优柔寡断，缺乏韬略，受制于执掌朝柄的朱弦昭和冯斌两个人。而这两人只知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众皆侧目。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本姓王），为明宗抚养，在患难中与明宗结下父子深情。从珂既长，骁勇善战，充任偏裨。明宗取汴梁，从珂随行，战功卓越，威震全军。此后，以功擢凤翔节度使。安重诲素忌其勇，屡欲剪除，明宗对安重诲云：“朕为小将校时，家徒衣食不足，赖此儿荷石灰、收马粪存养，以至今贵为天子，而不能庇一儿。”②后来，安重诲被诛，李从珂被封为潞王，进升太尉。闵帝继位，朱、冯视从珂为眼中钉，欲除之，乃命洋王李从璋代镇凤翔，征从珂回京。从珂疑惧，聚将佐会议，拒受朝命，传檄邻道，指斥朱、冯杀长立幼，阴谋专政，号召联兵讨逆，以清君侧。朝廷任王思同为帅，率禁军合六镇兵讨凤翔。兵至城下，从珂登城哭诉己功，云：“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甲不解体，金疮满身，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奸人，离间骨肉，我实何罪而见伐乎？”③羽林指挥使杨思权遂率诸军哗变，拥从珂为主，从珂允许事成后以杨思权为节度使。又“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从珂整众而东，至长安，西都副留守刘遂雍迎谒。闵帝亦在洛阳慰问宿卫将士，“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④然朝廷前后所发诸军，迫近洛阳。
遇西军皆迎降。西军长驱入陕州，闵帝闻从珂军将兵临城下，欲奔魏州，至卫州（今河南卫辉）驿，遇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入朝，石敬瑭部下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尽杀闵帝左右五十骑。不久从珂使人至卫州缢杀闵帝，其后又于洛阳杀孔妃及四子。从珂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末帝。
李从珂以兵变夺取皇位，骄兵索赏，甚为嚣张，登基后大肆搜刮民财，来兑现自己的承诺，由此百姓罹祸，惨不可言。史载：
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其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遂清。鄩之侄也..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夜直，帝让之曰：“卿名有才，不能为我谋此，留才安所施乎！”专美谢曰：“臣驽劣，陛下擢任过分，然军赏不给，非臣之责也。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①。
这是五代时期第三位靠兵变而立的皇帝，骄兵悍将视君主为其邀功请赏、升官发财的奇货，而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即位皇帝不得不对百姓敲骨吮髓，最终众怨沸腾，上下离心。这样的王朝自然无法维持长久。
李从珂素与明宗李嗣源女婿石敬瑭不和，石敬瑭拥兵驻晋阳，“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潜蓄异志。李从珂为削弱其势力，①，采纳大臣薛文遇建议，授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使居郓州。石敬瑭知谋泄，遂于晋阳树起反唐旗帜，声言：“明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舆情，宜推令辟。许王先朝血绪，养德皇闱，傥循当璧之言，免负阋墙之议。”②李从珂令张敬达、杨光远等将兵往击。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张敬达等领兵进攻晋阳，石敬瑭知一时难以与敌，遣桑维翰草书称臣于契丹，“且请以父礼事之”，望其速出兵救援；又“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③。石敬瑭部将刘知远言：“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石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后晋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崞县）而南”，至晋阳。“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即皇帝位于柳林，“割幽（州治蓟，今北京西南）、蓟（州治渔阳，今河北蓟县）、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北）、涿（治范阳，今河北涿州）、檀（州治密云，今北京密云）、顺（州治怀柔，今北京顺义）、新（州治永兴，今河北琢鹿）、妫（州治怀戎，今沦为官厅水库）、儒（州治妫水，今河北延庆）、武（州治文德，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应（州治金城，今山西应县）、寰（州治寰清，今山西朔州东）、蔚（州治灵丘，今河北蔚县）、朔州（州治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等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④。，”
被围困在晋安寨的后唐军队，经过数月之久，“当粮俱竭”，军心动摇，统帅张敬达为部将张光远所杀，张光远率全军投降于石敬瑭。之后，石敬瑭和契丹联军南下。契丹军队至上党后北返，石敬瑭率兵南下，末帝李从珂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宣告灭亡。
第二节 后晋政权
一、石敬瑭建立后晋
“后晋”是石敬瑭在契丹主耶律德光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据史书记载，石敬瑭先世出自西夷，沙陀迁移至河西时依附沙陀。四世祖石璟于唐元和（806—820年）间随沙陀首领朱邪执宜款附唐朝，被授为阴山都督府裨校，后以安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父臬捩鸡世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善骑射为其重用，声名与周德威相亚，历任平州（今河北卢龙）、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两州刺史。
石敬塘为臬捩鸡次子，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汉式教育，对道家经典《道德经》尤感兴趣。史载，石敬瑭“好《道德经》，尝召（崇真大师张）荐明讲说其义，帝悦..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①。石敬瑭为人沉淡寡言，喜兵法，深受李嗣源赏识，被收归帐下，妻以己女。后受命为李存勖领亲骑。由于石敬瑭在魏州故元城、胡柳坡、德胜渡等战役中表现突出，曾多次受嘉奖。李嗣源称帝后，先后授石敬瑭为光禄大夫、检校司徒、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职。清泰元年（934年）李从珂即位，石敬瑭又被擢为太原节度使、北京留守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番汉马步总管。然石敬瑭“多权数，好自矜大，常谓中国天子为洛州刺史”②。石敬瑭虽与李从珂素来不和，但表面上甚为服从。清泰元年，李从珂自凤翔入继大统，石敬瑭主动入朝拜贺。但是，石敬瑭表面上伪装服从，暗中却大肆活动，等待时机，企图夺取政权。
李从珂为了削弱其势力，于清泰三年调其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辞不赴命，公开背唐。李从珂遣张敬达率兵往讨。由于得到契丹军队援助，石敬瑭大败后唐军队。耶律德光见石敬瑭“体貌恢廓，识量深远”，于是册其为“大晋皇帝”①，令其筑坛于晋阳城南，使即帝位，又将自己所穿衣帽授给他。是为后世所谓之“后晋”。“后晋”建立后，石敬瑭改清泰三年为“天福元年”。不久，在契丹主耶律德光支持下，又挥师进入洛阳，灭后唐，以洛阳为西京，汴州为东京。由于“后晋”政权是在契丹贵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名义虽是独立政权，实际上却是契丹的附庸。
二、石敬瑭时期的统治
石敬瑭恃契丹立国，不但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且奉契丹主为“父皇帝”，对石敬瑭的做法，当时“朝野咸以为耻”。但是，石敬瑭在统治上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他的很多做法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在对外关系上石敬瑭的一些做法应给予肯定。其一，石敬瑭靠契丹立国，故其称帝后，在对待契丹关系上，力主屈从。《资治通鉴》对石敬瑭的这种奴颜婢膝的做法有生动的描述，云：
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遗。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②。
石敬瑭的这一态度，为当时多数人所反对，“朝野咸以为耻”。其后，一些方镇利用石敬瑭这个政治上的弱点，开展反对他的活动，如安重荣，一面抗表谋讨契丹，一面恃其手握强兵，据有战略要地镇州，“有飞扬跋扈之志”，对石敬瑭造成极大压力。桑维翰等部分人则认为安重荣请讨契丹之表不可从，力陈不可与契丹抗争的理由有七，其主要之点是契丹已是国力强盛、恩义非轻，不能轻言战争，竭力为屈节辩护。然石敬瑭并非一味屈从契丹，他为缓和社会矛盾，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还应看到，如每年输纳给契丹的金帛“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又“将自后梁、后唐以来奉使契丹未回者及北京（太原）沿边管界被契丹虏掠的人口赎回，放还本家”①。
其二，石敬瑭在位时加强了与西域的交往联系。于阗国历来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双方来往不断，于阗将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称之为“舅甥关系”。五代时期中原兵燹不断，但一心向往中原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仍派检校太尉马继荣等人，持红盐、郁金、牦牛尾、玉〓等贡物，历尽艰险，于天福三年（938年）抵达汴梁，向晋朝表示归属中央之意。高祖石敬瑭对于阗使者给予隆重礼遇，封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并派供奉官张匡邺为鸿胪卿，与彰武节度判官高居诲出使于阗，册封“境控西陲，心驰北阙”的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
其次在政治上，石敬瑭在选官、宽刑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措施。天福三年，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窦贞固疏曰：“臣闻举善为明，知人则哲。圣君在位，薮泽岂有隐沦；昭代用材，政理固无紊乱。求贤若渴，从谏如流，郑所以誉子皮；□□□□，□□□□，鲁所以讥文仲。为国之要，进贤是先。陛下方树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诏百僚，令各司议定一人，有何能识，堪何职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荐引，果谓当才，所奏之官，望加奖赏；如乖其举，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罚。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闻择善；十目所视，必不滥知。臣职在论思，敢陈狂狷。”书上奏之后，“帝深嘉之，命所司著为令典”②。总的来说，石敬瑭统治时期在人才选拔方面的举措是值得肯定的。
在刑狱方面，石敬瑭曾发布一些减刑、宽刑方面的诏令，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亦有推动作用。如天福二年五月丙申，诏：“天下见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恶五逆、放火烧舍、持仗杀人、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并见欠省钱外，罪无轻重，一切释放。”①另，石敬瑭于天福二年诏令“乙巳，赦张从宾、符彦饶、王晖之党，未伏诛者皆不问”，“梁、唐以来，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赎还其家②。”
第三，经济上，石敬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生产。石敬瑭即位之初，“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③。对于当时的一些受灾地区，石敬瑭在税收方面亦给予照顾。如针对当时河府、同州、绛州等处发生旱灾，石敬瑭下诏曰：“河府、同州、绛州等三处灾旱，逃移人户下所欠累年残税，并今年夏税差科，及麦苗子沿征诸色钱物等并放。其逃户下秋苗，据见检到数不计是元额及出剩顷亩，并放一半。委观察使散行晓谕，专切招携。应归业户人，仍指挥逐县切加安抚。”④此种减轻赋役情形仅据史书记载就有数起。
唐末五代政府一直实行食盐官榷制度，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人民则不堪其苦。石敬瑭立晋之后曾一度在某些地区解除食盐官榷制度，任由民间贸易，此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天福元年十一月九日，石敬瑭下敕文曰：“盐曲之利，军府所资。倘不便于人户，宜别从于条例，所期济众，无患防公。在京盐价元是官场出粜，自今后并不禁断，一任人户取便粜易，仍下泰原府更不得开场粜货。”⑤这一做法有利于打破政府对食盐的垄断，方便人民对食盐的需求。自天福二年至六年，政府实行了比较宽松的食盐买卖制度，允许商人卖盐，政府则向民户征收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时亦便之，由此盐价大跌。
尽管石敬瑭在为政上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当时后晋政治在总体上仍是十分腐败的。史载，石敬瑭宠臣桑维翰“四方赂遗，岁积巨万”①；张彦泽“诛剥生聚，冤声秽迹，流闻四方”②，“昼夜以酒乐自娱，当在京巡检时，出入骑从常数百人”，“所居第，财货山积③。”
三、后晋亡国
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死，子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与宰臣冯道等拥其侄石重贵为帝，是为后晋出帝（又称少帝）。石重贵，石敬瑭兄石敬儒之子，父早卒，石敬瑭养以为子，随石敬塘征战。后晋立国，重贵为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东节度事。天福三年封郑王，六年徙封齐王。石敬塘有六子，五子早死，幼子石重睿年幼，石重贵以长而立。
出帝重贵昏聩无能且鄙俗下流，景延广位居将相，骄横贪浊且勇谋皆无，宰相而下，备位而已。出帝之政治统治亦相当腐败，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对被统治者横征暴敛；加之其时水利失修，一遇天灾，便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其情形惨不忍睹。兹仅举两例：天福七年七月“州郡十七蝗”，八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④；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河南府上言，“逃户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饿死者千万计”，“天下饥，谷价翔踊，人多饿殍”⑤。
重贵即位后遣使上表契丹报丧，契丹主耶律德光以重贵“不先承禀，擅即尊位，所赍文字，略去臣礼”，大为恼怒，遣使严厉谴责。时值降于契丹的幽州节度使赵延寿（原后唐幽州镇将赵德钧之子）图谋称帝中原，遂鼓动耶律德光南下击晋；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也暗中与契丹通情，密告石重贵“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⑥等窘境，建议若挥师南下，“一举可以平定”①。耶律德光本欲染指中原地区，加之赵延寿和杨光远等的策动，遂于开运元年（944年）春，令赵延寿、赵延照（一作赵延昭）将兵五万进攻贝州。接着，又分兵进犯忻州、代州、恒州、邢州、沧州等地。石重贵一面令李守贞、刘知远、高行周等分别率兵抵御，一面又遣使修好，被拒绝，于是双方展开血战。晋军在李守贞和高行周等率领下，先败敌于郓州马家口（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继而又挫其众于戚城（今河南濮阳县北）。耶律德光见初战不利，佯装弃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引兵伏于顿丘故城（今河南浚县北），阴谋待晋军主力与恒、定兵会合后再行出击。但由于连日阴雨，结果一无所获，遂采纳赵延寿建议，移兵于澶州（今河南濮阳县西）城北，从东、西两面向晋军发起进攻，为高行周等击败，耶律德光被迫引兵退走。晋军乘胜进攻青州，杀杨光远。晋军经过苦战，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是年十二月，契丹再次南侵，以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先锋，直指邢州。后晋以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合各道兵马屯于邢州，以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不久，契丹帝耶律德光率大军而至，建牙于元氏。后晋惧于契丹军的声势，稍后撤，结果引起各部军心的动摇，丢盔弃甲，一路焚掠，至相州（今河南安阳）时已经不成行伍。开运二年正月，契丹进逼邢州，后晋调邺都、滑州兵进军拒敌，义成节度使皇甫遇自滑州领兵赴邢州。契丹已寇邢、洺、磁三州，进入相州境内。二月，后晋数万大军驻扎于相州之北安阳水南岸，皇甫遇与慕容彦超领骑兵侦察契丹军情况，于邺县（今河北磁县南）漳河边与契丹大军遭遇，晋军边战边退，至榆林店被契丹军包围。后晋军见前锋未回，安审琦力争发兵救援，率军渡安阳水，契丹军见晋援军已至，连夜北撤至鼓城（今河北晋州市）。二月，晋出帝采纳马全节的建议，乘契丹军北撤之机，命杜重威会同马全节等进军幽州，自己亦御驾亲征至澶州，并于三月份重修德胜城与澶州、邺都成三角相犄之势，互相呼应。三月，后晋各路兵马于定州会师，攻契丹，连下泰州（今河北清苑）、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东），俘虏契丹酋长没刺及其士卒两千人。契丹八万北撤大军闻讯后，卷土重来，晋军退保泰州，又进而退至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晋军与契丹军交战，北逐契丹军十几里，契丹撤过白沟。二十六日，晋军列阵南撤，被契丹骑兵包围，且战且退，次日行至白团卫村。双方交战于白团卫村，会天大风，折树扬尘，晋军趁势猛冲敌阵，契丹大败，奔归幽州。
石重贵生活本来就极其腐化，白团卫村大捷之后，自以为“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又赏赐优伶无度”。将士护国卫疆，马革裹尸，付出甚巨。桑维翰谏曰：“曏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绝筋折骨，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①然重贵不听，最终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开运三年（946年）夏，“河南、河北大饥，殍殕甚众，沂、密、兖、郓寇盗群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兖州节度使安审琦出兵捕逐，为贼所败”②；“（七月）河南、河北诸州郡饿死者数万人，群盗蜂起，剽略县镇”③。后晋天灾人祸频仍，距离亡国为时不远！
白团卫村大捷之后，枢密使冯玉专政，欲伐远以立大功，乃以天雄节度使杜重威主军事。杜重威早有异志，与辽暗通款曲，欲效石敬瑭故事，故累请增加兵员，遂手握重兵，国库亦为之空虚，而中枢却毫不知情。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七月，有从幽州来的人，说赵延寿有意归顺国家，枢密使李崧、冯玉听信传言，命令天雄节度使杜威给赵延寿写信，希望用丰厚的财利来引诱。洛州将领赵行实曾在赵延寿手下做过事，于是朝廷派他带上书信偷偷送到幽州去。赵延寿回信说：“久处异域，思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拔身南去。”④词意恳切真挚。九月，契丹又遣瀛州刺史刘延柞致书晋廷，请求举城降晋，望朝廷发兵来袭。石重贵不辨真假，于是年十月令杜重威、李守贞、安审琦引兵进攻瀛州。及至城下，始知中计，仓皇撤退。耶律德光遂趁势自易、定趋恒州，双方夹滹沱河而阵。是年十二月，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二十万大军降契丹，旋引契丹大军南下。
杜重威等降契丹后，契丹主耶律德光以张彦泽为前锋，挥师南下，直取汴京。张彦泽引兵两千，自封丘门入城，纵兵大掠。石重贵驱后宫十余人，欲放火自焚，为亲军将薛超所阻。重贵遂令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请罪。耶律德光进入宫城，将石重贵及其后妃逐出皇宫，不久又将其放逐于建州（治所位于今辽宁朝阳市西南），后晋亡，计二世二主，立国11年（936—947年）。
第三节 后汉政权
一、契丹短暂入主中原
后晋灭亡之次年正月，耶律德光进入汴梁，将后晋并入辽国范围。耶律德光入汴梁之后摆出一副偃武修文，无为而治的姿态，云：“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并“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稍后又“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①。
耶律德光若按此稳步进行，本可在中原长期统治下去，然其不久便被迫北退，主要原因：一是鄙视汉人。契丹灭晋前，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曾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②由此，契丹失去了汉族精英的支持。二是广受四方贡献，纵情酒色。契丹入主洛阳后，“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劫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濮（州治甄城，今山东甄城北），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昫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晌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①。
契丹主的错误统治遭到了中原人广泛反对：“契丹以族人朗鄂为澶州节度使，朗鄂性贪虐，吏民苦之。琼为水运什长，乃构夏津贼帅张乙，得千余人，沿河而上，中夜窃发，自南城杀守将，绝浮航，入北城，朗悟据牙城以拒之。数日，会契丹救至，琼败死焉。契丹主初闻其变也，惧甚，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②“会契丹入汴”，相州留后梁晖“收集徒党，先入磁州，无所侵犯，遣使送款于帝。晖侦知相州颇积兵仗，且无守备，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与其徒逾垣而入，杀契丹数十人，夺器甲数万计，遂据其城”③。面对中原人的广泛反对，耶律德光曾发出绝望之言：“我不知中国之人难治如此！”
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河阳兵变”。后晋大将武行德“陷于契丹”，伪请自效，因遣送将校数十人，护所取尚方铠甲还契丹。至河阳，行德谓众曰：“‘我与若等能为边地鬼耶？’众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逐走其节度使崔延勋，悉以州库分诸校而权领州事。”④耶律德光闻讯，极度绝望，于臣下云：“我有三失：令上国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钱，二失也；不寻遣节度使归藩，三失也！”⑤耶律德光由此惊悸忧郁，至临城得病，途中病情急剧恶化，至栾城杀胡林，苦热，聚冰于胸腹四肢，嚼食冰块，体温还是不下降，终于死去。“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目之为‘帝羓’（即干尸）焉”⑥。
二、刘知远建立后汉
当耶律德光入汴，中原军民奋起抗辽之际，后晋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广募士卒，派兵守河东地区一带，以防其侵扰。天福十二年（947年）春正月，又令部将王峻奉表前往契丹，耶律德光呼之为儿，并赐予一木柺，以示优渥。王峻返回后，向刘知远汇报了契丹军在中原地区残虐百姓的种种情况，并推断耶律德光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①。刘知远“知契丹政乱，乃议建号焉”。是年（947年）二月，“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与文武将吏等，以中原无主，帝威望日隆，群情所属，上笺劝进，帝谦让不允。自是群官三上笺，诸军将吏、缁黄耆耋，相次迫请，教答允之”。“辛未，帝于太原宫受册，即皇帝位，改制晋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②。刘知远称帝得益于当时的有利条件。其时契丹甫灭后晋，契丹主入主中原，施政无方，整个社会混乱，人心渴望新的君主出现，刘知远正是把握了这一有利时机，很快称帝。正如史家所谓“在昔皇天降祸，诸夏无君，汉高祖（刘知远）肇起并汾，湍临汴、洛，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③。
后汉建立之始，有着较为有利的形势：首先，刘知远占据的晋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且军事实力雄厚，因此在北方郡县中颇具号召力。刘知远称帝后，后晋末年陷于契丹的北方州县，望风披靡，纷纷归附后汉；其次，契丹倾国南下，历经三年苦战，损耗严重，加之契丹主耶律德光在北撤途中死去，契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新任契丹主兀欲“荒于酒色，轻慢诸酋民，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④。这些条件均有利于新立的后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刘知远称帝后，亦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以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主要有：对于原契丹所授之官吏不复变更。“诏谕以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凡契丹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①。刘知远此举打消了众多契丹委任官吏的疑虑，使他们能为新的后汉王朝效劳；经济上，刘知远下令“诸道为契丹括钱率帛者，皆罢之。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自馀契丹，所在诛之”②。契丹南下灭后晋后，在中原地区疯狂搜刮民财，民众大量逃匿山谷，刘知远即位后“遣使以诏书安集农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③。这些措施对于后汉稳固统治，恢复社会生产是有利的。
刘知远虽然在稳固统治、恢复社会生产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他总体上是一个无济世之才的愚昧昏聩君主，只是特殊的时势才得以入主中原，其建立的后汉王朝只能是昙花一现。其时，中原地区遭后晋及契丹的肆意蹂躏，已经凋敝不堪，刘知远诏书云：“朕昨夙驾河汾，薄狩陕虢，洎及京邑，周览神皋，禾黍废为，田墙屋毁为平地，凄伤满目，指顾伤心”；“顷属前朝季年，中原失驭，蒸黎板荡。县分离寰区多兵燹之乡，宫阙作枕戈之地几百万之生聚俱陷虎狼，数千里之人烟顿成荆棘”④。针对当时社会这一凋敝情状，刘知远根本无能为力。正如王夫之所云：“得国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众即溃，君即死，国即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⑤对于刘知远的致命弱点，司马光有精辟的分析，其云：“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⑥司马光之言诚为至理之言，失仁，失信，失刑，使整个后汉政权众叛亲离。刘知远死后未几，一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使后汉政权轰然倒塌。
刘知远刚刚统一黄河流域，席不暇暖，遂于乾祐元年（948年）正月染疾而亡，年五十四，庙号高祖。子承祐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是为隐帝。
三、后汉亡国
隐帝统治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整个统治维系未几便退出历史舞台。隐帝即位不久，便爆发了“三镇叛乱”。乾祐元年三月，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反叛。接着，赵思绾据永兴叛，王景崇据凤翔叛。三股反叛势力勾结起来，史称“三叛连衡”。隐帝发兵征讨，因诸将不肯尽力，劳而无功。乾祐元年八月，诏令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使诸军皆受郭威节度。郭威采纳扈彦珂建议，先集中力量进攻李守贞。他“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赐与；微有伤痍者，亲为循抚。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温颜以接，俾尽其情，人之过忤，未尝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效用”①。最终郭威采用“四面撒网，瓮中捉鳖”方法，围而困之，将李守贞击败。不久，王景崇兵败自焚，“三镇叛乱”遂被平定。整个征讨历时近两年，使后汉势力大损。
乾祐二年十月，后汉内战正酣之时，契丹乘机发兵南侵，杀掠吏民，“数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将，闭关自固”。朝廷拟以枢密使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率师御边，史弘肇且欲郭威仍兼枢密使以慑诸军。而司空兼平章事苏逢吉又坚决反对，以为“以内制外，顺也；今反以外制内”②，于理不合。双方各执一词，最终隐帝赞同弘肇提议，仍以郭威兼枢密使，但自此以后将相之间开始失和。
其后，隐帝因杨邠、史弘肇屡阻其逸乐而积恨不平，遂与李业、阎进卿、聂文进、匡赞等不得志之官策划杀掉杨邠、史弘肇、王章等，灭其族，并暗中派人企图谋杀郭威。郭威集诸将校，状告杨邠、史弘肇、王章冤死之事，并在诸将拥戴下，引兵渡河南下，企图利用武力“清君侧”。郭威兵临汴州，隐帝亲自统兵出战，然其部下纷纷投奔郭威。隐帝被迫退回京城，为乱兵所杀。郭威进城之后，整顿秩序，请太后临朝听政，并准备迎刘知远侄刘赟继位。时值契丹举兵南下，侵扰邢州、深州等地，郭威奉命北击。兵至澶州时，郭威便借□士卒哗变，班师回汴州称帝。后汉由此寿终正寝，前后历二帝，四年。
后汉国祚之短促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之最，正如史家所言：“自古覆宗绝祀之速者，未有如帝（隐帝）之甚也。”对于其灭国原因，史家亦有鞭辟入里的分析：“隐帝以尚幼之年，嗣新造之业。受命之主，德非禹、汤；辅政之臣，复非伊、吕。将欲保延洪之运，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摧三叛，虽仅灭于樃枪，而内稔群凶，俄自取于狼狈..盖人谋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夺也。”①
第四节 北汉政权
北汉是五代时期十国中唯一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北汉建立者刘崇（即位后改名为“旻”）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首府晋阳。北汉传四主：世祖刘崇（在位4年）、睿宗刘承钧（在位13年）、少主刘继恩（在位仅数月）、英武帝刘继元（在位12年），历时29年。
一、刘崇建立北汉
刘崇，“为人美须髯，目重瞳子。少无赖，嗜酒好博，尝黥为卒。高祖事晋为河东节度使，以旻为都指挥使。高祖即帝位，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隐帝时，累加中书令。”②隐帝时，“周太祖为枢密使，新讨三叛，立大功”，因此与郭威有隙，颇不自安。当时刘崇的谋臣郑珙见郭威功高震主，人心归向，已预见到郭威将会篡夺后汉政权，遂向刘崇进谏，云：“汉政将乱矣！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公为宗室，不以此时为计，后必为人所制。”刘崇答曰：“子言，乃吾意也。”于是，“乃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隐帝遇弑，旻乃谋举兵”③。
北汉建国之初，辖地十二州，即并州（今山西太原）、汾州（今山西汾阳市）、忻州（今山西忻州）、代州（今山西代县）、岚州（今山西岚县）、宪州（今山西静乐县西南娄烦）、隆州（今陕西神木县北）、蔚州（今河北蔚县）、沁州（今山西沁源县）、辽州（今山西左权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石州（今山西离石区），其范围包括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尚不及后唐的河东全道。
北汉立国之初，刘崇摆出一副厉行节约、关心民瘼之姿态，力图克周兴汉。刘崇曾谓王峻曰：“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庚辰，下诏悉罢之。其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损被于庶。”又曰：“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又诏曰：“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勿事辞藻。”①然其后随着北汉伐周一再失利，遂肆意敛财，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北汉一蹶不振。
北汉自知辖境不广，且地瘠人贫，财政入不敷出，不足以与后周抗衡，故立国之初即效仿石敬瑭故事，投靠契丹。时契丹主兀欲（耶律阮）在位，使聿撚（契丹主耶律德光北归时，后晋横海节度使潘聿撚弃镇随之，契丹主以聿撚为西南路招讨使）遗刘承钧书。北汉主使承钧复书，云“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②，契丹主大喜。
不久，北汉攻打后周，派五道兵攻晋州，“节度使王晏闭城不出。刘承钧以为怯，蚁附登城。晏伏兵奋击，北汉兵死伤者千余人。承钧遣副兵马使安元宝焚晋州西城，元宝来降。承钧乃移军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许迁遣步军都指挥使耿继业迎击北汉兵于长寿村，执其将程筠等，杀之。未几，北汉兵攻州城，数日不克，死伤甚众，乃引去”③。北汉在与后周作战中失利，遂遣李芃〓请援于契丹。兀欲深为高兴，要刘崇仍与契丹“约为父子之国”。紧接着，四月辽遣使来告“周使田敏约岁输钱十万缗”，刘崇令宰相郑珙以厚赂致谢，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并请求册封。兀欲为满足刘崇欲望，六月，令燕王述轧、政事令高勋册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并赐以“黄骝、九龙十二稻玉带”报聘①。自此，双方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后周。同年九月，刘崇以李存瑰为招讨使自团柏（今山西祁县东团柏村）击周，兀欲欲引兵合北汉军前往会击，燕王述轧等拒命，杀兀欲。齐王述律（耶律璟）继位，号天顺皇帝。刘崇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前往祝贺，并请共击晋州。述律令彰国节度使统兵五万与会，为后周军击败。自此，刘崇知终难以与后周抗衡。
北汉因地瘠人贫，加之累年与后周交战，财政入不敷出，故“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己，故其国中少廉吏”②。为了改变这种财政窘境，刘崇不断加重对境内民众的赋税征敛，由此不断出现民众逃亡和反抗事件。史载当时北汉“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
乾祐七年（954年）正月，后周主郭威死，子柴荣继位。刘崇趁其忙于丧事，再约契丹共同击周。述律令武定节度使杨兖将兵万骑及奚等部众与北汉军于晋阳会合。刘崇则自将兵三万，令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引兵出团柏。三月，双方相遇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市）南部高原。后周新主柴荣亲冒矢石上阵，大败北汉军队，北汉辎重、甲仗、乘舆、服物等尽为周军所有。刘崇披褐戴笠，率百余骑逃窜③。周军获胜后于潞州略事休整，又进军太原。“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需，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④。由此，可见北汉对辖境人民剥削之重。
二、北汉亡国
刘崇因高平之败，继而又被围于太原，忧愤成疾，遂将国事委皇子承钧处置。是年十一月病死，子承钧继其位，是为睿宗。睿宗“名钧，初名承钧，世祖次子也..幼而颖异，性孝谨，颇好学，工书法”。刘崇晏驾之后，承钧认为“服丧，以日易月，非礼也”，乃行三年丧礼，同时奉表于契丹，自称曰“男”。述律答之以诏，呼之为“儿皇帝”。又遣镖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刘承训册其为“天子”，更名“钧”①。刘钧初秉政时，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史称“北汉孝和帝性孝谨，既嗣位，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②。
刘钧即位后亦致力于灭周，天会元年（957年）十一月即与契丹联兵攻周，无果而还。刘钧知契丹不足恃，然不敢遽绝，于是厚礼相送。天会三年（959年），周世宗柴荣死，子承训立。契丹主述律欲趁机合北汉兵攻周，承训于次年春遣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统兵北征。赵匡胤举兵至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市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灭后周，建立宋朝。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拒宋，进军泽州，称臣于北汉，请求出兵救援。刘钧于太平驿（今山西屯留县北）与李筠相会，共同攻周。不久，李筠在与宋作战中身亡，北汉宰相卫融被执。刘钧引兵归太原。
刘崇在位时，事必禀契丹，然“承钧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责承钧改元、援李筠、杀段常不以告，承钧惶恐谢罪。使者至契丹辄见留，承钧奉之愈谨，而契丹待承钧益薄”③，北汉与契丹之关系日渐淡薄。
由于北汉“地狭产薄，以岁输契丹，故国用日削”，为解决北汉财政危机，睿宗拜五台山僧继颙为鸿胪卿。继颙，“故燕王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旻世颇以赖之。继颙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畜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颙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宝兴军”④。由此，北汉聊以自安。
承钧立国十三年病卒，其养子继恩立。“继恩本姓薛氏，父钊为卒，旻以女妻之，生继恩。汉高祖以钊婿也，除其军籍，置之门下。钊无材能，高祖衣食之而无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钊罕得见，钊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伤而不死，钊即自裁。旻女后适何氏，生子继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钧无子，乃以二子命承钧养为子”①。继恩性懦弱，虽“纯孝，然非济世之才”。“九月，继恩置酒会诸大臣宗子，饮罢，卧阁中。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挺刃入阁，闭户而杀之。郭无为遣人以梯登屋入，杀霸荣并其党”②，继恩即位仅60余日便退出历史舞台。
郭无为杀霸荣后，迎立继元，改元“广运”。继元为继恩异父同母弟，也为刘钧养子。史载“帝美风仪，善谈论，颇通禅学。居潜邸时，常假僧继颙紫檀如意，每接僧，则顶帽具三衣，秉此挥洒，名为‘握君’”。继元践祚之后御事残忍苛刻，“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其被杀伤者，自故相张昭敏以下，不可胜纪”③。其叔父镐、锴、绮、锡皆为所杀，独锐佯愚获免。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继续倚契丹为奥援，与宋为敌。
北宋开宝二年（969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亲征太原，引汾水、晋水灌城，军队驻扎甘草地。其时天热多雨，宋兵患腹泻病者甚众，加之契丹派兵援汉，宋太祖被迫撤兵，丢弃粟三十万、茶、绢各数万，为北汉所得。开宝九年（976年）八月，赵匡胤第二次派兵攻打北汉。十月，赵匡胤突然在斧声烛影中死去，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太宗考虑自己地位尚未稳固，灭北汉时机没有成熟，于是下令停止进攻，撤回军队。
宋太宗即位之初，即决心平定北汉，他曾对齐王廷美云：“太原，我必取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二月，宋太宗御驾亲征，率军征讨北汉。三月，宋军在大将郭进指挥下在忻州以南的石岭关大败北汉与辽联军。石岭关之役，宋军消灭辽兵一万多人，迫使辽退兵回国。自此，北汉刘继元成为瓮中之鳖，灭亡已指日可待。
宋军在石岭关获胜以后，战果迅速扩大。之后，折御卿攻占奇岚军，破岚州，解晖攻克隆州（今山西祁县东）..北汉只剩下太原、汾州等两、三个据点。四月二十二日，宋太宗亲达太原，驻汾东行营，采用劝降与攻城同时并举的策略，亲自督战。二十三日，太宗下诏给刘继元，以高官厚禄劝降。
五月六日，刘继元率领官属穿戴白衣纱帽在太原城北连城台下俯伏降宋。太宗赐给刘继元袭衣玉带、金银鞍勒马三匹、金器五百两、银器五千两、锦彩两千段，文武百官各有赏赐。又召刘继元上台，继元叩头说：“臣闻车驾亲征，即愿束身归罪，盖亡命者惧死，逼臣不得降尔。”太宗封刘继元为特进、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其相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稍后，太宗又命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劝降刘继业，刘继业“北面再拜大物，释甲来见”。太宗封其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
五月十日，防守汾州的北汉节度使蔚进等，见大势已去，也投降了宋。至此，北汉十二州、四十一县、三万五千二百二十户及三万军队全部归顺宋朝。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四月，沙陀与朱梁大战正酣之时，李存勖为振奋人心、鼓舞士气，遂于魏州筑坛称帝。因李存勖先世被赐皇姓并列入皇籍，便以唐室后裔自居，建国号为“大唐”，改元“同光”，史称之为“后唐”。后唐的建立，是沙陀由弱小、落后、偏居一隅的民族转变为强大、并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里程碑。
后唐建国之初，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是年十月，后唐灭梁，随即迁都洛阳，以太原为北京。后唐立国之初，共有13个节度，50州，灭梁后又增加20余镇。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前蜀，又得汉中及两川10节度、64州、249县，其辖地包括今山西、河南、山东三省以及陕西、河北、甘肃、宁夏、湖北、安徽、江苏、四川等省的大部分或一部分①。
后唐政权与之前的后梁相比在势力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后梁时期，其实际统辖范围仅限于大河以南及山东沿海一带，与它同时存在的除契丹外，还有河东的沙陀李克用父子、幽州刘守光、关中李茂贞等割据政权。河北中部虽名义上归附后梁，实际上仅有魏博一镇归附，镇、定二镇则一直摇摆于沙陀、后梁、幽州三大藩镇之间。而后唐则不然，早在后唐政权建立之前的913年，李存已经统一幽州；后唐建立后，李茂贞亦“上表称臣”，李嗣源时期，关中已经完全形同直辖州郡了。从军事势力来看，后唐亦为后梁所不及。以后唐灭蜀为例，史称“自兴师出洛至定蜀，计七十五日，走丸之势，前代所无”①，足以证明后唐军事势力之雄厚。
一、庄宗时期的统治
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个军事天才，沙陀与朱梁争夺中，李存勖“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②。然李存勖虽深谙取天下之道，却不懂治理天下之理，他在位仅仅三年国祚就移于他人。
李存勖即位之后，不恤民生，为了满足个人嗜好，经常带着大量骑兵外出畋猎，少者数千，多者万余，任意践踏田禾、破坏庄稼之事多有发生。有一次，李存勖猎于中牟（今河南中牟县），由于严重损害农作物，当地县官进行谏阻。李存勖非但不予表彰，反而下令将其处死。幸得伶官敬新磨代为说情，县官才得幸免于难③；同光三年（925年）秋，黄河发大水，“两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师赋调不充，六军之士，往往殍殕，乃预借明年夏、秋租税，百姓愁苦，号泣于路，庄宗方与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腊，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后宫毕从，历伊阙，宿龛涧，癸未乃还。是时大雪，军士寒冻，金枪卫兵万骑，所至责民供给，坏什器，彻庐舍而焚之，县吏畏惧，亡窜山谷”④。其次，李存勖本人生活极其腐化。经唐末战乱，五代宫苑后妃制度已经残缺不全。但李存勖为了个人享乐，即位后派人至诸道采择宫女数千人，置诸内庭。其供养的美女宫苑，著名的就有昭容、昭仪、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多处。其余还有各种名号，不可胜记①。同光三年，洛阳天气炎热，李存勖择宫中高楼避暑，仍不称意。近侍宦官为讨好李存勖，饰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李存勖遂曰：“予富有天下，岂不能办一楼！”②即令宫苑使经营之，幸得郭崇韬进谏，才得以停止。第三，李存勖用人不当，滥用献媚之辈，宠爱伶人、宦官。李存勖在位时，任用孔谦，大肆搜刮民财；任用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任用伶官景进，使其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军机国政皆予参决”③。这些人往往利用手中权力，侮弄缙绅，陷害忠良，残虐百姓，横征暴敛，致使社会陷入严重危机。其后李嗣源即皇位后曾遣姚坤告哀于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姚坤云：“闻吾儿（李存勖）专好声色游畋，不恤军民，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亡矣！”④李存勖除滥用谄媚之人外，还滥杀有功之臣。郭祟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乃后唐重臣，曾任中门使，专典机务，深受李存勖信任。李存勖与朱梁夹河之战十数年，在镇州、德胜、杨刘等大战役中，郭祟韬多有建言。尤其灭梁之战前，沙陀面临朱梁四面攻击，郭祟韬力主乘梁都空虚直捣大梁。后唐伐蜀，郭祟韬实际主征伐之事，指挥有度，七十余日灭蜀。后因蜀王宗弼离间，引起郭祟韬与主帅魏王的相互猜忌，加之朝中宦者进馋，郭崇韬及其二子皆遭杀身之祸。郭崇韬被杀后，后唐重臣西平王朱友谦（朱友谦因战功卓著，曾被庄宗存勖赐予免死铁券）因未能满足宦官伶人所求，遂为宦者诬陷而遭满门抄斩之祸。
郭崇韬乃朝中重臣，有功而无过，郭崇韬罹难举朝震动，进而流言四起，传言李存勖为刘皇后所弑。同光四年（926年），魏博军人乘机发动哗变，焚掠贝州，进攻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镇）。李存勖命蕃汉总管李嗣源前往镇压，不料李嗣源为乱兵劫持入城，而另一大将李绍荣（元行钦）则向庄宗上奏李嗣源已叛。待李嗣源脱身出城，诸路平叛军马已溃散，仅李绍真（霍彦威）五千兵未退。李嗣源上表自辩，又为李绍荣所阻，庄宗委派李嗣源之子李从审前去慰谕，亦为李绍荣所囚。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向李嗣源建议：“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与叛卒人贼城（邺都），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①石敬瑭遂挥兵渡河，突入大梁。三月二十六日，李嗣源也率领大军进入大梁。
此时，庄宗亦率兵二万五千从洛阳东趋大梁，至万胜镇（在今河南中牟县），闻李嗣源已经占领大梁，神色沮丧，曰：“吾不济矣！”即命旋师。士卒逃散，只剩一万多人。庄宗刚回到洛阳，四月初一，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发动兵变，率所部兵攻入兴教门。庄宗率宿卫军校十余人力战，身中流矢而死，年四十二。身经百战统一黄河南北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就这样在众叛亲离中结束了生命。未几，李嗣源进入洛阳称帝，改元天成，是为后唐明帝。
二、明宗时期的统治
李嗣源为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十三岁时任李克用手下亲兵，以骁勇善骑射为李克用赏识，被收为“义子”，赐姓名。史载李嗣源每从李克用围猎，“仰射飞鸟，控弦必中，寻隶武皇帐下。武皇遇上源之难，将佐罹害者甚众，帝时年十七，翼武皇逾垣脱难，于乱兵流矢之内，独无所伤。武皇镇河东，以帝掌亲骑。时李存信为蕃汉大将，每总兵征讨，师多不利，武皇遂选帝副之，所向克捷”。及李存勖长大成人，“雄武独断，谦和下士。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居常惟治兵仗，持廉处静，晏如也。武皇常试之，召于泉府，命恣其所取，帝惟持束帛数缗而出。凡所赐与，分给部下。尝与诸将会，诸将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众惭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将王弁据振武叛，帝率其属攻之，擒弁以献”②。李嗣源不仅是一位有谋略、勇于战斗而又豁达大度的将领，而且由于其出身卑贱，社会阅历丰富，颇知民间疾苦，加之其亲眼目睹了庄宗李存勖荒淫奢侈亡国的悲剧，因此其执政后励精图治，使整个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小康局面。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社会出现了短暂的治世局面，后世史家对此多有赞美。《五代史阙文》云：“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战阵，即位之岁，年已六旬，醇厚仁慈，本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番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①《旧五代史》作者也对明宗的统治给予了肯定，曰：“及应运以君临，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以来，亦可宗也。”②
明宗时期后唐出现的短暂小康局面与李嗣源采取的施政措施密切相关，主要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
一、政治层面。针对当时奸佞当道、庸人尸位素餐、官吏贪婪等政治弊端，明宗大力整饬吏治，裁减冗员，贬抑奸佞，唯才是举，同时致力于消除外患。
首先，整饬吏治。唐末五代历史上，官吏渎职、阳奉阴违、巧立名目苛敛百姓以饱私囊的吏治败坏现象比比皆是。明宗即位后针对这些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如天成元年八月丁未，枢密使院条奏：“诸道节度使、刺史内，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须行止绝。州使所纳军粮，不得更邀加耗。节度使、刺史所置牙队，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况人数已多，访问尚有招致。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为使下元随，邀求职务，凌压平人；及有力户人，于诸处行赂，希求事务。亦有州使安称修葺城池廨宇，科赋于人，及营私宅，诸县镇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敛人户，不得禀受。州府不得赊买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条件，州使如敢犯违，许人陈告，勘诘不虚，量行奖赏。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准此处分。”③可见，明宗时期对于地方官吏任意向民众加赋、敛取是严厉禁止的。而且为了贯彻这一措施，政府还制定了配套措施。
其次，裁减冗员。后唐立国之初，“兵革虽宁，支费犹阙”。面对这一现实，中书门下提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建议：“应诸寺监各请置卿、少卿监、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两员，余官并停。唯太常寺事关大礼，大理寺事关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许更置丞一员。其王府及东宫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属，凡关不急司存，并请未议除授，其诸司郎中、员外应有双曹者，且置一员。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舍人、补阙、拾遗，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条理审奏。其停罢朝官，仍各录名衔，具罢任时日，留在中书，候见任官满二十五个月，并据资品，却与除官。”①对于这些合理建议，庄宗一律采纳。此举措虽招致一些反对声音，但它大大节省了后唐的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
第三，贬抑奸佞。自唐末以来，官吏强取豪夺成形，贿赂行私成风，这一现象的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明宗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下诏地方节度使、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②。这是对唐末以来官场腐败弊症的一大整饬，明知故犯者，明宗则给予严厉惩处。史载：“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者，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兵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璟，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寘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瓒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瓒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蓄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寝陵，宣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①“明宗尤恶贪货。邓州留后陶己为内乡县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配绥州，长流百姓。毫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面戒汝州刺史苌蕳，为其贪暴。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由是皆就戮。”②
第四，消除外患。自唐末以来，中原内乱不断，契丹族经常乘虚南寇，对边疆地区民众的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后唐建国后，随着内乱平息，政府开始移屯边境，北疆边防得以巩固，契丹几次对后唐的寇掠都被打得大败，遂不敢轻易寇边。与此同时，明宗还通过派遣使者及对其贵族进行赏赐等，推行与契丹的睦邻政策，因此，明宗时期的北部边患基本消除。
二、经济层面。自唐末以来，军阀混战，赋役繁重，社会经济凋敝，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明宗即位后为恢复社会经济采取了许多英明的措施，主要有倡导节俭、减轻租税，发展商业等。
首先，明宗以身作则，倡导节俭。历史上的腐化奢侈之风往往是自上而下，上行下效。明宗即位后非常注重自身生活的节俭，在位期间，大量裁减宫人、宦官等为君主生活服务的人员，“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③。自唐代中期以来，回纥等民族往往借贡马之名，前往京师索取高额赏赐，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明宗即位后，党项“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值酬之，加以馆谷赐与，岁费五十余万缗；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为节省巨额接待及赏赐等项开支，后唐政府采取了“令缘边置场市党项马，不令诣阙”的措施，令其在边地直接交易④。
其次，减轻租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每逢战乱结束建立新王朝，均要在招揽人口、发展生产方面下功夫，明宗在这方面颇有建树。天成三年，殿中监范延光建议：“请指挥诸道州府，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如有违，许州论讦勘责。若州县官府得五百亩户已上，乞等第奖酬”①，明宗下诏依行。五代时期，僧院寺庙藏匿大量劳动力，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的恢复。天兴元年（926年），明宗下诏：“如有愿在僧门，亦宜准佛法格例，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②明宗严禁私人剃度为僧，对要求出家者，考核经文，由官坛剃度方可，否则，出家者和剃度者“各徒二年，配于重处色役”③。此外，明宗还下令合并了一些佛寺，遣返僧尼，对违令者加以惩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们大量流入寺院，有益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
唐末五代，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不仅通过苛捐杂税盘剥百姓，而且对人民生活、生产必需的盐、曲、铁器、牛皮等实行专卖，严禁人民染指，通过这种方式增加税收。榷盐方面，明宗依旧实行盐专卖，没有解除盐禁，但在管理上有所改进，每年定时统一发放食盐，极大缓解了广大人民对食盐的需求矛盾。榷曲方面，后唐时严禁私人造酒曲，私造酒曲五斤以上处死。明宗天成三年，东都百姓有犯曲法，东都留守孔谦竟将犯曲者灭族。这一峻法严刑的事件引起了明宗的注意，明宗当即下诏弛曲禁，准许乡间百姓自造酒曲，仅于秋苗税中每亩征收五文钱充作酒曲钱。两年后，又进一步放宽榷酒之法，规定城市中虽然依旧禁曲，但官造酒曲减旧价之半；乡村中全部镯免每亩五文曲钱，听凭百姓自造酒曲。这一措施实施后“民甚便之”④，极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铁器是农民生产的必需品，五代时政府严禁民间私铸，但是官方生产的铁器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很差。长兴三年明宗下诏：“近闻诸道监治所卖农器，或大小异同，或形状轻怯，才当垦辟，旋致损伤。近百姓秋稼，时物颇贱，既艰难于买置，遂抵犯于条章。”⑤可见明宗已深知铁器官营的严重危害，遂于长兴二年下诏：“今后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诸道监冶，除当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句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①这一措施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发展商业。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关卡林立，商税苛重，甚至有些藩镇明火执仗，肆意劫掠商旅。庄宗时孔谦奏称：“诸道纲运商族，多于私路苟免商税，不由官路往来，宜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山谷私由道路，仍须障塞，以戢行人。”②这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明宗即位后，即下令通商，天成元年下诏云：“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及州使置杂税务交下烦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商旅即许收税，不得邀难百姓。”③此项措施减少了关卡和税目，有益于各地的商旅往来。
自唐末以来，屡遭战乱，钱币短缺，且质量很差。朱梁代唐之前，以八十文为一“陌”，不用“足陌”。至五代，此水平亦大打折扣。加之当时盗铸之风甚盛，铁钱、铅钱充斥市场，金融市场极其混乱。明宗即位后，着手整顿这一现象。天成元年明宗根据“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熔见钱，以邀厚利”的情况，下令禁止销熔铜钱，并整顿钱币质量④；当时都城和各衔坊市肆，普遍“不顾条章，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但恣欺罔，殊无畏忌”，明宗针对这种情况，饬令：“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⑤此举对稳定金融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宗在位八年偃武修文，致力社会的建设和安定，推行了诸多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历代史家多给予其肯定的评价。《新五代史》称，明宗“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⑥。
三、后唐亡国
明宗李嗣源称帝之时，已年逾花甲，且晚年体弱多病，政事多无法亲理。枢密使安重诲恃势专权。明宗淑妃王氏，恃貌美得宠，又常与宦官孟汉琼相勾结，干预政事，“杀安重诲、秦王从荣，皆与焉”①，致使内部矛盾不断加剧。长兴四年（933年），李嗣源病死，第三子从厚继位，史称“闵帝”。
闵帝从厚貌类李嗣源，自幼好读《春秋》，略通大义，深为明宗李嗣源钟爱。然性格优柔寡断，缺乏韬略，受制于执掌朝柄的朱弦昭和冯斌两个人。而这两人只知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众皆侧目。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本姓王），为明宗抚养，在患难中与明宗结下父子深情。从珂既长，骁勇善战，充任偏裨。明宗取汴梁，从珂随行，战功卓越，威震全军。此后，以功擢凤翔节度使。安重诲素忌其勇，屡欲剪除，明宗对安重诲云：“朕为小将校时，家徒衣食不足，赖此儿荷石灰、收马粪存养，以至今贵为天子，而不能庇一儿。”②后来，安重诲被诛，李从珂被封为潞王，进升太尉。闵帝继位，朱、冯视从珂为眼中钉，欲除之，乃命洋王李从璋代镇凤翔，征从珂回京。从珂疑惧，聚将佐会议，拒受朝命，传檄邻道，指斥朱、冯杀长立幼，阴谋专政，号召联兵讨逆，以清君侧。朝廷任王思同为帅，率禁军合六镇兵讨凤翔。兵至城下，从珂登城哭诉己功，云：“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甲不解体，金疮满身，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奸人，离间骨肉，我实何罪而见伐乎？”③羽林指挥使杨思权遂率诸军哗变，拥从珂为主，从珂允许事成后以杨思权为节度使。又“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从珂整众而东，至长安，西都副留守刘遂雍迎谒。闵帝亦在洛阳慰问宿卫将士，“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④然朝廷前后所发诸军，迫近洛阳。
遇西军皆迎降。西军长驱入陕州，闵帝闻从珂军将兵临城下，欲奔魏州，至卫州（今河南卫辉）驿，遇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入朝，石敬瑭部下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尽杀闵帝左右五十骑。不久从珂使人至卫州缢杀闵帝，其后又于洛阳杀孔妃及四子。从珂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末帝。
李从珂以兵变夺取皇位，骄兵索赏，甚为嚣张，登基后大肆搜刮民财，来兑现自己的承诺，由此百姓罹祸，惨不可言。史载：
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其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遂清。鄩之侄也..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夜直，帝让之曰：“卿名有才，不能为我谋此，留才安所施乎！”专美谢曰：“臣驽劣，陛下擢任过分，然军赏不给，非臣之责也。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①。
这是五代时期第三位靠兵变而立的皇帝，骄兵悍将视君主为其邀功请赏、升官发财的奇货，而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即位皇帝不得不对百姓敲骨吮髓，最终众怨沸腾，上下离心。这样的王朝自然无法维持长久。
李从珂素与明宗李嗣源女婿石敬瑭不和，石敬瑭拥兵驻晋阳，“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潜蓄异志。李从珂为削弱其势力，①，采纳大臣薛文遇建议，授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使居郓州。石敬瑭知谋泄，遂于晋阳树起反唐旗帜，声言：“明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舆情，宜推令辟。许王先朝血绪，养德皇闱，傥循当璧之言，免负阋墙之议。”②李从珂令张敬达、杨光远等将兵往击。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张敬达等领兵进攻晋阳，石敬瑭知一时难以与敌，遣桑维翰草书称臣于契丹，“且请以父礼事之”，望其速出兵救援；又“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③。石敬瑭部将刘知远言：“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石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后晋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崞县）而南”，至晋阳。“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即皇帝位于柳林，“割幽（州治蓟，今北京西南）、蓟（州治渔阳，今河北蓟县）、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北）、涿（治范阳，今河北涿州）、檀（州治密云，今北京密云）、顺（州治怀柔，今北京顺义）、新（州治永兴，今河北琢鹿）、妫（州治怀戎，今沦为官厅水库）、儒（州治妫水，今河北延庆）、武（州治文德，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应（州治金城，今山西应县）、寰（州治寰清，今山西朔州东）、蔚（州治灵丘，今河北蔚县）、朔州（州治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等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④。，”
被围困在晋安寨的后唐军队，经过数月之久，“当粮俱竭”，军心动摇，统帅张敬达为部将张光远所杀，张光远率全军投降于石敬瑭。之后，石敬瑭和契丹联军南下。契丹军队至上党后北返，石敬瑭率兵南下，末帝李从珂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宣告灭亡。
第二节 后晋政权
一、石敬瑭建立后晋
“后晋”是石敬瑭在契丹主耶律德光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据史书记载，石敬瑭先世出自西夷，沙陀迁移至河西时依附沙陀。四世祖石璟于唐元和（806—820年）间随沙陀首领朱邪执宜款附唐朝，被授为阴山都督府裨校，后以安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父臬捩鸡世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善骑射为其重用，声名与周德威相亚，历任平州（今河北卢龙）、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两州刺史。
石敬塘为臬捩鸡次子，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汉式教育，对道家经典《道德经》尤感兴趣。史载，石敬瑭“好《道德经》，尝召（崇真大师张）荐明讲说其义，帝悦..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①。石敬瑭为人沉淡寡言，喜兵法，深受李嗣源赏识，被收归帐下，妻以己女。后受命为李存勖领亲骑。由于石敬瑭在魏州故元城、胡柳坡、德胜渡等战役中表现突出，曾多次受嘉奖。李嗣源称帝后，先后授石敬瑭为光禄大夫、检校司徒、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职。清泰元年（934年）李从珂即位，石敬瑭又被擢为太原节度使、北京留守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番汉马步总管。然石敬瑭“多权数，好自矜大，常谓中国天子为洛州刺史”②。石敬瑭虽与李从珂素来不和，但表面上甚为服从。清泰元年，李从珂自凤翔入继大统，石敬瑭主动入朝拜贺。但是，石敬瑭表面上伪装服从，暗中却大肆活动，等待时机，企图夺取政权。
李从珂为了削弱其势力，于清泰三年调其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辞不赴命，公开背唐。李从珂遣张敬达率兵往讨。由于得到契丹军队援助，石敬瑭大败后唐军队。耶律德光见石敬瑭“体貌恢廓，识量深远”，于是册其为“大晋皇帝”①，令其筑坛于晋阳城南，使即帝位，又将自己所穿衣帽授给他。是为后世所谓之“后晋”。“后晋”建立后，石敬瑭改清泰三年为“天福元年”。不久，在契丹主耶律德光支持下，又挥师进入洛阳，灭后唐，以洛阳为西京，汴州为东京。由于“后晋”政权是在契丹贵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名义虽是独立政权，实际上却是契丹的附庸。
二、石敬瑭时期的统治
石敬瑭恃契丹立国，不但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且奉契丹主为“父皇帝”，对石敬瑭的做法，当时“朝野咸以为耻”。但是，石敬瑭在统治上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他的很多做法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在对外关系上石敬瑭的一些做法应给予肯定。其一，石敬瑭靠契丹立国，故其称帝后，在对待契丹关系上，力主屈从。《资治通鉴》对石敬瑭的这种奴颜婢膝的做法有生动的描述，云：
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遗。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②。
石敬瑭的这一态度，为当时多数人所反对，“朝野咸以为耻”。其后，一些方镇利用石敬瑭这个政治上的弱点，开展反对他的活动，如安重荣，一面抗表谋讨契丹，一面恃其手握强兵，据有战略要地镇州，“有飞扬跋扈之志”，对石敬瑭造成极大压力。桑维翰等部分人则认为安重荣请讨契丹之表不可从，力陈不可与契丹抗争的理由有七，其主要之点是契丹已是国力强盛、恩义非轻，不能轻言战争，竭力为屈节辩护。然石敬瑭并非一味屈从契丹，他为缓和社会矛盾，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还应看到，如每年输纳给契丹的金帛“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又“将自后梁、后唐以来奉使契丹未回者及北京（太原）沿边管界被契丹虏掠的人口赎回，放还本家”①。
其二，石敬瑭在位时加强了与西域的交往联系。于阗国历来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双方来往不断，于阗将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称之为“舅甥关系”。五代时期中原兵燹不断，但一心向往中原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仍派检校太尉马继荣等人，持红盐、郁金、牦牛尾、玉〓等贡物，历尽艰险，于天福三年（938年）抵达汴梁，向晋朝表示归属中央之意。高祖石敬瑭对于阗使者给予隆重礼遇，封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并派供奉官张匡邺为鸿胪卿，与彰武节度判官高居诲出使于阗，册封“境控西陲，心驰北阙”的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
其次在政治上，石敬瑭在选官、宽刑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措施。天福三年，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窦贞固疏曰：“臣闻举善为明，知人则哲。圣君在位，薮泽岂有隐沦；昭代用材，政理固无紊乱。求贤若渴，从谏如流，郑所以誉子皮；□□□□，□□□□，鲁所以讥文仲。为国之要，进贤是先。陛下方树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诏百僚，令各司议定一人，有何能识，堪何职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荐引，果谓当才，所奏之官，望加奖赏；如乖其举，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罚。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闻择善；十目所视，必不滥知。臣职在论思，敢陈狂狷。”书上奏之后，“帝深嘉之，命所司著为令典”②。总的来说，石敬瑭统治时期在人才选拔方面的举措是值得肯定的。
在刑狱方面，石敬瑭曾发布一些减刑、宽刑方面的诏令，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亦有推动作用。如天福二年五月丙申，诏：“天下见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恶五逆、放火烧舍、持仗杀人、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并见欠省钱外，罪无轻重，一切释放。”①另，石敬瑭于天福二年诏令“乙巳，赦张从宾、符彦饶、王晖之党，未伏诛者皆不问”，“梁、唐以来，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赎还其家②。”
第三，经济上，石敬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生产。石敬瑭即位之初，“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③。对于当时的一些受灾地区，石敬瑭在税收方面亦给予照顾。如针对当时河府、同州、绛州等处发生旱灾，石敬瑭下诏曰：“河府、同州、绛州等三处灾旱，逃移人户下所欠累年残税，并今年夏税差科，及麦苗子沿征诸色钱物等并放。其逃户下秋苗，据见检到数不计是元额及出剩顷亩，并放一半。委观察使散行晓谕，专切招携。应归业户人，仍指挥逐县切加安抚。”④此种减轻赋役情形仅据史书记载就有数起。
唐末五代政府一直实行食盐官榷制度，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人民则不堪其苦。石敬瑭立晋之后曾一度在某些地区解除食盐官榷制度，任由民间贸易，此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天福元年十一月九日，石敬瑭下敕文曰：“盐曲之利，军府所资。倘不便于人户，宜别从于条例，所期济众，无患防公。在京盐价元是官场出粜，自今后并不禁断，一任人户取便粜易，仍下泰原府更不得开场粜货。”⑤这一做法有利于打破政府对食盐的垄断，方便人民对食盐的需求。自天福二年至六年，政府实行了比较宽松的食盐买卖制度，允许商人卖盐，政府则向民户征收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时亦便之，由此盐价大跌。
尽管石敬瑭在为政上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当时后晋政治在总体上仍是十分腐败的。史载，石敬瑭宠臣桑维翰“四方赂遗，岁积巨万”①；张彦泽“诛剥生聚，冤声秽迹，流闻四方”②，“昼夜以酒乐自娱，当在京巡检时，出入骑从常数百人”，“所居第，财货山积③。”
三、后晋亡国
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死，子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与宰臣冯道等拥其侄石重贵为帝，是为后晋出帝（又称少帝）。石重贵，石敬瑭兄石敬儒之子，父早卒，石敬瑭养以为子，随石敬塘征战。后晋立国，重贵为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东节度事。天福三年封郑王，六年徙封齐王。石敬塘有六子，五子早死，幼子石重睿年幼，石重贵以长而立。
出帝重贵昏聩无能且鄙俗下流，景延广位居将相，骄横贪浊且勇谋皆无，宰相而下，备位而已。出帝之政治统治亦相当腐败，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对被统治者横征暴敛；加之其时水利失修，一遇天灾，便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其情形惨不忍睹。兹仅举两例：天福七年七月“州郡十七蝗”，八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④；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河南府上言，“逃户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饿死者千万计”，“天下饥，谷价翔踊，人多饿殍”⑤。
重贵即位后遣使上表契丹报丧，契丹主耶律德光以重贵“不先承禀，擅即尊位，所赍文字，略去臣礼”，大为恼怒，遣使严厉谴责。时值降于契丹的幽州节度使赵延寿（原后唐幽州镇将赵德钧之子）图谋称帝中原，遂鼓动耶律德光南下击晋；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也暗中与契丹通情，密告石重贵“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⑥等窘境，建议若挥师南下，“一举可以平定”①。耶律德光本欲染指中原地区，加之赵延寿和杨光远等的策动，遂于开运元年（944年）春，令赵延寿、赵延照（一作赵延昭）将兵五万进攻贝州。接着，又分兵进犯忻州、代州、恒州、邢州、沧州等地。石重贵一面令李守贞、刘知远、高行周等分别率兵抵御，一面又遣使修好，被拒绝，于是双方展开血战。晋军在李守贞和高行周等率领下，先败敌于郓州马家口（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继而又挫其众于戚城（今河南濮阳县北）。耶律德光见初战不利，佯装弃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引兵伏于顿丘故城（今河南浚县北），阴谋待晋军主力与恒、定兵会合后再行出击。但由于连日阴雨，结果一无所获，遂采纳赵延寿建议，移兵于澶州（今河南濮阳县西）城北，从东、西两面向晋军发起进攻，为高行周等击败，耶律德光被迫引兵退走。晋军乘胜进攻青州，杀杨光远。晋军经过苦战，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是年十二月，契丹再次南侵，以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先锋，直指邢州。后晋以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合各道兵马屯于邢州，以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不久，契丹帝耶律德光率大军而至，建牙于元氏。后晋惧于契丹军的声势，稍后撤，结果引起各部军心的动摇，丢盔弃甲，一路焚掠，至相州（今河南安阳）时已经不成行伍。开运二年正月，契丹进逼邢州，后晋调邺都、滑州兵进军拒敌，义成节度使皇甫遇自滑州领兵赴邢州。契丹已寇邢、洺、磁三州，进入相州境内。二月，后晋数万大军驻扎于相州之北安阳水南岸，皇甫遇与慕容彦超领骑兵侦察契丹军情况，于邺县（今河北磁县南）漳河边与契丹大军遭遇，晋军边战边退，至榆林店被契丹军包围。后晋军见前锋未回，安审琦力争发兵救援，率军渡安阳水，契丹军见晋援军已至，连夜北撤至鼓城（今河北晋州市）。二月，晋出帝采纳马全节的建议，乘契丹军北撤之机，命杜重威会同马全节等进军幽州，自己亦御驾亲征至澶州，并于三月份重修德胜城与澶州、邺都成三角相犄之势，互相呼应。三月，后晋各路兵马于定州会师，攻契丹，连下泰州（今河北清苑）、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东），俘虏契丹酋长没刺及其士卒两千人。契丹八万北撤大军闻讯后，卷土重来，晋军退保泰州，又进而退至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晋军与契丹军交战，北逐契丹军十几里，契丹撤过白沟。二十六日，晋军列阵南撤，被契丹骑兵包围，且战且退，次日行至白团卫村。双方交战于白团卫村，会天大风，折树扬尘，晋军趁势猛冲敌阵，契丹大败，奔归幽州。
石重贵生活本来就极其腐化，白团卫村大捷之后，自以为“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又赏赐优伶无度”。将士护国卫疆，马革裹尸，付出甚巨。桑维翰谏曰：“曏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绝筋折骨，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①然重贵不听，最终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开运三年（946年）夏，“河南、河北大饥，殍殕甚众，沂、密、兖、郓寇盗群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兖州节度使安审琦出兵捕逐，为贼所败”②；“（七月）河南、河北诸州郡饿死者数万人，群盗蜂起，剽略县镇”③。后晋天灾人祸频仍，距离亡国为时不远！
白团卫村大捷之后，枢密使冯玉专政，欲伐远以立大功，乃以天雄节度使杜重威主军事。杜重威早有异志，与辽暗通款曲，欲效石敬瑭故事，故累请增加兵员，遂手握重兵，国库亦为之空虚，而中枢却毫不知情。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七月，有从幽州来的人，说赵延寿有意归顺国家，枢密使李崧、冯玉听信传言，命令天雄节度使杜威给赵延寿写信，希望用丰厚的财利来引诱。洛州将领赵行实曾在赵延寿手下做过事，于是朝廷派他带上书信偷偷送到幽州去。赵延寿回信说：“久处异域，思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拔身南去。”④词意恳切真挚。九月，契丹又遣瀛州刺史刘延柞致书晋廷，请求举城降晋，望朝廷发兵来袭。石重贵不辨真假，于是年十月令杜重威、李守贞、安审琦引兵进攻瀛州。及至城下，始知中计，仓皇撤退。耶律德光遂趁势自易、定趋恒州，双方夹滹沱河而阵。是年十二月，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二十万大军降契丹，旋引契丹大军南下。
杜重威等降契丹后，契丹主耶律德光以张彦泽为前锋，挥师南下，直取汴京。张彦泽引兵两千，自封丘门入城，纵兵大掠。石重贵驱后宫十余人，欲放火自焚，为亲军将薛超所阻。重贵遂令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请罪。耶律德光进入宫城，将石重贵及其后妃逐出皇宫，不久又将其放逐于建州（治所位于今辽宁朝阳市西南），后晋亡，计二世二主，立国11年（936—947年）。
第三节 后汉政权
一、契丹短暂入主中原
后晋灭亡之次年正月，耶律德光进入汴梁，将后晋并入辽国范围。耶律德光入汴梁之后摆出一副偃武修文，无为而治的姿态，云：“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并“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稍后又“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①。
耶律德光若按此稳步进行，本可在中原长期统治下去，然其不久便被迫北退，主要原因：一是鄙视汉人。契丹灭晋前，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曾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②由此，契丹失去了汉族精英的支持。二是广受四方贡献，纵情酒色。契丹入主洛阳后，“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劫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濮（州治甄城，今山东甄城北），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昫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晌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①。
契丹主的错误统治遭到了中原人广泛反对：“契丹以族人朗鄂为澶州节度使，朗鄂性贪虐，吏民苦之。琼为水运什长，乃构夏津贼帅张乙，得千余人，沿河而上，中夜窃发，自南城杀守将，绝浮航，入北城，朗悟据牙城以拒之。数日，会契丹救至，琼败死焉。契丹主初闻其变也，惧甚，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②“会契丹入汴”，相州留后梁晖“收集徒党，先入磁州，无所侵犯，遣使送款于帝。晖侦知相州颇积兵仗，且无守备，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与其徒逾垣而入，杀契丹数十人，夺器甲数万计，遂据其城”③。面对中原人的广泛反对，耶律德光曾发出绝望之言：“我不知中国之人难治如此！”
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河阳兵变”。后晋大将武行德“陷于契丹”，伪请自效，因遣送将校数十人，护所取尚方铠甲还契丹。至河阳，行德谓众曰：“‘我与若等能为边地鬼耶？’众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逐走其节度使崔延勋，悉以州库分诸校而权领州事。”④耶律德光闻讯，极度绝望，于臣下云：“我有三失：令上国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钱，二失也；不寻遣节度使归藩，三失也！”⑤耶律德光由此惊悸忧郁，至临城得病，途中病情急剧恶化，至栾城杀胡林，苦热，聚冰于胸腹四肢，嚼食冰块，体温还是不下降，终于死去。“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目之为‘帝羓’（即干尸）焉”⑥。
二、刘知远建立后汉
当耶律德光入汴，中原军民奋起抗辽之际，后晋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广募士卒，派兵守河东地区一带，以防其侵扰。天福十二年（947年）春正月，又令部将王峻奉表前往契丹，耶律德光呼之为儿，并赐予一木柺，以示优渥。王峻返回后，向刘知远汇报了契丹军在中原地区残虐百姓的种种情况，并推断耶律德光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①。刘知远“知契丹政乱，乃议建号焉”。是年（947年）二月，“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与文武将吏等，以中原无主，帝威望日隆，群情所属，上笺劝进，帝谦让不允。自是群官三上笺，诸军将吏、缁黄耆耋，相次迫请，教答允之”。“辛未，帝于太原宫受册，即皇帝位，改制晋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②。刘知远称帝得益于当时的有利条件。其时契丹甫灭后晋，契丹主入主中原，施政无方，整个社会混乱，人心渴望新的君主出现，刘知远正是把握了这一有利时机，很快称帝。正如史家所谓“在昔皇天降祸，诸夏无君，汉高祖（刘知远）肇起并汾，湍临汴、洛，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③。
后汉建立之始，有着较为有利的形势：首先，刘知远占据的晋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且军事实力雄厚，因此在北方郡县中颇具号召力。刘知远称帝后，后晋末年陷于契丹的北方州县，望风披靡，纷纷归附后汉；其次，契丹倾国南下，历经三年苦战，损耗严重，加之契丹主耶律德光在北撤途中死去，契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新任契丹主兀欲“荒于酒色，轻慢诸酋民，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④。这些条件均有利于新立的后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刘知远称帝后，亦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以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主要有：对于原契丹所授之官吏不复变更。“诏谕以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凡契丹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①。刘知远此举打消了众多契丹委任官吏的疑虑，使他们能为新的后汉王朝效劳；经济上，刘知远下令“诸道为契丹括钱率帛者，皆罢之。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自馀契丹，所在诛之”②。契丹南下灭后晋后，在中原地区疯狂搜刮民财，民众大量逃匿山谷，刘知远即位后“遣使以诏书安集农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③。这些措施对于后汉稳固统治，恢复社会生产是有利的。
刘知远虽然在稳固统治、恢复社会生产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他总体上是一个无济世之才的愚昧昏聩君主，只是特殊的时势才得以入主中原，其建立的后汉王朝只能是昙花一现。其时，中原地区遭后晋及契丹的肆意蹂躏，已经凋敝不堪，刘知远诏书云：“朕昨夙驾河汾，薄狩陕虢，洎及京邑，周览神皋，禾黍废为，田墙屋毁为平地，凄伤满目，指顾伤心”；“顷属前朝季年，中原失驭，蒸黎板荡。县分离寰区多兵燹之乡，宫阙作枕戈之地几百万之生聚俱陷虎狼，数千里之人烟顿成荆棘”④。针对当时社会这一凋敝情状，刘知远根本无能为力。正如王夫之所云：“得国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众即溃，君即死，国即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⑤对于刘知远的致命弱点，司马光有精辟的分析，其云：“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⑥司马光之言诚为至理之言，失仁，失信，失刑，使整个后汉政权众叛亲离。刘知远死后未几，一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使后汉政权轰然倒塌。
刘知远刚刚统一黄河流域，席不暇暖，遂于乾祐元年（948年）正月染疾而亡，年五十四，庙号高祖。子承祐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是为隐帝。
三、后汉亡国
隐帝统治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整个统治维系未几便退出历史舞台。隐帝即位不久，便爆发了“三镇叛乱”。乾祐元年三月，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反叛。接着，赵思绾据永兴叛，王景崇据凤翔叛。三股反叛势力勾结起来，史称“三叛连衡”。隐帝发兵征讨，因诸将不肯尽力，劳而无功。乾祐元年八月，诏令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使诸军皆受郭威节度。郭威采纳扈彦珂建议，先集中力量进攻李守贞。他“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赐与；微有伤痍者，亲为循抚。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温颜以接，俾尽其情，人之过忤，未尝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效用”①。最终郭威采用“四面撒网，瓮中捉鳖”方法，围而困之，将李守贞击败。不久，王景崇兵败自焚，“三镇叛乱”遂被平定。整个征讨历时近两年，使后汉势力大损。
乾祐二年十月，后汉内战正酣之时，契丹乘机发兵南侵，杀掠吏民，“数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将，闭关自固”。朝廷拟以枢密使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率师御边，史弘肇且欲郭威仍兼枢密使以慑诸军。而司空兼平章事苏逢吉又坚决反对，以为“以内制外，顺也；今反以外制内”②，于理不合。双方各执一词，最终隐帝赞同弘肇提议，仍以郭威兼枢密使，但自此以后将相之间开始失和。
其后，隐帝因杨邠、史弘肇屡阻其逸乐而积恨不平，遂与李业、阎进卿、聂文进、匡赞等不得志之官策划杀掉杨邠、史弘肇、王章等，灭其族，并暗中派人企图谋杀郭威。郭威集诸将校，状告杨邠、史弘肇、王章冤死之事，并在诸将拥戴下，引兵渡河南下，企图利用武力“清君侧”。郭威兵临汴州，隐帝亲自统兵出战，然其部下纷纷投奔郭威。隐帝被迫退回京城，为乱兵所杀。郭威进城之后，整顿秩序，请太后临朝听政，并准备迎刘知远侄刘赟继位。时值契丹举兵南下，侵扰邢州、深州等地，郭威奉命北击。兵至澶州时，郭威便借□士卒哗变，班师回汴州称帝。后汉由此寿终正寝，前后历二帝，四年。
后汉国祚之短促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之最，正如史家所言：“自古覆宗绝祀之速者，未有如帝（隐帝）之甚也。”对于其灭国原因，史家亦有鞭辟入里的分析：“隐帝以尚幼之年，嗣新造之业。受命之主，德非禹、汤；辅政之臣，复非伊、吕。将欲保延洪之运，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摧三叛，虽仅灭于樃枪，而内稔群凶，俄自取于狼狈..盖人谋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夺也。”①
第四节 北汉政权
北汉是五代时期十国中唯一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北汉建立者刘崇（即位后改名为“旻”）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首府晋阳。北汉传四主：世祖刘崇（在位4年）、睿宗刘承钧（在位13年）、少主刘继恩（在位仅数月）、英武帝刘继元（在位12年），历时29年。
一、刘崇建立北汉
刘崇，“为人美须髯，目重瞳子。少无赖，嗜酒好博，尝黥为卒。高祖事晋为河东节度使，以旻为都指挥使。高祖即帝位，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隐帝时，累加中书令。”②隐帝时，“周太祖为枢密使，新讨三叛，立大功”，因此与郭威有隙，颇不自安。当时刘崇的谋臣郑珙见郭威功高震主，人心归向，已预见到郭威将会篡夺后汉政权，遂向刘崇进谏，云：“汉政将乱矣！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公为宗室，不以此时为计，后必为人所制。”刘崇答曰：“子言，乃吾意也。”于是，“乃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隐帝遇弑，旻乃谋举兵”③。
北汉建国之初，辖地十二州，即并州（今山西太原）、汾州（今山西汾阳市）、忻州（今山西忻州）、代州（今山西代县）、岚州（今山西岚县）、宪州（今山西静乐县西南娄烦）、隆州（今陕西神木县北）、蔚州（今河北蔚县）、沁州（今山西沁源县）、辽州（今山西左权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石州（今山西离石区），其范围包括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尚不及后唐的河东全道。
北汉立国之初，刘崇摆出一副厉行节约、关心民瘼之姿态，力图克周兴汉。刘崇曾谓王峻曰：“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庚辰，下诏悉罢之。其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损被于庶。”又曰：“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又诏曰：“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勿事辞藻。”①然其后随着北汉伐周一再失利，遂肆意敛财，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北汉一蹶不振。
北汉自知辖境不广，且地瘠人贫，财政入不敷出，不足以与后周抗衡，故立国之初即效仿石敬瑭故事，投靠契丹。时契丹主兀欲（耶律阮）在位，使聿撚（契丹主耶律德光北归时，后晋横海节度使潘聿撚弃镇随之，契丹主以聿撚为西南路招讨使）遗刘承钧书。北汉主使承钧复书，云“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②，契丹主大喜。
不久，北汉攻打后周，派五道兵攻晋州，“节度使王晏闭城不出。刘承钧以为怯，蚁附登城。晏伏兵奋击，北汉兵死伤者千余人。承钧遣副兵马使安元宝焚晋州西城，元宝来降。承钧乃移军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许迁遣步军都指挥使耿继业迎击北汉兵于长寿村，执其将程筠等，杀之。未几，北汉兵攻州城，数日不克，死伤甚众，乃引去”③。北汉在与后周作战中失利，遂遣李芃〓请援于契丹。兀欲深为高兴，要刘崇仍与契丹“约为父子之国”。紧接着，四月辽遣使来告“周使田敏约岁输钱十万缗”，刘崇令宰相郑珙以厚赂致谢，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并请求册封。兀欲为满足刘崇欲望，六月，令燕王述轧、政事令高勋册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并赐以“黄骝、九龙十二稻玉带”报聘①。自此，双方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后周。同年九月，刘崇以李存瑰为招讨使自团柏（今山西祁县东团柏村）击周，兀欲欲引兵合北汉军前往会击，燕王述轧等拒命，杀兀欲。齐王述律（耶律璟）继位，号天顺皇帝。刘崇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前往祝贺，并请共击晋州。述律令彰国节度使统兵五万与会，为后周军击败。自此，刘崇知终难以与后周抗衡。
北汉因地瘠人贫，加之累年与后周交战，财政入不敷出，故“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己，故其国中少廉吏”②。为了改变这种财政窘境，刘崇不断加重对境内民众的赋税征敛，由此不断出现民众逃亡和反抗事件。史载当时北汉“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
乾祐七年（954年）正月，后周主郭威死，子柴荣继位。刘崇趁其忙于丧事，再约契丹共同击周。述律令武定节度使杨兖将兵万骑及奚等部众与北汉军于晋阳会合。刘崇则自将兵三万，令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引兵出团柏。三月，双方相遇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市）南部高原。后周新主柴荣亲冒矢石上阵，大败北汉军队，北汉辎重、甲仗、乘舆、服物等尽为周军所有。刘崇披褐戴笠，率百余骑逃窜③。周军获胜后于潞州略事休整，又进军太原。“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需，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④。由此，可见北汉对辖境人民剥削之重。
二、北汉亡国
刘崇因高平之败，继而又被围于太原，忧愤成疾，遂将国事委皇子承钧处置。是年十一月病死，子承钧继其位，是为睿宗。睿宗“名钧，初名承钧，世祖次子也..幼而颖异，性孝谨，颇好学，工书法”。刘崇晏驾之后，承钧认为“服丧，以日易月，非礼也”，乃行三年丧礼，同时奉表于契丹，自称曰“男”。述律答之以诏，呼之为“儿皇帝”。又遣镖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刘承训册其为“天子”，更名“钧”①。刘钧初秉政时，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史称“北汉孝和帝性孝谨，既嗣位，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②。
刘钧即位后亦致力于灭周，天会元年（957年）十一月即与契丹联兵攻周，无果而还。刘钧知契丹不足恃，然不敢遽绝，于是厚礼相送。天会三年（959年），周世宗柴荣死，子承训立。契丹主述律欲趁机合北汉兵攻周，承训于次年春遣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统兵北征。赵匡胤举兵至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市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灭后周，建立宋朝。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拒宋，进军泽州，称臣于北汉，请求出兵救援。刘钧于太平驿（今山西屯留县北）与李筠相会，共同攻周。不久，李筠在与宋作战中身亡，北汉宰相卫融被执。刘钧引兵归太原。
刘崇在位时，事必禀契丹，然“承钧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责承钧改元、援李筠、杀段常不以告，承钧惶恐谢罪。使者至契丹辄见留，承钧奉之愈谨，而契丹待承钧益薄”③，北汉与契丹之关系日渐淡薄。
由于北汉“地狭产薄，以岁输契丹，故国用日削”，为解决北汉财政危机，睿宗拜五台山僧继颙为鸿胪卿。继颙，“故燕王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旻世颇以赖之。继颙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畜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颙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宝兴军”④。由此，北汉聊以自安。
承钧立国十三年病卒，其养子继恩立。“继恩本姓薛氏，父钊为卒，旻以女妻之，生继恩。汉高祖以钊婿也，除其军籍，置之门下。钊无材能，高祖衣食之而无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钊罕得见，钊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伤而不死，钊即自裁。旻女后适何氏，生子继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钧无子，乃以二子命承钧养为子”①。继恩性懦弱，虽“纯孝，然非济世之才”。“九月，继恩置酒会诸大臣宗子，饮罢，卧阁中。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挺刃入阁，闭户而杀之。郭无为遣人以梯登屋入，杀霸荣并其党”②，继恩即位仅60余日便退出历史舞台。
郭无为杀霸荣后，迎立继元，改元“广运”。继元为继恩异父同母弟，也为刘钧养子。史载“帝美风仪，善谈论，颇通禅学。居潜邸时，常假僧继颙紫檀如意，每接僧，则顶帽具三衣，秉此挥洒，名为‘握君’”。继元践祚之后御事残忍苛刻，“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其被杀伤者，自故相张昭敏以下，不可胜纪”③。其叔父镐、锴、绮、锡皆为所杀，独锐佯愚获免。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继续倚契丹为奥援，与宋为敌。
北宋开宝二年（969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亲征太原，引汾水、晋水灌城，军队驻扎甘草地。其时天热多雨，宋兵患腹泻病者甚众，加之契丹派兵援汉，宋太祖被迫撤兵，丢弃粟三十万、茶、绢各数万，为北汉所得。开宝九年（976年）八月，赵匡胤第二次派兵攻打北汉。十月，赵匡胤突然在斧声烛影中死去，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太宗考虑自己地位尚未稳固，灭北汉时机没有成熟，于是下令停止进攻，撤回军队。
宋太宗即位之初，即决心平定北汉，他曾对齐王廷美云：“太原，我必取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二月，宋太宗御驾亲征，率军征讨北汉。三月，宋军在大将郭进指挥下在忻州以南的石岭关大败北汉与辽联军。石岭关之役，宋军消灭辽兵一万多人，迫使辽退兵回国。自此，北汉刘继元成为瓮中之鳖，灭亡已指日可待。
宋军在石岭关获胜以后，战果迅速扩大。之后，折御卿攻占奇岚军，破岚州，解晖攻克隆州（今山西祁县东）..北汉只剩下太原、汾州等两、三个据点。四月二十二日，宋太宗亲达太原，驻汾东行营，采用劝降与攻城同时并举的策略，亲自督战。二十三日，太宗下诏给刘继元，以高官厚禄劝降。
五月六日，刘继元率领官属穿戴白衣纱帽在太原城北连城台下俯伏降宋。太宗赐给刘继元袭衣玉带、金银鞍勒马三匹、金器五百两、银器五千两、锦彩两千段，文武百官各有赏赐。又召刘继元上台，继元叩头说：“臣闻车驾亲征，即愿束身归罪，盖亡命者惧死，逼臣不得降尔。”太宗封刘继元为特进、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其相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稍后，太宗又命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劝降刘继业，刘继业“北面再拜大物，释甲来见”。太宗封其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
五月十日，防守汾州的北汉节度使蔚进等，见大势已去，也投降了宋。至此，北汉十二州、四十一县、三万五千二百二十户及三万军队全部归顺宋朝。
附注
①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44页。
①《旧五代史》卷五十一《魏王继笈传》，第692页。
②《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序》，第397页。
③《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第399页。
④《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太祖家人传第二》，第145页。
①《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太祖家人传第二》，第146页。
②《旧五代史》卷五十七《郭崇韬传》，第767页。
③《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第400页。
④《契丹国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四《后唐纪三》，第8969页。
②《旧五代史》卷三十五《明宗纪第一》，第482页。
①《五代史阙文》，明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第637页。
②《旧五代史》卷四十四《明宗纪第十》，第611页。
③《旧五代史》卷三十七《明宗纪第三》，第508页。
①《旧五代史》卷三十《庄宗纪第四》，第418页。
②《旧五代史》卷三十六《明宗纪第二》，第496页。
①《北梦琐言》卷十八《明宗诛诸凶》，第334页。
②《北梦琐言》卷十八《明宗恶贪吏》，第338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五《后唐纪四》，第8983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纪五》，第9029页。
①《五代会要》卷二十五《逃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5页。
②《五代会要》卷十二《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5页。
③《五代会要》卷十二《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8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纪六》，第9059页。
⑤《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4册），《明宗纪八》注二，第1381页。
①《五代会要》卷二十六，《铁》，第422页
②《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五百零四《邦计部二十二·关市》，第5734—5735页。
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五百零四《邦计部二十二·关市》，第5735页。
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食货》，第1948页。
⑤《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食货》，第1947页。
⑥《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纪》，第66页。
①《新五代史》卷十五《唐明宗家人传第三》，第158—159页。
②《旧五代史》卷四十六《末帝纪》，第627页。
③《新五代史》卷三十三《王思同传》，第359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第9109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第9116—9119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后晋纪一》，第9139页。
②《旧五代史》卷四十八《末帝纪下》，第661页。
③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第15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后晋纪一》，第9146—9154页。
①《旧五代史》卷七十九《高祖纪第五》，第1041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后晋纪四》，第9236页。
①《旧五代史》卷七十五《高祖纪一》，第985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纪二》，第9188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纪二》，第9181页。
②《宋史》卷二百六十二《窦贞固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057页。
①《旧五代史》卷四十七《末帝纪中》，第647—648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纪二》，第9181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纪二》，第9186页。
④《旧五代史》卷七十七《高祖纪三》，第1017页。
⑤《册府元龟》（校订本）卷四百九十四《邦计部十二·山泽第二》，第5606—5607页。
①《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桑维翰传》，第320页。
②《旧五代史》卷八十，《高祖纪六》，第1060页。
③《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张彦泽传》，第1307页。
④《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第一》，第1070—1071页。
⑤《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第一》，第1074—1075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后晋纪四》，第9256页。
①《旧五代史》卷九十七《杨光远传》，第1292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五《后晋纪六》，第9295—9296页。
②《旧五代史》卷八十四《少帝纪第四》，第1114页。
③《旧五代史》卷八十四《少帝纪第四》，第1116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五《后晋纪六》，第9306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第9330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五《后晋纪六》，第9319—9320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第9334—9335页。
②《旧五代史》卷九十九《高祖纪上》，第1325—1326页。
③《旧五代史》卷九十九《高祖纪上》，第1327页。
④《宋史》卷二百五十二《武行德传》，第8855页。
⑤《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契丹传》，第1836页。
⑥《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契丹传》，第1836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第9336页。
②《旧五代史》卷一百《高祖纪上》，第1324—1325页。
③《旧五代史》卷一百《高祖纪下》，第1340—1341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后汉纪二》，第9367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后汉纪二》，第9366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第9341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第9348页。
④《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十五《帝王九十五·赦宥第十四》，第1040—1041页。
⑤《读通鉴论》卷三十九《五代下》，第2469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后汉纪二》，第9379页。
①《旧五代史》卷一百《太祖纪第一》，第1450—1451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纪第四》，第9422页。
①《旧五代史》卷一百零三《隐帝纪下》，第1378页。
②《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第863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第863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纪一》，第9454—9455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纪一》，第9455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纪一》，第9456页。
①〔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一百〇四《北汉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1477—1478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纪一》，第9454页。
③《旧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第866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纪二》，第9509页。
①〔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一百四《北汉二》，第1487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第9520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第868页。
④《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第868页。
①《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第869页。
②《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第869—870页。
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一百四《北汉二》，第1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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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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