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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昌晚年时，沙陀开始恃强自重，危及唐朝统治的安全，至李克用时，终于爆发了李克用弑段文楚事件。事发之后，沙陀不甘伏法，公然反抗朝廷，朝廷遂派兵镇压，沙陀由此逃往鞑靼。恰在此时，中原发生王仙芝、黄巢起义，朝廷无力镇压，遂在朝臣保举之下启用沙陀。朝廷此举为沙陀再起提供了绝佳机遇，沙陀以其骁勇善战，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由此，沙陀拥有河东一地，势力蒸蒸日上。沙陀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遭到唐朝另一强藩朱全忠的嫉妒，黄巢起义甫灭，双方开始交恶，由此沙陀与朱梁展开了长期的争斗，最终沙陀代梁，定鼎中原。
  第一节 沙陀叛唐
  一、李克用弑段文楚事件
  李克用是李国昌的第三子，大中十年（856年）生于神武川的新城。李克用的母亲为秦氏，其上有兄长二：克恭、克俭①，身下还有诸弟，如克勤、克让、克柔、克章（璋）等。
  李克用的出生伴随着沙陀入主中原而被后世涂上了浓厚的神意色彩：李克用在娘胎十三个月，临产时难产，族人担忧惊骇，遂到雁门买药。买药途中遇到一位神叟，告知，这不是巫医所能医治的，可以疾速返回，率领所有部中之人，身披铠甲，手持旗帜，击打钲鼓，纵马大声叫喊，围绕她的住处跑三圈，然后停下。族人按照神叟所言去做，结果李克用顺利生产。此时，彩虹的光芒照亮整个室内，白气充满庭院，井水暴涨。这种说法十分荒谬，只是为沙陀政权的“君权神授”寻找一个借口。
  李克用孩提时代便表现出游牧民族特有的剽悍、争强好胜的特质。史载，李克用开始学说话时，便喜欢军中语言，童年时善于骑马射箭，和同龄人赛马嬉戏，总是胜过他们。十三岁时，他见到两只野鸭在空中飞翔，张弓引箭，连中目标，众人甘拜下风；李克用担任云中牙将时，又和鞑靼部人争胜负。当时鞑靼人指着空中飞翔的两只雕说：“你能一箭射中吗？”李克用张弓引箭，连穿双雕，边地众人拜伏①。
  李克用15岁时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史载：“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②李克用初出茅庐便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干。战后，李克用以军功被授任云中牙将，居防御使支谟之下。
  然而，一区区云中牙将已不能满足李克用的欲望。其时天下扰乱，藩镇纷纷割据称雄，李克用割据称雄之欲望日渐暴露。史载，李克用曾在一次军队晨练之后，擅入防御使支谟衙中，模仿支谟演起了圣堂的游戏。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已经严重僭越唐律，然支谟畏于沙陀之势力，忍气吞声，未敢惩处。
  支谟之后，段文楚接任云中防御使，此时李克用担任云中守捉使兼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就是在段文楚统辖沙陀部时期，李克用割据称雄之欲付诸实践。
  乾符五年（878年），发生了李克用弑段文楚事件。关于该事件的发生经过，《资治通鉴》有较为全面的记载：
  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饥荒，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李）尽忠遣（康）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禀命乎！”于是尽忠夜率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系狱，自知军州事，遣召克用。克用率其众趋云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众且万人，屯于斗鸡台下。壬申，尽忠遣使送符印，请克用为防御留后。癸酉，尽忠械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克用令军士〓而食之，以骑践其骸。甲戊，克用入府舍视事①。
  关于段文楚被弑的原因，除了代北地区连年饥荒，漕运不继，段文楚克扣士卒衣米，执法严峻这一原因外，更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相关。史载：“时群盗起河南，天下将乱，代北仍岁阻饥，诸部豪杰，咸有啸聚邀功之志。”②可见，其时代北地区诸路豪杰均有借天下将乱之际聚众割据，成就功名之志，而此时的段文楚却成了他们割据称雄的阻碍。《旧五代史》记载康君立在弑段之前与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的一段话：“段公懦人，难与共事。方今四方云扰，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时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虽权系部众，然以雄劲闻于时者，莫若沙陀部，复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诸军，吾等合势推之，则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贵，事无不济也。”③由此可见，段文楚被弑主要是其阻碍了代北豪杰割据称雄的道路，而“代北地区连年饥荒，漕运不继，段文楚克扣士卒衣米，执法严峻”仅仅是代北豪杰割据称雄的导火索。
  整个弑段过程中，好像都是李尽忠、康君立等一手橾办，李克用则是在李尽忠、康君立等的威逼下不得已而为之。实则不然，弑段事件中，李克用亦当时主谋。首先，李克用赴云中过程中“行收兵”，至城下时“众且万人”。李克用奔赴云中途中招兵买马，至云中城下时达万人，看不出他是被动；其次，李克用处置段文楚，“〓而食之，以骑践其骸”，手段极其残忍；其三，倘若被动，在唐朝政府以优渥条件招安之后，李克用当顺水推舟，断无拒绝之理，然事实并非如此。史载，是年夏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克用必无以拒也”但并没打动李克用父子。因为李国昌欲①。尽管唐朝政府实行宽宥，“父子并据两镇”，故父子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与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进击宁武及苛岚军”②。由此可见，李克用父子割据称雄之欲早已有之，而段文楚事件恰恰为其割据称雄找到了口实。弑段事件的幕后指使者很可能就是李克用。
  二、朝廷征讨李克用父子
  弑段事件发生之后，李克用“令将士表求敕命”，以求得叛逆之举合理化，然“朝廷不许”。接着，李国昌投石问路，上书唐朝政府云：“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③而此时朝廷正欲让李国昌劝喻李克用，于是顺水推舟，以前义昌节度使卢简方为大同军防御使，并赐卢简方诏书。诏书曰：“李国昌久怀忠赤，显著功劳，朝廷亦三授土疆，两移旌节。其为宠遇，实寡比伦。昨者征发兵师，又令克让将领，惟嘉节义，同绝嫌疑。近知大同军不安，杀害段文楚，推国昌小男克用主领兵权。事虽出于一时，心岂忘于长久？段文楚若实刻剥，自结怨嫌，但可申论，必行朝典。遽至伤残性命，刳剔肌肤，惨毒凭凌，殊可惊骇。况忠烈之后，节义之门，致兹横亡，尤悚观听。若克用暂匆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则事由权宜，不足猜虑。若便图军柄，欲奄有大同，则患系久长，故难依允。料国昌输忠效节，必当已有指挥。知卿两任云中。恩及国昌父子。敬惮怀感，不同常人。宜悚与书题，深陈祸福，殷勤晓谕，劈析指宜。切令大节无亏，勿使前功并弃。”①
  李国昌之举仅是投石问路，并无诚意，故对唐朝政府之旨拒不执行。于是，唐廷又出一策，“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克用必无以拒也”。结果还是事与愿违，李克用父子欲同时割据两镇，故撕毁任命书、杀掉监军，并四处侵扰。
  至此，李克用割据称雄之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唐朝被迫采用军事手段进行镇压。李克用之叛乱首先危及与之毗邻的河东地区。故，河东节度使窦浣在李克用叛乱发生之后，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令民众在太原城附近挖堑壕以防御沙陀军；同时命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本府代州，企图利用代州险要阻止李克用南下侵扰。结果土团整队不发，“求优赏”，但此时府库空竭，窦浣派遣马步都虞侯邓虔前往慰问劝喻。土团活〓邓虔，并用床抬着其尸体进入节度使府。窦浣与监军亲自安慰劝谕土团，并发每人三百文钱、一端布，土团才稍稍安定。押牙田公锷因经手发钱及布，故被挟持前往代州。同时，窦浣向商人借了五万缗钱用作军费。朝廷认为窦浣没有才干，改换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曹翔到达河东之时，沙陀仍继续南下侵扰，他们“焚唐林、崞县，入忻州境”。曹翔到达河东之后，很快控制了局面。随之，曹翔“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岚军，陷其罗城，败官军于洪谷，晋阳闭门城守”。曹翔初战失利。其后，唐军加大攻势，“冬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十一月，甲午，岢岚军翻城应沙陀”。曹翔镇压沙陀同样以失败告终。
  之后，朝廷“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其时，沙陀攻打石州，崔季康救之。崔季康和昭义节度使李钧同李克用战于洪谷，两镇兵败，李钧战死。昭义兵退至代州，其间士卒剽掠，代州居民杀之殆尽，余众自鸦鸣谷逃归上党。乾符六年（879年）初，崔季康率河东军退至静乐，士卒乘机作乱，杀孔目官石裕等人。崔季康逃归晋阳，但很快被都头张锴、郭咄所杀。崔季康镇压沙陀叛乱亦以失败告终。
  嗣后，朝廷以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以邠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然仍无力抗击沙陀侵扰。康传圭任河东节度使时，唐朝对沙陀的征讨有了转机。广明元年（880年）正月，沙陀进入雁门关，寇忻、代二州。二月，沙陀二万余人进逼晋阳，攻陷太谷。康传圭遣汝州防御使博昌诸葛爽帅东都防御兵救河东。但由于康传圭“专事威刑，多复仇怨，强取富人财”，征讨失利。首先，康传圭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击沙陀于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战不利而还。当时沙陀已返回代北，康传圭派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追之。结果，大军至百井时，发生军变，大军撤回晋阳。
  数月之后，战事出现转机。其时“（李）琢时将兵万人屯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讨沙陀。李克用遣大将高文集守朔州，自将其众拒可举于雄武军。铎遣人说文集归国，文集执克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皆降于琢，开门迎官军。友金，克用之族父也”。吐谷浑都督赫连铎策反沙陀取得成效，朝廷镇压沙陀之乱开始出现转机。其后，“李克用自雄武军引兵还，击高文集于朔州，李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之于药儿岭，大破之，杀七千馀人，李尽忠、程怀信皆死；又败之于雄武军之境，杀万人。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李克用率部逃往鞑靼，而沙陀在代北地区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亦毁于一旦。
  在唐朝军队强大攻势及分化瓦解之下，李克用之沙陀部最终战败，沙陀部由此一分为二，一部在李克用父子率领下北投鞑靼，一部则投降唐朝。降唐的沙陀部被唐朝妥善安置：“沙陀都督李友金屯兴唐军，萨葛首领米每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屯感义军。”①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唐僖宗逃往蜀地之后，“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②”，降唐的沙陀部又出现在唐朝镇压起义军的战场上。
  三、沙陀投靠鞑靼
  鞑靼属于“靺鞨之遗种”，原先居住于奚、契丹的东北面。后来，鞑靼遭到契丹的攻击，部族分散，有的归属契丹，有的归属渤海，其余散居于阴山一带者，自称鞑靼。直到唐朝末年，“鞑靼”之名才为中原所知①。沙陀迁入代北地区之后，勇冠诸胡，为周边民族所畏服。到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时期，达靼也逐渐听从于沙陀的节制。史载，李克用“尝与鞑靼部人角胜，鞑靼指双雕于空曰：‘公能一发中否？’武皇即弯弧发矢，连贯双雕，边人拜伏”②。其时，李克用仅为唐朝边陲一牙将，但靠沙陀的骁勇和李克用本人的高超武艺，已经使鞑靼听从于沙陀的指挥。后来，唐朝咸通（863—873年）年间庞勋之乱，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前往征讨义军时，鞑靼部每相温、于越相温等首领曾经跟随朱邪赤心征讨庞勋。庞勋之乱被平定之后，朱邪赤心以战功擢升，可能此后鞑靼与沙陀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加听从于沙陀的指挥。
  因沙陀与鞑靼关系非常密切，故李克用割据叛乱为唐朝击垮之后，选择了投靠鞑靼；而鞑靼亦冒着唐朝政府的巨大压力，毅然接纳了沙陀部。李克用北投鞑靼之后未几，赫连铎便私下以重金贿赂鞑靼首领，离间李克用父子与鞑靼之间的关系，企图借机除掉李克用父子。沙陀本勇冠诸胡，在边陲诸族中颇有威望，其长居鞑靼本来就是一个威胁，加上赫连铎的离间，鞑靼对李克用父子渐生猜疑。李克用察觉之后，决定用其高超的武艺震慑鞑靼部。于是，李克用“每召其豪右射猎于野，或与之百步驰射马鞭，或以悬针树叶为的，中之如神。由是部人心伏，不敢窃发”③。而此时黄巢起义军自江、淮北渡，起义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而朝廷却疲于应对，急需劲旅镇压黄巢起义军。割据称雄受挫，北投鞑靼遭猜忌，沙陀自弑段之后一直走下坡路，黄巢起义再度为沙陀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某日，李克用“椎牛酾酒，飨其酋首”。酒酣，谕之曰：“予父子为贼臣谗间，报国无由。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有诏征兵，仆与公等向南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间，光景几何，曷能终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①鞑靼首领获悉李克用的真实用心之后释然无间，沙陀在阴山地区又度过了半载的好时光。
  第二节 沙陀镇压黄巢起义
  一、朝廷镇压黄巢起义受阻，沙陀临危受命
  李克用父子逃居鞑靼之时，黄巢起义军势力如日中天。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黄巢起义军轻而易举攻克东都洛阳，继而攻克潼关，唐都长安门户洞开。十二月，义军顺利占领长安，唐僖宗狼狈南逃。其后，起义军在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并设文武百官。此时，黄巢起义军人数超过60万，“甲骑如流，辐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②，其势力达到顶峰。
  黄巢起义爆发之后，朝廷连续派诸藩镇前往镇压。但各藩镇皆欲保存实力，故相互观望，消极镇压。而此时的中央禁军“皆长安高赀，世籍两军，得禀赐，侈服怒马以诧权豪，初不知战，闻料选，皆哭于家，阴出赀雇贩区病坊以备行阵，不能持兵，观者寒毛以慄”③，加之起义军作战勇猛，“诸军皆畏贼，莫敢进”④，唐军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处处失利。
  就在唐军镇压起义失利，处境尴尬之际，诸道行营都监杨复光献上一计，云：“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解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而诏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①东面宣慰使王徽亦深以为然。其时都统王铎在河中，他以墨敕召李克用。其实，早在黄巢攻克长安之前，朝廷就对李克用进行过招安，企图用沙陀军队镇压黄巢起义军。《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武皇纪》上云：
  是岁（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黄巢寇潼关，天子令河东监军陈景思为代北起军使，收兵破贼。十二月，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
  中和元年二月，友金军至绛州，将渡河，刺史瞿正谓陈景思曰：“巢贼方盛，不如且还代北，徐图利害。”四月，友金旋军雁门，瞿正至代州，半月之间，募兵三万，营于崞县之西。其军皆北边五部之众，不闲军法，瞿正、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谓景思曰：“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为雁门节度使，仍令以本军讨贼。乃遣使者约连和。李友金发五百骑赍诏召武皇于达靼，武皇即率鞑靼诸部万人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向京师。太原郑从谠以兵守石岭关，武皇乃引军出他道；至太原城下，会大雨，班师于雁门②。
  上述可以看出：一、李友金有割据称雄之野心，其返还代北，“徐图利害”，就是为其日后崛起做准备。然其募兵三万，“皆北边五部之众，不闲军法”，不能制御，其野心受阻。二、而李克用威名素著，是成大事的最佳人选，故李友金选择了与李克用部合并，以图发展的道路。
  李克用正愁复出无门，李友金之尴尬处境恰恰为其复出提供了良机。故李友金发五百骑赍诏召李克用前往镇压黄巢义军时，李克用自当求之不得。然李克用此番出征既欲祛除叛逆之贼名，更欲借机壮大实现其割据称雄之野心，愿望既未实现，自当不会真心出征。中和元年（881年）二月，“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次绛州。沙陀首领翟稽俘掠绛州叛还”。陈景思知道李克用父子欲借出征以求赎罪，故“遣使诣行在，请赦李国昌父子，令讨贼以赎罪，从之”。赦罪并不足以满足李克用之欲望，故“三月，陈景思赍诏入鞑靼，召李克用军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门已北军镇”。于是，“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李克用检校工部尚书，兼代州刺史、雁门已北行营兵马节度等使”。欲望得到很大满足之后，“五月，李克用赴代州，遂率蕃、汉兵万人南出石岭关，称准诏赴难长安”，李克用这才答应奔赴长安解救国难。然而这一安排并没达到李克用的愿望，李克用并未真心赴国难。“（五月）丁巳，沙陀军至太原，郑从谠供给粮料。辛酉，沙陀求发军赏钱，从谠与钱千贯，米千石。克用怒，纵兵大掠。从谠求援于振武，契苾通自率兵来赴，与沙陀战于晋王岭。沙陀败走，陷榆次、阳曲而退”。“六月，沙陀退还代州”中和二年（882年）三月，沙陀又打败前蔚州刺史苏祐。如此反复，直到882年，“沙陀李克用监军陈景思以部落之众一万七千骑自岚石州路赴河中”①。沙陀由此才真正走上征讨黄巢起义军的道路。
  李克用率沙陀兵一万七千自岚州、石州奔赴河中。其兵马不敢入太原境内，李克用独自率数百骑经过晋阳城下，与河东节度使郑从谠道别，郑从谠以名马、器币赠送李克用。李克用在奔赴前线途中，由忻、代等州留后升迁为雁门节度使，其军队数量亦由最初之一万七千升至四万余人。前往征讨黄巢起义军的沙陀军队均身着黑衣，因此人们称这支军队为“鵶军”。
  李克用所率沙陀军队甫到前线，即给黄巢起义军造成恐惧心理。史载：“及克用军至，贼惮之，曰：‘鵶军至矣，当避其锋’。”黄巢自知沙陀军队之威猛，于是捕捉昔日杀害李克用之弟李克让的南山寺十几个僧人①，由使者押送至李克用军营，同时送李克用诏书及重礼，企图通过已经归附黄巢的昔日李克让的仆人浑进通与李克用讲和。李克用杀了害其弟的僧人，将重礼分与属下，并焚烧诏书，遣返使者。黄巢求和之举失败，沙陀与黄巢起义军遂在战场上兵刃相见。
  二、沙陀镇压黄巢起义
  沙陀军队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初出阶段
  黄巢求和之举失败之后，李克用于是年12月率4万沙陀兵进入河中，引兵自夏阳渡河，军于同州。之后，中和三年（883年）春正月，李克用部将李存贞大破黄巢之弟黄揆于沙苑，并进兵驻扎沙苑。李克用亦因此被皇帝任命为东北面行营都统。
  二月十五日，李克用进军乾阬，与河中、易定、忠武军合击黄巢。黄巢命尚让等率军15万驻扎梁田陂，双方于次日展开大战。大战自中午一直持续到黄昏，起义军大败，“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沙陀军队首战告捷。沙陀军队乘胜追击，于二十七日包围华州。三月初六，黄巢派尚让率军救援华州。李克用、王重荣率军在零口与之展开大战，大破之，李克用乘胜进军渭桥，骑兵驻扎渭北。李克用每晚令部将薛志勤、康君立偷偷潜入长安城，焚烧囤积的财物，斩杀俘获的义军。由此，起义军军心大乱。三月二十七日，李克用军队攻克华州，黄揆弃城逃跑。四月初，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等引兵率先发起进攻，与黄巢军队战于渭南，一日三战三捷。八日，沙陀军队从光泰门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克，焚毁宫室逃跑。战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使杨复光在上报僖宗帝的告捷奏章中，对李克用的功劳给予高度赞扬，云：
  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神传将略，天付忠贞，机谋与武艺皆优，臣节共本心相称，杀贼无非手刃，入阵率以身先，可谓雄才，得名飞将。统领本军南下，与臣同力前驱，虽在寝兴，不忘寇草。今月八日，李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力摧凶逆。..李克用率励骁雄，整齐金革，叫嗓而声将动瓦，喑呜而气欲吞沙。宽列戈矛，麾军夹击，自卯至申，凶徒大败。自望春官处蹙杀，至升阳殿合围，戈不滥挥，矢无虚发。其贼即时奔遁，散入商山。伏自收平京国，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锋，雁门实居其首①。
  由于李克用在收复长安过程中功劳最大，而且年龄最小，仅28岁，唐朝诸将皆畏惧他，李克用由此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同时，由于李克用一只眼微小，博得了“独眼龙”的称号。
  收复长安之后，李克用被封为同平章事，不久又接替郑从谠任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乃自东到过榆次赴任，他首先前往雁门看望其父李国昌，到达河东之后，张榜安民，曰：“勿为旧念，各安家业。”②河东乃唐时的北方大镇，郑从谠镇守之时，李克用就已垂涎三尺。李克用出镇河东如鱼得水，为他日后称雄北陲奠定了基础，河东亦成为沙陀的根据地。
  （二）复出阶段
  黄巢率领15万起义军撤出长安，由蓝田逃往商山。之后，黄巢派骁将孟楷率万人为前锋，袭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降于黄巢，并与之联兵。孟楷既下蔡州，遂移兵击陈。陈州刺史赵犫足智多谋，事先早已做好迎战准备。孟楷义军抵达陈州之后不久，便被赵犫“杀获殆尽”，孟楷本人亦被生擒。是年6月，黄巢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双方展开拉锯战。在历经大小数百次战役之后，唐军力不能支，乃遣人求救于邻道。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感化节度使时溥及左司马周岌引兵救之，均不敌义军。到884年初，唐军终于力不能支，于是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从天井关出发奔赴前线。途经河阳桥时，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桥尚处修缮之中，屯兵万善拒绝李克用沙陀军队由此经过。李克用被迫掉头由陕州、河中渡过黄河向东进发。四月，李克用率领的沙陀军队抵达陈州前线，并与许州、汴州、徐州、兖州的各路唐军会合。当时，黄巢的大将尚让驻守太康，各路援军一起进发，首先攻克太康。随后，各路援军又进攻西华，守将黄思邺不敌唐军弃城逃跑。太康、西华相继失守，黄巢十分恐惧，于是将军队撤退到故阳里，陈州之围得以解除。
  陈州失利之后，黄巢引兵汴州，取尉氏。五月，尚让率五千骑进逼大梁，进至繁台。时任宣武节度使（治今开封）朱全忠不敌黄巢，未敢与之交锋，遂向李克用告急求救。李克用与忠武都监田从异从许州出发，追黄巢于中牟王满渡，“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①。继李克用又破黄巢义军于封丘。其后，李克用军队连续经过胙城、匡城，一直将黄巢军队追到冤句。李克用军队疲惫至极，返还汴州。
  李克用复出，不但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救朱全忠于危难之中，沙陀军队由此声名远播。
  三、沙陀与朱梁交恶
  就在李克用镇压黄巢起义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李克用与朱全忠在上源驿火并，双方交恶，并由此展开了长达40年的争霸。关于这次火并，《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均有记载。其中以《旧五代史》最详。《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书一·武皇纪上》记载：
  是月（中和四年五月），班师过汴，汴帅迎劳于封禅寺，请武皇休于府第，乃以从官三百人及监军使陈景思馆于上源驿。是夜，张乐陈宴席，汴帅自佐飨，出珍币侑劝。武皇酒酣，戏诸侍妓，与汴帅握手，叙破贼事以为乐。汴帅素忌武皇，乃与其将杨彦洪密谋窃发，彦洪于巷陌连车树栅，以扼奔窜之路。时武皇之从官皆醉，俄而伏兵窜发，来攻传舍。武皇方大醉，噪声动地，从官十余人捍贼。侍人郭景铢灭烛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于床下，以水洒面，徐日：“汴帅谋害司空！”武皇方张目而起，引弓抗贼。有顷，烟火四合，复大雨震电，武皇得从者薛铁山、贺回鹘等数人而去。雨水如澍，不辨人物，随电光登尉氏门，缒城而出，得还本营。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并遇害。武皇既还营，与刘夫人相向恸哭。诘旦，欲勒军攻汴，夫人日：“司空比为国家讨贼，赴东诸侯之急，虽汴人谋害，自有朝廷论列。若反戈攻城，则曲在我也，人得以为辞。”乃收军而去，驰檄于汴帅。汴帅报曰：“窃发之夜，非仆本心，是朝廷遣天使与牙将杨彦洪同谋也。”武皇自武牢关西趋蒲、陕而旋。秋七月，至太原。武皇自以累立大功，为汴帅怨图，陷没诸将，乃上章申理。及武皇表至，朝廷大恐，遣内臣宣谕，寻加守太傅、同平章事、陇西郡王。
  以上所述，可见上源驿之变的大概：李克用在追击黄巢途中，由于人困马乏、伤者太多、粮草不继，不得已半途而返，以事休整。途经汴梁之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以报答李克用援助之恩的名义，邀请李克用到汴梁城中做客。于是，李克用将主力部队留在城外封禅寺，自己独自带领三百余人赴宴，馆于上源驿。
  当时的李克用年轻气盛，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又屡建奇功，可谓春风得意，不可一世。故席间李克用傲慢无礼，乘酒使气，不但出言不逊，且调戏侍女歌妓，朱全忠心怀不满。本来李克用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锋芒毕露，令朱全忠大为逊色。现又在宴席上出言不逊，令朱全忠极度难堪。朱全忠当时隐约感到，李克用必定成为自己将来发展道路上的强劲对手。于是在“既生亮，何生瑜”之感作祟下，朱全忠顿起歹心，乘李克用等在驿馆内呼呼大睡之际，纵火焚烧上源驿。幸得薛志勤（薛铁山）、贺回鹘、史敬思等将的舍身相救，加之天公作美，突降暴雨，将火熄灭，李克用得以冲出包围，逃回城外大营。
  从上源驿之变整个事件来看，这应是朱全忠预先设好的鸿门宴。李克用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对朱全忠有救命之恩，而李克用在宴席之上所犯仅属小节，罪不至死。李克用小朱全忠四岁，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已经居于诸藩镇之上，朱全忠已经感觉到，李克用必定成为自己日后发展的强劲对手，故恩将仇报，设鸿门宴，欲置李克用于死地。事发之后朱全忠将整个事变嫁祸于他人，称事变乃朝廷使者与其部将杨彦洪所为，而其本人懵懂未知，并杀杨彦洪以灭口。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全忠卑鄙、阴险的本质及其设鸿门宴的必然性。
  事变发生之后，李克用之妻刘夫人，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成功转移沙陀军队主力，为沙陀日后崛起奠定了基础。《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家人传二》记载：
  太祖正室刘氏，代北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刘氏常从征伐。为人明敏多智略，颇习兵机，常教其侍妾骑射，以佐太祖。太祖东追黄巢，还军过梁，馆于封禅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驿，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逃归者以难告夫人，夫人立斩告者，神色不动，阴召大将谋保军以还。迟明，太祖还，与夫人相向恸哭，因欲举兵击梁。夫人劝曰：“公本为国讨贼，今梁事外间未闻，而速返兵相攻，天下闻之，莫分曲直。不若收军还镇，自诉于朝。太祖从之。”
  上源驿之变当晚，有人从梁营逃出，向刘夫人报告消息。刘夫人怕走漏消息动摇军心，当场斩杀报告者；同时秘密召集军中大将商量对策，万一李克用不幸遇难，沙陀大军迅速撤回太原，以图东山再起。李克用侥幸逃出梁营之后，为逞一时之快，欲报复，与朱全忠一战。而刘夫人晓之以大义，李克用含恨北返。
  刘夫人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保存了沙陀的实力，为沙陀日后崛起奠定了基础：首先，朱全忠既敢于发动上源驿事变，说明朱全忠与李克用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若李克用逞一时之快报复，无异于自取灭亡；其次，整个事变，李克用本有理在先，倘若报复，则可能由有理变为无理，由主动变为被动。
  上源驿事变之后，是年七月，“李克用至晋阳，大治甲兵，遣榆次镇将雁门李承嗣奉表诣行在，自陈：‘有破黄巢大功，为朱全忠所图，仅能自免，将佐已下从行者三百余人皆没不返。将士皆号泣冤诉，请复仇雠。臣以朝廷至公，当侯诏命，拊循抑止，复归本道。乞遣使按问，发兵诛讨，臣遣弟克勤将万骑在河中侯命。’时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务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赐优诏和解之。克用前后凡八表，称：‘全忠妒功疾能，阴狡祸贼，异日必为国患。惟乞下诏削其官爵，臣自帅本道兵讨之，不用度支粮晌。’上累遣杨复恭等谕指，称：‘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体。’克用终郁郁不平。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①。上源驿事变发生之时，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朝廷恐再起战火，故对肇事者朱全忠迁就姑息；而对李克用则加以笼络：“优诏和解之，就加克用阶特进，封陇西郡王以悦之。”②
  在处理上源驿事变上，由于朝廷不能秉公办事，李克用自己积蓄力量与朱全忠对抗，由此双方展开了长达40年的争霸活动。
  第三节 沙陀崛起河东之原因
  沙陀原为西突厥统辖之下的一弱小部落，其早期历史微不足道。沙陀内迁初期，人口不过万人，骑不过三千。然因缘际会，沙陀终发迹代北，崛起河东，定鼎中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本节试图从三个方面分析沙陀崛起河东的原因。
  一、河东自然、人文之优势
  唐末五代的河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大部，因其位于黄河以东，故谓之河东；又因位于太行山以西，今谓之山西。河东地区周围群山环绕，主要山脉东有太行山，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五台山，中有霍山。群山中夹有许多川地，最大的是太原盆地及汾河中下游包括太原在内的广袤地区。群山环绕的地理特征虽对农业发展构成不利影响，但是在军事地理上却成为河东地区的天然屏障，从而获得“表里山河、称为顽固”的美誉。对于河东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顾祖禹云：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①。
  由于河东地区有诸山为屏、黄河为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华戎交界地区，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时，河东肩负有护卫中原之责，故历代中原王朝在此屯有重兵；河东向西渡过龙门可直达长安，向东可由太行山径达河北，往往是争霸天下必由之路。
  历史上有几个政权依托河东，成就了霸业：其一是春秋时期的晋国。立国于河东的晋国，在晋文公时，大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周天子乃命晋侯为伯。晋文公由此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是春秋五霸中维持霸业最久者。晋文公文治武功，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其二为北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匈奴刘渊乘机起兵灭西晋，揭橥北五胡十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序幕，讫止北魏始统一北方。北魏的崛起即以河东为根据地，利用河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终混一方。
  河东虽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其处于农牧交接、亦耕亦农的区域，地势高寒、水草丰美，适于养马业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屈产（一说今山西吉县；一说今山西石楼东南）即以产良马而闻名①。史称河东“素多良骏”②，每逢入朝进贡之时，往往“远效名驹”③，“远输牵右之良”④。良马成为其进贡之品。在冷兵器时代，“马者，国之武备。天下去其备，国将危亡”⑤，马匹在国家军事战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唐末藩镇割据的时代，任何势力要想割据称雄、拓展疆域、必须拥有一支骑兵劲旅，而马匹的拥有量则是决定其骑兵劲旅势力的基本条件。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有当时九个节度使拥有战马的数量，兹移录如下：
  安西节度使2700范阳节度使13000
  北庭节度使5000平卢节度使10800
  河西节度使36700陇右节度使10950
  朔方节度使18600剑南节度使4000
  河东节度使28800
  在这九个节度使中，河西节度使拥有马匹最多，河东次之。但河西地域广阔，草场众多，拥有马匹数量自然最多。而河东地处农牧混杂区，较其他八节度使，地域最为狭窄，然拥有马匹数量仅次于河西，足见其养马业之发达。充足的马源提高了河东地区的战斗力，史称河东“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业之资也”①。
  沙陀自进入河东地区以来，非常重视发展畜牧业。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曾说过“吾家以羊马为生”，并借此令康福牧马于相州。到后唐明宗时，“军势由是益盛”。②关于李克用时期沙陀牧马业发展情况，《旧五代史》卷四十四《唐书二十唐明宗纪第十》记载：“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这说明，早在李克用时期，沙陀依靠河东地区发达的畜牧业，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七千铁骑的骑兵部队。对此，元代史学家胡三省也进行了专门说明：“后唐起于太原，马牧多在并、代。”③
  河东除了拥有独特的军事地理优势外，在社会文化方面同样具有独特的优势。河东由于地处华戎交界之处，因此经常成为内附夷狄安置之处。如，《旧唐书·张嘉贞传》云：“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④；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回鹘特勤嗢没斯率众“诣振武降”，唐武宗令河东节度使刘沔“于云朔等州拣一空闲城垒”，令其居住；8世纪中叶，居住于盐、夏地区的昭武九姓胡人迫于吐蕃压力，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7年）东走石州（今离石），散居于云（今大同）、朔之间⑤；吐蕃攻陷安乐州之后，吐谷浑“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今俗多谓之退浑”⑥。隋唐时期内附河东的夷狄众多，他们与当地汉人长期杂居，不免使汉人习染夷狄习俗，潜移默化之下，极易形成尚勇崇武的风尚。此外，河东作为华戎交界之地，经常遭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当地人民为了生存，为了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必须增强自己的战斗力，长此以往，亦有助于养成尚武之习俗。
  对于当时河东地区的风俗，史书多有记载。如《旧五代史》卷六九《张宪传》记载当时太原的风俗云：“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一云：“并州（即太原）近狄，俗尚武艺”；《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记载代州风俗云：“番民杂居，刚劲之心恒多，不测歉馑”①；卷四三记载晋州风俗云：“‘矜功名，薄恩少礼’”《别传》云：刚强多豪杰，②；卷四四记载辽州云：“蕃汉相杂，好武少士”③；卷四五引《汉书·地理志》云：“土广俗杂，其人大率粗急，高气势，”“轻为奸④；卷四十八记载隰州云：其人本号部落，久归汉法。”⑤
  受尚武风俗影响，加之河东地区平原大川无多，不适合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故当地身体健壮抑或习于骑射者，自幼从军者甚多。其子孙沿袭祖、父辈从军者亦甚众。自幼从军者，如康义诚、张廷裕、符彦超等均少事李克用，李承嗣少仕郡补右职。子孙袭祖、父从军者，如史建瑭以父荫少仕军旅；安元信以将族子便骑幼时即侍从李克用；张敬询祖仲阮曾任胜州刺史，父汉环事李克用为牙将，而敬询则在李克用时掌甲坊。
  与夷狄风俗习染下河东尚勇崇武风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唐时期河东汉族步兵的怯弱，如会昌年间讨回鹘乌介可汗时，即有人言“太原步兵钝弱，素为河朔所轻”⑥，讨昭义刘稹时，王逢更以“榆社、河东怯弱，终不堪用”⑦为由，再诏代北部落助讨。王逢曾盛称道：“代山向北军马，王逢曾经使用，郎校精强。今来是防秋时，请委节度使，除蔚州飞狐、灵丘与幽州接界外，代诸州军抽二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敌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约有一千人，敌已来极耐苦，一人敌十人，量抽五百人，将赴行营，每对与十人、五人，令入贼城，非常得力。”①可见，由于沙陀等少数民族迁移至河东境内，汉族步兵昔日之怯弱局面大为改观。
  在夷狄风俗影响之下，河东军队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其中以沙陀军队最具代表性。在沙陀依附于吐蕃之时，吐蕃沙陀骁勇善战而封其首领朱邪尽忠以“军大论”的崇高荣誉，同时将沙陀迁往对唐朝作战的前沿地带——甘州，在对唐作战中“常以沙陀为前锋”②。内迁之后，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克用祖孙三代皆以冲锋陷阵著称，李克用统帅之军士皆着黑衣，时称鵶军。当李克用奉旨前往中原镇压黄巢，途经河中时，河中义军皆言“鵶军将至，当避其锋”。沙陀之骁勇善战，为当时群雄所叹服。沙陀大将安重霸因负罪奔梁，再负罪奔蜀时，“蜀以蕃人善骑射，因为亲将”③。又如，沙陀将领李承嗣、史俨一行援兖、郓不利，而魏博与沙陀交恶，其退路被切断，不得归，遂奔淮南。其二人之加入使原本善于水战，不知骑射的淮南，军声大振④。李承嗣、史俨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遣使诣杨行密请之，杨行密惜其才，竟不得归。河东尚武之风俗一直延续至北宋，其时“河东一路间于戎虏，其民风俗素号忠厚，加之力穑勤俭，习尚材武，朝廷若稍加奖励，缓急足以自扦一方”⑤。
  由于河东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社会风貌适于塑造军人，这为日后强大的沙陀军人集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
  沙陀虽源自西域，发迹代北，其早期集团成员大多来自沙陀本部和代北地区，其民族及地域特色十分明显。然沙陀并未囿于地域及民族之界限，而是随着势力之发展，地域之扩张，广泛吸收各族、各地、各阶层之精英，以充实其统治集团。由此，沙陀走出了一条有容乃大的道路。
  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首先表现在其不限于民族之别，于沙陀之外能充分吸纳各族精英加入其集团。沙陀迁入内地之初，人数不过万人，将士不过数千，然因其骁勇善战冠于边地，很快将昭武九姓等胡人纳入其中，形成“沙陀三部落”。沙陀集团早期主要以“沙陀三部落”人为主，其中属沙陀本部者主要有：李克修（李克用之弟）、李嗣昭（李克修子）、李克宁、李克恭、李克柔（以上为李克用诸弟）。除沙陀本部外的“沙陀三部落”人主要有：米海万、康君立、安金全、安金俊、安敬忠、安元信、石君和、史敬思、史建瑭（以上为加入“沙陀三部落”的昭武九姓胡人）、李尽忠、郭绍古、刘琠等。
  然沙陀统治阶层之构成并未囿于“沙陀三部落”之族人，随着其势力的壮大、统治范围之扩张，沙陀逐渐吸纳了大量外族之人。如李存信，本为回鹘部人，早在李国昌时期就加入沙陀集团，备受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信任，后来官至蕃汉马步都指挥使①；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本代北夷狄，家世事沙陀②；李嗣恩，本姓骆，吐谷浑人，15岁时即侍从李克用于振武；康思立，阴山诸部人，少事李克用③；张万进，突厥人，以骑射著名④；康福，蔚州人，世本夷狄（虽未言其确切族属，但从其姓氏来看，极有可能为昭武九姓胡人）。
  虽然沙陀集团吸纳了大量周边民族成分，但其吸纳的外族之人主要还是以汉人为主。早在沙陀发迹代北之时，沙陀集团就已经吸纳了大量汉族精英。如薛志勤、盖寓，代北蔚州人，均从沙陀起云中⑤；李存璋，云中人，从沙陀起云中⑥；张敬询，胜州金河人，世为振武牙校，专掌沙陀甲坊十五载①；李嗣昭，汾州太谷人，为李克用出猎之时，以金帛所取之②。尽管早在代北时期，沙陀就开始吸纳周边民族及汉族精英加入其统治阶层，但在其时这些人并不占主流。
  之后，随着沙陀镇压庞勋、黄巢起义，沙陀势力逐渐扩张。在沙陀转战征讨过程中，沙陀集团又吸纳了大量的汉族精英，从而为沙陀集团增添了新的血液。沙陀势力扩张以上源驿之变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沙陀扩张初期加入沙陀集团的汉族精英主要有：李存进，振武人，李克用破朔州时所得③；伊广，兖州人，中和末年任忻州刺史，因天下大乱，委质李克用④；袁建丰，关中人，为沙陀镇压黄巢起义之时于华阴所得⑤；李存贤，许州人，少时加入黄巢义军，沙陀破陈、许两州时，降沙陀⑥。
  上源驿之变后，沙陀集团扩张步伐加快，这一时期是沙陀吸纳汉族精英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加入沙陀统治阶层的汉族精英既有交争中战败归顺者，也有在其他阵营内部斗争中失利而主动归顺者。其中战败归顺者主要有：光启三年（887年），李克用同昭义节度使孟方立战于琉璃陂，孟方立军队战败，统军大将马溉、袁奉韬被俘，归顺沙陀；丁会，曾为朱全忠之部曲，后朱全忠以丁会为昭义节度使。天祐三年（906年），李嗣昭攻潞州，丁会以潞州归李克用⑦。属其他阵营内部斗争失利而归顺者，为数更多。主要有：王思同、李承约，两者均属刘仁恭帐下军校，天祐四年（907年）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两人率部属奔沙陀；张遵诲原为魏博牙军，天祐三年（906年），罗绍威诛牙军，张遵诲奔沙陀；李罕之，降沙陀之前为河阳节度使，与河南尹、东都留守张全义本属同一阵营，但李罕之任河阳节度使之后不可一世，经常向据守洛阳的张全义勒索。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为张全义所逐，遂降沙陀。与李罕之同降沙陀的还有其部下李建及、李存审等。
  尽管沙陀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汉族精英加入其集团，但沙陀本部及沙陀发迹代北时的元从精英，仍在沙陀统治阶层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后来沙陀势力拓展时期，对于新占领土，沙陀亦往往派遣沙陀本部人及代北元从前往经营。如昭义节度使一职，历任者有：李克修（883—890年）、李克恭（890年）、康君立（890—894年）、薛志勤（894—898年）、孟迁（899—900年）、李嗣昭（906—923年）；邢洺团练使一职，历任者有：安金俊（890年）、安知建（890—891年）、李存孝（891—894年）、马师素（894—898年）；泽州刺史一职，历任者有：李罕之（888—898年）、李存璋（899—901年）；振武节度使一职，由石善友（893—902年）担任。
  由于沙陀集团原为西北边陲小族，以武力起家，加之河东“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沙陀本部极度缺乏文职官员。文职在当时藩镇割据争雄中地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藩镇之表奏、交聘等事物均需文职官员操持。《旧五代史·李袭吉传》云：“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李）袭吉齐名于时。”①其时藩镇中的文职主要有节度副使、掌书记、判官、推官等，其中掌书记地位尤显重要。唐人崔颢曾言：“愚以为军中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②；李德裕于河东掌书记任内，曾谓：“非夫天机殊捷，学源浚发，含思而九流委输，挥毫而万象骏奔，如庖丁提刃，为之满志，师文鼓瑟，效不可穷，则不能称是也。”③由此可见，文职在藩镇行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沙陀本部缺乏文职人才，故沙陀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吸纳汉族中的文职精英为其效命。
  沙陀为吸纳文职精英加入其集团，可谓不遗余力。除正当的延揽吸纳外，还通过强行截留的方式吸纳。在沙陀集团的文职官员中，为沙陀所重视且在沙陀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有：李袭吉，原为河中幕府，李克用入主河东前任河东文吏。先后担任沙陀集团的掌书记、节度副使，李克用时期，书檄基本出于其手，李克用每每出征，李袭吉必紧随其后。李袭吉死后，卢汝弼继任河东副使，卢质任河东掌书记。卢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进士第，历台省。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迁昭宗于洛阳，卢汝弼惧祸渡河，北依潞州丁会。天祐三年（906年）闰十二月随丁会降晋。沙陀集团之谋士，唯卢汝弼登进士第且在朝为官，故备受礼遇。卢质原为陕虢幕府，天祐三年（906年），北游太原，李袭吉以女妻之，遂留晋阳，加入沙陀集团。马郁，原为幽州刘仁恭之掌书记，天祐三年随幽州大将李溥帅兵三万会于晋阳，助河东兵攻潞州，平潞州后，会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李克用留马郁不遣，以之为留守判官。卢质虽代为掌书记，然“自李袭吉卒，每有四方会盟，书檄多命（马）郁为之，《答吴蜀书》与《王檀书》皆郁文也”①。王缄，亦为刘仁恭文吏，天祐四年刘仁恭遣王缄出使凤翔，路径太原，及复命，燕、晋不通，克用留之。缄坚辞复命，书辞稍抗，克用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巡官，历掌书记。天祐十二年，李存勖得魏博，任魏博节度判官。翌年，迁魏博节度副使②。
  沙陀集团吸纳的汉族精英群体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宦官。宦官群体在朱全忠把持朝政之时，几遭灭顶之灾。史载：“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余人。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是时，方镇僭拟，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以至于亡。”③在朱全忠遍杀宦官之时，以李克用为代表的诸藩镇却将之藏匿，而且委之以重任。如河东监军张承业，在朱全忠诛杀宦官之时，即受李克用保护，且复之为河东监军。因沙陀集团善待宦官，河东成为宦官向往之地。如，乾宁元年（894年），李茂贞并山南诸州，逃亡于此的宦官杨复恭再度逃亡，欲投靠河东之沙陀集团，不幸途中为华州兵所擒，为韩建所杀①。
  由于沙陀集团厚遇宦官，故宦官为其死力，在沙陀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见诸史载，为沙陀重用的宦官重要者有张承业、张居翰。张承业在朱全忠诛杀天下宦官时，得沙陀庇护幸免于难，故于沙陀最忠，贡献亦最大。《旧五代史·张承业传》云：“承邺感武皇（李克用）厚遇，庄宗（李存勖）在魏州垂十年，太原军国政事，一委承业。而积聚庾帑，收兵市马，招怀流散，劝课农桑，成是霸基者，承业之忠力也。”②另一名宦官张居翰，本为幽州监军，朱全忠诛杀宦官时，赖刘仁恭免诛。天祐三年（906年），刘仁恭遣军助河东攻潞州时，张居翰随行监军，及刘仁恭为其子刘守光所囚，李克用遂留之不遣，以为潞州监军。其后，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每出征，必令居翰知留后事③。
  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还表现在其人才选拔上不唯出身，只唯才能。只要其英勇善战，均予擢用。如李嗣昭，本汾州太谷人士，为李克用出猎以金帛取之，足见其出身寒微。然其英勇善战，光化二年，沙陀即以显职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授予之④；李存信，本“代北牧羊儿耳”；⑤其他如李存孝、李嗣源、李存进、李嗣本、李嗣恩等早期均属李克用帐下家僮，出身可谓寒微。
  三、广与地方大姓通婚
  沙陀本为一弱小部族，内迁初期人数不过万人，即使日后整合昭武九姓胡人之后形成“沙陀三部落”，与当地汉人相比，其人数亦不占优势。作为夷狄部落，生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要想生存、发展，势必要与当地汉族大姓结交，以换取其支持。沙陀发迹代北、称霸河东之时，一直在与当地大姓结交，而最有效之方法莫过联姻。正是通过联姻，广交地方大姓，换取地方大姓之支持，最终走上称霸河东、问鼎中原的道路。
  沙陀内迁初期，势力弱小，加之身为夷狄，无与地方大姓结交之资。朱邪执宜时期，尚无沙陀与当地大姓通婚之例证。至李国昌、李克用时，才出现沙陀与当地汉人通婚的记载。李国昌妻秦氏，当属汉人无疑。李克用“正室刘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①以《新五代史》之惯例，沙陀或其他异族之人，莫不标明其族类。则，李克用之妻刘氏、曹氏亦皆为汉人。然对于李国昌、李克用妻之出身，史书无明确记载，出身地方大姓之可能性不大。唯李克用妻刘氏“自太祖起兵代北”，“常从征伐。为人明敏多智略，颇习兵机，常教其侍妾骑射，以佐太祖”，上源驿之变时，“太祖左右有先脱归者，以难告夫人，夫人（刘氏）神色不动，立斩告者，阴召大将谋保军以还”②。从刘氏之表现来看，当出自地方豪门抑或大姓。
  至李克用时期，随着沙陀征讨庞勋、黄巢起义有功，其势力日渐壮大，沙陀与河东及其周边地区大姓通婚者日多。以李克用家族为例，其家族与地方大姓通婚者有：一、李克用子李存勖，李克用为其娶韩恽之妹和伊广之女。韩恽，字子重，晋阳人。韩恽出身官僚世家，曾祖韩俊，为唐龙武大将军；祖父韩世则，任石州（今山西离石）司马；父亲韩逵，任代州刺史。韩恽的兄弟均任军职，韩恽则不同。他与儒士交游甚广，喜欢作歌赋诗，家中收集书籍数千卷，属典型儒者。唐昭宗乾宁（894—897年）中，韩恽以文学署交城、文水县令，后为太原少尹。伊广，元和中右仆射伊慎之后。中和末，伊广除授忻州刺史。二、李克用子李存霸，李克用为其娶张敬询之女。张敬询，胜州金河县人，祖仲阮，历胜州刺史，父汉环事李克用为牙将，张敬询则在李克用时掌甲坊十五载，以称职闻名。三、李克用子李存义，李克用为其娶郭崇韬之女。郭崇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沙陀名将、谋臣。初为唐朝昭义节度使李克修亲信，后归李克用，用为典谒，能临机应对。史无明载其是否为地方大姓，但从其行为表现，当出自地方大姓。四、李克用还以一女适任茂弘之子任团。任茂弘，本京兆人士，祖清，任成都少尹，属衣冠之家。“避地太原，有子五人，曰图、回、圜、团、囧，风彩俱异”③。
  沙陀集团与地方大姓结交并非囿于河东一隅，为巩固、拓展其势力，沙陀除与其统辖范围内的大姓通婚外，还主动与当时尚未纳入其统治范围的周边地区大姓通婚。仍以李克用家族为例，李克用家族与周边大姓通婚者主要有：一、李克用一女适河中节度使王珂。王珂，中人，祖纵，盐州刺史，父重荣，河东节度使，破黄巢有大功，封琅琊郡王。王珂本重荣兄重简之子，出继重荣。唐僖宗光启三年，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害，推重荣弟重盈为蒲帅，以珂为行军司马。及重盈卒，军府推珂为留后。时重盈子洪为陕州节度使，瑶为绛州刺史，由是争为蒲帅。王珂遣使求援于太原，李克用为保荐于朝，昭宗可之。后昭宗以王珂为河中节度使，李克用亦因此以女妻之。二、李克用以一女适王处存之侄王邺①。王处存，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世籍神策军。其祖辈为长安富族，财产数百万，父王宗，曾任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使。王处存少年时即以父荫，居右军镇使，后升为骁卫将军、左军巡使。乾符六年十月，出任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三、李克用还以弟克让一女适孟知祥。孟知祥，字保风，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为官。伯父孟方立官至邢洺节度使，叔父孟迁曾任泽潞节度使。孟家亦属地方大姓。
  通过与地方大姓之通婚，沙陀赢得了河东及周边大姓之支持，从而为其日后问鼎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沙陀广与地方大姓通婚亦加快了沙陀集团的汉化过程。

①关于李克用诸兄，文献记载多有不同。因《后唐懿祖纪年录》距李克用时间最近，其可靠性最强，故以《后唐懿祖纪年录》为准。 ①《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书一·武皇纪上》，第332页。 ②《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书一武皇纪上》，第333页；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七，中华书局，2002年，第317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第8196页。 ②《旧五代史》卷五十五《康君立传》，第737页。 ③《旧五代史》卷五十五《康君立传》，第737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第8195—8196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第8202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第8206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第8198页。 ①《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上，第682页。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8页。 ②《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武皇纪》上，第335页。 ①《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第911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第8231页。关于鞑靼的族源，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详见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达怛篇”，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99页。 ②《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武皇纪》上，第332页。 ③《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武皇纪》上，第333页。 ①《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武皇纪》上，第336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唐纪七十》，第8240页。 ③《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下《逆臣下》，第6457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十五《唐纪七十一》，第8283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纪七十一》，第8277页。 ②《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武皇纪》上，第335—336页。 ①《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第713页。 ①关于李克让之死，《旧五代史》记载较为详细，云：“克让，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骑射，以勇悍闻。咸通中，从讨庞勋，以功为振武都校。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征兵，克让率师奉诏，贼平，以功授金吾将军，留宿卫。初，懿祖归朝，宪宗赐宅于亲仁坊，自长庆以来，相次一人典卫兵。武皇之起云中，杀段文楚，朝议罪之，命加兵于我，惧，将逃归，天子诏巡使王处存夜围亲仁坊捕克让。诘旦兵合，克让与纪纲何相温、安文宽、石的历十余骑弯弧跃马，突围而出。官军数千人追之，比至渭桥，死者数百。克让自夏阳掠船而济，归于雁门。明年，武皇昭雪，克让复入宿卫。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克让时守潼关，为贼所败，以部下六七骑伏于南山佛寺，夜为山僧所害。”（《旧五代史》卷五十《列传第二·宗室》）。 ①《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第715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纪七十一》，第8297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纪七十一》，第8305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纪七十二》，第8313页。 ②《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第719页。 ①《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九《山西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第1774页。 ①《左传》僖公二年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马），与垂棘之塑，假道于虞以灭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81页。 ②宋庠：《府州勾招鞍马空名敕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册）卷424，巴蜀书社，1988年，第636页。 ③宋庠：《赐潞州安庆府都督安美等进上尊号马敕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册）卷424，巴蜀书社，1988年，第639页。 ④宋庠：《赐石州安庆府都督康兴进乾元节马敕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册）卷424，巴蜀书社，1988年，第638页。 ⑤《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356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后晋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9275页。 ②《新五代史》卷四十六《康福传》，第514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四《后唐纪三》注，第8967页。 ④《旧唐书》卷九十九《张嘉贞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0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第7477页。 ⑥《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吐谷浑传》，第5301页。 ①《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69册，第414页。 ②《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69册，第363页。 ③《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69册，第374页。 ④《太平宇记》卷四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69册，第378页。 ⑤《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69册，第408页。 ⑥李德裕撰：《会昌一品集》卷十四《驱逐回鹘事宜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79册，196页。 ⑦《会昌一品集》卷十四《驱逐回鹘事宜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79册，210页。 ①《会昌一品集》卷十四《驱逐回鹘事宜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79册，210页。 ②《文献通考》卷三百四十八《四夷考》，第272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旧五代史》卷六十一《安重霸传》，第818页。 ④《旧五代史》卷五十五《史俨传》，第744页。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四，中华书局，1995年，第6475页。 ①《旧五代史》卷五十三《李存信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713页；《新五代史》卷三十六《李存信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90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纪七十一》，第8307页。 ②《旧五代史》卷三十五《后唐明宗纪》一，第481页；《新五代史》卷六《后唐明宗纪》，第53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纪七十一》，第8307页。 ③《旧五代史》卷七十《康思立传》，第932页。 ④《旧五代史》卷八十八《张万进传》，第1157页 ⑤《旧五代史》卷五十五《薛志勤传》，第739页；《旧五代史》卷五十五，《盖寓传》第744页。 ⑥《旧五代史》卷五十三《李存璋传》，第720页；《新五代史》卷三十六《李存璋传》，第394页。 ①《旧五代史》卷六十一《张敬询传》，第821页。 ②《旧五代史》卷五十二《李嗣昭传》，第701页；《新五代史》卷三十六《李嗣昭传》，第386页。 ③《旧五代史》卷五十三《李存进传》，第717页；《新五代史》卷三十六《李存进传》，第390页。 ④《旧五代史》卷五十五《伊广传》，第746页。 ⑤《旧五代史》卷六十一《袁建丰传》，第822页；《新五代史》卷二十五《袁建丰传》，第274页。 ⑥《旧五代史》卷五十三《李存贤传》，第721页；《新五代史》卷三十六《李存贤传》，第395页。 ⑦《旧五代史》卷五十九《丁会传》，第789页。 ①《旧五代史》卷六十《李袭吉传》，第805页。 ②《全唐文》卷三百三十《荐齐秀才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3349页。 ③李德裕：《李卫公别集》卷七《掌书记厅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79册，282页。 ①《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七一八《幕府部三·才学》，第8285页。 ②《旧五代史》卷六十《王缄传》，第805—806页。 ③《新五代史》卷三十八《宦者传》，第407页。 ①《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杨复恭传》，第4775页；《新唐书》卷二百零八《杨复恭传》，第5891—5892页。 ②《旧五代史》卷七十二《张承业传》，第950—951页。 ③《旧五代史》卷七十二《张居翰传》，第954页。 ④《旧五代史》卷五十二《李嗣昭传》，第701页；《新五代史》卷三十六《李嗣昭传》，第386页。 ⑤《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家人传》第二，第142页。 ①《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家人传》第二，第141页。 ②《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家人传》第二，第141页。 ③《旧五代史》卷六十七《任圜传》，第894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纪七十二》，第8321页；然《旧五代史》卷八十八《王庭胤传》（第1150页）则云邺为处存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