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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陀内迁的原因
  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安置在甘州地区，游牧于祁连山一带。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因归附吐蕃有功，被吐蕃赞普封为“军大论”。“大论”一词藏文作blonchedpo，在吐蕃王朝中只有王族高等官员才有资格享有此衔①。尽管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得到了吐蕃赐予的崇高荣誉，但并没有给整个沙陀部落带来好运，吐蕃封朱邪尽忠“军大论”看中的是沙陀的骁勇善战，目的是驱使沙陀为其冲锋陷阵。史载：“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吐蕃）同，而驰射趫悍过之，虏倚其兵，常苦边。及归国，吐蕃繇此亦衰。”①由此可见，沙陀军队骑马射箭勇猛矫捷，在吐蕃之上。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吐蕃安置在吐蕃与唐朝、回纥战争的前沿——甘州，每逢战事，则令沙陀冲锋陷阵。
  沙陀在甘州待了二十余载，最终不堪忍受吐蕃的统治，整体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关于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元和三年（808年），回奉诚可汗曾一度打败吐蕃，从其手中夺回凉州。由此，可能有人在赞普面前进谗言云：“沙陀本回纥部人，今闻回纥强，必为内应。”于是，吐蕃欲将沙陀迁到河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以散弱其类”②。就甘州地理位置而言，所谓“河外”指的是“今青海省境黄河之南地域，即黄南州、海南州东部之地。这一带被黄河从南、西、北三面围绕，中古时代较为荒凉偏僻”③。迁到河外无异于绝种，为保持种族不被灭绝，沙陀最终选择了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④。第二种观点认为，元和时期，唐朝朔方、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听说沙陀“北方推其勇劲”，故“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⑤。
  我们认为，沙陀归唐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上述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因素。首先，沙陀与回纥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平定安史之乱时沙陀曾与回纥并肩抗击叛军，沙陀首领沙陀金山还曾担任过回纥的副都护，《后唐懿祖纪年录》则径直称沙陀为回纥部人；吐蕃侵犯北庭之时双方又并肩抗击吐蕃的入侵。因此，吐蕃怀疑“尽忠持两端”、“贰于回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当时镇守边陲的节度使范希朝是一名具有极高声望的大将。史载，范希朝镇朔方时，大力加强边防设施，在要处建堡栅，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居官清廉，对诸蕃部落进献的奇驼名马“一无所受”；他见边地树木稀少，“于它处市柳子，令军人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因此，当时人将他比作西汉名将赵充国，号称当世善将①。投归范希朝门下对于身处绝境中的沙陀而言算是一条光明大道。与此同时，作为封疆大吏，范希朝也需要像沙陀这样的劲旅为其冲锋陷阵、保卫边疆。因此，第二种观点亦有其合理性。此外，吐蕃对待沙陀过于残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迁至甘州之后，每逢“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其伤亡肯定很大。
  除了上述直接原因之外，沙陀内迁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唐王朝民族政策的吸引力。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从唐初以来，“四夷”各族就纷纷内附。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以内附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有856个，比正州多出528个。唐王朝也欢迎各族的归附，对他们予以种种优惠待遇。如在经济上，唐朝《赋役令》中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者一年以上复三年，二年以上复四年，三年以上复五年。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外蕃人投化”唐朝者竟比唐人“没落外蕃得还者”在免征赋役上优惠出许多。在政治上唐太宗曾一再标榜自己“不猜忌异类”、对夷、夏“爱之如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有的甚至做到了高②。唐朝提拔起一大批蕃胡族人担任军事首领，级将领。在武将的提拔任用上，胡人往往要优于汉人。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贵族则提供优厚待遇，赐予高官田宅，从政治、经济上加以笼络。在文化上，唐人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其至进入皇家宫廷；胡服、胡食则为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会所接受、喜好。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会对沙陀贵族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内迁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生存之需，而是在华夷一家的内地谋求更好的发展。
  其次，汉族先进的物质、精神文化及中原地区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吸引力。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其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能不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自然吸引力。甘霖在《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0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指出：“东亚的黄河流域..富裕的文明中心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特别是唐朝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无疑对周边民族有巨大的吸引力，沙陀人也不例外。
  再次，沙陀对唐朝统治的认可及其汉化的加深。沙陀人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归附了唐朝，成为唐朝臣民。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州性质的金满、沙陀都督府，隶属北庭都护府。自此以后，沙陀数世为唐朝守边，至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人内迁中原时己有一个多世纪，其间沙陀首领还数度前往长安朝贡，亲眼目睹中原灿烂的文化。一个多世纪的耳濡目染，沙陀人内心深处已经形成民族认同思想。《后唐懿祖纪年录》中记载的朱邪执宜与其父朱邪尽忠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吾家世为唐臣，不幸陷虏，为他效命，反见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复归本朝。”①当时朱邪执宜仅“及冠”之年，涉世不深，但他却自觉将自己视为“唐臣”，将唐朝视为“本朝，”可见其沙陀人对唐朝的认可程度。同时，沙陀在同唐朝的接触中，已经呈现汉化趋势。前引吐鲁番文书《朱邪部落请纸牒》，是开元十六年迁居西州的一支沙陀朱邪部落向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沙陀本是游牧部落，“随地治畜牧，”唐初以羁縻之道治之，当无请纸笔之需。从这件西州朱邪部落请纸牒可以看出，文书用汉文所写，且符合唐代公文之规范，即使该文书非朱邪人所写，亦能说明朱邪部落已对汉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说明其本身开始汉化。
  二、沙陀的初次内迁
  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在朱邪尽忠父子率领下开始东归大唐，为吐蕃发现之后，派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为此，沙陀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东迁路线。本来甘州距离灵州不过几百公里，可径直前往，但是沙陀却选择了沿甘州东北方向蒙古草原上的乌德鞬山①向东的路线。艾冲先生认为，沙陀的这种迁移路线“与彼时政治形势、地理形势相矛盾，而且过于迂远绵长，对于沙陀突厥来说，实际是不可能的”，并认为史书所载之“乌德鞬山”属史官之笔误，“乌德鞬山”当为“西倾山②。我们认为，西倾山”误写为“乌德鞬山”的可能性不大，艾先生之说法过于牵强。沙陀与回纥关系极为密切，回纥攻陷凉州之举被吐蕃怀疑为沙陀与之勾结的结果，亦绝非空穴来风。故，沙陀为摆脱吐蕃之围追堵截，选择取道回纥归唐的迂回方式应是一种减少伤亡的明智选择。
  即便如此，沙陀亦未能避免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向东北方向行军三日之后，吐蕃追兵赶上，沙陀被迫向南迁移，一直到洮河（今甘肃临洮地
  区）。自洮河开始，沙陀与吐蕃军队边打边走，一直转战至石门关（宁夏固原西北地区）。本来数百公里的距离，沙陀却“委曲三千里”③。
  沙陀东迁归唐之路崎岖坎坷，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史载，沙陀与吐蕃交战“凡数百回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④。最终，“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⑤。
  朱邪执宜父子率领的沙陀主部东归大唐之后，仍有残部陆续归唐。其一，部分溃散的沙陀“童耄”（老弱病残）自凤翔府、兴元府者、太原府辗转至盐州与沙陀主部聚合。其二，同年六月，朱邪尽忠之弟葛勒阿波率部众七百人，抵达振武边塞归降。
  关于沙陀东迁的时间，《后唐懿祖纪年录》将之定为贞元十三年（797年）⑥，而《资治通鉴》则将之定为元和三年（808年），而且司马光还对《后唐懿祖纪年录》所云之贞元十三年进行了考证：“据《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使，元和二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使，诱致沙陀。元和元年亦无沙陀朝见。《纪年录》恐误，今从《实录》、《旧传》、《新书》。”①可见，沙陀东迁时间当在元和三年。
  关于沙陀归唐之前及归唐之初的人数，史载不一。《新唐书》云：“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②；《资治通鉴》云：“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鞬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大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③；《册府元龟》云：“本出甘州有九千余人，五月到灵州者，才二千余人，橐驼千余头，马六七百匹，馀皆战死、馁死及散失。”④
  以上三种记载出入很大：首先，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之初的人数，《资治通鉴》云“部落三万”，而《新唐书》云“三万落”，相差悬殊。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太平广记》卷一四七《裴仙先》条记载：“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⑤；《资治通鉴》载：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⑥。则，沙陀在北庭之时人数不过万帐。沙陀被吐蕃迁往甘州之后，沙陀在甘州居住时间仅20余年，且时常为吐蕃冲锋陷阵，伤亡甚众，其人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长，故《新唐书》所云“三万落”有误。
  其次，沙陀到达灵州后所剩人数，《新唐书》云“士裁二千，骑七百”；《资治通鉴》云“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册府元龟》云“才三千余人”，相差亦甚远。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因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归唐之后不久，范希朝即“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以领之，为其战斗，所至有功。如是，则沙陀归唐之前骑当在千二百之上，故《新唐书》、《册府元龟》所云有误。《资治通鉴》所载沙陀至灵州者犹近万人，骑三千数目较为合理。
  沙陀东迁归唐之后，仍有小部在甘州游牧，他们活动的地区主要在甘州南百余里祁连山中的鹿角山，因此这支沙陀余部被称为“鹿角山沙陀”。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张匡邺出使于阗，路经甘州，曾经获知这一沙陀余部的简单情况，被记录在五代平居诲所撰《于阗国行程记》中。记载如下：“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①这支部落明显是沙陀主部东迁灵武之后遗留之部分。
  三、沙陀的再迁
  沙陀东迁归唐是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摆脱了灭种的危机，而且逐渐走向辉煌。自此以后，沙陀由一个仅万人的小部落，逐渐吸纳其他民族成分，成为称霸一方的藩镇，并最终在中原建立三个王朝。
  东迁归唐的沙陀部受到了唐朝政府的高度重视：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亲自率众迎接于塞上；唐宪宗“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葛勒阿波归降之后，唐廷又任命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都督府都督。沙陀历来强悍好斗，范希朝想利用沙陀部来抵御夷狄入侵，故沙陀东迁归唐之后，范希朝除了专门设阴山都督府安置他们外，还为沙陀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业，以使他们休整繁衍；同时，范希朝对沙陀军队亦给以特殊照顾，如元和四年三月辛未，范希朝“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朝廷“许之”②。
  为了答谢唐朝政府的优抚，沙陀部首领朱邪执宜在沙陀部安顿之后，亲自到唐都长安觐见唐宪宗。唐宪宗为酬劳沙陀归唐之功，“赐（朱邪执宜）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
  沙陀在盐州被妥善安置之后，很快成为灵、盐地区的一支劲旅，“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①。
  沙陀在盐州待的时间很短，仅隔一年左右，元和四年（809年）六月便因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也随其迁转河东。迁转原因有三：首先，范希朝需要像沙陀这样一支刚强彪悍的劲旅为其守疆，同时范希朝因厚遇沙陀亦甚得沙陀之信任；其次沙陀居住之盐州靠近吐蕃统治区，唐朝怕其再度投靠吐蕃；第三，沙陀加入盐州之后，使当地人口大增，唐朝害怕当地粮食因此供应紧张。
  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举军从之”。到达河东之后，范希朝挑选沙陀劲骑一千二百，号称沙陀军，并且设置军使进行管理；剩下的士兵则被范希朝安置在定襄川。朱邪执宜“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亦记载其事，云：“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关于迁往河东的沙陀人数，《新五代史》记载恐有误。因为，沙陀迁至灵州之时仅有万余人，骑兵三千，其军队数量不可能在短短数年内骤增至“数万骑”。
  关于沙陀军队驻扎之“黄花堆”，《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胡三省注云：黄花堆“按朔州有黄花堆，在神武川②；关于神武川，意即黄瓜堆，”“”《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胡三省注云：“神武川在汉代郡桑乾县界，后魏置神武郡，后周废郡为神武县，属朔州。此时其地在马邑善阳县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后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宁武府神池县东北。”唐代善阳县即今山西朔州市，则沙陀军队当时驻扎之地就在今山西朔州市及今神池县东北一带。关于“定襄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定襄川，唐定襄县之川也，在今大同府大同县西北”；《大事记续编》卷六三云：“忻州定襄郡有定襄县。”两相比较，当以后者为是。因为，大同一带地处唐代边塞，乃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唐朝不可能将一群老弱病残安置于战争的前沿。故，沙陀“童耄”所居之“定襄川”当在今忻州定襄县牧马河一带。
  沙陀甫迁河东，便显示了其强劲的军事势力。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命范希朝等四军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王承宗、朱邪执宜率领700人为先锋。在这次战争中，朱邪执宜与王承宗埋伏在木刀沟，与数万敌军相遇，飞矢如雨，执宜率军杀入敌阵，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大败镇州。战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任为蔚州（今河北蔚县）刺史。
  之后不久，王锷代范希朝出任河东节度使。王锷家财颇丰，常有行贿之举，但具治边才干。王锷任河东节度使之前，河东兵员不过3万，马匹不足600。王锷到任之后，兵员达到5万，马匹达到5000，仓库物资亦十分充盈。王锷看到沙陀强劲剽悍，且聚族而居，恐其势力强大后难于控制，于是上疏云：“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于是，朝廷设置十府，安置沙陀。
  元和八年（813年），回鹘军队越过漠南，攻取西城、柳谷①。唐宪宗下诏，令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驻守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右旗西南“西受降城”），以阻止回鹘军队南下。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擅袭节度使自封统帅，窃取兵权。兵燹舞阳、叶县，略襄城、阳翟，许州、汝南人民深陷战乱之苦。唐宪宗以乌重胤兼汝州刺使，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帅，率领大军征讨吴元济。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队随李光颜参战。战争中，沙陀军队英勇作战，在时曲打败蔡人，并攻取凌云栅。吴元济叛乱被平定之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为检校刑部尚书，但仍隶属李光颜军。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朱邪执宜亲自到唐都长安朝贡，唐穆宗赐其“官诰、绵綵银器”②；同时，唐穆宗留朱邪执宜在朝宿卫，并拜其为金吾卫将军①。
  大和四年（830年），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善于治边及安抚少数民族，史载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之前，“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遇。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②。
  沙陀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③所畏伏”，柳公绰上任河东节度使之后，给予沙陀部以重任。史载：“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而朱邪执宜本人温雅知礼，亦博得柳公绰的信任。史载：“执宜与诸酋长人谒，神采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后来，朱邪执宜母亲、妻子前去拜见，柳公绰让夫人与她们一起饮酒，并且馈赠礼物给她们。朱邪执宜非常感激柳公绰的知遇之恩，做事竭尽全力。史载：“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④
  沙陀不仅为唐朝竭力守边，而且对当时叛乱藩镇的拉拢给以坚决拒绝。太和元年（827年），王庭凑帮助原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之子李同捷叛乱，为了增加叛乱的力量，王庭凑派遣使者带着重礼贿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希望朱邪执宜能与其联兵共同抗击唐朝，朱邪执宜对这种叛乱分裂的行径给以坚决拒绝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