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 研究价值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沙陀之前的匈奴、鲜卑、羯、氐，之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逐鹿中原，建立过政权。然中国历史上以区区万人之弱小部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却仅有沙陀一例。我们认为，研究沙陀发展史具有如下价值：
  首先，研究沙陀发展史，对于研究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内迁、汉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沙陀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源自西域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沙陀原是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的一个弱小部族，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又成为其别部。沙陀与中原王朝渊源已久，唐初之时，沙陀追随西突厥首领对抗唐朝，旋为唐所灭。唐平定西域后，在西域设立羁縻府州，沙陀酋长被委以重任，替唐护土守疆。其间，沙陀还奉命远离故土平定唐朝边陲之乱。其时，沙陀受唐朝恩泽，赤心卫疆，已经出现汉化迹象。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势力大衰，吐蕃乘机染指西域，沙陀被迫依附吐蕃。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吐蕃安置在吐蕃与唐朝、回纥战争的前沿——甘州，每逢战事，则令沙陀冲锋陷阵，沙陀终不堪其苦，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在朱邪尽忠父子率领下开始了东归大唐之壮举。东归大唐之后，沙陀替唐朝政府抵御漠北民族南侵；与此同时，沙陀还参与镇压藩镇叛乱及唐末两次农民起义——庞勋起义和黄巢起义。其间，沙陀吸收了大量的边陲少数民族及汉族，不但势力日渐壮大，而且汉化不断加深。唐末五代，沙陀与朱梁展开长达四十余年的争霸斗争，终取代朱梁，定鼎中原。之后，沙陀政权以中原正统自居，并完全按照中原典制建设政权，基本实现汉化。通过沙陀内迁、汉化的个案研究，不仅可以归纳出历史上少数民族汉化的规律，更可以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其他少数民族汉化的认识。
  其次，对沙陀早期历史及其内迁、汉化的研究，可以有力证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新疆与祖国内地，新疆人民和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从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早就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沙陀的内迁正是这种民族认同意识的反映。今天新疆的民族分布格局，是历史上各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结果。这对于驳斥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鼓吹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谬论，从历史上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其三，“当一个民族迁入另一个民族居住的地区，迁入地区域文化的封闭体系就会产生一种排外性，因而就会发生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又因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而进一步激化”①。然沙陀内迁之后，用人不分畛域，大量吸收汉人，而且主动学习汉文化，加之唐朝历来对外来文化就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使汉族士人从一开始就认同并接受了它，这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中可谓一特例。通过对沙陀内迁及其汉化的深入研究，对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充分认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事实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现状
  早期沙陀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小部族，史不足道，相关文献记载十分稀少；内迁之后有关沙陀的相关文献又甚为分散，专门记载不多见，因此与其他边陲民族的研究相比，史学界对于沙陀的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如此，对沙陀的研究也并非一片空白，截至目前已有不少成果问世。
  对于沙陀的总体论述尚不多见，主要有：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于第四编第三章专设一节，介绍沙陀的基本情况①；王钟瀚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专门设置第五章介绍沙陀，其下设两节：沙陀的起源、内迁及与唐朝的关系；沙陀族建立的四个政权②。然上述两种著作属教材性质，对沙陀问题仅限于大致介绍，谈不上深入研究。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了一套“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共八部，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其中《宋辽金时期民族史》亦专设一章介绍沙陀，章下设三节。该章吸收了学界相关成果，对沙陀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③。真正的专门著作当属樊文礼的《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④一书，该书是樊文礼在其博士论文《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基础上修订出版的。樊书以“代北集团的形成、代北集团在唐末的影响和作用、代北集团在五代沙陀政权中骨干和核心地位”为中心，大致勾勒出了沙陀的历史发展脉络，然该书侧重点在于阐述代北集团的形成、发展，故对沙陀历史发展中的某些问题从略。
  相对于沙陀的总体研究，沙陀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以论文形式出现。
  一、沙陀早期历史的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82年）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中就沙陀的早期活动区域、沙陀的族源等问题做了大量艰苦而有益的探讨，可惜这些考证并未引起学界注意。我们关于沙陀族源的论述即得益于岑先生当年的相关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界关注沙陀早期历史的人渐多，主要有：徐庭云《晚唐时期的沙陀》（《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1期）、《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6期），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民族研究》，1999年6期），蔡家艺《沙陀历史杂谈》（《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张云《沙陀早期历史初探》（《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藏学出版社，2004年）。这些论述多论及沙陀的族源，然均未脱离早期“沙陀”与“处月”是一非二的窠臼。与此相对，日本学者室永芳三先生则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提出了与大陆主流观点相反的观点：早期沙陀与处月并非同一部落①，而这恰恰与岑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近年，台湾年轻学者黄英士对学界提出的沙陀与处月并非一个部落进行了关注，并对处月朱邪如何演变成为沙陀部落的过程进行了探讨②。对于沙陀早期的活动区域及其与周边民族志关系，学界尚未专门论述，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涉及之。
  二、沙陀发迹代北、崛起河东的历史
  对于沙陀内迁的原因，赵荣织《略论沙陀人的内迁》（《昌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进行了详尽陈述，并进一步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对于沙陀摆脱吐蕃统治内迁的路线，艾冲《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从沙陀的迁出地，内迁时间路线、迁入地等方面进行了专门考证，其论证较为全面、科学；沙陀内迁之后，很快将定居代北一带的昭武九姓胡人纳入其集团，从而形成了“沙陀三部落”。对于迁入中原的昭武九姓胡，以张广达、荣新江先生为首的一大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然对沙陀与昭武九姓关系的研究，似不多见，仅有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瀚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文。该文对沙陀与昭武九姓结合过程及昭武九姓胡人在沙陀集团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行了专门论述。对于沙陀居于代北、河东时期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主要有：艾尚连《回鹘南迁初探》（《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对回鹘与沙陀之关系有所涉及；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对沙陀与吐谷浑之关系有所涉及；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沙陀与鞑靼之关系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任崇岳《契丹与五代山西割据政权》（《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对沙陀集团与契丹的关系有所涉及。
  关于沙陀发迹代北、崛起河东，史学界对其间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李克用、李存勖关注较多，樊文礼在其《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一书问世之后，又出《李克用评传》（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对李克用在沙陀集团崛起中的贡献、作用进行了专门论述；而早在《李克用评传》一书问世之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硕士生黄淑雯就已经在唐史专家何永成先生指导下，以《李克用研究》为题，撰写了其硕士论文①。该文采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得出了一系列令人叹服的结论；曾国富《生子当如李亚子——五代名将李存勖（沙陀人）》（《文史知识》，1996年第2期）则对李存勖生平及其灭梁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沙陀的崛起与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息息相关，贾艳红《略论沙陀骑兵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的作用》（《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进行了简略论述；王寿南《论唐末桂林戍卒之乱》（《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84年第2期）对沙陀镇压庞勋起义有所涉及；方积六先生《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对于沙陀镇压黄巢起义有所涉及，且有深入考证。
  沙陀与朱梁之争及沙陀灭梁是沙陀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关键，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有：李崇新博士论文《唐宋五代的晋梁之争研究》（南京大学，2003年），该文以908年为界，将沙陀与朱梁之争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期，从政治策略、军事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宁可、阎守诚先生《唐末五代的山西》（《晋冀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对沙陀与朱梁之争的演变脉络进行了分析；臧嵘先生《论五代初期的梁晋争衡》（《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隋唐五代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对此也有专门论述；樊文礼《试析李克用在晋汴争霸中失利的原因》（《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曾国富《试析五代晋王李存勖灭后梁的条件》（《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对沙陀与朱梁之争亦进行过系列分析。对于沙陀发迹代北、崛起河东的过程，樊文礼《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以沙陀为核心的军事集团）的形成》（《民族研究》，2002年2期）将之分为“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克用”三个阶段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分析，同时还对沙陀集团人员构成进行了分析；台湾学者桂齐逊《河东军对晚唐政局的影响》（《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4年，第26期）亦略有涉及。
  关于沙陀建立的四个政权，因被历代史家列入中原正统政权，故成果颇多，但系统地对沙陀四个政权的研究尚不多见，《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开设“沙陀族的鼎盛与衰微”一节进行过系统阐述；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五十一本第二节）对沙陀政权亦有系统的阐述。与此相比，对沙陀政权统治精英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有：郑学檬《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邵勤《石敬瑭：人物评价问题的再思考》（《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2期）、成岳冲《论郭崇韬》（《宁波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徐庭云《一位有贡献的沙陀政治家——论后唐明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张士尊《唐庄宗亡国论》（《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王永平《略论后唐明宗李嗣源》（《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曾国富《论刘知远》（《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曾国富《后唐庄宗失政及其历史教训》（《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文物》，2004年第11期）、谢大伟《略论郭崇韬》（《浙江史学论丛》，第一辑，2004年）。对于沙陀政权中出现的中兴局面，亦有相关成果，如曾国富《略论五代后唐“小康”之局》（《唐都学刊》，2008年第1期）。
  沙陀政权的建立及其亡国均与契丹有一定关系，史学界对此亦有相关研究，台湾学者蒋武雄先生撰有多篇文章，主要有：《辽太祖与五代前期政权转移的关系》（《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1期）、《辽与后汉建国的关系》（《东吴历史学报》，1996年，第2期）、《辽与北汉兴亡的关系》（《东吴历史学报》，1997年，第3期）、《辽与后晋兴亡关系始末》（《东吴历史学报》，1998年，第4期）。此外，王义康《后唐建国过程中抵御契丹南进政策探微》（《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及邢义田《契丹与五代政权更迭之关系》（《食货月刊复刊》，1971年第6期）亦有相关论述。
  沙陀汉化问题是史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相关成果较多。主要有：王义康《沙陀汉化问题再评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李锋敏《唐五代时期的沙陀汉化》（《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樊文礼《“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可》（《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刘惠琴、陈海涛《唐末五代沙陀集团中的粟特人及其汉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陈海涛《“萨葛”钩沉》，（《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李玉林《一代豪酋李克用的汉化》，（《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关于五代以后沙陀人的分布区域，蔡家艺《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惜其仅限于宋辽金时期，对沙陀的分布区域有所遗漏。
  总体而言，史学界对沙陀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仍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目前还没有一部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沙陀兴起、发展、强盛及汉化的专著。因此，很有必要对沙陀的发展史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以推动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