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伊犁是亚洲腹地一块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草原辽阔，牧草丰腴，是亚欧大陆干旱地区的一块湿润的土地。由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史以来就是我国北方民族争雄逐鹿之地。历史上曾经有过塞种、月氏、匈奴、乌孙、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古老的部族及汉民族在此活动过。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建立过乌孙国、西突厥汗国、察合台汗国等地方政权，对亚欧历史和草原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今天，在伊犁境内仍有哈萨克、汉、维吾尔、蒙古、回、锡伯、柯尔克孜、满、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等十多个民族定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兄弟民族在开发伊犁，建设伊犁，为创造伊犁悠久的民族文化艺术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物古迹。
  根据考古调查，伊犁河流域在远古时期已有人类活动，在伊宁市东北的阿克吐班麻扎附近发现细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在麻扎附近，堆有很多石块，其中有穿孔的石斧、石杵及其他石制用具和化石等。①这里依山傍水，是早期人类的一块美好的居住地区。这种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考古文化，在我国的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和甘肃西部等地都有发现，它们的年代早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伊犁以及新疆发现的细石器与中原黄河流域的细石器有共同特征，有的石器完全雷同。伊犁细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从细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就已迁徙到伊犁河谷及其邻近地区，开始从事原始的生产劳动，并和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伊犁早期的历史文物遗存中，岩画占有重要的地位。岩画是古代人们画在或刻在岩石上的画，是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同形态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的真实写照。它们大多数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这些岩画在伊犁各县（市）都有广泛分布。主要见于高山牧场、中低山区以及游牧民转场的牧道上，部分河谷地带也有发现。岩画主要凿刻在黑砂岩、花岗岩和板岩的朝阳的岩面上，大多采用粗线条的阴刻，岩画的题材有自然界中的飞禽走兽的动物形象，有狩猎与放牧、舞蹈、杂耍、格斗、征战的场面，以及对人类祖先、图腾崇拜等图画。岩画已成为我们研究古代民族艺术史、文化史、民族史、风俗史的珍贵资料。通过考古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岩画的时代上限可追溯到石器时代，但其延续时间很长，晚的可到十二三世纪的蒙元时代。而青铜时代则是岩画艺术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最常见的岩画有动物画，画的是牛、马、羊、鹿，也有狗、熊、狼、骆驼等，如霍城县干沟岩画，在一块岩上刻有形状不同的十几只大头羊和山羊，其中一只体形较大的山羊，羊角较长，一角向后弯曲，一角前翘，惊觉地抬头注视着前方，粗犷的线条勾绘出了一幅草原生活景象。②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岩画，画面描绘两只恶狼扑向马鹿，一只在鹿的上方，咬在了鹿的脖颈，另一只在鹿的身后，咬住鹿的臀部，马鹿的四脚直立，无法走动，只有挺着树杈状的鹿角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画面下方的一只大角羊，似乎看到了这一血淋淋的场面，急忙向远方逃去，而另一只羊则好像未发现眼前的危险，仍不紧不慢地朝马鹿的方向走去。画面形象生动，令人震撼。①
  狩猎画也是岩画的重要题材之一，常见的画面是猎人手持弓箭的形象，如新源县则克台的克孜尔塔斯沟岩画，画面上是两组比较成熟的狩猎场面。第一组，右上方是一只十分强壮的野牛，一位猎人正挥剑与之搏斗，其下方是四位猎人在围猎一只鹿，前方是三人在迎击，猎人手持弓箭对准鹿在射击，鹿后有一位骑于快马之上的猎人在穷追奔跑着的鹿，画面左下方是数只羊、狗的图形。第二组画面也是反映围猎场面，上方的三个人拉弓射箭在合围一只大角羊，在猎人和猎狗的包围中，大角羊后肢下蹲，似已无处可逃。其中，一位猎人头戴尖顶宽檐帽很具特点。似可看出这一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的衣饰特点。下方的画面是四个猎人在围猎一头肥大的野牛。三位猎人手持弓箭在前方射击，侧面有一位骑手在围击，野牛旁有一只长角鹿似被这一场面惊呆，也处于无路可逃的境地。整个画面生动逼真，使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②
  放牧类岩画在各地普遍存在，如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岩画，凿刻出大角羊十五只，三个骑在马背上的牧人及一匹马。大角羊长长的羊角弯至后背，头尾相接，呈运动状；三个骑马的牧人及一匹马分布在羊群中，均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使我们仿佛看到涌动的羊群在牧人的驱赶下奔向水草丰美的草原。③
  生殖崇拜类岩画在伊犁岩画中的比重不大，仅有个别岩画描绘这些内容，如尼勒克县却米克拜岩画，画面是一只体态肥硕的头羊在领队，其后尾随着九只大羊和小羊，羊群后，牧羊人在步行驱赶着。牧羊人全身裸露，头部似戴一顶尖顶帽，双臂举起在吆喝着什么，其阳具明显勃起，而数只山羊的阳具亦格外长，呈勃起状。整个画面似乎表现了牧羊人渴望羊群繁殖的欲望。④
  新源县则克台阿克塞岩画，画面上凿刻着正在交媾的一对男女，左有一只小山羊，表明这对男女正在草原中放羊。他们戴着尖顶帽，分开双脚，挺起胸腹，勃起生殖器。左面的女人也戴着尖顶帽，举起双手，并有丰满的乳房，两腿微向后叉开，两性交合。⑤
  伊犁的岩画，有的可能是铜石并用时代的产物，有的岩画的时代则可能在公元前后，而有的则可能产生于十二三世纪，甚至更晚的时间，有的在同一幅画面上时间跨度也很大，如昭苏县科培雷特岩画，岩画凿刻在阿克牙孜河南岸断崖一巨石上，巨石的东、西、北三面均有刻画。画面正中是一右手执花、左手托一圆状物、盘腿坐在莲花座上的佛像，佛像东西两侧布满了蒙古、藏以及哈萨克文字，其间尚刻有几只大角羊，一颗五角星图案等。巨石西面刻画着两只山羊、一只狗和一人形象等；巨石东面是几只印痕模糊的大角羊。从画面的印痕看，这处岩画的年代跨度相当大，巨石东面的山羊形象时代可能较早，而巨石正面的内容也有早晚，佛像及蒙古、藏文字可能是清朝初期准噶尔时期的遗迹，哈萨克文字等可能是近现代牧羊人所为。①
  春秋战国时期，是伊犁古代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我国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也明显增多，根据《史记》、《汉书》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和《西域传》等记载以及考古调查发掘证明，以伊犁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当时主要是塞人的游牧地区。
  “塞”，亦称“塞克”，是最早见于我国史书的伊犁民族，有多种称呼，《穆天子传》中称“西膜”，古代波斯称“萨迦”，古希腊文献称“斯基泰”。塞人分布极广，广泛分布于中亚地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记载塞克有三大支：近海塞克、Amyrgion塞克、Qrtokoribantii塞克。②他的这一记述与阿契门尼德王朝的楔形文字碑中提到的水塞克、尖帽塞克和牧地塞克的记述完全一致。③其中活动于伊犁河流域的即尖帽塞克的一部分。研究表明，塞人已广泛使用青铜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伊犁青铜时代的文明。
  伊犁尼勒克县发现的奴拉赛古铜矿遗址充分说明当时伊犁河流域的塞人掌握了很高的采矿和冶炼技术。
  奴拉赛古铜矿遗址，位于尼勒克县喀什河南岸的奴拉赛沟中。国务院于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分为采矿和冶炼两部分。
  采矿遗址，已发现10余处竖井洞口，洞口5米见方，多已塌毁。其中，半山腰一处竖井深达20余米，宽约5米。矿壁陡峭，矿壁两侧支撑层层水平方向原木，两端楔入矿壁。不少撑木已塌折，与矿石石器和泥土混杂在一起，形成厚达4～5米的堆积。从地面看，竖井可能是互通的犹如网络状似的坑道。
  冶炼遗址，位于竖井不远的沟谷中，因被山洪冲刷，仅存一段长20米、宽1.5米、厚0.5米的炉渣堆积，堆积层中含矿石、炉渣、兽骨、碎陶片以及经过粗炼的呈圆龟背形的白冰铜锭。铜锭含铜量高达百分之六十，是一种品位很高的富矿。从釉质多孔的炉渣孔残留的木炭来看，当时，冶炼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在竖井和洞口周围有大量的石器，其形状均呈圆形和偏圆形大石锤，一头圆钝，一头尖锐。石锤一端大都凿有纵横凹槽，以便绳索捆绑，是一种平衡和提升工具。
  古铜矿的年代，据碳14同位素测定，其年代为距今2440（±75）和2650（±75）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①
  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活动于伊犁的古代民族就是塞人，《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②大月氏西破走塞王的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叶。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奴拉赛古铜矿遗址是古代塞人的文化遗存。
  尼勒克奴拉赛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也为伊犁丰富的青铜文物找到了答案。该遗址是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第一次发现的古铜矿遗址，对研究我国冶金史和新疆地方史、民族史都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伊犁各地发现一批大型的青铜器，很有特色，主要是三足釜、盘和鍑等。它们器形一般都比较大，铸造工艺水平都很高，对研究草原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有很高的价值。
  在新源、特克斯县境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器。新源县发现的两件铜刀，其中一件铜刀，柄部作羊头形。③特克斯县发现有铜斧、铜牛头（形似水牛）和月牙形铜饰牌等。④近年来又相继在巩留、新源、昭苏和察布查尔等县境内，发现了一批铜斧、铜凿、铜刀，还有大型的高足方铜盘，深腹铜釜等。而尤令人注目的是1983年在新源县巩乃斯河畔出土的六件铜器，即铜武士俑、铜三足带耳大釜、铜铃、铜对虎圆环、铜对翼兽圆环和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⑤尤其是铜武士俑的发现更具重要意义，武士俑通高40厘米，重3公斤，空心，头戴尖顶大沿式帽，帽顶有一尖刺弯勾，面部表情端凝，双目直视，深目高鼻，留有大鬃角。上身裸露，下身似围一短裙，双手空握执物（物已失），两腿一跪一蹲，造型极为生动。这种大型铜武士俑，在新疆境内还是首次发现。同一类型的武士俑在巩留县也发现了一件，但体形稍小。这一特征与西方文献中提到的尖帽塞克是吻合的，也为我们认识塞人体貌特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铜对虎圆环和铜对翼兽圆环，其直径在28～31厘米，对虎作踞伏状，对翼兽则头部对接，其造型都十分别致。铜三足带耳大釜，通高34厘米，重约25公斤，亦为新疆境内铜器中首次发现。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底座喇叭状，上承方铜盘，盘内尚有两小兽，这件铜器出土时已破碎严重，底座成碎片，小兽形制也不十分清楚。
  从西汉初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乌孙人取代塞人、月氏人成为伊犁的游牧部族。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单子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徒，中立，不肯朝令匈奴”①。西汉初年，乌孙与月氏均游牧于今甘肃西部的敦煌、祁连间，乌孙昆莫猎骄靡出生时，乌孙部落受到月氏的毁灭性打击，猎骄靡的父亲、乌孙昆莫难兜靡被杀，乌孙散部被迫依附于匈奴，待猎骄靡长大后，匈奴单于将乌孙旧部交给昆莫，并在匈奴的支持和帮助下，乌孙部落西去伊犁河流域向月氏复仇，在乌孙的打击下，月氏被迫南迁，从此乌孙在伊犁河流域建立历史上著名的乌孙国，随着势力的增长，乌孙不再听从匈奴的调遣。西迁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活动范围大致在伊犁河以南包括今特克斯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周边地区，其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成为拥有60余万人口，雄兵近20万的西域大国，②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随着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汉朝势力进入西域，汉文化的影响也因汉与乌孙结盟，汉家公主细君、解忧的远嫁乌孙而传播到西域及伊犁河流域，从而揭开了西域纳入祖国版图的历史序幕。乌孙在伊犁先后活动500余年，对开发和发展伊犁河流域的文化，促进和实现古代西域统一于祖国的事业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到魏晋时期，乌孙被柔然所迫，南迁葱岭地区。
  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人们称之为“乌孙土墩墓”的古墓葬。
  土墩墓是人们对广泛分布在伊犁辽阔草原上的古墓葬的通称。科学考察表明，这些古墓葬是上至我国秦汉时期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塞种、乌孙、月氏，下至隋唐时期突厥等民族的遗存。是伊犁分布广泛，数量最多的一种文化遗存。在多数县（市）均有分布，多的达数千座，少的也有几百座；大者如一座小山丘，小者非仔细观察不能发现。其中，最大的是新源县巩乃斯草原上的土墩墓，底部周长近300米，高10余米。土墩墓封土高大，气势宏伟，令人瞩目。③
  20世纪60年代，文物考古部门曾在昭苏县发掘了两个墓群。这种墓葬的特点是，每一座墓都是基本呈圆形的土墩，大多以三五个或二十余个为一组，呈南北向链状排列，也有一些土墩墓围聚在一起。这些土墩墓非常醒目的暴露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除少数外，多数土墩墓顶部都较平坦，中央下陷成坑。个别土墩墓的表面铺一层卵石，有的土墩周围环绕着1米宽的浅沟。④在伊犁的新源、昭苏、尼勒克、特克斯等县的草原地带均可观赏到这种巨墓成行的壮观景象。在新源县喀什河下游的东部山前草原上，有5座南北排列的巨型土墩墓，当地群众称之为“别什墩”意即5个土墩。特克斯阔克铁热克草原上有群颇为壮观的土墩，两座大墓，直径60，多米，高20米左右，周长200米长。大墓四周有4座小墓环绕。当地的柯尔克孜族称之为“霍斯托别”，意即双丘”①。另外，特克斯县喀拉托海草原上也有一处有10余座土墩组成的墓群。最大者直径33米，高16米，周长100多米，最小的直径也有3.5米，高2.5米。
  但是，最具规模并各具特点的则是昭苏县的土墩墓。昭苏县约有1500余座土墩墓，规模宏大，类型多样，有土堆墓、圆形石围墓、方形石围墓等。夏塔的土墩墓群最有代表性，这处墓群位于夏塔沟口，约有200座。成行成列的巨冢分布在山口外的广阔草原上。一座座土墩墓犹如一座座小山，巍然屹立在莽莽草原，气势雄伟，景色壮观。
  在察布查尔、巩留、昭苏县境内还有一些在其他地方少见的土墩墓。其形状、布局显得奇特而神秘。如巩留县一些土墩墓外表多用石块堆成，墓外有石圈环绕，石圈内外还有若干小石堆或石圈。察布查尔县坎乡也有一处奇特的梯形土墩墓群，外表均铺以鹅卵石，附近还有数块大石直立，5座小墓也各被双线立石群所环绕。
  通过考古发掘，这些墓葬一般为土圹竖穴，离地表2～3米。距墓底1.5～2米处往往留有二层台，各置巨大的圆木一根，上有架设横木，担空墓室的痕迹。墓底铺白土和细沙两层，厚为七八厘米，尸骨置于其上。葬式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出土遗物不多，有陶制的盆、罐、壶，有小铁刀、铜圈等简单的金属器物，另有羊、牛、马骨。从考古发掘的形制、随葬品也可看出当时社会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的，那些成行成列的巨冢，多为那时王公贵族的墓葬。
  近几年来，在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基本建设工程中，新疆文物考古部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如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别特巴斯陶墓群位于喀什河南岸。别特巴斯陶为哈萨克语，意为山脚下的泉水，或为“墓泉”的意思。②别特巴斯陶墓群墓葬地表起封堆，封堆有两种，一为封土堆，一是在封土堆外围铺单圈或双圈石环。墓群墓葬分大、中、小型，大型墓葬较少，墓葬封堆直径在25～60米之间，高数米。中型墓葬地表封土堆外多铺有石环，一般单圈，个别双圈，还有些墓葬石环中间有石堆。小型墓葬占绝大多数，墓葬封堆直径在1米以下，封堆高不到1米。一部分墓葬地表起封土堆，一部分墓葬封土堆外再铺石环。
  别特巴斯陶墓群出土一批重要的文物，包括有陶器、铁器、铜器、石器、木器（个别墓葬中发现有漆木器）、骨器、金器等。陶器的陶质为夹砂红陶，手制。器形多圜底，少量平底器，器物大多为无耳器，少量有单耳。陶器器表多施以红陶衣，偶见彩陶。器类有壶、罐、钵、杯、盘等。另外有一座墓中出土一件陶质为夹砂灰陶的缸形器，是安得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相当一部分墓葬出有铁器，铁器多残、朽，多数铁器已朽为残渣。铁器能辩器形的主要为铁刀，另外还有铁锥、铁簪等。铜器种类较多，有铜簪、铜刀、铜针、铜泡、铜镜、铜手镯等。铜簪较多，簪首部形状多种多样，有蘑菇形、兽面形、人形、树枝形等。出土2面铜镜，一为带柄镜，一为圆形镜，镜面平整，带柄镜镜面直径10厘米，柄长7厘米；圆形镜镜面直径9.5厘米，镜边缘有透孔。出土一件铜手镯，手镯端头铸有相对动物首状。石器主要为石磨盘，多出自大型墓葬的封堆中，形状为长条亚腰形。大者长半米以上，小者长不到10厘米。祭祖遗构中出土的石质男性生殖器，用精选石料磨制而成，长20厘米，最大径6厘米。出土的铁或铜簪的首部多为金质，除此外金器还有嵌宝石的金饰件、金马饰等。别特巴斯陶墓群不同墓区墓葬文化上有联系也有区别。墓葬时代的上限，推测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前后，下限至汉晋，它的发现为研究伊犁河流域史前到汉晋时期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尼勒克县加勒格斯哈音特墓地发掘工作中有许多新的发现，为新疆北方草原地区由史前时代到汉晋时期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①
  最特别的是在一座汉晋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几个圆柱形的颅骨，这几例呈圆柱形状的颅骨，应该是在死者生前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头部两侧用硬物固定或者用布进行缠绕，使他们的头部朝长发展，最终形成了圆柱状。“人工变形头颅”是世界原始民族的一种习俗，主要流行于距今2000多年的中亚地区具有圆柱形头的人出生在特殊家庭，他们拥有着特殊的身份。
  墓葬中还发现了部分没有或者缺少指骨（趾骨）或头顶骨的墓葬个体，这些个体是在他们生前还是死后被切除了指（趾）骨，切掉的头顶骨片、指（趾）骨是被生者拿去，用来作为怀念死者，还是希望从中得到某种力量或者庇护？还无人能解释。
  令人惊奇的是一座橄榄状的墓葬。从出土的文物看，这片墓葬群是距今2700年左右一直到距今2000年前后的700年间，这里一直被作为某个部落的固定墓葬地点。这些墓葬点地表有六七米到十多米的土堆或外圈，石环是这里墓葬的标志。绝大多数墓葬的地表石环呈圆形，也有个别呈方形，但一座地表石环围成了橄榄状的墓地，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外形的墓葬，其中蕴藏着什么秘密，无人知晓。
  此次还发现了一件6厘米长的一个长形骨器，侧面有7个上下等距、规整的椭圆形孔眼，与孔眼相对，正面等距穿7根一头粗一头细的骨棒，骨棒削磨匀称光滑。这件骨器如果可以确定是乐器的构件，那么在新疆北疆考古中，这将是首次发现。
  隋唐时期，新兴的突厥部族兴起于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与狼合，狼遂逃于高昌之北山，遂生十男。..阿史那即其一也。”突厥部原生活在准噶尔盆地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后为邻部所逼迁至高昌北山，即今吐鲁番盆地以北的博格达山，这时约相当于北魏时期。到5世纪后，突厥又受到柔然的统治，整个部落被迫迁到“金山之阳”，即今阿尔泰山南麓，成为柔然的“”。
  世纪中叶，突厥部落逐渐强盛，在其首领土门可汗的率领下，锻奴①6攻灭柔然汗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强盛时，其势力“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②。被史家称之为“震动了整个干燥亚洲的突厥”。在土门可汗攻灭柔然汗国的同时，土门的弟弟室点密亦率其突厥属部在西域大地四处征战，尽据乌孙故地，自称为可汗。牙帐即设在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史称西突厥汗国。据史书记载，西突厥汗国“....尽据乌孙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耆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铁勒、龟兹及西域诸胡国皆归附之”③。西突厥汗国全盛时，其势力曾向西达到古代波斯一带。
  这一时期的文物古迹主要有古墓葬及草原石雕人像，即草原石人。草原石人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北的北疆草原地区，一般以一块近似人体的扁长形石材，雕刻成人体的全身形象或仅仅刻出五官或头像，其形象生动、写实，风格粗犷而古朴。草原石人一般立于墓葬地表建筑物前，面向东方，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或独身傲立，或成群列布，气势宏伟。
  草原石人广泛分布于自治州各地，在阿尔泰山麓、准噶尔盆地周缘，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草原地带均有发现。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在这些石雕人像的附近都有墓葬或遗址并存，表明它们与当地的葬俗和人类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些石雕人像是5～7世纪活动于天山北麓的突厥部族的文化遗存。故人们习惯称草原石人为“突厥墓前石人”。《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物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④。元初，法国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载有“库蛮人给死者筑一座冢，为他立一尊像，面朝东方，手在肚脐眼上拿一只杯子”⑤。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草原石人是突厥部族的遗迹。
  这些草原石人的表现风格各异，主要有几种形式：一是只用简单的阴刻线，在石人面部仅仅刻出人物面部眼鼻口形象，如昭苏县夏塔乡的石人，在一扁圆形的石材上，仅阴刻了面部；二是按照人体形状进行整雕和局部刻画的半圆雕。有许多石雕人像，在正面刻出人物面部的容貌。如昭苏等地石雕人像中的男性雕像，宽圆形的脸庞颧骨突出，与额际连成直线的鼻梁，深深的双目，扬起的浓眉，以及微微翘起的胡须。面部表情刻画生动，流露出内心世界的艺术美。女性雕像，用古朴而粗犷的雕刻技法雕出头发、发辫、颈部的项链装饰，扁桃形眼睛，嘴角挂着一些温雅而恬静的微笑，丰满裸露的乳房等，显示出女性自然美的魅力。昭苏县小洪纳海石人，头部着冠梳辫，发辫多至十条，披于身后，垂至腰际，双手交叉于胸前，腰部以下镌刻着粟特文字，堪称草原石人之精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克服重重困难，在新源、巩留、察布查尔、昭苏等县发掘了一批重要墓葬，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收获和成果。
  1997年，在昭苏县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镶嵌红宝石金面具、红宝石包金剑鞘、镶嵌红宝石金戒指、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错金单耳银瓶、织锦和绮、绣等衣服残片、金箔饰及铁质箭镞、铠甲残片等珍贵文物，还有人的骨骼及殉葬的马匹骨骼。①对这批文物，新华社也播发了一则电讯：“一批罕见的古西突厥王国豪华金银器及其他重要文物，最近在新疆伊犁一处古墓葬中出土。专家认为，这些文物对西突厥汗庭所在地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波马出土的镶嵌红宝石金面具。大小与真人面孔相差无几，应是罩在墓主人的面部上的，面具呈方圆形，额际宽阔，下额丰满，两颊饱满，五官的位置比例非常准确。面具的制作工艺尤为精致细腻，几乎采用了古代金银器制作中的镶嵌、锤碟、焊接、抛光等一切工艺手段。面具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锤碟成形、抛光后对合焊接，然后用小铆钉铆合而成。其口鼻、目及面颊系锤碟成形，其眉毛、眼睛、胡须则用金和镶嵌的红宝石来表现。整个面具透着一副威严庄重的神情，表现出驰骋疆场的草原民族不羁的个性，栩栩如生，宛如一面金质的浮雕，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对我们研究墓主人的真实肖像、族属、人种有很大的帮助。
  镶嵌红玛瑙的虎柄金杯，造型罕见，风格独特，在这批器物中具有典型性，器身内外通体模压出菱格，每格内焊接宝石座，内镶嵌椭圆形红色玛瑙。口沿外卷后与器身焊接，然后切出一周小长方形凹槽，内嵌宝石，其下点焊一周金珠点饰。虎形柄焊接在口沿下至中腹部，虎头宽而圆，两耳竖立，四肢雄健，腰身细长，虎尾下垂，通体錾刻虎斑纹，形象生动。
  镶嵌红宝石金盖罐造型精美，装饰典雅，罐盖模压7朵宝相花并在每朵花中央镶嵌滴水形宝石，罐身装饰有圆形、三菱形红宝石。
  剑鞘为短剑鞘外的包金部分，一面有纹饰，一面素面，有纹饰的一面沿鞘身边缘，点焊金珠点饰，中间以细金珠点、左右对称点焊出三列半月形、月牙形、心形、钩玉形宝石座，内嵌红宝石，剑鞘做工精美，装饰豪华。
  戒指重16.5克，嵌椭圆形红宝石，戒面周围为点焊的两圈细金珠点，紧箍戒面宝石。
  金带饰由两块长方形金板合页式套铆而成，一面素面，一面有长方形镂空格。
  金饰件有阔叶形饰片，有镶嵌红宝石的上为云朵形、下为花蕾形饰片，这些金饰件应为墓主人衣物上的佩饰，以此炫耀墓主人的富有。
  银器只出土一件，即错金单耳银瓶。瓶颈部分错金一周，上下锤錾连续的圆圈点纹，圆圈点纹之间四瓣菱花图案。其余部位均素面，上腹部有耳，但已缺失，存留铆接的铜片。
  铁器有残缺的锁子连环铠甲残片及三翼形箭镞。织物均为丝织品，按品种分为锦、绫、绮、绢四种，有缀金珠绣织物、云气动物纹锦、“富昌”锦、卷草纹锦、方纹绫、菱纹绮以及绢，在伊犁冬雪夏雨的自然环境中，尚能出土保存如此完好的织物，令人慨叹。另外还出土有玛瑙器及玻璃器残片等。
  出土的金银器制作精绝，并大量镶嵌红宝石、红玛瑙，品质之贵重，工艺之华美，均属罕见。织物中的缀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些华贵精美的金银器以及多类型的丝织物充分说明墓葬主人的显赫身份和地位。
  据史书记载，中亚广大地区的突厥等部族和历史上所有在中亚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游牧民族一样，其上层贵族都非常喜欢金银器，都以金银器炫耀其身份和地位。法国历史学家沙畹《西突厥史料》曾记述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在伊犁河流域西突厥室点密可汗汗廷的所见：室点密可汗“坐于两轮金椅之上，行时以一马驾之，帐幕以杂色绸绢饰之..可汗卧于金床，室设金瓶金针金瓮，其一室有饰金木柱，有一金床，四孔雀负之，门首有车，满载银盘及银质动物肖像..”①近年来，从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出土的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金银器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宋元之际，辽朝的皇族耶律大石率属部西进，在新疆境内打败了高昌回鹘王朝之后，又进取了中亚喀喇汗朝的八拉沙衮、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打败了花剌子模，建立西辽国，定都八拉沙衮，亦即虎思斡尔朵。西辽最盛时，其统治势力东面达至伊州（今哈密），西面到中亚的乌浒水（今阿姆河）和里海一带。西辽时期的文物遗迹，伊犁发现的不多，仅在新源县境内发现了一个石面具，其造型与辽朝古墓中出土的铜面具十分相似，似可确定为西辽时期的文物。
  12世纪，蒙古兴起于漠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即率蒙古铁骑西征，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他把辽阔的土地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其中，二太子察合台的封地即在以伊犁为中心的今新疆及中亚大部分地区。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范围极其辽阔，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达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首府设在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城。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历史上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14世纪以后，中亚地区非成吉思汗系的蒙古诸部日益伊斯兰化和汗国统治阶级内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导致察合台汗国由鼎盛逐步走向衰落。元至正七年（1347），察合台汗国的合赞汗被其属臣所弑，导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以河中地区为中心，逐步被帖木儿势力控制，并逐步突厥化，史称西察合台汗国；东部为察合台后裔控制，史称“东察合台汗国”（蒙兀儿斯坦）。元至正八年（1348），秃黑鲁帖木儿登上汗位之后，加强了对汗国内部的统治，并皈依了伊斯兰教，经他强行推行，致使其臣民最终突厥化。元至正二十年（1360），秃黑鲁帖木儿汗调集中亚的蒙古、突厥诸部，发动了征讨河中帖木尔势力的战争，曾暂时统一了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死后，察合台后王在河中帖木儿打击下，被迫东迁别失八里，史称“别失巴里”。明永乐十六年（1418）“别失巴里..纳黑失只罕为从弟歪思弑之而自立，徙其国西去，更号亦力把里王”①。歪思汗率部自别失八里西迁伊犁河流域，改国号为“亦力巴里”。后来，完全突厥化了的察合台后裔退居南疆绿洲地区，盛极一时的察合台汗国结束了在伊犁的统治。
  察合台汗国时期的文物遗迹主要有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和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以及明代的“亦力巴里”汗国速檀·歪思汗麻扎。
  阿力麻里故城位于霍城县境内，是伊犁著名的古城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7年1月4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城范围很大，北依克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到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西达卡纳威。阿力麻里，系突厥语“苹果”之意。耶律楚材《西游录》云：“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廓皆林檎园，故以命。”②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曰：“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树，以是名其城。”③
  阿力麻里建城于何时，目前尚未有确切的资料，据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13世纪初，伊犁河流域是以斡匝儿为首的葛逻禄部的游牧地区，阿力麻里就是斡匝儿的驻牧地。蒙古崛起后，斡匝儿最早臣服于成吉思汗。由此可见，阿力麻里城应与中亚葛逻禄汗国的历史有关，最迟在八九世纪已经出现。由于察合台汗国的建立，使阿力麻里迅速崛起，成为中亚历史上最繁华的城市，被誉为“中亚乐园”，欧洲人称阿力麻里为“中央帝国之城”。
  在阿力麻里的繁荣时期，许多著名人物都到过阿力麻里城，都留下了描述阿力麻里城的笔墨。
  大约到16世纪中叶以后，阿力麻里便逐渐荒废。现在的阿力麻里遗迹，除尚存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外，大部分已辟为农田。在近十余年间，经常有文物出土，有汉文古钱币，察合台金、银币，还有叙亚利文景教徒墓石，以及玛瑙饰物、玉器、石刻、铁锅、石磨盘、青花瓷碗和西辽至元代的各类陶瓷器。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徐松谪居伊犁时曾专门到阿力麻里城遗址探查，发现“墓旁土中多金银铜三种钱，皆无轮廓，肉好面幕有字，不可识。铜钱至薄，大如宋当百钱，银钱至小，如王莽直一，而稍厚；金钱薄如铜钱，大如开通元宝钱”①。
  今天，阿力麻里古城已毁坏，但其丰富的地下文物遗存和传奇般的历史，对于我们研究中亚民族史、宗教史，仍具有重要意义。
  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亦称“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扎”或“大麻扎”。位于霍城县境内。国务院于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麻扎”系阿拉伯语音译，即陵墓之意。陵主秃黑鲁帖木儿（约1330～1363），是成吉思汗的七世孙，察合台后王，东察合台汗国即蒙兀斯坦（别失八里）的第一任汗，也是新疆境内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察合台蒙古汗王。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秃黑鲁帖木儿汗去世，葬于阿力麻里城东郊，其部下和信徒们为其修建了这一宏大的陵寝。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依旁阿力麻里故城遗址，是一座具有浓郁伊斯兰教风格的古代砖木结构建筑。陵墓坐西朝东。顶部为穹庐形，无木柱横梁，室内有暗梯可登临其顶；正面墙壁用紫、白、蓝三色琉璃砖镶成各种美术图案，精致华丽，拱形的门额上两侧有阿拉伯文颂辞，亦构成美术图案。据专家解读，右侧意为：“这里是伟大的可汗，伟业如恩典的海洋，伊斯兰教的堡垒，神佑胜利的善良人的光荣和骄傲。紧跟四大哈里发，尊重学者，博得敬仰的穆罕默德·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墓”。左侧意为：“献给可汗..（缺）宽恕原有罪人的地方，我们时代的皇后，我们世纪的毕丽克西，聪慧贤德，世上妇女无与伦比，秃黑鲁帖木儿之妻碧蒂帕丽可敦荣辉永存，愿她长寿，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懿德永存。”上方的铭文是：此陵系沙尔巴夫所建。②此陵建于14世纪中叶，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相传，当时建陵用的琉璃砖是用几十头骆驼从中亚运来的。
  速檀·歪思汗麻扎，位于伊宁县东部阿吾拉勒山脚下的麻扎村。国务院于2006年6月7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速檀·歪思汗系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代孙，察合台汗的后裔，明代新疆蒙兀斯坦汗。明宣德三年（1428）率部在伊塞克湖作战时阵亡，归葬伊犁。麻扎建于明代，具体年代无考，清光绪二年（1876）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加固维修。速檀·歪思汗麻扎周围古木参天，绿树环抱，景色宜人。陵墓坐北朝南，为土木砖结构的四层建筑，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一至三层呈方形，四层呈六角形。底层两面窗为圆形雕棂，窗额用彩色釉砖镶砌，并有阿拉伯文颂辞。底层流檐有20根木柱支撑。顶部覆盖黄色琉璃瓦，上竖伊斯兰教新月标志。
  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以伊犁为中心，很快强盛起来，“雄据四部之上，”并以“伊犁为会宗之地”。由于厄鲁特蒙古信奉喇嘛教，因而在伊犁广建寺院，当时号称“五集教”、“九集教”。18世纪初，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趁西藏政局纷乱之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派其弟子大策凌敦多布率领精兵6000人，进军西藏，击败了藏兵，围攻布达拉宫，搜取各庙金银、神器、佛像等返回伊犁。清雍正五年至乾隆十一年（1727～1745），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统辖四部期间，为“安众生”，大力提倡“兴黄教”，在伊犁河北岸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固尔扎都纲，在伊犁河南岸建造了海努克都纲。“固尔扎”系蒙古语意为盘羊，据说该庙屋顶用盘羊角装饰而得名；“都纲”为蒙古语庙宇之意。固尔扎庙因建筑宏伟富丽，寺顶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故称为金顶寺。据记载，固尔扎庙“三层缭绕，周许一里”，厄鲁特蒙古各寺院的僧众都不断轮流来此念经，“盛时供养喇嘛六千余众”。每逢岁首、盛夏，准噶尔各地的喇嘛教徒，从四面八方赶来，虔诚拜佛，“捐珍宝，施金银，以事庄严”，“庙之宏瞻，遂甲于漠北”①。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受到清朝平叛大军的打击，逃离伊犁时，为了抢夺固尔扎庙的金银重器，放火烧毁了此庙，固尔扎庙仅存在了30余年。金顶寺废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7年1月4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金顶寺废址的建筑遗迹已不见，仅存有一方形土台。近年来，曾出土佛像及刻有怪兽图案的绿色琉璃砖残块等文物。与金顶寺相对应的是建在察布查尔县海努克的银顶寺，是清初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凌所建的两所名寺之一。它与固尔扎金顶寺隔伊犁河相望，俱为喇嘛坐床之地，为准噶尔部的政治、宗教中心。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后，为加强国防，需在银顶寺所在地修建小堡，遂于乾隆二十六年（1762）拆毁银顶寺。银顶寺的建筑形式，与金顶寺相似，都纲三层，殿顶为重檐歇山式，外镶有银白色琉璃瓦顶，故曰“银顶寺”。银顶寺寺址，现仅存残墙断垣，可略窥其大概。遗址遍布各色碎瓦片、雕塑、陶瓷片及琉璃瓦片、瓷器碎块等。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安抚脱离准噶尔部归附清朝政府的准噶尔达什达瓦部，清朝政府在承德避暑山庄东北的山峦上兴建了一座三层琉璃瓦顶的喇嘛庙——安远庙。这座庙宇完全依照原来伊犁的金顶寺建造的，所以又称为“伊犁庙”②。
  今天，伊犁河畔的“金顶寺”早已毁于战火，未给后人留下任何凭吊的痕迹，而在万里之外的承德却留下它的楷模，它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光辉标志，更是我国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见证。
  清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平定新疆地区的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和大小和卓之乱后，统一了新疆，面对边疆地区的实际和边外对我领土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及浩罕等中亚封建汗国，采取了适应新疆现状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方面的措施。在军事上就是实行军府制，即设伊犁将军。伊犁将军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统辖天山南北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伊犁将军下辖乌鲁木齐都统，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以及各地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伊犁将军是当时新疆广大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的设置，对清朝政府巩固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防御沙俄侵略，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发建设新疆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的文物遗存较多，主要有惠远故城遗址、伊犁将军府旧址、格登山纪功碑、昭苏圣佑庙、靖远寺、陕西大寺、纳达齐牛录关帝庙等。
  惠远故城，位于霍城县境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3年2月9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河北岸择地修筑城池，以作为伊犁将军的衙署和驻地。乾隆皇帝亲自赐名曰“惠远”①，即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从此，惠远一跃成为全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惠远城高3.6米，周长4.6公里，城内四条大街，四十八条小巷。四条大街直通四座城门，城中心建有高大巍峨的钟鼓楼，以镇四方。惠远城内建有规模宏大的将军府、参赞大臣衙署、领队大臣衙署、绿营总兵公署、理事同知和抚民同知等大小72个衙署。城内各条大街上，京津等地的客商开设的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市场繁华，一时有“小北京”之誉。②有清一代许多文人名士，达官贵人都曾在惠远度过他们的谪居生涯，如洪亮吉、祁韵士、林则徐、邓廷桢等。清同治十年（1871），沙俄入侵伊犁，进行了长达10年的殖民统治，惠远这座百年古城因水冲、人为破坏变为废墟。目前，仅存留残墙断垣供人凭吊。
  伊犁将军府，旧址位于霍城县惠远乡。国务院于1996年12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光绪八年（1882），收复伊犁后，清朝政府在距原惠远城西北7.5公里处重建了新城。新城的布局、规模仍仿照旧城兴建，新城仍冠以“惠远”之名。伊犁将军府也于清光绪十年（1884）在新城中重建。新疆建省后，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此东移，但伊犁将军仍掌管着北疆军务。
  新建的伊犁将军府坐落在钟鼓楼以东东大街正中，坐北朝南，进入大门里面是宽阔、铺着石板的庭院，庭院两厢厅堂台榭，曲折回廊，院内耸立着3棵百年古槐。枝干苍老遒劲，浓荫遮天蔽日。进入二门是议事厅，厅的两侧是将军府的院仓、文房、客厅等。穿过中堂，后院是小巧精致的花园，花园中有一凉亭，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由六根红漆圆柱支撑，亭顶琉璃瓦熠熠生辉。辛亥革命后，伊犁也发生了革命党人的起义，处死了末任伊犁将军志锐，推翻了清廷在伊犁的统治，建立了“新伊大都督府”。1931在惠远设立了镇守使。1935年邱宗浚任伊犁屯垦使时，将司令部迁往伊宁。一百多年来，伊犁将军府历经沧桑，已不能与昔日辉煌可比，但原来的府门、石狮、厅堂、金库、厢房及花园中的凉亭至今犹存，依稀可见当年。伊犁将军已成为过去，但伊犁将军府作为历史的见证，向人们昭示着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格登山纪功碑，位于昭苏县城西南中哈边界的格登山上。国务院于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格登”是蒙古语“凸起的后脑骨”之意。格登山之役是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上层贵族叛乱活动的最后决胜地。为纪念这次战功，乾隆皇帝亲撰碑文“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并勒碑格登山。碑额镌刻盘龙，正面刻“皇清”，背面刻“万古”二字，碑座是大海日出的浮雕图案，碑身正面镌刻满、汉文，背面镌刻蒙、藏文。原碑有四柱御碑亭，因年久失修，碑亭无存。汉文的碑文计8行，200余字。1
  乾隆二十年（1755），利用准噶尔部内乱，分兵两路进军伊犁，讨伐达瓦奇，达瓦奇不敌，率部退守格登山，妄图负隅顽抗。清军派出翼长阿玉锡、章京巴图济尔噶勒、宰桑察哈什等“三巴图鲁”率22勇士，夜袭达瓦奇大营，叛军溃乱，降者七千余人，达瓦奇率亲信南越天山逃到乌什，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获，献给清军。②格登山碑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迄今已200余年，经过长期风雪侵蚀，风云变幻，格登碑仍昂然挺立，昭示着祖国版图的完整统一。
  靖远寺，位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孙扎齐牛录乡。国务院于2006年6月7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靖远寺为喇嘛教建筑，锡伯语俗称“喇嘛苏木”，是清代伊犁九大名寺之一。③靖远寺坐北朝南，建筑规模宏伟壮观，工艺精湛。建筑物有照壁、山门、四大天王殿、大雄宝殿、三世佛殿、东西配殿及钟楼、鼓楼等。庙宇布局合理，相互对称，殿阁楼台错落有致，交相辉映。各种建筑物，都是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雕细刻，玲珑别致。木雕、砖雕、石雕等造型艺术及丰富多彩的壁画彩绘，使龙凤虎麟、神仙贵人、飞禽走兽、奇花异木等无不在这气势壮观的建筑群里显得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这座庙宇，从土木工程到泥塑、彩绘、木雕等都出自锡伯族工匠之手。早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即锡伯族从东北盛京（今沈阳）西迁伊犁后的第十七年，由锡伯营乌合尔达（总管）喀尔满太主持，在左翼镶白旗五牛录佛嗄善兴建了一座喇嘛苏木，以志怀念故乡的锡伯族人民，命名为“郭罗克伯鄂尔合内布勒珠克特痕”，即“靖远寺”，俗称喇嘛苏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凿通察布查尔大渠后，锡伯八旗军民由绰霍尔渠沿岸佛嘎善相继南迁察布查尔大渠两岸筑城定居，故将原喇嘛苏木逐渐废弃。至清光绪十四年（1888），锡伯八旗军民又集资重建了今之靖远寺。据说，靖远寺建成后，锡伯营专门派人赴西藏购回甘珠儿经数十卷，从内蒙古购回阿里亚经数十卷。清同治初年伊犁事变中，惠远城普化寺的所藏经卷也转移至靖远寺。从此，靖远寺所藏经卷数量雄居各寺庙之首。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靖远寺是锡伯族西迁到伊犁后所建的第二座靖远寺。靖远寺是清代锡伯族建筑艺术的代表，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锡伯族的建筑以及文化艺术水平。
  惠远城钟鼓楼，位于霍城县惠远乡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1年3月11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惠远钟鼓楼始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是一座富有民族特色的三层三檐歇山顶的传统木结构建筑，外面用青砖包砌，四面有拱门，内有十字通道，构成整个惠远城的十字街心。通道东壁有小门，人门可登砖阶上楼，墙内四角各有一圆柱直达楼顶。每层由12根檐柱支撑着屋檐，屋檐上铺着油光闪亮的绿色琉璃瓦，檐柱上均绘有花卉、图案等彩画。每一层飞檐的檐角上都悬吊着小铜铃铛，风一吹，发出悦耳声响。二楼上设大钟大鼓各一，为当年用以报时之用，城门的昼开夜闭均以此为信号。相传，惠远钟鼓楼的始建技工为甘肃酒泉的兄弟二人，建筑风格基本仿照酒泉鼓楼形式。
  圣佑喇嘛庙，位于昭苏县城西北，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建筑群。国务院于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圣佑喇嘛庙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全疆规模最大的喇嘛教建筑之一。庙内古木参天，松杉蔽日，进入庙堂，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庙内中轴线上殿堂相接，八座建筑物错落有致，布局对称。进山门为前殿，过前殿有东西楼阁，平面六角形，与东西配殿并列，自前殿有甬道直通大殿。大殿是这座古庙的主体建筑，大殿的建筑形式为大出檐，高举折，砖屋顶，四角飞檐呈龙头探海之势。檐下斗拱，为多层挑枋肩之。工程精细，鎏金沥粉，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大殿内陈设祭物很多，有大小佛像数百，佛楼上的蒙古包内，各种神像和大小金银祖鲁杯摆满祭坛。大殿的尾部是后殿，与前殿、配殿相倾，面阔三间。圣佑喇嘛庙的各个殿堂均用木柱架对称排列，保持了我国佛教寺院的传统建筑方法。
  陕西大寺，位于伊宁市新华东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9年8月6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初名宁固寺，亦称凤凰寺、陕甘大寺、回族大寺等。建筑布局及风格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为典型的中国宫殿式兼有阿拉伯装饰风格的建筑。前有山门和正门，两侧为双重八字影壁，正中门楼高耸，是一座三层亭阁式建筑，其二层呈平面四角形，三层为六角尖亭形式。进入山门之后是礼拜殿，礼拜殿坐西朝东，是这座寺院的主体建筑。礼拜殿的殿堂楼亭，大小适宜，结构严整，造型古雅优美，布局考究而气势宏伟庄严。大殿由外殿、中殿和里殿三个部分组成，面积为600多平方米，要供千余人做礼拜。大殿北面和东面原来均有讲经堂，是讲解经典和学习的地方。从山门到大殿及北讲堂、东讲堂都是檐廊阁式建筑，檐廊卷棚，两廊对厅，照壁绘画，园门走廊等建筑物齐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
  纳达齐牛录关帝庙，位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齐牛录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9年8月6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关帝庙北依旧城垣，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系该牛录迁移新址后所建。现存关帝庙、娘娘庙和山门及新建的“图伯特纪念馆”等建筑。关帝庙系土木结构单体建筑，庙内供奉关帝半坐像，左右两侧塑关平、周仓像（均已毁），塑像背后及左右两壁绘制“火龙戏珠”、“苏武牧羊”、“东方朔偷桃”等壁画，清晰可辨。正殿东西两壁上，绘制有《三国演义》壁画，各12幅，包含了“桃园结义”等三国主要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生动，别有风格，每幅画面右上方都有锡伯文说明。木柱横梁上则绘有锡伯族百姓熟悉的“刘邦斩白蛇”等故事画面。这些建筑、绘画均出自锡伯族工匠艺人之手。壁画除一小部分略有损坏外，大部分尚完整。①
  清朝政府还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的地区设置了性质不同的卡伦。“卡伦”乃满语（锡伯语）“瞭望”、“哨所”之意。徐松《新疆赋》曰：“凡官兵巡守设汛之地曰卡伦。”②卡伦依其性质不同可分为常设卡伦、移设卡伦、添撤卡伦。常设卡伦即位置常年固定不变的卡伦，移设卡伦则为根据季节变化或其他原因移设的卡伦，添撤卡伦为某地某时特设的卡伦。据记载，伊犁将军“于其严疆要隘，毗接外藩处所，酌设卡伦以资捍卫”③。“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卡伦的主要作用有：管理游牧，防止外藩各部越境游牧，侵扰境内的农牧业生产；管理禁区，在铜厂、铅厂、屯营周围设置卡伦，专事管理，严禁私人、外国人进入这些地方开采；稽查行人，禁止国内民众私自越境和外国人私自入境；巩固国防，防止沙俄对我边境地区的侵略。清乾隆年间，惠宁城领队大臣管理十处卡伦，锡伯营领队大臣管理十九处卡伦，索伦领队大臣管理十处卡伦，察哈尔营领队大臣管理二十一处卡伦，厄鲁特营领队大臣管理三十二处卡伦，将军府营务处管理二处卡伦。卡伦的设置，对巩固国防，保卫边疆，防止沙俄的侵略，以及社会生活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除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县境内尚存有部分卡伦遗址外，大部分卡伦已于清光绪八年（1882）通过不平等的《中俄伊犁界约》划入沙俄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