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地名文化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具有一定的功能和文化意义。从其功能上讲，是地域方位的符号，与其他事物名称一样具有指称功能。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它们承载的是历史，是地理特点，是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痕迹，也是民族发展的轨迹及其文化的闪光点。任何一个地名基本都有一定的含义。地名与历史同在，与民族同在。通过地名文化，可以了解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绝大部分地名信息，给后人提供的是一种历史文化气息，它带人们进入历史的遐思，因为每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地名，都是一段历史，很可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地名文化，它们与历史文化一起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光彩，这就是其文化意义。
  伊犁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民族文化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许附许多多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点和文化意义的地名。这些地名不仅丰富多彩，而且门类、语属语种繁多。既有历史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和文化地名，又有行政区划地名、居民点地名和经济地名。语属既有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地名，又有汉藏语系汉语族地名。地名语种又表现为单语种和复合语种两种形式。单语种有维吾尔、汉、哈萨克、锡伯、蒙古、满、达斡尔等民族语地名；复合语种有维汉合璧、哈汉合璧、锡汉合璧、满汉合璧、维哈合璧、蒙汉合璧、哈蒙合璧、达汉合璧以及哈蒙汉、维蒙汉、锡蒙哈等两种以上语言合璧的地名。地名语意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可谓一部百科全书。
  一、历史地名
  历史地名，顾名思义是在历史上产生和形成的地名，是地名文化中最厚重的部分。历史地名，一部分沿袭至今，一部分则因种种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地名文化中，历史地名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为历史学科和其他交叉型学科所重视。因为历史地名与历史资料是相互不可分离的整体。在历史资料中，历史地名可谓其精髓，是历史资料保证其准确性、可信性和权威性的重要因素。历史地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伊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丰富多彩。在其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历史地名文化是其灿烂的部分之一，既具地区特征，又有民族特点。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地名的文化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并不把它们当作文化现象，因而，学术界对这一文化现象很少有专门研究，使历史地名只是表现为历史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死”的资料，而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补史、证史、辨史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过去，有关部门因政治的和认识上的因素，对历史地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未予重视，使得诸多具有厚重文化意义的历史地名任意被废止、易名或乱作译音，无形中破坏了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传统文化赖以延续的“外壳”，也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这是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教训，应予以很好的吸取。伊犁在这方面也有应吸取的教训。
  伊犁自公元前60年始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为中原政府所逐步了解。自汉朝至清朝中后期，“伊犁”是个较广的概念，包括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均在伊犁范围之内。故从地域范围讲，伊犁在古代西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它是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之一，也是草原游牧文化和农业定居文化的结合之点。汉朝前后，这里就有塞人、大月氏人和乌孙人活动。公元前160年左右，乌孙在此建立了地方政权“乌孙国”。之后，汉朝历经多次通使联络，与乌孙结好，建立西域都护府。西汉以后，伊犁河流域为悦般占据。北魏时，悦般、乌孙等仍在伊犁河流域活动。隋朝时期，西突厥进入伊犁河流域。657年之后，唐朝在伊犁河流域及附近先后设立嗢鹿都督府、洁山都督府、盐泊都督府和双河都督府。元朝建立，蒙古人进入伊犁，成吉思汗将次子察合台分封在伊犁河流域等地。直至清朝中期，蒙古势力一直在此存在。清中期以来，维吾尔、汉、满、哈萨克、锡伯、达斡尔（索伦）等民族陆续迁入伊犁。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伊犁的民族成分已达10余个。
  清朝以前，在伊犁先后活动过的部族和民族多以游猎游牧为生，并逐水草和按季节不断迁徙游动，其文化表现为明显的游猎游牧文化性质，产生地名文化的条件有限，故他们没有留下多少有文化意义的地名。
  “伊犁”之称，自古便已存在，原为部落语或部族语，对其音译历代各有不同。“伊犁”因河而名，系由现伊犁河之名演变而来。据史书记载，伊犁河曾有数种不同音译，如“帝帝河”、“益离河”、“亦剌河”、“亦列河”、“伊犁河”、“伊丽川”等，①其中的“帝帝”、“益离”、“亦剌”、“亦列”、“伊丽”均为“伊犁”之同音异写。至于“伊犁”之意义，目前仍众说不一。清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将伊犁上述不同音译统一为“伊犁”，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从此，“伊犁”之称一直延续至今。
  “乌孙”之称汉代前后便已出现于史籍。原为部落名称。西汉前后在伊犁河流域游牧，并建立地方政权“乌孙国”，后来，该部族从史籍中消失之后，乌孙之称逐渐形成为地名，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与昭苏县之界山便称为“乌孙山”。
  在元代，蒙古族大量进入西域，直至清朝中期，蒙古人一直在此生活。因此，伊犁现流行和史籍中保存的历史地名，多数均在这一时期产生，不少地名具有蒙古文化痕迹。
  阿力麻里是元代产生的重要城名、地区名。《元史》称阿力麻里，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守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为阿里马，刘郁《西使记》为阿力麻里，意为苹果城。该城于16世纪初被毁。故址有两种说法：一说为今霍城县北之旧城；一说在今霍城县属霍尔果斯东13公里克干山南之阿勒泰故城遗址。元世祖于1275～1277年，曾在阿力麻里设置行中书省，首府就在阿力麻里城。阿力麻里是西域著名的城名，数百年中它一直是伊犁河流域甚至新疆地区的象征，为国内外各类人士所关注。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和南疆大小和卓之乱，新疆重归统一。清政府以伊犁为管理新疆的中心，设将军管辖。在各处设立卡伦和台站，后来在伊犁地区又形成了有名的“伊犁九城”。这些卡伦、台站和城镇都具有地名指称意义，并被史籍所记载，成为伊犁具有文化意义的历史地名。
  卡伦、台站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哨所、驻防点，其功能和作用是稽查游牧、保护耕种、缉查逃犯、监督贸易、防守外人侵入、维护水界地界等。清政府统一新疆后，紧接着在伊犁各地设置数10座卡伦和台站，各派伊犁四营数目不等的各族官兵驻守。1871年，沙俄殖民主义者乘新疆农民起义、清在伊犁的统治暂时被推翻之机，以“代守代收”之名义侵占伊犁，并先后大量割去伊犁大片领土，使一百多年为伊犁四营官兵防守的卡伦、台站中的70余座划归俄国，数十个具有地理方位指称意义的卡伦、台站名称只成为保存于史籍的历史地名。
  清政府在伊犁设立的台站和卡伦，分北西南东四面。而台站则因需而设，长年驻有一定数目的官兵，有的系为两个营（如锡伯营和厄鲁特营）同时驻有官兵，即两个营同守一个台站。卡伦有三种类型：长年不移，固定驻守在一地者谓常设卡伦；驻守官兵，有时在此处，有时去彼处，或春秋，或春冬，或冬夏，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曰移设卡伦；在固定之点，按季节设撤的卡伦称为添撤卡伦。台站
  1见《汉书·陈汤传》、《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突厥传》等书有如下17座：塔尔巴噶台底台、色特尔谟多台、沙拉和洛苏台、雅玛图台、乌尔图布拉克台、伊犁底台、巴图孟克台、海努克台、索郭尔台、博尔台、和讷海（现称洪纳海）台、特刻斯台、沙图阿满台、塔勒奇阿满台、博尔齐尔台、鄂尔追图博木台和呼苏图布拉克台。①卡伦有如下37座：乌里雅苏图、吉莫尔色克、哈尔巴噶、布和什、阿布达尔谟多、和通喀尔海、玛呢图、察罕托辉、巴尔鲁克、达兰沁、喀屯果尔、塔勒奇、干珠罕、硕波图、沁达兰、莎达巴、哈布齐垓、库克托木、和尔郭斯、奇齐克、奎屯、博罗呼济尔、烘郭尔鄂笼、惠番、沙布尔托海、托里、春济、塔木哈、特木尔里克、格根、呼图克拜、鄂尔和珠尔、哈尔奇拉、博罗布尔噶苏、库克木锡克、纳拉特和乌努固特。②
  上述台站和卡伦名称，并非很全面。这仅仅是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后初设台站、卡伦的数目。据有关资料反映，随着伊犁各地人口及村镇的增加，以及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之后不断有新台站和新卡伦的增设。尤其是新疆建省后，随着中俄两国西部边界的变化，即我国伊犁地区因割土而边界驻守范围的内移，以及根据当时伊犁地区经济、民族分布、军事等情况的变化，新设了不少台站和卡伦，分布范围包括现伊犁地区。新疆建省后新设置的卡伦、台站，由于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其功能也有所变化。但是，其地理方位的指称意义，并未起变化，以致后来，这些卡伦、台站名称均成为历史地名或现代地名。
  纵观伊犁各处卡伦、台站，所设置之处，均表现为特别之地，如山口、沟口、要隘、渡口、庄镇附近之高地、地界必经之地、边境险要之地、重要通道、河口等。说明这些地区均表现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形成地名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
  在伊犁设置的卡伦、台站名称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是相当数量的名称并非新起的名称，而是清乾隆以前便存在，系将旧有名称作为卡伦、台站的名称；二是一部分新起的名称很明显地带有当时历史和民族的特点，尤其表现了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文化特色；三是从整体卡伦、台站名称的语意和发音规律分析，在这些名称上，深深地烙下了蒙古族的文化印迹，反映了蒙古部族数百年来统治西域的历史事实。从卡伦、台站地域分布的实际看，清政府在选择卡伦、台站地点时，充分考虑了原来的地理地形特点，从名称上也兼顾了旧有的名称，即许多卡伦、台站的名称保留原有地域名称不变，使原有的地域名称变为卡伦、台站名称，历史上的地名文化得以延续。在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西域的中心主要是在伊犁河流域，使得伊犁地区多数历史地名文化均表现为蒙古族文化特色，这在伊犁卡伦、台站名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即伊犁50余座卡伦、台站名称中，80％以上为蒙古语名称。至于这些名称的含义，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历史上，地名形成过程中，有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即城名向地名转化，或地名变城名。在伊犁地区，这种现象也较普遍存在，其中“伊犁九城”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伊犁九城”是清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陆续建成的九大城邦，它们是：惠远城、惠宁城、绥定城、广仁城、瞻德城、拱宸城、熙春城、塔勒奇城和宁远城。
  惠远城是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伊犁将军，暂驻宁远城），驻地选在现伊犁霍城县境内，并开始建筑城堡，1763年乾隆帝为该地赐名“惠远”，1766年城堡建成，随后伊犁将军迁驻该城，开始称之为惠远城，俗称“伊犁大城”。驻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及满营官兵，系当时新疆政治、军事、经济中心。1871年沙俄入侵伊犁，先遭战火，后遇河洪冲溃。1882年新疆复归统一后，在惠远旧城以北15里处开始建新城，次年基本建成，仍名惠远城，民间称“新城子”。城中建一标志性建筑——三层三檐山顶式砖木结构的钟鼓楼。从惠远城的历史可以看出，该城是由地名变城名，最后定型为纯粹地名。
  惠宁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建城，乾隆帝赐名“惠宁”置东门昌汇、南门遵轨、西门兆丰、北门承枢①。设领队大臣、粮员、巡司等。1871年沙，俄侵入伊犁后袭据该城，之后城建逐渐被毁。现名巴彦岱。绥定城原为准噶尔部驻牧地，名乌哈尔里克。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后变为无人之地，遂决定在此筑城，于1762年建成，乾隆帝赐名“绥定”。城置四门，东门曰仁熙，南门曰利渠，西门曰会集，北门曰宁漠。城驻绿营兵，设总兵、游击、守备等衙署。曾一度成为商贾云集的繁华都市。1882年伊犁将军金顺率大军进驻该城，成为伊犁将军的临时衙署地。后废弃，现仅存部分东、北墙残段。此城元代称作阿力麻里，并置元帅府。
  广仁城原名乌克尔博罗素克，地处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乡。清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为了进一步巩固伊犁将军统治基础，维护惠远城的安全，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乌克尔博罗素克兴建新城，次年筑城，乾隆皇帝赐名“广仁”。设绿营屯驻，城内设游击一、守备一、千总二、把总四、经制外委六、额外外委六、马步兵各300人。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废弃。今霍城县芦草沟乡即在原广仁城废墟上发展起来的。
  瞻德城原名察罕乌苏，地处现伊犁州霍城县清水河镇。系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的卫星城。也是为了维护惠远城的安全而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始建，次年建成。城设三门，东门曰升瀛，西门曰履平，南门曰延景。城驻绿营携眷官兵右营。营设都司一、守备一、千总二、把总四、经制外委六、额外外委六、马步兵各300人。与广仁城一样，系伊犁绿营兵驻军重镇之一。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废弃。现霍城县清水河镇即在原瞻德城废墟上建起来的。
  拱宸城原名和尔郭斯，后称霍尔果斯，现有人称老霍城。地处霍城县霍尔果斯河东岸之霍尔果斯小镇。现为兵团农四师六十二团驻地。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始建，次年建成，乾隆帝赐名“拱宸”。城置三门，东门曰寅晖，西门曰遵东，南门曰绥定。置绿营屯镇参将驻之，领屯田事务。设参将、巡司等。早在唐朝，该地即为丝绸之路北道的一个驿站。清同治年间中俄划界后即为边境前哨，其境内之尼堪卡伦为边境口岸，即现霍尔果斯口岸。
  熙春城原名哈拉布拉克，俗称城盘子。地处惠宁城与宁远城之间。乾隆四十四年（1779）始建，次年建成，乾隆帝赐名“熙春”。城置三门，东门曰觐恩，南门曰归极，西门曰凝爽。城驻绿营屯镇都司，负责屯田事务。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渐废。该城现已不复存在。
  塔勒奇城地处今伊犁州霍城县城西5公里之三道河乡塔勒奇村内，西邻塔勒奇河。遗址犹存。该城因邻塔勒奇山而名。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建。1802、1803年两次扩建。城驻绿营屯镇，设守备、仓员等，主要负责屯田事务。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渐废。后在废墟上渐建村镇。
  宁远城又名固尔扎。旧址在今伊宁市境内。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建城。乾隆帝赐名“宁远”。城置四门，东门曰景旭，南门曰嘉会，西门曰环瀛，北门曰归极。①初伊犁将军驻此城，后惠远城建成后迁出。城设三品阿奇木伯克一，辖屯田回民（维吾尔族）6000余户。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沙俄殖民当局袭居该城，遂对此城进行改造。现旧时建筑已荡然无存。
  在清代古籍文献中记录的伊犁历史地名为数不少。从地域范围看，这些地名包括东部伊犁、西部伊犁、塔城地区以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区。从语属上言，绝大多数为蒙古语地名，说明它们是蒙元以后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地名文化。所谓东部伊犁，是指“自伊犁东南行，至登努勒台，南逾天山，接天山南路哈喇沙尔界。东过博罗图塔克，接天山南路辟展界。东北接库尔喀喇乌苏属之晶河界。西北接哈萨克界。西接伊犁西路界”②。在此范围内，除了介绍卡伦、台站名称时接触的地名外，还有如下十处重要地名：固勒扎、乌哈尔里克、博罗塔拉、阿里玛图、乌尔图古尔毕、都尔伯勒津、空格斯、哈什、裕勒都斯、登努勒台等。
  西部伊犁，清代称伊犁西路，“自伊犁西北行，北至巴勒喀什淖尔，西至吹、塔拉斯，俱连沙碛，通藩属右哈萨克界。东北接藩属左哈萨克界。东接伊犁东路界。南至天山，逾山接天山南路阿克苏、乌什界③。从上而知，当时的伊犁，”还包括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在此范围内，文献记录的重要地名就有几十个，例如：哈讨、摩垓图、哲克得、雅木勒克、察臣哈喇、哈喇塔勒、达兰呼都克、托博陇、库克东勒、图古里克、库尔图、古尔班阿里玛图、塔拉噶尔、图尔根、古尔班察毕达尔、古尔班沙济垓、塔拉锡克、沙图、库尔墨图、古尔班呼苏台、古尔班萨里、库纳萨尔、乌兰哈勒噶、济尔噶朗、图尔根阿察、古尔班哲尔格斯、阿尔沙图、特布克、野特库斯、招哈、古尔班伊勒噶齐、巴勒滚、塔玛噶、托萨尔、通、阿克赛、科什噶尔、裕勒阿里克、什巴尔图和硕、吹、萨勒奇图、沙木什、格格图布拉纳、阿什图、达布苏图、阿尔察克图、伊兰巴什、库努克萨尔、索郭鲁克、哈喇巴勒图、古尔班哈纳图、阿什布里、和尔衮、英噶尔、伯得里克、额德墨克、塔拉斯、乌勒木木纳尔、萨尔巴噶什等。上述地名从语属上言，多为蒙古语，其次为哈萨克语等，反映了历史上伊犁西路的部族和民族活动情况。塔城地区，清代一般称为塔尔巴噶台（塔尔巴哈台）路，其地域范围，“自塔尔巴噶台东行至额尔齐斯，接喀尔喀界。西行至斋尔，接哈萨克界。南逾沙碛，接安西北路迪化州界。北界藩属俄罗斯界”①。1765年，塔尔巴噶台设参赞大臣，归伊犁将军节制，管理当地旗绿官兵驻防、屯田、巡逻等事务。据清代文献记载，塔尔巴噶台路涉及的重要历史地名也有数十个，例如：雅尔、奇尔噶逊齐布哈达逊、爱呼斯、乌兰呼济尔、绰尔郭、察罕呼济尔、额敏、哲克得里克、纳林和博克、格尔鄂尔格、克特和博克、什巴尔图、乌尔图、萨里、纳木、穆呼勒戴鄂多特、达尔达木图、苏海图、谟多图布古图、尼楚滚布古图、伊奇尔、布尔噶苏台、察拉垓、绰尔、斋尔、额尔齐斯、青吉勒等。
  上述地名所处之地，一部分被沙俄用不平等条约割去，一部分在现伊犁范围。民国以后，上述地名的90％以上被新名称所取代，或废止不用，或出现变异。但是，历史地名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资料的核心部分。我们不能因为其已消失而轻视或无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是应该重视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挥其补史、证史的重要作用。
  清乾隆中期，清政府平定天山南北，随着屯垦的需要，大量维吾尔族种田民户陆续迁入伊犁，清政府安排他们在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伊宁县等地择地垦荒，因此，在伊犁陆续形成了不少维吾尔语地名。新中国成立后，它们或延续至今，或为新名称所取代，或出现变异，或变成数语种合璧的地名。
  二、其他地名
  伊犁地名文化与新疆其他地区地名文化一样，表现为综合型地名文化形态。其中的历史地名文化如第一节所述，反映出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伊犁具有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民族文化，以及伊犁历史和文化在新疆地域历史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除了历史地名文化外，在伊犁综合型地名文化构成中，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还有行政区划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居民点地名、文化地名等。它们也是伊犁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行政区划地名
  从行政区划学角度讲，每个地区的行政区划均与历史息息相关，因为目前的行政区划大体均为历史的延续和演变，因此，行政区划地名多与历史地名文化密切相关。从行政区划地名的构成看，多数行政区划地名，均为历史地名的延续或者变异和重译（包括音译和意译）。对伊犁而言，上述特点更有突出的表现，伊犁各县市名称，作为行政区划的历史性级别，基本上都散发着历史气息，即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特点都非常浓厚，与其他地区行政区划地名具有明显的异样。下面简要介绍伊犁各市县区划名称的来源及历史演变情况。
  伊宁市名。系“伊犁”和“宁远”之称的合称。又名固尔扎。①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建城，乾隆帝赐名“宁远”，自此称宁远城。光绪年间置宁远县；民国年间改称伊宁县；1952年自伊宁县析置伊宁市。伊宁汉代为乌孙国地；晋代属铁勒部；北魏属悦般；元为阿力麻里属；明代属瓦剌部；清代属蒙古准噶尔部。“伊宁”因系复合而成，故没有明确的意义。
  奎屯市名。系蒙古统治西域时期形成的地名，意为“冷水”。因处河水而故名，即现奎屯河之指。明清时为准噶尔布尔古特台吉呢玛游牧之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后，在此设置军台，称“奎屯”②移兵屯田。1771年清政府在此地安置土尔扈特东路二旗，隶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1886年隶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1913年改厅为县，成为乌苏县“九庄”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属克拉玛依市辖。1975年自克拉玛依市析置奎屯市。奎屯自古以来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明清时期，在现哈萨克斯坦境内伊犁河支流“奎屯郭勒”还有一处称奎屯。塔城市名。古称郅支城或北鸥城，当地少数民族俗称秋吉克或北雅尔。蒙古部族进入西域后，将塔城境内（明清时期的范围）的一处山脉称为“塔尔巴哈台山”后以该山名称现塔城市为塔尔巴哈台③塔城为塔尔巴哈台城之缩称。清代置塔尔巴，哈台直隶厅。民国初改置塔尔巴哈台县，。1931年改称塔城县。1984年撤县设市。在清代文献中，又先后称为“雅尔城”、“楚呼楚”、“绥靖城”。自汉代至明朝，先后有匈奴、鲜卑、高车、突厥、柔然、黠戛斯、蒙古等活动。是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道口。
  阿勒泰市名。系由突厥语altay一词演变而来，意为“金子”。因现阿尔泰山自古产金，故突厥语族称该山为“阿勒泰”山，后来以山名称县市名。旧译“阿勒泰”。清同治十年（1871）蒙古大喇嘛棍噶扎勒参主持兴建一座由40间房屋组成的佛教寺庙，蒙古名“戛拉苏默”意黄庙，俗称喇嘛库伦，清乾隆皇帝赐名“承化寺”。自此以寺名为地名。1921年置，承化县，后改阿勒泰县。20世纪50年代初改称阿勒泰县。1984年撤县设市，称阿勒泰市。阿勒泰汉代属匈奴；三国属鲜卑；北魏先后属高车、柔然；后魏至唐属突厥；明属蒙古部直至清。
  乌苏市名。清乾隆年间，清政府重新统一天山南北，随后移民遣军在各处屯垦驻防。1763年在现乌苏市境内筑一城，取名库尔喀喇乌苏。库尔喀喇乌苏原为河名，为蒙古语“墨绿色水”。1783年在旧城东北1公里处又筑新城，乾隆帝赐名“庆绥”。驻领队大臣、游击、粮员及满、绿营兵丁。1886年裁撤粮员，置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隶迪化府。1913年改置乌苏县。1996年撤县设市（县级）。乌苏汉属匈奴。唐属昆陵都护府辖，并置叶河、黑水守捉。明代为卫拉特蒙古地。清代为准噶尔布尔古特部游牧地。
  伊宁（县）县名。1762年建城，乾隆帝赐名“宁远”。初驻伊犁将军。乾隆年间后，城域面积不断扩大。城设三品阿奇木伯克，管理维吾尔族屯田事务。1888年设宁远县。1914年改称伊宁县。1952年设立伊宁市后，彻底划分了两市县的各自行政区域。县治置现吉里于孜镇。自伊宁县市分置后，当地居民多以吉里于孜泛称伊宁县。伊宁县自汉代至清朝，分别隶属于乌孙、铁勒、悦般、阿力麻里、蒙古瓦剌部和准噶尔部。
  霍城县名。霍城之名，自霍尔果斯一名简化而来，原系水名，为霍尔果斯河。1762年在乌哈尔里克地区筑城，乾隆帝赐名“绥定”。1884年新疆建省后，设伊犁府，府治该城。1888年设绥定县。1914年自绥定县析置霍尔果斯县。1947年改霍尔果斯县为霍城县。1965年改绥定县为水定县。1966年将水定县并入霍城县，县治水定镇。霍尔果斯旧有和洛霍斯、和尔郭斯等之称。霍城清代为蒙古准噶尔部游牧地。
  巩留县名。史称特古斯塔留（特古斯塔柳，突厥语），清前期为厄鲁特蒙古游牧地，后期为满营屯驻之地，自此，当地居民始称“皇工”。清末，移锡伯等族军民屯垦，人口大幅增加。1931年设县，称巩留县。该名称因县辖地包括巩乃斯、特克斯等地区，遂将“巩乃斯”、“特古斯塔柳”两地名取头拾尾简称巩留。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名。察布查尔县清为伊犁四营之一，称锡伯营，亦称“锡伯爱曼”（锡伯部落）。1938年设河南设治局（“河南”系伊犁河南之意）。1940年改设河南县。1944年改称宁西县。1954年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系伊犁河岸山口名，为蒙古语，近锡伯语“粮仓”之意，故将此名为县名。察布查尔古为乌孙国地，清为蒙古准噶尔部牧地。
  昭苏县名。少数民族语古称蒙古勒库热，意即蒙古庙。旧属宁远县（后改伊宁县）。1937年析出置昭苏设治局。1942年改设为昭苏县。昭苏清为厄鲁特蒙古游牧地。
  特克斯县名。“特克斯”系河名。1931年巩留设县后属之。1937年析出置特克斯县。新源县名。新源古称巩乃斯，系由巩乃斯河、巩乃斯大草原而得名，寓意为“新的水源”。民国间设恰克（合）满设治局。1942年改为新源设治局。1946年设新源县。新源县自古先后为乌孙、突厥、厄鲁特蒙古、哈萨克等游牧地。
  尼勒克县名。“尼勒克”为古名称，系蒙古语，语义有不同说法。尼勒克地区原隶伊宁县辖，1938年析出设巩哈设治局，1939年升格为巩哈县。1944年改为尼勒克县，但“巩哈”一称一直沿用。新中国成立后，为取消歧视少数民族地名，废止“巩哈”一称，一度改称倪利克县，旋又改称尼勒克县。尼勒克县自古为多民族游牧地区。
  裕民县名。裕民地区自古为游牧区，少数民族称该地区为“察汗托海”，系蒙古语“白色灌木林”之意。民国初，塔城县设置后，裕民地区受其管辖。旋又设立察汗托海设治局。1942年改置裕民县。现少数民族仍有人称之为“察汗托海”。清为蒙古部游牧地。
  额敏县名。额敏之称，因河而来。自元代始，史籍分别称之为“业满”、“叶密立”、“也迷里”、“叶密里”①等，或称“也迷失”，②均为河名Emil之不同音译。清属塔城直隶厅。民国初隶塔城县。1918年置额敏县。额敏古为蒙古部游牧地。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名。和布克赛尔，自西辽始就有不同写法，如霍博、火孛、虎八、霍博克、和博克、和丰、霍布克赛里等。1917年设和什托洛盖县佐。1930年设和丰设治局。1942年改置和丰县。1954年成立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清为蒙古部游牧地。
  托里县名。“托里”系蒙古语镜子。清代多称为托里。民国间称“克烈半”，自额敏县析出设克烈半县。1950年改置为克烈中心区，隶塔城专区。1952年改称托里县。清代为蒙古部游牧地。
  沙湾 县名。“沙湾”因该地区多沙丘故称。原属玛纳斯（绥来）县辖，1915年析出置沙湾县。
  青河 县名。该县名由河名——青格里河演变而来。原隶布伦托海县。1916年置布尔根河（青河县三大河流之一）县佐，旋升为设治局。1932年成立青格里河设治局，布尔根河设治局归并之。1941年升格为青河县（亦称为青格里县）。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青河县。
  富蕴县名。富蕴系现代地名，20世纪30年代因当地矿藏丰富故称。旧称可可托海，系蒙古语“绿色灌木林”之意。1916年设耳里匮县佐，旋升为可可托海县。1941年改名富蕴县。现少数民族群众仍称可可托海，也有称库额尔齐斯的。
  福海县名。旧称布伦托海。布伦托海系突厥语“杂乱的灌木林”之意。1914年设布伦托海县佐。1922年置布伦托海县。1942年改称福海县。
  哈巴河县名。哈巴河系该县河流之名。该地区原属承化寺。1914年设哈巴河设治局。1921年设哈巴河县佐。1930年改置哈巴河县。
  布尔津县名。布尔津系蒙古语“苍色水”之意，因处布尔津河流域而故名。原属承化寺。1914年设布尔津县佐。1919年析出置布尔津县。
  吉木乃县名。1916年设吉木乃县佐。1930年升格为吉木乃县。
  从上述行政区划地名反映出，清代对伊犁的行政区划制度达到了比较完善的水平。在对行政区划地名的选择问题上，既采取了历史的态度，继承和保存了历史上延续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行政区划地名，又有新创，使清代伊犁行政区划地名更加多样化，更具有自己的特色。
  （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
  这类地名包含山脉、沟壑、河湖、草原、森林、泉泽、戈壁、沙漠、地片等。它们是地名文化中比较丰富的部分，也是语意丰富多彩、包罗万千的部分。在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上，各民族人民可谓倾注了其聪明智慧、丰富的想象力和各自的语言表现方法，反映出他们对自然界深刻的洞察力和贴切的认识。在这些地名中，从语属上讲，有蒙古、哈萨克、锡伯、维吾尔、满以及古突厥等部族和民族语言，其语意则包罗万象，反映出各民族的文化形态，包括其风习、爱好、心理文化积淀、语言特点以及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及经济情况等。从这些地名的语意分析，许多自然地理实体地名，首先，均以地理、水系形状命名，即从地名基本了解地理（如山脉、地貌、谷地、荒地等）和水系（如河流、湖泊、泉泽等）的状貌；其次，以自然资源和地理实体的颜色等命名；再其次，水系名变地名、地名变山川名等多种地名文化互转。下面引用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因其语属语意纷繁，为节省篇幅，对其语属语意不作详述。例如：古尔班通古特、恰卜恰、皮里其、吉尔格朗、博罗克努、科古琴、博尔博松、喀拉苏布拉克、央布拉克、萨尔布拉克、柯克达拉、赛里木淖尔、胡吉尔台、阿热斯坦、洪纳海沟、木扎尔特、阿克牙孜、乌尊布拉克、依连哈比尔尕、阿克达拉、科克苏、买提格尔、喀拉达拉、比依克、恰合普、乌勒肯吉尔尕、阿克萨依、沙彦哈达、乌尔坦、喀浪赛尔、乌拉斯台、锡伯特、塔尔巴哈台、齐吾尔喀叶尔、巴尔鲁克、布尔干、哈拉布拉、苏也克、达尔布特、玛依勒、古尔图、乌兰萨德克、安集海、玛纳斯、额尔齐斯、乌伦古、阿拉哈克、别列则克、阿克库里根、喀纳斯、苏木达依尔克、喀拉库勒、塔斯特塔、萨斯克库都克、喀拉苏、库尔木图、巴拉额尔齐斯、塔克尔巴斯陶、齐勒库都克、查干郭勒、其灭特等。①
  （三）居民点地名
  这类地名在伊犁地名文化中占有较大比重。乡镇级居民点地名，其形成时间多在近代以后，因此，许多这类地名具有历史地名的特点，有些则有较古老的历史，即历史地名演变为乡镇级居民点地名，其文化意义不可小视。从这些地名也反映出这些居民点过去的沧桑历史。
  伊犁居民点地名和其他地名文化一样，语属也是各民族兼具，如蒙古语族的蒙古语和达斡尔语，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满通古斯语族的锡伯语、满语等，汉语族的汉语地名等。居民点地名的语意也是包罗万象，反映出各民族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观察自然和事物的能力。不难看出，这些地名都是他们在劳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的结晶和语言锤炼的结果。也可以肯定，其中不少地名的背后蕴藏着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下面所引地名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节省篇幅，对其中语属语意亦不作介绍。例如：巴彦岱、城盘子、塔什库勒克、吉里于孜、愉群翁、墩麻扎、伊车嘎善、芦草沟、惠远、乌拉斯台、胡吉尔台、麻扎、察汗乌苏、喀夏加尔、萨尔阔布、齐勒乌泽克、呼吉尔特、提克阿热克、塔斯托别、莫乎尔、塔勒德、那拉提、坎苏、则克台、别斯托别、海努克、加尕斯台、爱新舍里、绰霍尔、孙扎齐牛录、阿西尔、喀拉哈巴克、恰夏、杰勒阿尕什、额玛勒郭楞、锡伯特、阿勒腾也木勒、吉也克、多拉特、阿克别里斗、库普、西湖、哈图布呼、古尔图、吉尔格勒特郭楞、博尔通古、安集海、蒙古庙、乌兰乌苏、莫特格、和什托洛盖、夏孜盖、阿拉哈克、汗德尕特、切木尔切克、加依勒玛、库勒拜、萨尔塔木、铁热克提、冲乎尔、窝依莫克、托斯特、喀尔交、托普铁热克、解特阿热勒、科克阿尕什、齐干吉迭、喀拉玛盖、可可托海、喀拉通克、库尔特、阿热勒托别、查干郭勒、阿尕什敖包等。①
  （四）文化地名
  它是指具有很明显的文化表象意义的地名，具有历史地名的性质，如：自然景点、近现代人文景点、大型具有地理方位指称意义的文物古迹点、名胜等。这些地名在伊犁范围分布较广，其语属语意伊犁主要民族都兼具，较古老的地名以蒙古语族的较多，也有部分突厥语族的。在文化地名中，一些近现代人文景点名称，有些过于时代化，缺乏深刻的文化意义。此外，一些文化地名的政治语意过强，也难以体现其文化价值。
  在伊犁文化地名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一些地名：果子沟、喀纳斯、金顶寺、银顶寺、承化寺、靖远寺、圣佑寺、伊犁将军府、弓月城遗址、清代伊犁九城部分遗址、伊宁回族大寺等。在清代文献中，以寺名指称地名的情况较突出，最典型的就是以承化寺指称阿勒泰，历来为史学界所熟知。
  除上述地名外，在伊犁还有不少有关农牧林、工矿企业、商业、建筑、交通、邮电和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所谓经济地名。伊犁的这类地名，多数是近代以来才形成，时代特色较浓，文化意义不大，并且在伊犁地名中份量最小，不足以专题介绍。
  第二节文物古迹
  伊犁是亚洲腹地一块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草原辽阔，牧草丰腴，是亚欧大陆干旱地区的一块湿润的土地。由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史以来就是我国北方民族争雄逐鹿之地。历史上曾经有过塞种、月氏、匈奴、乌孙、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古老的部族及汉民族在此活动过。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建立过乌孙国、西突厥汗国、察合台汗国等地方政权，对亚欧历史和草原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今天，在伊犁境内仍有哈萨克、汉、维吾尔、蒙古、回、锡伯、柯尔克孜、满、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等十多个民族定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兄弟民族在开发伊犁，建设伊犁，为创造伊犁悠久的民族文化艺术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物古迹。
  根据考古调查，伊犁河流域在远古时期已有人类活动，在伊宁市东北的阿克吐班麻扎附近发现细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在麻扎附近，堆有很多石块，其中有穿孔的石斧、石杵及其他石制用具和化石等。①这里依山傍水，是早期人类的一块美好的居住地区。这种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考古文化，在我国的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和甘肃西部等地都有发现，它们的年代早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伊犁以及新疆发现的细石器与中原黄河流域的细石器有共同特征，有的石器完全雷同。伊犁细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从细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就已迁徙到伊犁河谷及其邻近地区，开始从事原始的生产劳动，并和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伊犁早期的历史文物遗存中，岩画占有重要的地位。岩画是古代人们画在或刻在岩石上的画，是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同形态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的真实写照。它们大多数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这些岩画在伊犁各县（市）都有广泛分布。主要见于高山牧场、中低山区以及游牧民转场的牧道上，部分河谷地带也有发现。岩画主要凿刻在黑砂岩、花岗岩和板岩的朝阳的岩面上，大多采用粗线条的阴刻，岩画的题材有自然界中的飞禽走兽的动物形象，有狩猎与放牧、舞蹈、杂耍、格斗、征战的场面，以及对人类祖先、图腾崇拜等图画。岩画已成为我们研究古代民族艺术史、文化史、民族史、风俗史的珍贵资料。通过考古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岩画的时代上限可追溯到石器时代，但其延续时间很长，晚的可到十二三世纪的蒙元时代。而青铜时代则是岩画艺术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最常见的岩画有动物画，画的是牛、马、羊、鹿，也有狗、熊、狼、骆驼等，如霍城县干沟岩画，在一块岩上刻有形状不同的十几只大头羊和山羊，其中一只体形较大的山羊，羊角较长，一角向后弯曲，一角前翘，惊觉地抬头注视着前方，粗犷的线条勾绘出了一幅草原生活景象。②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岩画，画面描绘两只恶狼扑向马鹿，一只在鹿的上方，咬在了鹿的脖颈，另一只在鹿的身后，咬住鹿的臀部，马鹿的四脚直立，无法走动，只有挺着树杈状的鹿角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画面下方的一只大角羊，似乎看到了这一血淋淋的场面，急忙向远方逃去，而另一只羊则好像未发现眼前的危险，仍不紧不慢地朝马鹿的方向走去。画面形象生动，令人震撼。①
  狩猎画也是岩画的重要题材之一，常见的画面是猎人手持弓箭的形象，如新源县则克台的克孜尔塔斯沟岩画，画面上是两组比较成熟的狩猎场面。第一组，右上方是一只十分强壮的野牛，一位猎人正挥剑与之搏斗，其下方是四位猎人在围猎一只鹿，前方是三人在迎击，猎人手持弓箭对准鹿在射击，鹿后有一位骑于快马之上的猎人在穷追奔跑着的鹿，画面左下方是数只羊、狗的图形。第二组画面也是反映围猎场面，上方的三个人拉弓射箭在合围一只大角羊，在猎人和猎狗的包围中，大角羊后肢下蹲，似已无处可逃。其中，一位猎人头戴尖顶宽檐帽很具特点。似可看出这一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的衣饰特点。下方的画面是四个猎人在围猎一头肥大的野牛。三位猎人手持弓箭在前方射击，侧面有一位骑手在围击，野牛旁有一只长角鹿似被这一场面惊呆，也处于无路可逃的境地。整个画面生动逼真，使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②
  放牧类岩画在各地普遍存在，如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岩画，凿刻出大角羊十五只，三个骑在马背上的牧人及一匹马。大角羊长长的羊角弯至后背，头尾相接，呈运动状；三个骑马的牧人及一匹马分布在羊群中，均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使我们仿佛看到涌动的羊群在牧人的驱赶下奔向水草丰美的草原。③
  生殖崇拜类岩画在伊犁岩画中的比重不大，仅有个别岩画描绘这些内容，如尼勒克县却米克拜岩画，画面是一只体态肥硕的头羊在领队，其后尾随着九只大羊和小羊，羊群后，牧羊人在步行驱赶着。牧羊人全身裸露，头部似戴一顶尖顶帽，双臂举起在吆喝着什么，其阳具明显勃起，而数只山羊的阳具亦格外长，呈勃起状。整个画面似乎表现了牧羊人渴望羊群繁殖的欲望。④
  新源县则克台阿克塞岩画，画面上凿刻着正在交媾的一对男女，左有一只小山羊，表明这对男女正在草原中放羊。他们戴着尖顶帽，分开双脚，挺起胸腹，勃起生殖器。左面的女人也戴着尖顶帽，举起双手，并有丰满的乳房，两腿微向后叉开，两性交合。⑤
  伊犁的岩画，有的可能是铜石并用时代的产物，有的岩画的时代则可能在公元前后，而有的则可能产生于十二三世纪，甚至更晚的时间，有的在同一幅画面上时间跨度也很大，如昭苏县科培雷特岩画，岩画凿刻在阿克牙孜河南岸断崖一巨石上，巨石的东、西、北三面均有刻画。画面正中是一右手执花、左手托一圆状物、盘腿坐在莲花座上的佛像，佛像东西两侧布满了蒙古、藏以及哈萨克文字，其间尚刻有几只大角羊，一颗五角星图案等。巨石西面刻画着两只山羊、一只狗和一人形象等；巨石东面是几只印痕模糊的大角羊。从画面的印痕看，这处岩画的年代跨度相当大，巨石东面的山羊形象时代可能较早，而巨石正面的内容也有早晚，佛像及蒙古、藏文字可能是清朝初期准噶尔时期的遗迹，哈萨克文字等可能是近现代牧羊人所为。①
  春秋战国时期，是伊犁古代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我国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也明显增多，根据《史记》、《汉书》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和《西域传》等记载以及考古调查发掘证明，以伊犁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当时主要是塞人的游牧地区。
  “塞”，亦称“塞克”，是最早见于我国史书的伊犁民族，有多种称呼，《穆天子传》中称“西膜”，古代波斯称“萨迦”，古希腊文献称“斯基泰”。塞人分布极广，广泛分布于中亚地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记载塞克有三大支：近海塞克、Amyrgion塞克、Qrtokoribantii塞克。②他的这一记述与阿契门尼德王朝的楔形文字碑中提到的水塞克、尖帽塞克和牧地塞克的记述完全一致。③其中活动于伊犁河流域的即尖帽塞克的一部分。研究表明，塞人已广泛使用青铜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伊犁青铜时代的文明。
  伊犁尼勒克县发现的奴拉赛古铜矿遗址充分说明当时伊犁河流域的塞人掌握了很高的采矿和冶炼技术。
  奴拉赛古铜矿遗址，位于尼勒克县喀什河南岸的奴拉赛沟中。国务院于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分为采矿和冶炼两部分。
  采矿遗址，已发现10余处竖井洞口，洞口5米见方，多已塌毁。其中，半山腰一处竖井深达20余米，宽约5米。矿壁陡峭，矿壁两侧支撑层层水平方向原木，两端楔入矿壁。不少撑木已塌折，与矿石石器和泥土混杂在一起，形成厚达4～5米的堆积。从地面看，竖井可能是互通的犹如网络状似的坑道。
  冶炼遗址，位于竖井不远的沟谷中，因被山洪冲刷，仅存一段长20米、宽1.5米、厚0.5米的炉渣堆积，堆积层中含矿石、炉渣、兽骨、碎陶片以及经过粗炼的呈圆龟背形的白冰铜锭。铜锭含铜量高达百分之六十，是一种品位很高的富矿。从釉质多孔的炉渣孔残留的木炭来看，当时，冶炼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在竖井和洞口周围有大量的石器，其形状均呈圆形和偏圆形大石锤，一头圆钝，一头尖锐。石锤一端大都凿有纵横凹槽，以便绳索捆绑，是一种平衡和提升工具。
  古铜矿的年代，据碳14同位素测定，其年代为距今2440（±75）和2650（±75）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①
  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活动于伊犁的古代民族就是塞人，《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②大月氏西破走塞王的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叶。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奴拉赛古铜矿遗址是古代塞人的文化遗存。
  尼勒克奴拉赛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也为伊犁丰富的青铜文物找到了答案。该遗址是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第一次发现的古铜矿遗址，对研究我国冶金史和新疆地方史、民族史都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伊犁各地发现一批大型的青铜器，很有特色，主要是三足釜、盘和鍑等。它们器形一般都比较大，铸造工艺水平都很高，对研究草原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有很高的价值。
  在新源、特克斯县境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器。新源县发现的两件铜刀，其中一件铜刀，柄部作羊头形。③特克斯县发现有铜斧、铜牛头（形似水牛）和月牙形铜饰牌等。④近年来又相继在巩留、新源、昭苏和察布查尔等县境内，发现了一批铜斧、铜凿、铜刀，还有大型的高足方铜盘，深腹铜釜等。而尤令人注目的是1983年在新源县巩乃斯河畔出土的六件铜器，即铜武士俑、铜三足带耳大釜、铜铃、铜对虎圆环、铜对翼兽圆环和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⑤尤其是铜武士俑的发现更具重要意义，武士俑通高40厘米，重3公斤，空心，头戴尖顶大沿式帽，帽顶有一尖刺弯勾，面部表情端凝，双目直视，深目高鼻，留有大鬃角。上身裸露，下身似围一短裙，双手空握执物（物已失），两腿一跪一蹲，造型极为生动。这种大型铜武士俑，在新疆境内还是首次发现。同一类型的武士俑在巩留县也发现了一件，但体形稍小。这一特征与西方文献中提到的尖帽塞克是吻合的，也为我们认识塞人体貌特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铜对虎圆环和铜对翼兽圆环，其直径在28～31厘米，对虎作踞伏状，对翼兽则头部对接，其造型都十分别致。铜三足带耳大釜，通高34厘米，重约25公斤，亦为新疆境内铜器中首次发现。高喇叭方座承兽铜盘，底座喇叭状，上承方铜盘，盘内尚有两小兽，这件铜器出土时已破碎严重，底座成碎片，小兽形制也不十分清楚。
  从西汉初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乌孙人取代塞人、月氏人成为伊犁的游牧部族。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单子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徒，中立，不肯朝令匈奴”①。西汉初年，乌孙与月氏均游牧于今甘肃西部的敦煌、祁连间，乌孙昆莫猎骄靡出生时，乌孙部落受到月氏的毁灭性打击，猎骄靡的父亲、乌孙昆莫难兜靡被杀，乌孙散部被迫依附于匈奴，待猎骄靡长大后，匈奴单于将乌孙旧部交给昆莫，并在匈奴的支持和帮助下，乌孙部落西去伊犁河流域向月氏复仇，在乌孙的打击下，月氏被迫南迁，从此乌孙在伊犁河流域建立历史上著名的乌孙国，随着势力的增长，乌孙不再听从匈奴的调遣。西迁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活动范围大致在伊犁河以南包括今特克斯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周边地区，其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成为拥有60余万人口，雄兵近20万的西域大国，②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随着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汉朝势力进入西域，汉文化的影响也因汉与乌孙结盟，汉家公主细君、解忧的远嫁乌孙而传播到西域及伊犁河流域，从而揭开了西域纳入祖国版图的历史序幕。乌孙在伊犁先后活动500余年，对开发和发展伊犁河流域的文化，促进和实现古代西域统一于祖国的事业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到魏晋时期，乌孙被柔然所迫，南迁葱岭地区。
  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人们称之为“乌孙土墩墓”的古墓葬。
  土墩墓是人们对广泛分布在伊犁辽阔草原上的古墓葬的通称。科学考察表明，这些古墓葬是上至我国秦汉时期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塞种、乌孙、月氏，下至隋唐时期突厥等民族的遗存。是伊犁分布广泛，数量最多的一种文化遗存。在多数县（市）均有分布，多的达数千座，少的也有几百座；大者如一座小山丘，小者非仔细观察不能发现。其中，最大的是新源县巩乃斯草原上的土墩墓，底部周长近300米，高10余米。土墩墓封土高大，气势宏伟，令人瞩目。③
  20世纪60年代，文物考古部门曾在昭苏县发掘了两个墓群。这种墓葬的特点是，每一座墓都是基本呈圆形的土墩，大多以三五个或二十余个为一组，呈南北向链状排列，也有一些土墩墓围聚在一起。这些土墩墓非常醒目的暴露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除少数外，多数土墩墓顶部都较平坦，中央下陷成坑。个别土墩墓的表面铺一层卵石，有的土墩周围环绕着1米宽的浅沟。④在伊犁的新源、昭苏、尼勒克、特克斯等县的草原地带均可观赏到这种巨墓成行的壮观景象。在新源县喀什河下游的东部山前草原上，有5座南北排列的巨型土墩墓，当地群众称之为“别什墩”意即5个土墩。特克斯阔克铁热克草原上有群颇为壮观的土墩，两座大墓，直径60，多米，高20米左右，周长200米长。大墓四周有4座小墓环绕。当地的柯尔克孜族称之为“霍斯托别”，意即双丘”①。另外，特克斯县喀拉托海草原上也有一处有10余座土墩组成的墓群。最大者直径33米，高16米，周长100多米，最小的直径也有3.5米，高2.5米。
  但是，最具规模并各具特点的则是昭苏县的土墩墓。昭苏县约有1500余座土墩墓，规模宏大，类型多样，有土堆墓、圆形石围墓、方形石围墓等。夏塔的土墩墓群最有代表性，这处墓群位于夏塔沟口，约有200座。成行成列的巨冢分布在山口外的广阔草原上。一座座土墩墓犹如一座座小山，巍然屹立在莽莽草原，气势雄伟，景色壮观。
  在察布查尔、巩留、昭苏县境内还有一些在其他地方少见的土墩墓。其形状、布局显得奇特而神秘。如巩留县一些土墩墓外表多用石块堆成，墓外有石圈环绕，石圈内外还有若干小石堆或石圈。察布查尔县坎乡也有一处奇特的梯形土墩墓群，外表均铺以鹅卵石，附近还有数块大石直立，5座小墓也各被双线立石群所环绕。
  通过考古发掘，这些墓葬一般为土圹竖穴，离地表2～3米。距墓底1.5～2米处往往留有二层台，各置巨大的圆木一根，上有架设横木，担空墓室的痕迹。墓底铺白土和细沙两层，厚为七八厘米，尸骨置于其上。葬式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出土遗物不多，有陶制的盆、罐、壶，有小铁刀、铜圈等简单的金属器物，另有羊、牛、马骨。从考古发掘的形制、随葬品也可看出当时社会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的，那些成行成列的巨冢，多为那时王公贵族的墓葬。
  近几年来，在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基本建设工程中，新疆文物考古部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如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别特巴斯陶墓群位于喀什河南岸。别特巴斯陶为哈萨克语，意为山脚下的泉水，或为“墓泉”的意思。②别特巴斯陶墓群墓葬地表起封堆，封堆有两种，一为封土堆，一是在封土堆外围铺单圈或双圈石环。墓群墓葬分大、中、小型，大型墓葬较少，墓葬封堆直径在25～60米之间，高数米。中型墓葬地表封土堆外多铺有石环，一般单圈，个别双圈，还有些墓葬石环中间有石堆。小型墓葬占绝大多数，墓葬封堆直径在1米以下，封堆高不到1米。一部分墓葬地表起封土堆，一部分墓葬封土堆外再铺石环。
  别特巴斯陶墓群出土一批重要的文物，包括有陶器、铁器、铜器、石器、木器（个别墓葬中发现有漆木器）、骨器、金器等。陶器的陶质为夹砂红陶，手制。器形多圜底，少量平底器，器物大多为无耳器，少量有单耳。陶器器表多施以红陶衣，偶见彩陶。器类有壶、罐、钵、杯、盘等。另外有一座墓中出土一件陶质为夹砂灰陶的缸形器，是安得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相当一部分墓葬出有铁器，铁器多残、朽，多数铁器已朽为残渣。铁器能辩器形的主要为铁刀，另外还有铁锥、铁簪等。铜器种类较多，有铜簪、铜刀、铜针、铜泡、铜镜、铜手镯等。铜簪较多，簪首部形状多种多样，有蘑菇形、兽面形、人形、树枝形等。出土2面铜镜，一为带柄镜，一为圆形镜，镜面平整，带柄镜镜面直径10厘米，柄长7厘米；圆形镜镜面直径9.5厘米，镜边缘有透孔。出土一件铜手镯，手镯端头铸有相对动物首状。石器主要为石磨盘，多出自大型墓葬的封堆中，形状为长条亚腰形。大者长半米以上，小者长不到10厘米。祭祖遗构中出土的石质男性生殖器，用精选石料磨制而成，长20厘米，最大径6厘米。出土的铁或铜簪的首部多为金质，除此外金器还有嵌宝石的金饰件、金马饰等。别特巴斯陶墓群不同墓区墓葬文化上有联系也有区别。墓葬时代的上限，推测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前后，下限至汉晋，它的发现为研究伊犁河流域史前到汉晋时期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尼勒克县加勒格斯哈音特墓地发掘工作中有许多新的发现，为新疆北方草原地区由史前时代到汉晋时期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①
  最特别的是在一座汉晋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几个圆柱形的颅骨，这几例呈圆柱形状的颅骨，应该是在死者生前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头部两侧用硬物固定或者用布进行缠绕，使他们的头部朝长发展，最终形成了圆柱状。“人工变形头颅”是世界原始民族的一种习俗，主要流行于距今2000多年的中亚地区具有圆柱形头的人出生在特殊家庭，他们拥有着特殊的身份。
  墓葬中还发现了部分没有或者缺少指骨（趾骨）或头顶骨的墓葬个体，这些个体是在他们生前还是死后被切除了指（趾）骨，切掉的头顶骨片、指（趾）骨是被生者拿去，用来作为怀念死者，还是希望从中得到某种力量或者庇护？还无人能解释。
  令人惊奇的是一座橄榄状的墓葬。从出土的文物看，这片墓葬群是距今2700年左右一直到距今2000年前后的700年间，这里一直被作为某个部落的固定墓葬地点。这些墓葬点地表有六七米到十多米的土堆或外圈，石环是这里墓葬的标志。绝大多数墓葬的地表石环呈圆形，也有个别呈方形，但一座地表石环围成了橄榄状的墓地，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外形的墓葬，其中蕴藏着什么秘密，无人知晓。
  此次还发现了一件6厘米长的一个长形骨器，侧面有7个上下等距、规整的椭圆形孔眼，与孔眼相对，正面等距穿7根一头粗一头细的骨棒，骨棒削磨匀称光滑。这件骨器如果可以确定是乐器的构件，那么在新疆北疆考古中，这将是首次发现。
  隋唐时期，新兴的突厥部族兴起于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与狼合，狼遂逃于高昌之北山，遂生十男。..阿史那即其一也。”突厥部原生活在准噶尔盆地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后为邻部所逼迁至高昌北山，即今吐鲁番盆地以北的博格达山，这时约相当于北魏时期。到5世纪后，突厥又受到柔然的统治，整个部落被迫迁到“金山之阳”，即今阿尔泰山南麓，成为柔然的“”。
  世纪中叶，突厥部落逐渐强盛，在其首领土门可汗的率领下，锻奴①6攻灭柔然汗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强盛时，其势力“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②。被史家称之为“震动了整个干燥亚洲的突厥”。在土门可汗攻灭柔然汗国的同时，土门的弟弟室点密亦率其突厥属部在西域大地四处征战，尽据乌孙故地，自称为可汗。牙帐即设在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史称西突厥汗国。据史书记载，西突厥汗国“....尽据乌孙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耆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铁勒、龟兹及西域诸胡国皆归附之”③。西突厥汗国全盛时，其势力曾向西达到古代波斯一带。
  这一时期的文物古迹主要有古墓葬及草原石雕人像，即草原石人。草原石人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北的北疆草原地区，一般以一块近似人体的扁长形石材，雕刻成人体的全身形象或仅仅刻出五官或头像，其形象生动、写实，风格粗犷而古朴。草原石人一般立于墓葬地表建筑物前，面向东方，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或独身傲立，或成群列布，气势宏伟。
  草原石人广泛分布于自治州各地，在阿尔泰山麓、准噶尔盆地周缘，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草原地带均有发现。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在这些石雕人像的附近都有墓葬或遗址并存，表明它们与当地的葬俗和人类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些石雕人像是5～7世纪活动于天山北麓的突厥部族的文化遗存。故人们习惯称草原石人为“突厥墓前石人”。《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物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④。元初，法国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载有“库蛮人给死者筑一座冢，为他立一尊像，面朝东方，手在肚脐眼上拿一只杯子”⑤。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草原石人是突厥部族的遗迹。
  这些草原石人的表现风格各异，主要有几种形式：一是只用简单的阴刻线，在石人面部仅仅刻出人物面部眼鼻口形象，如昭苏县夏塔乡的石人，在一扁圆形的石材上，仅阴刻了面部；二是按照人体形状进行整雕和局部刻画的半圆雕。有许多石雕人像，在正面刻出人物面部的容貌。如昭苏等地石雕人像中的男性雕像，宽圆形的脸庞颧骨突出，与额际连成直线的鼻梁，深深的双目，扬起的浓眉，以及微微翘起的胡须。面部表情刻画生动，流露出内心世界的艺术美。女性雕像，用古朴而粗犷的雕刻技法雕出头发、发辫、颈部的项链装饰，扁桃形眼睛，嘴角挂着一些温雅而恬静的微笑，丰满裸露的乳房等，显示出女性自然美的魅力。昭苏县小洪纳海石人，头部着冠梳辫，发辫多至十条，披于身后，垂至腰际，双手交叉于胸前，腰部以下镌刻着粟特文字，堪称草原石人之精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克服重重困难，在新源、巩留、察布查尔、昭苏等县发掘了一批重要墓葬，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收获和成果。
  1997年，在昭苏县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镶嵌红宝石金面具、红宝石包金剑鞘、镶嵌红宝石金戒指、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错金单耳银瓶、织锦和绮、绣等衣服残片、金箔饰及铁质箭镞、铠甲残片等珍贵文物，还有人的骨骼及殉葬的马匹骨骼。①对这批文物，新华社也播发了一则电讯：“一批罕见的古西突厥王国豪华金银器及其他重要文物，最近在新疆伊犁一处古墓葬中出土。专家认为，这些文物对西突厥汗庭所在地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波马出土的镶嵌红宝石金面具。大小与真人面孔相差无几，应是罩在墓主人的面部上的，面具呈方圆形，额际宽阔，下额丰满，两颊饱满，五官的位置比例非常准确。面具的制作工艺尤为精致细腻，几乎采用了古代金银器制作中的镶嵌、锤碟、焊接、抛光等一切工艺手段。面具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锤碟成形、抛光后对合焊接，然后用小铆钉铆合而成。其口鼻、目及面颊系锤碟成形，其眉毛、眼睛、胡须则用金和镶嵌的红宝石来表现。整个面具透着一副威严庄重的神情，表现出驰骋疆场的草原民族不羁的个性，栩栩如生，宛如一面金质的浮雕，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对我们研究墓主人的真实肖像、族属、人种有很大的帮助。
  镶嵌红玛瑙的虎柄金杯，造型罕见，风格独特，在这批器物中具有典型性，器身内外通体模压出菱格，每格内焊接宝石座，内镶嵌椭圆形红色玛瑙。口沿外卷后与器身焊接，然后切出一周小长方形凹槽，内嵌宝石，其下点焊一周金珠点饰。虎形柄焊接在口沿下至中腹部，虎头宽而圆，两耳竖立，四肢雄健，腰身细长，虎尾下垂，通体錾刻虎斑纹，形象生动。
  镶嵌红宝石金盖罐造型精美，装饰典雅，罐盖模压7朵宝相花并在每朵花中央镶嵌滴水形宝石，罐身装饰有圆形、三菱形红宝石。
  剑鞘为短剑鞘外的包金部分，一面有纹饰，一面素面，有纹饰的一面沿鞘身边缘，点焊金珠点饰，中间以细金珠点、左右对称点焊出三列半月形、月牙形、心形、钩玉形宝石座，内嵌红宝石，剑鞘做工精美，装饰豪华。
  戒指重16.5克，嵌椭圆形红宝石，戒面周围为点焊的两圈细金珠点，紧箍戒面宝石。
  金带饰由两块长方形金板合页式套铆而成，一面素面，一面有长方形镂空格。
  金饰件有阔叶形饰片，有镶嵌红宝石的上为云朵形、下为花蕾形饰片，这些金饰件应为墓主人衣物上的佩饰，以此炫耀墓主人的富有。
  银器只出土一件，即错金单耳银瓶。瓶颈部分错金一周，上下锤錾连续的圆圈点纹，圆圈点纹之间四瓣菱花图案。其余部位均素面，上腹部有耳，但已缺失，存留铆接的铜片。
  铁器有残缺的锁子连环铠甲残片及三翼形箭镞。织物均为丝织品，按品种分为锦、绫、绮、绢四种，有缀金珠绣织物、云气动物纹锦、“富昌”锦、卷草纹锦、方纹绫、菱纹绮以及绢，在伊犁冬雪夏雨的自然环境中，尚能出土保存如此完好的织物，令人慨叹。另外还出土有玛瑙器及玻璃器残片等。
  出土的金银器制作精绝，并大量镶嵌红宝石、红玛瑙，品质之贵重，工艺之华美，均属罕见。织物中的缀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些华贵精美的金银器以及多类型的丝织物充分说明墓葬主人的显赫身份和地位。
  据史书记载，中亚广大地区的突厥等部族和历史上所有在中亚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游牧民族一样，其上层贵族都非常喜欢金银器，都以金银器炫耀其身份和地位。法国历史学家沙畹《西突厥史料》曾记述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在伊犁河流域西突厥室点密可汗汗廷的所见：室点密可汗“坐于两轮金椅之上，行时以一马驾之，帐幕以杂色绸绢饰之..可汗卧于金床，室设金瓶金针金瓮，其一室有饰金木柱，有一金床，四孔雀负之，门首有车，满载银盘及银质动物肖像..”①近年来，从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出土的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金银器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宋元之际，辽朝的皇族耶律大石率属部西进，在新疆境内打败了高昌回鹘王朝之后，又进取了中亚喀喇汗朝的八拉沙衮、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打败了花剌子模，建立西辽国，定都八拉沙衮，亦即虎思斡尔朵。西辽最盛时，其统治势力东面达至伊州（今哈密），西面到中亚的乌浒水（今阿姆河）和里海一带。西辽时期的文物遗迹，伊犁发现的不多，仅在新源县境内发现了一个石面具，其造型与辽朝古墓中出土的铜面具十分相似，似可确定为西辽时期的文物。
  12世纪，蒙古兴起于漠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即率蒙古铁骑西征，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他把辽阔的土地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其中，二太子察合台的封地即在以伊犁为中心的今新疆及中亚大部分地区。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范围极其辽阔，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达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首府设在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城。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历史上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14世纪以后，中亚地区非成吉思汗系的蒙古诸部日益伊斯兰化和汗国统治阶级内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导致察合台汗国由鼎盛逐步走向衰落。元至正七年（1347），察合台汗国的合赞汗被其属臣所弑，导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以河中地区为中心，逐步被帖木儿势力控制，并逐步突厥化，史称西察合台汗国；东部为察合台后裔控制，史称“东察合台汗国”（蒙兀儿斯坦）。元至正八年（1348），秃黑鲁帖木儿登上汗位之后，加强了对汗国内部的统治，并皈依了伊斯兰教，经他强行推行，致使其臣民最终突厥化。元至正二十年（1360），秃黑鲁帖木儿汗调集中亚的蒙古、突厥诸部，发动了征讨河中帖木尔势力的战争，曾暂时统一了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死后，察合台后王在河中帖木儿打击下，被迫东迁别失八里，史称“别失巴里”。明永乐十六年（1418）“别失巴里..纳黑失只罕为从弟歪思弑之而自立，徙其国西去，更号亦力把里王”①。歪思汗率部自别失八里西迁伊犁河流域，改国号为“亦力巴里”。后来，完全突厥化了的察合台后裔退居南疆绿洲地区，盛极一时的察合台汗国结束了在伊犁的统治。
  察合台汗国时期的文物遗迹主要有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和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以及明代的“亦力巴里”汗国速檀·歪思汗麻扎。
  阿力麻里故城位于霍城县境内，是伊犁著名的古城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7年1月4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城范围很大，北依克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到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西达卡纳威。阿力麻里，系突厥语“苹果”之意。耶律楚材《西游录》云：“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廓皆林檎园，故以命。”②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曰：“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树，以是名其城。”③
  阿力麻里建城于何时，目前尚未有确切的资料，据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13世纪初，伊犁河流域是以斡匝儿为首的葛逻禄部的游牧地区，阿力麻里就是斡匝儿的驻牧地。蒙古崛起后，斡匝儿最早臣服于成吉思汗。由此可见，阿力麻里城应与中亚葛逻禄汗国的历史有关，最迟在八九世纪已经出现。由于察合台汗国的建立，使阿力麻里迅速崛起，成为中亚历史上最繁华的城市，被誉为“中亚乐园”，欧洲人称阿力麻里为“中央帝国之城”。
  在阿力麻里的繁荣时期，许多著名人物都到过阿力麻里城，都留下了描述阿力麻里城的笔墨。
  大约到16世纪中叶以后，阿力麻里便逐渐荒废。现在的阿力麻里遗迹，除尚存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外，大部分已辟为农田。在近十余年间，经常有文物出土，有汉文古钱币，察合台金、银币，还有叙亚利文景教徒墓石，以及玛瑙饰物、玉器、石刻、铁锅、石磨盘、青花瓷碗和西辽至元代的各类陶瓷器。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徐松谪居伊犁时曾专门到阿力麻里城遗址探查，发现“墓旁土中多金银铜三种钱，皆无轮廓，肉好面幕有字，不可识。铜钱至薄，大如宋当百钱，银钱至小，如王莽直一，而稍厚；金钱薄如铜钱，大如开通元宝钱”①。
  今天，阿力麻里古城已毁坏，但其丰富的地下文物遗存和传奇般的历史，对于我们研究中亚民族史、宗教史，仍具有重要意义。
  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亦称“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扎”或“大麻扎”。位于霍城县境内。国务院于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麻扎”系阿拉伯语音译，即陵墓之意。陵主秃黑鲁帖木儿（约1330～1363），是成吉思汗的七世孙，察合台后王，东察合台汗国即蒙兀斯坦（别失八里）的第一任汗，也是新疆境内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察合台蒙古汗王。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秃黑鲁帖木儿汗去世，葬于阿力麻里城东郊，其部下和信徒们为其修建了这一宏大的陵寝。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依旁阿力麻里故城遗址，是一座具有浓郁伊斯兰教风格的古代砖木结构建筑。陵墓坐西朝东。顶部为穹庐形，无木柱横梁，室内有暗梯可登临其顶；正面墙壁用紫、白、蓝三色琉璃砖镶成各种美术图案，精致华丽，拱形的门额上两侧有阿拉伯文颂辞，亦构成美术图案。据专家解读，右侧意为：“这里是伟大的可汗，伟业如恩典的海洋，伊斯兰教的堡垒，神佑胜利的善良人的光荣和骄傲。紧跟四大哈里发，尊重学者，博得敬仰的穆罕默德·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墓”。左侧意为：“献给可汗..（缺）宽恕原有罪人的地方，我们时代的皇后，我们世纪的毕丽克西，聪慧贤德，世上妇女无与伦比，秃黑鲁帖木儿之妻碧蒂帕丽可敦荣辉永存，愿她长寿，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懿德永存。”上方的铭文是：此陵系沙尔巴夫所建。②此陵建于14世纪中叶，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相传，当时建陵用的琉璃砖是用几十头骆驼从中亚运来的。
  速檀·歪思汗麻扎，位于伊宁县东部阿吾拉勒山脚下的麻扎村。国务院于2006年6月7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速檀·歪思汗系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代孙，察合台汗的后裔，明代新疆蒙兀斯坦汗。明宣德三年（1428）率部在伊塞克湖作战时阵亡，归葬伊犁。麻扎建于明代，具体年代无考，清光绪二年（1876）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加固维修。速檀·歪思汗麻扎周围古木参天，绿树环抱，景色宜人。陵墓坐北朝南，为土木砖结构的四层建筑，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一至三层呈方形，四层呈六角形。底层两面窗为圆形雕棂，窗额用彩色釉砖镶砌，并有阿拉伯文颂辞。底层流檐有20根木柱支撑。顶部覆盖黄色琉璃瓦，上竖伊斯兰教新月标志。
  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以伊犁为中心，很快强盛起来，“雄据四部之上，”并以“伊犁为会宗之地”。由于厄鲁特蒙古信奉喇嘛教，因而在伊犁广建寺院，当时号称“五集教”、“九集教”。18世纪初，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趁西藏政局纷乱之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派其弟子大策凌敦多布率领精兵6000人，进军西藏，击败了藏兵，围攻布达拉宫，搜取各庙金银、神器、佛像等返回伊犁。清雍正五年至乾隆十一年（1727～1745），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统辖四部期间，为“安众生”，大力提倡“兴黄教”，在伊犁河北岸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固尔扎都纲，在伊犁河南岸建造了海努克都纲。“固尔扎”系蒙古语意为盘羊，据说该庙屋顶用盘羊角装饰而得名；“都纲”为蒙古语庙宇之意。固尔扎庙因建筑宏伟富丽，寺顶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故称为金顶寺。据记载，固尔扎庙“三层缭绕，周许一里”，厄鲁特蒙古各寺院的僧众都不断轮流来此念经，“盛时供养喇嘛六千余众”。每逢岁首、盛夏，准噶尔各地的喇嘛教徒，从四面八方赶来，虔诚拜佛，“捐珍宝，施金银，以事庄严”，“庙之宏瞻，遂甲于漠北”①。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受到清朝平叛大军的打击，逃离伊犁时，为了抢夺固尔扎庙的金银重器，放火烧毁了此庙，固尔扎庙仅存在了30余年。金顶寺废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7年1月4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金顶寺废址的建筑遗迹已不见，仅存有一方形土台。近年来，曾出土佛像及刻有怪兽图案的绿色琉璃砖残块等文物。与金顶寺相对应的是建在察布查尔县海努克的银顶寺，是清初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凌所建的两所名寺之一。它与固尔扎金顶寺隔伊犁河相望，俱为喇嘛坐床之地，为准噶尔部的政治、宗教中心。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后，为加强国防，需在银顶寺所在地修建小堡，遂于乾隆二十六年（1762）拆毁银顶寺。银顶寺的建筑形式，与金顶寺相似，都纲三层，殿顶为重檐歇山式，外镶有银白色琉璃瓦顶，故曰“银顶寺”。银顶寺寺址，现仅存残墙断垣，可略窥其大概。遗址遍布各色碎瓦片、雕塑、陶瓷片及琉璃瓦片、瓷器碎块等。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安抚脱离准噶尔部归附清朝政府的准噶尔达什达瓦部，清朝政府在承德避暑山庄东北的山峦上兴建了一座三层琉璃瓦顶的喇嘛庙——安远庙。这座庙宇完全依照原来伊犁的金顶寺建造的，所以又称为“伊犁庙”②。
  今天，伊犁河畔的“金顶寺”早已毁于战火，未给后人留下任何凭吊的痕迹，而在万里之外的承德却留下它的楷模，它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光辉标志，更是我国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见证。
  清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平定新疆地区的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和大小和卓之乱后，统一了新疆，面对边疆地区的实际和边外对我领土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及浩罕等中亚封建汗国，采取了适应新疆现状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方面的措施。在军事上就是实行军府制，即设伊犁将军。伊犁将军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统辖天山南北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伊犁将军下辖乌鲁木齐都统，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以及各地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伊犁将军是当时新疆广大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的设置，对清朝政府巩固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防御沙俄侵略，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发建设新疆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的文物遗存较多，主要有惠远故城遗址、伊犁将军府旧址、格登山纪功碑、昭苏圣佑庙、靖远寺、陕西大寺、纳达齐牛录关帝庙等。
  惠远故城，位于霍城县境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3年2月9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河北岸择地修筑城池，以作为伊犁将军的衙署和驻地。乾隆皇帝亲自赐名曰“惠远”①，即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从此，惠远一跃成为全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惠远城高3.6米，周长4.6公里，城内四条大街，四十八条小巷。四条大街直通四座城门，城中心建有高大巍峨的钟鼓楼，以镇四方。惠远城内建有规模宏大的将军府、参赞大臣衙署、领队大臣衙署、绿营总兵公署、理事同知和抚民同知等大小72个衙署。城内各条大街上，京津等地的客商开设的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市场繁华，一时有“小北京”之誉。②有清一代许多文人名士，达官贵人都曾在惠远度过他们的谪居生涯，如洪亮吉、祁韵士、林则徐、邓廷桢等。清同治十年（1871），沙俄入侵伊犁，进行了长达10年的殖民统治，惠远这座百年古城因水冲、人为破坏变为废墟。目前，仅存留残墙断垣供人凭吊。
  伊犁将军府，旧址位于霍城县惠远乡。国务院于1996年12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光绪八年（1882），收复伊犁后，清朝政府在距原惠远城西北7.5公里处重建了新城。新城的布局、规模仍仿照旧城兴建，新城仍冠以“惠远”之名。伊犁将军府也于清光绪十年（1884）在新城中重建。新疆建省后，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此东移，但伊犁将军仍掌管着北疆军务。
  新建的伊犁将军府坐落在钟鼓楼以东东大街正中，坐北朝南，进入大门里面是宽阔、铺着石板的庭院，庭院两厢厅堂台榭，曲折回廊，院内耸立着3棵百年古槐。枝干苍老遒劲，浓荫遮天蔽日。进入二门是议事厅，厅的两侧是将军府的院仓、文房、客厅等。穿过中堂，后院是小巧精致的花园，花园中有一凉亭，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由六根红漆圆柱支撑，亭顶琉璃瓦熠熠生辉。辛亥革命后，伊犁也发生了革命党人的起义，处死了末任伊犁将军志锐，推翻了清廷在伊犁的统治，建立了“新伊大都督府”。1931在惠远设立了镇守使。1935年邱宗浚任伊犁屯垦使时，将司令部迁往伊宁。一百多年来，伊犁将军府历经沧桑，已不能与昔日辉煌可比，但原来的府门、石狮、厅堂、金库、厢房及花园中的凉亭至今犹存，依稀可见当年。伊犁将军已成为过去，但伊犁将军府作为历史的见证，向人们昭示着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格登山纪功碑，位于昭苏县城西南中哈边界的格登山上。国务院于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格登”是蒙古语“凸起的后脑骨”之意。格登山之役是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上层贵族叛乱活动的最后决胜地。为纪念这次战功，乾隆皇帝亲撰碑文“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并勒碑格登山。碑额镌刻盘龙，正面刻“皇清”，背面刻“万古”二字，碑座是大海日出的浮雕图案，碑身正面镌刻满、汉文，背面镌刻蒙、藏文。原碑有四柱御碑亭，因年久失修，碑亭无存。汉文的碑文计8行，200余字。1
  乾隆二十年（1755），利用准噶尔部内乱，分兵两路进军伊犁，讨伐达瓦奇，达瓦奇不敌，率部退守格登山，妄图负隅顽抗。清军派出翼长阿玉锡、章京巴图济尔噶勒、宰桑察哈什等“三巴图鲁”率22勇士，夜袭达瓦奇大营，叛军溃乱，降者七千余人，达瓦奇率亲信南越天山逃到乌什，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获，献给清军。②格登山碑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迄今已200余年，经过长期风雪侵蚀，风云变幻，格登碑仍昂然挺立，昭示着祖国版图的完整统一。
  靖远寺，位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孙扎齐牛录乡。国务院于2006年6月7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靖远寺为喇嘛教建筑，锡伯语俗称“喇嘛苏木”，是清代伊犁九大名寺之一。③靖远寺坐北朝南，建筑规模宏伟壮观，工艺精湛。建筑物有照壁、山门、四大天王殿、大雄宝殿、三世佛殿、东西配殿及钟楼、鼓楼等。庙宇布局合理，相互对称，殿阁楼台错落有致，交相辉映。各种建筑物，都是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雕细刻，玲珑别致。木雕、砖雕、石雕等造型艺术及丰富多彩的壁画彩绘，使龙凤虎麟、神仙贵人、飞禽走兽、奇花异木等无不在这气势壮观的建筑群里显得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这座庙宇，从土木工程到泥塑、彩绘、木雕等都出自锡伯族工匠之手。早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即锡伯族从东北盛京（今沈阳）西迁伊犁后的第十七年，由锡伯营乌合尔达（总管）喀尔满太主持，在左翼镶白旗五牛录佛嗄善兴建了一座喇嘛苏木，以志怀念故乡的锡伯族人民，命名为“郭罗克伯鄂尔合内布勒珠克特痕”，即“靖远寺”，俗称喇嘛苏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凿通察布查尔大渠后，锡伯八旗军民由绰霍尔渠沿岸佛嘎善相继南迁察布查尔大渠两岸筑城定居，故将原喇嘛苏木逐渐废弃。至清光绪十四年（1888），锡伯八旗军民又集资重建了今之靖远寺。据说，靖远寺建成后，锡伯营专门派人赴西藏购回甘珠儿经数十卷，从内蒙古购回阿里亚经数十卷。清同治初年伊犁事变中，惠远城普化寺的所藏经卷也转移至靖远寺。从此，靖远寺所藏经卷数量雄居各寺庙之首。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靖远寺是锡伯族西迁到伊犁后所建的第二座靖远寺。靖远寺是清代锡伯族建筑艺术的代表，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锡伯族的建筑以及文化艺术水平。
  惠远城钟鼓楼，位于霍城县惠远乡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1年3月11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惠远钟鼓楼始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是一座富有民族特色的三层三檐歇山顶的传统木结构建筑，外面用青砖包砌，四面有拱门，内有十字通道，构成整个惠远城的十字街心。通道东壁有小门，人门可登砖阶上楼，墙内四角各有一圆柱直达楼顶。每层由12根檐柱支撑着屋檐，屋檐上铺着油光闪亮的绿色琉璃瓦，檐柱上均绘有花卉、图案等彩画。每一层飞檐的檐角上都悬吊着小铜铃铛，风一吹，发出悦耳声响。二楼上设大钟大鼓各一，为当年用以报时之用，城门的昼开夜闭均以此为信号。相传，惠远钟鼓楼的始建技工为甘肃酒泉的兄弟二人，建筑风格基本仿照酒泉鼓楼形式。
  圣佑喇嘛庙，位于昭苏县城西北，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建筑群。国务院于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圣佑喇嘛庙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全疆规模最大的喇嘛教建筑之一。庙内古木参天，松杉蔽日，进入庙堂，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庙内中轴线上殿堂相接，八座建筑物错落有致，布局对称。进山门为前殿，过前殿有东西楼阁，平面六角形，与东西配殿并列，自前殿有甬道直通大殿。大殿是这座古庙的主体建筑，大殿的建筑形式为大出檐，高举折，砖屋顶，四角飞檐呈龙头探海之势。檐下斗拱，为多层挑枋肩之。工程精细，鎏金沥粉，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大殿内陈设祭物很多，有大小佛像数百，佛楼上的蒙古包内，各种神像和大小金银祖鲁杯摆满祭坛。大殿的尾部是后殿，与前殿、配殿相倾，面阔三间。圣佑喇嘛庙的各个殿堂均用木柱架对称排列，保持了我国佛教寺院的传统建筑方法。
  陕西大寺，位于伊宁市新华东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9年8月6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初名宁固寺，亦称凤凰寺、陕甘大寺、回族大寺等。建筑布局及风格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为典型的中国宫殿式兼有阿拉伯装饰风格的建筑。前有山门和正门，两侧为双重八字影壁，正中门楼高耸，是一座三层亭阁式建筑，其二层呈平面四角形，三层为六角尖亭形式。进入山门之后是礼拜殿，礼拜殿坐西朝东，是这座寺院的主体建筑。礼拜殿的殿堂楼亭，大小适宜，结构严整，造型古雅优美，布局考究而气势宏伟庄严。大殿由外殿、中殿和里殿三个部分组成，面积为600多平方米，要供千余人做礼拜。大殿北面和东面原来均有讲经堂，是讲解经典和学习的地方。从山门到大殿及北讲堂、东讲堂都是檐廊阁式建筑，檐廊卷棚，两廊对厅，照壁绘画，园门走廊等建筑物齐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
  纳达齐牛录关帝庙，位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齐牛录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9年8月6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关帝庙北依旧城垣，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系该牛录迁移新址后所建。现存关帝庙、娘娘庙和山门及新建的“图伯特纪念馆”等建筑。关帝庙系土木结构单体建筑，庙内供奉关帝半坐像，左右两侧塑关平、周仓像（均已毁），塑像背后及左右两壁绘制“火龙戏珠”、“苏武牧羊”、“东方朔偷桃”等壁画，清晰可辨。正殿东西两壁上，绘制有《三国演义》壁画，各12幅，包含了“桃园结义”等三国主要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生动，别有风格，每幅画面右上方都有锡伯文说明。木柱横梁上则绘有锡伯族百姓熟悉的“刘邦斩白蛇”等故事画面。这些建筑、绘画均出自锡伯族工匠艺人之手。壁画除一小部分略有损坏外，大部分尚完整。①
  清朝政府还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的地区设置了性质不同的卡伦。“卡伦”乃满语（锡伯语）“瞭望”、“哨所”之意。徐松《新疆赋》曰：“凡官兵巡守设汛之地曰卡伦。”②卡伦依其性质不同可分为常设卡伦、移设卡伦、添撤卡伦。常设卡伦即位置常年固定不变的卡伦，移设卡伦则为根据季节变化或其他原因移设的卡伦，添撤卡伦为某地某时特设的卡伦。据记载，伊犁将军“于其严疆要隘，毗接外藩处所，酌设卡伦以资捍卫”③。“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卡伦的主要作用有：管理游牧，防止外藩各部越境游牧，侵扰境内的农牧业生产；管理禁区，在铜厂、铅厂、屯营周围设置卡伦，专事管理，严禁私人、外国人进入这些地方开采；稽查行人，禁止国内民众私自越境和外国人私自入境；巩固国防，防止沙俄对我边境地区的侵略。清乾隆年间，惠宁城领队大臣管理十处卡伦，锡伯营领队大臣管理十九处卡伦，索伦领队大臣管理十处卡伦，察哈尔营领队大臣管理二十一处卡伦，厄鲁特营领队大臣管理三十二处卡伦，将军府营务处管理二处卡伦。卡伦的设置，对巩固国防，保卫边疆，防止沙俄的侵略，以及社会生活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除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县境内尚存有部分卡伦遗址外，大部分卡伦已于清光绪八年（1882）通过不平等的《中俄伊犁界约》划入沙俄境内。
  第三节自然景观
  伊犁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位于新疆西部天山北麓，伊犁一名得之于一条慕名的国际河流——伊犁河。伊犁三面环山，谷地向西敞开，有利的地形拦截了西北环流带来的水汽，降水丰沛，形成庞大的伊犁河水系，营造了格外雄浑壮观的自然景色，如著名的那拉提、唐布拉、莫乎尔、果子沟以及夏塔、赛里木湖等。加之天山山体的雄伟挺拔，地质构造复杂，山体垂直带分异明显，更增添了其绮丽风光。
  富于变幻的地形条件和湿润的气候环境造就了伊犁丰富的生物集群，其中有植物3000多种，有60余种野生动物，已建立了伊犁黑峰自然保护区、四爪陆龟自然保护区、那孜——确鹿特草地保护区、小叶白蜡自然保护区、雪岭云杉自然保护区、野核桃自然保护区和野果树自然保护区。
  果子沟沿着乌—伊公路西行，进入天山支脉的塔勒奇山，经过新疆海拔最高的湖泊——赛里木湖，就到达了塔勒奇山的绝顶之处松树头。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美丽如画的峡谷风景，这里峰岩险峻，林木葱翠，松涛激荡，百花争艳，野果飘香。一条宽广的现代化公路曲折迂回，沿着谷底一直通向人称“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这就是被人们誉为“奇绝仙境”的果子沟。
  果子沟位于霍城县境内，又名塔勒奇沟，全长28公里。早在古代，果子沟就已成为自蒙古高原到黑海之滨的草原古道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后来丝绸之路新北道及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东归西去的商旅、使节都曾经过果子沟走上漫漫草原大道，去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许多驰骋欧亚的古代游牧民族也在其东征西讨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果子沟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使果子沟名垂史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经过果子沟挥师西进，横扫亚欧。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时，为了加快进军速度，命二太子察合台将果子沟凿通为大道。对此，典籍中有明确记载，据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①。从此，它就成为中原通向伊犁河谷的孔道，成为丝绸之路新北道的一条捷径。后来，伊犁就成为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中心，果子沟亦成为通向汗国都城阿力麻里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变得十分重要。元代、清代都在果子沟驻军把守，并设驿站为商旅、过客服务。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卓之乱后，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扎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伊犁成为辖制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的中心，果子沟更显其重要地位。清政府又在果子沟设头台、二台两座驿站，负责传递朝廷政令和边务军情。自此，果子沟通道一直到今畅通无阻。
  由于果子沟地处通向伊犁的交通要道，许多到伊犁的旅行家、文人骚客以及“流放”伊犁的达官贵人、文人名士路经此地，无不为其绝妙景观所倾倒，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描绘果子沟“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巅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里”②。
  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也留下了“天丁何事夸神威，天台罗浮移到此”的赞叹。③清代洪亮吉《伊犁日记》中也形象地描述时值冬季，路过果子沟的感受：行至陡坡，雪大山险，“人皆下车步行乃得过。然山益奇峭，急湍西下如箭，距水一寸，飞雪皆积成冰，时合时开，惊流飞出山中。气候各异，然时已春仲，候适晴和，晓日乍升，青松叠荫，飞泉石道，削壁千寻，鸟不避人，鱼能瞰客，域中无此幽境也①。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荷戈万里”贬谪伊犁途经此地，也留下了“古径幽折，泉留清冷，二十里中步步引人入胜，诚不仅作山阴道上观也”②。以我国名胜古迹比喻果子沟的美丽景色。
  果子沟景物丰富多彩，尤其是夏末秋初，气候凉爽怡人，在果子沟随处可见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沟底山花烂漫，蜂飞蝶舞，山坡野果累累，一派丰硕的金秋景象。远望山峦塔松林立，秋风徐徐，林涛阵阵，白雪皑皑的雪峰又是一派严冬的景色。山回路转，景色殊异，令人惊叹不已。沟中有多处潺潺的小溪，飞泻直下的瀑布，显示了大自然的无限生机。碧绿的林间草地上，悠然自得的牧人尾随云朵般的羊群，弹奏着喜爱的民间小调，与山巅的白雪、清亮的小溪、现代化的宽广大道，呈现一幅引人入胜的仙境，使过往行旅流连忘返。
  火龙洞位于伊宁市西北郊的丘陵地带。这里是伊犁煤田的主要分布区之一。火龙洞是由于地下煤田自燃而形成的地热资源，那缕缕的烟雾热气从地下断裂的缝隙中溢出，喷发而出的热气中，含有硫磺、白矾、水晶等多种矿物质，能治疗许多疾病。当地的群众称这些冒着热气的洞穴为“火龙洞”。有关火龙洞治病的神奇、迷离的传说很多，而且愈传愈神。
  为了方便各地慕名前来治病的群众，伊宁市成立了巴彦岱火龙洞医院，每年4月下旬至10月底开业诊疗，对来自各地的患者根据不同的病症采用药物和地热治疗结合进行，疗效尤为显著。目前根据热气洞穴的分布情况和热气性能，按其治疗不同疾病的功能修建了地上建筑。火龙洞更为神秘莫测之处在于有的洞穴同处一个山体，而其温度功效都差别很大，有的温度高达100℃以上；有的洞使人只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有的洞竟然有种看不见的气体熏蒸人；有的洞散布着缥缈的云雾；有的洞散发出的蒸气中还夹杂着冰凉的水点，这些洞分别能治关节炎、五官疾病、妇科病、高血压、头痛等等。这些玄妙的功效加之神奇的传说，使得伊犁各族群众对火龙洞顶礼膜拜，推崇备至。同时，火龙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奇异的治疗功效，越来越吸引各地患者不远千里前来就诊，也成为伊犁独特的观赏、旅游的好去处。
  通呼沙拉瀑布沿着特克斯河支流科克苏河水逆流而上，进入与巴音布鲁克交界的人迹罕至的天山山脉深处，这里山高谷深，四周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连绵不断的天山雪峰在蓝天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莽莽林海，一望无际，巨大的云杉直插云天，奔腾的科克苏河带着冰山雪岭的寒气疾速地穿行在这蜿蜒无尽的原始森林中，激流拍岸，奔流不息。著名的通呼沙拉瀑布就悬挂在海拔3200米的高山峡谷间，远远望去，像高天上悬挂着一条白色的飘带，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云霄。瀑布落差达30多米，宽6～7米，是天山深处、高寒地区的最大瀑布。蓝蓝的天空，银色的飞瀑，巨大的云杉交相辉映，珍贵的野生保护动物盘羊、岩羊等稀有动物穿行其间，悠然自得，勾勒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真是一个绝妙的人间仙境、旅游胜地。
  伊犁河全长1236.5公里，是西部地区的一条大河，也是一条向西流入巴尔喀什湖的国际河流。在伊犁州境内全长442公里，主要支流有特克斯河、喀什河、巩乃斯河。伊犁河流域内大大小小的河岔、形状各异的块块沙洲，成为当地人民钓鱼、娱乐、休闲的场所。伊犁河大桥为伊犁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再添新景。凡到伊宁市的考察团、旅游者，必到伊犁河大桥游览留影。节假日，伊犁河大桥及公园更是人满为患，其旅游价值日益看好。
  夏塔温泉昭苏县夏塔牧场境内，位于县城南，直线距离78千米，有公路可通，交通比较便利。海拔2360米。夏塔温泉属热矿泉类型。在夏塔河谷右岸坡脚呈泉群出现，主要有6处泉眼，流量不定，呈年周期性变化。每年6月上旬开始涌水，11月中旬干涸，8月份流量最大。泉水水温年内有变化，始涌水期和将干涸期较低，中期温度高。泉水外观呈无色透明状，达到饮用矿泉水标准。偏硼酸含量为11.07～11.87，达到医疗浓度标准。泉水中还含多种微量元素。
  泉水所在的夏塔谷地是古冰川槽谷，谷底宽阔平坦，河床坡度小，谷坡陡峭。2600米以上以草甸为主，下部云杉林密集，谷地中林、草、灌俱全，乔木有云杉、桦、柳、沙棘等；灌丛有水柏枝、麻黄等；草本中禾草、苔草占50％～60％，还有豆科、菊科、唇形科、毛莨科、石竹科、蓼科的多种杂类草，各种野生花卉分季开放，将谷地点缀得五彩斑斓，清香四溢。
  夏塔牧场于该处建成温泉疗养区，建有封闭式浴室6间，可同时接纳30余人洗浴。附近有木屋30余间，可接待300余人。
  巴尔盖提温泉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自治乡境内。位于县城东偏北，直线距离45公里，沿315省道46公里可从县城达巴尔盖提沟口，顺简易公路12公里可达，交通方便。海拔1600米。
  温泉位于河左岸石壁，高出河床20～30米。泉水从花岗岩裂隙中溢出，出水点有10余处，其中二处较大，资料记载流量为0.4～0.5升/秒，水温43℃。经实测，较低的一处流量约1升/秒，较高处流量0.5升/秒。泉水PH值7.5，矿化度为314毫克/升，水化学类型为SO4、C1-Na型，冬夏恒温。
  泉水所处河段谷狭坡陡，窄处仅30米，宽处亦只有70米。巴尔盖提河从右测流过，平均流量7立方米/秒，年径流量2.2亿立方米，水流湍急，两岸石壁直立，云杉林依壁而生，形成一幅风景宜人的画卷。温泉北数百米还有较宽谷地，可供游人消闲。温泉已有近20年开发历史，现在建立两处浴所6个浴池，可供20～30人同时洗浴。由于交通便利，水温适中，水量较充沛，环境优美，可以加大开发力度。
  琼博拉森林公园琼博拉森林公园位于察布查尔县琼博拉乡境内，距县城50公里，距伊宁市65公里，有简易砂石公路相通，海拔在1700～2700米。
  琼博拉森林公园处于乌孙山北坡琼博拉沟内，总面积约9003平方米。沟内溪水淙淙，山青草茂林幽，景色别致，素有“山中花园”之称。沟宽约200米，整个琼博拉沟大致呈南北走向，阴坡为茂密的云杉林，郁闭度0.7～0.8，树高约20～30米，胸径平均约25厘米，林龄约40～50年。林下多为阔叶杂类草如乳苣、高山羊角芹、丘陵老鹳草等。在林缘或林间空地偶有天山花楸、崖柳、忍冬、蔷薇等分布。整个阴坡云杉林苍翠挺拔直铺谷地，而在杉林下溪水轰鸣之处则掩映着几处红色木屋和小木桥，隐隐约约、似隐似现，是公园接待游人食宿之处。环境清雅别致，恍若进入童话王国。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从阳坡登临山顶，群山芊芊莽莽，南眺则云遮雾绕，乌孙山主峰——白石峰时隐时现。俯瞰谷内则山回路转之处隐现几处木制亭台，阳坡山花烂漫，紫的、黄的、白的、粉的点缀着山坡。沿着谷底山道向南可到达白石峰，翻越白石峰则可进入昭苏境内。而从公园接待处北行约700～800米，则有许多腕足类生物化石，显示着过去的地质年代过程中，这里曾是海洋。
  杉海茫茫，碧草如茵，清泉飞瀑，木屋亭台是夏季游人消闲避暑的绝佳去处。目前琼博拉森林公园正处于初期开发建设阶段，待公园完工之时将建有狩猎场、鹿苑等娱乐观赏设施。届时琼博拉森林公园则向世人展现其迷人的色彩。
  汉宾果园伊犁地区伊宁市汉宾乡境内，海拔640米。汉宾果园是伊宁市集游览、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景区，内有果园240公顷，总面积240万平方米。果园深居伊宁市区，四周为住户和城市建筑，地势平坦。果树种类有苹果、杏、李、梨、葡萄等，园内绿树成荫，曲径通幽，环境幽雅，各种水果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在园内中央，有一个维吾尔族古典式的建筑亭阁，亭内门廊上刻有维吾尔人穆塔里甫与铁依甫江的诗章。亭呈八角形结构，其中四面有延伸的廊房。亭的直径10米，面积为100平方米。亭外周围有9棵柳树，均匀分布，四周为花圃，栽培着月季等花。1970年修建迎宾园。
  果园建成后，曾接待过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旅游旺季时，游客络绎不绝，形成了伊宁的又一道景观。尼勒克次生林公园位于尼勒克县克令乡境内，距县城直线距离约3公里，有公路通往公园，海拔约1000米。
  在喀什河中游绵延着长约25公里，宽约500～1000米的河谷次生林。次生林生长在喀什河河漫滩及河心沙洲上，恰如一条绿色的绸带缠绕在青山银水之畔。在克令乡，河谷次生林已被开辟成天然森林公园，园内次生林明显可分为三层：乔木层主要有密叶杨、线叶柳、小叶白蜡和少量白桦；灌木层主要有蔷薇、小檗、沙棘、山楂、水柏枝等；草本层以苔草、鸭茅等禾本科牧草为优势种，此外还有豆科三叶草、黄花苜蓿、紫草科勿忘我、蒲公英、鸢尾、车前草、芨芨草、蓼、甘草等。乔木层高达15～20米，郁闭度0.6～0.7，胸径约20～30厘米。灌木层高约1.5～2米，以小檗蔷薇最多。次生林内林间小道曲曲折折向深处延伸。忽而古木参天不见天日，忽而林间空地百花吐艳、蜂飞蝶舞，忽而河水淙淙，横木为桥，恍若世外桃源。林中水复疑天路，曲径通出又一景，这里不仅是天然野生植物园，而且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与乐园，天山马鹿、狼、狐狸、刺猬、野兔、野猪、天鹅经常出没。
  尼勒克次生林公园起初为尼勒克县人民节假日度假、野炊之处，1990年开始筹建森林公园。如今已建起古色古香、典雅朴素的公园大门、观景亭、门球场、羽毛球场、哈族式毡房等。截至1998年累计投资40多万元。
  巩乃斯草原巩乃斯草原主要指巩乃斯河系贯通的河谷山地草原，是伊犁多类型草场的典型分布区。巩乃斯草原大部分位于新源县辖区内，海拔800～2084米。
  巩乃斯草原地域辽阔，沟谷众多。北为阿吾拉勒山，南为那拉提山，东北为安迪尔山。巩乃斯河上源河谷为古冰槽谷，中下游为巩乃斯地堑，河谷为低湿地草甸；海拔1000～1500米，以针茅、棱狐茅等为主的山地草原；在那拉提山北坡1100～1500米的低山带河谷侧坡有野苹果与山杏构成的阔叶野果林；中山带阳坡是以短柄草、鸭茅、无芒雀麦等为建群种的山地草甸；阴坡为欧洲鳞毛蕨——雪岭云杉纯林，林高40～60米，胸径达1米以上，郁闭度0.7～0.9，海拔2400～2700米，是以钝叶斗蓬草、白花老鹳草构成的典型的亚高山杂类草草甸，2700米以上依次为高山草甸和高山垫状植被。
  巩乃斯草原是新疆著名的草原，它不仅是新疆细毛羊的故乡，而且是伊犁天马的重要产地。巩乃斯草原降水丰富，水系发达，草原类型复杂多样，四季有充足的水草资源。尤其是中山带的山地草甸及海拔较高的亚高山草甸，植物种类繁多。每年6～9月是草原的黄金季节，辽阔的草原，美丽的山冈、群群牛羊和点点毡房构成草原之夏的生活圈，草原恰似五彩织成的地毯，绿底银边花带，在蓝天映衬下尤显华丽而气势恢弘。皑皑雪峰，繁花似锦的五花草甸、苍翠的云杉林带、银色的水飘带，溪水潺潺，泉水叮咚。狐狸、旱獭、野猪、獾、雪鸡、马鹿等时而出没在森林与草丛间。每逢夏季，国内外众多游客来此体会伊犁大草原秀美风光与浓郁的民族风情。
  唐布拉草原位于尼勒克县境内东部，自尼勒克县城沿喀什河溯源而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山地草原和河谷草原，即是人们通常所指的唐布拉草原。省道2940线东西穿越唐布拉草原，海拔1600～4000米。
  唐布拉草原包括博罗科努山南坡、依连哈比尔尕山西南坡及低矮的阿吾拉勒山北坡。降水由西向东逐渐增多，由250毫米到650毫米；随着海拔升高降水逐渐加大，由250毫米增至1000毫米。由于北天山山体高大，阿吾拉勒山低矮，唐布拉草原主体上位于北天山南坡，故森林带不十分茂盛，以草原为主。海拔2800～3200米，分布着线叶嵩草、苔草、珠牙蓼等构成的高山原或芜原化草甸。2500～2800米以斗蓬草、苏鸢尾等为建群种，由许多杂类草组成的亚高山中草草甸。中山带广泛地发育着以短柄草为主的嵩草草甸。阿吾拉勒山北坡1900～2500米沟谷阴坡有片状云杉林分布。
  唐布拉草原得名于阿吾拉勒山北坡唐布拉沟东侧有几处突兀的岩石，因岩石酷似玉玺、印章而得名。唐布拉草原意即“印章”。唐布拉草原景色秀丽，风光独特。两侧沟谷河溪众多，呈梳状水溪汇流于喀什河河谷，奔流西去。唐布拉草原，景点众多，据说113条沟中每条沟都流泉飞瀑、溪水淙淙；奇特的阿尔斯郎石林，壮观的草原落日；冰峰雪岭倒映在静寂幽深的高山湖泊之中，温热清爽的温泉，蓝蓝的天，绿茵茵的草坪，每时每刻给人以美的享受。电影《天山红花》曾在唐布拉草原拍摄外景，给许多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目前部分景点得到初步开发利用，修建有度假村、疗养院等。
  唐布拉小华山是唐布拉草原的重要景点，位于尼勒克县县城东约122公里，属于阿克塔斯牧场草场，省道316线途经此地。海拔1975米。
  唐布拉小华山草原位于喀什河上游北岸，北侧山坡灰白色的基岩出露，山势陡峻，长约25公里，因远观酷似陕西华山而称之为“小华山”。“小华山”植被稀疏，零星分布着雪岭云杉、新疆圆柏等。山坡下部较缓，生长着天山桦、柳、锦鸡儿等，郁闭度0.3～0.4。南侧山坡较为和缓，绵延起伏，层峦叠嶂，云杉林郁郁葱葱，苍翠挺拔。云杉林由山坡直铺河谷，郁闭度0.7，树高15～20米，胸径20～30厘米。河谷宽约1公里，分布着山地草甸，以针茅为建群种，伴生的中生禾草有野大麦、看麦娘、猫尾草、鹅冠草等，旱生禾草有棱狐茅、扁穗冰草、洽草、早熟禾等，杂类草有山糙苏、蓬子菜、草莓、银莲花、白头翁、伏地龙胆、勿忘我、唐松草、乌头、老鹳草、火绒草、黄芪、蓍草、苔草等，草高30～50厘米，盖度40％～60％。喀什河河水轻轻拍打着两岸，溅起点点水花，两岸生长着挺拔的云杉林，林下偶有柳、蔷薇等分布。
  喀什河畔云杉林下掩映着漂亮的度假村，给人以新颖、别致、小巧玲珑之感。干净舒适、宽敞明亮的宾馆、餐厅，环绕宾馆分布的恰似草原蘑菇圈的点点毡房和帐篷，给人提供舒适温馨的休息场所。7月，草原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各种野花，星星点点，恰似满天星光使草原充满生命的气息。喀什河水汽弥散两岸，使人精神为之一爽。日暮的夕阳渐渐坠去，度假村笼罩在雾气之中，朦朦胧胧。夜晚升起草原篝火，皎洁的月亮缓缓爬上山头，游客和牧民们共同围坐在篝火旁欢声笑语、载歌载舞，赞美这片美丽辽阔的草原之夜，歌唱幸福美好的生活，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目前尼勒克县邮电局已投资将此地建成初具规模的旅游接待点，使其多姿多彩的草原风光得以利用。
  林则徐纪念馆位于伊宁市境内。纪念馆为一座仿古式建筑，坐落在伊宁市郊区新兴的经济开发区，交通方便。纪念馆所在地地势平坦，周围为农田，无任何建筑。馆内展出的文物不多，主要为林则徐生平照片展览及绘画、文字展览，展出最多的是林则徐至惠远城的模型及伊犁将军府的建筑模型。还有林则徐在外考察时的马车模型。展览馆进门院中为林则徐的塑像，塑像前为花园，鲜花衬托着林则徐的塑像，显示林则徐高大的英雄气概。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曾任钦差大臣到广州，销烟抗英，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后受清廷内投降派的排斥，被贬到伊犁充军。其到当地，考察民情，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使当地受益匪浅。因而受到当地人民的敬重，特修此馆，以示纪念。

① 见《汉书·陈汤传》、《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突厥传》等书。 ①《西域图志》卷三十一《兵防》。 ②《新疆史略》卷十一。 ①《西域图志》卷十二，疆域五。 ①《西域图志》卷十二，疆域五。 ②《西域图志》卷十二，疆域五。 ③《西域图志》卷十三，疆域六。 ①《西域图志》卷十一，疆域四。 ①目前，少数民族仍然称为固尔扎。 ②奎屯：蒙古语意为“寒冷的地方”。 ③又作塔尔巴噶台，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记》称蒙古语意为水獭。 ①《元史·耶律希亮传》。 ②《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①参阅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地名图志》，均为内部铅印。 ①参阅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地名图志》，均为内部铅印。 ①西北文化局新疆省文物调查工作组：《新疆伊犁地区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转引自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43页。 ②克尤木：《新疆北部的岩画》，《文物》1962年第7、8期，转引自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46页。 ①王淑娴，安英新：《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岩画》，《伊犁地方志》2008年第1期。 ②《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47页。 ③王淑娴，安英新：《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岩画》，《伊犁地方志》2008年第1期。 ④《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45页。 ⑤《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45页。 ①《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42页。 ②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 ③贝希斯敦铭文，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内部资料），商务印书馆，1962，192页。 ①《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38页。 ②《汉书·西域传》，卷六十六下，3901页。 ③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转引自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52页。 ④王炳华：《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7、8期，转引自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54页。 ⑤郭文清、巴依达吾列提：《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出土一批青铜武士俑等珍贵文物》，《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①《史记·大宛列传》，卷一百二十三，3169页。 ②《汉书·西域传》，卷六十六下3901页。 ③《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24页。 ④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7、8期，转引自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编《新疆 考古三十年》，51页。 ①《特克斯县地名图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127页。 ②侯向群：《尼勒克古墓群又有重大发现》，《新疆都市报》2003年2月13日。 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喀茵特山北麓古代墓葬群部分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3期。 ①《周书·突厥传》卷五十，907页。 ②《北史·突厥传》卷九十九，3287页。 ③《新唐书·突厥传》卷二一五下，6055页。 ④《隋书·突厥传》卷八四，转引自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504页。 ⑤鲁布鲁克著，耿昇、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220页。 ①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 ①〔法国〕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212～213页。 ①《大明太宗永乐实录》卷一九七，3页，转引自《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43页。 ②耶律楚材《西游录》，转引自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180页。 ③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转引自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203页。 ①徐松：《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254页。 ②新疆文物志编辑室：《新疆文物志选稿》第二辑（内部资料），1989年1月印刷，127页。 ①《西域图志校注》卷之三十九“风俗一：准噶尔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511页。 ②《西域图志校注》卷之四十七“杂录一：御制安远庙瞻礼书事（已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602页。 ①《西域图志校注》卷之十二“疆域五：天山北路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209页。 ②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88页。 ①《西域图志校注》卷之二十二“天山北路”，“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334页。 ②《西域图志校注》卷首一“天章一：平定准噶尔勒告成太学碑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3页。 ③郭文清《察布查尔静远寺》，《丝路游》第5辑，1988，49页。 ①安英新：《祖国最西部的关帝庙》，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2000年，第6期。 ②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551页。 ③《西域图志校注》卷三十一“兵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438页。 ①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转引自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203页。 ②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转引自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203页。 ③《湛然居士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86，21～22页。 ①洪亮吉：《伊犁日记》，转引自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372页。 ②林则徐：《荷戈纪程》，转引自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