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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伊犁屯垦戍边造就了伊犁屯垦文学。这里所说的伊犁屯垦文学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历代在这片土地上屯垦戍边的各族军民的文学；二是以屯垦戍边为题材的文学。但从广义上讲，屯垦文学应指历代屯垦戍边的各族军民的文学。于是屯垦文学又可分为以西域边塞诗为主体的书面文学和弥漫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从一些文献记载看，清代形成了伊犁屯垦文学的高峰。伊犁边塞诗绝大多数出自获罪流放的流人之手，还有一些则出自屯垦戍边的各级官员之手。而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主要指扎根于伊犁河畔的锡伯等民族的民歌、民间故事等文学形态。
  清代伊犁边塞诗作者众多，以伊犁屯田和风土人情为题材的诗作也不在少数，而且贯穿了整个清代。如果细细耙梳，代表性的有庄肇奎的《伊犁纪事二十首》、洪亮吉的《伊犁纪事四十二首》、舒其绍的《消夏吟并序二十五首》、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百首》、方士淦的《伊江杂诗十六首》、邓廷桢的《回疆凯歌十首》、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以及景廉等官员的诗作。①这些诗作基本代表了清代伊犁边塞诗的基调。当然，这些谪戍伊犁人士的诗作也有一些属宣泄失意情愫、应酬奉和、走马观花之作，但大多数人留滞伊犁一载或数载，往往能超然于个人荣辱之外，关注统一大业、屯垦戍边，并对边疆的民风民情有深入了解，即使是以风光为抒写对象，也往往充满激情。
  在清代伊犁边塞诗中，诗人们吟咏最多的是伊犁的风土人情和屯田事业。庄肇奎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谪戍伊犁后，又在伊犁任职，前后在伊犁滞留8年之久，留有纪行诗、伊犁纪事诗等近70首，并以《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最为出色，作于离开伊犁前的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88～1789）。20首诗对伊犁景色、屯田成果、民族风情的描写别开生面。“戈壁滩头已驻兵，城中无水欲迁城。试传军令齐开井，掘处皆泉万斛清”。这是赞颂伊犁将军伊勒图掘井一举不仅保住了惠远城指挥中枢的地位，而且对屯田戍边意义重大的诗作。作者对伊犁充满热爱之情：“土膏肥沃雪泉香，尽有瓜蔬独少姜。最是早秋霜打后，菜根甘美胜吾乡。”伊犁土肥水美，瓜蔬丰饶，秋菜甘美胜似江南，足见物丰景美。作者对屯田带来的社会安定、物丰人喜有切身体会：“车载粮多未易行，六千回户岁收成。造舟运入仓箱满，大漠初闻欸乃声。”回屯是清代屯田形式之一，这些来自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在伊犁屯田后，粮食丰收，车载不及，乃设水运。可见屯田的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洪亮吉虽在伊犁流放仅有百日，但他的《伊犁纪事四十二首》在清代边塞诗中属精品一类。洪亮吉属学者型文人，虽命运多舛，但才气压不住，因此，伊犁纪事诗也就格高一调。他不是浮光掠影式地叙事状物，而往往注重风土人情所蕴含的深意，且能见常人不注意的细节之处。“五月天山雪水来，城门桥下响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却倩河流界画开。”这是伊犁屯田城镇常见的景色，每年4月引水入城后，曲池蓄之，到夏天用于灌溉园圃。这种城内蓄水城外用的情景在内地是不多见的。作者赞赏这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凿得冰梯向北开，阴崖白昼鬼徘徊。万丛磷火思偷渡，尽附牛羊角上来。”这是写维吾尔族农民开凿冰梯开通伊犁通往南疆冰达坂通道之事。年年如此，对当地人来说是司空见惯，而对洪亮吉来说却能写出新意，修路之难不说，便利行旅更重要。洪亮吉还在一些诗中表明自己虽遭流放，但不会因此而消沉，要永不气馁的心迹：“坐来八尺马如龙，演武堂高夹路松。谪吏一边三十六，尽排长载壮军容”。谪戍边陲，“壮军容”的精神永在。洪亮吉擅长状物写景，无论是“雪消齐露粉墙”的古庙，还是“杏子乍青桑葚紫”的果园景致，都写得有情有义。
  舒其绍自清嘉庆二年（1797）以事戍伊犁长达8年，主要写有《消夏吟并序二十五首》，以状写伊犁等地屯田城镇、山川地理、历史掌故闻名。所写屯田城镇有塔勒奇城、霍尔果斯城、惠宁城、广仁城、锡伯营以及金顶寺、普化寺、无量寺、观音寺等寺庙建筑，山川地理写有红山嘴、皮里青、白杨沟、野马渡、果子沟、红柳湾、赛里木湖、固尔扎渡口、清水河、齐齐罕河、厄鲁特游牧场等。他的足迹踏遍伊犁的城乡、牧场、山山水水。舒其绍在《消夏吟》序中说，这些诗是“就素所知者，拈题分咏，藉消长夏”，但其意又不尽在消夏，而更是在话“升平”。作者在《芦草沟城》一诗中写道：“大野雪漫漫，孤城草际看，黄云痴不落，白日瘦生寒。鸡犬通秦语，貔貅列汉官。太平无一事，堠火报长安。”芦草沟城即广仁城。戍边虽艰苦，但这些来自陕甘的戍卒和商贾在保边疆安定、促进经济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对伊犁的山川风光，往往也能抓住景物特征，写出各自特色。写果子沟是“云穿千嶂活，风曳百花香”，赛里木湖是“乱山围地起，一水点天流”，写齐齐罕河是“险隘葫芦口，当关水怒号”，厄鲁特游牧场是“夜猎霜飞血，晨炊雪压庐”。或许诗是浅白了点，但状物写景总是贴切、入味。
  与舒其绍同时代的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也以写伊犁风土人情、山川地理著称，但更多了一些历史厚重感和责任感，这与他的学养深厚和撰写《伊犁总统事略》不无关系。他在《西陲竹枝词》中有一首题名为《伊犁》的诗：“伊丽曾闻属定方，濛池碎叶路茫茫。投鞭直断西流水，始信当年我武扬。”这是借用唐朝平定西突厥建濛池都护府、碎叶州典故赞颂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之事。当时伊犁等地已在大唐版图内，对伊犁的这种述写充满自豪感。在《兵屯》、《卡伦》等诗中作者也不忘抒写清代屯田戍边的意义。《兵屯》写道：“细柳云屯剑气寒，貔貅百万势桓桓。列城棋布星罗日，阃外群尊大将云。”建伊犁九城，陈兵边塞，都是保民安边的重大举措，作者予以充分肯定。《卡伦》：“刁斗声残夜寂寥，龙沙极目雪花飘。守边一一皆飞将，生手何人敢射雕？”卡伦为清政府设于边地要隘守望并营税收之处。此诗是赞颂坚守卡伦将士的，寓指卡伦在边疆稳定中意义重大。祁韵士还写有《府茶》、《阿拉占》、《器乐》、《回布》等状写伊犁等地民俗文化的诗作，对边地淳朴的民风民俗充满赞誉之情。
  方士淦于道光五年（1825）遣戍伊犁，道光八年释返。在伊犁期间写有《伊江杂诗十六首》，写历史，写风土，写山川，写交往，无所不包。他的诗有不少是对清乾隆朝在平定大小和卓和准噶尔叛乱中献身将士的追念和凭吊：
  城外绿阴稠，
  金堤百尺楼。
  群峰环雪岭，
  一水带沙流。
  不有神明相，
  谁令祀典修。
  宗臣遗像在，
  忠义凛千秋。
  在惠远城南门外龙王庙前的望河楼为伊犁将军保宁建，其父纳穆札尔，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殉难。作者认为其父“忠义凛千秋”，值得人们缅怀。
  林则徐和邓廷桢这两位禁烟中的英雄同被遣戍伊犁，在伊犁数年期间留下了不少咏物明志的诗作。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主要是描写新疆少数民族风俗的。因林则徐去南疆八城地区勘察水利，有了深入了解维吾尔族风俗的机会。在诗中对维吾尔族的农作节气、宗教信仰、服食起居、婚丧嫁娶、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描写。诗中大量借用维吾尔语，平淡中有诙谐，写实中富有诗意，如行云流水，畅晓上口，展示了清代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卷。自乾隆年间开始，不少维吾尔族农民已以回屯方式在伊犁地区开荒垦种，对此，林则徐在伊犁期间已有所了解。像“城角高台广乐张”的维吾尔族音乐，像“爰伊谛会万人欢”的宗教节日庆典，又像“石粉团成满壁花”的建筑艺术和“新帕盖头扶上马”的婚礼，作者都有描写。林则徐在伊犁的诗作更多的是明志抒怀的。邓廷桢遣戍伊犁之初，心情郁闷，神情恍惚，随着滞留时间增长，对边疆的淳朴民风、富饶美丽有了切身感受，于是渐渐驱走了往日的愁思，写伊犁山川之雄浑，抒防俄固边的爱国忧思。《伊丽河上》就是其戍边诗中的代表作：
  万里伊犁河，
  西流不奈何。
  驱车临断岸，
  落木起层波。
  远影群鸥没，
  寒声独雁过。
  河梁终古意，
  击剑一长歌。
  面对沙俄的虎视眈眈，邓廷桢感到塞防的重要，他以“击剑一长歌”表明心迹。
  在此还应提一下清朝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的《伊犁杂咏》。这位伊犁将军仅在位54天就被伊犁起义的革命党人枪杀。虽然《伊犁杂咏》写于志锐任索伦营领队大臣时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但他的诗成了清代伊犁边塞诗终结的标志。《伊犁杂咏》由6首诗组成，即《抢羊》、《咏冰床》、《鸡卜》、《金银顶寺》、《贡马》等。诗是描写伊犁哈萨克等民族风俗的，后人王子钝先生评价《伊犁杂咏》是“数诗吟咏异俗，纯以平常语琢成，别有深味”。
  与文人的边塞诗比较，伊犁屯垦文学中别开生面的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民间文学。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迁至伊犁的锡伯族因聚族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环境，较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形态。锡伯族的民间文学实际上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早在东北生活时期的民间文学；另一类是西迁至伊犁后新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民歌中的《狩猎歌》、《萨满歌》、《耶奇那》以及传说故事中的《喜利妈妈的传说》、《海尔堪玛法的传说》、《阿克敦的传说》、《人参故事》、《秃孩子》等早在农耕生活时代就产生了。有一首《狩猎歌》写道：“飘飘雪花如蝶飞，驰骋骏马共撒围。搜遍一山又一山，猎队满载凯歌回。”显然产生于锡伯族生活在东北绰尔河松噶里比拉、兴安岭一带的狩猎生活，描写的是猎手骑马围猎的场景。《萨满歌》也是源自锡伯族萨满跳神时所唱的祈祷词，由萨满独唱的正歌和众人合唱呼应的副歌组成。以后又与田间劳动相结合，成了有特定曲调和节奏感的民歌。《耶奇那》是锡伯族古老的民间长诗，是写一对穷苦夫妇战胜困难，创建新生活的经历。民歌唱出了一对夫妇的渔猎生活，每段一、三行均以“耶奇那”开头，形成内容相连而故事结构并不连贯的叙事模式，语言朴实、和谐，曲调明快、上口，因此在锡伯族民间广为传唱。《喜利妈妈的传说》来源于锡伯族系绳纪事的历史和家庭保护神的传说。由于喜利妈妈在锡伯族生活中的重要性才演化出各类传统故事。《人参故事》也来自东北时的采药实践。在这类故事中，被锡伯族尊崇为百草之主的人参被赋予舍身救人的老人或小孩的性格，可见爱之深切。①
  西迁伊犁后，锡伯族出现了一批新民歌、新传说，并产生了书面文学作品。一些以农耕生活为题材的田间歌、情歌、习俗歌都产生于此时，《一棵沙枣树》、《秃鹰》、《熟石皮》等传说故事更多了些伊犁的地域特色。在书面文学作品中何叶尔·文克津的散文《辉番卡伦来信》、佚名的《喀什噶尔之歌》、锡笔臣的《离乡曲》等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锡伯族最难忘怀的是西迁的历史，于是出现了以西迁为题材的民歌《告别盛京》、艺术诗《离乡曲》和民间叙事诗《西迁之歌》。
  从创作时间看，《告别盛京》作为民歌，可能在锡伯族迁徙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不过在各个时期经过民间诗人的不断加工、改编出现了不同的变体，而最终形成书面手抄本，大约是在锡伯族西迁后的100年间。《离乡曲》是锡伯族文人锡笔臣用汉文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的七言诗。而管兴才根据民间流传的迁徙诗歌素材创作的《西迁之歌》则晚得多，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从篇幅看，《告别盛京》民歌抄本是240行，《离乡曲》是120行，而《西迁之歌》则长达500余行。行数形成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告别盛京》为民歌，变体多，民间诗人对其增减多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离乡曲》是文人创作，严格恪守汉族古典诗歌的创作规律，又是文言诗，言简意赅是它的特色，它以简取胜。《西迁之歌》是在各种迁徙民歌和文人诗作的基础上创作的，要概括锡伯族的西迁以及西迁后屯垦戍边200年的历史轨迹，就有了史诗般的长度，它是以繁取胜。如果从诗体分类看，《告别盛京》是民歌，《离乡曲》是艺术诗，而《西迁之歌》属民间叙事诗。
  以锡伯族大迁徙为题材的诗歌受其文化心理、思维定式和民间文学传统的影响。在锡伯族民间有念说“朱伦”（即长篇故事）的传统，有些是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故事，有些则是根据其他民族的传说故事改编和加工的，如《三国之歌》等。讲述者有用散文体的，也有用韵文体的。但是不论哪种故事都讲究首尾呼应，结构紧凑，情节完整，往往以时间为序安排结构。这种以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线性模式谋篇布局的传统方式无疑对锡伯族的迁徙诗歌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无一例外，3部西迁诗歌的叙述都与历史叙述同步亦趋，呈一种单线发展模式：迁徙缘由——迁徙之日骨肉离别场景——迁徙途中的艰辛——迁徙后的屯垦戍边。但这绝不等于说，3部西迁诗歌都雷同化，而在表现手法上是各有千秋。地方民歌《告别盛京》重过程，在结构上采取以不同地点、不同场景为单元的空间转换模式；《离乡曲》重历史氛围，善于在横断面上撷取若干细节渲染迁徙的艰难；《西迁之歌》重情感宣泄，场面烘托，在时令变化中揭示不同家庭的坎坷经历。①
  锡伯族的西迁在诗化之前，必然有段史化的过程，这是由锡伯族的特殊社会结构决定的。锡伯族在西迁之后形成以牛录为核心的整体社会组织，但每个牛录又由若干个以父系血缘为标志的血缘共同体——“哈拉”组成，而哈拉则由数个莫昆，即同一个哈拉内自然形成的血缘分支组成，莫昆由数个家庭群体组成，其下即是单一的家庭。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西迁史起初是作为一个哈拉或一个莫昆或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由长辈讲给晚辈听的，讲述者多着眼于一个家族或家庭的悲欢离合。但千百个家庭以不同方式讲述同一段史实时，锡伯族民众就更多了些关注整个民族命运的悲壮感，要让整个民族牢记这段历史，于是在缺乏出现史书的特定历史环境中，锡伯族人民选择了扎根于本民族土壤、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歌，后来文人参与进来进行创作。民歌语言精练，富有韵律感，易于传唱，便于记忆，成了西迁史最好的载体。
  清代屯垦民间文学中，以回屯方式在伊犁屯田定居的维吾尔族民歌也占有一席地位，虽然他们的生产方式未改变，其他民族称这些人为“塔兰奇”人（意为种地的人），仅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三十三年从南疆移居伊犁种地的就有6000余户，但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和与各民族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民歌也出现了维汉合璧的现象。有一首广泛流传在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民歌唱道：“伊犁的大道上有个截梁子，大河沿子是腰店子，开辟了伊犁大道的是，你我这样的好汉子。”“截梁子”、“腰店子”均属汉语中伊犁的村落、小镇名，“好汉子”更是汉语，维吾尔民歌是音译过去的。这类维汉合璧民歌的每段歌词的核心词均是以汉语表达的。还有些通晓汉语的维吾尔族歌手还能用汉语演唱民歌，如《沙里洪玛来》就属伊犁维吾尔族的汉语民歌：
  问：哪里来的骆驼客？沙里洪玛来，
  骆驼跟前啥东西？沙里洪玛来。
  答：哈密来的骆驼客，沙里洪玛来，
  花椒、胡椒、姜皮子，沙里洪玛来。
  问：吐鲁番好吗哈密好？沙里洪玛来。
  答：哪达有钱，哪达好，沙里洪玛来。
  一问一答，诙谐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美丽的阿瓦尔古丽》也是当时流行于伊犁地区的一首维吾尔族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