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近代以后是伊犁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时期。除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以外，汉族、回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和俄罗斯族在这一时期陆续迁入伊犁境内，形成12个新疆世居民族分布于伊犁地区的基本格局。在这些民族成分陆续进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他的宗教信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除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诸族外，从内地迁入的回族，从中亚迁入的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汉、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把他们信仰的佛教（汉地佛教）、道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以及萨满教等带进了新疆；俄罗斯族则信仰东正教。这样，使伊犁地区多宗教信仰并存的特点更加突出。
  回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也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十个民族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主要民族之一。回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约在元末明初形成我国的回族。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起了重要的凝聚和纽带的作用。来自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穆斯林，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共处，伊斯兰教成为联系和融合这些穆斯林的重要因素。
  伊犁的回族来自于内地，主要是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后由内地迁入的。主要与清政府在新疆的屯垦政策有关。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为巩固边防，立足长远，解决粮饷，沿袭历朝屯垦戍边的政策，确立“屯垦戍边、以边养边”的经营方略，在新疆大兴屯垦。在北疆开辟了17个垦区，南疆开辟了5个垦区。其中伊犁地区是重要的垦区之一。
  清代的屯垦制度分为兵屯、旗屯、遣屯、回屯和户屯（民屯）五种。旗屯是指编入旗籍的满、锡伯、察哈尔、索伦（鄂温克和达斡尔）等军民。回屯是从南疆各地移往伊犁等地从事屯垦的维吾尔族农民（旧时称塔兰其）。兵屯、户屯、遣屯则主要是汉族和回族移民。回民迁入新疆后，大多聚居在清政府兴办屯垦的地区，其中以乌鲁木齐垦区（约相当现昌吉回族自治州辖区）人数最多，其次是伊犁、哈密和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盆地一带以及焉耆等地。至于其他地区，虽有回族散居，但人数较少。据1928年国民政府经济讨论处的统计，新疆回族人口为52万人，约占全疆300多万人口的15％。
  迁入新疆的回族，与内地回族在宗教信仰和礼仪习俗上基本相同，都属于逊尼派，教法学为哈乃裴学派。同时也把形成于明末清初的内地回族苏非主义“门宦”制度带进了新疆。
  在新疆回族中，老教“格底木”（阿拉伯语意为“古老”）是传入最早、人数最多的主流派，属于正统的逊尼派信徒。格底木以一坊一寺为单位，组织上互不相属。伊斯兰教在内地回族的长期传播中，由于深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义学说。明末至清代，出现了一批“回而兼儒”的学者，如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他们如儒学诠释《古兰经》，丰富了我国古代思想。经堂教育在回族寺坊中普遍开展，成为培养宗教职业者的主要形式。这种学风也传入了新疆。据了解，最早到新疆的知名学者是纪明新，他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来到吐鲁番东大寺任伊玛目，被信众们尊为宗师，形成自己的学派“纪门”并代代相传。同治八年（1869），河州人周满海阿訇（1814～1902）来到新疆，先后在吐，鲁番东大寺和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的寺坊任阿訇，收徒讲学，传授宗教理义，逐渐形成“周门”。“周门”在新疆格底木穆斯林中影响较大。另一位新疆回族著名的学者为民国时来新疆的马良骏阿訇（1870～1957），他在伊犁生活多年，曾任伊犁回族清真寺的教长，在回族穆斯林中享有很高声望。
  伊犁回族中的门宦与内地回族大致相同，主要是虎非耶、哲合林耶和人数较少的格底林耶等。
  乌孜别克族由中亚地区迁来，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
  乌孜别克先民在我国新疆定居，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因中亚和新疆毗邻的地缘关系和民间贸易往来的频繁等原因，两地之间的人员交往和移民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人认为，10世纪来自中亚萨曼王朝劝导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的王子艾布·纳赛尔·萨曼尼率80余人来到阿图什，是乌孜别克先民进入新疆定居之始。①实际上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有不少因经商或其他原因而留居在新疆的中亚人。16世纪以后，又有大批中亚苏非派的和卓宗教贵族来新疆传教，不少人留居了下来。如来自布哈拉的额什丁和卓家族的祖先，来自赛兰的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来自撒马尔罕的麦赫杜姆·阿杂姆和卓的后裔等。不过，这些早期来到新疆的中亚商人、伊斯兰教和卓和其他移民，因与当地居民通婚，长期生活，已经融入维吾尔族中。
  新疆乌孜别克族主要与新疆和浩罕国商业贸易活动有关。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允许喀什噶尔等地与浩罕进行贸易自由往来，为乌孜别克人来新疆定居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他们在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以后，便在新疆各地自置产业、承种地亩或自行垦荒，成为土地占有者。清政府认为他们“均系流寓年久，种地佣工，并非贸易之流”①，将他们编入回部户籍，准许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但田产被限制在100亩以内。
  伊犁地区寓居的浩罕乌孜别克商人为数不少。据清代调查：“此次安集延多系嘉庆二十四五年（18191820）以后陆续前来伊犁，本不以耕种为业。从前专恃兴贩茶叶、大黄为利薮..共计积年，流寓伊犁之安集延回子，大小男女计一千四百四十六名。”②寓居伊犁的乌孜别克人主要从事贸易活动，人数比较集中。此外，还有一些乌孜别克商人分散在塔城、乌鲁木齐等地。
  清代对迁居新疆的乌孜别克族习惯上以地名相称，如“浩罕人”、“布哈拉人”、“撒马尔罕人”、“安集延人”等。其中以安集延人称呼较广，成为寄居新疆各地乌孜别克族的泛称。在乌孜别克族相对集中的城镇如伊犁、喀什、叶尔羌、阿克苏等，大都有“安集延市场”、“安集延街”、“安集延村”或“乌孜别克街”等。他们自成聚落，保留着乌孜别克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疆的乌孜别克族人数大约有8000人左右。
  在宗教信仰上，乌孜别克族同维吾尔族一样，信奉逊尼派，教法为哈乃斐学派。语言也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文字为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因此，与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互相容易沟通，能够融洽相处。在乌孜别克族比较集中的地方都建有自己的清真寺。
  塔塔尔族也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
  塔塔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可以追溯到金帐汗国别尔哥汗（12571266年在位）时期。“别尔哥和合赞汗等笃诚地皈依伊斯兰教时，数千名塔塔尔、蒙古王公也随其接受了伊斯兰正信。”③到乌孜别克汗时代（14世纪），伊斯兰教在钦察草原游牧民中得到进一步推广。15世纪以后，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塔塔尔人全民信仰的宗教。塔塔尔族也信奉逊尼派，教法属于哈乃斐学派。新疆塔塔尔族在与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长期共处中，已通用维吾尔、哈萨克语文，生活习俗、宗教习俗都很相近。19世纪末20世纪初，塔塔尔族在伊宁、塔城等地创办了以宗教教育为主、兼授一些科学文化知识的宗教学校。在伊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都建有塔塔尔族的清真寺。据20世纪30～40年代的统计，新疆塔塔尔族约有4600余人。
  汉族是新疆的古老民族之一。自秦汉、隋唐至宋元，不断有汉人迁移新疆，他们活跃在天山南北，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历史上的汉人长期在新疆定居，繁衍后代，与当地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互相融合，共同开发和建设新疆。
  伊犁的汉、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则与回族一样，也是在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中，大量迁入，并成为多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伊犁地区便是清政府实行屯垦移民的重点地区之一。
  伊犁的汉族人来自国内各地，礼仪习俗和宗教信仰与内地汉族并无区别。所谓“百礼略如内地”。在思想文化、道德伦理方面，汉族一直是以含有某些宗教成分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虽然有一部分汉族群众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但这些宗教在传播过程中都不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儒学化的特点。
  在宗教信仰上，汉族历来是奉行多神崇拜，在信仰崇拜和祭祀对象的取向方面并不专一。为了求得神灵庇佑，无论儒、释、道、上帝、鬼神都可以崇拜。大多数信仰宗教的群众既到佛庙拜佛求菩萨保佑，也到道教宫观或其他供奉偶像的寺庙里礼拜。在他们看来，佛教的佛、道教的神或别的什么偶像，都是一样的，都可以表达他们的信仰，以至于想求何种功利就拜哪路神祇。只要能为自己保平安、消灾得福，进什么庙，拜什么神，由什么教职人员主持做礼拜，是无所谓的。在同一所寺庙里也常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参拜。因此，在汉族宗教信仰者里面，严格区分谁是佛教徒，谁是道教徒是比较困难的。这种信仰上的多神主义和宗教实践上的实用主义，决定了在宗教信仰上有较大的随意性。对于多数汉族群众来说，宗教信仰本身就是目的，而无需苛求信仰的内容、形式；宗教的教规、礼仪并无神圣的约束力。参加宗教活动往往是满足心理上某种暂时性的需求，如求福、求子女、治病、求发财、求运气、求平安、消灾免祸、求死去的人早升天堂等等。祭祀也不必拘泥于繁琐的礼仪。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则信，无事则不信；只有有事求助神灵时，才表明自己是宗教信徒，平安无事就不进香拜神。中国民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等，正是汉族宗教信仰心理特征的反映。
  伊犁的汉族人在宗教信仰上也继承了内地的这些传统和特点，不仅把自己信仰的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带了进来，而且也具有多神崇拜和实用信仰主义的特点。
  清代移居新疆特别是天山北麓汉族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都建有各种庙观和祭坛。在乌鲁木齐、伊犁、昌吉、奇台等汉族居住区，大多建有城隍庙、关帝庙、菩萨庙、土地庙、娘娘庙、财神庙、风神庙、火神庙、龙王庙、八蚱庙以及先农坛、社稷坛等，以供人们对各种神灵进行参拜和祭祀。清人记载：“塞外虽两三家，村必有一庙，庙皆祀关神武，香火之盛，盖楼于西海云。”①伊犁屯垦初，蝗灾严重，当地军民建起八蚱庙、刘猛将军庙，庙中“供先穑神农、司穑后稞、水庸、水房、猫虎、昆虫、农畯、邮表、暇神位八②”，以供祭祀灭煌保禾。当地的官员每年都要率领部属到先农坛“行耕耤之礼”，祈神保佑丰收。乌鲁木齐建有八蜡祠，纪昀说：“旧有田鼠之患，自祠八蜡迄今，数岁不闻③。
  拜祭关帝庙，是清代新疆汉族人普遍的信仰习尚。“关帝”即三国蜀汉大将关羽，后来被神化为护法天神，成为我国道教、佛教共有的诸神偶像。在道教中，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遵关圣帝君”；佛教则列为十八伽蓝神之一。清代帝王认为，他们入主中原有赖关帝神佑，所以极为崇敬，顺治皇帝特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成为清朝的军神和保护神，列入国家祭典。关帝形象既是武神，又是财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消灾、驱邪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等法力，受到民众广泛的膜拜。所以清军入疆后，在清军驻扎和汉族军民屯垦之所，几乎都建有关帝庙加以祭祀。伊犁惠远城的关帝庙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殿内供奉关公塑像，庙正门悬挂有“神佑新疆”的匾额，两侧书写对联：“春秋志在威名远，戊己屯开庙貌崇”。绥定城也建有两座关帝庙，规模宏大，供人们春秋祭奠。奇台一所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关帝庙，是新疆清代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关帝庙。庙宇墙壁绘有20多幅彩画，画工精细，色彩鲜明，多为三国故事，如桃园结义、三顾茅庐、挑灯夜读、单刀赴会等等。
  由官府修建的关帝庙不仅遍布于北疆各地，而且在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阿克苏、乌什等南疆地区汉族军民较为集中居住的汉城，也建有关帝庙。在一些交通沿线上，还有不少汉族人个人捐资修建的关帝庙。道光二十五年（1845）初，林则徐从托克逊赴库尔勒，路上在库木什军台看见后山上有一所新修的武圣庙，“乃前岁惠诗塘过此，因病祈祷获应，倡捐以酬者也”④。在路过榆树沟军台、、乌沙克塔尔军台、清水河军台时，都看见有圣武庙，而且有些是新修的。各地不仅建有关帝庙，而且还流传着许多关帝在边疆显圣，帮助清军除逆保边，抗敌守土的传说。
  清朝晚期，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传入伊犁，主要为少部分汉族人信仰。据《新疆图志》记载，光绪八年（1882），比利时籍天主教传教士石天基（汉名）由内地来到绥定（今霍城县）建天主教堂，传播基督教义。光绪十一年，又有比利时籍传教士梁萌德在宁远（今伊宁市）设天主教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籍传教士雷济华在乌鲁木齐设天主教堂。不久，他们便在汉族群众（多为河北籍，人）中发展了140多名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传入新疆稍晚。光绪三十一年，英国籍内地会牧师胡洁德（汉名）开始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传教。乌鲁木齐设福音堂于北大街。后来又有不少外籍和国内的牧师来新疆各地传播福音，所吸收的信众也都为汉族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虽然传入较晚，信仰人数也很少，但影响逐渐扩大，同时也使伊犁地区的宗教形势更加多样化。伊犁的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是清朝统一新疆后，实行屯垦戍边政策中的“旗屯”，即移驻北疆的八旗官兵和驻防八旗官兵及其所携眷属的后代。满、锡伯、达斡尔族皆属东胡，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达斡尔族属蒙古语族），在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萨满教曾是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崇拜天、地、日、月、山、水等自然物和动植物，信仰万物有灵；崇拜祖先、精灵和鬼神等。萨满巫师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神界与人间沟通的使者，萨满不能世袭，只有具备某种天生缘份的人才能成为萨满。如婴儿初生即染病不愈，经萨满调治后即刻痊愈者；成年时突患癫狂症者；或天生易激动不安，举止类萨满者，经过老萨满三年左右时间的言传身授，习练法术，都可能成为萨满。在锡伯族中，学徒届满要举行隆重而艰难的“上刀梯”仪式（查库尔），成功者才能取得正式的“依勒吐”萨满称号，失败者只能做副手“布吐”（二神）萨满。萨满一般专司跳神治病、占卜、诅咒、预言凶吉、祈祷祭祀、民间婚丧诸事、祈丰收、求雨等，都由萨满跳神祈祝。以前，萨满在这些民族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清代以后，萨满教在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中仍很盛行。“跳神之举，清初盛行，其诵祝辞者曰萨吗。迄嘉庆时，罕用萨吗跳神者，然其祭固未尝废也。”①清初开国时，朝廷曾设立天神坛、先农坛、风神庙等祭所，专祀天神、地神、风、雨、云、雷诸神。说明萨满教至清代嘉庆以前在满洲等民族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嘉庆以后，在蒙古族的影响之下，藏传佛教很快为满清统治阶级所接受，成为清朝满族主要的宗教信仰。藏、蒙上层喇嘛在清朝宫廷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在民间，佛教诸神则被纳入到萨满祭祀里。但满族佛教信徒大都居家念佛，很少有出家为僧者。主要供奉观世音等神祇，并到佛寺里礼佛敬香，还愿换锁。
  移驻新疆的满族等旗营（满、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索伦）军民，乾隆后期在伊犁地区相继修建了镇远寺、普化寺、圣佑寺、康远寺、积福寺、靖远寺等9座喇嘛寺庙。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教活动纳入到官府的政治生活中。如皇帝驾崩，伊犁将军便饬令各寺庙喇嘛在寺内定期诵万寿经；皇帝即位，喇嘛需在寺庙里念吉样经祝祷达三天以上；伊犁将军及妻室和领队大臣去世，也要召喇嘛到将军府念经超度，举行各种仪式；将军和领队大臣上任和过寿，也由喇嘛念经祈祷吉祥。喇嘛除按宗教规定念经持戒而外，还在民间红白喜事、头人寿辰、节日和重大事件之日念经焚香，祈祷祝福。遇有灾异疾疫，还要祈祷消灾，举行“抛筐”（送邪恶）仪式和“抢千烛”仪式。“抛筐”仪式，多选在疫病流行、灾祸多起的地方，仪式时，所有的喇嘛先集中念经十几天，以佛力将所有“恶魔邪气”集中在一起，用土或面把这些妖魔捏成形状装入面团制作的“筐”内，然后在喇嘛的主持下，“送邪”仪式开始。人们携各种祭品，将“筐”抬到事先掘好的深坑旁。抛入坑内后，喇嘛亲自跃坑镇邪，众人随其将坑掩埋起来，此即“抛筐”送邪仪式，是新疆满、锡伯、达斡尔族较为隆重的佛事活动。
  锡伯族信仰藏传佛教。早在清初驻防于盛京时，锡伯族在位于今沈阳市内就修建了一座“太平寺”。该寺建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俗称“锡伯家庙”，庙内刻有碑文。据碑文载，太平寺建成后，“从京师虔请大藏经一百零八册，一年四季，众僧聚集一堂，焚诵不绝，永偿所愿..塑立宗喀巴佛、五通天神、四大天王诸佛尊，并增请沐浴经”②。说明清初藏传佛教对锡伯族已有较大影响。乾隆二十九年（1764）锡伯族西迁时，随同4000多军民迁移的队伍里还有几十名喇嘛，一起来到伊犁。位于察布查尔县境内的“靖远寺”，就是锡伯营的喇嘛庙。锡伯族的喇嘛同其他喇嘛一样，主持族内的宗教活动。以前由萨满司职的宗教仪式，多改由喇嘛主持进行。喇嘛们还掌握一些疗病技术，如配制草药、刺脉放血、扎针、推拿、接骨等。不过萨满巫师在新疆锡伯族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达斡尔族也信奉藏传佛教。“达呼尔种族供铜佛一尊，高约八寸，索伦、蒙古、锡伯、巴尔虎各种族亦供铜像，高约三寸，锡伯并祀绸条。”①
  清代新疆的满、锡伯、达斡尔族受汉族佛教、道教的影响，还特别崇拜关帝，视关帝为边疆军民的保护神，在凡驻扎居住之所，皆建庙祭祀，也同汉族一样，信奉娘娘神、土地神、财神、八蜡神、八仙、门神、灶神、刘猛将军等。宗教观念亦如汉族为多神崇拜。
  藏传佛教在满、锡伯、达斡尔族的宗教活动中，多具官方性质，即多在官方的或较正式的、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出现。民间仍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宗教习俗。如祖先崇拜，通常采取家祭形式，祭处朝西方或西北方。尽管所祭祀的氏族或家族的先祖不同，祭祀仪式、祭品、祭器等也有各民族、氏族自己的特点，但家祭始终是以同姓、同血缘为纽带，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萨满教的遗存。崇拜“喜利妈妈”，是锡伯族祖先崇拜的特色。“锡伯并祀绸条”就是指锡伯族对自己母亲先祖的祭拜。“绸条”即“喜利妈妈”，是用长约10米的丝绸绳，上面系许多小弓箭、髀石、箭袋、小吊床、铜钱、各种颜色的布条、小靴鞋等装饰成。平时装入袋里，挂于屋内西北墙角，大年三十取出，全家为其磕头烧香，二月初二再装回纸袋，挂回原处。按习俗，每增加一辈人添一块髀石，生子添小弓箭，生女添布条，娶媳添小吊床。“喜利妈妈”象征着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此外，锡伯族还崇拜“海尔堪玛法”（父系祖先神）、“顾兴阿玛法”（仁慈的男祖）、“吉朗阿妈妈”（仁慈的女祖）、“布尔堪巴克西玛法”（佛祖）等。从这些民族的许多宗教习俗里不难看出佛教和萨满教互相糅合的现象。俄罗斯族是新疆人数较少的民族之一，迁入新疆的时间也比较晚，但对新疆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俄罗斯族信仰东正教。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阿勒泰等地俄罗斯族聚居的地方，都建有东正教堂。信徒们每逢星期日集中到教堂做礼拜，唱圣歌，诵圣诗，听神甫讲经布道。东正教的主要经典是《圣经》和《圣传》。一生中奉行七件圣事，即洗礼、坚振（敷圣油）、告解（忏悔仪式）、神品（按手礼）、圣体血（领圣体礼）、婚配、终傅。洗礼被信徒视为进入基督世界的庄严仪式，在复活节进行。给婴儿施洗时采用浸礼而非注水礼，由教父或教母抱入教堂，神甫诵祷词，浸入水中三次，绕祭坛三周，为婴儿佩戴十字架、取教名。新教徒洗礼后即由神甫行敷油（橄榄油）礼，即可与教徒和神甫同领圣餐（发酵面饼和红酒），行圣体礼。东正教的礼仪中以大祭（弥撒）最为隆重。节日以复活节（巴斯卡节）最为重要，为节中之节，每年春分后第一次月圆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因东正教沿用儒略历，比公历约晚13天，故与天主教、基督教不同，一般在四五月间。复活节前要行大斋戒，斋期49天。节时互相见面致贺：“耶稣复活了”，对方答：“真正复活了”。在教堂祈祷礼拜完毕，即举行欢乐的家庭或集体聚会，每家必备煮好的彩蛋，以象征生命的昌盛。其次是圣诞节，为公历1月7日。
  乌鲁木齐东正教堂建于1906年，伊宁东正教堂建于1915年，塔城东正教堂建于1933年。1925年成立新疆东正教会。先后有约纳·波克罗夫斯基、盖纳特·克拉索夫、费多尔·索罗申科、格里戈里·什托卡尔科、谢拉菲姆、费久申、穆罗江诺夫斯基、索夫罗尼等担任大司祭或司祭。据统计，1931年后，新疆的俄国侨民达万余人，大多数人为东正教正统派。还有一些属于非正统的“克尔加克派”教徒。他们居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关心国家大事，反对科学文化，不让子女上学求知；男子留长须，不抽烟，戒备外人等，但他们的人数很少。①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其他种种原因，现在新疆的俄罗斯族只有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去教堂做礼拜。不过东正教的教义、礼仪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族生活习俗的许多方面，经长期演变，成为民族传统习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