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所谓屯垦文化是指历代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进行屯田戍边时期的农耕文化。新疆的屯垦戍边源自汉代，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屯垦戍边，从政治上讲是为了安边定边；从经济上讲是为了兴边实边；从文化上讲是一种文化交融和整合。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的历史也延续了2000多年，从西汉时期的伊塞克湖地区的赤谷屯田到清代的屯垦戍边、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兵团军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屯垦文化。屯垦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交相辉映，是伊犁地区最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景观。
  屯垦文化当然是一种农耕文化类型，但由于与戍边有密切关系，它也就成了一种独特的农耕文化类型。屯垦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上层官方文化和下层民间文化共存、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并列、城镇文化与乡村文化同在、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互显的多元文化形态。历史上的伊犁地区屯垦文化兴于汉唐，盛于清代，并且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
  历史上，天山以北地区屯垦戍边从西汉在伊犁河谷的筑塞屯田为最早，它也是西汉王朝在西域的最早屯田点。西汉在伊塞克湖东南的赤谷屯田也是较早的。唐代在天山以北地区的屯田范围更广，文献记载的就有轮台、清海、庭州、碎叶屯田等，伊犁及其周边地区也是重要的屯田区域。在整个清代屯田无论从分布区域、屯垦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屯垦的鼎盛期。清乾隆年间在天山南北地区平定大小和卓和准噶尔叛乱后，就在伊犁设置了统辖西域军政事务的伊犁将军。伊犁、塔城、阿勒泰都成为主要屯垦区，屯垦也分为军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多种形式，屯垦的民族除满族、汉族、锡伯族外，还有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达斡尔族等。伊犁地区屯垦文化进入了一个交融、整合的新时期。
  如果说西汉时的赤谷屯田以及汉细君、解忧公主远嫁乌孙是汉文化初渐天山以北地区的话，而西汉在西域设都护府和唐代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设立，则标志着中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在天山南北广泛传播开来。唐代的清海屯田、碎叶屯田（碎叶为安西四镇之一）是天山以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屯田，如碎叶屯田人数达万人以上，屯田10余万亩，地域也从碎叶城扩大到塔拉斯河流域。汉唐中央政府统一西域后推行中原制度文化，册封和授印地方头目，推广汉语文制度等，均是文化上的重大举措。屯田地也成为向四周辐射汉文化的中心。据文献记载，唐代碎叶屯田时就在塔拉斯河流域修筑了巨丽城，发挥着屯田城市的文化功能。
  清代伊犁等地兴起的屯田戍边，不仅是汉唐遗风的继承，而且把屯垦文化推向新的高度。清统一西域并设伊犁将军，清政府的官方文化就成了西域的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在新疆建省后得到了强化。当然，清朝的官方上层文化并非是纯粹的满族文化，而是满汉合璧的文化，推行到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更有了多民族融合的特征。伊犁军府制时，清政府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为最高军政长官，下设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大臣，分驻各地，管理军政事务。而对土尔扈特、哈萨克等游牧部落则实行封王赐爵的扎萨克制进行管理。满洲、蒙古、锡伯等仍实行八旗制。到1884年新疆建省后统一实行州、县制，这完全是汉族的行政管理制度。在语文制度方面，清政府的官方语文也由起初的满文满语变成满汉语文同行。新疆建省后，各种文告一律使用汉、维两种文字，并在各部门配备一定数量的双语人才。当然，推行双语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政令畅通和各民族间的沟通。
  清代伊犁等地的屯垦文化还有一个显著标志是城市文化的出现。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伊犁将军府所在地建惠远城后，又陆续修筑绥定、宁远、拱宸、广仁、瞻德、塔勒奇、惠宁、熙春诸城，合称伊犁九城。惠远旧城毁于河水冲溃和兵火，1883年又易北修建惠远新城。惠远新城是中国传统城堡式城市的格局：城周长5公里，城垣高约5米。城内以钟鼓楼为中心，以直通四大城门的四条大街构成城市基本布局。四条大街上还有48条小巷，组成商业区和居民区。钟鼓楼是一座中国传统风格的三层三檐歇山顶的砖木结构建筑，层檐铺有琉璃瓦，每层12根檐柱绘有花卉等图案，每层檐角均吊有小铜铃。钟鼓楼正东不远处是伊犁将军府旧址，现存府门、石狮、金库、厢房、凉亭等建筑，花园内古木参天，亭台布于其间。花园是典型的仿江南园林式建筑。在伊犁九城中以惠远、绥定、宁远诸城规模较大，曾是天山以北地区商贾云集、物流、人流频繁之地。像绥定城，新疆建省后，成为津商、维吾尔族商人集中的城镇，城内以津商居多，南大街及南关一带皆是维吾尔族商人。
  在屯垦建筑中，筑城而居的还有西迁后的锡伯营驻地，这是按清朝八旗制组成的军民兼用型城堡，八个牛录均是中国传统的能防易守的城堡式建筑。每个牛录的城堡均由高大夯实的正方形城墙组成。城墙上有垛口，并在东西南北砖砌四个城门，城墙周长七八里至十里不等。城内是“牛录”办事机构、巷道式民居以及粮库、兵器库和监牢等。城内还建有关帝庙、娘娘庙等，供祭祀用。无论是官署还是民居，较典型者均为“人”字形大屋顶房，是传统的汉式建筑，不过像靖远寺这样的庙宇更宏伟、气魄而已，装饰上更注重雕梁画栋。
  与官方文化形态相对应的是民间文化形态，这是屯垦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清代伊犁屯垦民间文化是多元的，它涵盖了满、汉、锡伯、维吾尔等民族的民间文化。满、汉、锡伯等民族的民间文化是随军屯、旗屯、民屯的逐步发展扎根于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化则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回屯，整个有清一代未断绝过这种移民，因此，维吾尔族民间文化也开始在伊犁地区传播。在这些民间文化中，因锡伯族基本上是聚族筑城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较多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锡伯族原为打猎部落，但到了明末，已成为定居的农耕民族。乾隆二十九年（1764）锡伯族西迁到伊犁后，如鱼得水，开荒修渠开始了新的农耕定居生活。因此，锡伯族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清代伊犁地区锡伯族的文化相当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传统民居、服饰、食品、婚葬习俗、习惯法、信仰无一不与东北时期的传统文化有渊源关系。锡伯族的马架子屋（平顶房）是其早期的民居，后又出现来兰皮房，即房屋内墙抹细泥上光的民居，以后又有了“人”字形大屋顶房，这是受满汉民居影响的住房。锡伯族民居一般为一明两暗式。为取暖，锡伯族民居内均有三环炕，即由烟道相通的南、北、西相连的土炕，锡伯语称为“安巴纳罕”。三炕用处各不相同，西炕设置立柜等，西墙有立龛，供祖先牌位；南炕靠门处有屏壁，向炕一侧有挂衣帽的挂钩，南炕为长辈睡卧处；北炕为来客睡卧处。锡伯族传统服饰主要是长袍，男女老幼有所不同。一般都为右衽，高领，长及脚面，但年轻女子长袍色泽鲜艳，较紧身，即女式旗袍。长袍有单、夹、棉之分。锡伯族男女还喜穿一种无袖的坎肩，一般为圆领、对襟。锡伯族妇女常穿的鞋主要是绣花鞋，分双梁绣花鞋，单梁绣花鞋等。伊犁地区锡伯族还保留着东北时的饮食传统，如喜食发面饼、鱼炖子、干豆角炖肉、猪血拌肉等。但在与新疆各民族长期杂居中，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传统饮食，像哈萨克族、蒙古族的清炖羊肉和奶茶，维吾尔族的抓饭，回族的拉面，乃至俄罗斯族的西式糕点等也都被融进自己的饮食文化中。
  锡伯族在清代虽然被纳入满清八旗制度下进行管理，但还存在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社会制度，其习惯法、婚丧制度以及信仰均受氏族社会制度左右。锡伯族的氏族社会是一个以哈拉莫昆为核心的社会。哈拉，锡伯语意为姓，哈拉是从同一祖先繁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而哈拉发展至五六代后便分化出若干个莫昆。一般来说，每个牛录都有二十几个哈拉和几十个莫昆。哈拉莫昆往往选举辈份高且德高望重者担任哈拉达、莫昆达（达，即为长）。哈拉达、莫昆达主持制定本哈拉莫昆内的不成文规章制度，处理民间纠纷，惩罚恶人坏事，设立公共墓地，祭祀祖先，修宗谱以及本哈拉和莫昆内成员的道德自律等。如清代佟姓莫昆的习惯法就规定：在莫昆中任何一个抛弃父母、不敬养父母、不养活妻儿、长期在外流浪不归家者，召集莫昆会议惩处，宗谱每五年大祭一次，并增添一次新生子孙等，这是惩罚一切不良行为和莫昆必做大事的条款式规定。甚至萨满教信仰也与哈拉莫昆制度有关。锡伯族的萨满本身就是氏族社会的产物，一般一个哈拉都有若干个萨满，男女均有，萨满都不是世袭的，不允许子承父业。如果在一个家族内有人要学萨满也只能隔代学。除一些先天条件外，成为萨满者并非天启神授，而是后天经师父授法苦行修炼的结果。在一个哈拉内，萨满职责颇为宽泛，脱魂与显灵、禳解与祭礼、治病与占卜、婚丧与节庆都离不开萨满。但是发展到后来，锡伯族萨满的职能也仅剩跳神治病了，这是萨满职能内部分化的结果。
  锡伯族的萨满教信仰一直保留到20世纪上半叶。西迁伊犁之前后，锡伯族均曾信仰过喇嘛教，但居主导地位的还是萨满教信仰。萨满是一位身着萨满神服，身佩神铃、神镜，手持萨满神鼓、神鞭、神矛，癫狂地唱着萨满神歌，舞之蹈之的通神者。现在的人们已无从窥知锡伯族萨满的神服、铜镜、神鼓、神歌的原始形态了，而能见到的只有萨满神歌的文本了。抄写于清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的《萨满歌》发现于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萨满后代中。手抄本《萨满歌》分两册，第一册为《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第二册是《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第一册中神歌由《学萨满时的祷告神歌》、《祈请托里神歌》、《祈请金刀梯神歌》等九部分组成，从内容看是萨满徒弟学萨满时的范本，包括上刀梯等仪式。第二册是萨满跳神治病时唱的神歌。①萨满神歌非一时一世之作，是众多萨满在长期的积累中不断加工的结果。虽然神歌内容都有不同时代的烙印，但原始文化积淀是十分丰富的。锡伯族的萨满教信仰往往与他们的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鬼神信仰相契合，形成博大复杂的民间信仰体系。“喜利妈妈”（氏族及家庭保护神）、“海尔堪玛法”（牲畜保护神）、“顾兴阿玛法”（男祖先神）、“玛法妈妈”（痘神）等构成锡伯族的神祇世界。在清代锡伯族的信仰中，受汉文化影响，出现了关帝、娘娘神崇拜，几乎每个牛录都有关帝庙、娘娘庙。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举行“磨刀节”活动，替关羽磨刀，纪念其忠君爱国精神。
  逢年过节时，那些无子嗣的男女去娘娘庙烧香磕头，祈求子嗣。伊犁地区的屯垦文化无论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化还是锡伯等民族的民间文化，
  均深受汉文化影响，除清政府接受和推行汉文化等因素外，还与汉族屯垦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不无关系。据撰写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二年（1910）间的《伊犁府乡土志》统计，在53000余屯垦人员中，汉族人口约占15000余人，这里包括屯田的农民、经商的商人、各类手工业者。他们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建筑、犁耕技术，各种商品和手工艺，还有信仰、民间娱乐等民俗文化。《伊犁府乡土志》所列举的伊犁地区汉族寺庙就有文庙、武庙、文昌庙、社稷坛、先农坛、祈谷坛、龙神祠、昭忠祠等，遍布于伊犁九城。汉族的年节习俗、社火庙会、戏剧小曲、小说诗词也广泛流传开来。像锡伯族的《三国之歌》等民间文学形式就是在汉文学影响下产生的。同时像汉族的曲子戏博采众长，是吸收融合各种音乐成分最杂最多的汉族剧种。在多民族文化氛围中，锡伯族的秧歌调、维吾尔族汉族合璧的民歌都与汉文化有不解之缘。
  19世纪中叶，随着《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沙俄在政治军事扩张、经济掠夺的同时，又加紧了向包括伊犁、塔城在内的整个中国新疆的文化渗透。俄式建筑、东正教堂、俄国日常用品、俄式服饰等都成了文化渗透中的奇特景观。虽然至清宣统元年（1909）的统计，伊犁、塔城两地的俄国人不过6000人左右，但中西文化杂糅的非有机结合已显端倪。清代宁远城（今伊宁市）北关一带俄领事馆，东正教堂、洋行等俄式建筑鳞次栉比，洋布、洋糖、洋油、洋火等日常用品也充斥到各民族日常生活中。到民国时期俄式连衣裙、手风琴、踢踏舞也首先在伊犁等俄侨集中的地区流行起来。到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时，由于起初的强烈亲苏倾向，俄罗斯文化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风俗、思想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价值观等许多方面。
  清代伊犁等地的屯垦文化中除上层官方文化形态和下层民间文化形态外，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流入文化现象。除一般平民遣犯外，获罪流放新疆的主要是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学人等，被称为遣员。从乾隆朝起至清末流放到伊犁的遣员应有数百人之多。这些人从高位上陡然下落，又非一般的平民，因此很难把他们划入上层文化或下层文化。由于多数人属进士出身，学识修养不凡，可划入士的阶层，流放偏僻之地——犁后有了体察民情的机会，对边疆各民族文化有了切深体会。发配伊犁的洪亮吉、林则徐、祁韵士、吴熊光、徐松、陈孚恩等都是流放伊犁的名人。这些人被流放伊犁后的心情是复杂的，有失意彷徨者，有矢志不渝者，也有躬身于边疆屯垦事业者。无论心境如何，都留下了谪戍边地的诗文，成为屯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洪亮吉在伊犁仅滞留百日，但留下的诗文集就有《伊犁日记》、《万里荷戈集》、《天山客话》、《百日赐环集》四部，其中《天山客话》属伊犁见闻录，记述伊犁风土人情、风物特产、遣员情况等，在清代有很大影响。林则徐流放伊犁两年多，留有日记、诗词、书信等，其中不少诗文反映了林则徐屯田戍边的思想，他本人就积极参加了伊犁垦荒和南八城勘查。被称为西北史地学奠基人的祁韵士流放伊犁三年期间，笔耕不辍，除《万里行程记》、《濛地行稿》等行记、诗词外，主要帮助伊犁将军松筠完成了《伊犁总统事略》这样大型志书，此外自己还著有《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史地著作。十二卷的《伊犁总统事略》对伊犁地区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各民族习俗等都有翔实记载，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徐松获罪流放伊犁期间有机会在新疆实地考察并披阅古籍文献，撰成五卷并附水道图的《西域水道记》。《西域水道记》对西域河流湖泊、地理历史、名胜古迹、驻军屯垦、风物特产均有详细介绍，是流放九年倾其全部精力的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此主要要提一下格琫额撰写的《伊江汇览》这部有关伊犁的方志。这是清代伊犁地区的第一部方志，成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在清代伊犁屯垦文化中，这些流放名人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清代行记、方志、史地著作、边塞诗的开拓者。